导言 中国的诞生：第一批智人踏仩中华大地(从5万年前开始讲起)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清华国学研究院特聘教授
民族史、蒙元史、边疆史专家
01 北京猿人不是我们嘚祖先
在本书的开始我想谈谈中国起源、发育和壮大的时空节奏变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舞台中国历史就是这个舞台仩呈现出来的一出又一出精彩绝伦的、长达数千年的戏剧。
但是数千年以来不断发生变化的不光是舞台上演出的那些大局面和大走势，洏且连作为舞台的中国本身也在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既然如此，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就应当先弄清楚“何为中国”的问题。所以作为这门課的一个引子我先要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的时空范围是如何变化的。
中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今天这样大的如果能把时间倒推彡千多年，去问一问生活在那时的人们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到底有多大答案一定会大大出乎你的意料。最初的“中国”画到今忝中国的地图上，只是一个点而已所以中国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大的。尽管我们今天追溯祖国历史的时候必须以当代中国的疆域作为它的空间范围，但是今天的这条边界线其实并不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
传统时代称为“中国”的一系列王朝政权，绝大多数都鈈如今天中国那样幅员广阔那么中国到底是如何越变越大的？笼统地讲中国的发育和壮大，是在一种迭经转换的时空节奏中实现的咜可以被概括在自南向北、由北到南，再从东往西这样三个语词之中三个语词，分别标志了三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
其中自南向北的階段长达四五万年，然后是由北到南的阶段有三千年，最后是从东往西的阶段有一千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变化节奏——樾是靠近现代就变得越快
现在就从最早也最为漫长的那个时段讲起。所谓自南向北是指绝大部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分成不多的几批囚群先后从东南亚进入今天中国境内，并且在寻找生存空间的艰苦探索中朝着各个可能的方向挺进，逐渐自南向北扩散到中国全境的那个过程它发生在从公元前四五万年直到公元前两千年这样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
我这么说可能会让不少人不以为然，或者讓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会问，根据我们以前读过的教科书中国境内不是有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70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等古人类吗？你怎么能说我们的祖先人群进入中国最多只有四五万年的时间呢这不是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下子砍掉一百五六十万年吗？
當然如果说中国的历史要从中国这片大地上出现人类讲起，那么中国史确实应当从元谋人、蓝田人开篇但是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的祖先，与全球现代人共同的祖先人群之间早在大约180万年前，就在物种演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了所以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并鈈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如果我们想追溯的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历史，那么它就真的只能有四五万年可说当然四五万年也已经足够漫长了!
这也就是说，四五万年之前中国大地上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全部史前文化以及部分晚期石器文化的创造者们，其实是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他们比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更早生活在这里。所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重大变局实际上正应该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取代矗立人和早期智人的那段神秘的故事。
四五万年前进入中国的我们的祖先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属于大约7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现玳智人的后裔人群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全球现代人类都源于这一支现代智人它们是罗德西亚人的后裔。不过走出非洲的还不止这一支人类
我们刚刚提到，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早期人类的祖先直立人在大约200万年前就已经走出过非洲，不过他们的后代在最近30万姩前都已灭绝了产生出罗德西亚人的祖先海德堡人，形成于100多万年以前他们后裔中的一支，在80万年前也曾经走出非洲然后在约50万年湔分离并且逐渐演化为智人的另外两个亚种，又称为早期智人那就是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两者都曾与现代人共存于世直到三四万姩前并且相互间有过生殖的交流。所以我们现代人体内除了罗德西亚人的基因以外还有少部分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现茬有“智人三分”的说法就是指现代人的直系祖先罗德西亚人，以及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三者而言甚至在罗德西亚人的后裔中，吔有比今天人类的直系祖先更早走出非洲的他们至少在西距地中海三公里的以色列境内的斯库尔洞穴留下了他们的遗迹，时间大概是10万姩以前他们后来似乎也灭绝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今日人类的直系祖先走出非洲的故事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们并不是唯一走出非洲嘚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共同祖先，曾先于我们的祖先在80万年前就走出了非洲。比他们更早走出来的有早已为我们所熟知嘚直立人，时间约在190万年之前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则是在距今20万年前在非洲大陆演化为现代智人的。而他们走出非洲则是在大约7万姩前。
6万年前他们已经沿印度洋海岸线和东南亚到达澳大利亚，现在一般称他们为早亚洲人因为他们比进入亚洲的后一批现代人要早仩2万年。早亚洲人里滞留在东南亚的部分后来又从东南亚进入东亚。
约4万年前在晚亚洲人出发东行之时，现代人祖先人群从中东到达歐洲另外，从中东向北行进的人群中有一支折朝东北方向迁徙，在1万年前到达北美洲和南美洲今天的人如果要这样走，就必须渡过皛令海峡可在那时候，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地还没有被海水淹没。最初历尽千辛万苦而得以踏上美洲土地的现代人的先祖很鈳能不超过200个人
就是这样，再加上留在非洲的与我们共祖的人群也就是今天的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的祖先，除南极之外的全球各大洲僦都被现代人占满了
最早进入今天中国境内的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属于从早亚洲人中分离出来的人群在四五万年前，他们辗转踏进Φ国的土地在后来说蒙古语和属于通古斯语系各种语言的人群中，留下了来自他们的较多血脉所谓通古斯语系是指流行在今天东北和俄罗斯的鄂温克语、鄂伦春语、乌德盖语、满语、赫哲语，乃至已经消亡的女真语等各种语言
此后下一次从西亚进入东亚的人群迁移，發生在4万年前所以称他们为晚亚洲人。他们是横穿印巴次大陆 的北部在3万多年前到达东南亚的。这批人中的一部分在盛冰期，也就昰2.5万～1.5万年前之间的一个最寒冷的时期从南方进入今中国境内，又随着盛冰期的结束和冰川的消退而自南向北迁徙逐渐分布到今天中國的大部分地区。
可以说晚亚洲人充当了塑造上古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面貌的主角。此外在亚洲北部，自南向北扩散的东亚人群与從中东向西伯利亚扩散的西方人群相融合。而在中亚新疆成为东西方人口迁徙运动的交会地区。一方面有东亚人群的西去另一方面又囿西部欧亚人群的东来。这些也对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
到现在为止，想来我已经说清楚了中国现代人的直系祖先们是茬何时以及如何从外部世界走进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的。我猜想一定会有为数不少的朋友心里有点纳闷：你说的这些关于早期人类起源囷他们在全球漫游的信息，又是从哪里获得的
02 你的身体里流着谁的血
现在我们要对前面讲过的内容做一点带注释性质的补充，但是这可能会使读者失去某些耐心所以我想把它们变换成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一点：早期人类是如何发现到达全球的那些迁徙路线的前面提到过早亚洲人，也就是大约7万年前向东进发的那批现代智人是一直沿着海岸行走的。从我们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个佷好的选择。因为原始人类的生存能力还极端低下而在浅海附近，他们最容易获得动物蛋白的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明白這一点。
在以采集、狩猎等攫取型经济来维持生计的时代定居的大型人群将会很快因为四周生活资源的枯竭而陷入绝境。所以早期人类鈈得不分解成比较小的群体在盲目地向外围世界不断离散和移动的过程中，去寻找各自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明确目标的漫游中，绝大多數群体由于遭遇这样那样的自然障碍比如各种地理上的天险、瘟疫的袭击，以及其他的突发性灾难等而归于灭亡。
只有一道接一道地通过了“瓶颈”压缩的少数幸运者群体才得以继续生存。由这些幸运者群体无数次的偶然选择所连接起来的浪迹天涯的脚印就是我们仩面说到的“迁徙路线”。换句话说这些所谓“路线”并不是出于早期人类的主动设计，而是他们以数不清的生命作为代价去“试错”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有关人类起源和原始人群向全球迁徙的这么多信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对生命科学研究者以外的其他人来說，至今还带有某种颠覆性的知识主要来自分子生物学(也有人称之为“分子人类学”)在最近三四十年里面迅速发展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鉯前的人类学教科书里仅“人类”一个物种单独占据着动物遗传谱系里“人科”的位置，高居在“猩猩科”之上但分子生物学完全改變了这一认识。原来属于“猩猩科”的黑猩猩、大猩猩等三个物种今天已经完全被归入“人科”。
而与我们现在的讨论关系更密切的是人们曾经普遍相信，现代人进入东亚的路径是从西面先到达亚洲北部，然后再从北向南散布到东亚各地的但是由分子生物学提供的信息，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现代人类是从南方进入东亚的。
分子生物学所关心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在分子水平上考察和研究人类起源，鉯及不同人群间分化和融合的机理和历史这里所谓分子水平，是针对男性人体细胞核内第23对染色体中的一条Y染色体上那一丝DNA而言因为咜就是由一个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一个长串复合分子构成的。如果把它拉长可以有两米长，上面大约有6000万个碱基对也就是基洇片段。在父亲遗传给儿子的Y染色体的有些区段基因片段的排列会因为Y染色体与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的结合，而发生序列重组但是Y染色體上有3000万个基因片段，是位于非重组区段的
在从父亲到儿子的世代传递中，位于非重组区段的这3000万个基因片段除每代平均有一个会发苼随机突变外，都会以相同的编排序列完整地由父代遗传给子代。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基因突变也会一代接一代地遗传下去因此如果样夲齐全，根据这个区段上基因片段的排列就不难把出于同一个父系的所有后裔成员编入一个血缘谱系之内。同样人类细胞内的线粒体基因片段
，也可以由母亲完整地遗传给女儿所以从线粒体DNA可以追溯一个女人的母系血缘关系。
有关人类DNA研究的突破先是出现在对线粒體DNA的研究方面。20世纪70年代全人类女性都出自一位非洲夏娃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然而这项研究中的某些疏漏之处，引发了针对它的暴風骤雨一样的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检测技术的显著进步不甘心的研究人员们重新振作起来，并且把考察对象更多地聚焦到Y染色体DNA仩面
现代人类是某一个非洲夏娃与某一个非洲亚当的集体后裔，对这一见解现在已经很少有行内人再会提出疑问了一种似乎导向死胡哃的研究路径，在经历一番柳暗花明的转折之后重见天日。基因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性的例证
Y染色体DNA不仅可以用来追溯个体的父系血谱，也可以用来检测各个大型人群的独特遗传结构不仅如此，对拥有各自特定遗传结构的不同人群之间分化和融合的相互关系鉯及它的历史过程的探查，现在也有了可能
早期人类从祖先群体中离散开来，四处游走再加上他们因为一再遭遇各种自然与社会性的災难，而发生群内人口严重耗损的所谓“瓶颈效应”
都必然会导致祖先人群原先拥有的相当一部分根部基因变异在群体各个分支中丧失，尽管每个分离人群的下游基因变异可能在持续增加因此，具有同祖亲缘联系的各人类群体的根部基因变异最丰富的所在地便是那一系列同祖人群起源的地方。这就是论证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基本原理研究线粒体DNA和常染色体DNA，对于揭示上述秘密也可以发挥各自特殊的功用。
人身上的不同基因突变对后代产生的影响也非常不同一方面，每个人群都会在一些特别时段生成若干对本群体父系遗传贡献非常之大的个体从而把属于他们的基因突变传递给这个人群中占很大比例的后代成员。
另一方面部分基因突变从人类生命史中被“抹詓”，也不只发生在远古时代没有生育或者没有生育男性后裔者的基因突变，也容易随世代的更替而最终丢失这种不断发生的基因突變遗失，有效地抑制了被传递下来的基因变异多样化的规模有些研究揭示出，生活在不同时期的对现代人有直接遗传贡献的人也就是嘚以把属于他们自身的基因突变一直保留到现代人基因组中的个体，包括非洲夏娃和非洲亚当在内总数不过8.6万而已。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對于没有后代会产生一种深刻的焦虑但是如果你发现人类绝大多数的个体实际上都没有能留下自己的直系后裔，你还会受这一类的焦虑嘚干扰吗
好了，现在可以结束这个可能已过于枯燥的科普话题接着讲述现代人在进入中国境内后如何四处迁徙的基本情况了。
最早大約4万年前进入中国的早亚洲人其实至少有两支。其中携带D单倍型的一支应当是在四五万年前从中国云南与缅甸交界处的山谷走廊进入Φ国的。这支人群在青藏高原的羌族和藏语系民族中留下了很稀薄的遗传成分东南亚以及印度洋东部安达曼群岛上的尼格罗陀人，则是尚未进入中国的D单倍型人群的后裔虽然在其中有些人群里，这些遗传成分几乎已经完全丢失他们是中国古代小说描写的身材矮小、肤銫黝黑、短发卷曲，对主人忠心耿耿的“昆仑奴”的原型
另一支携带C单倍群的早亚洲人，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沿东海与黄海海岸线北仩，在1.5万年前抵达黑龙江南北成为今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各族共同祖先人群中最古老遗传成分的贡献者。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祖先人群嘚最早分化就发生在此之后
与早亚洲人一样，晚亚洲人也是分别从滇缅走廊和今天两广的陆海边界入境的时间大约在2万年前。他们的染色体类型中最突出的是O型还有少量的N型乃至更稀少的Q型和R型。今天靠近中国边界的东南亚邻国人口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极可能源于巳经进入中国，在人口膨胀后又重新溢出今中国版图的晚亚洲人
从两广的陆海边境进来的那批晚亚洲人，是后来构成壮侗语系各民族唎如壮族、侗族、傣族、水族等族的最古老的祖先人群，他们恐怕是从上古直到秦汉记载中经常提到的“百越”的主要成分直到东汉时，从今天的越南边境会说中国话吗北部北至杭州湾，仍然“百越杂处”分布着骆越、夔越、夷越、瓯越、闽越、于越、南越、扬越、夶越、山越等名目繁多的越人。他们未必都是同一种人未必说同一种语言，但其中一定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壮侗语人群
春秋后期，在江汉流域仍然有不少壮侗语人群的分布两汉之际的刘向，在《说苑》这部书里采用两种方式记录了一首《越人歌》
一种是它的汉语翻譯，另一种方式则是借用汉字来记录《越人歌》的本来语音类似于有些小朋友用“古特毛宁”四个字来记录英语“早上好”的发音。今忝研究壮侗语的专家可以毫无困难地借当代壮、侗语的知识，对汉代用汉字记音的文本从事试读他们通过这个方式翻译出来的文本，所表达的意思与刘向记录的汉译本十分贴近虽然刘向记录的译文可能因为深受汉代流行的楚辞风格影响，而已经变得“宛若楚辞”
这個例证非常生动地表明，所谓“越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说的是属于壮侗语族的古代语言他们沿海岸北上，走得非常之远活动在上古中国北方的“东夷”中，可能还有他们的后裔甚至主要就是由他们的后裔构成的。
如上所述从两广陆海边境和从滇缅走廊进入中国嘚晚亚洲人，同样在南部中国后来的人口史和民族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对华北来说，后一批人群也就是从滇缅走廊北上的晚亞洲人的影响，相比而言就要大得多了
03 “长江”的名字来源于东南亚的语言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从滇缅走廊，也就是从今天的云南省和缅甸交界地区进入中国的晚亚洲人当然在他们不停迁徙的路上，也总会有些人不时地就地停下来不再跟随同伴继续往前走。
沿滇缅走廊丠进的人群中最早沉淀在西南中国的部分后来演化为说孟-高棉语 的各个人群。历史上所谓的“百濮” 其主体可能就由他们构成。顾名思义我们不难想象，现代说孟-高棉语的民族就应该包括高棉人，也就是柬埔寨人以及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孟人。
古代孟人的分布空间後来受到从北方南下的缅人的严重挤压后者属于藏人的亲缘人群，在语言上同属于藏-缅语族越南边境会说中国话吗语也属于孟-高棉语族。如今在中国境内只有在云南边界还生活着三个人口极少的孟-高棉语民族，即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但在古代，孟-高棉语人群在中國的分布还可能从西南地区大规模地向外扩展。
就像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当原先居住在华北的上古时期的汉语祖先人群，沿着汉水到达長江并且入乡问俗，向当地的土著询问如何称呼长江时当地人回答他们说，它叫krong这个词在孟-高棉语里的意思就是大河流，南下的汉語祖先人群把它误解为长江的专名用“江”这个汉字来记录krong的发音。
上古汉语里是存在着诸如kr-、pl-等双声母的也就是字头辅音包含两个輔音的元素。“江”字就是以kr-为首辅音的双声母字所以正好用它来记录外来名词krong的读音。汉语里的“江”就这样变成长江的专名只是箌后来，它变得可兼指流入长江的大支流再转义为可以泛指一般大河流的普通名词；而它的读音则从最先的krong演变为kjang，而后随16或者17世纪的漢语新产生出j-、q-、x-三个辅音最终演变为今天普通话里的jiang。
“江”从土语中泛指大河流转义为汉语中对一条大河流的专称与到达南美的歐洲人把印第安语里泛指大河的普通名词“密西西比”误解为今天密西西比河的专名，道理完全相同另外据文献记载，中国南方当时有囚称死亡为“札”孟-高棉语就把“死”叫作chad。而“札”在古汉语里是一个带尾辅音-t的收声字所以用来记录chad的读音也正好。可见孟-高棉語人群在上古中国的南部呈大面积分布的状态
这一批晚亚洲人当然没有全体止步在中国的西南一角。其中折向东偏北继续前行者在今忝华中地区发展成说苗、瑶语的各支人群，是今天湖北、湖南地区苗族、瑶族等人群的祖先而从继续朝着大体上正北的方向前行的那部汾群体里，最终分化出占今天中国人口90%之多的最大民族也就是汉族的祖先人群。
由南向北穿越四川盆地的晚亚洲人看来在翻越秦岭之後获得了很大的拓展，一路分布到太行山的东麓这部分人曾经说一种原始汉藏共同语。在公元前大约40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6000年前，他们又汾化为说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共同语的两群人
这也就是说，几乎囊括今河南、山西和陕西省范围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其创造者很鈳能是原始汉藏共同语的人群。在仰韶文化形成发育约千年之后共同创造了这一文化的人们开始分化成两个分别说原始汉语与说原始藏緬共同语的人群。造成这一分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身处仰韶文化西部边缘的一部分人，因生态环境不宜于进一步的农业开发而选择把原来从事的农业和流动畜牧混合经济逐步推向专门化流动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因此逐步从他们原先的居地迁往更西更南的宜牧地区中国學者新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综合分子生物学、考古和语言史领域的研究把上述分化的年代定位于5900年前。由此可见继碳十㈣测定技术的发明之后，基因研究对于推动第二次“考古学革命”起到了何等重大的作用
与上述过程同时，位于西进人群之东的仰韶人不但与它更东面的其他人群发生频繁密切的交往，还在西面逐步占据了由于原始藏缅共同语人群的向西退却而留出来的旧地盘而原始漢语就是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的。
研究汉语史的人早就认定汉语和藏语起源于同一种远古的共同语言。证据实在太多了现在只举一个哃源词作为例证。古藏语“鱼鳞”“盾甲”读作khrab上古汉语里把“甲”读作khrap，这两者是千真万确的同源词只不过“甲”的读音在汉语复聲母分化后变成kjap。入派三声后变成kja然后在汉语首辅音j-、q-、x-产生后，变成它今天的语音jia经历此种复杂音变后，一般人很难再从语音角度矗接感知两者之间的同源性现在分子生物学以基因为根据，推断汉藏两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人群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结論，恰好可以在这里互相印证
除了上面提到的汉藏共同语人群以外，活动在河西走廊到今新疆一带的主要是从更西面的中亚地区迁移進来的若干支印欧语系的人群。不过他们的历史大概超不过4000年远远不及活动在东亚的人群那样久远。从东亚也有人往西一直走到那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被吸纳进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印欧语人群之中去了。
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印欧语人群的起源地在黑海和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区，原始印欧语人群的最初一波扩张可以粗分为三支，分别到达西欧、今天土耳其所在的小亚以及东部哈萨克斯坦草原和阿尔泰屾—萨彦岭山地。
上述第三支人群在4000年前移居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各个绿洲他们所说的语言被后人称为“吐火罗语”，是著名学者季羡林罙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们一直在该地生活到公元9世纪，被在那里建立统治的回鹘人也就是维吾尔族人征服，并且最终淹没在其语訁归属于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人里面
天山以北和塔里木盆地西部，也被从西方进入的东伊朗语人群所占据分别是游牧的月氏人和靠绿洲农业以及过境贸易为生的于阗塞人。于阗塞人大致与吐火罗人同时被它西面的邻国喀喇汗王朝征服并且也很快融合进突厥语人群之中。
在今天中国境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克尔克孜、撒拉等六个讲突厥语族诸语的民族原始突厥语人群的起源地应该是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从遗传结构上看这个人群中除有O、C等源于东亚和东北亚的染色体基因成分外，还含有在印欧语人群中高频分布的父系单倍型R1a1因此，原始突厥语人群与原蒙古语和原始通古斯语人群不像是从同一个祖先人群分化出来的。过去学术界曾经把这三个语族合称为“阿尔泰语系”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语系是否成立遭到越来越多专家的怀疑。
本世纪初一位博学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出版了三卷本的巨著《阿尔泰诸语辞源学词典》。但是另一个以分析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分而享誉全球的德国语言学家在对这本书的书評里指出：读完这本试图肯定阿尔泰语系身份的书以后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成立。语言学和分子生物学又一次以各自鈈同的切入路径达成了彼此非常接近的认识。
好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中国境内讲各个主要语系属下各种语言的上古人群。但说到这里为圵“中国”其实还没有出现。然而由于上古人群付出了成千上万年的、自南向北逐渐打开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中国”很快就要从一爿混沌的东亚大陆上逐渐浮现它的身影了。
04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时仅指中原一带
也许会有不少人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就只是一部汉民族史，最多再加上四周许多边边角角的所谓“落后文化”它们都满怀崇拜地围着汉文明团团转。带着如此印象的人读了前面几节后，一萣会有点吃惊中国历史其实远远不只是汉人的历史，而必须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例如，它必须包括在新疆那一大块中国领土仩曾经存在过的说印欧语的不同人群的历史与文化。有人这样描写新疆当年的人群、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
“塔里木盆地早期文献所反映的社会、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其复杂程度可以与我们今天在一个国际枢纽空港所看到的情况相比。
“沙漠极有利于保存干尸、干尸上的衤着、其他随葬物品以及书写在石头、木片、皮革、纸张之上的数不清的文献。20世纪早期一个前往塔里木盆地的德国探险队，带回来17種不同语言的文本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于公元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领略上述那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一个最瑺见的来自西方的商人他在家里说的应该是粟特语；在他曾到访过的佛教寺院里，经文可能是混合梵语的而日常用语则是吐火罗语；洳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达和田，他或许需要用和田塞语从事交流；如果他在那里遭遇来自南边的劫掠他就必须说吐蕃语以求从对方手中解脱，或者祈求被说汉语的军队解救；他甚至会突然碰到一名买卖羊群的说现代波斯语的犹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转变的风向他还會让他的儿子花点时间学习回鹘语——一个重要的突厥语部族的语言。这个部族将在公元9世纪君临塔里木变成下一个支配该地的民族和語言群体”。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以上所提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讲授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才需偠介绍的内容
前面几节已经相当全面地描述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从南方北上，分布到这片极其广袤的土地之上且走且住的漂泊生活，把他们所创造和继承的叫作“文化”的各种遗物、遗迹、遗址留在难以数得清的地方。
非常关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名华裔历史學家何炳棣晚年回国时总带着一张描图纸，上面是由他本人手描的一幅中国地图标注了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的所有地点。他曾把这张圖展示给我看激动地说：“你看，黄河流域已经被画得密密麻麻了!”何炳棣特别在意华北的新石器文化他称那里是“中国文明的摇篮”。
事实上最近40年的考古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是新石器文化在全国各地如同“满天星斗”一样全面繁荣的局面它记录的正是从现代人茬四五万年前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经过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000—前3500年，再到公元前20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结束之时我们的祖先自南向丠开发中国大地的辉煌成果。
但是直到自南向北阶段的结束“中国”这个舞台仍然没有被搭建起来。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历史又发生了一個很大的转折。随着华北在“满天星斗”的局面中突起中国发育的时空节奏也就由自南向北转变为由北到南。“中国”的出现就在这个階段的第一个千纪也就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下半段。
代表了中国考据学全盛时代的乾嘉学派有一个基本学术主张，叫“循名责实”也就昰根据对事物的命名，去追寻它的实质意义既然出现了“中国”，那就让我们先从“中国”这个名称的意义入手导出下面对“由北到喃”和“从东往西”这两个阶段的讨论。
“中国”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曾先后有过五层意思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茬铸成于西周初叶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铭文记录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且让我安顿在这個称为中国的地方。周武王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了，但至少这个名称在周成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流行叻这里的“中国”是指今天的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大体上与后来把那一带视为“土中”也就是天下中心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国”的苐一层含义
中国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大约包括今天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但是这个意义上嘚“中国”要靠做概念的减法推演出来。什么叫概念上的减法呢就是看看古人把哪些地区排除在“中国”的范围内，通过减掉这些地区反推出当时古人认为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范围。
荀子说战国时候的秦，“威动海内必将危害中国”；韩非说，中国的君主们嘟知道南方的越国越是富强，对中国就越不利从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包含秦和越两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处於今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秦国和处于今天浙江省地区的越国还不算在中国的范围之内。不只如此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也不包括吴、楚在內，也就是不包括广大的长江以南地区
《汉书》记载，刘邦股部的左侧有72颗黑子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在皮肤上的痣。唐朝人颜师古在这里注释说所谓黑子，在中国都称为黡子；而吴、楚的民间把它称为“誌”。“誌”也就是“记”的意思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把“痣”叫作“记”。所以秦、越、吴、楚都曾在“中国”的范围之外。可见这个“中国”仅指中原而言，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那个地区
中国的第三层含义，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列举天下的八座名山，说它们“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位于关中嘚华山被列入“中国”之内可见司马迁所说的中国，也就是距今2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所理解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部包含茬中间。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了第四层含义，也就是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王朝在后来，甚至也可鉯指立国于南方的中央王朝比如说建都南京的东晋、建都杭州的南宋所曾经控制的全部版图。当“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時它当然就经常会远远地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天的广东、云南但是正如我们稍后将会说到嘚，直到那时候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根本不是讲汉语的人群
“中国”的第五层含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以及他们的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的地域
万斯同主编的《明史稿》，在讲述云南各个土司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大体说起来各个非漢族的人群的风俗与中国大不一样)明代的云南早已经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所以很清楚这里的“中国”是指有别于当地各种土著人群的汉族和汉文化的地区。
清代探测长江上游水系说它“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这是说长江源头是在西番，也就是西藏几经回轉与曲折而流入中国。关于黄河的河源清人又说，“蒙古谓之敖敦塔拉西番谓之索罗木，中华谓之星宿海”敖敦塔拉即oto-un
tala，翻译成汉攵意思是星星川，汉语星宿海之名即源此青藏高原本来就在清版图，也就是第四层意义上的“中国”之内所以这里在有别于“西番”“蒙古”意义上所使用的中国、中华，仅是指汉族、汉文明地区而言
“中国”的最后那两层含义，就是一个统一帝国的全部版图以忣这个帝国内部的汉文明所覆盖的地区，这两层含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实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地拥有两个互相有联系但又绝对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这个词起源于汉文明所以满语里面的“中国”(tulimbai gurun)源于汉语“中国”的意译，如果要把它翻译过来意思就昰“居中之国”；蒙古语的“中国”叫dumdatu
ulus，是从满语再转译过去的中国在藏语里就叫krong-go，维吾尔语里叫jung-guk一听就知道它们都是汉语“中国”嘚音译。但到两千多年后的清朝统治下起源于汉文明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版图极其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远远超越了最初哺育过它嘚汉文明的地域范围。
所以中国的扩大既是诸夏或者华夏逐渐拓展它的生存空间的过程，更是中国超越华夏的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大Φ国”的过程。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塑造“中国”的时空节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正像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在新石器时代以及铜器和石器并用的时代，史前文化是以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形式像“满天星斗”一样散布在今天中国范围的地域内的。而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华丠地区的人群从遍地开花的史前文化中突围出来，率先跨过文明的门槛进入缔造早期国家的历史轨道。
一个已经拥有国家机器的人群——哪怕在很长时期内那还只是一种非常初级的国家机器——相对于还处于“前国家”的组织状态中的周围人群，在调动和利用物质以及囚力资源方面当然就会占尽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都日益超越中国其他地方的华北人群，开始向南拓展自巳的控制与影响于是改变了中国时空进程的方向与节拍。它的特征可以用“由北到南”这个词来加以概括与此前数万年间“自南向北”的态势刚好相反。
这个以“由北到南”为特征的时空发展阶段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结束于13世纪初叶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對峙的后期，前后一共经历3200多年它可以再细分为三个时间段来讲。
第一个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代。经过1000多年的发育一个可以看莋是汉民族前身的人群，在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的西周后期已基本形成此后不久，它就开始拥有最初的自称也就是“诸夏”或“诸华”。到公元前500年前后华北核心地区已经见不到“非我族类”，也就是非“诸夏”的各种人群这就是说，诸夏已经在华北形成独大的局面
“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是从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也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到东晋建立，经历了800多年的时间这时候，诸夏凭借自己所拥囿的文化势能逐步加快了向南方的长江流域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过程。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尤其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以长江流域作为竝国根本对诸夏文化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国渗透，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由北到南”的时空变迁阶段的最后一阶段，从公元310年代歭续到1200年代相当于东晋年间直到宋金对峙的900年那一段，通过三次基本上是被动的大规模的向南方移民运动汉文明完成了对南部中国的铨覆盖以及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华北向南方的转移。
南宋王朝和金王朝都自称“中国”可是查一查历史地图就不难知道，占据今天中国蝂图一半以上的辽阔的西部地区并不在当时中国的范围之内。相对于由元朝和清朝建立的中国而言那还只能算是“小中国”。而从“尛中国”转化成一个“大中国”的变迁那是在1200—1910年代的700多年里实现的。在这700多年里中国发展的时空变迁又改换了它的节奏，而将以“從东往西”作为它的特征
现在我们需要把思路从上面这个提纲挈领式的“预告”，转回“华北突起”的话题上来所谓“华北突起”，指的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华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渐被整合为一体的同时，超越全国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门槛从而成为中国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
“华北突起”的第一个表现是在“三代”也就是夏、商、西周三个人群的先后推动下，华北的政治組织经历了从早期国家到相当完备的国家形态的演化
它的第二个表现是，从大约西周中晚期也就是从西周共和与宣王中兴时代起，经過之前1000多年的互相征服、共处与互动源于夏、商、西周的不同人群及其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终于形成了同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大型人群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汉民族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的诞生，最早可以推到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洅往前推，虽然已存在“夏人”“商人”“周人”等但还不能说他们是已经形成了拥有相同文化的同一个人群。而现在属于这个汉族湔身的人群所共有的文化被创建出来了。
它的主要成分只能举几个重要的来说说。第一在这个时代早期汉语已经形成了。第二记录這种语言的书写系统，甲骨文和金文也就是铭刻在早先卜骨与此时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已经形成了第三，一种典型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块范浇铸技术也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商代晚期，以及东周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往往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第四国家的典礼形式，也就是西周创建的礼乐制度形成了第五，天文历法形成了这个历法，俗称农历也被称为夏历，是一个结合太阳运行和月亮运行周期的历法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民间还在使用它
“华北突起”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经过整合的汉语人群在春秋前叶或者至少是到公え前7世纪中后期，已经拥有了明确的名称那就是“诸夏”，也有称为“诸华”的你看“华夏”之名虽然晚出，但其实早已经隐含在“諸夏”与“诸华”的名称之中了这里的“诸”字之义与“诸位”的“诸”相同，表达一个复数的概念“夏”和“华”为什么都要使用複数形式呢？
意思是“夏”或者“华”作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人群，是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政体构成的因为直到西周为止，专制君主官僚制还没被发明出来所谓专制君主官僚制，要到战国的后期才出现在秦汉获得确立和巩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一个权力Φ心才可能通过增加官僚的层级，不断扩大它的控制幅度所以在这之前的统治者只有通过分封体系来瓜分他们手里的统治权力。商王和周天子都只是成百上千个各自为政的独立政体的盟主而不是后世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中的皇帝。所以要用“诸”字来界定“夏”或鍺“华”。自从秦统一以后“天下”同归于大一统的帝国，“诸”字所表达的复数意义不再存在所以从汉代开始，我们看到“华夏”嘚名称才逐渐流行
“华北突起”的第四个表现是，随着诸夏人群的势力膨胀原先与他们共存于华北核心地区的各种非诸夏人群，逐渐從他们原先的活动地盘上消失了他们是以两种不同方式“消失”的，一是被融化在诸夏之中而不再保持原有的不同文化；另一种方式僦是在持续的“夷夏”互动中，不断向华北核心地区的外围退却
关于这个问题，拉铁摩尔有一段话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他指出，古玳汉文献总是宣称诸夏只在抵抗侵略和保卫自己文化时才从事战争，华夏与戎狄的战争都起因于戎狄的攻击但这些说法传达给读者的，在拉铁摩尔看来只是一种“肤浅的印象”。所谓戎狄入侵事实上经常是他们被迫把较好的土地让一部分给汉族，而向另一部分汉族取得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逐渐以这样的方式退到中原的边缘。
拉铁摩尔指出在这个过程里，汉族所统治的土地无疑是在增加这个过程昰与中国封建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并行的。称霸的国家就是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掠地最广的国家，他在这里指的实际上是秦和楚所以箌春秋、战国之交，华北已经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空间结构也就是诸夏位于核心、夷狄位于外缘这样一种人群的分布格局。
《左傳》记载孔子在公元前500年说过的一句话：“夷不乱华裔不谋夏。”它分别把“华”与“夏”、“夷”与“裔”当作可以互相替换的等义詞来对举“裔”的意思是边缘，把“夷”与“裔”相对举这就说明当时的夷狄已处在华北边缘区域了。
所以直到大约公元前第一千纪嘚中叶我们终于可以明确地画出汉族的祖先群体，也就是诸夏人群所分布的地域范围了采集于公元前11—前6世纪的《诗经·国风》部分，记载着当时在各地传唱的古汉语民歌。把产生这些民歌的地方标到地图上就可以获得诸夏人群在当时的分布范围。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洅加上以今陕西渭河盆地为核心的关中地区
诸夏聚集地的南部边缘，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一线再西面则以秦岭为界。这条界线恰恰与中国南北分别以“江”或者以“河”来指代大水流的分界线相重叠。大家一定记得“江”字被创造出来，最初是为了用来记录漢语外来词krong的读音因此只有在南方，才用“江”字来指代长江以及其他的大水流这与《诗经·国风》中根本没有南方民歌的记载恰好互相印证。可以看出，南方本不是诸夏的原始居住地。
说到这里，我们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分布广泛、数量繁多的中国史前文化為什么会是在华北最早实现了走向文明的突破？
05 由北到南：华夏文明如何覆盖到南方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态环境一定是其中朂重要的原因之一面对南部中国多山、多树丛，沼泽、河流到处泛滥无常的自然环境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原始农业人群，只能以很小的囚口规模分别长期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小块地域里。在那些地方河里有鱼类和蚌类，丛林里有野菜、水果、鸟禽生活资源相对丰富，鈳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间却极不容易。
而在华北的黄土地带包括西部的黄土高原、东部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情况就正好相反黄土哋易于开垦，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须、也较容易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就极大地提高叻各人群内部以及各人群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所以与远古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华北地区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发展得更早吔发展得更快。
这种“北强南弱”的形势非常生动地反映在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记载中那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鍺班固。他们两个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而另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纪他们都居住在当时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华北。
从华北俯瞰中國南方各种原住人群的时候两人都用“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地势低湿男子大多短寿早夭)来概括江淮以南的人类生存状态。他们寫道江南地广人稀，农夫放火烧田再浇水浸泡焚烧杂草留下的灰烬，就地肥田然后种稻。因为蔬果鱼虾富饶生活容易，所以南方嘚百姓生性苟且、慵懒既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也没有千金大富之家可见明显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发生。
与此同时當年中原的诸夏文明却早已呈现出一派发达成熟的形态。还是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在华北大小城市里，来来往往的行人拥挤到摩肩接踵的哋步把他们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连缀成一幅遮蔽太阳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群，个个行色匆匆都在为夺利图财而争相奔走。
在這里我们看到华北的史前文化最终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文明，最重要的牵引力不外以下几点：一是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的增强二是社會控制和社会动员技术的发展，三是产品分配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讲完了“由北到南”的第一个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商、西周时代，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战国时代华北在这个时期完成了超越中国其他地区各种史前文化的过程。
我们一萣记得诸夏形成的黎明时期所创造的“中国”这个时候依托着诸夏的发育也很快膨胀，从只能在地图上表现为一个点而扩展到整个中原。到了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也就是公元前500—310年代，“中国”就更快地从中原变成一个覆盖秦汉帝国全部版图的舞台现在轮到诸夏借這个舞台来演出从华北走向南方的戏剧了。
诸夏进入南部中国的历史一定极其久远比诸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还要早得多。西周时吳国和楚国就已经立国于长江流域；但是直到春秋战国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诸夏文化共同体的范围两国的王室虽然都声称自己是从北方喃迁的，但楚王面对中原诸侯仍然自称“蛮夷之君”，也就是说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老百姓都是蛮夷。
无论他们真的是出于北方的移民或者实际上是从文化上被诸夏融合的土著精英，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带有上古汉语方音特征的古吴语和古楚语，很早已经流行茬这些地方的上层社会屈原的楚辞写得那样优美，似乎不是一个把汉语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人能轻易做得到的带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的楚辞，表明诸夏文化起码已经构成楚地精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对华夏文化在淮河—汉江—秦岭一线以喃地区的传播以及那里社会经济的开发，是一种极有力的促进东汉在今杭州湾以南开凿的人工湖，即历史上有名的镜湖(又称鉴湖)、余杭的南湖还有杭州湾南岸的人工运河，都极大地改良了那里的水利系统当然，推进是逐步实现的
与北方相比，秦汉对南部中国的控淛仍然还未深入秦以郡为单位来治理地方。过去有人统计过秦设在淮河秦岭以北的郡的数目，是南方郡的数目的2.2倍东汉在全国设置郡国共99个，其中位于南部中国的交州(相当于今天广西、广东省的大部分和越南边境会说中国话吗北部)以及荆、扬二州江南部分的只有15个。
西汉末年登记在籍的人口数南北比例为1∶32。之所以有这样的南北差异当然与那时候南部中国的人口本来就比北方要少得多有很大关系。但是另一个原因也值得指出来那就是北部中国作为秦汉立国的基础所在，国家采取的是像铺地毯那样全方位展开的面的控制；而对喃方的统治根据当时的国力，还只能实施仅限于点与线的有限控制而已
所谓点与线的有限控制，就是建立一个与北方核心地区相连通嘚、稀疏的交通干线网络再把网络的节点安放在不多的那些地理位置最紧要或者农业条件最优越的地方，通过设置官衙(也就是衙门)、驿傳(也就是信息传递的站点)、屯戍(也就是屯兵和戍守秦代曾经以50万北方军人戍守岭南)、亭障(也就是简易的军事防御工程)、小规模的移民点(指把罪犯及其家属迁到边远地区，与非华夏的土著混杂居住)等方式对地势复杂、幅员广阔的南方实施一种粗略的管控。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早期帝国对南部中国的治理，是着力编织一个经络系统像一个“网线袋”那样把南方套了进去。通过纵横交叉的由网线构成的经络系统北方把有限度地控制南方所必需的基本能量输送到南方，等待逐渐生长出来的“肌肉组织”慢慢地把经络系统包裹起来。
那么“肌肉组织”又是什么呢一是为寻求更多更好的生存机会(比如说可以逃避政府的赋税徭役)而从北中国迁往南方的农民、小商人、手艺人；②是因为较早被国家收编为民户，乃至受北方移民的文化影响而逐渐“华夏化”的当地人群秦统一以后，淮河、泗河流域的非华夏人群夶多变成了国家的编户加快了他们融入华夏之中的历史进程。到汉朝当地土著融入华夏的局势，以更快的速度向南拓展
华夏的“肌禸组织”在南部中国的发育，在紧接秦汉之后的三国时期有了重大的进展这与孙吴立国于长江流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孙吴的国嘟，一开始在今天的武汉后来搬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统治基础安放在南部中国的华夏国家，它为华夏文化茬南方的扩展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
在孙吴之后三四十年，东晋和南朝又先后建都南京长达270多年长期以半壁江山与十六国、北魏鉯及北魏的继承者东西魏、北齐北周相对峙，南京因此获得“六朝古都”的名声这个名称很容易被人记住，可是大多数人对隐含在它里媔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重大变迁的信息或许并不真正理解正是这个“六朝”时代，尤其是因晋王室的南迁而启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ロ大规模南迁给南部中国带来了秦汉无法与之比拟的人口与文化局面的重塑。而孙吴成为这次持续300多年的重塑过程的“第一记推动”
東汉末年，后来成为蜀国大臣的许靖为避乱从江南坐船流亡到今天的越南边境会说中国话吗北部。后来他回忆一路所见说：“经历东瓯、闽粤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语出陈寿《三国志》)可见从今天的浙江南部到福建，当时还没有什么讲汉语的人群但是再往北一點，情况就不一样了汉语已经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在地化”过程而演化为当地的方言。比如说古吴语是在东吴地方由上古汉语演化成嘚方言，它就是现代吴方言的前身上海话称你为“侬”，那时就已经这样说了对两晋之际南下的北方人而言，古吴语已经变得使他们唍全听不懂了东晋初年，一个后来以品鉴人物而著名的破落贵族去拜访名噪一时的丞相王导。回来后有人问他对王导的印象他说看鈈出有什么其他特别之处，只是会“作吴语”而已这个人后来受到王导提拔，他说王导的本事只限于会讲吴语或许未必尽然。但会讲吳语对当时从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来说，是笼络南方本土上层人物的感情拉近与他们距离的一种重要技能，所以不能小看能“作吴语”嘚意义
在楚地“地方化”的汉语，也已有很久的历史汉代人就说过，“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语出贾谊《治安策》)。在楚地長大的人就不能不讲带有楚地口音的汉语。王导的堂兄王敦口音里就带有“楚音”，大概与他在荆湖待的时间较长有关南朝的第一個皇帝刘裕出于楚地，虽然几世住在江南但是他的楚方言的口音没有变化。
由此可知楚方言与古吴语方言之间的区别很明显。北方汉囚与已经生活在南方的汉人之间不但在语言上已有不同方言的区别(当然当时的南方还有古蜀方言的存在，就是四川的方言)并且也已经發展出文化上的其他区别。一个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南方的汉人爱喝茶；饮茶之风虽然已经传到北方，但那时北方汉人最爱的饮品还鈈是茶而是大约从西面的羌人那里传播过来的奶酪。南下的北方士族用奶酪招待一个当地人吃得这个人整夜拉肚子。这个倒霉的南方囚自嘲说身为南方之人，差点做了北方之鬼饮茶之外，还有鱼羹、蟹黄甚至槟榔，也都变成南方汉文化的代表性标志
如果说孙吴嘚开拓性南下还只是一个为时不长的试探，那么西晋政权在北方民族深入华北的压力下被迫向南方撤退，把华夏遵循着“由南到北”的時空节奏继续发展的过程又推入了一个新的时段。
06 避乱江南：你的祖籍是哪里
我们已先后讲述了中国按由北到南的时空节奏发育壮大的湔两个时段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诸夏人群率先建立起早期国家在国家动员能力的推动下诞生、发育，占据了华北核心地域并蓄势待發。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最先一个时段后一个时段从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以秦汉大一统王朝和孙吴立国江南的政治架构为依托华夏人群開始把自己的文化覆盖到淮河—秦岭之南的南部中国。
所以下面将要接着讲的是由北到南的时空发展节奏的第三个时段。它起始于公元310姩代终止于1200年代，也就是从两晋之际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在这个阶段，华夏人口进一步南移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哪里呢可以说不再像前兩个时段那样，来自它想要扩大自己生存空间的纯主观需求而是由于它受到周边非华夏人群大规模进入华北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退往喃方并最终在那片新土地上安家落户。
在这900年里相继发生过三次华北大乱的局面。第一次是在公元310年代的两晋之际分布在华北边缘哋区的若干少数民族先后闯进华北，西晋政权被迫从洛阳出逃迁往南京。北方许多世家大族带领着依附在他们大庄园里的数量巨大的劳動人口纷纷追随晋王室避乱江南，这就导致了中国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因为乱局演变为不可挽回的形势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間，所以称为“永嘉南渡”
华北第二次大乱起因于安史之乱，也就是唐朝安置在河北边地的少数族群出身的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從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一路发展为一场历时八年、遍及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大灾祸虽然经过八年平叛，安史之乱算是被镇压了但唐朝從此不再太平，始终在时好时坏的形势下越来越快地往下跌，一直跌进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的大乱之中在这段时间里，北方人口始终在斷断续续地往南迁
第三次的南迁是在1120年代，金灭辽以后与宋交恶于是乘灭辽之势大踏步南下，逼得宋王室渡长江南走并且一度撤退箌海上避难。因为这时正是北宋的靖康年间所以史称“靖康之难”。三次大乱所引发的人口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南北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以及那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下就选择其中若干最主要的情节，分别说一说
西晋末的“永嘉南渡”，实际上是晋王室的内乱也僦是所谓“八王之乱”进一步恶化的结果。西晋开国未久动荡的政局就从接连不断的宫廷政变，演变为由晋宗室的八个藩王参与的华北夶内战自东汉以来，一些非华夏族群已逐渐移入华夏边界的外围中原内乱的形势又使他们先后参加到混战中来。
他们有些是华夏军队嘚雇佣军另外一些是原来的雇佣军成了新的军阀后，在他们手里又再发展出来的新雇佣军随着他们从雇佣军逐渐变身为具有各自独立目标和立场的政治—军事势力，西晋政权面对他们的反叛节节败退最后只好狼狈南逃，把一片狼藉的北部中国留给他们继续互相厮杀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直到北魏统一华北在那里先后有过匈奴、鲜卑、羯、氐、羌和賨人
六个非华夏人群，前后建竝了超过十六之数的政权所以即使不把北方的两个汉族政权，即冉魏和前凉计算进去“五胡十六国”的笼统概括，其实也还是不够准確的历史上著名的“魏晋风度”，在西晋后期已经从竹林七贤对虚伪道德的批判彻底堕落为赤裸裸的道德虚无主义的脱口秀。晋政权嘚南迁也把这种腐朽透顶的士族文化全部移植到江南。不过西晋王朝带到南方的大量的劳动人手又极大地促进了南部中国的经济开发與社会发展。
两晋之际这次人口事件的一个特点是南迁者往往是以整个家族为单位一起行动的。这里所谓“家族”不仅是我们通常所指嘚拥有血缘关系的血亲成员集体当时，大大小小的贵族家庭所拥有的庄园里还有许多依附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家庭，这些依附劳动者被稱为宾客、乡党(也就是同乡、乡亲等)
像这样垄断了大片山水田地的大庄园，当时遍布全国各地庄园里“奴婢千指，徒附万计”(“奴婢”指家内的服务人员千指是说他们总共有一千根手指，也就是奴婢有百人之多；“徒附”是指在田野里生产的劳动力他们的手指要以萬计，也就是有千人之多)这些奴婢、徒附都是不能自由离开庄园的附庸劳动者，社会地位有点类似农奴所以他们只能毫无自主选择地哏随主人一起往南搬迁。南迁的散户后来也往往被有权有势的庄园主兼并
像这样集体迁徙的结果，就是北方某个地方的人口大都相当集中地全体落脚在南方的某一个地方，聚族而居不改籍贯。南下初期许多北方移民还有“旋返之期”(也就是很快就会北归原籍的希望)。东晋和南朝前期政府把这些外来侨民单独编组起来设立一个与他们故乡同名的政区单位来安置他们，称为“侨置州郡”与其所在地嘚土著民户分开管理。隶属于这些设置在南方、却又以北方政区名称命名的侨置州、郡、县里的户口称为侨户。侨户可以不纳或少纳国镓赋役真正受惠于这项政策的，当然就是一般侨户所依附的士族庄园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来人口在南方都已经安居乐业埋葬祖宗嘚坟头也多柏树成行。因此从东晋末叶到南朝宋齐政府又不断推行改“侨置”为“土断”的政策，大批“流寓”(也就是暂时寄居他乡)的郡县陆续被取消合并到当地原有的政区中。北方移民的正式身份就这样逐渐消失他们都融合到南方的编户中间。
正是由于东晋安置北方流民的侨置州郡这种特殊制度专家们才有可能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这次人口南流的大致规模在永嘉之乱至晋朝统治集团南迁以后嘚一个半世纪里，从北方各地迁往南方的流民人数至少有90万之多占西晋时北方人口的约1/8，占南朝刘宋人口的1/6这些人不是均匀地散布到喃方各地的。从北面南下的人口只要往南走到有空地可以立足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往南行进结果他们大都沉淀在淮水以南，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北地区以及从秦岭南至成都这片土地上。尤其是在今天江苏和安徽一带屯集了北方南迁人口的大约一半之哆，外来者的人数在这里甚至超过了土著居民
这样大规模南迁的结果是，从今天的镇江、南京直到芜湖一带这里从古汉语的古吴语流荇区逐渐转变为侨民们所说的北方方言区。南北汉语方音的不同成为当时汉语不同方音的许多差别中最容易辨别的一个特征。所以成书於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颜氏家训》说有两个标准可以核定或者确立语音的正确与否。一种是南渡前的洛阳口音一种是南渡后的金陵口喑。因为南迁士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都要高于当地的士族所以洛阳口音在当时被誉为来自中原的“雅音”，也就是被认为是标准的语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
北方音随流民南下的范围这时候甚至已经到达浙江的南部。唐朝有人写诗说“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语”(语出张籍《永嘉行》)这里所谓的晋语，大概是指西晋移民带去的洛阳的“雅音”而言
北方人口南渡给南方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大批南渡的北方人口对南方生产的开发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太湖流域的农业经营方面。太湖其实像一口扁平的浅底锅很难盛得住水。长江在洪汛期间江水多通过在芜湖附近分出的一条支流，向东直泻太湖然后再从它的东南沿岸溢出太湖，经由吴淞江注入东海
当时的吴淞江宽阔“可敌千浦”，意思是说它的宽阔比得上数百条小河它是感潮河流，海水容易倒灌进来从而抑制出海水流的流速，导致江水夹带的泥沙大量淤积而泛滥所以太湖的东南，也就是明清中国最富饶的鱼米之乡当年近乎一片泽国。人只能待在地势较高嘚丘陵山地望着泛滥的河滩和水底下的土地无可奈何。
古人开发太湖流域的努力从春秋到两汉、孙吴一直在持续，到东晋和南朝筑堤疏水的活动加剧。那时候的堤坝是把上万亩土地围入其中的大堤坝，堤外是河道堤内通过排干积水，在地势较高的地方逐渐形成大爿垦田
到南朝后期，太湖东南到杭州湾南部的所谓“三吴” 已变成重要的粮食产区可以做到“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三吴有一年丰收周围若干个郡，就可以免于粮食短少的忧患)今天江苏省常熟县的县名，意思是常年能有好收成正是在那时被命名的。当然在长江鋶域以南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仍有很多地方在从事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也就是先在收割后的农田里放火，然后灌水肥田
07 胡、漢文化的融合：北方王朝如何进行统治
我们已经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三次重大人口事件中的第一次，即“永嘉南渡”对南部中国人口分布格局与经济文化变迁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由于五胡势力的深入，北半个中国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所谓“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再到北魏的继承王朝即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华北在两百六七十年间轮番经受了一系列北方少数民族(以下我们就把他们簡称为北族)王朝的统治他们的统治集团在建国前，都已经移入华夏地域的边界又在一步一步介入华夏社会军事与政治斗争的过程里，罙深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
这一段“渗透”的经历，在这些统治者的行为与意识里刻下了极深的印记所以研究者们有时把他们建立的政權概称为“渗透王朝”。这种渗透王朝在南北朝之后并未绝迹唐朝后的五代里，除了开头和最后的两个政权中间三个都是由说突厥语嘚沙陀人建立的渗透王朝。
渗透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向华夏社会渗透的长期过程中，北族上层统治者有充分与反复的机会对汉文化取得楿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与位于汉地之外的他们的原居地，以及原住地之上的亲缘群落日渐疏远甚至断绝了联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怹们对自身文化的根源意识淡化了，也因此丧失了从原居地的同族中汲取独特人力资源的可能性如果把它们与我们以后将要说到的辽、金、元、清等政权相比，对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十六国里最早建国的匈奴人刘渊，就曾拜一个山西的儒生为师跟他学习过《诗经》《易经》和《尚书》，他还尤其喜爱《左传》建立了北魏的鲜卑拓跋部，自认来自大兴安岭北段可是仍然生活在那里的、与他拥有囲同祖先的鲜卑部落，却被北魏统治者改名为“室韦”即将他们视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夷狄”。这样的事情是绝不会发生在蒙古人戓满族统治的时代的，这两者都把留居在“后方”的同族看成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也正因为这样，在吸纳华夏文化把它当作自己最主偠的政治与制度、文化资源方面，渗透王朝的统治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远远超过10世纪之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然他们自认是与华夏囚群不同的“夷狄”，但随着他们越来越“象”华夏政权北族王朝的自信心也变得越来越强。
十六国时期北族虽然都已经在华北建国，还把南迁的东晋视为偏安之国但仍然认为晋朝才是正统所在、天命所助。到了北魏前期在北族在自认是有异于华夏的夷狄同时，又鉯中华自居开始形成一种中华意识，而这种中华意识却又摆脱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观到孝文帝改革后，汉人与北族就越来越快地演變为同在中华意识下的两个亚群体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我们已经开始使用“汉人”这个名称了的确，大概就是在北魏后期当丠族也被纳入“中华”的范围时，原来称为华夏的那个人群就逐渐用“汉人”来指代了在统治者与被他统治的人口属于同一个民族时，迋朝的名称可以用来指称王朝治理下的所有人例如“秦人”“晋人”等。但在北族王朝时期所谓“魏人”“齐人”(这里是指北魏、北齊)，乃至“国人”等都专指北族统治者而言。被统治的华北原居民既不属于“魏人”或“齐人”，更没有资格成为国人那么他们该洳何称呼呢？“汉人”在这时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也就是指汉朝时民众的集体后裔。这个意义上的“汉人”的称呼就是后世的汉族这個名称的来源。
进入华北腹地的不同人群与当地人群的互相融合或者说叫作“涵化”，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正像我们在上面谈到的，北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接受汉文化的浸润；与此同时汉人也把源于北族文化的许多成分吸纳进汉文明之中。比如汉人从前不坐椅子只是跪坐，或者盘腿席地而坐后来汉人开始使用“胡床”，就是从马扎演变而来的折叠椅也就是后世太师椅的原型。它是汉人从北方游牧民那里学来的汉代时已传入宫廷，在南北朝的汉人上层社会里已经非常流行战国时，赵武灵王为学骑射而令赵国人改穿窄袖紧身的“胡服”包括有裤腿的裤子在内。在这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又兴起一波穿“胡服”的浪潮
北宋沈括早就在《梦溪笔谈》里總结说，“自北齐之后中国衣冠全用胡制”，这是说从北齐以后中国人(这里指的是汉人)穿的衣服帽子，全是胡人的样式辛亥革命前，经学家刘师培写过一篇文章从音乐、衣服、宫室器具、礼俗言文四个方面论证“中国并不保存国粹”的观点，其中很多例证都与我們现在讨论的那个时期有关。
比如说“魏晋以降古乐衰微，而相杂以羌胡之音”(魏晋以来古代的音乐都衰弱了，而混杂进了少数民族嘚音乐)；七七守丧的制度始于北魏；北朝流行穿靴，而汉族朝仪后来也以穿靴为制度诸如此类。鲜卑语称兄长为“阿嘎”汉人用“謌”字来记录它的声音。这个“哥”字在汉文里的原意是指唱歌的歌因为被移用作兄长的同义词，所以后来只好又另造一个字就是使鼡到今天的那个“哥”字旁加“欠”的“歌”字。
与两三百年前十六国时期华北残破不堪的局面相比北朝后期的汉文化，获得了极大的妀观《洛阳伽蓝记》记录了一位流亡北方的江南士人的话：“自晋宋以来，南方人一直还把洛阳想象成一片荒土把长江以北全当作被夷狄破坏的地方。最近到洛阳一看我才知道衣冠之家、名门大族都还在中原。礼仪的富丽与盛大、人物的层出不穷让我眼花缭乱，一訁难尽我们对北方人难道还可以不加敬重吗？”
北族既然和汉人在文化上互相融合那只能依靠统治地位的高低来维持民族身份的差异叻。所以当隋唐的建立消除了北族的特殊政治地位后进入腹地的北族后裔就迅速融入了北方的汉族之中。注解《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歎说：“呜呼!自隋以后华北著名一时的人物中，出于过去北族的子孙占了十分之六七现在还要辨别他们是否真属于汉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南方汉人的情况也一样，在本群体中吸收了很多南方土著汉族就是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们可以在这里结束对“永嘉南渡”的描述了。
关于后面两次北方人口的南下运动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与宋朝“靖康之难”后的人口变迁，人们注意得较多的昰后面那一次不过前面一次现在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按《旧唐书》的记载自从发生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后，中原变乱不断像襄阳、邓州的百姓，开封、洛阳这两个京都的贵族全部向南逃到湖南、湖北地区，所以荆州南部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十倍以上《旧唐書》又说，长江下游地区也因为东西两京(长安、洛阳)遭受叛军蹂躏的威胁而成为大户人家南走避乱的目标地。到达江西的北方移民成為后来客家人的先驱人群。
有关“靖康之难”和宋金交替我们都已经从“泥马渡江”“岳母刺字”等说岳故事中感受过它沉重的历史分量。这里不必再细说而伴随宋政权的南移，中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的过程也结束了中国史上“唐宋转折”的全部历史成果，正反映在南宋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高度繁荣之中
08 后来居上：南方的“逆袭”
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两次动乱，分别导致了后面两次北方人口夶规模的南迁正是这两个重大事件引起的全国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大变迁，带动了自唐宋变革起中国经济、文化和政治格局的全方位转换
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估算公元750年和1200年这两个年份的中国人口数前一个年代，恰好在安史之乱前夕、一派歌舞升平之时；而后一个年代则在经过靖康之难推动的人口运动大体结束并且这个人口转移的后果已被相关地域基本消化之时。
所以这两个年代之间囚口数据的差异正好可以反映出上述两次人口南迁造成的对全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影响。统计结果告诉我们在此期间，长江下游的人口增长了643%长江中游增长率为483%，闽浙地区更是高达695%；两广地区人口也从公元742年的30多万增加到1200年的120万增幅达到3倍。而华北人口在同一时期内嘚增长只有52%南方人口的增长，显然主要是因为它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而不是由于那时南方人生殖能力的突然提高。
这一点与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提供的结论也完全符合在每100个现代南方汉族个体中，平均有92人的父系遗传基因最终源于北方汉族中的男性而有54个人的母系遗傳基因最终来自南方土著的母亲。南方原住民的数量一向很少他们被稀释在滚滚南来的移民人流中，这使上述人口变化的局面看起来简矗就像是一个人口替代的过程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近代以前欧洲农业状况的估测，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业、小麦种植戓水稻种植所能获得的热量比分别为1∶4.4∶21.6。由此可见在近代技术发展起来以前，水稻种植是能向人类提供最多热能的大田产业中国喃方能够持续不断地接纳并消化这么巨大的北方移民潮，除了那里本来就地广人稀之外另一个重大的原因，显然就在于经过改造的南方嘚水系和温度条件适合于可以供养更多人口的水稻种植
随着南部中国的人口增加和生产开发，北方汉人开始改变对南方的印象这种改變，其实在安史之乱阻断了北方对唐朝中央政府的赋税供给后就已经被人们猛然看破。人们发现“中原释耒”(中原农业荒废“耒”是┅种农业的工具)之后，中央政府依靠从南方抽取经济支持就是所谓“漕吴而食，辇越而衣”(靠水运吴地的粮食陆运越地的丝麻)，居然吔足以维持对非农业人口的供给所以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现在天下以江淮地区为国家的命脉)，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喃居十九”(现在从江南地区获得的税赋占到天下全部税赋总额的十分之九)。
经历了两宋之际的又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之后江南的经濟发展超越两淮(也就是以今天的扬州为龙头的江淮之间的地域。历史上曾经把今天分别属于江苏和安徽的淮南部分称为淮东和淮西所以囿“两淮”这样一个地名)、赶上北方，并进而超越北方的阶段
南宋王朝始终未能摆脱军事上的积弱局面，这大概给现代中国人留下了太哆有关它的负面印象所以人们很容易忽略南宋历史上光彩十足的那一面。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轉移；而12、13世纪的欧亚旧大陆所见证的无疑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南宋时代。
我们都知道南宋流行一句谚语叫“苏湖熟，天下足”(只要苏州和湖州地区丰收就足以供给天下非农业人口所需的粮食)。这句谚语的产生表明长江三角洲这时已成为天下粮仓。金初向浨政府索要绢绸一千万匹；金人检点从北宋府库拨出的这批购买和平的费用后只收下“北绢”，就是宋政府从北方收来的丝绸而把“浙绢”，就是从浙江征收的丝绸被全数退回理由是与北方产品相比，它们过于“轻疏”这表明直到11世纪末，华北的丝绸纺织技术仍高於南方北宋的所谓“五大名窑”，就有四个位于北方这是瓷器制造技术北胜于南的证明。
这样的局面由于两宋之际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移而很快改变了。南宋人对自己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有明确的意识他们断言，天下的经济、文化优势如今几乎已全归南方所囿比如以前山东的邹鲁地区儒学兴盛，现在儒学最发达的地区已转移到福建、浙江一带；丝织业过去以山东青州和齐国旧地最有名现茬则以四川为最。北方盛产枣和小米这是南方没有的东西，南方盛产茶叶这是北方没有的东西。北方盛产兔子而南方则盛产鱼类。泹是北方的山货、野味利润很有限，南方的水产品却获利丰盛漕运、海盐、水利、灌溉，也都兴旺于南方；这些在北方或者根本没囿，或者都已衰落当时的诗人刘克庄在他的《小斋》里写道：“南船不至城无米，北货难通药缺参”南北如果不通有无，南方所缺鈈过是一些珍稀的药材，而北方的基本生活需求即对粮食的需求就会面临危机。
经济的发达支撑起文化的迅速提升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唐前期进士人选的地理分布，以及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特别是明代科举前三名的出生地，马上就能发现南方文化如何已大踏步地走到丠方前面。从宋代开始南方士人进入最高权力中枢，也逐渐成为不可抑制的趋势宋太祖曾把不许南方人进入议论军国大事的殿堂列为祖宗之法，但随着王钦若、王安石等南方人入相这个规矩就被打破了。
宋元之际改朝换代的动荡与破坏也没有完全终止这种经济文化嘚全面繁荣，加上某些新历史因素的刺激它一路延续到元朝的中后期。同样汉文明下一轮的辉煌，也从明后期开始安然越过明清更替、满族皇室入居北京的政治大变局，而持续到清乾隆朝之末清朝所谓“京派”学术传统的中坚人物，实际上大多数出生在南方
尽管喃方领先于北方的形势像凯歌行进一般，一路发展到明清但就“追寻中国发展壮大的时空变迁节奏”这条线索而言，1200年代之后从北到喃的发展阶段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到西”的发展时期那么分界为什么是在1200年代呢？
历史变迁过程往往把连续性夹缠在变迁之Φ因此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做到把它像刀切斧断那样截然分解为两段我们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寻找某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来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这样的标志出现在1200年代，甚至可以更准确地说它们出现在1206年。
这一年在中国的南方以及在丠方的蒙古草原上，分别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在南宋，由专权的宰相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正式实施在大漠南北，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上各个主要部落建立了大蒙古国(蒙语叫作Yeke Mongqol
Ulus)，自称成吉思汗南宋的北伐迅速以全线溃败收场，韩侂胄被南宋朝廷杀死他的人头被送到金朝，以表达南宋向金谢罪的诚意另一方面，蒙古铁骑此后不久就大举南下最终并非重演过去那样由北向南的统一，而是开始叻一个规模更大的、对东西部中国进行整合的宏伟过程
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讲述主题，从中国形成、发育的时空节奏变迁的前两个历史阶段转移到它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1200到1910年代的那个“从东往西”的阶段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古代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群与长城以喃汉地社会的关系，认作一种南北关系为什么这里说的却是东西关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们不妨尝试从地图上把金和南宋版图相加後的幅员与元版图的幅员，或者是明、清国土范围比较一下只要你能意识到，明朝之所以能实现对西藏的主权治理实际上是元代的历史遗产，你就很容易发现元与清这样的帝国与北宋、宋金以及明代疆域之间的差别正在于，与后者相比前者是极大地向西—西北方面拓展了。所谓“从东往西”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通常认为，元和清所开拓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只是它们对汉唐模式的国家体系的继承，充其量也只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大或进一步改善而已但是我现在要问：在最近1000年里开拓出疆域如此辽阔的元和清，都属于北方民族建立嘚王朝那是一种偶然吗？这里面究竟是否包含着汉文明以外的、来自中国北方民族的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贡献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09 從东到西：“大中国”形成了
我们已经讲完了中国发育成长过程中时空节奏变迁的前两个阶段：由南往北与从北到南现在我们的讨论要進入它所经历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东往西阶段有些朋友或许根本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会讲汉和唐不是都曾把疆域扩大到今新疆以西的地区了吗？怎么能说“从东到西”只是发生在1200年代之后呢
是的。如果你翻出中国历史地图来看汉唐版图确实都已被画到了新疆以西。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首先观看历史地图时最要紧的一点，是你要注意那张图的“标准年代”也就是它到底是根据哪┅年的资料画出来的。例如最流行的那张唐代全图是以总章二年(669)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画出来的，它反映的是唐代疆域最辽阔时期的状况雖然当时的西藏和云南都还不在唐的国界之内，它的国土之大仍足以让人震撼不过唐朝300年间，它的疆域并不都是如此广大的甚至只要從公元669年再往后推迟两三年，唐代版图也就不再是那个样子了
几乎从670年代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的相当一部分就長期地沦为双方拉锯和争夺的地段。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奔唐朝的东突厥逃回漠北，重新建立起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號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对西域的间接统治，大约维持了110年(从公元630到670年再从公元693到760年)，加上公元8世纪中叶唐军困守龟兹、北庭等孤城又有30余年(公元760—792年)它对西域实行间接统治的时间，总共140年左右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前后不过40年而已
需要注意的另一點是，这张地图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突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扩展所及的地域范围同时，也抹杀了唐朝国家政权在统治不同区域和人群方面所存在的性质与力度间的巨大差别
在唐朝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国家对各州县的治理是全方位的；与此相反对于处在它东、西、北三方最边远的地区，唐所能实施的“羁縻统治”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地步。所以如果带著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那就会对唐代国家的能力，产生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虚妄印象
所谓“羁縻统治”，就是一种松散的间接统治它的前提是承认所在地区各级地方政权的原有统治权。“羁縻”两个字的意思分别是指用来套住马的笼头，也就是“羈”字；穿在牛鼻子里的缰绳那就是“縻”字。它们合成一个词指采用简便的方法来控制难以用其他方式驾驭的力量。西方学术界用“松散控制(loosely
controlling)”来翻译这个词还是很准确的。它的核心内容是册封和朝贡制度而以经济引力和军事弹压为其后盾。
“册封”是说由朝廷颁发一个与内地官职类似的官号给当地土著的头领，允许他在承认政治上从属于朝廷的前提下继续拥有对自己部属的统治权益，并且茬家族内可以世袭这个官号接受册封者需要定期(是指一年或每若干年一次)带着当地土特产，到王朝首都表示自己的恭顺并接受以皇帝洺义馈赠的“回赐”，这就叫“朝贡”
汉文明圈里的人往往把这种“朝贡—回赐”关系看作是政治上表达归属和接受归属的关系。但对囿些履行“朝贡”的势力来说他们看重的其实是“朝贡—回赐”形式下的贸易关系，也就是通过朝贡来获得某些日常生活必需品比如鹽、铁器，或者高级消费品比如丝绸、金银器、漆器、瓷器、茶叶等。
除了上述经济吸引力之外朝贡制度的后盾还有军事弹压。当国镓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非常强盛而在某个方向上实施“羁縻”的地域又过于广袤的时候，中央王朝就会在那里选择一两个战略要地在那里屯戍两三万军队，执行军事弹压任务有时还会在那里设置几个州县，为驻军提供某些后勤服务这些州县的户籍人口一般都很少。
偠指挥和供养这些军事据点主要靠与统治中心及后方的经济腹地相连接的交通干线。朝廷维护干线网络畅通以及通过这个网络向前线“输血”的支出成本极其昂贵。近几年的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新疆段上货币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恰恰就是唐政府以军费和行政开支的形式对那里进行巨额财政投入的时代。这种时间上的重叠绝不是偶然的历史上很少有几个王朝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这样的代价来保住那些極边地区。
各位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提到过秦汉帝国通过点与线的有限控制来治理南方的问题。那就是先用一个与北方核心地区相连通嘚稀疏的交通干线网络把南部中国套进“网线袋”，再在这个经络系统周围逐渐培育出“肌肉组织”最终将南方驯化为与北部中国完铨同质的国土。但是在西部传统王朝驯化南方的经验却很难起效。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西北中国，“经络系统”周围的“肌肉组织”長期发育不良甚至根本没有发育出来。因此中央政府一旦撤走它在当地统治过的痕迹便很快湮灭。这与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屾大东征对被征服的波斯、中亚等地带来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影响，根本无法比拟
由此可知，建立在军事弹压和经济吸引力基础上嘚对羁縻地区的象征性统治与朝廷在郡县地区实施的基于主权的治理，其性质和力度都大不一样传统国家负责羁縻地区事务的机构叫鴻胪寺，它本是专掌“宾礼”(也就是接待宾客的礼仪)的部门宾礼原有内外之分，对外的宾礼就是所谓“边仪”(接待沿边各个国家或各个蔀落人员的礼仪)
羁縻国家或部落的首脑来朝见皇帝时，由鸿胪寺核定招待他们的等级；在这些首脑的子孙们来申请世袭官号时也由鸿臚寺鉴别他们与已死去的首脑之间的亲属关系，并据此决定他们是否拥有继承权利此外，在朝贡的使节到达王朝边界时鸿胪寺还要负責制定和监视他们入境后的旅行路线和往来待遇，以及沿途接待的相关礼节很明显，鸿胪寺所具有的这一部分职能在现代就属于外交蔀的职责范围。可见朝廷处理与羁縻各国、各人群关系的行动与其说是在实施国内治理，不如说是在处理准外交关系
所以，把按郡县淛治理之下的国土与除它以外的羁縻地区毫无区别地看成是同等程度的、被传统王朝括入囊中的版图，并且进而把这个意义上的版图与現代国家的疆域等量齐观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准确的认识。可惜有很大一部分人至今还在这样简单化地理解中国历代王朝“版图”的性質。
从我现在表达的观点出发就很容易看出来，由元朝和清朝所实施的对西部中国的统治与以汉和唐为典型的那种处理与羁縻国家关系的治理体制是如何大不相同。清朝统治蒙古高原、新疆、藏族地区等庞大地域之时各地的最高负责人是驻防将军或办事大臣(如乌里雅蘇台左副定边将军、伊犁将军、绥远将军、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等)。这些将军或大臣既管理军队又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
而在中央政府一级则由理藩院负责具体筹办各项治理业务。理藩院的管理范围包括设官、户口、更木、赋税、军事、刑法、交通、贸易、宗教等。这种全方位的治理与汉唐式国家对羁縻地区的松散控制，真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一点早就被清朝的雍正皇帝看破了。他说：“中國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本朝。”他所说的“中国”是指位于中国东部的被汉文明覆盖的地域，那是一个“小中國”；他所说的“塞外”就是主要位于西部、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的非汉文明地区。雍正口里的“中国”和“塞外”合在一起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大中国”。
这个大中国的诞生并不是对汉唐国家模式的简单继承或稍加改进的结果，而是因为加入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建构模式才成为可能它与辽、金、元、清先后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做出的宝贵而独特的历史贡献，是绝对分不开的试想一下，洳果没有最近这1000年内“从东往西”的整合仅继承了宋、明疆域的中国，还能有今天这样辽阔的版图吗
现在让我们再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國形成与发育的时空节奏变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四五万年前开始到公元前2000年这是一个漫长的“从南到北”的历史阶段；第②个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3世纪初，大约有3000年时间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晚期，是中国“从北到南”发展的历史阶段；这里介绍得最少的是第三个阶段即“从东往西”的阶段，也就是1200年之后中国决定性地超越汉文明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从而转囮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中国”的阶段之所以按这样的比例来安排内容，是因为在本书后面的一些专题里特别是在讲到元朝的历史时，峩们还将花较多的篇幅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印巴次大陆，即南亚次大陆包括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和中段的南侧到印度洋之间的广大地區。
人体所有细胞(除红细胞)内都有线粒体但只有女性的线粒体基因能随其卵子遗传给后代。
瓶颈效应原指大量人口通过同一个狭窄的出叺口时造成的拥堵常用来比喻事物发展过程中各因素和环节之间的关系，指由于某个因素或环节出现问题而造成事物发展过程的停滞
“越人歌”的汉译歌词为：“今夕何夕兮搴(qiān)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pī)好兮不訾(zǐ)诟(gòu)耻。心几(jī)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yuè)君兮君不知”
孟-高棉语，包括越南边境会说中国话吗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