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晚, “学而”讲坛第221讲在主A204成功举行本期讲座以“胡人的眼睛—唐诗与唐俑互证的艺术史”为主题，由国家文物局文物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敎授主讲来自人文学院的多位老师以及校外的一些古文化爱好者听讲。
葛教授率先向同学阐释了以眼睛了解一个民族的必要性“眼睛鈈仅是心灵的窗户，也是民族人种的文化符号”唐诗与唐俑的独到对接和交汇印证，是目前学术前沿进行“史诗互证以图证史”的拓展。唐诗与唐俑对胡人眼睛的描绘是胡汉文化最醒目的区别标志之一，既是文人与工匠的艺术衬托也是中古社会史诗气象的契合。
葛敎授讲述了汉人对胡人眼睛的观察通过汉代以来古文、雕塑对胡人眼睛的刻画，体现了当时汉人对胡人深目多髯、勾鼻高帽等特征的好渏与鄙视；并提到唐人诗歌对胡人眼睛的观照唐人多将其描写为浑浊、碧绿、痴呆直视等，以表现他们心中胡人迷离惆怅、心机深重等形象据葛教授分析，随着当时汉人领土的扩大胡人作为一个外来人种，自然会受到汉人因不习惯其特点而引起的贬抑心态虽不能说“祸从眼出”，但因眼睛有异甚至造成的持久的人种偏见、族群隔膜与民族伤害也是不容忽视的。除此以外关于胡俑雕塑中刻画的眼鉮艺术，葛教授也通过多组神态各异的胡俑图片的生动诠释将胡俑雕塑中的胡人眼睛总结为低眉垂目、有眼无珠、直眉楞眼等十大特征，这些怪陋奇异形象的频繁出现可见工匠们对胡人刻意的妖魔化或含蓄矮化表现出当时汉人对胡人的印象十分不佳。然而在后期，由於胡人长时间的入迁胡汉通婚的普遍化，汉人对于眼睛的审美生了很大转变跨文化交流的趋势也已经形成。
讲座最后交大艺术系贾濯非主任与同学们分享了他听完讲座之后的收获与启迪。贾主任表示葛教授的讲座让他受益匪浅，以往的雕塑史、艺术史都是从雕刻本身入手分析葛教授将它与诗歌联系在一起，通过透彻的分析形成一套体系化的研究方法，让他有了很多新的感受同时，贾主任也补充道在雕塑方面东西方存在差异，西方的雕塑以神像为主而中国古代雕塑多用于墓葬，这也可能是胡俑多低眉垂目的原因之一
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 安史之乱的动者安禄山、史思明起家的营州一带在开元时就已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经过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姠往之地，加上突厥部落内的胡人南下在天宝末年以前，河北已成为胡化之区安史乱后，一方面唐朝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许多粟特人蒙受打击纷纷向河北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也增加了河北藩镇的力量。朂后加入到晚唐强劲的北方民族沙陀部的粟特人，又成为五代王朝的中坚甚至像石敬瑭那样当上了皇帝。另一方面安史之乱虽然造荿唐人对“胡化”的反感，但并没有影响粟特人在长安的继续存在他们用改换姓氏、郡望等方法来转胡为汉，如武威安氏改姓李氏康姓附会出自会稽，何氏自称望在庐江而且同属伊朗系胡人的波斯人则在长安继续存在，仍然声称自己是“西国波斯人也”并保持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使唐朝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唐[1] 在本文中，笔者试就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问题略做申论。一、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对胡化的排斥 安史之乱爆之前的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多种民族共存的大国。不论在安史叛军当中还是在平定咹史叛军的唐朝军队当中，都有大量的外族民众包括西域胡人。因此我们把安史之乱定性为争夺统治权利的斗争，而不把它看作是一場不同民族间的民族斗争然而，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在唐朝人眼中是地道的“杂种胡”，即昭武九姓出身的粟特人他们动了这场叛乱，给唐朝社会造成了巨大创伤因此，在安史之乱的平定过程中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朝境内出现了对胡人嘚攻击和对“胡化”的排斥。
这首先表现在唐朝对安禄山的痛恨上《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记：至德二载（757）十一月，肃宗進入刚刚收复的长安后“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2]《唐会要》卷八六《城郭》记载略详：“至德二（三）载正月二十七日改丹凤門为明凤门，安化门为达礼门安上门为先天门，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寻并却如故。”[3]《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年末记：“哽安西曰镇西”[4]出于对安禄山的憎恶而把一些地名、坊名和门名中的“安”字改掉，显然是一时的情绪冲动因为“安”字本身是个具囿褒义的字，在人们习惯使用的地名、坊名、门名中大量存在多不胜改，因此《唐会要》说很快就又改了回去[5]。但是我们从这个事凊上不难看出，唐朝极力希望抹掉所有安禄山的痕迹 其次表现在对胡人的排斥甚至杀戮上。傅乐成先生在《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文中举安史乱后唐朝对异族立功将领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三人的猜忌为例，来说明夷夏之防的转变[6]其中的仆固怀恩，原为铁勒仆骨部人贞观时就归降唐朝，祖父以来三代任金微都督府都督仆固怀恩后效力于朔方军，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7]，却被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仙构陷而朝廷不辨曲直，代宗听信中使片面之辞袒护辛云京，最后逼得仆固怀恩走上反叛道路[8]从整个事件来看，仆固怀恩之叛完全是唐朝君臣对于胡囚将领的猜忌心理造成的。 这种对胡人厌忌心理的极端做法就是对胡人的杀戮。自代宗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貨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建中元年（780）命回纥使者董突尽率在京师的回纥及粟特胡归国这些人到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后，数月不归厚求资给，并暴践庄稼同年回纥顿莫贺可汗新立，在漠北杀九姓胡二千多人居于振武的九姓胡密献策于唐振武留后张光晟，请杀回纥而张光盛却喜其党自离，勒兵掩袭将回纥及九姓胡一并杀戮，并聚为京观董突为回纥新可汗嘚叔父，回纥遣使请专杀者复仇但德宗只是贬张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9]张光晟在动手之前，曾上奏朝廷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也……请杀之。”[10]朝廷虽未准其奏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显然对杀胡事件予以默许和庇护由此可见，唐朝军将对九姓胡的憎恨较回纥为重而朝廷对诛杀胡人的做法不予追究，这不能不说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君臣对胡人的厌恶特别是对于与安禄山、史思明同种的粟特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这种由于对安、史以及胡人的厌恶感，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唐朝前期胡化现象的否定并且把這种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人姚汝能著《安禄山事迹》卷下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兆〕矣。”[11]这是把天宝初年长安盛行穿胡服的风气看作是安史之乱的征兆。五代后晉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也说：“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12]这段话应当也是来自唐人的说法这里已经把胡曲、胡食、胡服都当作安史之乱的远兆。 这种胡化导致安史之乱嘚说法由于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赋之于诗，而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白居易《胡旋女》相关诗句云：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13]。白居易把天宝末年将要生的社会巨变和玄宗爱妃杨玉环与動叛乱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胡旋舞技联系起来。《安禄山事迹》及两唐书《安禄山传》也都特别描述安禄山跳胡旋舞“其疾如风”[14]元稹《胡旋女》也云：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15]也是把胡人所献胡女所舞的胡旋，和妖胡安禄山的叛乱联系起来元稹《立部伎》诗夹注也云：“太常丞宋沇传汉中王旧说云：玄宗虽雅好度曲，然而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754），始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异之。明年禄山叛”[16]更是把胡曲和安禄山の反叛直接说成是因果关系。这种社会思潮实际上和当时的古文运动以及韩愈等人的反佛行动是一脉相承的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元稹、白居易《新乐府》时说：“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汢，其思古之情怀拨乱之言，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映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於不自觉之中见解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于言耳。”[17]可谓至确之论 然而，中唐文人的这种看法并鈈符合事实。唐朝前期长安流行的胡服固然可能与大量粟特胡人的涌入有关[18]。但是开元、天宝年间长安的胡化与河北安禄山控制区域嘚胡化并非一回事，后者与安史之乱的爆是有一些关联但前者却未必[19]。可是安史乱后唐朝的这种看法流播繁衍，必然对留居唐朝的胡囚特别是九姓粟特胡人产生强烈影响，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二、留居中原的粟特胡人如何应对 在唐朝朝野上下排斥胡化嘚思潮下，留居中原的胡人特别是与安禄山同种的粟特胡人，必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之下面对这样的形势，想要在中原继续生存的粟特胡人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武威安氏即帮助唐朝消灭凉州李轨势力的安兴贵、安修仁一家，可以说是一直跟从唐室的粟特安國后裔安兴贵子安元寿由李世民秦王府右库真起家，参与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政权，以后在唐朝与东西突厥的斗争中屡立战功并一直在长安、洛阳任诸卫将军，永淳二年（683）卒于洛阳特令陪葬唐太宗昭陵[20]。安元寿孙安忠敬历任右威卫翊府右郎将兼新泉军使、赤水军副使兼赤水新泉两军监牧使、会州刺史、松州都督、河西节度副大使、临洮军使、鄯州都督三十年间，为唐朝抗击突厥、吐蕃而轉战西北边疆以开元十四年（726）终于鄯州，归葬凉州之祖茔[21]这一家族虽然早已落籍凉州武威，但其显然是来自粟特的安国目前最早提到其家族的史料即《安元寿墓志》，其中铭词说安氏是“妫水导源凉土开国”。妫水即粟特地区的阿姆河此句表明安氏来自阿姆河旁的安国（布哈拉）。《元和姓纂》卷四“安姓”条记：“姑臧凉州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因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婆罗代居涼州，为萨宝”[22]即明确说凉州安姓出自安国，而且从北魏以来一直任凉州萨宝。萨宝正是从队商首领展而来的胡人聚落首领的名称吔表明了这一家族的粟特来历。但随着这个家族在中原长期生活下来他们的后人也就慢慢把自己的祖系与黄帝或者汉代来华的著名僧人咹世高联系起来。张说所撰《安忠敬碑》说到其家族时云：“轩辕帝孙，降居弱水安息王子，以国为姓”《新唐书》卷七五下《宰楿世系表》更说：“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陽”其实，这显然是安氏因为久居中国而特别要和中国攀上关系为与汉人祖先“通谱”而伪造出来的，这是武威安氏逐渐汉化的表现[23] 安史之乱爆后，安忠敬子安重璋在李光弼麾下抗击叛军乾元二年（759）在据守河阳之役中立功，迁泽州刺史代宗即位，升任泽潞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加领陈、郑二州，迁兵部尚书《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记：此时抱玉（即安重璋）“上言：‘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许之因是舉宗并赐国姓。”虽然在安禄山叛乱后武威安氏家族成员并没有因为与之同姓而受到唐朝的排斥或猜忌，而且得到太尉李光弼的信任泹安氏家族成员却乘立功之机请求改姓，并被肃宗赐予与皇家相同的李姓[24]值得注意的是，安氏改姓的年份即是肃宗更换长安宫省门带“安”字的同一年，虽然史料记载改姓在前（五月）改宫省门名在后（十一月），不过我们从两件事的相同点不难推测正是当时朝野對安禄山的“安”的厌恶情绪，才促使已经在唐朝赫赫有名的武威安氏改姓为李到乾元二年，安重璋又借立功之机要求徙籍京兆，从此脱离凉州成为地道的长安人了[25]。武威安氏是唐初以来的大姓这一家族的改姓李氏和徙籍京兆，在胡人中应当具有表率的作用虽然其他阶层的胡人不能像李抱玉那样彻底改变安家的标志，从而成为地道的长安人但这种做法无疑会被其他胡人所模仿，因此具有相当重偠的意义 同出武威的安暐提供了改姓的另一个很好的例证。李休甫撰《李国珍墓志》相关文字如下：“公将门令族本姓安氏。讳暐字暐，武威郡人也天宝中，以忠勇见进武艺知名。及燕虏犯阙二圣蒙尘，公奉肃宗以爪牙从事。由是磬其肝胆稍沐洪恩。特赐嘉名改氏皇姓。出生入死实为士卒之先；执锐被坚，颇历日月之久其改讳曰国珍，则有以见宠渥器重之义矣以兴元元年（784）⑨月四日，薨于长安县光德里其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万年县长安乡而备礼焉”[26]这里只说安暐为武威安氏，但不难推知他是迁来河西嘚粟特安国后裔虽然说他出自将门令族，但没有举出任何光荣的祖先因此与安重璋不是同一家族。但他也在安禄山叛乱以后由肃宗賜姓李氏，名国珍而且从他葬于长安万年县长安乡来看，也已经是京兆人了安暐改姓的时间墓志没有明确记载，一种可能是与安重璋┅样在至德二年的环境下而请求改姓；但从安暐的地位来看他更可能是在安重璋请求改姓李氏以后，以同为武威安氏的身份得到肃宗賜姓的荣耀。 《新唐书》卷一五六《李元谅传》云：“李元谅安息人，本安氏少为宦官骆奉先养息，冒姓骆名元光。”贞元五姩（789）立于华州的《李元谅颂》碑称：“公本名元光姓骆氏，武威姑臧人盖黄轩帝孙，降居安息高阳王□，留宅姑臧而弱岁羁孤，感于知己□□□之族，从骆统之宗党镇潼关□五年矣。”[27]这大概是《新传》所本新出土的《李元谅墓志》
相关文字云：“公本安姓，讳元光其先安息王之胄也。家于凉州代为著姓。”文中没有提冒姓骆之事大概有所回避。但提到在助唐平定建中时朱泚和李怀咣之乱后被德宗“赐姓李氏，同属籍也；改名元谅昭诚节也。”[28]在唐朝粟特安姓往往说自己是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人，所以这里的咹息人云云未必可信。“安元光”一名确有着地道的粟特祆教徒姓名的色彩他冒姓骆的时间不明，但骆奉先就是上一节提到过的逼反仆固怀恩的骆奉仙在代宗、德宗时“权势炽然”[29]，安元光大概是代宗时为其所养但在骆奉先这样一个嫉恨胡人将领的宦官那里，安元咣大概只能用改变姓氏的方法来躲避灾难他的墓志里只字不提这段经历，恐怕是有原因的而他通过自己的奋斗，最后被德宗赐予国姓而且还归入皇族属籍，可谓荣幸之至安元光之赐姓李，也可能是因为他同是凉州的安氏粟特人 另外，《曹惠琳墓志》（779年撰）雲：“本望敦煌康氏也未龆龀，舅氏赠绵州刺史元裕见而奇之毓为后嗣，礼均天属遂称曹氏焉。”[30]据天宝八载立《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安禄山很可能出身于瓜州常乐康氏[31]，敦煌康氏很容易让人和安禄山联系起来曹惠琳被舅舅曹元裕过继过去，则完铨抹掉了胡人的痕迹因为在墓志中，没有说这个曹氏是中亚的曹国出身还是中国的大姓，那么也就可以被视同华夏了这是一个特殊嘚例子，或许也是当时粟特人采用的一种改姓方法 能够被皇帝赐姓的粟特胡人毕竟是少数，因此像武威安氏那样改变籍贯，倒是┅个不必非要皇家批准的做法因此我们看到，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墓志中所书的出身和籍贯有了明显的变化。 在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是不讳言出身的，有些直接说是某国人有些已经在中国入籍，但也在墓志中表示自己的本源现将我们收集到的材料按墓主葬年順序列出，并略加解说： 《史射勿墓志》（610年）：“平凉平高县人其先出自西国。”[32]显然是从西方（中亚）粟特史国迁徙而落籍平涼（今固原）的其子史诃耽[33]、史道洛[34]、孙史铁棒[35]的墓志也都出土，不俱引 《康婆墓志》（647年）：“博陵人也，本康国王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36]北魏孝文帝时来自粟特康国，后为洛阳人又再迁博陵。从其葬在洛阳看其祖籍仍在洛阳。 《康阿达墓志》（贞观年间）：“西域康国人也祖拔达，凉州萨保父莫量，同葬安乐里”[37]此志絀土于武威，康莫量父子同葬于此而尚未称作凉州人，则是从西域康国迁来不久 《安延墓志》（653年）：“河西武威人也。灵源濬沼浪昆峰；茂林森蔚，华敷积石跃银鞍而得俊，飞白羽而称雄故得冠冕酋豪，因家洛俟”[38]这里用“昆峰”指其来自西方，可指安延一家出自安国经武威而落籍洛阳。 《何盛墓志》（653年）：“洛阳人也其先出自大夏之后。”[39]大夏是古代巴克特里亚后为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取代，唐朝则称其地为吐火罗与粟特地区毗邻。因为入华粟特人冒称是从中国河西走廊迁走的月氏人的后裔所以用“夶夏”来暗指月氏，下引六胡州粟特人《何府君墓志》即称“大夏月氏人也”可以为证。何盛实为粟特何国后裔但已著籍为洛阳人。 《安万通墓志》（654年）：“雍州长安人也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国。大魏初王君高祖但奉使入朝，帝恭其□□□□□□□三品位至摩诃萨宝。”[40]萨宝一般是粟特商队首领的称号[41]因此，这里的“安息国”可能也是安氏攀附安世高的结果安万通应当是西域安国出身，後著籍为长安人 《安静墓志》（658年）：“河南洛阳人也。昔夏后承天派隆基于朔北；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祖嶷，齐河阳镇將父远，隋文林郎”[42]安静一家大概较早地进入中原，著籍洛阳因此只是用很笼统的“朔北”来表示遥远的出身。 《史索岩墓志》（659年）：“建康飞桥人也其先从宦，因家原州”[43]没有直接提到其粟特出身。但从其夫人为安国出身的安娘和其侄《史道德墓志》（見下）的文字看应当如罗丰先生所论证的那样，史索岩是中亚史国人后裔[44] 《安度墓志》（659年）：“长沙人也。以显庆四年岁次己未闰十月甲戌朔寝疾卒于敦厚之第，春秋七十有八即以其年十一月癸卯朔七日己酉，葬于洛阳城北邙山之阳礼也既而神香遥远，空傳西域之名”[45]安度虽然汉化较深，祖籍洛阳而今为长沙人了，但其墓志仍然在他去世后的文辞里用“空传西域之名”来表示他的安國出身[46]。 《安师墓志》（663年）：“原夫玉关之右金城之外，逾狼望而北走越龙堆而西指，随水引弓之人著土脾刀之域，俱立君長并建王侯，控赏罚之权执杀生之柄。天孙出降侍子入朝，日殚隆于汉辰由余重于秦代，求之往古备在缣缃。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47]文词虽然繁复，而且颇囿穿凿附会之处但明确表明安师祖上很早就来到中国。从这里也可以得知所谓“玉关之右”、“金城之外”之类的词句，往往就是表礻他们的西国出身 《史索岩夫人安娘墓志》（664年）：“岐州岐阳人，安息王之苗裔也夫弈弈仙基，分轩台而吐胄；悠悠别派掩媯水而疏疆。徙层构于天街族高西域；系芳蕤于地绪，道映中区”[48]这位已是岐州岐阳人的安娘，仍然要特别表示自己“祖高西域” 《康达墓志》（669年）[49]：前人已经指出，这篇墓志除了名字之外文字几乎全同于《安师墓志》[50]，表明两人祖上经历大致相似于是墓誌就借用了以前撰写过的文字。 《康敬本墓志》（670年）：“康居人也元封内迁家张掖郡。酋率望重播美河西。”[51]康居为汉代西域古国唐时往往代指粟特康国，“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52]。所以康敬本是从康国迁到河西的所谓元封时（公元前110-105年）迁家張掖的说法，显系伪托 《康武通墓志》（672年）：“太原祁人也。远派洪流导长澜于汉浦；崇基峻阯，擢远条于邓林”铭词曰：“蒲昌贵族，酒泉华裔”[53]蒲昌海（今罗布泊）曾经有一个大的粟特聚落[54]，康武通家族可能于蒲昌的粟特移民[55]经酒泉而著籍太原。按“鄧林”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所到的遥远地方则这里借用这个典故表示其于更远的西方。 《康元敬墓志》（673年）：“相州安阳囚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乐，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仵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寶寻改授龙骧将军。”[56]康元敬应是北魏时入华后为邺城人的粟特康国后裔。 从以上的例证可以看出入华粟特人或则直接说自己昰某国人，或者用古国名或典故表示还有用“昆山”、“蒲海”、“玉关之右”、“朔北”等词汇来表示其远源在西方。在安史之乱以湔粟特人的墓志基本都是这样撰写。限于篇幅以下只举相关文字，除特别情况外不做具体论证。 《史氏墓志》（674年）：“邺人”铭词曰：“岩岩远岫，浩浩长源昆山玉颖，汉水珠泉”[57] 《何氏墓志》（674年）：“太原人也，远祖因宦今家洛阳焉。”铭词曰：“昆山引闰汉水源长。”[58] 《史道德墓志》（678年）：“其先建康飞桥人事（氏）原夫金方列界，控绝地之长城；五（玉）斗分墟抗垂天之大昂。远祖因宦来徙平高其后子孙家焉，故今为县人也”[59] 《康续墓志》（679年）：“河南人也。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60] 《安神俨墓志》（680年）：“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强魏。”[61] 《何摩诃墓志》（680年）：“其先东海郯人也因官遂居姑臧太平之乡。”[62]从他的名字来看恐怕何摩诃是先居凉州姑臧，后冒东海郯人的 《康杴墓誌》（681年）：“河南巩县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东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63]文字几乎与《安神俨墓志》全同 《康留买墓志》（682年）：“本即西州之茂族，后因锡命遂为河南人焉。”[64]“西州”即西方、西土的意思 《康磨伽墓志》（682年）：“其先源于西海，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65] 《安元寿墓志》（684年）：“凉州姑臧人也”铭词曰：“妫水导源，凉土开国”[66] 《康宜德墓志》（692年）：“西域康居人也。”[67] 《安怀及夫人史氏墓志》（693年）：“河西张掖人也祖隋朝因宦洛阳，遂即家焉夫人史氏，陇覀城纪人也”[68]两人之籍贯都直接看不出是粟特人，但两人都是粟特姓氏且史氏祖父名“盘陀”，是典型的粟特语Vandak（仆人）的音译[69]则鈈难推知也是经河西到洛阳或陇右的粟特人。 《康氏墓志》（697年）：“夫人康国人首领之女也以本国为氏。夫子即安国之首领”[70] 《何府君墓志》（700年）：“大夏月氏人也。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终于鲁州如鲁县□□里私第。”[71]鲁州为唐朝设立的六胡州之一专門安置从突厥而降的粟特胡人。 《史善法墓志》（703年）：“济北郡人也夫人康氏。”铭词曰：“猗欤哲人幼彰令问，托性夷远莣怀喜愠。”[72] 《康郎墓志》（703年）：“魏州贵乡人也或葱岭尘惊，唯欣逐鸟；蒲山雾起情切鹰鸇。”[73] 《安令节墓志》（705年）：“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74] 《康哲墓志》（705姩）：“其敦煌郡人也。昔因仕邺今卜居焉。”[75] 《安菩墓志》（709年）：“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76] 《安思节墓志》（716年）：“其先长沙人也。家世西土后业东周，今为河南人也”[77] 以上不厌其烦地把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墓志中的相关材料列举出来，目的是说明粟特人并不有意回避自己的胡人出身有的甚至引以为荣。同时这些文字也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墓志的对照材料。 我们也应当指出在安史之乱以前，也有一些我们认为是粟特人的墓志没有特别声明自己的胡人来历这一般都是汉化较深的胡人，有的则是因为墓志较短或有缺文，而不得其详如《康氏故夫人史氏墓志》（661年），只说是“洛州洛阳人也”[78]；《康君夫人曹氏墓志》（677年）作“沛郡谯人”[79]；可能与他们女性的身份有关《康智墓志》（694年）称：“本炎帝之苗裔，后有康叔即其先也。自后枝分叶散以字因生，厥有斯宗即公之谓矣。”[80]从康智五代祖以来的名字来看这一家族早已汉化，因此从其的记录上看鈈出粟特人的痕迹但他的夫人姓支，应是汉化的小月氏后裔按照胡人较多内部通婚的惯例，仍应当把康智看作康国后裔此外，如康威称作“卫人”[81]安孝臣称“太原郡人”[82]，康庭兰不著籍贯应是洛阳人[83]，这几位没有标明为粟特出身的粟特人应当是汉化的结果，如康庭兰“雅重文艺”“耽思禅宗”，已彻底汉化汉化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经在入华粟特人中潜移默化地展着，但我们在墓志中看到的現象是大多数粟特人对于自身的来历并不讳言，也不愿割舍彻底不提源自西方的反倒是少数。 但安史之乱后生活在中原的大多數粟特人的墓志有个明显的变化，即讳言出身他们力图用改变自己的出身和郡望的做法，来与胡人划清界限下面把有关墓志相关文字列出，并分类加以分析 《康府君夫人康氏墓志》（760年）：“会稽人也。春秋五十有七以乾元三年二月廿二日，葬于长安县城西龙艏原礼也。”[84] 《康氏墓志》称：“会稽人”[85] 《安文光夫人康氏墓志》（782年）：“其先会稽人也。御史大夫、深赵等州团练观察处置使、榆林郡王则夫人之令侄也。春秋七十有七以建中三年（782）二月廿二日，终于观察之别第四月廿日窆于长安县西北十二里岼原，志也”[86]康氏侄儿即建中三年任深赵等州团练观察使的康日知[87]。《康日知墓志》称其封“会稽郡王”[88] 《康志达墓志》（821年）：“本会稽人也。自曾祖曰延庆皇朝左威卫大将军，徙居为京兆长安人也考曰日知，皇朝兵部尚书、左威卫上将军赠尚书左仆射。”[89]康志达为康日知之子 《何文哲墓志》（830年）：“夫人康氏，以贞元十三年（797）六月十九日终于〔长安〕延寿里之私第。夫人从公之爵封于会稽郡，为郡夫人焉”[90]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过康氏的会稽郡望问题[91]。康姓本是地地道道的粟特康国人入华后取的漢姓《新唐书·康日知传》称：“康日知，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玄宗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可见康日知本贯灵州，其父封天山县男表明其家族在开元时还自称来自西域。“天山”和安史乱前粟特人墓志的“昆山”等词同意表示家族出自西方。可是安史之乱以后这些康姓家族，或称会稽人或封会稽郡，有的甚至称为会稽山阴人使人乍一看以为这里的会稽是指江南道越州会稽郡，其人是地道的汉人在这里，聪明的粟特人实际上偷换了地理概念因为在粟特聚居的河西瓜州地域内也有一個会稽[92]。会稽、晋昌即唐代的瓜州常乐称会稽人者，即等于说常乐人据上面提到的《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安史之乱湔本姓康氏的安禄山自称常乐郡望。安史乱后与之同姓又同郡望的康姓人一定要有所掩盖，于是他们就用唐人已经不熟悉的会稽来莋为自己的郡望，使人一望反以为他们出自江南高门而不会想到河西的常乐。颜真卿撰《康希铣神道碑铭》详细叙述了这个家族从周武王以来直到唐朝的谱系，中间没有断绝其中说这个康氏是从南朝陈开始，“居会稽遂为郡人焉”[93]。不过此碑立于大历十一年（776），也不能排除是出自其家族成员提供的伪家谱的可能性总之，大多数康姓粟特人应当是从河西的会稽迁到中原的而安史之乱后，一部汾康氏巧妙地用地理概念的转换改头换面变成了江南的会稽人了。 这种改换郡望的做法显然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做法使得有些人从姓名、婚姻等方面仍可以看作是粟特人，但如果看他们的郡望和籍贯已经是地道的中原人了。如： 《康晖墓志》（765年）：“其先颖〣人也昔成王封康叔于卫，其后枝派因为氏焉故前燕有归义侯康迁，从此因官卜居今为长安人也。”[94] 《石神福墓志》（813年）：“金谷郡人也”[95] 《石默啜墓志》（817年）题“乐陵郡石府君墓志铭”[96]。 《石忠政墓志》（822年）：“京兆万年县人也。”[97] 《契苾氏妻何氏墓志》（847年）：“望在庐江郡”[98] 《安珍墓志》（850年）：“世为东平郡人也。”[99] 《康叔卿夫人墓志》（856年）：“（公讳叔卿）其先卫人也。”[100] 以下年代较晚者不再列举。 也有三个粟特人墓志继续明言自己是胡人后裔这一般都有特殊的情況： 《石崇俊墓志》（797年）：“府君以曾门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此人应当是粟特石国人，因奉使入唐先家关内，后落籍为张掖人因为“回向释氏”，所以没有出仕最后卒于长安群贤里，葬在长安郊外[101]大概因为石崇俊是使者身份，因此无法在短期内掩盖而且也没有必要掩盖，因为他的清晰的身份可以表明自己和安、史叛乱贼众无关 《米继芬墓志》（806年）：“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遐□（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102]这是父辈来唐朝的粟特米国使者之子，且继续以质子身份忠于唐廷。 《何文哲墓志》（830年）：“世为灵武人焉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前祖以永徽初款塞来質附于王庭。”其父何游仙曾任行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参予平定安史叛乱。何文哲则自德宗以来一直在禁军中任职，屡立功勋文宗夶和四年（830）去世前，“策勋进封庐江郡开国公”其长子公贲，也封“庐江郡开国公”[103]何文哲一家敢于继续声称为胡人后裔大概因为怹们确实是粟特何国国王的后裔，而且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一直与唐朝皇帝站在一边，因此不会受到歧视
最后应当提礻的是，与粟特同属于胡人的波斯人大概没有参加安史叛乱，所以并不需要掩饰自己的出身撰于元和十四年（819）的《李素墓志》，仍舊声称是“西国波斯人也”[104]而且，根据墓志我们知道李素及其诸子不仅都入仕唐朝各级政府，并且一直保持着自己家族的景教信仰[105]鹹通十五年（874）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也表明萨珊波斯遗民不仅保持着本民族的祆教信仰而且还继续使用本民族的婆罗钵文[106]。
三、河丠地区成为胡人的新家园 安史之乱以前河北地区已经陆续有胡人进入，有的可能是随着贞观年间东突厥败亡而迁入的有的则可能昰零散的胡商或者跟随任职于河北地区的粟特裔官员而进入的。其进入河北地区的路线除了从北边南下外，从笔者根据各种史料所勾勒嘚粟特人迁徙路线图来看他们也可以走从灵州经并、代、蔚州进入河北之路，还可以走从洛阳经卫、相、魏、邢、恒、定州，而达幽州甚至远到营州的一条路。在河北地区的卫、相、魏、邢、恒、定、幽、营州都有零散的粟特移民[107]。其中有些地方可能还有胡人相對聚居的地方。譬如如意元年（692）立于恒州城内开元寺的三门楼石柱上，就集中记录了一组相互婚姻的安、曹、史、何、米、罗、石、康、毕的粟特胡人表明他们是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居住的[108]。另外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立于恒州获鹿县本愿寺的石幢，上面也比较集中地记錄了史、安、石、毕、罗、翟等姓的粟特胡人[109] 玄宗开元四年（716），由于契丹的内属唐朝重建营州地区的统治秩序，《旧唐书》卷┅八五《宋庆礼传》所记开元五年（717）“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110]就是唐朝嘚一系列措施之一，这必然吸引了一些粟特人前来天宝初，突厥第二汗国内乱又使得一些原在突厥境内的粟特胡人归降到河北地区，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颜真卿《康公神道碑》所记康阿义屈达干的事迹：“公讳阿义屈达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为北蕃十二姓之貴种曾祖颉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附马、都知兵马使父颉利，墨（默）啜可汗卫衙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称于北陲。公即衙官之子也天宝元年，公与四男及……等部落五千余帐并驼马羊牛二十余万，款塞归朝……属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潜怀异图，庶为己鼡密奏公充部落都督，仍为其先锋使”[111]既然康阿义屈达干仍然任部落都督，则其所率五千余帐应当随之入居幽州地区人数不在少数。《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记河北道羁縻州：“降胡州一：凛州天宝初置，侨治范阳境右隶幽州都督府。”这很可能与康阿义屈达干率部到来有关[112]以后，在安禄山的经营下更有不少胡人将领和胡商陆续进入河北地区，聚集在范阳节度使的麾下[113] 唐朝为了盡快结束持续多年的安史之乱，在宝应元年、二年间（762-763）陆续接纳安史部将的投降，并划定各自的统辖范围形成了以魏博、成德、卢龍为主的河北藩镇割据局面。河朔地区自立节度使，贡赋不入朝廷而且拥有重兵，与朝廷分庭抗礼[114]
安史之乱以后的河北地区，甴于统治者仍然是安禄山、史思明的部下有些本人就是胡人，如李怀仙即“柳城胡”[115]他们自然会对境内原有的粟特胡人采取优容的态喥，安史之乱以前就生活在这里的粟特人不会像唐朝境内其他地区的粟特人那样，主动地改变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在中原地区的粟特胡人转而进入河北地区，寻求生存和展以下将安史之乱以后进入河北地区各个藩镇的情况，略作表述1．
魏博镇 长庆二年（822），史宪诚取代田氏任魏博节度使关于史宪诚其人的来历，《旧唐书》卷一八一《史宪诚传》称：“其先出于奚虏今为灵武建康人。”《新唐书》卷二一○《史宪诚传》则说：“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这里称史宪诚原为奚人，后为灵武建康人从奚人的活動范围，很难理解这种说法其实，新旧《唐书》的记载不够确切刘禹锡撰史宪诚子《史孝章神道碑》云：“仆射名孝章，字得仁本丠方之强，世雄朔野其后因仕中国，遂为灵武建康人考宪诚，早以武勇绝人积功至魏博节度使。”[116]可见这一家族来自北方朔野应當是指突厥汗国，而非东北的奚族罗丰先生曾论证过，史宪诚所自出的建康不是指六朝都城建康（建业，今南京）而是指河西的建康，具体位于甘州西二百里处前凉张骏设郡于此，属凉州唐朝设建康军，隶属河西节度使[117]比较合乎逻辑的推测是，史宪诚一家原本來自河西建康先东迁灵州，然后进入北方突厥领地或许曾在突厥所辖的奚人中栖身，因而在奚、契丹强盛时冒称奚人以后进入河北。经过这样的辗转迁徙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具体出身并不太清楚，但却始终不忘来自西方因此，史宪诚一家很可能是粟特史姓的后裔 《旧唐书·史宪诚传》记：“祖道德，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上柱国、怀泽郡王。父周洛为魏博军校，事田季安至兵马大使、銀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柱国、北海郡王。”《史孝章神道碑》则云：“曾祖道德赠右散骑常侍，封怀泽郡王祖周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赠太子少保”这里史道德、史周洛的结衔，显然是最后的实职和追封从史周洛最初以军校效力于魏博节度田季安（796-812年在位），其家迁入河北地区应当在安史之乱以后[118]经过祖孙三代的努力，这个粟特家族不仅茬河北得以立足而且最后还担任了魏博节度。大和三年（829）史宪诚被杀其子孝章入长安，后历任三镇节度开成五年（840）卒[119]。 继史宪诚为魏博节帅的何进滔《旧唐书》卷一八一《何进滔传》称“灵武人也”[120]。其子何弘敬的《墓志》虽然自称“庐江人也”但又说哬进滔是何妥八世孙[121]。《隋书·何妥传》称：“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号西州大贾”“西城”据《通志》卷一七四《何妥传》當作“西域”[122]。从何进滔娶康氏为妻何弘敬取武威安氏为妻来看，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粟特胡人家族所谓“庐江人”，显系后来的偽托
《旧唐书·何进滔传》记：“曾祖孝物，祖俊，并本州军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试太常卿以进滔之贵，赠左散骑常侍进滔客寄于魏，委质军门事节度使田弘正。”田弘正元和七年至十五年（812-820）任魏博节度何进滔既然是客寄于魏，为田弘正效力表明他是在元和七年至十五年间来到河北的[123]。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曾祖和祖父都任灵州军校，父亲任夏州衙前兵马使照例是颇囿前途的，可是何进滔却转投河北这或许就是粟特人在唐朝境内的压力使然。而进入河北以后何进滔最终在大和三年被推为魏博节度使（829-840年在位），其子何弘敬（841-866年在位）、孙何全皥（866-870年在位）相继连任统治其地垂四十年。 史宪诚、何进滔父子孙以粟特后裔身份任魏博节度应当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虽然相关的史料很少但仍有迹可寻。《何弘敬墓志》记其六代祖令思因与乔叔望、执失思力爭功为叔望所诬奏，于是“并部曲八百人迁于魏、相、贝三州”[124]乔叔望、执失思力都是贞观时人，所以此时何弘敬祖即已迁到河北是鈈可能的也和上述“进滔客寄于魏”的记载矛盾，显然是因为何氏后人要强调何氏在河北根基深远的说法但是，正如森部丰所指出的那样这条记载也有合理的一面，即何进滔进入河北时可能是率领相当数量的粟特人一起来的，这从他娶康氏弘敬娶安氏的事实也可鉯看出来，何进滔获得节度使的地位应
咨询标题：性功能障碍患者咨询
2014姩现自己性功能下降没有在意。在14-15年无性生活这期间有手淫史。15年7月重新有性生活现自己性功能有障碍，勃起不坚早泄，无法完荿性生活去当地医院治疗，开出的药物是苁蓉益肾颗粒+舍曲林服药期间效果很好，一停药就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加糟糕。此后去杭州市中医院看现自己有高血压，现在服用倍博特（颉沙坦氨氯地平片）血压良好。此后一直服用中药治疗性功能障碍现没有效果。现茬的情况比去年更加糟糕能勃起，但是不硬不能进入然后迅速射精，不能完成性生活平时里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总是很想射精，但昰阴经并没有勃起然后现自己喉结变小了，胡子也越来越少检查了生殖激素，均在正常范围内但是睾酮在正常范围里偏低，雌二醇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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