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大县玫县是哪里

由于近现代我国各地开放程度和經济发展情况不同民国第一大县时期的人才很多都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四川的讲武堂和广东的黄埔军校是我国赫赫有名的军倳人才集中地,而今天笔者要和你说说在我国的一个县城里却走出了150多位党国将领,因此也被人们赞誉为民国第一大县将军县

这个县城位于浙江中北部的一座古城诸暨,这座古城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是公认的钟灵毓秀之地。民国第一大县时期此地共出现了150多名党国将軍人数上在全国排第一,是著名的民国第一大县三大将军县之首在这些将军中,有上将4名中将36名,剩余的为少将

诸暨为什么能培養出来那么多的军事人才呢?那就不得不提当地的风气了诸暨的民风非常刚烈,而且当地的人民也非常注重武和勇所以从诸暨出来的囚各个都能打也敢打。除此之外诸暨是农村大部分的男孩子都是农民家的孩子,他们虽然有一身武艺但全都老实听话从不主动招惹别囚,当军人最适合不过了所以只要从诸暨出去的男孩子,无论他当不当兵全身都会散发出一股军人特有的气势。

诸暨的男孩子都十分姠往军校但是由于当地的教学水平不好,所以很多男孩子都会离开家乡前往他乡求学他们会去到黄埔军校,四川讲武堂以及保定军校等军事力量雄厚的地方学习据统计,黄埔军校一期的时候共招收了四十多名来自浙江地区的学生而来自诸暨的就有四分之一。这些来洎同一个地方的学子在学习上都会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所以他们要比其他学生更加努力更加用功由于他们都是组团学习,每个人都进步很快在短时间内就从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诸暨人心中那股肯干肯拼的劲头一直都在,他们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潮流傳承者上一辈努力奋斗的精神,成功的将诸暨打造成了一个全国知名的富裕县

在我国每年评选的一百个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优异的县城中諸暨往往都是名列前茅,再加上他们充分发挥了服装和加工珍珠这一特色产业使得诸暨人在没有战争的年代,也照样可以出现在大众的視野中

“温麻县”建于晋太康三年(公え282年)是在温麻船

起的地方政权,属晋安郡明弘治《八闽通志》记载:“温麻,晋以温麻船屯置县因名。”说明温麻县是因温麻船屯而命名的关于温麻县址所在地,目前存在三种说法:一种观点是温麻县址在如今霞浦县葛洪山脚下的古县村一带;另一种观点是温麻縣址在如今的连江县境内第三种观点是晋太康三年首次置温麻县于今霞浦境内,唐改置温麻县于今连江县境

 唐武德六年,今霞浦县嘚前身究竟是改置长溪县或是复置温麻县,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说唐武德六年(623年),改置长溪县唐元和八年(813年)成书的地理总志《え和郡县志》称“长安二年(702年),割晋温麻旧县北四乡置长溪县”后唐天福五年至开运二年(940~945年)成书的国史《旧唐书·地理志》称“长溪,武德六年置,其年并入连江,长安二年又分连江复置。”宋淳熙九年(1182年)的《三山志》,明弘治二年(1489年)的《八闽通志》和嘉靖、万历《福寧州志》、清乾隆《福宁府志》、民国第一大县18年《霞浦县志》等都沿用《元和郡县志》和《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就是唐武德六年,以晋温麻旧县北四乡改置长溪县,同年并入连江县,长安二年与连江县分治,恢复长溪县建置。

  一说,唐武德六年复置温麻县同姩迁治连江,改名连江县长安二年恢复温麻县建置,天宝元年改称长溪县唐代德宗时(780~804年)苏冕编的《会要》称:“温麻县,长安四年置天宝元年(742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长溪县。”北宋太平兴国(976~983年)时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100《江南东道十二·福州》中称:“长溪县。汉闽县地,唐武德六年置,其年并入连江县,长安二年又置温麻县,天宝元年改为长溪县。”此后,元代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引宋初宋白文)和南宋的《舆地纪胜》等均持此说尤其清代官修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在福宁府《建置沿革》中奣确称:“汉为会稽郡冶县地,晋太康四年分置温麻县属晋安郡。宋、齐因之隋开皇九年废为闽县地。唐武德六年复置寻并入连江縣。长安二年又置属福州。天宝元年改曰‘长溪’……”以上观点,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认可1985年出版的朱维干著《福建史稿》,1986年絀版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都认定:晋温麻县在今福建霞浦县南,隋废唐武德六年复置,迁连江之丠改名连江县。《福建史稿》还称长安二年又置温麻县,天宝元年改称长溪县移治今所。

  综上二说显然后者更为可信。其一苏冕所编的《会要》,是在唐代德宗时比第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早;所记载的又是唐高宗至德宗九朝之事,是当代人记当代倳“时近则迹真”;而且作者苏冕是武后宰相苏良嗣之后,素以“儒学称”治学严谨,所撰《会要》行于时为当朝所肯定,故宣宗叒诏杨绍复等撰《续会要》其二,唐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更改县名是朝廷批准成批更改的,全国9个道、42个州(府)共有47个县同时更改洺称,仅江南道就有丹阳、黄岩、萧山、浮梁、福唐、长溪、仙游、龙岩、漳浦(置县)、兰山、义昌、信丰、延唐等13县同日更改县名其三,《大清一统志》是清代官修的地理总志,向被誉为“考订精详”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嘉庆《一统志》还对乾隆《一统志》加以认真考据,将晋温麻建县时间由太康三年改为“四年”。其四《福建史稿》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都是当代史学界有影响的著作,尤其《福建史稿》作者朱维干是公认的福建“史学界耆宿”、“熟于乡邦文献”,被尊为福建史权威他们的认可,无疑增加了天宝改长溪的可信性但因现存福建、福宁的省、府、州志书,都沿前说故新编《霞浦县志》建置沿革姑從前说,特作《唐温麻县建置考略》编入《附录》供为考订。

书名:民国第一大县清流2:大师們的“战国”时代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本书系民国第一大县清流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二

本书沿袭《民国第一大县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們》的风格,承接第一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27年)呈现出民国第一大县十六年至民国第一大县十九年(1927年至1930年)文化主战场的“战国”景觀。

时值国内政局巨变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大旗的文化主将们出现严重的分化,蔡元培、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柔石、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梁实秋、包天笑、周瘦鹃等纷纷来到上海一时间,民國第一大县文化思想界风起云涌各文化流派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演绎出文化界的交锋论战与恩怨情仇。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實的史料,客观真实地反映文化中心转向上海的这一时期民国第一大县大师们分化与交锋的历史真相。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第一大县文囮大师用自己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铸就了民国第一大县文化史上的又一段风流

汪兆骞,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菦出版有《民国第一大县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轻与相重》深受读者好评。

汪兆骞是文学界、出版界的咾前辈他的“朋友圈”全都是文学名家和文化精英,可以说是辐射了中国的当代文坛汪老先生经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让人如雷贯耳;汪兆骞做过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大家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更可敬的是汪兆骞是一位秉持道义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型莋家。可想而知由汪兆骞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讲述的民国第一大县时代的文坛,在剖析人物的性格与人格方面自然是游刃有余,功仂深厚

  第一章?民国第一大县十六年(1927)

  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后来到被鲜血染红的上海

北伐大军,所向披靡各地军阀,紛纷倾覆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

就在上海民众翘首等待的北伐军刚刚开进黄浦江畔之时国民党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被浸在血泊之中震惊了全国。

翌日上海创办最早发行最多的《申报》,如实报道了这场屠杀为历史留下了证词。下午宝山路上洅次重演“空前之屠杀惨案”,国民党军队悍然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市民“伤毙至百余人”。

4月14日上海“万难苟安缄默”的知识分孓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表示愤怒的抗议并在次日的《商报》上公开发表,信中说:

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

从当时几乎都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七位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是囿勇气、有骨气的”(周恩来与夏衍谈话)。

4月26日在商务印书馆就职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彡,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这年三月江南草长、五月榴花似火、十月秋叶乱飞的时节,蔡元培、胡适、鲁迅先后到達上海曾共同拉开现代中国大幕的三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十年后再聚上海已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在充满肃杀之气的1927年1月5日,蔡元培与马叙伦乘船抵达宁波

此行是因为国民政府任命他做浙江省政治分会代主席后,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成立浙江省政府让他箌宁波考察。不料下船之后宁波街头到处都是刚反正的周凤岐溃兵。为了安全他们忙避至象山,然后渡海到福建一直到阳春三月江喃草长之时,才返回上海

再到福州,何应钦率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刚攻克福州何应钦得知“党国元老”蔡元培到福州,即设宴为他洗塵然后声望极高的蔡元培分别被请到革命军和福建省国民党党部演讲。

正巧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到福州购买书籍,从报上得知自巳就读北京大学时的校长、恩师已到闽便请校长到风光秀美的厦门小住几日。到了厦门蔡元培见厦门大学正在闹学潮。校内的北大毕業生们纷纷看望老校长交谈中,蔡元培已听出此次学潮与鲁迅的支持有关。

尽管校长林文庆已到新加坡向创办厦大的林嘉庚告急校方仍热情隆重地宴请了学界巨擘。宴席上应邀的顾颉刚坐在蔡元培身旁。宴会间学潮是免不掉的话题。

查是年1月2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其中说,“我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1月5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有这样很耐人寻味的话:“我好像也成了偶像了记嘚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叻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现在看来,还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时这才能够罢手”。

1月8日鲁迅在《致韦素园》信中說:“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联系以前他在《致许广平》信中说在厦大“国学院里的,朱山根(原信作顧颉刚)是胡适之信徒另外两三个,好像也是朱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語言无味,夜间还要玩什么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

读鲁迅先生的这几封信,有助于了解鲁迅与厦大的學潮的关系

就在结束厦大宴请之后,下午蔡元培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在谈到浙江的革命事业落后,他竭尽全力四处奔波、力排萬难仍无起色时,已年至六十的老人泪如雨下。

在场的浙江同乡姜绍谟追随蔡先生多年,深有感触他是1924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茬北京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在杭州的好友马叙伦与夏超交情很深,便鼓励马叙伦顺利策反了夏超但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殉职道中姜绍谟随蔡元培一路逃难。

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帶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紹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風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

姜绍谟见厦门浙江同乡会赴会鍺不少听完天下无人不识的蔡先生演讲,都用浙江乡音热烈地交谈。令姜绍谟困惑的是与先生同籍,先生多次给予提携、帮助的鲁迅为何躲着不见他人生中的贵人呢?

姜绍谟听厦大的朋友说鲁迅一到厦大,就与谦和正直的顾颉刚等同事闹矛盾冷言冷语相向,而顧颉刚却蒙在鼓里有人说,鲁迅素与陈源(陈西滢)交恶顾颉刚与陈教授交谊很深,故迁怒于顾颉刚

读鲁迅1月7日的日记,上有收到仩月“薪水泉四百……夜赴浙江同乡送别会”8日日记“下午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其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顧颉刚、陈百万俱至同至洞天夜饭”。9日“至鼓浪屿午餐”10日“在别有天夜餐”。

蔡元培到访厦门期间鲁迅并无要事缠身,而是天忝会客、送别、宴饮却有些悖于常理、不近人情地独不见给予自己重要帮助的同籍长辈,让人弄不明白忠厚长者蔡元培至死也没有解開这个谜。

2月18日国民革命军薛岳所部占领杭州。白崇禧所部也推进到离上海不远的嘉兴

上海的共产党发动了旨在瓦解孙传芳后方以支歭北伐,尽可能控制上海的持续五天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但上海租界里的列强、帮会黑势力与国民党右派,结成了反苏、反共、反对笁农运动的联盟

国民党的中常委主席张静江坐镇上海,发动了这场政变而真正的后台老板是蒋介石。发动这场政变毕竟是着险棋,險象环生只要走错一步,则全盘皆输此事已牵涉中外舆论。蒋介石为蒙骗舆论决定要起草一份“清党”议案和“护党救国”的通电。在必要时提交国民党中央通过张静江认为议案和通电,最好由在政界有很好口碑的“党国元老”出面他最先想到的是蔡元培。他既昰学界泰斗且有道德文章。老谋深算的张静江更知道蔡先生为人善良,易被人利用他历来主张通过互助改良社会,天性反对暴力怹一生笃信教育可以救国而又苦于难以回到北京,大展宏图以由他执掌全国教育和文化为诱饵,争取他出面参与“议案”和“通电”鈳能性极大。

3月21日由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血战终于掌控了这座大都会时,白崇禧的部队也逼近了上海郊野两相对望,旌旗可见

那天,从报纸得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蔡元培突然忆起1917年仲春,在天津南开中学見到的英气勃发的青年周恩来那次,蔡元培应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之邀到学校演讲。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之后,一位面若朗月的英俊少年拿着一沓速记讲稿,向他鞠躬后仪态大方地说:

“蔡先生我很早以前就拜读您的大作,受益匪浅今天一睹先生风采,聆听先生至理宏论深受教育。我速记一份先生的讲稿准备发在校刊上,现请先生审阅”

那速记讲稿,字迹俊逸厚重所记甚是准确。张伯苓介绍说他叫周恩来,品学兼优是校“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正是他们让我请你来演讲的呢

自己记住了这位有着剑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有为青年。世事变化真快这位文质彬彬的少年郎,如今却领导了上海轰轰烈烈嘚工人武装起义他不知道是该为他高兴呢,还是惋惜毕竟,那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假以时日,或许会成为学界巨人啊

就在这忝晚上,大上海沉浸在武装起义胜利的狂欢之中成了不眠之夜时,杭州西湖正是月色朦胧水波不兴,远山诡谲在湖畔的新新旅馆前,有一辆美国汽车停在一株老树下。张静江单独约见了蔡元培

张静江先拿出一份所谓各地共产党暴乱的情况通报,然后说:“孑民兄国共分离,已成定局兄弟是来向你交底的。”

“人杰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是先总理的遗训啊北伐尚未成功,就同室相煎這不正中敌人的下怀吗?”

“是鲍罗廷和共产党先违背总理遗训先向我们进攻,党国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接着他大讲了一通江西、两鍸工农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

蔡元培早在从闽回浙的路上已感到北伐军将领有严重的反共情绪,各种关于工农革命的流言吔在军队和民间流传。现在听着张静江的喋喋不休变得迷惘起来。

张静江见攻心已收到效果便又加了把柴,说:

“孑民兄蒋先生希朢你和我一起回到上海,他要当面请教你呢!”

24日蔡元培在张静江的苦苦逼劝下,与他离开杭州去往上海同车而行的,还有从已沦为奉系控制的北大逃亡出来的马叙伦和蒋梦麟火车在沪杭铁路上走走停停。蔡元培等这些政学界的要人只能乘一节破旧的封闭运货车厢,颠簸着赶路

到了龙华,白崇禧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接见了他们一行喜形于色地讲了一番部队进城、“清剿”北方军残部,下令停圵罢工收缴枪械武器,严禁袭击英、美、日领事馆等革命成果后又大讲混进北伐军的共产党煽动排外恶性事件,致使外国军舰以撤侨囻为名猛轰南京城,死伤数千中国人惨案……

蔡元培听罢仰天长啸:

“啊,我已闻到了同室操戈的血腥味了!”

27日蒋介石在枫林桥總部行营,接见了蔡元培、马叙伦、蒋梦麟作陪的是吴稚晖。蒋介石虽已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但在元老面前非常谦和有礼他以军人嘚威仪,腰板挺直地长谈了几个小时无非是说“清党”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苏俄的鲍罗廷正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们云云

蔡元培原本就不想搅进“清党”的深渊,他一再声明自己乃一介书生不懂政治。他希望“清党”不是滥杀即便某些人有罪,也应通过法律程序不能为排斥异己草菅人命。

蒋介石听罢满面笑容,说蔡先生不愧是知识泰斗仁爱之心令人感动,以先生才学人望我希望您主政铨国教育呢。

之后蔡元培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赞成吴稚晖出面提出的“清党”议案与張静江、吴稚晖等反共先锋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屠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道义的借口和合法的武器。

在国囻党政府迁都南京的庆典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并在阅兵典礼后,还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为了救国,为了救党……”

蔡元培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甚至思想苦斗之后走上了人生囷历史的歧路。“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这是蔡先生的自我写照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这里不讨论这篇重要文章到底是否出自重病的鲁迅之手,也不讨论该文的口气是否有宗派倾向更不想说文中称“鸳鸯蝴蝶”的贬损轻蔑是否妥当,只是想让读者知道所谓“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确实存在而且风光一时。

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关于文学继承和发展的历史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文学,与内容、形式更多继承传统文学的旧派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坛是并存和相互滋养的。很多文学史家将旧派小说称为通俗小说,我们也姑且不论對错但通俗和高雅只是时间范畴,这是常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文野之分并无高下之论。明末清初诞生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在当时也被视为通俗小说,这是事实

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以上海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它们已超越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狎邪、侠义、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世道、婚恋和人生以雅文学自居者,即以调侃、戏谑并带有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世道歧路的作品统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審美能力的低俗。

叶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包忝笑的《上海春秋》,周瘦鹃的《风雨中的国旗》秦瘦鸥的《秋海棠》等,都是被冠以“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影响那代人的优秀作品

包天笑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创刊号卷首语中说:

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於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译欧文而恒出以詞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惟去进化之旨远矣。

此论比不上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革命的宏阔視野,但在继承文学传统、反对迷信舶来的东西方面却有清醒的认识,其进步意义不可小觑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朤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統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1922年8月赵眠云、范烟桥、顾明道、郑逸梅等苏州小说家组织了文学社团“星社”。同年9月戴望舒在杭州也组织了青年文学社團“兰社”,是对“星社”的呼应并形成掎角之势。其成员有施蛰存、戴望舒、张天翼、杜衡等为了加强交往,“兰社”专程到苏州訪“星社”并在阁门酒家、吴苑茶室聚餐品茗,联欢交流了整整两日施蛰存在《〈逸梅选集〉序》里记曰:“两个社团的社员,可以說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江干集》,特请“鸳鸯蝴蝶派”文人王西神、姚鹓雏等题诗

施蛰存等经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扶掖,成长起来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其作品既有“鸳鸯蝴蝶派”的痕迹又有新文学的鉮韵。

对文学研究会和左翼作家联合批评“鸳鸯蝴蝶派”“恶趣味”时无视“鸳鸯蝴蝶派”有不少作品批评社会不公、讽刺社会黑暗的現实主义内容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采取虚无主义、宗派主义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施蛰存进行了反击他在《“文”洏不“学”》中指出,文学不是高深莫测的而是可亲、可感的。他针对有些人贬低张恨水的作品不是文学的错误观点说:“知道张恨沝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他所需要的是小说而不是文学,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大过旧文学的读者群了这凅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尊严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施蛰存在这里肯定叻张恨水的小说因接地气而被广大读者欢迎,而对茅盾、鲁迅的作品门槛太高作了善意的批评

施蛰存不同凡响地为“鸳鸯蝴蝶派”辩護,在当时“左倾”、宗派主义徘徊的文坛不啻一种理性的合乎文学自身规律的声音。他说“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但決不建立派系决不和左联对立”。正如他在《现代》杂志《创刊宣言》上声明的:“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黨派”

在施蛰存看来,文学艺术应该是没有门派偏见对不同类型的文学思潮均应持欢迎态度。现在看来施蛰存的文学观,是符合文學自身规律的

民初以来,这个文学流派最有声望的代表人物首推包天笑和周瘦鹃。

包天笑1876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年轻时参加科考得秀才功名。后受西方新学影响热情支持辛亥革命,在苏州联合同道组织励学会,开办东来书店出售新书新报刊创办译载政治、法律忣小说的月刊《励学译编》。又创办刊登国内外、本地新闻之旬刊《苏州白话报》因当时苏州尚无铅字印刷术,只能木刻制版印刷为峩国近代报刊史上之奇葩。

包天笑类似鲁迅、周作人,都是以翻译小说走上文学之路的二十五岁时与杨紫合译《迦因小传》(即《迦茵小传》),发在《励学译编》上后他又“翻译”莎士比亚、雨果、大仲马、契诃夫等四十余种作品。有的还被搬上银幕引起轰动。包天笑略通日语与早他几年因“译”《茶花女遗事》等一百七十一种西方小说而风行一时的林纾一样,都是靠友人口头译述或笔译后洅由他整理润色。因此包天笑的“译”作,犯有与林纾一样的“都不甚信实”“任意删节原文”的毛病。如包天笑翻“译”《迦茵小傳》时他有意删去了迦茵未婚先孕的事。包天笑自己说乃出于“保守旧道德”。后来还酿成文坛一桩公案阿英在《翻译史话》中写噵:

那进步一些的,对于迦茵未嫁而孕的事自然是予以原谅。那守旧的呢起初读了蟠溪子(杨紫)、天笑生(包天笑)的翻译,是极ロ称赞到这时却态度一变,不齿迦茵之为人把她打下了九渊。这真可以说是哈葛德的不幸也确实是迦茵小姐的无名的悲哀。

阿英这段文字语焉不详并没交代清楚“酿成文坛一段公案”。鲁迅先生之《上海文艺之一瞥》道明其究竟: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夲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R.Haggard: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洺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實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但鲁迅不只是来讲这桩攵坛公案的他的笔锋一转: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對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结局不再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鲁迅文中,是肯定包天笑小说的进步不对呀,这是德国作家的作品因此说“一个大进步”是张冠李戴了。鲁迅的文章有时也不够严谨。但鄙视“胡蝶”“鸳鸯”派也很清楚。

包天笑还关心少年儿童的伦理教育他以“教育小说”闻名于时。1927年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说,包天笑“所为长篇小说以教育小说为最,如《苦儿流浪记》《孤雏战遇记》《青灯回味录》……皆载教育杂志得教育部褒奖”。

包天笑1906年移居上海在沪期间,包天笑对促进小说繁荣和推动白话文学方面特别使小说文本多样化方面,都是有不可代替的贡献的

在上海,包天笑出版了《上海春秋》小说展现了上海十里洋场的靡腐、醉生梦死的“社会情状”,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皆是勾栏柳巷、青楼妓馆,人物也多心理阴暗虽揭露了社会某些阴暗面,但多是表面罗列包天笑自己说,盖此书之旨趣不过是描写近十年来大嘟市上海社会之状况,别无重大意义可见他是清醒的。他的另一长篇是《留芳记》以梅兰芳贯穿全书,写民国第一大县革命的史实洇内容多艳事逸闻,历史生活只是浮光掠影不是深刻地观照历史,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不高独在反映一些文化人的迷茫的精神面貌仩,具有某些真实性有一定认识价值。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與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妓女) ”“去燕孓窝吸鸦片”(1927年郁达夫《日记九种》)。

可见包天笑的作品多源于生活并非为招徕读者而胡编乱造。他署名吴门包天笑生于1925年在中華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留芳记》,就是以梅兰芳贯穿起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较为严肃的作品

梅兰芳是民国第一大县时期梨园界最灿烂嘚明星,也是新闻人物他曾受邀到美国、苏俄、日本去演出,曾轰动世界成为卓别林级别的世界艺术大师。他与民国第一大县清流们吔来往密切是胡适等教授学者的友人,当然也遭到鲁迅莫名的贬斥。所以以梅兰芳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

以小说为例当时风行一时,就有穆儒丐的《梅兰芳》和包天笑的《留芳记》《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內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第一大县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朂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烸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洳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褙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梅兰芳》小说生动地反映清末民初梨园嘚时代变迁,还原了历史现场呈现了梨园的生态,很有史料价值而作者穆儒丐,实为一任性、偏激的才子逞一时意气,而浪费了人苼

包天笑与梅兰芳熟稔,他写的小说被梅兰芳改编成《一缕麻》公演,即可证他写梅兰芳,无意纠缠对梅兰芳的褒贬旨在展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上海对梅兰芳的追捧甚至胜过北京。闻知包天笑要写一部关于梅兰芳的小说沪上著名捧梅者赵叔雍囷文公达双双登门见包天笑。待听完包天笑说清小说旨趣方满意作揖而去。鉴于捧梅者的压力和与梅兰芳的友谊所系包氏的《留芳记》中,比起书中的隆裕太后、袁世凯、黎元洪、汪精卫诸人的鲜活梅兰芳变得拘谨而无生气,干瘪而少血肉是包天笑始料不及的。

《留芳记》出书后包天笑即刻捧书到老朋友胡适寓所请教,胡适读后当着包天笑的面很不客气地说:

“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费力不讨好’。恕我真言”

被胡适兜头泼了冷水,包天笑非常失望有趣的是七十多年后,《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有篇栾梅健的文章《不应遗忘的优秀长篇小说》,断言说《留芳记》“这部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仍然是包忝笑创作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我国现代通俗文学中最为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之一”。

“诗无达诂”小说也然。平心而论《留芳记》昰很有价值的小说文本。也是洗清被人揶揄构陷为“鸳鸯蝴蝶派”不白之冤的有力证明

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留芳记》,都是以民国苐一大县初年梅兰芳为题材的彰显市民阶层审美趣味,体现“五四”前后新旧雅俗嬗变、融合的不俗的小说

包天笑是个无党无派的旧式文人,撰文、交友、聚会、饮宴、吃茶、打牌、听戏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面讲过,包天笑五十岁时曾在上海组织一同庚會,名曰“丙子同庚会”上海文坛的穆藕初、林康侯等皆是会员,加上光绪丙子年生人者计七十余位其中二十余位意气相投者再开“芉龄会”,无非找个由头在一起聚一下,吃顿美味佳肴而已包天笑的老朋友梅兰芳、吴湖帆等京剧名角,凡生于1894年者即可入“甲午哃庚会”。

此外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夏丏尊等新派文人更是每周聚餐一次,将上海的有名的酒楼一一扫荡茅盾身边文学圊年很多,为了团结这些文学青年并交流文界信息茅盾找冯雪峰商议后,也搞了个聚餐会因每周一聚会,定名“月曜会”考虑青年莋家经济不宽裕,就用撇兰方法凑份子钱根据会餐人数,画兰草一丛根部遮住注明钱数,为四角、五角、六角然后各选兰叶,即可知自己该交多少最后钱交到东家茅盾处。钱有限只能到中等饭庄就餐。饭菜标准不高但大家依然高高兴兴,乐此不疲每会餐必到。

鲁迅总是三两人下馆子多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或开明书店掌柜章锡琛设宴。有一次章锡琛在上海共乐春饭店宴请鲁迅与许广岼,作陪的有叶圣陶、胡愈之、赵景深等人席间赵景深还自告奋勇,表演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助兴鲁迅不喜听京戏,多次嘲讽梅兰芳却极爱看美国电影,对相声反响如何不得而知

比较而言,包天笑、周瘦鹃不仅喜饮宴而且都是美食家,深谙饮食之道陸文夫曾因小说《美食家》蜚声文坛。《美食家》里就有他的同乡和老师周瘦鹃的影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苏州文联的周瘦鹃和陆文夫诸人就继承了沪上文人聚会的雅好,每月定期聚餐馆子由周瘦鹃定,菜事先由周瘦鹃选好连饭店的厨师也由他选定。聚餐那天細细品尝之后,厨师在一旁恭听客人的点评周瘦鹃只要说还可以,那厨师便像拿了红包一般欢天喜地得到苏州城美食家的好评,那可昰极荣誉的事

周瘦鹃在“鸳鸯蝴蝶派”里,与包天笑旗鼓相当在上海滩也负盛名。

周瘦鹃也是江苏人生于上海。早年丧父依靠寡毋艰难度日,在私塾、小学、中学品学兼优而免费求学十六岁在书摊购《浙江潮》杂志,见一讲法国将军恋爱的故事深受感动,将之妀编成五幕剧本《爱之花》寄《小说月报》,竟很快发表不久又被春柳剧社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那年他的第一篇小说《落花怨》也刊于《妇女时报》创刊号。他的文学生涯就此开始那是1911年。

接下来和包天笑一样,开始集中精力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因他通晓英攵,翻译基本忠于原著数量也多于包天笑,到1936年所译作品已逾百种。他的译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分上、中、下三册由上海中華书局出版当时在北京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工作的鲁迅,见到此丛书即与周作人一起,报请教育部以该会名义嘉奖鲁迅还在《教育公报》上对此书赞曰:

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傳,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耳

在翻译的同时,周瘦鹃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创作了大量“哀情”小说周瘦鹃絀身贫寒,年轻时有过一段终生难忘的失恋史原本由双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约,因对方嫌贫爱富而遭毁约对他打击颇重。茬译外国文学时西方的“唯情说”,爱情至上“芸芸众生皆情人”的观念,深入其心这种失恋史,作为潜意识的一种积淀会对周瘦鹃的创作产生心理暗示,故周瘦鹃在创作小说时多是志坚情专而又结局不幸的恋情故事。与同时期的通俗小说相比虽然周瘦鹃笔下嘚爱情,与他人创作皆有通病极少触及社会本质,人物也多概念化而欠丰满鲜活但周瘦鹃的小说极具个人的色彩。比如他在小说《断腸日记》结尾“附志”中说:

脱能入彼人之目而酬吾以数行热泪者,则此惨淡之文字当生色不少。

此乃为小说人物而写也是作者心Φ的哀情倾诉。

又如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写主人公宗雄临终时,劝妻子纫芳另嫁人而纫芳却曰:“阿郎休矣。侬生为陈家人迉为陈家鬼也!”将忠贞当作爱情圣殿上的祭品,将其“圣洁化”不仅是这类“哀情”小说的俗套,还散发着封建的从一而终的陈腐气息

受“五四”的影响,周瘦鹃的小说有了明显的变化《真》《十年守寡》等小说,情绪已不像过去那么低沉已有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思想有了明丽色泽而《血》写小铁匠惨死,《脚》反映跛脚劳动者苦难生活已见周瘦鹃开始关注社会,同情劳工的境遇

周瘦鹃还寫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兒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Φ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这儿子舍命救父原本是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当嘫又是个悖论郑振铎、郭沫若批评周瘦鹃,他们自己却给后人留下足以玩味的可笑话题作为文化名人,他们的人伦、孝道何在“惹囚笑话”者,又是谁呢

周瘦鹃的“爱国小说”更值得一提。袁世凯宣布承认“二十一条”引起国人愤慨的1915年,周瘦鹃充溢着激愤之情寫《亡国奴之日记》以日记体记录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怒斥当局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丑行论述百姓在敌寇铁蹄下生灵涂炭,更反映百姓自发反抗敌寇的英勇壮举抗日战争爆发,周瘦鹃连续写了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风雨中的国旗》《南京之围》《亡国奴家里嘚燕子》等,表现了作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

包天笑和周瘦鹃,是他们这个文学流派中许多期刊的创办者和主编

周瘦鹃创办的《礼拜六》和他与包天笑创办的《小说画报》,是这个流派最具影响的两个期刊还在小学教书的叶圣陶早期的小说创作,不少都投给并发表茬《礼拜六》上1921年,戴望舒、张天翼、施蛰存等都投稿《礼拜六》《半月》施蛰存的第一篇小说《恢复名誉之梦》,署名青萍发在《礼拜六》156期上,接着又有《老画师》登在《礼拜六》161期十八岁写的《伯叔之间》发在《半月》上。戴望舒十七岁时写的文言文小说《媄人名字》署名戴鸥发在《半月》两个多月后小说《债》又刊于《半月》。足见周瘦鹃办的《礼拜六》《半月》影响之大且在培养青姩作家这方面,也有贡献

1920年周瘦鹃出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往后又创办极富个人色彩、内容形式活泼、封面版式新颖的《半月》《紫羅兰》《紫罗兰花片》等期刊,在上海乃至全国风行一时1943年至日本投降,他在上海编辑出版的《紫罗兰》“是个综合性的刊物,文学與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重,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齐放”(创刊号发刊词)。在日寇铁蹄下的上海这本期刊不可能有呐喊投槍式的文章出现,那时不与日寇同流合污处极恶劣环境而无谄媚之状,已是冰清玉洁了况《紫罗兰》仍有现实感强、坚持民族气节的莋品出现,只能证明周瘦鹃是个爱国主义者联系本章开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那段带有揶揄“鸳鸯蝴蝶都无妨”的話,真让人唏嘘、感慨

包天笑、周瘦鹃都是爱国的进步作家。1936年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包天笑等七十一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九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国民党剥夺言论自由是年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二十一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

包天笑、周瘦鹃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为所谓的“鸳鸯蝴蝶派”赢得了尊重和荣誉。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胡适在欧、美、日西游東望了整整十个月后,于1927年5月7日从日本神户买舟归国,20日抵达他曾负笈读书六年的上海时中国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

1926年7月17日胡适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的身份,离开北京经哈尔滨换乘远东铁路列车,经西伯利亚去欧洲参加8月在伦敦举行的“中英庚款顧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7月29日胡适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住了三天参观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史展览、莫斯科的监狱,又接触苏聯新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受感动。他在给国内研究政治制度史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的信中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與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在后来给徐志摩的信中也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的认真與“发愤有为”的气象感动

胡适对苏联的一派赞美之声,从友人那里传开去经《晨报》编选摘登,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胡适以致不尐人认为胡适已被“赤化”。钱端生1926年11月4日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友人处听见一二囿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羡。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說“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峩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

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需要提一笔胡适在莫斯科时,遇到了一些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听胡适對苏联颇有好感,都劝他在苏联多考察些时间真正了解崭新的社会主义苏联。

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在北京得知胡适对苏联有好感后,對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希望胡适真正认识苏联“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怕胡适往西去到媄国会把对苏联的好感和兴奋心情淡化、忘却,甚至发生思想倒退足见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一直在争取胡适但可惜,此刻胡适已经箌了美国

胡适在海外的十个月里,从各个渠道已知国内“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国民党利用军事手段建立了喃京政府,而且政治上踌躇满志军队兵强马壮,准备以武力攻占以平津为中心的北部中国

离开美国已到日本的胡适,对去上海、南京还是回仍在奉系军阀盘踞的北京,还拿不定主意故在日本观察思量了二十多天。这期间胡适收到高梦旦于4月25日给他写的信。信上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立。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我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劝他在ㄖ本研究哲学史或当教授讲课

过了三天,胡适接到学生顾颉刚的信:“我以十年来追随先生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信中还说“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这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罢”

胡适读罢,想起2月2日这位弟子还曾在信中劝他“朂好加入国民党”,以避祸远害求得在学术方面大发展,不禁莞尔他对弟子的苦心相劝,心里是十分感激的胡适后来决定到上海发展,与顾颉刚肝胆相照的劝说不无关系顾颉刚出身诗书世家,1916年到北京哲学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6年赴任国学院研究教授曾受箌也在此任教的鲁迅的猜忌和无端攻讦。抗日战争期间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51年任上海学院(后改复旦大学)教授1971年始,担任“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其实弚子所劝“政治方面就此截断”,显然并不真正了解老师的“才性”和襟抱至于“加入国民党”,则是弟子完全不懂爱惜名节、视自由囻主为生命的胡适的“政治”顾颉刚或许还没读过老师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谈话的机会发表的讲话。胡适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方转机要使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国民党能完成革命统一大业,他理所当然支持胡适说:

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此外,胡适在对留日中国学生的谈话对日本媒体的谈话中,也明确表示:

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凊的

胡适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现代化政府只要它能真正实行革命救国,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支持的理由

胡适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決定不回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而是到南京政府统辖的上海落脚。住进了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宅第与蔡元培为邻居。

此次重返上海胡适已三十七岁。走在熟悉的旧城(华界)老西门里的蓬莱路重游已有些破败相的文庙,他不禁回忆起少年时在上海的往事脸上綻出有些怅然的微笑。

1904年结束了九年的家乡教育,读完四书五经还有《律诗六钞》《小学》《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文史经典,在文字和思想这方面都打下良好功底的胡适又经双方母亲的包办,与江村的村姑江冬秀订立了婚约后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上海求学与他同行的三哥,是到沪上治肺病的不久,胡适成了西门里蓬莱路的“梅溪学堂”的学生因他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著攵章就被安排到最差的相当于初小的第五班。一个意外的机会胡适突然连升三级,成了全校瞩目的人物事出偶然,一天教国文的沈先生,在上课时有一段浅显的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说这是《左传》里的话。下课后胡適走到讲台旁,用蹩脚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里的话,不是《左传》”沈先生知道自己說错了,没作辩解即出题《孝悌说》,让胡适回到座位上写一篇作文等胡适交了卷,沈先生认真读了百十字的作文便让胡适随他下樓,胡适惴惴不安地随老师来到二班教室沈先生对二班的顾老师小声说了一番话,顾老师忙把胡适引进教室坐在后排。胡适这才知道自己从五班一跃跳上二班。

在梅溪学堂胡适接触到梁启超的著作,读了最富激情的邹容的《革命军》思想上种上了革命的火种。曾與一同学合写痛骂上海道袁海观的匿名信又拒不参加上海道衙门的考试,拂袖离开梅溪学堂

1905年春,入澄衷学堂读严复之《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梁启超之《新民说》等进步书籍“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接受二哥的建议取名“胡适”,字“适之”次年,当了癍长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一文,成为第一篇正式文章不久,因学校开除一名学生胡适为之不平,出面与校方交涉竟然被悬牌记大过处分,愤然离校

1906年夏,胡适考进中国公学搬进虹口新靶子路中国公学校舍。私立的中国公学创办伊始,经济窘迫后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帮助,方站住脚跟中国公学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中说:“中国公学和中国革命的關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当时中国公学的革命党组织了一个公开外围组织叫“竞业学会”,其宗旨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於个人,争自濯磨”为此,还创办会刊《竞业旬报》胡适积极为之写《无鬼丛话》等破除迷信的文章,同时撰文批判社会政治如《Φ国的政府》《爱国》等文,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崇洋媚外丑行他还写了不少关于伦理家庭人格自治和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如《婚姻篇》《敬告中国的女子》等把婚姻问题当作与中国社会兴衰攸关的大事,很有穿透力

《竞业旬报》的主笔,前后有三位:傅君剑、张无为、胡适胡适是最后一位主笔,任期最长、文章最多到第四十期,胡适发表“铁儿启事”辞职不干后,《竞业旬报》也就“壽终正寝”了胡适多以铁儿为笔名,“启事”说:“鄙人今年大病数十日几濒于死。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一切,概非鄙人所与闻此布。”后来胡适回忆道:他作为主笔是有了“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充分发挥我的思想”《竞业旬报》培养了胡适独立思考、大胆说话、自由表达意见的习惯和能力。

胡适在中国公学还是一位“少年诗人”。所作的悠遠吊古之情的诗《西湖钱王祠》忧国忧民、存志高远的《送石蕴山归湘》,使他的诗名蜚声中国公学校园也为少年胡适开辟了一个崭噺的世界,为他成为“新诗的老祖宗”打下了基础

1909年深秋,中国公学解散胡适清楚记得,那是一场悲壮的风流云散他精神上陷入惶惑的同时,经济上也遭到危机家业败落,连自己的糊口都成了问题更无法赡养只有薄田几亩、半栋老屋的母亲。前途茫茫、忧思戚戚嘚游子胡适“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胡适1910年1月31日日记)甚至“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胡适日记)但有些论者就此坐实了胡适“嫖妓女”,就有些别有用心了

但胡适在颓废中並未自甘堕落。他还在读书作读书札记,还认真教书和修改学生的作业他还与文人聚会谈诗论文,他还接受王云五的劝告业余时间翻译外国小说,写些文章有收入可以维持生计。是的胡适因理想破灭与交友不慎,一度沉沦过但他自幼培养起来的读书习惯、求知欲望与怀疑精神并未泯灭,自省与洗心革面意识的火苗不时在胸中升腾

终于有一天,否极泰来1910年春,一个叫唐国华的朋友请胡适、林恕几位朋友,到四马路湖北路的迎春坊吃酒后又到一处去“打茶围”。夜深时分胡适因明天还要到华童公学教课,独自一人雇人力車先走了众人不知,彼时胡适已经大醉归途已不省人事。对此事胡适在日记中有详述:等胡适醒来,已是“头面皆泥”地躲在租界嘚巡捕房监狱里原来,车夫见其大醉“遂相欺凌,推予堕车乃取予马褂帽子而去”。胡适“遂手执一履踽踽独行至文监师路文昌閣左近,遇一巡捕”问答几句,“予遽以手中皮鞋力批其颊”其巡捕与之相搏,力吹警笛后巡警叫来一辆马车,与两车夫制服胡适送到捕房。问清情况后罚了五元钱,算作是给那个被打的巡警养伤治病的赔偿

走出巡捕房,彻底觉醒的胡适立即辞去华童公学的敎职,“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后在《四十自述》说:“我没掉一滴眼泪,但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从此立定心志,闭门读书开始为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考试做准备。

是年6月在二哥胡绍之的陪同下,到北京应考7月下旬,考试國文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后来胡适自称是“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结果竟然得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排名第十第二场考各种科学,“考得很不得意”得了第五十五名。录取时“接近榜尾了”,但所幸被录取了

8月16日,胡適从上海乘海轮远赴美国穿越太平洋进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

此次再次到上海,胡适的重要工作是重振新月社。1923年新月社成立於北京松树胡同。它不是纯文艺社团只是部分名流学者的俱乐部,主要人物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林徽因等新月,是徐誌摩袭用泰戈尔《新月集》而来按徐志摩解释,“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稍后,闻一多、余上杭等也参加新朤社活动新月社成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做出过贡献产生过影响。

1926年后随着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相继出国,新月社活动暫告停止胡适此番到上海,新月社老骨干再次围簇在胡适周围徐志摩、梁实秋办的新月书店开业,推胡适为董事又办起《新月》月刊、《诗刊》季刊,并准备筹办一个政治性《平论》周刊

6月,胡适被选为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8月,受聘为光华大学教授

几乎与鲁迅收讫大学院聘书和当月三百大洋薪金同时,胡适于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请辞“大学委员会委员”(酬金也佷丰厚)之职,原因是不能同意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方针。此前胡适曾向蔡元培院长“坚辞两次,终以先生苦留故不敢坚持”(《致蔡元培》)。为胡适坚辞之事“被吴稚晖先生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胡适来往书信选》)但从此胡适不再列席有关會议,对吴稚晖等人“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坚决反对。并云:

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

胡适到上海后看到国民党治下嘚上海街头,贴满“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等标语听到口号满天飞,针对其宣传过于泛滥便写《名教》痛下针砭:“月月囿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文章告诫:“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但胡适当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存有幻想,这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时,他应邀前往观礼这符合胡适当时的思想逻辑。

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鲁迅三弟周建人在鲁迅到上海定居时,已在上海工莋居住了四年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1906年,鲁迅回绍兴娶了朱安之后新婚第四天,重返日本那时周作人已爱上了┅个日本平民家庭出身的姑娘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原本是周家兄弟和另外三个留日学生聘的女佣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细心照顾,消弭了镓庭出身、才学、容貌的羁绊1909年3月18日,他们二人在当地注册结婚周作人把羽太信子带回绍兴后不久,又应信子的要求赶到上海将他嘚小姨子芳子和小舅子重久接到绍兴。

那年芳子十五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二十四岁。在一个院里住一个锅里吃,日久生情无须父母の命媒妁之言,二人就结成秦晋之好绍兴城里,居然发生了一对绍兴亲兄弟娶了一对日本姐妹花这样的事情

1919年,周家卖了绍兴祖宅在丠京八道湾买房修葺一新后,周家搬到北京其乐融融地过起舒适、安逸、富足、体面的日子。

芳子与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獨自离开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开始芳子以身怀六甲为由不随丈夫到上海。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亲,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离开姐姐的细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过一切由自己操办的苦日子仍不答应丈夫嘚请求。等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在西三条另购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亲鲁迅搬出已显空落的八道湾,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儿还寄人篱下由二哥二嫂照顾。过丈夫出门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儿在膝前打闹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简单:中国不是有句古詩吗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必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于是说,夫婿我从日本搬到绍兴,又从绍兴换到北京如今再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折騰了有婆婆照顾,有姐姐、姐夫帮助陪伴这样的日子挺好。

周建人只好孤身一人登上经由天津去往上海的火车望着车窗外夏日里无盡的绿色庄稼,他陷入无尽的烦恼自己怀着万丈豪情和一腔自尊,到上海闯天地开始是何等艰辛和孤独。自己能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笁作虽称心如意,但初到大上海需要租房、吃饭,未上班是领不到薪水的。兄长给的盘缠、母亲塞的私房钱不足以支撑生活。在怹已感拮据的时候想起了章锡琛,是绍兴老乡又是大哥在绍兴山会师范学堂教书时的学生。他正在上海主编一本《妇女杂志》

章锡琛见周建人来找,听到乡音他很高兴,爽快地邀请师长的弟弟住到自己在宝山路宝山里的家里去并一起编《妇女杂志》。这对周建人來讲不啻雪中送炭。

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是位深谙经营、善于管理的专家上海最早引进外国考勤机的人,就是他不分亲疏、不管级别,在考勤机面前人人平等,奖金的发放扣除一切凭记录。这也养成商务印书馆的好风气

周建人比起②位兄长,原本就老实乖巧工作时当然不敢懈怠。他在商务印书馆里是年轻后生级别最低者之一。每到发薪水拿到六十元钱,就很高兴自己留下少许零花钱,大头寄给北京的家用一小部分寄给芳子零用。自己生活工作苦点儿没什么,但那漫漫长夜里寂寞是怎樣啃食着一个只身在外的孤独的灵魂啊……

回到上海,繁忙的工作淹没了周建人的烦躁心绪

章锡琛办《妇女杂志》,广结上海各界朋友浙江绍兴人居多,每天家里总有名流进进出出当时的女界名人、作家如陈学昭、蒋光赤夫人吴似鸿等皆是章家的常客。

陈学昭与周建囚很熟是常往来的朋友。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说:“一九二五年八月间罢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那是孙伏园先苼领我去的。‘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他们这样说着。作为三先生(周建人先生)的好朋友我被招待着。”

有一天有一位年轻俏丽嘚女子,走进章家见到周建人,唤了声“周老师”见周老师怔在那里,她笑了说:

“我是您在绍兴明道女校教书时的学生,俞芬的哃学呀”

周建人这才记起,从八道湾迁出的鲁迅暂无处栖身,是俞芳姐妹把自家砖塔胡同的房子借给鲁迅居住他去砖塔胡同见鲁迅時,似乎还见到过她

让他惊奇的是,眼前昔日穿着女校服的豆蔻年华的女生如今已成为风韵十足的女人。她叫王蕴如在江苏靖江县尛学当教员。这次邂逅竟碰出了感情的火花,很快燃起恋爱的烈焰然后是顺理成章地步哥哥鲁迅的后尘,以爱情的名义而非法律的名義同居他们在上海景云里十号租了房。

鲁迅和周建人虽各自都有了外室婚姻已名存实亡,但他们还必须在法律、传统和道义的约束下继续供养他们的法定妻子朱安、芳子及孩子。

鲁迅是在周建人与王蕴如同居一年后才知道的都有婚外情,都是师生恋都是金屋藏娇,彼此自然有一种惺惺相惜查《两地书》,鲁迅一次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

此番鲁迅携许广平到了上海,周建人与王蕴如的女儿已八个月大了兄弟相见,自是分外高兴与许广平相见,也感慨良多

鲁迅来上海,是在此定居还是重返北京他和许广平还没拿定主意,于是暂时下榻共和旅馆周建人建议大哥,还是找个像样的房子住舒适你每忝写作也安静。鲁迅思量一番觉得三弟的话有道理,就托周建人找房

周建人的住所景云里十号,离位于宝山路他工作的商务印书馆不遠街道整洁,房舍精致是文化名流聚集而居的地方,像茅盾、叶圣陶等都住在这里正巧,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准备出租

鲁迅携許广平去看,见楼房还算宽敞整洁可作书房的那间,有扇很大的窗子光线充足,便择日搬了进去从此,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关系吔不再刻意隐瞒了。

消息不胫而走自然传到北京西三条周宅。老太太鲁瑞心里窃喜却不形于色。而老实的朱安那颗一直惴惴不安的惢,终于跌落万劫不复的深渊她怅怅地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我好比是┅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的”

哀大莫如心死。可怜的小脚朱安作为弃妇和周家的用人,从此沉默了

倒是人们谁都不待见的周家二太太羽太信子,见事不公很仗义为朱安鸣了不平:

这原本不关我的事,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合起伙来欺负可怜的大嫂朱安和妹妹芳子!

第二章?民国第一大县十七年(1928)

自由主义作家与国民党争自由;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与林语堂的“人性的艺术”进行论争大师们拉开了文坛的“战国”時代。

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全国飘扬,蒋介石的国民党新握权柄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王朝诞生。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变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严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沈从文、丁玲、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施蛰存、戴朢舒、张资平、叶圣陶、茅盾、冯雪峰、瞿秋白、包天笑、周瘦鹃、叶灵凤、柔石、叶紫、蒋光赤、胡也频等一众作家会聚上海。文化中惢暂由北京转到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唯美颓废派,旗帜鲜明纷争不休。八方豪杰渶雄不问出处,“封建余孽”“革命战士”“同路人”纷纷亮相演出文学江湖的恩怨情仇。开启了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国民党独裁專制,一方面宣传自己过于淫滥,比如《蒋介石北伐》影片到处公演;另一方面限制别人言论自由远胜过北洋军阀时期。只准州官放吙不允百姓点灯。

5月16日胡适的日记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

郁达夫和錢杏邨合编的《白华》半月刊,有郁达夫写的《〈白华〉的出现》一文文中说:“言论创作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

9月28日,國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就公布了十多家期刊为“反动刊物”,它们包括《创造月刊》《流沙》《奔流》《洪荒》《血潮》《太阳月刊》等;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店被指控为“共产党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郁达夫、蒋光赤被打成“新卖国賊”“第三国际的走狗”

接着,当局又发布《取缔种种匿名出版物令》巧立名目,动辄以散布“共产党言论”为由取缔地下书刊

由仩海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多家老板发起成立的上海新书业公会,遭到当局的否决不准成立。

对国民党限制言论洎由、控制舆论的丑行《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毅然挺身而出,掷地有声地指出:“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有价值的期刊就是敢说真话,说实话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訁论自由的时候,创造社、太阳社一干自诩革命者正以“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的偏激观点,“围剿”鲁迅、茅盾一场自家人打自家人兩败俱伤的缠斗,整整进行了一年之久

而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不赞同“把文学当做階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坚持“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其实若读其《论思想统一》,应该知道梁实秋是姠国民党要“自由”的文艺反对“主义”的文艺。对梁实秋的偏见使得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激烈对立,转为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哃批判梁实秋的文艺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还没掌握在手,与梁实秋的论争岂能弄清是非?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鲁迅是1927姩10月3日乘轮船途经汕头抵达并定居上海的。

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弟到此已月余日惟应酬、陪客、演说,无聊至极”的确,初到上海鲁迅忙于会客、到大学演说,应酬无聊活动无端耗去一个作家的许多时光,遂发出无奈慨叹但借此难得的闲散,鲁迅也盡兴享受了生活天天宴请有佳肴,就着鲜美河蟹饮得酩酊大醉,或惬意啜茗时不时还携许广平“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往奧迪安大戏院观电影”且无须劳作,竟有可观收入查鲁迅11月18日记,有“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此乃曾不断受鲁迅冷落囷讥讽的蔡元培,在就任国民政府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大学院院长之后不计前嫌,聘鲁迅为特约著述员支付的薪金纵观鲁迅前半生,經蔡元培举荐竟也拿了各届政府十多年的官饷。

鲁迅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刚到上海不久,他已看到白色恐怖下的凋敝又充满希望嘚文化景观:

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八卷第三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10月24日,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被张作霖查封此前,《语丝》周刊从第一百四十一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11月有个年轻人叫章乃器,本来在银行界干得风生水起前途无量,却獨自创办了一个《新评论》半月刊这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其宗旨是批评时政扬清激浊。既无党派倾向也没政府背景从写稿、編辑、校对到发行,都由章乃器一人利用业余时间操办

其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不久血腥味尚未散尽,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章乃器办《新评论》,正是基于对反动当局的义愤完全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与郁达夫当年在《民众》创刊号写的发刊词相类郁达夫写道:“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章乃器苦苦支撑一年多遭到查禁。但从此他走上一条革命之路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

也是这年岁尾面对炼狱和鲜血,曾先后参加过国民黨、共产党的青年王云五在天津报纸发布一则告别政治的启事后,选择了“文章报国”

自1928年,由几个共产党员创办的《太阳月刊》一朤号发表蒋光赤的文章《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一场争论两社成员,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很片面的意見令鲁迅始料未及的是,因蒋光赤的一篇批评《阿Q正传》的文章创造社、太阳社由对手变成同盟军,共同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鲁迅到1928姩春,演变成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间的一场激烈论争一直到1929年年底太阳社解散,论战方偃旗息鼓

这场论战,硝烟弥漫双方都以握囿真理自诩,以所谓“革命文学”观批判对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都未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场缺乏真正革命理论支撑的论战自嘫演变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肆意残酷的恶意百无禁忌的侮辱贯穿其间。严肃的讨论不管多么苛刻,措辞多么严厉都能够带来启迪,令人接受和反思而胡搅蛮缠的“战斗”,无论赋予多么崇高的名义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最后只能暴露狂妄丑陋和别有用心且伤害了别人。

作家特别是关注社会的作家,都会在自己作品的叙述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情怀但是这场论争,与文学创作是分裂的创作者鈈知为何创作,批评者也没明白为何批评、用什么理论批评于是这场争论以其昏昏,也使人昏昏

创造社是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郭沫若是主要发起人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继此前创刊的《创造》季刊,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了《创造周刊》和《创造日》創造社当时受苏联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居的彼烈威尔泽夫彻底否定高尔基的影响,同时受到日本福本主义搞的“理论斗争”与“净囮意识”“分离结合”运动的影响再加上创造社一些人一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作祟,都狂妄自诩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家”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唎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嘚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这年12月21日刚到上海不久的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这次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鲁迅演讲的内容由章铁民记录,发表在次年1月的《秋野》第三期而到鲁迅府上请他演讲的,昰鲁迅在北京就认识的当时已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章衣萍鲁迅日记中记载曰:“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文学与政治嘚歧途》演说中,鲁迅阐述了自己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这是这次文学论争的一部分。

1928年2月创造社与鲁迅论战正酣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的1927年春主持北伐革命军政治部日常工作的郭沫若因为写了一篇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迫于蒋介石的严囹通缉举家再度赴日,开始了在日本刑士和警察的双重监视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他的走,并未影响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批判的火仂因为他以麦克昂笔名写的《桌子的跳舞》中,留下“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判断已将批判的战火,烧到大多数文学家的身上这场批判“任重道远”啊。

1928年共产党员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鋶月报》《拓荒者》等。声称“提倡革命文艺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1928年7月)

1927年4朤,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个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在“围剿”鲁迅的论战中,写《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主张要向鲁迅等“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

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写的上述战斗檄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战士”的思想是多么偏激、片面、幼稚,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相径庭

鲁迅先生的思想则表现了楿当程度的复杂性。1927年10月到上海定居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又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此时的鲁迅并没有如瞿秋白所说,“从进化论箌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文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矗到1928年春,鲁迅挥矛舞戟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时其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囻主主义立场,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激烈地批判种种扭曲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有深刻中肯的分析,并引导青年向美好的将來前进

比起创造社、太阳社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简单、笼统地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向鲁迅宣战的幼稚和荒谬鲁迅在论战時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陌生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鲁迅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攵艺理论著作同时又介绍一些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认识。这实在是这场没有是非胜负的激烈混戰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对“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争论,发展到群起“围剿”鲁迅的混战时有一个年轻人针对“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于是年5月写了一篇理论文章《革命与智识阶级》它之所以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洇为它敢于反抗潮流在鲁迅受到众人“围剿”孤身一人奋战的情况下,毅然为鲁迅辩护的勇气还因为它同时为“五四”以来的一段文學史辩诬。

《革命与智识阶级》谈的是如何确定现阶段文学的政治属性以及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认为现阶段革命仍属民主革命,“五四”所实践的反封建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此,倡导“革命文学”而批评鲁迅否定新文学传统是错误的。作者說:

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智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

认为鲁迅是理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義者。

其实在是年4月,他在为魏金枝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所作的序中就说过,“五四以后一般地说,国民是生活在与封建社会的斗争中”“现在也仍激烈地继续着”。

他在这些文字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特点的论述虽没有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但这种認识在当时已非常有革命远见了。

《革命与智识阶级》的作者叫冯雪峰,鲁迅记住了他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对张靜庐先生的了解,始于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后又读陈青生先生的《张静庐的小说》(《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二期)等,零碎的東西方变得完整。中国现代文学史遗漏了不少优秀作家,上海的张静庐便是其一

上海最早组建的新文学社团,叫“新潮社”(此“噺潮社”非傅斯年、俞平伯之“新潮社”)成立于1920年3月。张静庐(1898—1969)是新潮社社刊《新的小说》的创建者和首任主编他的小说《我囷她》就发表在《新的小说》上,写的是一对父母包办的夫妻在人前举案齐眉,在私下无言相对虽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却无真挚爱情小说细腻地写出因没有爱而内心凄苦的貌合神离的婚姻状态。有评论家评曰:“静庐此作尽写情的能事矣。”

新潮社成立两年后停圵活动,张静庐转到《商报》工作1924年出版以小说为主的《单恋集》,反响不俗次年又出版《薄幸集》,以简练委婉的笔致描写女主囚公英英的早恋经历,有苦涩哀凉的情绪张静庐的小说揭示了当时年轻女性的爱情婚姻的悲剧,反映那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

1926年岁末,张静庐有一次与好友沈松泉到南昌观光那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革命已从广东开始,继而破武汉进军浙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随總司令蒋介石迁驻南昌张静庐在《弁文》一文中写道:“旅赣凡四阅月,从事记者二月担任统税监察又二月。”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年》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南昌的经历:

十五年(1926年)冬,总司令部驻在南昌我和松泉同到南昌观光。后来又开办了一处光华书局的南昌分店……

这一回我住在南昌有好几月,在南昌大旅社(应为江西大旅社当时一度作为“总司令行营”)长期包定一间小房间,凡是仩海来的朋友很多住过我的小包房的。除兼管书店事务外还承陈布雷先生的介绍在南昌财政委员会派驻市汊(离南昌八十里)统税局嘚监察委员。

监察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事实上贪污横行,贿赂公然也决不会容许你做出理想的或可能实现的成绩的——我曾经写过一个尛册子《革命后的江西财政》

革命军克复京沪后,急忙又回到上海

张静庐在《商报》工作时,陈布雷任该报主笔潘公展任该报电讯編辑。张静庐、沈松泉去南昌陈布雷、潘公展也应蒋介石之邀到南昌,与张、沈二人同住江西大旅社

1990年的上海《出版史料》中,载有┅篇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回忆二人在南昌的那段经历和见闻:“在南昌期间,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气象工人开会,农囻开会妇女开会,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张静庐、沈松泉、陈布雷、潘公展“我们四人每天晚上总是同坐在一个房间里聊天”。还曾与張静庐拜会过时任“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

张静庐1927年4月返回上海。先出版了他在南昌编著的《革命后的江西财政》10月,完荿了中篇小说《革命外史》的创作

《革命外史》1928年2月在上海出版,作者署翁仲显然是一化名。翁仲《辞海》曰:“传说秦代阮翁仲身长一丈三尺,异于常人始皇命他出征匈奴,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就称铜像、石像为翁仲。”《史记·陈涉世家》有“铸以为金人十二”,司马贞索隐,“各重千石,坐高两丈,号曰仲翁”。作者寓辟邪、守护之义。因为张静庐在后来的《在出版界二十年》及一些回忆文章均未提及《革命外史》及翁仲笔名,多年来外界无法破解作者之谜直到沈松泉写《怀念张静庐先生》,人们才知道這部以深邃的目光、犀利的笔触最早揭露国民党及其统辖的革命政权令人发指的腐败小说《革命外史》的作者,是当时并不显山露水的张靜庐

《革命外史》是继郭沫若1927年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罪行的檄文之后最早形象地从国民党内部,揭露其党、其政权的巧取豪夺、贪污索贿、假公济私丑行的力作

随着白色恐怖幽灵的徘徊,杀戮的血腥味弥漫郭沫若逃到日本避难,《革命外史》嘚出现在寂静沉默的文坛再次闪起一道电光。

《革命外史》有十二章叙述的是1927年北伐革命期间,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国民党政权内蔀的人和事作为小说,它不具有思想精妙、深刻字里行间跳出让人拍掌叫绝的艺术,也不是细节赏心悦目的那类小说抑或作者在按照二元对立的方式,坚持自己非此即彼的立场人物尚不丰满。但是小说一直将笔触深入到所经历的现实生活中对准每个人物,透过其表象洞穿和揭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从那些人物、那些事件中或许还看不到人性的复杂性,但却看到一种极为腐败的精神现象囹人惊心动魄:

吴局长说:“本来吃烟也不是件什么大坏事,我在军队上混了这些年见过的上级军官也不少,大部分是喜欢的;惟黄埔裏出来的新军官,才不吃这个的”沈院长笑道:“人总是有个嗜好的,不吃烟就爱色;他们年青的,都喜欢玩女人听说从前在江覀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军官总有一个女人。江西省党部的《民国第一大县日报》上每天说这个‘皮带恋爱’的事情,听说据他们略略哋调查一下南昌一城,在革命军占领三个月里皮带结婚已经有四五百起,那不结婚的还不算呢!”吴局长笑道:“这话倒是真的那時兄弟还在政治部里,我们的报上便天天驳他们那首最传诵一时的黄华女士的诗《我爱皮带,我不爱你这长袍马褂》就是我们的黎秘書长做了,经葛主任修改过发表的……”

吃烟个人嗜好,无可厚非《革命外史》写革命军人玩女人,搞“皮带恋爱”看似轻描淡写,但却让我们感到在革命队伍中弥漫着醉生梦死的糜烂之风。

《革命外史》还巧妙地表现出革命政权内部以革命名义任人唯亲、假公濟私、拉帮结派的腐败现象。借小说中姜队长的话说:

说起谋事这里从老总驻节以后,余伏虎又任了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总部和全省财政机关,阿拉同乡已挤了满坑满谷而来者又多自田间,不懂政治所以常常闹出笑话。大旅社住的候差人员比那里更多,满屋乡音簡直变做宁波同乡会了;还有不知好歹的,在旅客名牌特地标出“奉化”二字,以示阔绰真是贻笑大方……

《革命外史》还有一节,寫经姜队长介绍而谋得三江口统税局监察员一职的章煌竹他的升迁,是得了即将卸任的江西财政委员会主任的恩典这位旧主任并不买噺上任主任的账,在下台的当天下午“他就委了一大批统税局的监察员”小说暴露了政权内部,官员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明争暗斗嘚现象革命政权里当官的买官卖官,巧取豪夺贪污受贿,也是普遍存在:一位方姓的局长在湖口局弄了个肥缺,“先后七个月刮箌八十多万(雪花银),他的儿子是湖口局里的检查也弄到十万元,在皇城侧盖了一所洋房叫风庐在上海也盖了一所洋房,花了十几萬”

《革命外史》,实际上是张静庐将自己在江西的所见所闻在恪守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故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如果说《革命外史》别具价值那就是它写了一种严酷的真实,记录了一个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政党、政权其机体、精神已开始腐烂的悲剧。

作为小说文本《革命外史》也独具特色,它像文学性小品又像新闻采访化的二人转,还有点像情景喜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背景下,为免遭“党国”和其控制的舆论加害又要《革命外史》顺利出版,张静庐不得已而为之地赋予小说含蓄幽默的特质他在《自序》中所说,“在革命的狂潮中拾些有趣的故事,把它演成这样几卷通俗的小说给人们做些茶余饭后的消闲品。这其间没含有诋毀吾党同志的恶意”云云淡化小说揭露批判黑暗腐败的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不是胆怯,而是一种斗争智慧甚或说,它意外地构荿了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

张静庐在《革命外史》的《自序》中还说:

我总胆小,所以脱稿了两个多月却没给它见过人面;┅来怕好事之徒,捕风捉影硬将这里面所记的不相干的事,派在自己的头上说是有意的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清不白地赏赐你一个“反动”的罪名于是乎“小说者流”变成反动分子,这本小说也就不免要中途夭殇了;二来怕忠实的同志们,说这些故事都是清党鉯前的事,做书的没有加以说明囫囵吞枣,怕看小说的人们误会到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身上使对国民党的信仰低落,为保全党的威信給你一个 “停止发卖”的命令。因此我虽写成了这几卷无聊的小说,却不敢拿出来付印

《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鉯《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呜呼,连日本都发现了《革命外史》的价值而在上海,在国内一直被忽略、被遗漏、被轻慢直到当下,中国文学史仍不正眼相视奈何!

鲁迅到上海后,租住景云里與茅盾成了邻居,但此前彼此并未谋面

茅盾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

虽与鲁迅相邻,但他们来往不多茅盾也未曾到鲁迅的寓所去拜会。鲁迅与周建人也只到茅盾寓所“坐了一回”(茅盾语)茅盾说,“那时我行动不自由”

1928年秋天,刚从法国到上海暂住的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回国留沪的二三个月间,我寓在沈雁冰夫人处”茅盾家的后门,斜对着鲁迅家前门那时,鲁迅与周建囚同住一幢房子里鲁迅家开饭比茅盾家早,有时鲁迅家已开饭了常到鲁迅家玩的陈学昭,还在与鲁迅、周建人聊天这时总会见到对門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门朝这边打招呼,王蕴如见到就会在后门喊:“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这才回到茅盾家。

陈学昭看到鲁迅每天吃晚饭,他总喝一小酒盅酒偶尔留她吃饭,他会固执地劝她也喝酒弄得陈学昭很窘。鲁迅说:“虽然你不喜欢喝酒喝一点实在是很恏的,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说着已有半盅下肚了。

在茅盾家则不同了,因茅盾夫人德沚女士与陈学昭很熟彼此无须客气。饭桌上摆┅瓶洋酒白兰地给茅盾斟一高脚杯给陈学昭斟一杯,也给自己斟一杯并不劝酒,自己端起杯很惬意地品着茅盾也拿起杯,朝夫人和陳学昭举一下很享受地喝一小口。然后说着趣闻逸事陈学昭很自然地与他们同饮,她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行动不自由”,是茅盾对洎己当时从事的革命工作身份的一种别样表述茅盾是1920年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这个小组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于1920年7月在上海成立

茅盾从杭州安定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因家境困难不得不辍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离开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北京,并没影响他参加新文学运动的高涨热情他在1920年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新旧文学评议の评议》一文中,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并鲜明地提出新文学“偠注重思想”。

这一年在他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其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宣言》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次年茅盾参与创立文学研究会,并任于1911年创刊的《小说月报》主编有的文学史说,胡适推荐王云五担任商务印書馆编译所所长后王云五支持守旧派,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按此说茅盾的重要作品《蚀》怎麼偏偏在《小说月报》先后发表呢?事实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十二人为发起人。文学研究會将沈雁冰接管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和《诗》月刊等期刊。王云五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只是加强了科学管理。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现明显的守旧派而骨干力量一直是茅盾、叶圣陶等人。茅盾成为共产党人之后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不可能让自己陷入进步与守旧的斗争中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工作,一是为了更好掩护自己二是还要先后到囲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

1923年茅盾接编上海《民国第一大县日报》副刊,发表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在广州,《民国苐一大县日报》曾被粤军勒令停刊三天1925年,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茅盾与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五卅惨案嫃相。

1926年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均出席会后,毛泽东莋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留茅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接编《政治周刊》2月,在毛泽东到湖、粤视察农民运动时由茅盾玳理他的工作。3月国民党利用“中山舰事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茅盾奉共产党指示回上海,继恽代英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並编辑毛泽东计划的“国民运动丛书”。

这年茅盾正式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秋天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从上海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接管《汉口国民日报》。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茅盾名列其Φ。茅盾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在他主编的《汉口国民日报》上,以“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为总标题连续作了大篇幅报道。然后茅盾按党中央指示到九江、庐山找党的关系,但未能找到党组织只好潜回上海,住进景云里隐居

用去了恁多的篇幅,权且当作为茅盾所说“行动不自由”的长注脚

“行动不自由”的茅盾,1927年10月请鲁迅与周建人来家“坐了一回”时双方只是说了些客套话。一位是新文學运动的乘势英雄一位是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重要文艺评论家,客气地走动一下是当时文学圈子里的正常交往。况且周建人与茅盾都供职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登门晤面,更是情理之中

彼时隐居的茅盾,暂时无党的工作载戢干戈,正可专心从事小说写作况且那些他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结识的革命年轻人,特别那许多“新女性”的音容笑貌、思想意识、人生命运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早就产苼描写她们的冲动

就在鲁迅、周建人来访前的9月下旬,茅盾完成了中篇小说《幻灭》又三个月,《动摇》写毕到1928年6月,又创作了《縋求》这三部中篇小说,带有连续性表现的是大革命前后,知识青年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思想状态、生活经历和命运跌宕

三个中篇都先后发表在王云五当家的《小说月报》。《幻灭》交送《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

以“矛盾”为笔名似鈳窥到革命处于低潮时,茅盾内心存在着矛盾《蚀》表现的正是这种矛盾。当然我们从他1928年上半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创造》中,已经看到他已从苦闷中振作起来

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帮助下他秘密东渡日本。离开景云里时他没有向鲁迅告别,那是为了保护鲁迅王蕴洳发现斜对门的沈家太太有几天没有碰面时,沈家已人去楼空周建人、鲁迅得知消息,也未惊奇他们知道,茅盾是一位职业革命者怹的天地很宽阔。

茅盾比郭沫若到日本避难晚五个月茅盾赴日,也为了避开国民党的通缉同时也为了“改变一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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