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我儿子是天生势利眼 最爱抱美女大腿 - 大牌驾到 - 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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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8,776骂人的作文作文内容大致是：我有一个同学他的成绩不太好,又没钱,班主任是个势利眼,看那同学不爽,那同学上学期转走了,这学期回来了,一回来,对班级影响不大好,吸引男生去门口扎堆,老师看的不爽,就说他,几个班主任身边的红人就说他的不好,班主任叫我们写日记,有个人zha就说这件事,班主任还读了,我看的超不爽,想回应他.要求抓住几点：1、骂人不带脏字2、大概写换位思考,就是说你刚来到这个班级就被人说,你会怎么想,大家都是同学3、最好有点人身攻击,但千万没有脏字4、越狠越好.也可以支付RM、b,联系,字数300左右
juakuiyojp
编个寓言故事
狐狸的狡猾
明里一套暗里一套
兔子没有办法对抗狐狸
眼不见心不烦
就离开了森林
兔子的妈妈病了
兔子不得不回家
守在妈妈身边
但是这使得他不得已又回到了森林
狐狸还是之前的样子
周围的动物知道狐狸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
所以总在狐狸耳边口不对心的说了很多
他们为了在狐狸面前得到表扬有时候也会伤害
但是他们不知道
兔子的做法是在维护这篇森林
或许森林里有黑夜
但是兔子只是希望他头顶的天空是亮的
难道这也是错的吗
我想兔子希望的光明一定会存在
你说呢?给你写个大概吧
但是我不建议你真的写出来交给老师的
毕竟对你没什么好处
也不会对你的同学有什么帮助
发泄发泄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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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入选《经典必读》
按：短篇《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4年短篇小说卷》（主编：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转自张元珂先生博客。存念。
《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选本
1、晓苏《传染记》《天涯》第2期
　　故事是小说的基本成分，包括事件、人物、情节和环境。叙述的内在动力是行动，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叙述行动。人物既有显现性格特征的“角色”功能，也有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元”功能。很显然，在这篇小说中，饲料贩子是居于核心的“行动元”。他的一句谶语让邬云、郝霞和傅彩霞原本和谐的关系陷入混乱，不但彼此之间相互猜忌，而且感情也面临全面崩盘的局面。作者以创造性的想象和巧妙的叙述制造了情节的突转、人性的陡变和人物关系的突变。这样的写作给读者以阅读期待，自然也就是作者和读者共建和谐交流场域的典范文本。也就是说，晓苏的短篇创作构建了和谐的“读-写”关系，显示了创作主体以积极修辞姿态以达成理想交流情景的愿望。
　　一件看似不经意的小事或琐碎的生活场景，一经作者奇妙构思和艺术加工，便焕发了神奇的艺术效力。这种以简单映现复杂、以现象呈现本质的艺术构思不仅尽显了小说作为叙事的无穷魅力，也呈现了小说作为修辞的艺术奥妙。饲料贩子的胡言乱语如同魔咒，以其惊人的力量打乱了三人的生活节奏和心灵秩序，其表面题旨似不在单纯讲述一个略带幽默感的生活故事，而更在呈现一种为我们所习焉不察的存在于无意识中的更深层的意识。生活的复杂、人性的弱点和生命景观的无限可能一经某一外在刺激就本相尽显。表面上看，谶语仅是一无关宏旨的噱头，其所揭示的那些丰赡而复杂的人性风景和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才是这篇小说最为引人深思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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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珂& 点评）
2、秦岭《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人民文学》第9期
这是一篇寓言小说。故事构成了文本的基本形态。不同的故事连贯成情节，使得小说产生了极强的可读性。男人不断猎杀狐狸，狐狸在担惊受怕中也忌恨着男人，母狐在痛苦中目睹丈夫的被杀，男人妻子与母狐在干旱年景中因生存而狭路相逢……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有特定的寓意。人类对皮草的需求导致了男主人对狐的大肆猎杀，其与狐的紧张对立及矛盾的不可消解将人类的欲望和对自然的无节制掠夺本性揭示得淋漓尽致；女人与母狐的相互猜忌及心灵的不可通约性隐喻了人性的复杂，其最后双双夭亡于水缸中也将个体人性中的善意和命运的无偿揭示得触目惊心；两个怀孕的生命个体发出的彼此不能理解的信息将本能的母性之爱和女人们的善意诉求也彰显得格外感人。
　　这也是一则悲剧故事。母狐带来杜鹃花，女主人百思不解；女主人发出救助信息，母狐同样不可理解。母狐因惊吓而掉进缸里，女主人因救助她而挂在缸沿上。本来，彼此之间因无法沟通而丧命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了，而“诚意”的不被理解并因此而命丧黄泉，这又是怎样一个巨大悲剧啊！死亡是人类最为触目惊心的事件。它带给读者带来诉说不尽又的、无以言表的生命体验和形而上思考。
“杜鹃花”作为意象在小说中的几次出现，开头和结尾出现的男人和女人的简洁对话，也都是有意味的形式，也是小说艺术性生发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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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珂& 点评）
3、蔡东《我们的塔希提》《收获》5期
　　青年人的幸福生活和人生理想到底在哪？春丽、麦思、高羽是这个短篇小说中的三个人物。他们彼此熟悉，相互了解，但对生活和理想各有各的看法。无论辞职专事写作的春丽，寻求安稳生活的麦思，还是对工作厌烦的高羽，都以自己的标准看待生活，维持情感，寻找理想，但他们生活、情感、理想皆没有达成所愿。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生道路不同，彼此隔膜，互不融通，甚至引发敌意，就实属难免。何谓幸福、自由和理想？那答案不过是按“我”所愿去生活，去追求，去实践。小说对当下青年人生活现状的反映和对精神状态的揭示都引人深思，引发青年一代人的情感共鸣。
　　深圳和留州两个地名也富有象征意义。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深圳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它的开放与自由，它的前卫与摩登，都对青年一代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作为县城的留州是乡土中国的象征，他的封闭与保守，它的势利与落后，都对青年人的精神和理想造成了压力。春丽、麦思、高羽在深圳和留州之间来回流转，既遭受着双重的精神煎熬，也忍受着无路可走、无路可退的困境。他们无法忍受亲人的势利眼光，也不能预知在都市里的前景。小说很真切地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候，反映了当代青年作家敏锐的眼光、介入生活的深度和开放的写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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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珂& 点评）
4、乔叶《黄金时间》《花城》第1期
　　故事讲述得够残酷的！我们可以用三个“如此”描述这位女人的心态：如此阴暗，如此极端，如此变态，好恐怖啊！她痛恨丈夫，厌倦婚姻，她纵容丈夫声色犬马、暴饮暴食，她置丈夫的生死于不顾，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就了这位女人如此变态的心理？难道说仅仅是所谓丈夫的平庸吗？如果是，那就宣判了以“丈夫”为代表的这一类人的死刑，可是，这种荒唐的逻辑于现实生活的本质而言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们也就只能回到文本场域中来寻找支撑这一逻辑具有合理、合法性的艺术法则。如果说丈夫的某些生活细节常引发女人的生理上的极端厌恶，那么，我们只能断定，这个女人只能算是人类世界中心理极端变态的女性，而且还是这个群体中极其少见的物种！
　　众所周知，小说是一门虚构艺术。在一篇小说中，人物是否可信，情感是否真实，认识是否可靠，评判的标尺只能是艺术准则，而非实在的生活逻辑。我们思考的重心在于，小说是否为这个女人的言行及心理逻辑预设了合乎艺术逻辑的文本场域。而且，无论描写何种人物，表达何种经验，它只是呈现了一种可能性。更进步一说，人物形象及其言行和心态无论多么变异，甚至不可思议，只要文本场域为其预设了令人信服的线索及生成的修辞环境，我们就可以说，作家的叙述是真实而可靠的。具体到这个文本，作家的叙述尽管有着一种展现极端经验的可称之为实践“极致美学”的愿望，但是，丈夫的平庸及令人生厌的生活细节并不能构成女人成为“准谋杀者”的充分条件，因而，小说的叙述显得过于武断而又操之过急，从而使得小说有失“艺术之真”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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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珂& 点评）
4、黄咏梅《父亲的后视镜》《钟山》第1期
　　讲述老人故事，展现老人情感，揭示老人心理，成为黄咏梅近年来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父亲的后视镜》中的父亲曾经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卡车司机，他走南闯北的经历及那些“出轨”往事，都可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及特殊条件下精神成长的见证。然而这些似乎又不是作者所要重点展现的，其所聚焦的是这位司机晚年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他在倒行中所遭遇的“艳遇”及那位老女人的亲密交往真乃荒唐不经，他遭遇诈骗的结局及其父亲的反映在让我们心生同情而又感到啼笑皆非，他学习游泳的过程及运河里游泳的经历又向我们展示了其幽默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独异风景。总之，小说以“我”为叙述人，透过“我”的视野，呈现了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丰富的生命内涵的老人形象。作者的讲述客观、冷静，对小说中的人对事不轻易做出主观性评价，只呈现一个画面、一个场景和一个人物。至于画面怎样，场景如何，人物好不好，这一切就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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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珂& 点评）
6、了一容的《红山羊》（《中国作家》第10期）
　　《红山羊》以“我”为叙述人，讲述了生意人老马到父亲任场长的牧场收取羊绒的故事，其主题和立意都着力于揭示和批判，自然也归于这种现实主义写作的范畴。首先，小说对人的贪婪、私欲和野蛮给予集中呈现。一只只山羊在钢爪子下“咩咩”哀叫的惨痛声音与人们私欲膨胀毫无怜悯之心地攫取羊绒举动形成了一个鲜明地对比。牧场里贪婪的人们如同一个个蛀虫，不断从内部蛀蚀着这一国有牧场。无论是跑来跑去收羊绒以获取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老马，侵吞国有资产以满足个人私欲的出纳和会计，还是一生都以寻找与之生活的女人为目标的老赛，都是一个个欲望化的主体。私欲的过度膨胀必将凸显人性的丑陋，其对真善美的腐蚀和对正义的扭曲，也都是触目惊心的。比如，作为后湾牧场的书记兼场长没有了任何威严和权力，作为牧场里最有公私财产界限观念的人却丧失了抵制丑恶、弘扬正义的力量。他唯唯诺诺、明哲保身形象及蛀虫们的遍地浮现不禁让我们思考，如此病入膏肓的社会和糜烂的时代，其拯救的力量和方向在哪里？"任何庸俗的灵魂都有两个最基本的恶习,那就是对弱者的欺凌侮辱和对强者的卑躬屈膝。而我们的每个文字都应该是温暖弱者灵魂和回响在他们心灵故乡的音符！"这是宁夏西海固青年作家了一容博客里的一句话，也可以看作去其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指导思想。不论从中国新文学史传统来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的现实来说，这种以直面现实，针砭时弊，深度介入生活的现实主义写作都是无比珍贵而极富深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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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珂& 点评）
7、双雪涛《大师》《西湖》第6期
双雪涛的民间人物系列所呈现的叙事经验也是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代表作有《无赖》、《大师》。这类小说大都以少年人为叙述视点，描写成人世界里的奇人异事，并以此作为看取世界人生百态、聚焦人物精神世界的切入点。《大师》中的父亲在日常生活和内在精神方面都有其固定的处事方式和生活法则，堪称民间社会中的自在、自足存在的传奇人物。《大师》与阿城的《棋王》堪称小说创作中的“双子星座”，如果说后者侧重展现一种富含道家色彩的传统文化人格，从而为在“上山下乡”时期知青寻找生存之根、生活之托和精神之源的话，那么，前者就不再聚焦这种文化人格的建构，而是集中表现茫茫人海中极少数个体的生活世界，用作家话说，就是“《大师》写了一种生活，也许是献祭，或者是别的，总归是一种人的生活，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此外，作家写这篇小说的初衷也有其先在目的：“我的父亲活得不算长，可是已经赢得了我的尊敬和思念，他极聪明，也极傻，一生匆匆而过，干了不少蠢事，也被少数几个人真正爱着。没有人知道他。《大师》不是为他做传，因为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大师》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决心，我希望能把在他那继承下的东西写在纸上”（上述引文见《让我们来做滑稽的人》）大概这篇小说就是要为那些“极聪明，也极傻，干了不少蠢事，也被少数几个人真正爱着”的人立传。当然，这样的写作自然是心血之作，寄托了作家本人深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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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珂& 点评）
8、王方晨《大马士革剃刀》《天涯》2014年第4期
小说讲述了一段老济南老实街上发生的故事。老实街上的人们以“老实”为荣，并以此作为行动指南。作为不成文的礼法“老实”精神一旦内化到精神深处，便成为老实街人日常行事、交际往来和人格塑造的不二法门。如果说开百货店的左门鼻是这种精神意识的代表者和护卫者，那么，外来租房开理发店的陈玉伋则是此种精神的最完美的被塑造者。他俩由此而产生的高古情谊以及在老实街的扬名更是将“老实”的个人品行和民间规约诠释得淋漓尽致。然而，小说所呈现的经验又不仅限于此，而是在“老实”精神和规约背后又衍生了深层的命意。关于谁是虐猫事件的元凶，其实，这样的笔法对于稍读先锋小说的读者来说并无新意，但它被置入文本场域中，并有意成为比衬左门鼻和陈玉伋之间的隐秘心理和人际关系时，却成为了文本艺术性生发的主要来源。无论叙述者的有意提示还是读者的积极参悟，即使都能标示一个八九不离十的结论，但陈玉伋最后离开老实街的结局也足以引领读者对其高古情谊背后的心理动态和精神内面保有莫大的求知兴趣。这也是小说作为修辞的叙事所展现出的巨大魅力。因此，作为这个短篇最具核心的叙述行动的虐猫事件最终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和呈现人性真实风景的主导事件。陈玉伋女儿重返老实街，老实街已今非昔比，即使剃刀重现真容，也不过为一段故事和情感徒增一份物是人非的怅惘罢了。不过，这是一种作为叙述艺术的小说所独有的意味，有了这种意味，小说才不干巴，才是上等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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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珂& 点评）
9、安庆《麻雀》《文艺风尚》第9期
　　在社会转型时期，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诸多矛盾是世纪末以来中国最为壮观、最为复杂的社会景观。千多年来的乡村风貌、伦理道德和乡土精神受此思潮的影响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批农民入城，不但为资本的扩张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为社会再生产和承担社会发展成本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社会发展的成果不属于他们，他们始终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进入新世纪，对农民工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的关注和书写，一直就是当代作家们重点表现的对象，但这股被称之为“底层文学”的写作热潮因其对农民工和城市弱势群体苦难生活的过于夸张的描写和虚假的想象而一直备受质疑。很显然，《麻雀》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小说写出了打工者的真实状态。首先，它所表现的主题不仅仅是农民工生活的艰难和所遭遇的心灵创伤，也有小人物之间的关爱和温暖。小年和小婉都是来自乡村的打工者，他们固然有着艰难的生活经历，但其相处中的那种若即若离的美好情感以及因共同的飘泊经历所引发的无意识互助行为也显得格外感人。其次，它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及其情感是富于个性的。比如，小年对二年的兄弟情谊以及以武力方式保护弟弟不受伤害的行为，小碗与小叔的相聚、分离及其与小年的偶然相遇，都堪称新颖独特，富含生活气息。除此，“麻雀”作为一个小说意象也富含深意。其艺术生发作用不仅表现在烘托主题、衬托人物形象方面，在展现生活细节及小说架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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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珂& 点评）
9、蒋一谈《在酒楼上》《人民文学》第2期
　　鲁迅的《在酒楼上》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精神的苦闷和彷徨，蒋一谈的《在酒楼上》继续书写知识者的感伤主题，当然其时代背景及主题意向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不仅事业困顿，情感陷于困境，而且未来也不甚明了。自我救赎的访法和力量到底在哪里？这不仅是这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历史老师所面临的生活和精神的危机，也是所有漂泊于大都市中的当代青年知识者的一个缩影。如同鲁迅笔下的吕纬甫所遭遇的深重的人生迷茫一样，“我”也处于人生的另一个十字路口上，不仅与相处五年的女友有了情感上的割裂，也萌生了逃避生活意念。摆在“我”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接受姑姑的500万财产，前提是以照顾残疾者阿明从而失去自由、丢掉理想为代价；二是继续为理想、事业而奋斗，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两者较量的结果是，后者战胜了前者，“我”重新回到了人生的正道。因此，“我”的初时迷茫终则重燃希望之火的人生抉择，与吕纬甫的彻底的颓废消沉相比，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生命意义。小说中的姑姑对儿子的生存现状和未来生活不忍弃之又无可无奈何的心态又一次诠释了母爱的隐忍和伟大，但其身患绝症后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也足以让深处世俗生活的你我深思。总之，这是一篇能够带给你我心灵的感应和人生的启迪的优秀作品，值得细加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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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珂& 点评）
11、邢庆杰《孤独的玉米》《北京文学》第12期
这是一个记录乡村生活的写实性文本。小说首先反映的是基层官员们的好大喜功和普通农民的势单卑微。陈绣花们的生命历程和老汉的生活遭遇让人同情。基层官员们的伤农之举让人气愤。指导生产，促收惠农，本来是乡镇一级政府所应有之义务，但基层官员扭曲的官本位思想和政绩观往往使得原本为好事的督导活动最终演变为坑农、害农的举动。这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讽刺。作者以“我”为视角，从一个生活的横断面介入乡村生活的内部，对乡土生活中的不和谐一面给予集中反映，对其中遭遇物质损失与精神伤害的弱势群体的不幸遭遇给予关照。这至少表征了一个长期扎根于中国乡土基层社会中的现实主义作家重新打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历史时所流露出的人文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感。面对弱者，有体谅，有怜悯；面对强权，有反思，有批判。这理应是任何优秀的新文学作家所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和审美基点。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元小说”文本。一方面，不但作家和叙述者“我”很难分开，而且还将创作的素材和过程公布于众，表现出了“反小说”写作的趋向。在文本中嵌入一个《玉米的馨香》，与《孤独的玉米》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这给读者参与阅读和分享作家的创作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入口。另一方面，“我”既以叙述人身份参与整个故事的叙述，也以作家代理身份不断向读者交代故事和人物的真实性。“我”的存在及叙述宛然就是作家本人的行动。但“我”的叙述一直在提醒读者，这是小说，不是纪实。这营造了一种似真似幻的经验呈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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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珂& 点评）
12、王威廉《佩索阿的爱情》《作家》第7期
　　佩索阿是葡萄牙诗人。他一直爱着那个打字小姐，但与其分手后终生未娶。有关他的情感经历一直是个谜。小说以“佩索阿的爱情”为题目，并以此作为凸显主题意蕴的线索，显然有其深刻的含义。他和阿丽都喜欢佩索阿，并因此一度成为恋人，但当两人曾经的甜蜜相处最终因阿丽的突然消失而轰然倒塌之时，有关爱情的真谛又一次进入我们探讨的视野。我们不禁问，爱情之于他和阿丽的意义，仅是发生而不拥有的关系吗？他俩的爱情经历就如同佩索阿与打字小姐的爱情一样，都最终走向了存在过但不能拥有的悖论。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呢？按照常识，我们可能会说，爱情本无对错，双方共同分享幸福，也要一同承担责任，但正所谓“一个人的死亡，不仅仅是肉身的衰败，还是一个特定世界的消亡。而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正是依赖于无数个特定世界的重叠”一样，他和阿丽的爱情的发生与消亡也就多少蕴含了一点生命哲理意味。这种“哲理意味”应该是这个短篇最吸引人的地方。文末他的梦境很有意味。他在梦中与阿丽的相见以及对爱情破裂原因的呈现，其实都是一种无意识在其精神深处长久沉淀的结果。这正好呼应了开头的一幕，他俩的爱情因为佩索阿而结缘，也因为他而走向分裂。现实中的阿丽到底在哪？他们会不会破镜重圆换？这些都不重要了。他已经先入为主地主导这场爱情的发生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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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珂& 点评）
13、郑小驴《赞美诗》《人民文学》第9期
　　小说中的“他”是谁？他是一个在劳累的白天和躁动的黑夜之间寻找理想和生命尊严的打工者。他的寻找“一直在路上”。因此，“他”就是生活中的“你”和“我”，渴望幸福，渴望成功，渴望自由，但一切似乎都是“渴望”而不可求。“他”和女孩合租一房，但从未有任何实质性来往，彼此不过以“看”的姿态审视对方。女孩看“他”，“他”也看女孩，不过，“他”的一厢情愿的向往和黑夜中的欲望，对于这个女孩来说，既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毫不知情的。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精神共鸣在此没有一点发生的可能。也许，那个女孩对“他”的评价是令人绝望的，但是，这就是生活，本相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存在也如此，哪来那么多意义？如此看，郑小驴的讲述是够冰冷的，既没有给深陷困境中的“他”以任何的希望，也没有给读者以任何喘息的机会。人性是荒凉的，故事是荒诞的，阴冷构成主色调。所谓“赞美诗”不但指向了生活的反面，而且打开了底层生活的细部，让生活中的你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天涯何处，人生何为，生活中的你我又该在哪一点上达成现实与生活、生命与未来的和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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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珂& 点评）
14、张学东《小幻想曲》《天涯》第4期
　　这篇小说反映了一段特殊年代的特殊生活。小说中的羊角村当然作者虚构的一个地名，但其所负载的历史信息则是共通的，即上个世纪的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其造成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内在而深远地留存于民族记忆中。不过，作者并没有描写这种创伤性的历史记忆，而是假借一个孩子的眼光，透视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样态和精神动态。苤蓝头是一个乡村野孩子。他的整日游荡和野性生活固然是那个年代农村孩子童年时期的一个生活缩影，但是阶级运动、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对他们造成身心伤害也是有目共睹的。饥荒来临，对于孩子来说，“吃”是天大的问题，当“整日就靠想入非非来填充”，“在梦里吃上一遍又一遍”来摆脱饥饿感的时候，人性的卑微、生活的残酷和历史的荒唐就一并被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然而，小说是一种修辞的艺术。作者以修辞方式进入关于历史的表现，也以修辞方式进入关于历史的审美化理解。这样，孩子们的抓鸡拔毛和关于吃鸡的种种想法就具有了巨大的艺术力量。苤蓝头们的率性天真、最后想看望李桃老师的想法，以及藏鸡成功然而烂掉的场景，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本能愿望和历史的必然结局构成了巨大冲突。但当孩子的本能愿望最终落空，那种人性的悲悯和历史的反讽便瞬间铺面而来了。小说因为有了这种气息而让人久久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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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珂& 点评）
15、曹文轩《小尾巴》
　　曹文轩长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对儿童文学题材有着独到的探析与见解。《小尾巴》即是一篇反映儿童与父母互相依存关系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曹文轩不仅对儿童珍珍在幼年时期的成长路程做了精彩的描绘，更重要的是引出了儿童与父母之间深厚的依存关系。通常情况下，儿童对父母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珍珍即是这种依赖性强的一个典型人物，她从小对父母的依赖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她寸步不离的依附将妈妈裹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甚至成了妈妈正常工作的一个“阻碍”，“小尾巴”是对她依附性强的一个形象概括。与孩子正面的、毫不掩饰的依赖相比，父母对孩子的“依赖”常常被忽略和遮蔽了，尤其是在一个外显的层面上不见了，只在某些“不经意间”才会显现。小说中，妈妈为了去工作几次试图“摆脱”这个小尾巴，但均以失败告终。就在她有一次终于“成功”了的时候，却险些将珍珍弄丢了。在慌不择路的寻找中，妈妈对珍珍的依赖和爱浮出地表。失而复得的喜悦唤醒了妈妈心中含蓄深藏的情感，然而珍珍的独立意识却被这次迷路事件“唤醒”了，她的成长和独立留给妈妈满腹的惆怅和失落。这篇小说从儿童的成长视角来审视两代人的情感依存关系，表面看来，儿童的依附更强，但实际上，父母对孩子的依附也丝毫不弱，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展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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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庆蕾& 点评）
16、石舒清《公冶长》
在文学写作中，民间文化的丰富与浑厚一再被展现。这篇小说通过对《公冶长》故事的“新解”再次展现了民间资源的广袤与博大。公冶长本是孔子的一个得意门生，是七十二贤之一，他因能听懂鸟语而被人们所熟知，这是正统文化体系中的公冶长形象。在民间话语体系内，公冶长的故事却是另外一幅面貌。在孙贵的故事里，公冶长与鸟无关，与蟒蛇有关，他在上山砍柴途中撞见母蟒蛇偷情而面临危险，母蟒蛇诬陷公冶长攻击自己，被谎言蒙蔽的公蟒蛇气势汹汹前来复仇，然而知晓内情后，公蟒蛇放过了公冶长母子，转身回去杀死了母蟒蛇。整个故事由孙贵父子合力完成，但在一些细节上父子二人又不完全相通，这显示了民间文化的丰富性。与公冶长的故事形成“复调”线索的是民间文学家孙富生与木匠孙贵的现实对话与精神碰撞，两个人的知识背景千差万别，是民间文化将二人联系在了一起，孙贵的“讲”与孙富生的“写”构成了一种文化的交融与传承。毫无疑问，孙贵的故事不仅大大有益于孙富生的采录工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补充”与“扩写”。这两条线索在小说中交互缠绕，共同行进，演奏出动人的文化交融的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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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蕾 点评）
17、张楚《野象小姐》
　　这篇小说让人想起方方的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这两篇小说里都有一个“双面人”，一个是黄苏子，一个是野象鲁叶香。尽管两个角色都象征着一种身份的“分裂”，但同黄苏子的沦落形象不同，野象小姐无疑是让人心生温暖的。野象既是一个医院的清洁工，又是一个迪厅的钢管舞演员；她既是人们眼中单纯善良的开心果，还是一个患有疾病的孩子的妈妈，多重的身份构成了她复杂的形象。但不管这一形象融汇了多少不同的元素，最耀眼的无疑是她乐天阳光的一面，她用自己的欢乐情绪照亮了这个阴郁潮湿的重症病房，给这一群身患重病的人带来不同的生活气息。也正因如此，她与这个重症病房的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野象这一形象具有多重内涵，她首先代表了一种底层人的生活面貌，她在医院里偷偷摸摸进行的收矿泉水瓶的“地下活动”代表了底层人的一种生存窘状，这是物质匮乏情况下的人生图景。但与物质的匮乏成反比例的是她精神的充盈与富足。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住在重症病房里的人，她们不仅身体患有疾病，而且精神也极度萎靡，野象身上所具有的恰恰是她们最匮乏的。野象恰似一剂良药，输入给她们以生命的活力。因此，多年以后，当野象消失在她们的视野里，她们仍然念念不忘，她们所怀念的，是那一抹温暖醉人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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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蕾 点评）
18、徐小斌《无为》
　　这是一篇有关寻找与归来的小说。文学青年杰有着自己执着的梦想，他混迹在娱乐圈里，逢场作戏、闪转腾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连爱情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朵美、珊妮，不管对他是否忠诚，最后都无一例外成为他前行路上的祭品。他在寻找，寻找一个呼风唤雨的英雄，寻找一个忠贞不二的女子。但他的寻找注定是无果的，他的梦想注定是要落空的，在资本和利益当道的圈子里，他挣扎的力量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在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之后，杰终于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我愿将此看成是一种归来，每个人只有在清醒地认清自己之后方才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与杰相比，朵美、珊妮这些漂浮在那个浮躁圈子里的人同样也是一群迷途的羔羊，她们都是资本的棋子和奴隶，沉浮之间，都有双利益的手在背后翻飞。杰在早些年的时候觉得七十七年人生太短，而几经沉浮之后又觉得七十七年太长，这一看法的转变皆因他的生命始终处于“无为”与虚空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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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蕾 点评）
19、朱文颖《凝视玛丽娜》
　　这是一篇探讨人性隐秘的作品，通篇笼罩着一层暗淡、阴郁的气息。这种气息从戴灵灵和李天雨对话中散发出来，更通过她们随性散漫的人生经历呈现出来。尽管性格迥异，但二人的生命经历还是有了诸多的相通之处，这一切也许在20年前她们的相遇时已经注定，也许在她们同月同日出生时已经注定。小说通过她们四十岁时的视角展开叙述，以回望的姿态审视20多年的“来时路”。在青春葱茏的年华，她们有一段相似的人生经历，她们与中年商人进行了一场身体的交易，她们的“成年礼”不是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涩恋情，而是这样一种夹杂着世俗气和功利性的交易。尽管此后的人生“剧情”并不相同，但从那样一个起点出发所经历的人生色调并无二致。她们的感情世界兜兜转转，如浮萍一般四处飘荡。20年后，当她们已是徐娘半老、昨日黄花，她们的人生体悟已然获得了超脱。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通过行为艺术让人们看见真实的自己，而戴灵灵和李天雨不必去凝视玛丽娜，她们从彼此的生命影像里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她们像彼此的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她们就是彼此的“玛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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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蕾& 点评）
20、孙未《告别》
　　《告别》以一个大家庭的一次生死经历为故事线索。一向精明强干的母亲被诊断患上了癌症，而且已经没有治愈的可能。剩余的家庭成员父亲、儿子、女儿在这样的情形下艰难地向母亲“告别”，他们考虑到母亲的知识分子身份选择了向她告知病情，而不是隐瞒病情。然而一向强势的母亲并未真正相信他们的话，在交代后事的过程中，当母亲准备把一生的积蓄交出来时，她的猜疑达到了顶点。她停止了交代，同时质疑家人的动机。此后，母亲变成了一个斗士，她要与死神做斗争，同时也在与“宣布”了她生命即将终止的家人在暗斗，母亲的求生欲望蓬勃旺盛。然而，癌症的诊断后来被证明是一次误诊，情节的反转带来的不止是喜悦的讯息，还有母亲性情的突变，“死而复生”的母亲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高兴，经历了一场生死煎熬之后母亲变得温顺沉默了许多，她不再是那个餐桌上声音洪亮滔滔不绝的“老师”，她不再“指点江山”，也不再指手画脚。母亲由此次误诊经历得到的是对生命的顿悟和升华，她像一个看透红尘的高人，拥有了一种豁达通透的心胸和性情。在这篇小说中，告别有两层含义，在误诊的两周时间里，我们整个家庭在悲痛中向母亲告别，而在误诊消除之后，是母亲在向过去的自己告别，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残酷而又充满戏剧性的误诊事件里，母亲获得了一次“新生”，她蜕变出了一个全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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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庆蕾 点评）
21、朱个《秘密》
　　《秘密》塑造了一个“多余人”的形象，主人公左辉像一个“流浪汉”，他喜欢背着相机穿戴整齐地参加陌生人的婚礼，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听他们的交谈，用相机记录下一个个永不回来的瞬间。他也喜欢一个人漫无目的地乘坐一辆火车，走到终点然后再走回起点。他像一个现代生活的“多余人”，像一个影子一样穿行在喧嚣的人群中。在他又一次故技重施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他邂逅了一个姑娘，姑娘被他的气质所吸引，然而，这个美丽相遇并没有让他开始一段正常人的幸福生活，相反却发现自己丧失了爱的能力。怀揣着这样一个秘密的左辉与婚礼上的新郎新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游离在生活之外，像是一个“多余人”。在这篇小说中，朱个的叙述含蓄而节制，在结构上也采用了蒙太奇式的手法，小说的情节在各种镜头的推拉摇椅中呈现出唯美冷峻的风格。热闹的婚礼与冷艳的美人、炽热的情欲与低沉的悲伤都在朱个的讲述中像一面面光影不断闪现。小说不是为了讲述一个充满悬念的秘密，而是为了呈现一个有着“秘密”的“多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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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庆蕾 点评）
22、叶弥《幸存记》
　　这是一篇象征色彩极浓的小说。双胞胎兄弟小石和小山有一种先天的心灵感应，可以通过意念影响对方，而由于小石的强势，这种影响实际上成为了小石对小山的一种控制，家长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把他们分开了，兄弟俩相隔五十里的距离，因而彼此不再影响。然而，在运动馆的一次偶然相遇，兄弟俩的命运又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小石通过现实事件又开始影响小山的生活，小山则极力抗拒，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最终，兄弟俩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小石因为贪图钱财而丧命，小山则活了下来，成为幸存者。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但是我更愿意将这种感应看成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人的另一面。每个人都有复杂的多面性，即如弗洛伊德所讲的本我与超我，在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展现着自己的某一个方面，而在某些时刻，我们的多个方面在做着斗争，勇敢与怯懦、善与恶、磊落与阴暗，双胞胎兄弟即如这不同的侧面，他们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它们不断搏斗与挣扎，幸存下来的一面即是最终展现出来的一面。在这篇小说中，还出现了影子这一意象，通过对小石只有半个影子的形象设置使之具有了象征恶的功能。而小山则是善的象征，幸存记是善恶搏斗交锋的一个艰难过程，而最终幸存下来的是象征善的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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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蕾 点评）
23、毕飞宇《虚拟》
　　对人类族群不同代际关系的书写是小说创作经久不衰的话题。在《虚拟》中，毕飞宇表达了他对这一话题的思考。小说书写了祖父、父亲和“我”三代人，而主要的笔墨则挥洒在祖父和父亲身上，“我”是一个叙述视角，也是一个故事的参与者。祖父是一个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学退休校长，他的人生辉煌而充满传奇，父亲则是一名比较普通的教育局职员，一生平淡。祖父的耀眼光芒并未给父亲的人生带来太多的帮助，反而是生成了一张压抑的大网，这张网罩住了父亲的一生，直到祖父去世，父亲都未能从这张网中走出来。祖父用他的勤恳和敬业建构了自己的事业大厦，然而这种成功建筑在对家庭的疏离上，作为一个父亲，祖父没能认真陪伴儿子的成长，他把他的爱给了他的学生们。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讲，祖父无疑是一个楷模式的人物，他也确实因此享尽了殊荣，他成为了风云人物，并登上了新闻报纸的专版。但对于家庭而言，祖父无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他没能尽到家庭的责任和父亲的义务。从青年时代起，祖父与父亲的隔膜便已生成，一生未解。祖父去世前的心愿清晰地表明了他其实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充满了形而上的宗教感，而缺少了人间的烟火气。为了完成祖父的遗愿，我不得不违背祖父的指示进行“做假”，然而，铺满一地的“虚拟”的花圈却没有一个是来自于父亲的，那个被祖父视若生命的冰冷的数字能抵得上父亲的一滴眼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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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蕾 点评）
24、尤凤伟《金山寺》
金山寺与佛有关，但《金山寺》并不是写佛，而是写现实信仰。尤凤伟在《金山寺》里与大家探讨久已缺失的信仰问题。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选择了官场这样一个最应该有信仰却又严重信仰缺失的一个社会场域。主人公宋宝琦及其身边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李为、“僧人”尚增人、孟先知都是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他们熟知官场文化及处世之道。因此，在仕途上他们都可谓春风得意。但“僧人”的“出事”将他周围的人都“卷”了进去，人人自危，包括宋宝琦这样可以称得上“清者”的人也一遍遍检视自己与“僧人”交往的点点滴滴，生怕一不留神断送了大好前程。小说笔墨集中在对宋宝琦的心理描写上，通过对他面对这一事件的内心活动的描摹展现了一种复杂的官场心态。尽管一切最终被证实只是一场虚惊，但这场因“佛”而生的麻烦还是给了宋宝琦一个警醒。面对“佛”要真正地心存敬畏，而不是敷衍了事，这里的“佛”不仅是金山寺的大佛像，更是对正道正义的敬畏之心。身居高位，唯有怀抱这样一种敬畏之心，才可能真正拥有似锦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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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蕾 点评）
25、陈启文《梦魇》
　　初读《梦魇》，以为要讲述的是一个知青故事。读完全篇，发现小说要叙述的不仅是一个知青故事，它的叙事范围远远逸出了通常意义上的知青小说。小说以1976的文革时间为背景，主人公文零是一个上级派下来的人，他一个人孤身来到了偏僻的烟波尾。烟波尾虽然有着好听的名字，却是一个远离主流社会、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里像一个世外桃源，有着一套自足的近乎封闭的秩序体系。文零像一个闯入者，带给了这个小地方许多新鲜感。但这种新鲜感又并不全是积极的、欢乐的，还有一些负面的、阴郁的。就像叙述者“我”所感受到的那样，文零带给了“我”一场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文零是烟波尾人眼中的异类，因为他的性取向与人们的价值观相悖，他一直试图掩盖这样的一个秘密，却被“我”无意中窥见了。在这样一个封闭而又传统的小地方，这样的秘密被揭开意味着一场灾难的降临。文零被孤立、被耻笑。尽管湖州上的放逐生活让文零的性情有所改变，但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文零的内心注定是压抑的、孤独的。不被理解的他最悄无声息地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于他而言这是一种解脱，在那个集体无意识的环境里，或许只有孤独才是他最好的伙伴。陈启文在这里不仅关注时代的演变，更关注特殊环境下的个体命运。文零是一个生活在时代秩序之外的“他者”，他也最终逃离了那个一直排斥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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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蕾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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