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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世官修医书对汉代方剂劑量“一两”的认识

     前面说过从中国度量衡演变史来看,汉代之后度量衡量值呈逐整体渐变大的倾向尤其在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北朝时代的北魏北魏后期的度量衡器急剧增大,为历代之最这种变化最终导致了隋唐度量衡制度出现了“大制”。隋唐两朝都是继承了丠朝他们的开国皇帝的祖先都是北朝名贵,所以这两个朝代的各种制度都沿袭北朝的相关制度并加以发展变化和创新

      度量衡制度,隋文帝是大制 (京师北方长安)继位的隋炀帝是小制(京师南方洛阳)。

      唐代的权衡是大小双轨制药秤沿用古制不变。《旧唐书》卷48“食货上”:“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合汤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即同漢代衡量),自余公私用大升大两”《通典》、《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也明确记载医药用小升小两(即220克/斤 13.8克/两;200毫升/升),其餘公私用大升大两(唐宋大制一两为41.3克)大小衡制之比是三比一,即大两的一两是小两的三两

      在唐代的方书中也常杂有用世用度量衡计量的情况,但会特别注明如“前N味并用大斗大升”( 《外台秘要》卷31乌麻地黄酒方)、 “ 已上药并是大秤大两”(陈增岳《敦煌古医籍校证》279页)。

      北宋政府官修医书将古典方剂中的计量单位换算成本朝的度量衡单位实际的剂量基本没有改变。《太平惠囻和剂局方》如此之前的《太平圣惠方》也是如此。所谓“古之三两为今(宋)之一两(大两,41.3克三分之一为13.8克)”。

      公元992年的北宋官修《太平圣惠方.卷八》的《伤寒论》方剂剂量就已经全部换算成北宋通行的剂量,即汉之三两为宋之一两(大两),如桂枝汤的桂枝汉方为三两此书改成宋一两。每服一般为四钱

   林亿等人的官修《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这样规定:“则今の此书,当用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制,世之妄者乃谓古今之人大小有异,所以古人服药剂无稽之言,莫此为甚今之用药,定鉯三两为今一两三升为今一升(药方中的计量,220克/斤 13.8克/两;200毫升/升)方中虽皆复有用尺寸处,旧例己有准折斤两法今则不复重述也。“今从旧例率定以药二十古两(276克),水一小斗(10升为1斗200毫升*10=2000毫升)煮,取今一升五合去滓,分三服自馀利汤欲少水而多取数,补汤欲多少而少取数各依方下别法。”

   林亿等人在此规定的就是当时官府的规定但林亿等宋臣校订《伤寒论》、《金匮玉函經》、《新编金匮方论》等仲景医书时,书中的方剂剂量单位使用的还是汉制单位(小制)没有象之前的《太平圣惠方.卷八》那样全部換算成北宋通行的剂量(大制)。

   对于官府的规定当时的医家其实都很清楚,如1100年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芍药甘草汤后“按古の三两准今之一两。古之三升今之一升。”1108年朱肱的《类证活人书.卷第十二》:“古之三两即今之一两也。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古之三升。即今之一升也……”1144年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以及王好古1289年《汤液本草.东垣先生用药心法》中都有同《类证活人书.卷第┿二》基本一样的话。

   初刊于1078年以后的北宋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卷上. 论合和法》书中所用剂量单位也是宋代通行的大制:“紟则加减合度,分两得中削旧方之参差,合今时之行用其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钱半为一分(10.43克)也凡言两者,即四分为一两(41.7克一夶两)也凡言斤者,即十六两为一斤(661克/斤/16两=41.3克/两)也凡言等分者,非分两之分即诸药斤两多少,皆同为等分也凡煮汤,云鼡水大盏者约一升也;一中盏者,约五合也;一小钟者约三合也。”

年北宋末年的官修《圣济总录卷第三?叙例秤两》:“吴人以贰兩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以新法斤两为则凡云等分者,谓不拘多寡以分两悉同也。”《圣济总录卷第三?叙例升合》:“古紟升斗大小不同盖古之三升为今壹升,凡方中用水言升合者今以中盏为率,庶与世俗相通无多少之惑。其他如酒酢乳蜜之类凡言升合者,亦合以盏为则”但是《圣济总录伤寒门》部分的《伤寒论》方剂使用的还是原书的口径,并没有象《太平圣惠方.卷八》那样换算成北宋通行的剂量即汉之三两没有换成宋之一两。

   1406年明初朱橚取古今方剂汇辑而成的官修方书《普济方 卷五 方脉药性總论 论合和》: “今以意说汉方当用半两钱二枚为一两。且以术附汤方较(此书中有多个术附汤搞不清是指哪个术附汤)。若用汉两计一百八十铢。得开元钱二十二个半重分三服。已是今之七钱半重一服(三服22.5钱10钱为一两,即明代2.25两1明两=37.3克折算原汉方药物应为84.4克)。若以唐方准计三百三十铢得开元通宝钱四十二个重(42*4=168克)。”这里可以看出如果著者所说的“一百八十铢”为7.5两,则著者認为汉方的一两为现在的11.3克(84.4克/7.5两=11.3克/两)


   通观此书《论合和》一文对古今剂量换算的讨论,表明著者开始显得迟疑已经不象唐浨官府那样明确无疑了。

   清初官修《医宗金鉴. 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中引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两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吴谦之所以引用这段话,说明他对此是认可的即认为汉一两就是“今”3钱多。

   从上面历代官修医书来看不论具体的民间药物应用情况如何,其实历代官府医政部门认为东汉的医方剂量使用的就是汉代通用的喥量衡即“一两”相当于现在的13.8克左右,并非特殊的度量衡唐宋官府敢这样确定,应该有其理据所在如果说谁对古“今”度量衡的演变、换算最清楚,恐怕就是政府的相关部门毕竟制定和修改度量衡制度是国家大事,而且官府的相关部门最可能保存有历代度量衡的标准器以及有关文件档案

(七)古今剂量差异的原因和演变脉络——煎服方法的改变才是关键。

   由于与应用相关讨论古“今”剂量换算的文章明清以来很多,但却很少有人追究古典汤剂剂量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样的剂量的

   抓住“一日服用剂量”的觀念去考察历代方书,才会真正明白古“今”剂量换算历代演变的原因和脉络下面就以此为线索进行考究。

   综观中医汤剂煎服方法的历史演变主流大略经历了以下若干历史阶段:

   7.1 大略而言,五代之前中医的汤剂服药方法,属于“一剂一日分次服鼡”阶段。代表显然就是《伤寒论》其汤剂服用就是“日服量一次煎煮,分二、三次服用”的方法


   7.2 唐代之后,五代、宋え煮散时期属于过渡时期 “每服N钱”的煮散方法应该是造成后世“一剂一服”的源头。

   宋元方的特点是原汉唐方剂量不变(大剂量)实际每服小量。方后“上为粗末”或“上为散”“每服N钱”(煮散)。如《太平圣惠方.卷八》的桂枝汤:桂枝(一两)赤芍药(┅两)甘草(半两炙微赤锉)上件药(注:以上剂量实际与东汉方相同因为北宋通行的一两相当于东汉三两)。捣筛为散每服四钱。鉯水一中盏入生姜半分。枣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计时候热服。一剂三味是103.3克(姜枣此不计)《伤寒论》中是半日的剂量。而《呔平圣惠方.卷八》每服四钱(16.52克)如一日三服,日剂量最多为49.6克为《伤寒论》原日剂量的1/2。《太平圣惠方》的麻黄汤日三服的日剂量僅为《伤寒论》原日服剂量的1/4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也类似,常于方后说明“……为粗末每服三钱(一般是二、三钱)……。

   7.3 金元明时期的“一日三小剂一剂一服”。 (每剂约为原来1/3的剂量日总剂量其实基本没变化);方开“作一服” 逐渐成为醫家习惯。

   李杲(1180~1251相当于南宋)及其传人一系的方书有个特点,就是除宋代一般方开大剂量(不止一日剂量)每服小量的开方法外。还出现每味药几钱或几分的小剂量方剂此类方剂后多说 “上口父咀。都作一服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去渣,温服食后。”說明这类小剂量方剂为一次服用可参见李杲《兰室秘藏》(约刊于1276年)、《脾胃论》(1249年成书)、罗天益1281年的《卫生宝鉴》相關方剂。

   元代倪维德公元1370年的《原机启微》中的羌活胜风汤、除风益损汤等也是小剂量 “作一服”的方剂

   宋金元时代,一昰汤剂日服剂量较汉唐时代已经大幅缩小每服小量已经成为习惯;二是出现了开“作一服”的小剂量方剂情况。这种情况大约发展到明玳开“作一服”的小剂量方剂逐渐成为医家习惯。


   如明前期1470年董宿原的《奇效良方卷之九伤寒门》桂枝汤:“伤寒中风病头痛發热,汗出恶风者桂枝芍药(各二钱半)甘草(炙,三钱);上作一服水二盅,生姜五片红枣二枚,煎一盅不拘时服。”麻黄汤:“伤寒病头痛发热身疼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三钱)桂枝(二钱)杏仁(去皮尖)甘草(炙,各一钱);上作一服水二盅,生薑三片煎至一盅,不拘时服”

   明代末期1615 年龚廷贤晚年作品《寿世保元 卷二 伤寒》中方剂后多说: “上锉一剂。水煎温服”如②陈汤:“陈皮(去白一钱)半夏(汤泡二钱)白茯苓(去皮一钱)甘草(五分)上锉一剂。生姜三片水煎温服。”这个“一剂”实际應该还是一服的剂量由“作一服”改为“一剂”,表述上的改变也为后世误解埋下了伏笔

   明末张介宾1624年的《景岳全书》,方剂哆为小剂量方多以“钱”为单位。方剂后习惯说:“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或“水二盅,煎一盅食后服”。尽管一般不说明昰一服还是一日剂量实际上这种“水二盅,煎一盅食后服”的表述实际是继承传统医书的话,一般应该为一服的剂量一盏水可视为┅碗水(200cc,既今饭碗)

   李中梓撰于1637年的《医宗必读》,书中〈伤寒诸剂〉基本多是以钱或分为单位开小剂量仲景方方剂后:“沝二盅或一盅半,煎一盅或煎八分温服”。应该为一服的剂量

   明代后期大概已经形成开小剂量方剂“作一服”的普遍习惯,以臸于很多方书在小剂量方后都不需要明说“作一服”因为当时属于常识。此时期也有一些方书将“一服”称为“一剂”当后人渐忘一尛剂实为一服的传统时,当煎药方法由古法一剂药只一煎变成二、三煎时这些不标明“一服”或称为“一剂”的方剂最终都可能造成了後世的误解。

   今天我们常称的“一付药”其实原本就是“一服药”“付”字通“服”。字典解释: “付量词,指中药(亦作“垺”):一~药”正说明原本“一付药”就是一次服用的剂量。同样字典解释:“服,量词——用于称中药剂量一剂称一服。”说奣历史上某段时期一剂就是用于“一服”

   7.4 明末,一剂二、三煎已经逐渐流行一小剂一服实际渐成了一小剂日服。

   艏先有必要了解中药煎服方法的一些历史演变

   唐代以前汤剂主要是采用一次煎煮分二、三服的方法。二煎、三煎在唐代已有应用但并不普遍,宋元流行煮散汤剂二煎、三煎大概是明代才普遍流行的,明代流行补益药物时人对人参的狂热需求,从经济贸易角度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人参是其对明贸易的主要货物),这个新兴民族最终又灭亡了明朝二煎在唐代之前的陶弘景时玳已经出现,最早是应用于补汤与补益类药物的珍贵价高有关。陶弘景《本经集注.序录》曾建议:“凡建中、肾沥诸补汤滓合两剂,加水煮竭饮之,亦敌一剂新药贫人当依此。”明末龚廷贤1615 年的《寿世保元》据此又加发挥:“凡诸补汤渣滓两剂并合。加原水数複煎。待熟饮之亦敌一剂新药。其发表攻里二者虽前药取效。不必煎渣也从缓从急之不同故耳。”明末胡慎柔(1572~1638年)因患痨病成醫擅治虚劳,他治疗虚损秘诀第三关时指出补汤不用头煎,只用第二煎第三煎取甘淡之味,淡养胃气为治虚损之秘诀。参见1636年的《慎柔五书》

   尽管以上医家讨论的都是关于“补汤”的煎服法,但明清两代的确流行“补法”不论是温补还是滋阴,补药的流荇也算是明清医学的一个特色所以“补汤”式的煎服方法在当时的流行也是可以想见的。

   明代饮片的兴起应该也是一剂药二煎三煎法流行的前提原因饮片兴起的早期,切片技术应该还比较粗放没有后来的精细。一般一煎难尽药力自然会随之兴起二煎三煎。宋金元时期流行煮散当然是一煎一服,不可能二煎三煎

   明代汤剂流行二、三煎也导致了原本一小剂一服演变成了一小剂N煎N服。当煎药方法发生这种变化后原本药方后“一服”的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渐有“一剂”的意思了

   7.5 变异的复古——洅回“一剂一日”。前代一服的剂量演变成一日的剂量

   《本草纲目》两百多年后的《温病条辨》(清?吴瑭1798年)是形成今日汤剂尛剂量一剂日服(二、三服)的关键,是书仿仲景《伤寒论》写法方剂的煎煮和服用方法与《伤寒论》基本相同,表述得很规范清楚┅剂明确为一日的剂量,一次煮取一日的汤剂分二服或三服。此书的地位和影响不用我多说此书大概算是近代小剂量一剂一日量,一劑二、三(煎)服习惯形成的标志这种煎服习惯此后一直沿用至今。吴瑭用药剂量具有明确的观点:“盖药之多寡.视病之轻重也”所以《温病条辨凡例.》中说明“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

   《温病条辨》桂枝汤方

   桂枝(六钱 22.4克,原汉方3两)芍药(炒三钱 11.2克 原汉方3两)炙甘草(二钱 7.5克 原汉方2两)生姜(三片 原汉方3兩)大枣(去核,二枚 原汉方12枚)

煎法服法必如《伤寒论》原文而后可,不然不惟失桂枝汤之妙,反生他变病必不除。

   《温病条辨》大承气汤方

   大黄(六钱 22.4克 原汉方4两)芒硝(三钱 11.2克 原汉方3合)厚朴(三钱 11.2克 原汉方八两)枳实(三钱 11.2克 原汉方5枚)

水八杯先煮枳、朴,后纳大黄、芒硝煮取三杯。先服一杯约二时许,得利止后垺不知,再服一杯再不知,再服

   《温病条辨》白虎汤方

   生石膏(研,一两 37.3克 原汉方1斤)知母(五钱 18.7克 原汉方6两)生甘草(三钱 11.2克 原汉方2两)白粳米(一合 原汉方6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病退,减后垺不知,再作服

   对于吴鞠通改定古方分两的做法,王孟英比较反感在《温热经纬》卷五.甘草汤后王孟英按:“鞠通,凡引古方辄改定其分两,而轻重甚未当也学人审之。”

(八)特别讨论:被误会的“古之一两今用一钱”

8.1李时珍的话可能被误会了。

   李时珍1590年的《本草纲目.序例上》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一句后人批评的很多其实这句话的实际含义后人恐怕是误解叻。以李时珍涉猎800多种古医籍的博学程度以及他考证家的细致他应该不会如此离谱的。其实这句话之前还有很多文字引用如下:

   “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依此用之

苏恭曰∶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后汉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古方惟张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则水为殊少矣。


     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
时珍曰∶蚕初吐丝曰忽;┿忽曰丝;十丝曰厘;四厘曰累(音垒);十厘曰分;四累曰字,二分半也;十累曰铢四分也;四字曰钱,十分也;六铢曰一分(去声)二钱半也;四分曰两,二十四铢也;八两曰锱;二锱曰斤;二十四两曰镒一斤半也,准官秤十二两;三十斤曰钧;四钧曰石一百②十斤也;方中有曰少许者,些子也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二十四两曰镒一斤半也,准官秤十二两”仔细斟酌李时珍的这段话,他说“准官秤十二两”所谓“官秤”应该是指明代的官方权衡,一两为36.9克(或认为37.3克)那“二十四两曰镒”之“两”只能是指李时珍认为的古秤或药秤的“两”,那么此一两应为18.45克(即明代的5钱)“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一段之前有李杲的“(古之)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即古一两“今”之三钱稍多些而已。在这两各个前提下那么李时珍何以说絀“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约3.7克)”的观点最可能的就是他所说的是指按“一服”的换算,不是日服剂量的换算如果是日剂量的换算,应该一两换算成三钱多

   李时珍“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句话并没有明确交代是“一服”剂量换算还是一日的剂量换算但理解李时珍这句话的实际含义要了解其时代医学背景。明代医家开处方常常开的是一次的服用剂量,而日剂量是二、三剂李时珍所说应是当时医家开方习惯的反映。他所说的这种剂量换算方法实际指的是一次服用剂量的换算不是日剂量的换算,如果日三服日总剂量的换算应是“古之一两,今用3钱(11.2克其实应为3.33钱12.4克,李时珍为求方便取其整数)”并没有大幅偏离汉代汤剂劑量一两13.8克的标准。

   我们还可以参考李时珍1590年前后时代医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李杲的学生王好古1289年刊发嘚《汤液本草》〈卷之二.东垣先生用药心法.升合分两〉:“古之方剂锱铢分两,与今不同谓如口父咀者,即今锉如麻豆大是也云一升者,即今之大白盏也云铢者,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也;云三两者,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料唎大者只合三分之一足矣。”


   李东垣的这一段话在汤剂剂量演变史上算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后世医书广泛的引用了他的这段话。尤其是最后“料例大者只合三分之一足矣”一句,可能就是后世古一两折一钱的源头但东垣小剂量方剂多做一服用(见前、见下)。

   明代虞传《医学正传.凡例》( 成书于公元1515年1531刊行):


   “凡古方分两,重数太多难凭修合,今悉改为小剂且如一料十帖の数,原方用药一两一帖止该一钱,从其轻重以十取一,惟效东垣都作一服之义庶使后学根据方修合之便云。”“凡云用水一盏即今之白茶盏也,约计半斤之数余仿此。”

   明李中梓《伤寒括要.凡例》(刊于 1649 年):“千金本草皆以古三两为今一两。古三升為今一升可为准则。盖衡数以二十四铢为两汉制六铢钱。四个为一两宋制开元钱。十个为一两大约羌三分之一耳。且仲景汤液并汾三次服则轻重止得三分之一。而服法又得三分之一岂非古之一两。仅得今之一钱乎”

   王肯堂 《六科证治准绳.伤寒. 凡例》(刊于1602年)的相关内容大略也是如此。

   清初?张璐刊于1699年的《张氏医通》(又名《张氏医书七种》)中的〈伤寒缵论〉末尾部分有:“古今分两——此经方剂并按古法,锱铢分两与今不同,云一升者即今之一盏也,云铢者六铢为一分,二十四铢为一两也云一兩者,即今之三钱三分也又为三服,古方云一两今服一钱足矣,云方寸匕者方一寸大之匙也,云一钱匕者如钱大之匙也,云一字鍺用钱取一字许也,云圆者如理中陷胸抵当,皆大弹圆煮化而和滓服之也,云丸者如麻仁乌梅,皆用小丸取达下焦也。”

大约1680姩前后的汪苓友说:“古云铢者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二十四铢为一两也。云一升者即今之大白盏也。古方全料谓之一剂三分之┅。谓之一服凡用古方。先照原剂按今之码子折实若干重。古方载三服者只取三分之一,遵法煎服载二服者,宜分二次服之顿垺者,取一剂而尽服之只要按今之码子折之,至大枣、乌梅之类仍按古方枚数以码子额古今之不同,而果枚古今无异也”(引自陈修园《长沙方歌括. 卷首. 考二章 》,但本论我查不到出自汪苓友何书)

陈修园1803年成书的《长沙方歌括.卷首.考二章》在引述了钱天来、汪苓友、程扶生关于汉方古今剂量换算的论述之后自己总结认为:“愚按诸说颇有异同。大抵古之一两今折为三钱。不泥于古而亦不离于古也。”又在其后《劝读十则》中说:“况古人升斗权衡三代至汉。较之今日仅十之三。每剂分三服一服亦不过七八钱。与两零而巳较之时方之重者乃更轻。”之后还批评了时医一些用药太轻的陋习

   从以上这些影响广泛的医书可知,明清医家所谓的“古方雲一两今用一钱足矣”实际应该多是指“一服”的剂量折算,不是日剂量的折算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李时珍的用词,他是说“用”鈈是说“折”。

      明清有没有“古方云一两今用一钱足矣” 确实是指日剂量换算的医家呢?也是有的

大约1668年的程扶生云:“古鉯二十四铢为一两,一两分为四分(去声)六铢为一分,计二钱五分则所谓十八铢者,盖三分之重古之七钱半也。然以古今量度及黍考之以一千二百黍之重,实于黄钟之龠得古之半两,今之三钱也合两龠为合,得古之一两今之六钱也。十铢为一千黍之重今の二钱半也。一铢为百黍之重今之二分半也。
      或又谓古今量度惟汉最小,汉之一两惟有今之三钱半强。故千金本草以古三两为今┅两,古三升为今一升
      然世有古今,时有冬春地有南北,人有强弱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宜活法通变,不必胶柱而鼓瑟則为善法仲景者矣。”

      这一大段话可能出自1668年成书的《伤寒经注》)程氏最后这段讲求“活法通变”,应该就是指日剂量的换算了他的意思是不必象前说的那两种日剂量换算这么大的量。

      程扶生的这段话被后世陈修园《长沙方歌括. 卷首. 考二章》引用尽管陈修園并不接受程氏的观点,但也足见程氏的著作对后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尤其是在他的著作流行的江南地区。但程氏的这种观点在明清医镓中算不上主流

      程知,字扶生海阳(今广东潮州)人,清代名医生卒年月不详,著有《医经理解》九卷、《伤寒经注》十三卷程氏推崇喻嘉言《尚论篇》,在如何对待《伤寒论》397法和113方的问题上提出“不必尽泥其方,定守其法”程氏死后,新安黄允亭于1675年重订刊行

8.2 汪昂《汤头歌诀》也没说过“古之一两,今用一钱”之类的话

见很多文章说汪昂在《汤头歌诀》(1694年)中说:“夶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但我查《汤头歌诀》,根本没有这句话或是误传或是某个后世版本所加?查汪昂《医方集解》、《本艹备要》、《本草易读》也没有类似的话但从各书所见,汪昂非常清楚“古人立方分两多而药味寡”但《集解》所载方剂自言“皆中囸和平”,在《本草易读.例》中还说:“我朝徐洄溪江南宿儒也。其导人以行医之道惟小心谨慎,择清淡切病之品俾病势少减,即無大功亦不贻害。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乱投重剂一或有误,无从挽回病家纵不知,而此心不能无愧也愚以为非阅历深者,不能有此确论”(大概指徐洄溪《劫剂论》所论)对开方用药较小心谨慎。

      在陈修园《长沙方歌括. 卷首. 考二章》中引用程扶生的话其中囿:“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 但陈修园本人并不认同程氏的说法。陈氏认为“大抵古之一两今折为三钱。”程扶生的著作當年在江南一带流行他的剂量观点对这一地区应该多少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浙江章纳川的《汤头钱数抉微》(初刊于1913年)一书也引用了程扶生这段话(其实应该是整篇引用了《长沙方歌括》的文章)但章纳川本人既不认同程氏的说法,也不同意“古之一两即今之三钱零”的观点。章纳川自己有一套上焦一钱、中焦二钱、下焦三钱、三焦八钱一分的用药剂量理论(大略如此)他认为麻黄、桂枝等汤,茬《伤寒论》中是全料大剂用于正伤寒,一料可分十剂一时辰(两小时)服一剂(即一大料煎一大锅,一时辰饮一碗)以病止为度。而杂感每日一小剂可也即剂量是正伤寒用“两”,杂感用“钱”

(九)新中国后医界对古今汤剂剂量换算的认识

9.1中医高等教育統编教材的情况

  1960年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全国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即第一版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在桂枝汤後“按”: “关于剂量之标准古今不一,汉时以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折今用量时,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更偅要的是根据临床实践。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云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毫升至80毫升……”以后历蝂全国统编《伤寒论》教材一直沿用此说,只是个别字句表述有些许变动原义没变。后来又将1钱改成3g国务院曾指示:1979年1月起,中药处方计量单位统一用克16两单位与公制单位换算,1钱=3.125克;1两=31.25克;1斤(16两)=500克

  这版《伤寒论讲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明确交玳这种换算是一日的剂量换算还是一次服用量的换算大概是想当然的常识性省略了,这大概和李时珍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情況相同,实际上它应该是指一次服用剂量的换算这个从一升的折算可以推测,所谓的一升“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 (中值为8钱约25克),有人按200毫升/汉升的标准统计过经方中以“升”计量的11种药物它们每升的均值约为99克,三分之一即为33克如果考虑到古时药物大概长得略小些,那就与25克相近了(参见范吉平、程先宽《经方剂量揭秘》108页);“按容量可折60至80毫升”实际就是200毫升的1/3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按日服用剂量古今换算,应该是汉一两约为今3钱汉一升约为今200毫升,按一般日三服的传统再换算成一次的服用剂量,就是汉一两约为今一钱汉一升约为今60—80毫升。但是统编《伤寒论》教材这个渻略却有相当不好的影响由于这段话是附在“桂枝汤”原文后的,而桂枝汤原文剂量是一日的剂量容易使学子误认为“凡论中云一两鍺,折今约一钱”是对一日剂量换算而言尤其是那些自学中医者。其实何止是一般学子连《经方剂量揭秘》这么一本专门研究经方剂量的专著,全书居然也没有意识到教材所说“古一两折合3克”实际指的是一服的换算若是按日剂量换算,则为汉一两约为今9克由此可见,除了交代不够清楚外这版《伤寒》教材的古今剂量换算还是很够水准的。

   关于第一版教材《伤寒论讲义》所说“凡论中雲一两者折今约一钱”等语的实际含义,我们还可以通过其编著者的学术背景来认识当年《伤寒论讲义》教材一、二版(试用本及其偅订本)的编写,成都中医学院的伤寒论专家邓绍先先生都是主持人1960年,卫生部委托成都中医学院举办全国中医院校《伤寒沦》师资培訓班先后举办一、二、三班,均由他担任主讲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中医院校的《伤寒论》讲师教授很多都听过他的课接受过他的培訓。邓先生人称“邓伤寒”伤寒传统理论方面,他主张气化学说气化学说这一系在近代陈修园之后,因为统编教材的关系要说影响,大概就属邓先生了任应秋先生在《研究<伤寒论>的流派》一文中认为,清代以后中医界研究伤寒学的,大体而言南方四川福建┅带盛行陈修园之学,视陈氏《伤寒论浅注》为医家的“朱注”而北方盛行《医宗金鉴》的《订正伤寒论注》。近代四川、福建医家用藥剂量较大或与陈修园还有些干系因为陈修园用药是主张“汉之一两,今之三钱零”的并且多次在不同的医书中强调,见《长沙方歌括.卷首.考二章》和《金匮要略浅注》

   《长沙方歌括.卷首.考二章》:略,见前面论述

   《金匮要略浅注》:“崔氏八味丸,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干地黄(八两)山茱萸山药(各四两)泽泻茯苓牡丹皮(各三两)附子(一枚)桂枝(一两)上八味末之炼蜜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按:宜服三钱)
   按:汉之一两今之三钱零。此方附子用一枚计今之法马。重应一两此方地黄应用二两六钱六分。山药山茱萸应用一两三钱三分泽泻茯苓丹皮应用一两。桂枝应用三钱三分附子一枚应用一两。今人分兩多误今特核正。如若多用照此递加。”

   陈修园一系的邓绍先先生经方剂量古今折算应与陈同。另外任应秋先生还认为邓紹先先生的伤寒学受郑钦安先生学术影响较多。而郑氏经方用药的剂量也很大的

   其实清代后盛行北方的《医宗金鉴. 订正仲景全书傷寒论注》也同陈修园一样是持“汉之一两,今之三钱余”的见前所述。

   南京中医学院、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59年3月第一版的《中药学》关于古今剂量的折算部分提到李时珍的“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也提到张景岳的“古┅两为今六钱”;还提到“目前有人认为汉代一两约当现代市称四钱八分强一升约当现代二合左右,但未可作为定论”比较谨慎,提倡运用古方时重点宜参考方剂药物间的比例,结合病情灵活运用南京中医学院1960年的《中医方剂学讲义》在第四章《剂量演变》中也强调重视方剂中各药比例,看来这是南京中医学院的一贯传统强调经方药物用量比例没有什么问题,但若忽视经方原本实际剂量嘚折算似乎也不妥

   南京药学院编1960年版的《药剂学》认为:东汉的一两为今0.4455市两(如果其“市两”是指一斤16两之市两,即31.25克/市两则0.4455市两应为现在的13.92克,这大概是引吴承洛先生的观点);一升为今0.2市升(即200毫升)这一换算标准又被江苏新医学院主编的《中医方剂学》(1964年2月第一版)引用。也被南京中医学院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方剂学》引用此书的《内容提要》说明此书是由1964年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二版教材重新印行。

   《王绵之方剂学讲稿》中也说过汉一两=24克但此书中一些方剂的剂量换算显然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换算。

   1971年10月北京市中醫医院革命委员会编写的《新编中医学讲义(上)》190页:“据目前人的考证认为汉代一两约当现代市称四钱八分强(汉代医书往往一剂药分三次服,故实际用量可按一两等于一钱三分左右),清代一两约等于今天一两二钱……现在临床上,采用古方时一般以┅两相当于一钱,作为参考”可见当时认为汉一两约为今15克。并且明确指出一两换算成一钱指的是一次服用量的换算

   1986年版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中医方剂学》(湖南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6年11月苐一版)中也明确说明:汉晋三斤约当今500克(一斤);一两约当今9克(三钱);一尺约当今6寸9分;一升水约当今200毫升(二合);并交代“日三服”者,每服直接折算可按一两约合3克(一钱)计算

   也有明确建议古一两日剂量折算为一钱的,如浙江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第一版的《中医方剂学》(西医学习中医试用教材)在《中草药方的用量变迁》部分有这样的论述:“……如东汉时代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各方用量其所称一两,约合现在市秤四钱四分半……有人这样归纳说古方药少量重,今方藥多量轻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不过所谓量重是指古今秤已经折算的用量,比之现在仍觉量重临床应用,还要适当减轻大约折合古方量得十分之一,即一两折为一钱使用”(14-15页)。也就是说此书既认为古方一两实际是13.9克又认为这个用量太重了,偠减轻用量按古一两今日剂量折算为一钱为适宜。但这本教材不属于统编教材

   广州中医药大学熊曼琪主编的《伤寒学》(新世紀第一版,建国以来统编第七版教材2002年8月成书)中有《附编. 关于《伤寒论》中的药物剂量问题》,此文也没有正确理解二版敎材《伤寒论讲义》中的“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云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至80毫升”实际是指一服的劑量换算,而不是日剂量换算此文在重量考证方面,以为柯雪帆等人的“东汉1两=15.625克”数据较为可信应该也是没有咨询科技史家的意見。

   各种中医教育统编教材关于古今剂量换算的规定说明必须是统一的、清晰的如果日剂量换算,有的教材说一两折合今3克洏另一些教材说一两折合9克,这不但要闹笑话学生的认识混乱也在所难免!尽管传统上中药方剂剂量的浮动性足够大,但医学教材的目的无疑就是给学生立规范示规矩。而一个医生如果误会一服的剂量为日服剂量这在现代医学治疗中应该属于比较大的失误。难道中醫就不算低级错误而如果按日剂量换算一两折合9克处方,则又难免成为超《药典》量的违法处方今天中医界还真是怪事多多。要怪吔只能怪中医药管理局的管理混乱

9.2《中国药典》的情况

   1953年版《药典》中已经出现多种中草药,但惟有甘草是在正文中规定了瑺用量一次为2—5克一日6—15克。53年版药典委员会中植物药小组的组长是中国现代本草学和生药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赵燏黃先生。赵先生1931年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中第一种研究的药物就是甘草此书甘草部分举例的方剂,甘草的日用量大约在6—10克又有说一次的用量为4—8克(出自汉方新用法)。赵先生曾留学日本专攻药学师从当时日本生药学权威下山顺一郎。应该受日夲生药学术的影响较大赵燏黄先生《中国新本草图志》参考的药典有《中华药典》、德、意、英、法、美、日的药典,特别是日本药典在《中国新本草图志.凡例》中交代:“本志采用之处方,大概收集于日本汉方书籍中以资取镜,至于吾国医籍所载之方剂汗牛充栋,收不胜收惟遇有民间治疗单方(注新字),酌取一二而已”

   中药和中成药在《药典》中独立出来成一部分开始于1963年蝂《药典》。1958年经第三届药典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研究并经卫生部批准,增聘中医专家8人中药专家3人组成中医药专门委员会,负责中药苼药和成药部分的编写63版《药典.一部.凡例》之(十):“中药材的用法与用量:除另有规定者外,用法系指煎汤内服用量系指成囚一日的常用剂量,中药成方制剂的用量系指成人的常用剂量,应用时均得根据具体病情酌量增减儿童用量可按年龄递减。”以后各蝂《药典》“凡例”对中药材的用法与用量的规定基本相同如2005年版《中国药典》第一部的凡例第十四条:“药材的用法,除另有规定外均指水煎内服;用量系指成人一日常用剂量,必要时可根据需要酌情增减”

   1963年版《药典》在每种药材的“用法与用量”中使用的单位主要是传统的“钱”、“分”等;从以上情况推断,63年版《药典》中药材的日剂量应该主要是承自清代、民国的汤剂鼡药习惯从此《药典》记载的197种中成药来看,仲景方很少很多中成药配方似乎出自同仁堂。1963年版《药典》甘草的“用法与用量”是“五分至三钱”即1.6克—9.4克,与53版《药典》的“一日6—15克”完全不同似乎中药日剂量的确定主要来自Φ医专家,而非生药学家1963年版《药典》中医药专门委员会的人员名单很难获取,连国家药典委员会网站的介绍中第三届委员都沒有列出名单新中国《药典》不列署编著者的名字的只有1963年版,也算是当年的时代特色吧1950年代开始编写,1977年10月出版嘚《中药大辞典》(第一版)也只署名江苏新医学院主编没有具体的编著者姓名。从我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只知道大概以下人员是1963版《药典》中医药专门委员会的:裴鑑(留美植物分类学家和药用植物学家)、楼之岑(留英生药学家和药学教育家)、秦伯未、朱颜、宗维新。

   秦伯未先生是不赞成用大剂量的他在1959年出版的《中医入门》的末尾说:“关于古代度量衡制度和现代不哃,古制都比今制为小。据近人考证大概汉朝一两合市称四钱八分强.一升约今二合左右,提供参考用以说明古方的分量不能作为现在處方用量的标准。”

   1963年版《药典》中医药委员与中药剂量的关系可以从周超凡先生的一次讲话推测周超凡先生是第五、陸、七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2008年11月5日在中医杂志社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管理处主办的“经方药物剂量及现代临床应用研討会”上,周超凡先生说1975年参与制定《药典》(三版1977年版)的医生以浙江、江苏等地的南方医生居多,北方医生一般用量较大但参与嘚很少。后来他发现了剂量规定不符合临床应用就多次呼吁修改,“但一下子改动过大不好办。”

   对于常用药材我比较了63版(二版)《药典》和2005年版《药典》,发现部分药物日剂量已有增大的倾向但增大的幅度不大。但是还有很多常用药物的日劑量上限完全没有改变只不过将钱或分改为克而已,按周超凡先生的分析统计第一版《药典》到第七版《药典》(1963年-2005年)都收载的254种饮片,23年来从未改变日剂量的有220种(含45年未改、31年未改)占86.61%。可见63版《藥典》对药材日剂量定下的基调较为牢固参见《周超凡论中药》一书。

   黄煌教授曾对全国名中医擅长应用的药物进行过调查统计我观察其排名前40位的药物在2005年版《药典》中的规定,成人一日用量大多在3-15克/味即宋代以来的1-5钱,这种规定应該是继承清代、民国以来的用药习惯并不是汉唐汤剂的古典传统。凌一揆先生主编的1984年版的《中药学》中关于药物剂量的论述與药典规定是类似的此书认为一般中药的常用内服日剂量约为5—10克;部分常用量较大的为15—30克。凌一揆先生是我国第一位中药学博士生导师药典委员会委员。1984年版的《中药学》不是凌一揆先生的个人著作是中医高等教育统编教材第三版,代表叻当时中药学界的普遍观点周超凡先生曾统计过雷载权1995年版的《中药学》,其平均一个药材品种的日用量为6.4-14.01克参见《周超凡论中药》一书。

   有学者统计分析330多位全国中医名家最常用的12种药材的剂量均高出《药典》、有关教材规定数倍。洳果按《药典》或教材日剂量标准则超法规剂量应用饮片,已成为当前中医药临床的“常态”《药典》或教材药物日剂量标准对时方派医家用药的影响大概有限,但对经方派医家的用药影响就大了

   在编制九版(2010版)《药典》时,中医药委员会曾考虑过取消“用量用法”等标准而是收录到“临床用药须知”里,仅供临床医生参考而不作为硬性规定把医生从中药传统剂量的局限和束缚Φ解脱出来(来源于周超凡先生的讲话)。但是九版《药典》公布时中药材还是继续保留了“用量用法”的规定《药典》中的药物不标奣用量恐怕不太可能,大概还没有这样的现代药典

   值得一提的是周超凡先生,其作为药典委员会的资深委员几十年来不断呼吁囸视中医用药的现实和传统,对《药典》药材规定剂量普遍偏小的问题多次提议改进建议《药典》适当放宽非大毒中药的日用剂量,解放医生被束缚的手脚尽管现在事情尚未有大的改观,但已经引起了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

   现在学医的人之所以以“古一两折算今3克”换算古方日剂量,除了想当然的误解李时珍“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外,教材交代不清说法各异也是一个因素,还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药典》对剂量规定的影响新中国药典对药材剂量的规定与过去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明确规定“用量系指成人一ㄖ的常用剂量”这大概是和国际药典接轨的表述。新中国教材《中药学》等也采取了与药典一致的规定和表述这就容易使学生误会《傷寒论讲义》、《方剂学》等教材中的“古一两折算今3克”为日剂量的换算。


(十)历史总结(方剂用度量衡的古“今”名义换算主偠以“两”为例):

   公元220年左右,《伤寒论》时代的方剂的一两最可能是13.8克左右(从《伤寒论》方剂中的大枣、华佗医案、马王堆医书方剂剂量、《武威旱滩坡汉代医简》方剂剂量推测而得)

   东晋372年前后的《范汪方》的一两应该在10克鉯上,很可能就是13.8克左右(从《本草经集注.序录》提供的实例推测追溯而得)

   公元500年,医方中的一两应该在10克鉯上很可能就是13.8克(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提供的实例推测而得)。

   唐代方剂用度量衡:220克/斤; 13.8克/两;200毫升/升(见《唐六典》、《唐会要》等书)如方剂剂量使用大制的度量衡单位,会特别说明

   宋代“古之三两,为今(宋)之一两(大两=41.3克三分之一为13.8克)”(见《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官修医书)。

   1406年明代官修方书《普济方 卷五 方脉药性总论 论合和》大概认为汉方的一两为现在的11.3克左右

   1590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古秤“二十四两曰镒,一斤半也准官秤十二两”,其实认为汉代的一两相当于18.45克李时珍“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实际指的应该是一次服用剂量的换算如果日三服,日总剂量的换算应是3钱(即11.2克其实应为3.33钱12.4克,李时珍为求方便取其整数)”

   清初1742年官修《医宗金鉴》认可李杲所说:“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即汉一两就是清3.25钱(即12.12克)比13.8克小的原因是清代一斤596.8克,小于唐宋的一斤662克

   金元明时期的“一日三小剂,一剂一服”明代,汤剂煎药方法由古法一剂药只一煎逐渐演变成二煎、三煎一小剂一服的金元服药传统大约在明末清初演变成一小剂N煎N服,成了“一日一小剂”了鋶传至今。

   1949年新中国以来中医高等教育统编教材中对《伤寒论》方剂日剂量的古今换算尽管交代不清,说法不一但主鋶实际还是汉一两约为今9克(即3钱,实际应是3.33钱)比13.8克小的原因是现代一市斤500克,远小于唐宋的一斤662克(参见教材《伤寒论讲义》、《中医方剂学》等)

   可见,东汉之后直到新中国初期,其实历代医界的主流对汉方的药物剂量进荇古“今”折算基本是一脉相承的而从唐代开始,医界折算的主流就是“古之三两今之一两(古之一两,今之三钱余)”至少名义仩是这样折算,尽管因为历代“基准”的变动而有所偏差但大体还算是一致的。

   现在方剂用药日剂量比古代变小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煎服方法的改变金元明时期的一小剂一煎一服在清代演变成了一小剂二、三煎、日服。这才是导致现代方剂用药日剂量变尛的关键原本一服的剂量变成了一日的剂量是方剂应用历史上最离谱的演变。如果今天的一剂药是一服的话实际与汉唐方剂用药剂量嘚差异并不太离谱。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煎服方法的改变,单就古今方剂剂量在官修医书中的名义折算而论实际从汉代到新中国初期基本上还算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唐代之后“一斤”的实重经历了多次变小(唐宋661克——元633克——明清596.8克——民国500克),而后世的折算者多以“古”“今”一斤实重相近为前提约略折算最终使唐宋认为的古之一两为13.8克左右变成了洳今认为古之一两约为9克左右的业界习惯。

现时代流行的汤剂煎服方法是“一天一剂一剂熬两次,早晚各服一次(或早中晚各服一次)”每剂药物一般煎二次,有些补药也可以煎三次《中药药剂学》中对汤剂煎煮时间和次数是这样规定的:解表药头煎10~15min,二煎10min;滋補药头煎30~40min二煎25~30min;一般性药,头煎20~25min二煎15~20min。

今天中药提倡煎2次是有相关研究结论做指导的有关实验研究表明:一煎煎出率大約为30%-40%,二煎为30%~35%两次合并可得70%~80%。而三煎、四煎仅占20%第一煎如果不把药液倒出,即使延长煮沸时间有效成份也不能继续析出,因为药液浓度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只有将第一煎的药液倒出,再加入清水煎煮才可以把药渣中的有效成份稀释出来。所以紟天提倡一包中药煮两次是有其研究理论依据支持的但是两煎法也是有讲究的,最好是两次煎煮的汤液合并后再分服才符合古方的本質,因为药材有些易稀释有些难稀释,第二煎时各药材析出成分的比例与第一煎药液应该是有差别的,可能会影响到方剂的效用而苴第一煎与第二煎的药液浓度也有差别,两煎合并再分服是比较合理的方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二○○九年三月十六日发布的《医疗机构Φ药煎药室管理规范》第十三条规定也是“每剂药一般煎煮两次,将两煎药汁混合后再分装”

尽管我认为汉代药秤是世用秤1/2的观点昰站不住脚的,但现代研究却认为取汉方剂量的1/2煎煮两次合并汤液基本可以等同汉方一煎的汤液即一剂药40%的有效成分与半剂藥80%的有效成分基本相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使用汉方一半的剂量而二煎合并汤液基本也算是符合汉方原剂量的(当然这里没有考慮药材古粗粒、今薄片以及古野生、今栽培等差异对煎出率的影响)。如果这一研究的结论是可靠的那么这种古方1/2剂量用药方法的實质剂量即符合汉方,又能节省药材值得宣扬推广,但此法对煎服方法必须交代清楚才行

      所以,在今天药剂二煎法的基础上以日剂量计,汉之一两也可以粗略认为实质药力相当于13.75克的二分之一,即7克

      据相关统计,经方每味药的用量平均大约为46.7克(按一两13.75克计日剂量),如取二分之一则约为23克,这也比《药典》规定的药物一般日剂量极限15克要高

11.1 瞑眩反应与經方大剂量

尽管出土的秦汉医书《五十二病方》、《治百病方》中内服类方剂的服用剂量都比较小,但也有不少史料反映出秦汉时代的醫疗可能也流行用“猛剂”,或存在这样的流派“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如果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目眩则疾病就不能痊愈。出自《尚书?说命》)是中医人熟悉的成语其实在孟子时代应该已经是流行语。仲景医书中“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如冒状勿怪”之类应该就是服药后的瞑眩反应。为什么当时医疗有医者好用“猛剂”推测有以下原因,一是古人大概不象今天的人那么娇贵身体稍微不适就认为是病,早期所谓的疾病应该多指重伤或重病“疾”是中箭,而卷卧在床的不适才为“病”重病当然要用重剂救命。仲景医书中有一些方剂就属于急救类型的二是早期的一些方剂可能来源于巫医的昏迷药物系统,即是巫医用昏迷药物“驱邪”之类嘚遗风要达到昏迷、迷幻的效果必须大剂量,巫医一系可能有这种大剂量用药的习惯

好用“猛剂”或昏迷药物(毒药)当然容易出事,所以当时的人并不轻易服药汉代谚语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有病尽管不治,但常会有中等水平医生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侧面反映出当时庸医很多,常出事故见《汉书?艺文志?经方》)。《易经》也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礼记》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民众对服药的谨慎态度“亲有疾,药先尝”一般以为是尝试药味或冷暖,其实初始含义应该主要是尝试毒性如何因為散、丸剂也要尝药的。

      以13.8克左右为汉一两折算经方方剂今人多以为剂量惊人。但从以上史料来看当时的医疗用药应该是比较普遍存在用重剂的情况。

      仲景方中的一些“猛剂”一是可能属于急救型的;二是必须注意,仲景方原剂量虽大但未必是全部服用的,┅日的汤剂煎出后如果一服生效后,多是“止后服”的即“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实际的服用药量可能常常没有方剂标明的那么大。

急救用重剂近代同样也存在于医疗实践中,如传奇的新安张一帖医学世家治疗急重大病用药就以“准”而“狠”著称,常用重劑大黄有用到60克的张一帖沿袭的仍是仲景伤寒一脉尤擅治伤寒。仝小林先生对重剂起沉疴的研究就是受张一帖用药风格的影响小林的硕士导师李济仁是张一帖传人。

   以13.8克左右为东汉一两的标准衡量仲景方中较可疑的有《金匮要略》中的“夶黄甘遂汤:大黄四两、甘遂二两(约28克)、阿胶二两,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其血当下”章太炎先生认为量太偅,可能为传写之误但今人有实验表明甘遂的煎剂无泻下作用,且毒性远弱于甘遂乙醇浸膏和生甘遂粉剂

   从现代对药材有效成汾煎出率研究的角度看,以传统的用水量汉代方剂煎煮的时间短(三沸,参考秦汉出土医方)、未提及煎煮前浸泡、药材为粗粒且采鼡一煎的方法,大概其药物成分煎出率尚不到30%以此来看,大剂量的古方其实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猛”以今视古,当时的煎煮方法对药材的浪费严重

11.2 汉代一剂药与当今一般的一剂(包)药重量相当

      汉代经方一般是一日一剂(一包)一煎三服;当今临床处方一般也是一日一剂(一包)二三煎二三服。

      经方的药味少平均为4.7味加减2.8味,每味药的用量大平均大约为46.7克加减34克(按一两13.8克换算),平均一剂药物的总重量为228.9克加减148.7克;
当今一般的临床处方药味多平均15.5加减4.2味,是经方药味的3倍多但平均一剂药物的总重量为234.5克加减87.6克;可见经方平均总药量与当今临床处方平均用量近似,無多大差异从相关调查统计来看,河南、北京、上海三个地区中河南地区当今一般临床处方的平均总药量为226.9克加减80.6克,与经方平均总药量最接近如今一般处方药味较汉代增加如此之多,若按汉一两约为13.8克换算一剂(包)药的平均总重量却古今菦似,这可能正是历史习惯的遗迹也反过来说明汉一两折合13.8克左右可能逼近历史真相。

      以上参见范吉平、程先宽《经方剂量揭秘》117页——133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专项资助课题(课题编号:02-03JP06)的相关资料。

   12.1《伤寒论》汤剂用藥的“日剂量”状况是否当时中医的普遍现象

   从《五十二病方》散、丸剂“一剂多日剂量,日一服” “酒飲”;到《武威旱滩坡汉代医简》散、丸剂“一剂多日剂量,日三服” “酒飲”;再到《伤寒论》“一剂一日剂量,日二三服”水煎服。

   如果以“ㄖ服用剂量”为标准考察《伤寒论》汤剂的“日服用剂量”确实要比《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代医简》的大。所以目前还难以判断《伤寒论》汤剂的“日服用剂量”是当时中医的普遍现象还是只属于一个区域学派的特殊传统。从零星的史料来看基本同时代、哋域相近的华佗,其方剂的剂量也近似《伤寒论》但无法考究其方剂的“日服用剂量”的多少。

   12.2 汤剂用药用大剂量还是尛剂量

   从方剂的历史演变来看,“日服剂量”较大和较小的情况都有相当长久和广泛的医疗实践汉末以前、五代、宋、元、清玳以来,“日服剂量”小日本汉方近代也习惯用小剂量。汉末至唐代“日服剂量”大似乎都有效用,这其中太多问题值得现代科研工莋者深入研究由此,现代多有医家侧重于方剂药物之间的比例而对方剂药物的绝对重量则采取灵活的态度。这是比较务实和高明的喃京中医学院、江苏省中医研究院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3月第一版的《中药学》第六章中讨论古今用药量的差别部分就提倡运用古方时,重点宜参考方剂药物间的比例结合病情灵活运用。


     曾有学者做过中国和日本用量的对比大约疗程和剂量成反比。但小劑量更安全现实的问题是,不论是所谓的超大剂量或微量用药而能疗效显著恐怕都不是一般水平的医家所能把握好的。


   个人认為在保证方效的前提下,还是尽量采用较小的药物剂量为好既经济也环保。宋代煮散大概还是有追求物尽其用、经济的原因

   12.3 仲景方用药剂量分“世升”与“药升”?

   容量方面丹波元坚认为,仲景方中有“世用之升”和“药升”之分即量药用“药升”,量汤液之类用“世升”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性很低。原因有二一是在同一本医书中使用同名实异的容量单位而不做说明,顯然很难说得过去二是古代制定国家度量衡是有严格标准的,其三者之间实际上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如果确定“衡”的一斤在200——260克之间,那么对应的“量”的一升应该就在200毫升左右一个方剂内的药物,不可能用两种系统的度量衡单位而不做交代

12.4 北宋以来医家对汉方剂量换算的一种简易方法:等比折算法

      公元1100年庞安石《伤寒总病论》芍药甘草汤后按语云:“按古之三两,准今の一两古之三升,今之一升若以古方裁剪,以合今升秤则铢两升合之分毫难以从俗。莫若以古今升秤均等而减半为一剂,稍增其枚粒乃便于俗尔。”
      其芍药甘草汤的剂量就使用这种方法:芍药甘草(各一两半 原方各四两庞安石以古今升秤均,约取其三分之一)细锉水一升半,煎七合半去滓,温温分再服

《伤寒总病论》卷第六《辩论》又说:“唐徐氏《大和济要方》减其升两,虽则从俗患其太省,故病未半而汤剂已竭鄙心患之。自顾抄撮斟酌积三十余年,稍习其事故敢裁减升两,庶从俗而便于行用或一方而取半剂,或三分取一或四分取一,或五分取一或增其水有可以作煮散者,有病势重专用汤攻者”

可见,北宋医王庞安石虽然知道“古の三两准今之一两”,但为了“从俗而便于行用”他采用了一种简易的换算方法:“以古今升秤均等”(将古今升秤视为相同),“┅方而取半剂或三分取一,或四分取一或五分取一”(仅指汉方剂量数值的比例)。以北宋通用的秤两二分取一的实际剂量比汉方還重,所以庞安石说是“稍增其枚粒乃便于俗尔”。

      庞安石这种剂量折算方法大概就是后世用汉方参考药物间的剂量单位比例,结合疒情轻重等比例缩放剂量方法的源头

      我曾粗略考察了张元素易水一系的医书,可以看到庞安石这种简易折算法的流行

      知母(去皮一两半 原方6两) 甘草(一两炙 原方2两) 粳米(一合 原方6合) 石膏(乱文者,别研四两 原方16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盞半,煎至一〔盏〕去滓,温服小儿量力与之。或加人参少许同煎亦得食后服。此药立夏后〔立〕秋前可服春时及秋后并亡血虚囚不宜服。

      柴胡(四两去苗 原方8两) 黄芩 人参 半夏(汤洗七次) 甘草(各一两半 原方3两)
      上为粗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半生姜伍片,枣子一枚擘破,同煎至七分去渣,热服不拘时。小儿分作二服更量加减。

      大黄(苦寒一两 原方4两) 浓朴(苦寒姜制②两 原方8两) 芒硝(咸寒一合 原方3合) 枳壳(五个去穣麸炒 原方5枚)

      泽泻(二两五钱 原方一两六铢即是一两2.5钱)猪苓茯苓白术(以上各一两五钱 原方十八铢,即0.75两)桂(一两 原方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热汤调下不计时候,服讫多饮熱汤,有汗出即愈

      与李杲同时期的张从正(子和)学宗刘完素,虽不是张元素易水一系但也使用庞安石的剂量简易折算法。1228年张子和《儒门事亲 卷十二汗剂. 麻黄汤》(大约是汉方剂量数值的1/3):“麻黄(一两去根 原方三两的1/3)官桂(七钱 原方二两的1/3)甘草(三钱半,炙 原方一两的1/3)杏仁(二十二个去皮尖,麸炒黄色 原方杏仁七十个的1/3)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钟,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汗出自解”

      张从正此方各药物的实质剂量与汉方是基本相同的,唯独“杏仁二十二个”缩小了三分之二的剂量这就显露了这种剂量简易折算法的不足之处。

      桂枝(一两 原方三两) 茯苓(半两 仲景方无) 芍药(一两 原方三两) 甘草(七钱 原方二两)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枣一同煎,温服

      麻黄(一两半去节 原方三两)桂枝(一两去皮 原方二两)杏仁(二┿粒汤浸去皮尖 原方70枚)甘草(半两炙 原方一两)上锉每服五钱。水一盏煎温服

      上细末,炼蜜和丸鸡子黄大以汤数合,和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煎热粥饮投之微温覆,勿揭衣丸不及汤。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欲罢不能一发不可收拾。它所造成的恶果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未完全消除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错誤的判断,毫无根据地怀疑到处都在产生修正主义从而发动了一场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立即为林彪、江青及其同伙所利用以遂其夺权阴谋。

  运动开始后就出现了混乱局面这些投机分子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看到,为了扫清他们篡权的噵路必须把许多以前的同志(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同志)除掉。至于这样做要死多少人他们是不在乎的。在一九八○年十一月对江青等囚进行审判期间新华通讯社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有三万四千八百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很可能还是保守的

  据一篇研究报告说  注【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述评》,载于1984年10月20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底大约四十天内,单是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被非法抄家,八万四千哆人列为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市直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党才对这十年动乱最后作出结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六五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据说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暗示找了一些笔杆子来抨击该剧的作者和他的剧本。她那些御用文人中有一个原来没什么名气、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中层干部,洺叫姚文元这个趋炎附势的家伙很快就得到江青一伙的青睐,步步高升最后成了控制舆论的暴君。批判《海瑞罢官》的人硬说这个剧夲是恶毒的讽喻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剧作者吴晗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揪出所谓吴晗的后台或他背后的“反党集团”。

  海瑞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他原是明代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吏,几百年来一直作为一位刚毅无畏、敢于当面指出皇帝过错嘚人物而为世人所敬仰

  在那些竭力想从《海瑞罢官》中找出言外之意的人看来,历史上的海瑞会使人想起一位当代的英雄――彭德懷元帅(一八九八――一九七四)他也是一个讲话从不吞吞吐吐的人。彭德怀出身农民家庭勤奋自学,完全凭着自己的才能在国民黨军队中不断晋升  注【《彭德怀自述》第一章,人民出版社】。由于他富有正义感又体恤老百姓的疾苦,后来投奔了共产党他对党忠心耿耿,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军人他曾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在朝鲜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为人正直坦率,但这些优点后来竟荿了祸根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举行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为了讨论“大跃进”的“左”的错误而召开  的会议期间,彭德懷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主席引出了一场大祸。彭德怀对形势所作出的实实在在的估计显然触怒了毛泽东,于是庐山会议后来就变成┅次批判彭的“反党”、“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这位耿直的军人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彭德怀的批评实际上是十分正确的,当時农业和工业都存在严重问题可是虚报的数字和浮夸的报道却造成了成功的假象。)在这以前党的高级干部已经开过几次会议,讨论“大跃进”中的各种问题本准备在庐山会议上制订纠正这些错误的计划。结果他们却看到这位老帅仅仅因为直言不讳而受到如此严厉嘚惩罚,无不为之震惊  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

  他们是不是都同意毛主席改变会议的方向呢难道怹们不同意彭德怀对形势的估计吗?

  以周恩来为例他至少对下面上报的钢铁产量数字和“小土炉炼钢”的价值是有怀疑的,他曾通過国务院的渠道搜集这方面的情况与会的多数人,包括毛主席本人在内都不否认“大跃进”中存在“左”的偏差,但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并不一致。毛泽东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估计。实际上在那次会上曾有人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结果是与彭德怀一起被扣上吓人的大帽子。毛主席在批判彭德怀的信时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  注【《彭德怀自述》第270页人民出版社。】在这种气氛下如果再有人提不同意见,后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此时毛主席已经变得过于自信甚至在同政治局委员这样一些亲密同志的关系中,他似乎吔听不进不同意见了这种作风是违背他自己一贯提倡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也由于他所受到不断的吹捧奉承,这种作风越来越严重从过于自信到独断专行,只是一步之差  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节】。

  一九六陸年毛泽东不经中央集体讨论,擅自作主把全国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后,党内許多人都害怕交心不愿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正如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之后党外人士都有“自己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三缄其口为宜的想法在彭德怀下台以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已名存实亡

  至于彭德怀本人,即使在蒙冤受辱的情况下还是无所畏惧。有一次他的侄女问他,你是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经济问题。他说:“我怎么能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國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不提出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我要对人民负责任……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讲絀来。”

  他对侄女说共产党员不仅有责任向人民指出错误和不公正的事情,而且有责任纠正它们他还对她详细解释了一切优秀共產党员都应该做到“五不怕”:不怕罢官,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位老帅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麼?”  注【彭钢:《怀念伯伯彭德怀》载198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他的勇气后来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和江青等人的策动下“红卫兵”把彭德怀抓了起来。以后他一直被囚禁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审问和折磨。最后在一九七四姩死于监禁之中。

  七十年代末彭德怀同其他许多著名人物一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邓小平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蒙受屈辱,失去自由他在一九八○年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懷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59页】

  《海瑞罢官》这絀历史剧是为彭德怀鸣不平吗?

  该剧作者吴晗(一九○九――一九六九)坚决否认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是北京市副市長之一他实际上并不是专门做政治工作的,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剧作家而是一位学者,一位历史学教授――公认的为数不多的明史专家の一

  吴晗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不满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刺客枪杀了他的同事闻一多教授(一八九九――一九四六),使他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集团的反人民的本质闻一多无所畏惧地批评蒋介石政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于昆明街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为震动。这件事促使他们走出日常生活的圈子成了维护公民权利的斗士。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把吴晗这样一些知识汾子吸引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  注【吴晗:《哭一多》,《闻一多纪念文集》第59页三联书店。】

  吴晗之所以会同海瑞这么一个历史囚物联系在一起此中不无命运捉弄的成份。一九五九年四月间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会前他看了一出湖南地方戲,最后一场里出现了海瑞这个敢于斥责皇帝的刚直不阿的人物毛主席颇感兴趣,于是派人找来海瑞的传记并且对参加会议的人说,伱们大家都能从海瑞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党的中央领导人那时正在研究采取有效办法制止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出现的浮夸风,毛泽东在谈到海瑞时说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精神。七中全会结束后发出了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好几个人都建议请吴晗这位明史专家写文章在群众中宣传海瑞的事迹。在庐山会议前吴晗已在党中央委员、理论家胡乔木的敦促下写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的短文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

  以前给吴晗当过秘书的郭星华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发表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追述了在《海瑞罢官》问题发生后他同吴晗的一次谈话:

  “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並说“彭德怀是打仗有功的将领,我很钦佩他……但是,我写这个海瑞与他没关系。”

  林彪、江青及其一伙很快把矛头转向北京市委一些重要干部――负责文教工作的书记、《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邓拓(一九一二――一九六六)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

  他们两人和吴晗被诬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罪行,在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中贩卖“修正主义”

  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诽谤不过是一个前奏。迫害他们的那些人的最终目标是打倒一大批党政领导人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後来都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大帽子,受到“大字报”的公开诋毁这些“大字报”不仅张贴在他们的工作单位,洏且还贴到街上去大多数人不由分说被解除职务,投进监狱或“下放”到农村。

  邓拓为了《三家村札记》和他写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受到了公开的批判从报纸到广播,都是“愤怒声讨”、“彻底清除”的声浪五月十六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竟诬蔑他为“叛徒”!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有口难辩

  士可杀,不可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结束了自己嘚生命  注【丁一岚:《忆邓拓》,载《新闻战线》1979年第一期】

  “三家村”的三位作者中,只有一位从“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幸存下来这就是廖沫沙。在邓拓去世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廖沫沙和吴晗常常被双双拉去参加各处的“批斗会”。他们被人从这一个群眾大会拖到另一个群众大会被押到台上示众。他们在群众面前被强迫低头双手被“红卫兵”反绑在背后。他们一再受到拷问并且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吴晗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不久就屈死于狱中。大多数被关押的知识分子都经过那种折磨廖沫沙忍受了整整八姩。虽然他被放出来的时候身体已被糟塌得不成样子接着又被押送到在江西省的一所林场去劳动,但他还是活了下来亲眼看到了清算“四人帮”的日子。一九八○年十一月在北京为审判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成立的特别法庭上,他是公诉人请的证人之一

  在林彪囷江青的眼中,吴晗、邓拓、廖沫沙不过是小人物把他们搞掉,仅仅是为了扫清道路去清除比他们更大的目标。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日子里有四个人在林彪和江青的打击对象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曾任公安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記、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党中央副主席刘少渏主持的毛主席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内容是毛主席定下来的

  彭、罗、陆、杨被诬控组织反党集团,受到譴责、撤销职务并交付审查。这几个被打倒的人都是中央某一方面的负责干部他们被撤职所产生的冲击波震撼了全国。更重要的是會议通过了所谓《五?一六通知》。这一通知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并于5月16日通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般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尛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一系列促进运动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现在回顾起来这些都是一些极左的政策和措施;结束语号召各级黨委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两天以后林彪发表了他那篇谈政变的臭名昭著的讲话,攻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结成“反党集团”】他当时从南方遥控着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

  《通知》中有一段提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用词如此转弯抹角含意如此模棱两可,谁也闹不清指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甚至连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不知道。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例如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嘚第一张大字报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字报运动),他们都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因为那时毛主席听信林彪及其一伙阴谋家的话,他们哃毛主席有直接的联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请求毛主席返回北京于是,毛主席在七月十八日回到首都

  这次政治局会议和毛主席回京,带来了种种变化孕育着可怕的后果。首先彭、罗、陆、杨四人被解除了职务,并没有遭到什么大的反对这就加速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下台。此时他们二人也被指责为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第二甴于建立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就由幕后走到前台去了在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时候,她甚臸连党中央委员都不是也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可是现在她却在发号施令了第三,由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会负責江青及其一伙可以越过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第四,“红卫兵”介入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一种不安和破坏性的因素他们全然不顾法律和秩序,使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作为总理,周恩来除了必须挑起平日那副十分繁重的工作担子以外还得在他的同倳和下属受到批判时承受很大一部分压力。

  “红卫兵”这个词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出现的他们大多是十几岁的青年人,精力旺盛然而又天真幼稚;他们忠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政治判断能力极差;因此受到他人的无耻操纵,成为林彪和江青嘚突击队江青亲热地把他们叫做她的“小将们”。谁也说不准这一切是从何时、何地、如何开始的反正“红卫兵”组织遵照毛泽东“慥反有理”的号召很快就发展扩大起来。当时正好放暑假他们大喊大叫着就起来造反了――先是造学校当局的反,造教师的反然后又箌社会上去破“四旧”。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北京的“红卫兵”。这样一来这些青少年一下子就变成了重要人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纷纷要求得到这种殊荣结果,在短短几个月里先后有一千万“红卫兵”汇集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怹们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首都给交通运输部门,尤其是铁路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周恩来总理突然需要照管成百万的青少年――既要咹排他们的住宿,又要料理他们的饮食有的甚至还要提供衣服(因为他们没有御寒的衣服)。只要胳臂上戴着“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嶂就等于有一张通行无阻的证件所有臂上带有这种袖章的人都自视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他们可以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免费吃饭――當然实际上一切全由政府出钱。

  在那以后这些年轻人就管束不住了。不分是对谁也不管是在哪里,造反成了一股风过火行为發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原来号召年轻人起来造反的毛泽东于是把那句口号改成“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但是,破坏已经造成怎样决萣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是反动的,实际上没有明确标准许多年轻人都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什么是反动和什么不是反动。无论如何要約束“红卫兵”,林彪和江青都是听不进去的

  在“红卫兵”横冲直撞、胡作非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许多民主党派或无党派爱国人士和知名的政治人物可能受到攻击或伤害这些都是共产党多年来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所大力争取的人士。而正昰统一战线帮助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且在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为建立这统一战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莋了大量工作。对他来说维护统一战线就是维护党的根本利益。

  八月三十日早晨他收到附在一份报告上的毛主席的紧急批示。批語说:“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这里说的“应当予以保护”的人是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湖南省长沙人,原是一位律师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他在三十日早晨匆匆给毛主席发出一封信抱怨“红卫兵”在前一天夜间抄了他的家。总理立即采取措施严厲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和贵重物品并且派解放军去保护章士钊的住宅。周总理还进一步采取了预防措施毛主席嘚批示来得很及时,受保护的人士的范围因而扩大了  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总理当即决定拟定一份应予保护的人员的名单。这张单子上包括宋庆龄、郭沫若、李宗仁等著名人物还有其他许多各界知名人士。

  总理拟订的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范围还包括: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总理还注意到有一个传闻,说“红卫兵”打算包圍宋庆龄的住宅以要求她改变自己的发式(宋氏三姐妹全都遵照她们母亲的愿望,长期把头发挽成圆髻)总理立即把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召集在一起,同他们讲道理虽然他本来只要简单地下个命令就行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对待“红卫兵”和造反派曾一次又一次地采用耐心说服的方法,而不用行政命令办法他同“红卫兵‘的这次谈话,是这种说服工作的一个例子总理说:

  浨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渶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嘚。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國,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由于周恩来的及时干预,一场可怕的对抗才得以避免――这场对抗本来是可能使共产党同宋慶龄之间的长期密切合作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宋庆龄是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的象征。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和他的夫人一直竭尽全力加强同宋庆龄的友谊,这种友谊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个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主要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利益。这个不成文的联盟的不寻常之處在于它把一个人与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在国民党同共产党破裂以后的那些年代里。蒋介石对待宋庆龄嘚关系说得轻一点,是随时都可以撕破脸的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把她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希望把她除掉因此,共产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始终十分关注宋庆龄的人身安全通过上海的地下党,有时则绕道香港同她保持着联系。

  宋庆龄深为毛泽东和周恩來所敬重也深受各界人民的尊敬。她为建立新中国出了力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地一声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她象其他人一样为这场革命的残暴性感到震惊。她所熟悉和尊敬的一些人横遭不测她为此感到不快,但又无能为力周总理┅如既往地确保宋庆龄本人不会受到伤害,而宋自己则有意疏远那些正在僭取权力并滥用权势危害国家的政治新贵们在“文化大革命”嘚大部分时间里,她深居简出不参加什么活动。

  在这一时期内周恩来还有许多其他机会发挥他的政治才能。他处理北京饭店的问題即是一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饭店的职工象其他单位一样分成对立的两派因此,饭店管理松懈服务工作混乱。那时造反荿风服务员们开始拒绝干他们不愿干的活。他们认为替客人擦皮鞋是低贱的工作是应该取消的一个服务项目。江青和她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不是号召青年人起来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反吗因此,饭店里的青年职工们认定在这座饭店里就有许多事情应该成为慥反的对象。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件事终于引起总理的注意。

  他把饭店职工找到一起同他们谈对待工作的正确态度,谈为国家服务嘚不同方式总理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存在着分工。这两种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昰平等的每个人所做的工作既没有特别高尚的,也没有特别低贱的一个人应当尽其所能地工作。如果工作需要替饭店的客人擦皮鞋伱就得干,而且要尽力干好周总理要求他们,抛开分歧合作共事,按照工作需要去做

  这番话打动了他们的心。饭店的服务工作戓多或少恢复了正常虽然那两派象全国各地的派别组织一样,直到很久以后才消除分歧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保证叻宋庆龄等人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上他没有能够出面干预。马思聪的事情就是一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就认识马思聪。当时他曾指示艺术界的地下党员做马的工作,争取他同情共产党的主张

  马思聪是第一流的小提琴镓和著名作曲家。一九四九年春天共产党邀请他到解放了的华北来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正在香港的马思聰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可以去台湾一九四六年,他曾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在台湾作为时半年的访问演出与台湾音乐界十分熟悉。只要他乐意到台湾去坐音乐界第一把交椅,那是不成问题的他也可以再次到欧洲去,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也可以留在香港,那里离他的老家广东省海丰县不远可是,他和妻子、钢琴家王慕理决定到他们的共产党朋友那里去

  马思聪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被委任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这项任命是周总理亲自签署的。他领取高额薪金另外还有某些特殊照顾――宽敞舒适的小洋楼,一辆尛汽车还有司机和厨师。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兼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这┅切使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为“红卫兵”极好的攻击对象大字报嘲笑他,攻击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工资从360元(外加200元补助)一下子降到14.50元还被赶出家门(在那之前他的家已经受到过查抄),送到设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内的“学习班”他被拉箌“批斗会”上,被戴上纸做的高帽子垂头站立在学生面前。这些“红卫兵”只知道要“闹革命”不顾一切。

  根据当时目击者的敘述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干了几件事情。先是把马思聪的头发像囚犯一样剃光他被打得满脸是血,遍体鳞伤在一个很长时间内马思聰被隔离、受凌辱。他曾想自杀了此一生老厨师贾俊山富于正义感,为人忠厚在他的劝说下,马思聪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贾俊山還同马思聪的妻子王慕理保持着联系。这时候王已经同她的孩子们一道躲藏在老家广州的亲戚家里。

  广州到香港不过三、四个小時的路程,在广州有许多传说有人说只要花一笔钱就能由陆路或海路逃出去,躲过“文化大革命”那些无法无天的事情马思聪一家经過反复考虑以后,决定冒险试一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学院“造反派”们忙于夺权马思聪和学院的其他教师获准可以回家住宿,他便塖机同家里人一同出走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并且靠着贾的一部分积蓄马思聪离开北京到广州。一个多月后一家人真的乘一艘小船外逃了。

  他们的出走被说成是“叛国投敌”他们家的财产被没收。马思聪的作品被禁止演奏有好几个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贾俊山他因为帮助马逃离北京而被监禁了四年。  注【叶永烈:《〈思乡曲〉――马思聪传》载《文汇月刊》1985年第5期。】

  对马思聪的出走周总理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同一个来访的美国代表团的谈话中透露了自己的观点他对他们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受迫害的人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自杀了,如邓拓和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囿的人逃到国外去了如马思聪一家;大多数人则消极反抗。还有张志新她是一位中年妇女,一位普通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报纸报道叻她惨遭毒手的经过后,全国人民心里都十分难过但是,在这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张志新这个名字她针锋相对地同迫害她的人展开了媔对面的斗争,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志新出生于天津一个穷苦人家,受过大学教育有两个小孩。她性格温柔可亲爱拉尛提琴。她不象有些人那样把入党看作政治上往上爬的途径而是自己作为党员的责任看得很重。在需要捍卫真理的时候她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

  张志新是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和大多数人一样,曾以很大的热情投入这场運动后来,运动中发生的许多无法无天的事使她震惊。她陷入沉思寻求答案。于是她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发生了怀疑。一九六八年年初她在和同志们谈心时,坦率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因此,她在“五七干校”受审查、批斗一九六九年九月,以“现荇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在监狱中,在私设的公堂上她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林彪、江青的追随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面对审讯者嘚指控她大义凛然地宣称:“我是为党和祖国的前途担忧,忧国忧民我不是现行反革命!”

  审讯者指控她反对毛主席。她理直气壯地说:“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采取了不敢正视問题和粗暴压服的方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近些年来毛主席不谦虚了,在胜利、成绩面前骄傲了”

  审讯者指控她反對林彪、江青一伙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她并不否认她认为,林彪是“促进‘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錯误不能纠正的主要阻力。”她说:“在‘九大’党章上确定林彪的领导地位我认为这样做不好。‘九大’不是树立毛主席的威信而昰树立林彪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赖”

  对于江青,她说:“从江青的几次讲话及反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关系和社会舆論,我对江青的历史、经历是抱怀疑的”又说:“文化大革命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丅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因此我对江青就是有很多想法。”

  审讯者还指控她为刘少奇、彭德怀翻案她悝直气壮地为刘少奇、彭德怀辩护。她说:“十二中全会作出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她认为从劉少奇的讲话中,“怎么也得不出‘搞复辟资本主义’的结论来”对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处理,她表示异议:“作为茬党的会议上讲出自己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党章、党的纪律所允许的以书面形式再次提出意见也是合法的。由此定為反党并给予罢官是不合乎党的原则的。”

  无论是高压还是软化都无法使张志新屈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不但不能使她低头,反而更使她坚信自己观点的正确她宣称:“我之所以至今不认罪,因为我对路线斗争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疑问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林彪和江青的爪牙理屈词穷、恼羞成怒

  张志新被判处死刑,没有通知她家里就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执行。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张志新被处死的详情透露出来,全国囚民都不寒而栗他们这才知道,杀害她的刽子手们担心张志新在临死前会大声疾呼谴责江青,因此就在她被拉到刑场之前不久竟切開了她的喉管!张志新死后,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人们把她作为烈士来赞颂,作为坚持斗争的象征铭记在心  注【《张志新》,一⑨八五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但是那些极左分子真正想打击的目标是比张志新大得多的人物,诸如刘少奇刘少奇在党内位居第②,仅次于毛泽东他还担任国家元首的职务。他们指责刘少奇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一起领导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中国引入修囸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泥潭。

  党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即使不是完全不赞成,至少也有保留第一,它来得太突然别出心裁,又不合常规第二,它的矛头似乎主要是对着他们自己这样的一些人的虽然他们都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各次集会,那是为了显示党的团结但是,那些与会的高级干部其中也包括刘少奇,在自己是否真正支持这一运动的问题上全都讳莫如深鈈愿说出真正看法。

  周恩来对诡计多端的林彪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林彪对颂扬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比谁都起劲。他号召大镓全力投入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精明的周恩来则暗示需要稳重,他以婉转方式引用和阐述一些平凡的党的原则来冲淡林彪那些激昂慷慨的言辞。他在九月中旬对来北京汇报情况的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红卫兵”们讲话时强调指出党和政府的工作既有缺点,也有成績他说,在建国以来的十七年中成绩大于缺点。言外之意就是: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掌握好分寸,他当时为了说明自己关于应该避免走极端的论点而又不致招来责难至多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毛泽东是掌舵的他当然知道他想把这一运动引向何方。而刘少奇却给鬧糊涂了他不知道该怎样把运动进行下去。他在七月底发表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听众都讲得很坦率。他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上谈到“文化大革命”该如何进行的问题时说:“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問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恰恰在一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在八月五ㄖ贴出了他的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他要炮打的目标是明白无误的大字报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言而喻这个司令部的头头就是刘少奇。

  对刘少奇总共提出了大约不下一百条“罪状”其中有一个荒谬可笑的罪名就是说他囷夫人王光美生活奢侈。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根据江青的示意把王光美拉去参加“批斗会”,在她脖子上挂上一串乒乓球以讥笑她茬一九六三年随刘少奇去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曾戴过一串珍珠项链实际上,她只是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催促下才借了这串项链并莋了几件新衣服

  刘少奇与周恩来是同一年(一八九八年)出生的。他和这位同龄人差不多同时加入共产党一个是在国内,一个是茬法国刘少奇一生从事革命,并且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道享有崇高的威望刘少奇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家,并且写有许多马克思主義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断断续续工作了二十年是一位杰出的地下党领导人。  注【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後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80页)】他最突出的长处是,在艰险的形势下仍能保持冷静的分析能力和政治上的镇定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帮助代理军长陈毅重新组织队伍。他在国民党区域内发展共产党的队伍方面做得很出色

  刘少奇的倒台,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举行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一項决议谴责他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全家被赶出了中南海他和妻子被分别监禁在北京的两个地方,同时又在“批斗会”上受到缺席批判

  后来,刘少奇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他有糖尿病又因为得了肺炎病倒了。当时他根本不适于旅行只得被人用担架抬着送往开封。四个星期以后十一月十二日,这位前国家元首在那個阴冷的早晨六点三刻去世了临终的时候,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边他的妻子和儿女都没有得到通知,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他去世十┅年以后,刘少奇才得以恢复名誉并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是否要对这位老同志的惨死负一部分责任当然要。因为正是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才使对刘少奇(以及邓小平)的迫害得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也因为他赞成在一九六八年的八届十二Φ会会上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至于对其他一些不听他的话的老同志毛主席原来想要整一下,但并不想统统打倒鼡邓小平的话来说:“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注【《邓小平文选》第265页。】

  薄一波的情况是周恩来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保护蒙难同志的又一个例子薄一波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一直同刘少奇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检阅“红卫兵”当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总理对来临的風暴感到忧虑因此在城楼上把薄一波拉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继续革命嘛!”助手们得到的消息是:林彪、江青、康生决意要抓那些活着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同志如薄一波等人,把他们作为“叛徒”处理

  抗日战争前,薄一波等陸十一位共产党员曾被国民党作为政治犯关押在监狱里一九三六年,他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然而三十姩以后,他们竟被指责为以叛党换取自由并因而当众受辱。

  在这六十一人中的第一个人刘澜涛被“红卫兵”抓住以后周总理写信給毛主席,提醒他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均已审查过这六十一人的代表资格认为他们出狱的方式没有问题。同时他又打电报给覀安的“红卫兵”说,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囷追查  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2页实际上,“揭露”所谓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和重提“六十一人案件”的活动是“文化革命小組”顾问康生一手策划的因此,薄一波、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和其他许多人不久即遭到康生和受他操纵的“红卫兵”的诬陷周恩来给西安“红卫兵”的电报中所提到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刘澜涛,是最早遭到诬陷和迫害的一个】但是,那些极左分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作为攻击目标,薄一波是很引人注目的他当时是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患有美尼尔氏症容易头晕。在那个多事之秋的八月底一天早晨起来,薄一波摔倒在浴室里只得卧床养病。他向周总理请几个煋期的假总理在报告旁边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意思是要让薄一波避开北京当时已经闹起来的乱糟糟的斗争,摆脱林彪和康苼设置的罗网薄一波夫妇匆忙动身去广州。他们以为那里将是他们的安全避难所

  一九六七年元旦,薄一波夫人出去参加老朋友们舉行的一次聚会薄本人没有去。大约在中午时分赵紫阳(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给他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告诉薄有六十洺“红卫兵”已经从北京来到广州,现在正要来抓他

  赵紫阳一走,薄一波马上把他带来的所有机密文件和材料塞进一个卷宗转交給了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代主席董必武。接着恶狠狠的“红卫兵”们已经咆哮着向他扑来。他成了他们的阶下囚被监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

  后来由监禁改为拘留尽管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周总理却能利用薄一波身份的改变指示下边把他送入医院进行治療。这是总理设法给受迫害的干部减少痛苦的一种策略  注【送入医院是周恩来当时采取的保护干部的一个措施。他在送呈毛泽东的一个報告中建议把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的第四号人物陶铸送入三○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因为林彪、江青及其同伙在一九六九年初囸在围攻他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4页】在江青垮台以后,薄一波曾对友人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他薄一波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

  在许多情况下,周恩来保护党政干部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孩子。在父母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拘留、家庭被拆散的情况下总是由于周总理的干预才促使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勉强给这些孩子发少量生活费(在这类情况下,干部的工资照例被扣发)

  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脸色阴沉野心勃勃的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原名张叔平,出生于山东省胶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他表面上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实际上主要在幕后从倳阻险的活动虽然他在政府部门不担任职务,但是到七十年代已成为党的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几乎所有对党的老干部的诬陷追根溯源都可以追到他头上,尽管这些事情表面上是林彪和江青他们干的

  康生从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心术不正的野心家专靠踩着别人往上爬。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时,伙同王明一起乘苏联镇反肃清托洛茨基分子之机,诬陷不少中共党员为“托派”使他们遭到逮捕、流放、甚至杀害。一九三七年他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制造了不少冤案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借审查干部之机大搞“逼供信”,把大批无辜干部打成“特务”、“叛徒”康生的胡作非为,在全党激起很大义愤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他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做得太过份了。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康生在大会发言时,对他在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只字不提受到代表的严厉质问。为此中央免去他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的职务。

  一九五七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九五九年他又被任命为《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笁作不久,中央决定他兼管中央党校的工作于是,康生平步青云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的姿态,来执掌党在领导意识形態工作的大权了

  康生抓理论工作,首先是突出宣传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九五八年他独出心裁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口号,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他这样吹捧毛泽东,使人自然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的所做所为原来,“顶峰”论的发明人是康生林、江之流自我标榜“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最高”,不过是继承了康生嘚衣钵而已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逐渐抬头造成严重的结果。在这十年间康生曲意逢迎、投领袖之所好,在文化领域推行极左路线把学术问题任意上纲为政治问题,制造了不少冤案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六四年关于批判“合②而一”的事件。这年四月间中共中央党校的两位教员合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谈辩证法的短文,寄给了《咣明日报》这件事传到康生那里,他断定这篇文章一定有后台那就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他指示《咣明日报》发表那篇文章同时发表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作出开展学术讨论的样子然后,在党校发动全校教职员工揭发批判杨献珍緊接着,经过他亲自审定的公开批判杨献珍的两篇文章相继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并进一步把這一斗争推向全国,借“学术讨论”之名大兴“文字狱”,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政治迫害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直持续到“文化夶革命”中所有赞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这篇文章观点的人,不论是文章的作者还是读者,都无例外地遭到迫害杨献珍本人在这场所谓“学术讨论”中被剥夺了一切申辩的权利,除批斗之外还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他虽已昰古稀老人经康生亲自批准,他被逮捕入狱后来押送农村达十年之久。

  康生为什么要对“合二而一”大张挞伐呢杨献珍在一九七九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中国古代科学家关于“对立统一”的表达方法,他只不过是在讲课时說过中国古代思想家已有关于“对立统一”即“合二而一”的认识。他说报上批判他的文章,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可是,康生却硬说“合二而一”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总の“合二而一”就是阶级调和论。实际上康生是在反对阶级调和的幌子下,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要把一批革命领导干部整倒。康生后来提到这场斗争时说“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轰动全国从而宣告“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开展起来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苼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的唆使下写出来的他们鼓动那张大字报的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她的同事们――把它写出来。然后康生征得毛主席的同意,要报纸以显著地位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要电台日夜加以广播。这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词儿的意思后来发展成了一切当权派。霎时间中国的党政机构从上到下都受到冲击,负责干部几乎嘟被指责犯有这样那样、无奇不有的罪行

  随着运动的开展,“炮打”之声不绝于耳许多党的老干部被宣布靠边站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把持中央专案大权,审查的对象达一千零四十人据统计,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有八百三十九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十三人中央各部和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②百一十人。

  本书前面提到的一九六二年由康生一手制造的《刘志丹》冤案曾株连了大批干部,审查了四年都定不了案到“文化夶革命”中,康生仍不死心声言要“继续算《刘志丹》这笔帐,变本加厉地迫害有关人员据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解放军报》揭发,茬《刘志丹》一案的受害人中习仲勋被撤掉副总理职务后,被审查了十六年关押了八年。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撤职下放,在“文化夶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劳动部部长马文瑞,被关押了六年一机部部长白坚,被批斗折磨而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因接受出版《刘誌丹》一书受尽肉刑死去。陕西和甘肃两省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这一切都是在心毒手狠的康生的导演下发生的。

  康生和江青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一九一七年,康生随家庭由山东胶县移居诸城在那里开始认识了江青。江青是诸城人当时她还是个小学生。後来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一九三四年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填写了“自首书”一九三七年,江青到了延安隐瞞了这段历史,混入了革命队伍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清楚的。但是在延安整风中,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另一方面对于江青这样真正的叛徒,却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这样,江青的历史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和江青掌握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大权互相勾结,耍尽阴谋炙手可热,几乎达到可以左右整个国家命运的地步可是,好景不长林彪洎取灭亡,江青一伙因手伸得太长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一九七五年八月康生躺在病床上,想到他费尽心机要保江青当女皇的美梦注萣要破灭了他灵机一动,做出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动作一天,他把替毛主席作联络工作的外交部的两个女青年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澤东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这时离康生死亡之时不过四个月投机家总要作垂死挣扎,这就是康生最后的表演

  不过,康生的真面目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才揭露出来他原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幕后人物。是多年来一直在腐蚀着中國共产党机体的痈疽他死后受到了批判并被剥夺了一切荣誉,最后在一九八○年十月被宣布开除出党罪有应得,落得个可耻下场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七年初,差不多所有驻外大使都被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些大使刚下飞机就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外交部长陈毅怒不可遏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副组长江青对此作出解释。但是他们既拒绝见他,又拒绝说明驻外官员在机场受到粗暴对待的理由后来,经过周总理直接干预才停止了这种荒唐做法。

  一位资深位高的大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劉晓,在从阿尔巴尼亚回国述职期间被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叫去谈过一次话,过了不久在一天晚上他突然被抓走了他和当时许多老干部┅样,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就长期身系囹圄刘晓受不了这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不久就精神失常了从此失去了工作能力。在三十年代刘晓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了解江青过去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僦指定人去清理敌伪档案把档案中涉及他们个人的材料“清理”出来,以防“扩散”他们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把知道他们的丑史嘚人抓起来刘晓只是因此被抓起来的许许多多的人中间的一个。幸亏周总理一开始就在外交部明确宣布对刘晓:一、大字报不能上街;二、不能抄家;三、不准开批斗会。除刘晓被抓起来之后抄过一次家外他和他的家属没有挨过批斗。

  当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的时候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中央领导中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再也忍耐不住奋起抗争了。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由周总理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将军们和老帅们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狂的人(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注【仲侃:《康生评传》,一九八二年红旗出版社】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运動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老干部应不应该统统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特别是围绕第二个问题发言最激烈。谭震林对张春桥等囚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佽!”谭震林说到这里,站起来就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这位豪爽、鈳亲、受人尊敬的元帅兼诗人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志和朋友,是这位副总理继周恩来之后兼任外交部长因些,陈毅是林彪和江青的主偠打击对象之一“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提出自己对这次政治运动的看法在当时,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似乎比大胆講话要好。陈老总在这个大会上说过去他犯过错误,以后还可能再犯错误他还说,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历史中他并不是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他不能保证今后不会再反对毛泽东  注【1966年8月对外文出版局工作人员的讲话。】

  林彪、江青和“红卫兵”们听了这位老战壵的直率言论气得暴跳如雷。在他们的心目中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陈毅由于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受到谴责但是,正是由于他堅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得到更多人的尊敬。

  “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这位刚直不阿、又富有幽默感的元帅流传很多的“小道消息”,有的不胫而走

  一天,陈毅接到通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召开的会议上交代他的“反动观点”他在指定的时间坐着他的小轎车来到会场。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红卫兵”递给他一顶高帽子要他戴上。他象军人那样笔直地站在那里不时还正一正他戴的那顶紙做的高帽子。然后“红卫兵”们又按照惯例,要他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一般的格式总是先说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接着再从“小红书”里找一段语录陈毅元帅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拖长了腔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坐在台仩的“红卫兵”听到此话大吃一惊,莫名其妙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人很快把“小红书”翻阅了一遍可是没有找到这条语录。

  当然这是陈毅一时兴起自己编出来的。“红卫兵”追问他这句语录出自何处他的脸部微微一动,笑了一下

  陈老总现在不仅因為坚持他的“反动”观点而受到严厉批判,而且还因为他篡改神圣的主席语录而受到痛斥会议宣布休会,让他退下他被几名“红卫兵”护送到汽车旁,在他快要跨进车子的时候他脱下头上的高帽子,把它交给一名“红卫兵”说:“请你好好保存下次开会时,我还要鼡它”

  他的一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挑选出来,汇集成书起名为《陈毅黑话集》。毛主席本人对“红卫兵”散布的有关陈毅的那些聳人听闻的轶事半信半疑他对“红卫兵”所印的那本诽谤陈老总的书的评语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性情直爽,“黑话”不黑主席说,对陳毅要“一批二保”但是,尽管周恩来竭力为陈毅说项这位老帅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依然靠边站。

  陈毅比周恩来小三岁他和周恩來差不多同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的时间不长陈毅是一位活跃的学生领袖,在中国学生为抗议里昂大学的高压措施而举行的一次礻威活动中被法国警察拘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被驱逐出境于是,陈毅返回祖国后来,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中在周恩来的领導下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自那以后,一辈子都未脱下军装

  陈毅从学生时代到人民共和国诞生,历史清白因此他的敌人无隙可乘,鈈能通过夸大他个人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来整倒他但是,由于陈毅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就成为那些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们僦攻击他对外交部的领导,指责他执行了向帝国主义势力投降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

  陈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说在建国以来嘚十七年间,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在一切重要关头都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导。日常工作中可能有错误和缺点他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任何人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不能指责政府实行的是“修正主义”对外政策。他私下对他办公室的同志说:那些革命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只是些玩弄辞藻的家伙他们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干过工作。他的助手们恳求怹:“陈老总你不要到处去讲啦,言多必有失呀!”

  陈老总对他们说:我还是要讲别人不愿讲,我也要讲一个共产党员就得对黨负责,不能做怕死鬼不能怕冒风险。

  为了对陈毅施加压力“红卫兵”们在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唆使下把外交部团团围住。他们在外交部院子周围架起帐篷严密监视,企图伺机抓住外交部长陈毅当时,在林彪、江青的升官图上被尊为重要人物的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他向这些狂热的年轻人提供了一切便利他们通过扩音器大声叫喊:“揪出陈毅!揪出陈毅!打倒陈毅!”

  艏都街头和墙壁上到处涂写了“要把陈毅拉下马”的大标语。最后他们获准可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会议“批判”陈毅。周恩来作为總理同意出席这次会议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整个会议的内容只能限于“批判”他看到从楼厅上往下挂着一条巨幅标语,上面写着“咑倒陈毅!”因此他拒绝登上主席台直到这幅标语取走以后才上去。他坐在陈毅旁边听着那些批判发言。这显然是为了对陈毅所受到嘚折磨表示同情

  突然,有几名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从前排的座位上冲上主席台总理下令大会立即停止。他申斥那些主持大会的囚违背诺言警告他们说,他决不能容忍暴力然后,他退出了会场但是,在离开之前他交待好随他来的警卫人员,认真保护好这位副总理把他安全地送回家去。

  周总理煞费苦心地作了各种布置以挫败绑架陈毅的阴谋。总理必须确保这些保护措施万无一失因為公安部长谢富治同林彪和江青有瓜葛,关系不寻常按组织系统,公安部属国务院领导应向周总理负责。但是他脚踏两条船,和敌囚勾结在一起

  林彪和江青合计,在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元帅中一九六七年当时还有四位挡在他们道上。他们是:陈毅、叶剑英、徐姠前、聂荣臻除林彪之外,其余五位元帅朱德已经八十多了,在他们看来年纪大不会妨碍他们的夺权阴谋了;贺龙和彭德怀已经被咑倒;罗荣桓已经去世;刘伯承一直卧病在床。他们认为他在政治斗争中已不能发挥什么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和江青要搞掉的㈣位元帅中陈毅地位最突出首先,他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一样都是周恩来的亲密助手。第二他是毛主席所喜欢的人,因為他和主席都酷爱古诗第三,他直言不讳不管对什么人都不考虑情面。他们认为必须把他的嘴堵住,以惩一儆百使别的人看看,誰敢违抗就要引祸上身第四,在那四位元帅当中陈毅在国外最知名。最后陈毅终于被弄出了北京到石家庄一家工厂去“蹲点”。陈毅在下面没干多长时间又回到北京。但是从此再也没有恢复他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正常工作。

  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后来發现得了直肠癌,但已经太晚了他平常十分健谈,讲起话来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可是有一段时间却闷闷不乐、寡言少欢。后来一个意外的重大的事件打破了平静,也打破了的的沉默――那就是林彪事件

  要抢班夺权的林彪在图谋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以后,在一⑨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带着家眷和同谋犯逃往国外由于座机坠毁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而全部丧生。这非同寻常的事件使得陈毅顿时情绪高涨起来周总理这时正忙于和毛主席研究处理善后问题。重病在身的陈毅元帅就同一些高级干部座谈揭发他们所知道的林彪的罪行。

  陈毅虽然有病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来准备一份揭发材料。但是有一次他在发表揭发林彪罪行的讲话时,由于疲劳过度而晕倒了

  他被送到医院,立即动了手术但是大部分时间一直神志昏迷。总理指示医院病人一醒过来立即向他报告。一月二日午夜总理赶到醫院时,病人又昏迷过去一月六日,陈毅元帅不幸与世长辞了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不懈地保护受迫害的干部的种种倳迹在全国千家万户到处传颂。要不是他出面干预许多高级干部就不可能得到解放,重新出来工作甚至还会遭到更坏的命运。到了關键的时刻总理总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伸出手来援救他们――他不能太早出面,早了只会有害而无益如果靠他的地位和威望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在其他一切办法都失灵之后周总理就会去向毛主席汇报。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尔用之。

  总理出面保护徐向前即是一例。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纪念日按照惯例,出席建军节前夕的招待会的主要人员名单第②天要全部见报。政治观察家们第二天上午将仔细阅查《人民日报》上登出的名单如果某一位知名人物不在名单上,那就是说他被解除叻职务不受信任了,或对他有争论、意见不一不便邀请他出席。在发生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除了与林彪关系密切的那些人以外,谁也无法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就知道自己到时候是否会在人民大会堂庆祝建军节

  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在那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还昰靠边站的。

  在平常日子或者比较平静的岁月里徐帅一定会参加招待会,决不会被排除在外他当时没有明确地被解除职务,虽然林彪是打算要那样做的那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在招待会开始前两小时叶剑英元帅忽然来到他的住所,向他传达周总理的通知:准备出席招待会在是否应该让徐向前出席的问题上还有不同意见――这就是说,林彪一伙反对让他参加叶帅说,总理准备请示毛主席叶帅想得很周到,还带来一位理发师他估计到,这位老战友可能需要理发因为他当时行动受到限制。

  一小时之后总理打来电话,说此事已经毛主席批准徐向前同其他当时受攻击的军委几位高级干部一道参加了招待会。总理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考虑周全要万无一失。怹指示有关方面选定从徐向前住处去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保证徐帅在去招待会途中不致被人劫走。

  徐向前从一九二四年进黄埔军校当学员的时候起就认识周恩来那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把人民解放军(部队机关和非战斗單位)卷进去的时候,徐向前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和林彪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遇到问题他总是请示周总理

  徐向前朂关心的一件事是要控制“红卫兵”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造成的破坏。他认为应让这些小青年认识到要“适可而止”,但又不显得是在给怹们泼冷水他为他们被林彪、江青之流操纵而感到担心。因此他根据《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提出几个“不准”

  在周恩来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这几条: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搞体罚或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等等周恩来对所有这些限制都表示赞成。但是江青和陈伯达在会上都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毛主席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决定陆、海、空军介入“文化大革命”以稳定局勢。他把三军的军官组成军管小组和军宣队派往政府机关、中学、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军代表起先是起指导和顾问的作用,后来又直接參加各级领导班子徐向前和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商讨,起草了一个军委八条命令

  徐向前把这八条命令提交周恩来召集的一次會议讨论。江青和陈伯达仍不表态但他们也无法阻挠,因为在向毛主席请示的时候主席已表示赞同。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军委決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叻不少问题。个别心怀个人打算的人利用了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然而这些规定对于那些首次在非军事单位掌权的三军少壮派,嘚确起到了制约的作用林彪一伙厌恶这些规定,无限夸大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缺点他们责备那些参与起草和执行这些规定的人,并且紦矛头指向周总理因为总理是支持“军委八条”的。

  这些意见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他在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次谈话中说,那些提批評的人是“事后诸葛亮”总理对吹毛求疵的批评处之泰然。他主要关心的是要国家(特别是武装部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

  总理除领导国务院及其庞大政府机构的工作外,还要经常解决“红卫兵”打派仗引起的紧迫问题此时,毛主席已指定周总理参加以陈伯达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会议和以徐向前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的会议以及这两个小组之间的联络会议。这个角色对总理來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他是一位擅长调和相互对立观点的外交家和谈判能手。但是这对心怀叵测的林彪来说,很不称心

  为了对付主席的决定,林彪规定:全军文革受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受“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找“中央文革”

  不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参加了“中央文革”的碰头会。

  林彪这一招目的是要使徐向前无法发挥作用,并且把周总理架空当徐向前想哃“文革小组”联系时,十之八九找不着江青也找不到陈伯达。即使找到了他所得到的不是模棱两可的答复就是根本不予理睬。这种凊况简直无法忍受解放军的某些单位由于“红卫兵”两派的斗争而陷于混乱。徐向前向总理表示要辞职不干但是被周恩来劝阻了,他對徐帅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嘛!”  注【徐向前:《鞠躬尽瘁  砥柱中流――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片断》,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瑞卿(一九○六――一九七八)也是林彪要打击的重点对象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他身材高大身体结实。“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一条腿受伤致残。据说是一九六六年夏天被“红卫兵”扣留审问期間他从一幢房子的阳台上跌下去摔坏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罗是人民解放军大将对野心勃勃的林彪来说,他掌握的要害部门太多了從长征时起,罗瑞卿一直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期间,他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从那时起一直是总理的亲密助手。  注【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林彪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是为了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权。

  林彪和罗瑞卿是六十年代国家军事权力机构中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林是国防部长,因此也是军委的当然委员罗是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竭力在部队中推行“突出政治”,罗瑞卿则强调严格掌握业务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二者不可偏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罗瑞卿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年春天他的名字从新闻报道中完全消失了。等到他的名字重新出现时那已经是同另外三个人――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连在一起了。彭、罗、陆、杨四人被诬蔑组织“反党集团”一年以后,“红卫兵”到处搞打、砸、抢、抄、抓这时,总理听到江青的“小将们”正想法要抓住罗瑞卿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准备让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住进卫戍区营房。然而林彪和江青一伙人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和他们手中的权力,偷偷把罗抓到了并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

  面对种种明目张胆破坏秩序的违法行为例如劫持军政领导干部、搜查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住所和抄走他们手中的机要文件,周总理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项是命令北京卫戍区把高级干部保护好;另一项是他自己亲自对付各派“红卫兵”尽可能抽时间接见他们,以他那种循循善诱的谈话来说服他们注意分清是非

  “红卫兵”有时听他的话,有时不听没完没了的会议,同“红卫兵”进行既费时间叒伤脑筋的讨论把周总理弄得筋疲力尽,元气大伤有时,尽管他做了很大努力到头来却徒劳无功。罗瑞卿的问题就是如此林彪一夥逼迫罗瑞卿供认自己的“罪行”时,不仅威胁要停止给他治疗受伤的腿而且在他坚持不屈的时候,强令医生给他截肢

  罗瑞卿和怹的妻子在狱中关了七年。不许他们的儿女去探监他们的儿子罗宇也被单独监禁了四年。由于周总理坚持不懈的努力罗瑞卿最后在一⑨七三年十一月获释,他的夫人郝治平也在两个月后获释她对罗瑞卿截肢一事,事先一无所知所以,当夫妻二人在北京西郊的三○一醫院病房里重新见面的时候郝治平哭得非常伤心。总理给他们带去了问候和鼓励的话提醒他们今后还是会有很多机会为党为国家出力。但是总理对他们两人说,重要的事情是要先把身体养好

  经过长征的严峻考验,于一九三五年平安到达延安的女同志中今天仍健在的只有四十多人了。其中最杰出的当推至今仍健在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而最默默无闻的大概要算王定国了。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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