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的时候在某大学里听了一堂讲座，从小在中国长大的歪国人教授在台上慷慨激昂的说着毛爷爷的伟大，说着中国的变化，说着人民生活的改变。当他讲完之后的提问环节，一个很年轻的男孩子站起来很不客气的说：“我觉得国家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我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当时我挺无言以对的，哪个人能够脱离国家而独立生存？要是没有国家，那些生活外国侨民能够被国家的包船包机、军舰给安全接回？地震之后能够那么快速的进行救援和物品的供给？我们能够远离战争过着平凡的日子？　　这个帖子要八的就是中日战争时期人民的生活，让大家看看那个时代的人过着怎样生活。　　里面有名人也有普通人，有穷人也有富人，不管战争之前是什么身份，他们的命运都已经被这场战争完全改变。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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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勇士——空军飞行员阎海文　　阎海文，辽宁北镇道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靠种田维持生活，家境贫寒。因受父母的熏陶，他自幼疾恶如仇。幼年时与母亲生活在乡下，15岁考入沈阳东关文华中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东北所有的学校被强制教授日语，灌输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也就是当年的尽量“去中国化”。　　阎海文很气愤，都不愿意为“伪满洲国”效劳，便退学回家。第二年，父亲阎仲三不惜每年卖掉两块良田，几近倾家荡产的地步，筹措昂贵的学费，送两个儿子到关内读书，让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中继续接受祖国的正规教育，希望他们有朝一日为光复东北献身出力。　　到北平后，他到东北流亡学校读书。东北沦亡，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深重的伤疤。他后来写道：“东北沦亡，国将不国。堂堂的中华民族，竟受倭奴之摧残与蹂躏，令人痛心，所以我常为之悲，为之泣。”　　阎海文高中毕业后毅然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成为了轰炸机飞行员。　　1936年 “淞沪抗战”爆发，阎海文所在的第五大队接到任务，派6架飞机，各带500磅炸弹，轰炸上海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驾机参加出征。中国空军飞行员冒着高射炮火的危险，轮番投掷炸弹，非常英勇。　　不幸的是，阎海文驾驶的战机中了敌人的炮弹，他迅速跳出座舱，打开降落伞。更不幸的还在后面，这时黄浦江上空风速很大，在空中飘荡的降落伞随风把阎海文带到敌人阵地附近的地面上降落了。　　日军想要活捉这个中国空军飞行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堵。刚烈的东北汉子阎海文不管对方有多少人，用枪解决掉了几个围上来抓捕他的日军，然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壮烈殉国，时年21岁。据说，他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无被俘空军！”　　阎海文牺牲后，日军从他的飞行帽里，发现有一张珍藏的折叠着的纸片，上面写着南通州安东巷三号和“刘月兰”这个名字。字写得娟秀，像是刘月兰女士的手迹。据分析，刘月兰可能是阎海文的爱友。　　PS 传说《远去飞鹰》吴海文就是以阎海文为原型　　——阎海文百度百科、百度贴吧《阎海文的故事，很感人》一文　　以及纪录片《一寸河山》　　　　
　　放弃出国深造，投笔从戎的空军飞行员——佟彦博　　佟彦博1911年生于辽宁省义县头台乡尚姑堂村。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就读于机械工程学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佟彦博随东北大学流亡到北京继续学业，一年后毕业。　　毕业后，听到张学良对东北流亡学生的讲话后，他怀着对家乡沦丧的耻辱和对日本人仇恨的心情，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立志报效国家抗击日本侵略。　　他动员并偕同数名学友，毅然投笔从戎，顺利地考入中国空军，受训于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主修轰炸系。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笕桥航校第三期，留校任教官兼区队长职务。　　全面抗战爆发后，佟彦博数次奉命对日作战，屡建战功。由于他为人稳重，飞行技术精湛，曾担任蒋介石专机驾驶员。　　日，根据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命令，他和徐焕升驾机远征日本本土，进行“人道远征”空袭。在日本本土投下了郭沫若等人编写的反战传单，如《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多达数十种，共计100多万张。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袭击。　　顺利回航后，佟彦博等人成为了当时的全国人民的偶像。全体机组人员均晋升一级并受勋。之后，佟彦博就任空军某部副大队长兼蒋介石座机驾驶员。　　1939年底，佟彦博奉命去苏联学习并办理苏联援华军事物资。在苏联期间，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熏陶和地下党的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1942年回国后，即被当局以嫌疑犯的罪名，软禁在四川峨眉山上，审查、反省长达8个月之久。被重新起用后，出任昆明地区空军作战科科长。　　日，佟彦博在继续训练飞行员做盲目飞行时，飞机在成都西北新繁地区失事，佟彦博血洒长空，遇难殉职，时年33岁。　　鉴于佟彦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英勇，战功累累，追认他为空军英雄，在成都机场旁修建彦博室，并把成都到昆明的航空线命名为佟彦博线，以资纪念。　　——佟彦博百度百科、《徐焕升佟彦博跨海东
征：中国轰炸日本的第一人》、《首次远征日本的民族英雄佟彦博》　　　　　　“远征日本”全体机组成员，坐起第二个是佟彦博
　　带着残疾度余生——卢沟桥事变最后的幸存者付锡庆　　，卢沟桥事变最后的幸存者，88岁的付锡庆老爷子安祥的闭上了眼睛。　　付先生当年21岁，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进入29军军训团的。付先生清楚地记得考试题是一篇作文，题目叫《兵贵精不贵多论》。血气方刚的付先生于日入伍，被分在38师教导队学兵第4中队，当了一名学兵。付先生说当时中国的青年争相入伍，就是抱着要保家为国的目的：“1931年的9?18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东北，哪个中国人不知道呢？”　　付先生说，29军的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风快！　　日深夜，侵华日军向我宛平县守军开火，遭到29军的坚决还击。卢沟桥反侵略的枪声吹响了中华民族抗日的战斗号角。　　虽然武器装备低劣，但他们英勇地与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由于当时的统帅部对抗战准备不足，指挥失当，仓促应战，以致败退千里。　　付锡庆在南苑一役中身负重伤。在晕迷苏醒后自己到公路上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后面有一辆敞蓬车，车上下布满死人和两匹死马，一片血肉狼籍的惨状目不忍睹。他是被美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用担架抬到大红门集中，再用汽车把他送到卫戍医院才捡回了一条命。　　付锡庆进入医院的第二天被发现双腿已经开始腐烂。到8月中旬，协和医院将他的小腿截掉，当时不能缝合，惟恐继续腐烂，他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据他回忆，几乎隔几天就有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来医院“视察”，幸有长短武器在身的美国官兵跟随，使日寇没有得逞。没多久，卫戍医院被日军强占，他们这些伤员被转移到帅府园由协和医院接管。当时的协和医院不但有美国医生还有美国军人，所以，他们那批伤员才能幸存下来。　　身体基本恢复后，协和医院社会部的于主任发给他路费，到中秋节那天，下着蒙蒙细雨，他乘坐人力车到北京东站坐赴天津的火车回家了，离开了军队。　　解放以后，付锡庆基本在天津葛沽镇工作，当过葛沽镇人民政府的秘书，从1958年到1989年在葛沽镇清洁队担任队长。1989年退休。　　几十年后，当已经年过八旬的付锡庆被记者问到：“您对自己参加卢沟桥事变身负重伤遗憾吗？”　　付先生说：“66年前的卢沟桥事变我参加了，66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生活幸福，安居乐业。我国没有被外国侵略者占领一寸土地，‘华人与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66年前，21岁的我参加29军，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土地和尊严我负了伤，我不但不后悔，我还感到光荣。如果历史的一页翻回去，我还要参加29军！”　　——参见《卢沟桥事变最后的老战士》　　　　
　　谁愿意当亡国奴？这亡国奴什么滋味？——亲历者郑福来讲述　　1937年，郑福来年仅7岁。“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郑福来照旧早早起来，准备上学。父亲却叫住了他，“日本人都要打进城了，还上什么学？”　　郑福来很快就明白了，日本人攻城意味着什么。城里到处炮声震天，如同过年时放鞭炮一样。可是，这些炮声带来的不是新年的喜悦，而是死亡。　　头一天还在跟郑福来一起玩耍的邻居小伙伴，10岁的男孩王四春，被落入自家门前的炮弹炸死。炮弹片炸开了王四春的肚子，家里人冒着危险把他送到长辛店铁路医院，但没能抢救过来。　　战斗持续了很多天。宛平城里到处都有炮弹落下。“房子都被炮弹震漏了，实在没法呆了。”郑福来说，家人不得不逃到长辛店，日军在后面追，一家人不敢停脚，一直逃到了保定，“到处都是逃难的人，人山人海”。　　郑福来跟着母亲不停地连跑带走，脚后跟全都磨破了，“血跟袜子结在了一起，脱不下来”。　　彼时，守城的中国第29军的官兵们，正与日军浴血奋战，誓与卢沟桥和宛平城共存亡，无数人战死，然而终无力挽狂澜。　　7月29日，北平沦陷。在保定人生地不熟、没有吃也没有喝的郑福来家人，做出了一个最为冒险的决定：回家。　　郑福来永远都无法忘记他在归途中看到的一切。　　“沿途都是尸体。”郑福来说，他和妹妹、表弟几个孩子手牵着手，大人在前头牵着领头的孩子，让他们闭着眼走路，千万别看。　　7岁孩子的好奇心让郑福来睁开了眼睛，“我全看了。路上、两边，到处是死人，堆成堆的死人，老的小的，有的还被开膛破肚。”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郑福来一到晚上就害怕，怎么都睡不着觉，“老想着那些死去的人”。　　郑家的住处，与卢沟桥旁的大王庙只有一墙之隔。　　郑福来还记得，我29军驻守期间，经常操练大刀，年幼的他也曾跟着战士们学。此前驻守的29军官兵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日军。　　离村才短短几天，村里却已有更多的人死去。　　郑福来记得大人说起，日军侵占卢沟桥后，大肆搜捕29军战士，在卢沟桥桥头碑亭后杀了13个人，“都是平民老百姓，都是年轻人。日本人说他们是29军的，全给杀了。”　　村里一个挑水的任姓村民，看见日军进村，因为害怕转头就跑，被日军追上拿刺刀挑死；一个姓田的老爷子，为了自家的门板不被抢走，被日军用刺刀扎死；村中妇女被日军强奸的更是不在少数。　　回家后的郑福来目睹了日本人的残忍：日本人领回来新枪后，在永定河上试枪，小伙伴郭东军的爷爷正在河滩上搂柴火，被日本兵当作活靶子打死。　　生命已如草芥，更加难熬的日子却还在后头。　　日本人在城里的治安越来越严，每个人都不能随意出村，见到日本人必须鞠躬，出门必须要有日方颁发的良民证。学校里日语成了主课，每个学生要唱日本国歌，见到老师要用日语问好。城里的粮食、盐、布匹、煤油等等生活必需品都被严格控制购买。　　郑福来记得，那时小小的他上下学回家，街头到处都可见倒在地上没人管的死人。　　人人都想方设法地弄吃的东西。　　日军军马所里马拉的粪便里有没消化的黑豆，村民就把粪里的黑豆淘出来，晒干净了再吃；日本兵军营的水沟眼里，会有剩饭残渣流出来，大家就捡回来用水投干净了吃。　　郑福来也吃过这些东西，“人要饿急了啊，什么都吃。能填饱肚子，能活命就行。”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郑福来度过了8年的青春时光。　　郑福来至今还清楚记得日本宣布投降那天的情景。　　当时他正给地里的父母送完水回来，“我看见大王庙的日本兵开着坦克跑了，国民党的士兵在后边开枪追着打，坦克这才停下了，几个日本兵举着手从坦克里出来了。”　　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卢沟桥镇镇长、卢沟桥乡乡长，人民公社时期担任副社长等职务。　　退休后，郑福来义务在卢沟桥地区做起了讲解员，把卢沟桥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把那些已逐渐被淡忘的历史，再次重现给世人。　　“谁愿意当亡国奴？这亡国奴什么滋味？你们年轻人没受过，但老一辈人受过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这8年，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真正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郑福来激动地说，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老百姓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稍有反抗，就会被杀死，“日本人必须向中国人民忏悔。”　　对于日本篡改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郑福来极为不满。有一次，他向一名前来采访的日本记者讲述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这名记者竟然说，日本人最不爱听侵略这两个字。　　还有一次，几个日本人到卢沟桥大王庙游玩，正巧问到郑福来关于大王庙的历史。“听了我的讲解，其中一个50多岁的日本人直摇头，还说日本人不会无故杀人。”郑福来气愤至极，“50多岁的日本人，竟然都不知道日军侵华的真相！”　　郑福来一直保持着看报看新闻的习惯。他关心中日关系，更关心历史的传承与延续。　　“年轻人一定要多学历史，特别是近代史，铭记历史，不忘国耻，这个民族仇必须得记着。”老人说，“我们当时为什么受欺负？就因为我们贫穷落后。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历史教育、提高警惕的同时，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郑福来老人说自己从新闻中了解到，中国的领导人、老百姓，都希望中日能够长期友好，也是诚心诚意地想友好，“可是日本人必须得认罪，得忏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两国人民才能真正友好。”　　PS 除了个别的字句，全文录了，LZ看得感慨万千，快飙泪了　　——《七七事变亲历者:日本人拿平民试枪 满地都是死人》　　　　　　义务为孩子们讲解的郑福来老人
　　愿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国将不国时，上面的年轻人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凌辱~具体参照中东。　　
　　一样的。生活在太平盛世真的幸福吗
　　国家怎么样与自己没关系？这得多天真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啊。
　　国家怎么样与自己没关系？这得多天真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啊。
　　这得多脑残！！！！跟自己没关系！！看看叙利亚难民，看看现在的也门平民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很佩服这些志士。　　
　　国将不国时 一部分做汉奸 一部分斗争到死 一部分做鸵鸟 剩下的就可以跪舔各种爹地了 。。。。。　　
　　三千余人只活下来四五十人——平顶山惨案　　看到这些，你或许能够明白，“九一八”其实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历史名词，在它的背后，是许许多多的无辜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如果真的有亡灵的话，我不知他们会如何控诉这一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占领东北，东北人民不甘成为亡国奴，于是东北各地，各路抗日义军蜂起。日，是中国农历中秋节，那一天，辽中民众抗日救国军四路、十一路进攻抚顺，其中十一路军途经千金堡、平顶山村和栗家沟村攻入抚顺煤矿腹心地带，重创被日军占据的煤矿，驻抚顺日军守备队、警察署立即展开报复，他们报复的矛头却指向平民。16日，日军首先将相邻的栗家沟、平顶山村民3000余人集中，实施了灭绝性的屠杀，然后又扑向千金堡村。该村村民闻讯已经大部分逃离，只有未逃的24人死于追杀。这便是平顶山惨案的始末。　　在平顶山屠杀现场，由于尸体堆积密集，压在底层的140多人并没有毙命，16日晚，他们从成堆的尸体下爬出来，死里逃生，但又因为无人救治，中途又有百余人死难，最后的幸存者只有四五十人。　　赵树林，惨案发生时11岁，父母殉难　　　　日上午，赵树林和几个小孩正在玩耍，看见几辆车上下来鬼子，见人就赶，他跑回去告诉母亲。鬼子随后闯进来，把他患病的父亲拽下炕，一家5口被赶出来。　　他们随着人群来到一块窄地，听见一个汉奸说：“大家坐下，皇军给你们讲话。”接着，黑布揭开，机枪开火了，人们一排排地倒下去，母亲把赵树林搂在怀里，—颗子弹飞来，母亲身子一抖，热呼呼的鲜血溅得赵树林满身鲜红。　　枪响之后，赵树林的头枕着母亲的大腿，不远处有位妇女昏迷了，鬼子一刀刺进她的胸瞠，她眼睛瞪得很大，双手抓住刺刀不放，鬼子用脚一蹬，那妇女的手指“唰”的一声掉了下来，这时赵树林的母亲还没死，她轻声对他说：“孩子我活不成了，你千万别动，留条命将来报仇。”鬼子兵—步步刺过来，母亲被一刀刺死，父亲也在惨叫中死去。赵树林昏迷过去。　　当他被雨水浇醒，看见母亲的尸体，立刻伏在上面哭起来，不知不觉睡着了。火药厂的汽笛声把他惊醒，已经是9月17日7时；一位受重伤的大伯说：“孩子，快逃吧，一会鬼子再来，你这条小命就没了。”　　杨宝山，惨案发生时11岁，全家3口人，父母殉难　　　　日 上午11时，鬼子到各家各户欺骗说：“你们快快到那边去，我们要在这里举行炮兵演习。”这时，几个鬼子闯进了杨宝山的家，用刺刀对着宝山一家人叫喊到：“快出去，到牛奶房子集合，不去就打死。”全家被赶出了家门，年幼的宝山吓得抱住母亲的腿，这时街上已挤满了男女老少，一些老弱病残当场就被杀死。有个妇女的孩子哭了，她蹲下给孩子喂奶，鬼子催促到：“快快的。”上去就是一脚，活活把个未满月的孩子踢死。一个小脚老太太因为走得慢，也被当场刺杀，还有一个汉奸指着老太太的尸体对人们喝到：“看见了吧，不快走，跟她一个样。”　　到了山脚下，宝山一家人坐在一起，宝山指着一架盖着黑布的机枪问着父亲：“那是照相机吗？”这时，一个汉奸开始喊话了，他说：“把孩子都抱起来，有病的也都扶起来。”蒙着布的东西被揭开了，只听人群中一声高喊：“那不是照相机，是机枪，快跑呀！”只见一个日本军官挥了一下手，6挺机枪疯狂地扫射起来，许多人还没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经饮弹倒下。片刻之间，血肉横飞，人们的惨叫声，妇孺的哭叫声，鬼子的咒骂声混成了一片，枪声过后，整个草地都被鲜血染红了。　　当时许多人还没死，伏在地上装死，狡猾的汉奸高喊：“日本人都走了，你们快逃命吧。”人们信以为真，爬起来就跑，鬼子又来了一阵机枪扫射，宝山的身上中了两枪，宝山的母亲在第一次扫射中就被夺取了生命，父亲至死还抓着儿子的手。　　天黑以后，下起了小雨，苏醒后的宝山在一堆尸体中死里逃生，他叫了几声娘，娘不应；喊了几声爹，爹不答。他拖着腿上的枪伤，慢慢的爬到附近的高粱地里，忍着伤痛和饥饿，连续地爬了四天，在第四天的时候，遇到了大刀会，获得了救助，宝山才得以保命。　　李凤琴，惨案发生时22岁，全家21口只她、父亲和弟媳生还　　　　日上午11时多，3个日本鬼子闯进了李凤琴家中，鬼子头戴钢盔，手里端着枪，什么也不说，把李家上下21口人都撵出门。　　鬼子们把乡亲们都赶到村西山下牛奶房子附近，大约12时，村子里浓烟四起，人群中有20多个小伙子开始向山上爬，东边的机枪响了，这20多个小伙子无一幸免。接着，鬼子又命令人们站好，东边和南边的机枪同时响起，共扫射了三次，子弹的烟火几乎遮住了山头。　　在第一次扫射的时候，李凤琴就受了伤，母亲压在了她的身上，死了。第二次扫射的时候，她的爷爷被打死，弟弟的双腿也被打断，他对凤琴说：“姐姐，我不行了，两条腿都……”话还没有说完，又一轮的扫射，他也死了。机枪扫射完毕后，一家只剩下了5口人，鬼子开始踩着人们的尸体用刺刀检查，李凤琴4岁的妹妹对父亲说了一句“爸爸，我热。”就被鬼子发现，一枪刺死。她只有8个月的妹妹被死去的母亲压在身下，哭闹不止，鬼子过来也把刺刀扎入小妹的肚子里，挑起来一甩，摔到地上，惨不忍睹。鬼子又走到了李凤琴弟媳跟前，见她还没死，就对准她的肚子狠狠地就是一刀，刺刀从肚子左边进去，从右边出来。　　天黑之后，鬼子们走了。四周没有一点声息，但李凤琴却不敢轻举妄动，她确定鬼子是真的离开之后，她才坐了起来，肩膀和大腿都受了重伤，没法站起来，只能连滚带爬的逃到高粱地，过了一会儿，李凤琴的父亲搀着她的弟媳也跌跌撞撞的躲到高粱地。　　后来，三个人逃到了亲戚家，三天后，李凤琴的弟媳因为伤势过重，无钱医治而死去了。李凤琴的父亲精神失常，没几年也去世了。李凤琴的右眼被日本人踩成了残疾，伴随终生。
　　国已不国之时，哪个普通人能在乱世中过好日子！　　
　　没有国，哪有家。　　
　　一生的承诺——阵亡割不断爱情 　　79年前，故事的女主人公、14岁的张淑英，在福州做了国民革命军军官钟崇鑫的新娘。两年之后的1937年，男主人公随军开赴抗日战场，再无消息。7年后，苦苦等待的她，接到了抚恤令，而女主人公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70多年过去了，这份曾经甜美的爱情，一直深埋在女主人公的心底。2014年底，93岁的女主人公前往台湾忠烈祠，只为了看到英烈谱上当年丈夫“钟崇鑫”的名字。　　初次见面在福州西湖“洋头口”成为定情物　　电话里，张淑英老人的声音清脆，一口标准的重庆普通话中，依稀还有浓浓的虾油味。　　张淑英老人1921年出生在福州台江码头附近，父母是生意人。14岁时，随父母搬到了台江洋头口一带，而“洋头口”这三个字，便成了这段爱情的开始。　　1935年春天，经人介绍，母亲陪她到福州西湖与一个年轻军官相亲。去之前，她不太乐意，因为以前见过的军官都比较凶。可初次见面，她就被对方打动了。　　“1米75左右的个子，长得高大却很温柔。”老人说，“他问我会不会写字。我回答会的。没想到，他真拿出纸笔来，我便写了‘洋头口’三个字，他看了赞不绝口。”　　这位年轻的军官便是来自重庆荣昌、黄埔军校六期的毕业生钟崇鑫。　　订婚一个月后，两人在福州举办了婚礼，宾客有10来桌，细心的新郎官还特意为新娘子弄到了西式的、白色的长头纱，“姐妹们都笑话我好福气，找了一个如意郎。”　　“‘张淑英’的名字，是他为我改的”　　老人告诉记者，她原名叫张秀珍，“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便给我改成了‘张淑英’。”　　1935年，农历八月，钟崇鑫随部调往南京，张淑英也随之前往。　　从结婚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两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他按照福州的习俗，叫我‘阿妹’。”张淑英说，“他把每个月的军饷都交给我，还鼓励我多学文化，而且还不让我洗衣服。”不过，他不喜欢妻子化妆和穿颜色艳丽的旗袍，“他总是说，‘阿妹不化妆就很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钟崇鑫随部调往上海奔赴抗日战场。两人在常熟汽车站见了最后一面。“分别时，他突然从背后跑上来抱住了我。”老人回忆，“他流泪了，说，阿妹，我会回来的。”　　77年过去了，老人一想到这个画面，就会心痛。当年年底，张淑英还和丈夫通了一次电话，“崇鑫告诉我，他已升任71军87师259旅中校参谋主任。”她一听，心里更紧张了，这意味着他要上前线去打仗啊。　　“他说让我担心了，现在他请不到假，没办法回来看我。他还叫我不要担心，让我照顾好自己。”张淑英说，这通电话过后，她和婆婆随着西迁的百姓，一路从武汉回到了丈夫的老家重庆。　　“我相信，只要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张淑英说。　　“他是重庆人，我这辈子要守在这里”　　来到重庆后，张淑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傻掉了，整天呆坐在一个地方，“一年又一年，我每天夜里都要惊醒很多次，却总是梦不到他。”　　每年，她都会写信去问钟崇鑫的消息，但是都没有回应，直到1944年，在街上，突然遇见了钟崇鑫的战友方维鑫。方维鑫帮忙联系军长后，收到了一份回信，“兄阵亡，无法函告，军座经常想起钟兄英明才干，至今耿耿于怀。”　　收到信后，张淑英感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苦苦等待七年后，听到的竟然是这么一个噩耗。第二年，婆婆也病逝了，她只好回去找父母和弟弟。　　抚恤令收到了，但张淑英也一直想知道一件事，在1937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天，丈夫是怎样殉国的?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父母和弟弟去了台湾，可张淑英却选择留下，“他是重庆人，我这辈子也要守在这里。”　　苦寻26年，终于找到了崇鑫的灵位　　1949年，经人介绍，张淑英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李自清，生育了两儿一女。“自清对我很好，但崇鑫是我的初恋，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他，他就刻在我的脑子里了。我知道他阵亡后，就一直想知道他的灵位放在哪里。为了现在的家庭，我一直不敢说出这段往事，不敢说自己的想法。”　　张淑英说，直到1988年，她才将这个心愿告诉孩子。　　张淑英的儿子李长贵告诉记者，从1988年开始，母亲的心愿便成了家里人的心病。后来，他们在时任87师少校师部参谋仇广汉写的《淞沪抗战暨南京失守纪实》一书中查到这样一段：“城外部队苦战三日，打到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的三个旅已伤亡殆尽，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参谋主任钟崇鑫和旅部直属部队官兵全部阵亡于雨花台阵地……”　　可他的灵位在哪里呢?　　今年9月16日下午5时许，苦苦寻找了多年的张淑英一家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拨通了重庆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芳菲的电话。没想到，当晚10时许，台湾志愿者便在台北忠烈祠找到了钟崇鑫的牌位。　　“我这辈子只哭过三次，上辈子欠他的，都是为他哭的”　　新婚燕尔送他上前线，7年后得知他战死，她一路哭着回家　　70年后拿着与爱人的合照，又流泪了，她说是记事以来第二次流泪　　93岁的她来到他灵前，她一生中第三次流泪：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别。　　“我终于找到你了，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别。”　　更让张淑英感动的是，志愿者还将老人和钟崇鑫的照片合成一张合影。　　找到丈夫的灵位后，老人又萌生了前往台湾祭拜的想法。在志愿者的帮助下，11月22日，老人在儿子的陪伴下，前往台北。　　“老人在飞机上，就像一个少女快要见到情郎，一直睁大眼睛望着窗外，嘴唇边一直挂着浅浅的微笑。这样的情感，她心中的美好或是遗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吧。”一起陪同前往的志愿者芳菲也被打动了。　　在台湾7天的时间里，张淑英三次祭拜钟崇鑫。抵达台北当天，老人来到了忠烈祠，他的灵位在第一排右起第四个，“我说，崇鑫啊，我来看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别。”张淑英说。　　第二天，老人又去了忠烈祠，“能多看他一会是一会吧。”　　11月28日，离开台北的前一天，老人再次去告别，“我说，我找到你了，但我不能一直留在这里。也许，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相见，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了。”　　——《尘封77年的爱情：93岁奶奶台北忠烈祠见丈夫灵位 凄美生死恋》等相关报道　　　　年轻时的张淑英　　　　志愿者合成的张淑英与钟崇鑫的合照
　　向英雄致敬　　
　　战争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命运——92岁抗战老兵公开最后心愿，寻70年前日本恋人的下落　　周福康，92岁（至2014年），是萧山目前已找到的16位抗战老兵之一。1945年到台湾受降日军，随后，认识了日本小学教师边見须惠子，两人相爱。后来，部队调回内地，两人只好分开！69年！他始终记着自己的恋人。现在捡破烂为生，但周爷爷说，想着和她在一起的时光，这一生都很幸福。　　周福康日出生，十五六岁时，在绍兴稽山中学念书，那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　　16岁那年，日军入侵，萧山沦陷，他从学校跑了出来，参军救国，那时候这些学生兵都叫做补充兵，他当时所在部队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70军。因为有文化，最初就在107师下面连队当文书，那个时候当兵的要是有文化很容易被重用。　　1945年，他已经是个团干事，中尉军衔，相当于连长级别，部队当时在温州、福建福鼎一带活动。当年9月，上级命令70军赴台湾岛接受日军投降，坐的是美国人的兵舰(运输舰)，从宁波港出发，在台湾基隆登陆。　　到达基隆后， 70军马上进驻台湾的新竹，部队驻扎在新竹的国民小学，那时候台湾的学校很多，大多是日本人办的，学校里教学生说日语，教材也是日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人改造成日本人。有学生还告诉我，日本教员对他们说，会说日语的是一等台湾人，和日本人同等级，不会说日语的只能是二等台湾人。　　当时留在台湾的日本人，军人是首批乘船撤回日本的，等我们部队安定下来后，日本部队基本上都撤走了，留下的都是些日本侨民，他们驻扎的新竹国民小学就有很多日本教员，都是年轻姑娘。　　1945年9月，周福康22岁。就在这年，他遇到了边见须惠子。　　那时候台湾的学校设备很齐全，除了教书的教室，还有美术教室、音乐教室，没有任务时他最喜欢去音乐教室，那里经常有教员在弹钢琴，钢琴发出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日本女教员在弹钢琴也跟着哼了起来，她转过头朝他笑了笑，是个很漂亮的日本女孩。那时就被她的琴声和外貌打动了……　　不过，第一次见到姑娘时，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只是互相点了点头，也没有做正式介绍。后来有一次一位会日语的中国教员帮他们做翻译，才算正式认识。　　后来，只要有空，他就故意往音乐教室门口走过，每次看到她，就表现得好像碰巧经过遇到，然后会站在钢琴边听她弹琴。有时候他哼一些中国的歌曲，她会随着他哼的调子把曲子弹出来……　　有时候，他会让中国教员帮他们做翻译和她聊天，但教员在，又不能讲太多(肉麻的话)，不过很快他去找她都不叫翻译了，语言不懂也没关系，她弹琴他懂就行啊！　　1945年11月，有一天他去音乐教室找她，她不在，别的日本教员也不在，帮他们做翻译的中国教员说，边见须惠子和其他日本教员已经被集中起来，就要遣返回日本，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他从新竹赶到基隆港去送她，在码头，她看上去不太高兴，他让中国教员帮我翻译了三句话给她，第一句是我来看看你，以后再也没法见了；第二句是最后一次向你告别；第三句话是我会很想念你！　　但第三句话他让翻译不要说了，因为当时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作为军人，在那种场面他不能太激动，本来他想说完最后一句道别的话就上去拥抱她，可还是没那么做。他们挥了挥手算作告别。这一别就是69年。　　说到这里，周福康的眼眶红了，“她可能已经死了！”　　周福康说，1945年12月，他听团部的战友说，有艘装满日本侨民的船，在开往日本时，碰到日本海军遗留下的水雷，爆炸沉没了，一个生还者也没有，不知道边见须惠子坐的是不是那艘船。但就算不在那艘船上，这么多年过去，现在想见到她也谈何容易！　　1947年，周福康随部队返回大陆，驻扎上海金山。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军队编制进行了调整， 70军改编为整编第70师，他从团干事变成了机枪连的指导员，还是中尉军衔。　　那年，他们部队被调到徐州战区跟解放军交战，伤亡惨重，后来节节败退，退到了台湾岛……周福康回到了萧山老家。　　　　
　　这个话题里面太多的人和事都是悲凉而凄惨的，真是太过沉痛，LZ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不过LZ扒拉着还是找到了一对儿幸运的老人，男方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经历了数次战役，女方在南京沦陷区幸免于难，两人最终牵手一生。　　7年杳无音讯，最终结成人生伴侣——乱世幸运人黄埔毕业生吕品与妻子邹素云　　吕品老人家中珍藏着民国时期结婚证“真品”，该结婚证上写着繁体字样：“吕品，江苏省江宁县人，年二十八岁，民国八年六月十九日生；邹静怡，江苏省江宁县人年二十三岁；民国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生；介绍人厐方宣、程兴壮，主婚人吕冠穆、邹筱庭；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元月五日”。　　该结婚证纸质为上好皮纸，为彩印版，设计印刷很精美，字体清秀，文字严谨优美，证上有两颗心相交的连线图案、丘比特射“爱情之箭”图案、还有民间孩童玩耍游戏图案，此外，还有介绍人和主婚人签名盖私人印章，用丝绸布装帧框边成长方形。唯一的缺憾是该结婚证被撕破成两半，中间还有证婚人及婚礼祝福语等字样不见了。　　我国的结婚证书是新中国《婚姻法》颁布实施后才开始颁发的，民国时期尚无系统的婚姻法，所以这张结婚证书上没有任何官方印鉴，仍属民间婚约性质。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极少有人想到办理结婚证，所以，这张民国时期的结婚证对研究当时的婚姻文化很有意义。　　精神状况良好、记忆清晰的黄埔抗战老兵吕品说：“这结婚证原本是完整的，由于文革期间历史原因，忍痛剪掉了部分。不过，并不影响我与爱人的美好姻缘，同时，它见证了抗战烽火岁月中我们的爱情故事。”　　吕老说，他和爱人都是江苏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人，1936年，17岁的他在江苏栖霞师范学校学习，12岁的邹素云(邹静怡)在读高小，经亲友撮合，双方父母赞许，俩人订下终身。日，抗战爆发，不久，淞沪失陷、南京告急。1938年2月，吕品投笔从戎，考入中央陆军炮兵学校下干班(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学习(校址从南京迁移至都匀)。期间，参加“黔桂之战”和亲历“黔南事变”。邹素云留在南京沦陷区幸免于难，继续艰难读书，并毕业于国立南京临时大学先修班。　　身在都匀的吕品一直牵挂女友邹素云的安危。1944年，他终于通过书信联系上了女友，随后，两人鸿来雁往，倾诉衷情。　　8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吕品回到南京工作；日，两人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喜结良缘，节俭办婚事；1948年至1951年，由于时局关系，吕品和邹素云夫妻带着子女，辗转湖南、广西、云南、贵阳、都匀等地，1952年，终于在福泉落户工作生活至今。　　日，与吕老相依相伴63年的老伴因病医治无效辞世。吕老含泪作诗一首：“抗战前夕订终身，阔别十年结良缘；风雨同舟逾甲子，愧疚难报不了情。　　　　结婚照　　　　见证了两人爱情与历史的民国结婚证
　　卫国守土不仅是男儿——18岁牺牲的湖南女兵刘守玟　　刘守玟，1935年就读于长沙稻田中学，据了解，当时湖南的女学生积极投身抗战，纷纷报名参加随军卫生队，她们进入高中第一学期就有“护士训练课”，毕业那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班上有一些同学拿着家里的伙食费，在学校报到后，就远赴前线了，她就是其中一个。　　她参加随谭道源22军丁玲所带领的女学生卫生队赴上海淞沪战役，成为了一名战地救护员。因伤亡惨重，所部回湖南整编到50师卫生队。　　1938年春天，中日双方激战于山东南部台儿庄地区。当时，谭道源率部参加鲁南兵团孙连仲部，归汤恩伯指挥，到前线后加入禹王山、下邳之线。5月10日进入阵地后，即发生激烈战斗，谭部装备属低劣的轻武器，而日军倚仗武器好，火力强，并有空军配合，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双方反复拼杀，直杀得尸横遍野。　　谭自进入阵地后，五天五夜没合过眼。这一场阻击战，阻延日军矶谷师团南下合围，掩护其主力得以跳出包围圈。　　刘守玟所在连队在台儿庄东18里处邳县禹王山附近遭遇日军袭击，战斗激烈，连长倒在血泊中。还没来的及抢救，连长被冲上来的一个日本军官挥刀砍死。　　刘守玟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砸向日军军官，日顽当场倒毕，脑浆满地。刘守玟还没站稳，一颗子弹从背后击中，当场昏迷，被民工救走。　　送到陈塘村伤兵所，刘守玟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　　刘守玟临死前吃力的从兜里掏出一封信、两块大洋和一张照片,请求陈开灵的祖母帮她转寄回家。当晚，刘守玟牺牲了，时年18岁。后安放在陈塘村东的乱葬岗。　　祖母说，信还没来得及寄，她逃难去了，把信藏在箱子底下，等逃难回来时发现信皮、信纸因受潮全沤烂了，字迹已无法看清，只有那张照片和两块大洋还在。因为曾经看过信，奶奶记得信的大致意思：“女儿离家参军没有告诉父母，现在有可能身死他乡，望父母不要悲伤。现将身边的两块银元和在校时的一张照片寄回，留作纪念。”由于想不起详细地址，奶奶一直未能完成女兵的遗愿。　　陈开灵说，从1967年到1983年，在这16年的岁月里，他和奶奶每年都要偷偷到女兵的坟上烧把纸。1995年，85岁的奶奶去世，她去世前还反复嘱咐孙子，千万不要忘了去上坟。　　2012年5月初，为完成奶奶的遗愿，也为了帮助这位不知姓名的抗日女英雄找到家人，陈开灵找到当地报社希望寻求帮助。报道一出被各大媒体转载。　　经过多方努力和寻找，女英雄的身份终于被确认，她的遗骸终于启运回故乡。后被安置在湖南革命陵园艺术墓园。告别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百度百科、《抗日女兵，家人看你来了》等　　
　　爱他，就帮助他的兵——谢晋元遗孀凌维诚　　谢晋元，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预科毕业。同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参加过北伐战争，1932年“一二八”上海保卫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任陆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二六二旅参谋主任。　　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受命率第五二四团第一营官兵411人向南推移，留守闸北，奉命率部死守上海四行仓库，以掩护大部队撤退。坚守4天4夜，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余名，写下中国抗战史上极为壮烈的一页，他与部下被称作是“八百壮士”。　　他写下遗书：“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日军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　　在成功掩护大部队撤退后，谢晋元奉命率部穿过租界追赶部队，却因租界对日军妥协，而被羁留，时称“孤军营”。　　这一困，就是整整4年。谢晋元和战友们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出早操，白天上军事课，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孤军营也成了沦陷后的上海、孤岛内百万民众的精神堡垒。日军则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谢晋元从租界劫持出来，汪伪政府也向他许下高官厚禄。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谢晋元严辞斥责：“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以保国为民为天职，余志已决，决非任何甘言利诱所能动。”　　日，谢晋元在出早操时，被汪伪政府收买的4名叛徒杀害，年仅36岁。噩耗传出，上海同胞往孤军营吊唁者达30多万人。将军的小儿子谢继民，这些年一直就住在父亲曾经浴血保卫过的上海，一点一滴地搜集父亲留下的痕迹。　　谢晋元的软禁和死亡完全改变了妻子凌维诚的人生轨迹。　　1907年她出生于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商人家庭，毕业于上海东南体专音乐专业。因此吹拉弹唱样样上手，尤其擅长小提琴；像这样的才艺，在当时的上海滩新女性中算为时尚的。　　在一次邂逅中，与比她大两岁的谢晋元擦出了爱情火花。1929年，他们在汉口大华饭后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次年，谢团驻防上海，她就在龙华赁屋居住，相继生下一儿两女。　　1936年上海抗战形势吃紧，谢晋元为了安心抗日，决定让怀有身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到广东蕉岭乡下老家。一个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的上海姑娘，猛然拖儿带女到粤北穷乡僻壤去生活，艰难地撑起七口之家。　　　日，正当她苦苦期盼抗日前线捷报的时刻，一个噩耗传来，年仅37岁的谢晋元不幸遭暗杀殉难！　　抗战胜利后，她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了阔别十年的上海。凌维诚是有胆识，敢担当的女人。她得知八百勇士尚有不少流落街头，生活无着。她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遣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果然，第二天，一些在沪孤军老兵、新闻记者、社会人士找上门来，使本来冷清的小旅馆门庭若市。先后有近百名老兵诉说了流离失所之苦。　　她毅然担负起亡夫未竟的责任，她四出奔走，向社会各界呼吁，到南京找宋美龄求援。回上海后集资开办了‘孤军工业服务社’，生产出‘孤军牌’毛巾、袜子、肥皂等日用品。使生活困难的老兵有了安顿；也有人攒够了盘缠，挥泪告别回老家的。而其中一位老兵自愿留下来，成为了八百孤军将士的守墓人，与官长孤魂作伴！　　　——《采访谢晋元将军夫人凌维诚老人前后》、《谢晋元：生为中国人 死为中国鬼》　　　　　　凌维诚和壮士们！向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致敬！！
　　快了。汉奸那么多
　　弥留之际等不到丈夫——张自忠将军夫人李敏慧　　1907年，十六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十七岁的李敏慧结婚。夫妇俩育有两子一女，二儿子因伤寒病夭折，女儿张廉云后来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结婚以后，张自忠渐渐变得成熟起来，增加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读书也开始用心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的冬天，张自忠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后投笔从戎　　曾是西北军系将领，中原大战后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　　曾任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战至最后，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5月16日下午4时，张自忠所部全军覆没，张自忠战死。弥留之际，他对重伤的副官马孝堂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国军最高将领（同时也是二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　　在张自忠尽忠保国的时候，她的妻子却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与死神挣扎。据他们的女儿张廉云回忆：“当时，母亲子宫癌已到晚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不敢告诉她父亲已经过世实情，就只在家戴孝，痛哭流涕，去医院时再换上平常的衣服，克制悲伤的情绪。可她的病情持续恶化。弥留之际，叔叔领着我们来到病床前，将父亲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但陷入昏迷状态的她已经听不到了，只念叨着，‘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　　李敏慧死后，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李敏慧也与张自忠合葬于此。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PS 有种说法是李敏慧在张自忠死后绝食而亡，这种说法已经被他们女儿给否认。　　——《忠孝两全的硬汉子：张自忠之女忆父亲》《张自忠将军纪念馆》等　　　　张自忠将军与夫人李敏慧　　　　张自忠将军全家福
　　一般这种人都是没怎么好好静下心读书却总想着装大B的人　　高中时候最多 大学也还好 硕士时候装大B也要挑场合了
　　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鬼雄 ——戴复东院士忆父亲戴安澜将军　　戴复东的父亲戴安澜，原名炳阳，1924年底入黄埔军校后改名安澜，自号海鸥，以明其志。　　他6岁上私塾读书，21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军人一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澜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戴安澜很有可能会像历史上不少安徽人一样，成为一位风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他的命运引上了另外一条路。”　　抗战时期戴安澜担任中国远征军200师少将师长。在缅甸东瓜和棠吉两次战役中戴安澜率部重创日军，后陷入重围。他赴一线直接指挥，遭伏击胸腹连中数弹。部下们用树枝编成的担架抬着他行走8天，由于缺少药品又遭受雨淋日晒，26日抵达缅北茅邦村时，戴安澜自知不行了，要部下将他头扶起，在地图上指明了回国的路线，然后深情地向北方——祖国的方向凝视片刻后倒下壮烈捐躯，时年38岁。　　戴安澜有4个子女，戴复东为长，后面分别为藩篱（女）、靖东、澄东。戴将军为子女取的名字，均蕴含抗日救国之义。父亲给戴复东取此名字，是希望他“覆灭东洋”。　　1942年初，戴复东在云南保山，父亲的指挥部里住了3天，然后随同父亲去昆明。戴安澜去昆明是为出师缅甸而与夫人及4个子女告别。如今戴复东仍清楚地记得，父亲的车子停在哪里，他怎样打开车门，怎样跨入车子，怎样回过头来依依不舍地向他们挥手的。这是将军与家人的最后一别。　　赴云南之前，戴安澜部曾驻防广西全州。戴复东告诉记者，1939年，他曾在将军身边生活了几个月。戴将军给儿子一身小军装，一副小绑腿，有意让他体验军旅生活，他认为紧张艰苦的、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有利于孩子今后的成长。　　父子同住在一个破庙里。破庙中间用于开会，他们就睡在后面。“他睡一块门板，我睡一块门板。盖的是一块薄军毯和小被子，条件十分艰苦。点的是菜油灯，用的是两根灯芯，他一根，我一根。我在灯下做功课，他也在灯下做功课。父亲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军人应当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他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几何、代数、物理、化学、英语、机械。好几次我醒来，他还在灯下做功课。”　　“早晨天不亮，父亲就叫醒我起床。两名卫士一前一后，我走在第二，父亲在第三，就这样我们4人摸黑走在乡间的田埂上。经过不短的路程，每天来到一个部队宿营地，在军官住房前等着起床号吹响。起床号一落音，父亲马上跨步进屋，如果部下还在酣睡，他会不客气地揪住他们的耳朵，拉他们起床。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蛮好玩的。部队操练时，我就在一边玩耍，等到操练完毕，我们返回住处，洗脸刷牙吃饭。除了星期日以外，每天都是这样。”　　戴安澜牺牲时戴复东已有14岁，他忘不了迎接父亲灵柩回国的情形。当时，云南腾冲县有20万父老乡亲沿街跪迎，而从昆明到广西全州，沿途各城镇也是家家户户门前摆设香案，含泪祭奠。　　戴安澜的殉国最悲痛的当然还是夫人王荷馨和戴复东兄妹，他们得知消息后抱头痛哭。王荷馨虽是一个农村妇女，但她深明大义，不仅将政府发给她的20万元特恤金悉数捐给广西安澜学校，还毅然回到安徽无为老家种地。　　可以稍微安慰戴安澜将军在天之灵的是他的子女都极孝顺和争气，长子戴复东是我国著名的建筑设计专家，院士；次子戴靖东原为南京理工学院教授，现移居美国；三子戴澄东原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唯一的女儿戴藩篱是上海政协委员。　　——《绝笔家书——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戴复东回忆父亲戴安澜：“父亲是我永远的精 神力量”》等　　　　　　戴安澜将军全家福
　　被汉奸害死的女杰——“长滆女杰”林心平　　林心平1919年出生在浙江平阳北港水头街，原名叫林秋逸，1935年16岁的林心平考入温州师范学校，因为崇拜“鉴湖女侠”秋瑾，并把自己改名为林秋侠。　　林心平从小就有抱负，在校读书就积极地参加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抗日救国活动，因此被捕入狱，出狱后参加革命。　　她工作中主动接近刚入伍的青年，对涉世未深的青年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扩大地方抗日武装游击小组，并为部队输送不少优秀的青年。林心平不畏艰难，带领群众在险恶的环境中忘我的工作，力挫日伪军，日伪军遭到沉重的打击后，对林心平恨之入骨，而人民群众称她为“长滆女杰”。　　盘踞在官林伪军头目吴苏，公开投靠日本人，收买地方恶势力，与抗日政府作对，在地方横行霸道、残害百姓，组织上决定由林心平兼任官林区区长，开展敌后工作。她离别了新婚不久的丈夫，带6名短枪人员深入官林地区，发动干部群众，鼓舞他们斗志，敌伪惊恐万状，派特务、便衣四处搜捕林心平。　　1942年6月，林心平因产后发病，秘密转到江苏金坛县儒林镇就医，汉奸头子吴苏得到情报后，派特务连包围了中药铺，林心平赶紧烧毁了笔记本等机密材料，进行了顽强抵抗，在子弹打尽后被捕。　　在经过残忍的酷刑后，（太残忍了，LZ看得快哭了，不忍心贴出来，大家自己娘度吧，值得尊敬的女英雄！！）林心平的英勇不屈，让日寇感到震惊，残忍地对她下了毒手。1942年8月上旬的一天，在官林小学操场上，日本人布了重兵，驱赶群众前来观看，他们对林心平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行刑，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将她大卸七块，然后丢进硫酸缸里化成了血水。林心平牺牲时年仅23岁！　　——《抗战女侠——林心平》《长滆女英雄——林心平》　　　　林心平1937年从上海寄给友人的照片及照片背后的留言　　　　林心平（右）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与张梅（林彪前妻）合影
　　Lz加油，好久没有这种好帖子了
　　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战活中的爱情与青春——军统女译电员王庆莲　　戴笠所领导的军统是比较庞大的。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军统在抗战中牺牲很多人员，军统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人，无论是在前线杀敌还是在敌后游击，无论是在地下潜伏还是在后方工作，无论为抗战做出过多大贡献或多少牺牲，他们的故事都值得被铭记。　　1942年，鬼子占领了江山。　　因为鬼子到处烧杀抢掠，为了活命，母亲带着王庆莲全家还有亲戚一大帮人逃到了乡下去躲藏。那时候真的全靠母亲，为了一家七八口人到处跑来跑去想办法弄粮食，我们只能去山上挖野菜，但全家人都平安活了下来。　　等到两个多月后鬼子撤退，他们回去一看，家里基本上都被烧光抢光了，全家人只能挤在两间还没烧完的小屋子里。生活艰难。　　1943年，军统局来江山招译电员和打印员去重庆，母亲考虑后，决定让她去考。因为译电员要求的文化水平高，她只有小学文化，所以就报名去考打印员。当时有很多人报名，最后居然考上了。　　其实，军统在抗战期间为了情报工作牺牲的人很多，经常有人今天还跟你一起工作一起聊天，过几天就不知道去哪儿做情报工作了，再过一段时间就牺牲了。　　王庆莲说他们在译电时，有时也会译到哪里哪里的军统组织被人破坏、成员牺牲之类的电报。虽然上面不一定说到名字，但那些人大多是为抗战牺牲的。每次遇到这类电报，心里都会难过。后来有个统计，说军统为抗战一共牺牲了约1.8万人。　　译电科同样也受到潜伏在重庆的日伪特务关注，所以他们和其他军统局里的人一样只能穿便服，一般不允许随便去别的部门溜达，也不大会和外面接触。虽然可以出门，但不能暴露自己是军统的身份，也不能和别人随便说。比如军统人员有个章，别在衣服上坐公车或看电影都不要钱，但他们不会用，因为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　　对于男女关系，军统在抗战时期可谓是管理非常严格，戴笠立下过规矩，谈恋爱可以，但抗战不胜利，军统的人都不准结婚。我记得当年有一位军统男同志在潜伏时，因为和另一位军统女同志谈恋爱，把人家肚子搞大了，结果两个人都被带了回来，男的在渣滓洞关了半年，女的则被留在局里工作不能出去。　　在重庆时，也有很多人喜欢和追求王庆莲，但有一个人她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有些后悔和心酸。　　那位男士叫沈同春，是留学回来的上海人，当时在局本部另一个部门里工作。王庆莲也不记得是怎么见到他的，就记得当时他长得还不错，比她大好几岁。但是沈同春一见到王庆莲就喊大姐，王庆莲很奇怪，但那时候也比较爱开玩笑，就喊他小弟。后来才知道，那是沈同春为了接近她，才想出这么个办法。　　后来，沈同春主动约她去看电影。一来二去，两人也就渐渐熟悉起来。　　沈同春喜欢跟王庆莲开玩笑，除了喊大姐，还经常嘲笑她的发型，说她的头发烫得像哈巴狗，弄的王庆莲很难为情，然后就跟他辩，最后男士都会让着女士。　　沈同春很关心王庆莲，老是让她吃饱穿暖点。那时候王庆莲没什么钱，沈同春因为家里亲戚是银行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就经常请客去吃饭，看电影，喝牛奶。　　我也觉得自己对沈同春和对别人确实有点不同。当时局本部国际科的一个科长托了很多人想把我介绍给他，他找人约我去玩，我就说不去，因为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可是，我和沈同春就能经常在一起玩。　　很多人都认为她和沈同春在谈恋爱，然而从始至终，沈同春都没有开口表白。他们的关系很纯洁，手都没有牵过，他很尊重王庆莲，她其实也挺喜欢他。但那时候王庆莲太年轻，还不是很懂什么叫恋爱。　　后来有一次，他好像是生气或误会了。那时候跟王庆莲玩得好的人很多，有段时间另一个男孩子经常来找她玩，以至于沈同春好几次约不到她。知道王庆莲常跟那个男孩子玩后，他就没有来找过她了。当时她只是奇怪，但没觉得怎么样，也就没有去找他。　　就这样，到了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沈同春离开了部队，回到了上海。　　后来，由于和姜毅英的矛盾，王庆莲就趁着她结婚度蜜月，找个借口说想读书，而且妈妈也要她回去，请长假离开了重庆，从此再没回过军统。　　1946年，王庆莲在上海朋友家住了几天，碰到一个同事。那个同事悄悄告诉她，说沈同春家里的桌子玻璃板下面，一直还压着她的照片，他还是很想你的！　　那张照片是王庆莲亲手送给他的，是她当时拍得比较满意的一张。她没送照片给过几个人，沈同春是其中一个。记得拿到照片时，他非常开心。　　听说这事以后，王庆莲真的很感动，也非常后悔，流了很多眼泪。　　同事问王庆莲要不要去看看沈同春，她没有答应。因为她觉得自己对不起沈同春，同时也因为他的条件太好，不仅家境好，而且还是留学生，而她只是个偏远小城市里的普通小姑娘。理智告诉她要控制，她和他的差距太大，不要再去影响他。　　王庆莲独自回到了江山，和沈同春也没有再联系，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后来好像去了香港。　　——《不能被遗忘的衢州抗战老兵（4）王庆莲：战争中的青春与爱情》《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我们为抗战出过力》　　
　　埋骨异国他乡，抗战中跳崖殉国的军统“七姐妹花”　　军统的女特务多半都是青浦等几个训练班招收的青年学生，经过各种训练以后从事从军统文书到暗杀刺杀的各种工作，其中有一些就被派到军事机构，她们往往从事译电、秘书等工作，同时对部队主官进行监视。　　那是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准备。后远征军改为由杜聿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因为和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三十八师退往印度，在孙立人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周围的掩护阵地全部失守，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　　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当年的4月1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缫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我（原文作者）在杜公（应为杜聿明，Lz注）那里见过当时这些女译电员的毕业照片，那时大概她们还没有换装美式军服，一顶顶大盖型的军帽使她们看起来有点儿像苏联人。那个姚姓女译电员的头像上有个圆圈，其他的人都没有标记。她是个个子相当高的女孩子（从照片上看，她可能不过二十岁），鼻梁很高，短的卷发，应该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笑得灿烂而明亮，很难想像这女孩子会和如此惨烈的故事拉上关系。在这张照片上，我无法想像这样强烈旺盛的生命和死亡的接吻竟然是那样的一瞬。　　沈先生（应是沈醉，Lz注）解放后在接受外调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当然，至死，也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某以为这并不重要，她们牺牲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她们是全体中国人的英雄。　　——《抗战中跳崖殉国的军统“七姐妹花”》　　　　军统七姐妹合影照，中间没戴军帽者或为同学，左一为姚姓女译电员
　　赞 爱我国家~~
　　为了打鬼子和吃白馍——娃娃兵朱翰墨　　朱翰墨的老家在河北省东明县（现山东省东明县），母亲早逝，父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艰难度日。　　东明县当时为日寇占领区。当时，东明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日军吃了亏后常常把气撒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到各村庄烧杀抢掠。朱翰墨有8位亲人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　　1939年初，朱翰墨所在的村里来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对村里人非常和善。有一次，队伍里的一个人给了小朱一个白面馒头——当时13岁的朱翰墨从未吃过饱饭，更从未见过白面馒头。当他把这个白面馒头拿回家和弟弟、妹妹分吃了之后，决定跟着这支队伍走。理由十分简单：能打鬼子，能吃白馍。　　经过软磨硬泡，朱翰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成了一个“娃娃兵”。　　成了“娃娃兵”，朱翰墨才知道他所在的部队属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是苏振华。　　虽然入伍了，但13岁的朱翰墨还没有枪高，他当了胡继成的勤务兵。不久，朱翰墨就经历了入伍后的第一场战斗，而且差点成了日军的俘虏。　　战斗发生在部队驻扎的山东省曹县鲁庄村。黎明时分，2000多鬼子将我军的两个营死死围在鲁庄村。朱翰墨回忆，当时大队部设在一个地主家的院落里。枪声响起之后，大队长胡继成两手举起朱翰墨，把他放在了房屋的顶棚上，让他两手抱紧房梁别动，等啥时候外边枪声停了再下来。　　枪声从白天一直响到深夜。大约半夜时分，一群鬼子闯进朱翰墨所在的房子进行搜寻。隔着苇席编成的顶棚，朱翰墨看不到下面的情况，只知道有鬼子用刺刀向顶棚上乱捅了一气，其中一刀差点捅到朱翰墨的腿上。等到鬼子走了，朱翰墨才从顶棚上偷偷溜下来。天亮后，他在附近找到了队伍。这一仗，五大队损失很大，两个营只突围出来200多人。　　有了这次经历，小小年纪的朱翰墨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之后，朱翰墨成了一名小侦察员：他和一名老侦察员扮成父子，深入敌后摸敌情。在老侦察员的带领下，朱翰墨很快成长起来了，他常常混入敌人军事重地查探敌情，多次出色完成了对敌侦察任务，成为部队里很有名气的“红小鬼”。　　日，日本投降，中华大地一片欢腾。然而，盘踞在江苏淮安的伪军拒绝交出武器。　　日，新四军第3师第10旅包围了淮安县城，攻城部队集中兵力发起对伪军攻击，毙伪旅长吴漱泉以下300余人，俘伪团长以下4350余人。　　
　　个子高被抓壮丁——抗日战场上的一名娃娃兵　　八年艰难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急需补充战士，于是，在这场抵御日军入侵的战争中，出现了不少未成年的“童子军”、“娃娃兵”。他们有的还没有步枪高，却因为抓壮丁或者是主动参军，成为了前线抗日的战士，在残酷的战场上为保家卫国而拼搏出力。89岁的王来福老兵，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王来福，1926年出生于市中区茅桥镇的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有父母和兄弟姐妹。 　　14岁时，他的个子已经长得挺高了，开春后，到位于河咡坎的杨海山茶馆（现井研县磨池镇境内），当起了一名小小的学徒。一天，副保长黄启富（音）带着一群人到场上抓壮丁，将茶馆里的他一同抓走，当时，我才刚刚满14岁。 　　被抓壮丁后，被安排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71军新编28师82团3营7连2排5班，成为了一名步兵。 　　他所在的部队在永平县训练了2年多。第一年，进行正规化训练、理论培训；第二年，上山进行野战训练、实弹演习。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当时使用的枪为七九式步枪，由武汉的兵工厂制造，枪身很长。不仅训练，他们还被部队安排去挖交通壕（战壕），一直都没有闲着。 　　到达云南后，他每年都会给家里写一封信，问问父母身体如何，庄稼收成咋样了。也没读什么书，所以更多的内容也写不来了，主要就是给家里面报个平安、让父母放心。 　　在永平的训练结束后，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穿上统一的黄军装、胶鞋，走向抗日战场。 　　1944年，王来福所在的82团主力部队集体开往日军重兵防御的龙陵县，参加前线对日作战。在这里，遭遇了最惨烈、最持久的战役。 　　抵达龙陵后，他所在的部队向日军的据点发起攻击，攻下了一个叫东山坡（小地名）的山头。山腰以下的部分被日军占领，山下的镇子也是日军的地盘，王来福的部队没法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区域，但同时日军也没法攻下我们。于是，王来福的部队就在山上与日军打起了持久战。 　　打不下怎么办？熬！当时，有一支日军驻在山下的白塔附近，王来福的部队一度将其包围，日军也被打得退回去防守。日本人很狡猾，躲在里面就是不出来，于是，他就跟战友们一起埋伏在前方的战壕里，等日军放松警惕一出现就立即攻击，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终于，日军因为缺少物资和弹药被逼了出来，他们出来一个，王来福的部队就打一个，就这么一步步紧逼，终于将其攻下。　　1945年抗战胜利时，王福来所在的7连已经伤亡惨重，经过统计， 120名战士最终只剩下了41人…… 　　抗战胜利后，王福来继续呆在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
战争，之后于1956年分配到河北邯郸的农业局，在邱县的拖拉机站当一名修理工，之后又被调至河北省邢台水利局工程处工作。 　　1995年，他的老伴离世，无儿无女又思念家乡，便回到了茅桥，从此同侄儿一家住在一起。如今他年事已高，腿脚不方便，耳朵也不太灵光，但侄儿一家对他很孝顺，他在老家能够安享晚年。偶尔想起年幼奔赴战场的那段经历，还会跟晚辈们讲讲呢。 　　
　　说得好！　　
　　虽然国家目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这不是分裂国家 任人欺负的理由　　
　　抗战中被俘的娃娃兵：面对屠刀仍挺立　　中日战争时期，有这么一群小孩，因为家亡，因为国家危难，或自愿或被抓兵，站在了抗战的最前线。他们中，大部分人还未成年就牺牲在了抗战的最前线。　　下面这组老照片记录下了极个别这群大多数连名字都未留下来就牺牲的娃娃兵。　　　　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中有不少“娃娃兵”，留下姓名与年龄的，目前只有15岁的小战士季万方。图为1944年时10岁的中国士兵（左一）。　　　　高一点的小战士是光头，4个口袋都鼓鼓囊囊的，不知装了什么东西。　　　　3位满脸稚气的少年与多名凶神恶煞的日军对视。这3位小战士占据了画面中的有利地形，成了照片中的主角，这在日本记者拍摄的战俘图片中是少有的。　　　　这位小小的抗日军人被日军俘虏了。显然，这是日本记者“摆拍”的。这样的照片上了当时的日本刊物，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怎样解读。
　　　　这是在增城战斗中被捕的几位中国士兵，中间这位小战士叫季万方，他是这张照片事实上的主角，在这几位俘虏中，日本随军记者也只是点出了他的名字，还进一步说明他年仅15岁。　　　　这位小战士是已知被捕的抗日军人中年龄最小的了，当时年仅10岁，是一位陆军二等兵。　　　　这是1938年日军画报上的图片。画面上手持红缨枪的，是在华北某地作战中，被日军真野部队俘获的地方抗日队伍。　　　　这两位少年战士，是在一个叫“大河铺”的地方作战而被捕的。从画面上的白墙青瓦以及满地稻草分析，应该是南国某地。两位战士都是光头，从这个细节可以推测他们属于正规部队。因为打大仗之前，部队都有集中推头（理发）的习惯。　　——《抗战中被俘的娃娃兵：面对屠刀仍挺立》
　　本来就是没有国哪来家？ 只有组织才能对抗组织，一个人的力量再怎么大也没用的。
　　从日本归国抗日的密码破译专家池步洲　　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小时候因家境贫困，没有上学。直到池步洲10岁的时候，由他的五哥和五嫂资助，才得以上学。池步洲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全部小学课程，在此之后考入福州英华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顺利读完中学之后，在1927年池步洲前往日本，先是在东京大学机电专业学习。1934年毕业后又在早稻田大学工学部学习。　　在这期间，池步洲遇到了他一生的伴侣日本姑娘白滨英子。　　在池步洲与白滨英子结婚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开始。因为池步洲坚持回到中国抗日，所以妻子亦跟随丈夫到中国。1937年于7月25日，池步洲毅然携妻及三个子女自日本东京赴神户，再搭乘轮船返回中国上海。　　池步洲回国后，投奔南京国民政府。可是到了南京以后举目无亲，认识的许多留日同学一个也没找到，所幸国民党政府设有华侨招待所，对留日学生归国抗日者，免费供应食宿，池步洲一家五口才得以栖身。　　正在此时，比池步洲早半年回国的留日同学陈固亭也住在华侨招待所，他告诉池步洲：中央（指国民党）要找留日同学研译日本密电码，你意如何？委员长（指蒋介石）说了，谁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池步洲欣然同意。　　经过陈固亭的介绍，池步洲进入中央调查统计局，编入总务组机密二股，侦收日军密电码，以便进行研译。 　　池步洲工作时已30岁，经验尚无。但是他通过统计发现收到的日军密电，基本是英文字母、数字、日文的混合体，字符与字符紧密连接，多为（MY、HL、GI……）。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掌握了高超的译电能力。　　池步洲破译了大量日本密电，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比如破获日军密码促使“海军之花”山本五十六被截杀等。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都未公开池步洲在抗战中的贡献。抗战结束后，池步洲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从事密电码研译工作，转到上海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从事金融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自问一生清白，拒绝撤退台湾。　　在池步州的晚年，他陪伴妻子回到日本，过着平淡的恬静生活。日，池步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5岁。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带回中国。　　PS
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的破译一直有姜毅英和池步洲的两种说法，台当局军情部门宣称是国军第一位女将军姜毅英立此奇功，因而晋升；而有史学家则说是中统密电破译专家池步洲所为，惟台当局军情部门强调，局里并没有池步洲破译的相关档案文件，军情部门口耳相传，一直认定是姜毅英之功。　　一些历史学家主张破译功劳在池步洲，主要是根据池的手稿自传《一片丹心破日密》，并称当时日本外务省颁布了许多以气象用语的密电，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开战。　　因为算是有争议内容，所以列在后面任筒子们自己判断。　　——《姜毅英or池步洲 谁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池步洲传》　　　　　　池步洲与日本妻子白滨英子。　　不管这位夫人是出于对丈夫的爱还是出于对当时灾难深重中国人民的同情，她坚定的站在了池步洲这边，与池步洲一生恩爱，不离不弃。
　　走上抗日第一线的日本女人——只教孩子中文的蒋百里日籍妻子蒋佐梅　　蒋百里，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190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四年后，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按照日本的规定夺得天皇赐刀。（那一年有中国学生四名，前三名皆是中国人，第二名是蔡锷，第三名是后来任南京临时政府军务厅厅长的张孝淮。）从此之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上课。　　1906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　　1913年，时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因向北洋政府陆军部索要军费未果。日，天刚刚亮。蒋百里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当时我上任的时候，我就给你们说了，我交给你们的任务，你们完不成，我处分你们，我该完成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我自己惩罚自己。”说完，便拔出手枪朝自己的左胸击去。幸运的是子弹打偏，没有伤到心脏，无性命之忧。自杀未成，进了医院。照料他的是位日本护士佐藤屋登。　　在护理的过程中，蒋百里渐渐爱上了这位日本护士。为了得到这位护士，蒋百里委托总统袁世凯求情，袁世凯又委托给日本公使，公使又委托蒋百里的主治医生。　　结果这位日本主治医生却劝佐藤屋登不要嫁给蒋百里。佐藤回到日本后。蒋百里写信给她，表示：“我是因为你的安慰为你而活下来的，若你再不理我，我便要去死，要到日本去，死在你们家！”在佐藤家人的祝福下，蒋百里托一位日本的同学把佐藤接回中国完了婚。因蒋百里喜欢梅花，便为爱妻取了个中文名，叫蒋佐梅。　　婚后，佐梅用爱与贤淑，没有让蒋百里为家操过一份心。蒋百里为了不让夫人为自己担心，每逢国事危急或个人吉凶末卜时，从不会向夫人吐露自己的心情与行动。　　结婚第3年，蒋佐梅回日本探亲，并不富裕的蒋百里要为她买个大钻戒，佐梅并没有接受这份礼物，蒋百里的爱早让她忘却了虚荣。　　就这样，蒋百里在浑厚、舒朗、感动中幸福地渡过了23年，直到1938年离世。　　1938年11月蒋百里病逝后，佐梅夫人在中日两国之间做出抉择。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也曾奔赴抗日前线，作为战地护士护理受伤的中国士兵。佐梅夫人在中国的漫漫岁月中，只用汉语，她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份子。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病逝，与蒋百里合葬,墓地对面是一片樱花树。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蒋佐梅的大女婿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　　PS 蒋百里既是儒士也是军事学天才，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路线和精神都继承了蒋百里的战略思想，可惜其英年早逝。感兴趣的筒子可以好好看看他的东西。　　——《蒋佐梅：民国军事家蒋百里痴恋的日本女子》《蒋百里和蒋佐梅一生相随无别离》夫妇二人百科等　　　　
　　我觉得国内大部分人能吃饱饭不遭受战乱政府就算合格了。生存资源就那么多，要是能保证人人充足的话地球上哪还有战争这事。。。当然B+上面还有A和A+，有进步提高的空间。哪天人类的数量和增长速度能和自然资源保持平衡就好了，可持续发展才是真谛。。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国家稳定才能没事儿磕着瓜子上网骂人。。。　　
　　为了活着，却最终死去——重庆大隧道惨案　　日，日本正式轰炸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市区。日傍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6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市民仓惶涌进附近的防空洞，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防空洞里挤进了一万余人。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期间隧道顶上燃起了大火，由于拥挤和缺氧，并且在洞口站岗的宪兵阻止人们在轰炸结束前离开防空洞，造成了窒息及推挤践踏的惨事，是为重庆隧道惨案。　　惨案发生后，死者多为青壮年。有的全家丧生，尸体无人认领；有的随身所带仅有一点财物亦不知去向。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工兵营，整理尸体就花了近一昼夜，然后用卡车将尸体拖到朝天门河边，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去草草掩埋。　　当时的幸存者曾婉清讲述了她的经历。　　日傍晚5点多，我与同学余德坤一道前往当时重庆最繁华的商业区都邮街购物。正逛着，突然传来尖利的警报声，顿时繁华的商业区像炸了锅，惶恐万分的人们左冲右突，争相逃命。　　我与余德坤随人流直奔附近的大隧道防空洞。还未进洞。敌机已经临空!接着，一声声巨响，一阵阵热浪迎面扑来，敌机开始俯冲轰炸了。这时人们不顾一切涌进了大隧道防空洞。当时的情况十分混乱，我又有孕在身，体力不济，被挤得喘不过气来。　　余德坤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让他们进去吧，我们最后进，反正听天由命!”当我们进洞后，发现洞内人成千上万，十分拥挤，找个立足之地也难。洞内空气混浊，温度很高。洞外火光冲天，敌机正轮番狂轰滥炸。　　大隧道是重庆最有名、最坚实的大防空洞，设有许多洞口，洞内路径四通八达，有的洞口可通至郊外。洞内交通道宽约2米，高的2米，两旁安装木条凳供避难者休息。墙上凿有凹洞，安放油灯照明。洞内设有通风口，通风口装有鼓风机，以调节洞内空气。　　这一天，可恶的日本鬼子似有目的的在我们头上持续投弹轰炸。更可怕的是，不少通风口被炸塌了，洞内空气越来越稀薄，越来越闷热，人们越来越烦燥。突然一声巨响，一枚重镑炸弹在我们头顶爆炸，整个防空洞震得弹跳起来，煤油灯灭了，漆黑一团。打氧的抽风机毁了，我越来越觉得呼吸困难。　　这时洞内秩序大乱，孩子哭，大人叫，挤成一团，相互撕咬。我喘着气对余德坤说：“今天情况不妙，我们可能出不去了。”窒息的人们衣衫褴褛，歇斯底里，不断有人晕倒，情况万分危急!我张着嘴，喘着粗气，冷汗湿透全身。突然两眼一黑，栽倒了。　　幸好我的同学余德坤是个身体强壮的20岁未婚女孩。她紧紧地抱着我，大叫：“同胞们!我的同学不行了!请大家行行好，让我们去前面的洞口吧!”　　难民们异口同声答道：“现在寸步难行，怎么移步呢?这时，余德坤抱着我用力拖，有人在后面推，硬是从人们身上、头上一寸一寸往外挪。　　快到洞口时，我和余德坤都站不住了，一声惨叫滚到—个大泥水坑里。幸好当时维持秩序的“防护团”团员七手八脚把我俩拉上来。余德坤一再要求防护团让我们到洞口吸点新鲜空气。当我被拖到洞口附近时才清醒过来。只见洞口一片火光，是敌机扔了燃烧弹。　　洞内有人大叫：“防护团，快开门!我们愿意死在外面，不甘心闷死在漏里!”防护团不断喊话：“同胞们啊!求大家一定要守洞规!否则死得更快!同胞们啊!鬼子正在我们头上扔炸弹，我如果开了洞门，大家出去一个也活不了!”这时余德坤也快虚脱了，我俩摇摇晃冕扑倒在洞口，耳朵只听见爆炸声，还有枪声，而洞内原来鼎沸的人声，现在却渐渐减弱下来了。　　一直熬到半夜12点左右，敌机在分批次轮翻轰炸6个小时后才遁去，警报终于解除了!我与余德坤相互搀扶着出了防空洞。我们手拉手相互凝视，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回头望，进洞时人潮如涌，出洞时三三两两，阴风习习的黑洞口，像鬼子的血盆大口，把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吞噬了!　　第二天上午8点，我和余德坤又来到都邮街。天色灰暗，行人稀疏。都邮街、米花街的房屋都被毁了，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在冒烟，随处可见炸成碎块的尸肉。烧成像焦炭一样的尸体还在胃着恶臭的黑烟，其状惨不忍睹!街上，收尸队在往卡车上搬尸体，这些尸体许多都是从大隧道防空洞拖出来的。　　尸体堆得太高，汽车开动时，不时有尸体滑落下来。由于窒息致死，尸首大多衣不蔽体。有的用芦席一包，运到朝天门码头，后来芦席不够用了，也就草草处理了。此情此景，不似人间，倒像在阴间地狱。至今回想，还心惊肉跳，头皮发麻。　　“6?5大隧道惨案”震惊全国，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权威的伤亡数字。据说当天有汉奸为日机发信号，日机有目标的轰炸洞口和通风口，造成洞内大量难民窒息而亡。因为第二天我还到现场，尸积如山，惨绝人寰，估计窒息致死的不在5000人之下。幸好我们迟些进洞，离洞口较近。又幸好我们所处的洞口未被炸塌。更幸亏有我的同学余德坤奋力拼救，防护团协力抢救，我才幸免一死，否则也早成了孤魂冤鬼了。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是铁的事实，不容篡改!作为中国人，要牢记这血海深仇!成千上万的死难同胞，无时无刻在向我们控诉着侵略者的血腥暴行，无时无刻地在警醒后人：祖国啊，赶快强大吧!落后要挨打，亡国奴再也不能当了!　　——《“大隧道惨案”亲历记》、维基百科　　　　收藏在重庆馆的隧道惨案油画　　　　重庆市政府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防空警报试鸣日”。从1998年开始，每年都在这一天拉响重庆主城区的放空警报。
　　十万将士赴沙场，忠骨漫山几人归？——缅甸远征军幸存者李锡全　　中国远征军包括两个时期，即1942年3月~8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期；以及年的中国远征军反攻时期。后一个时期的中国远征军又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国驻印军和参加滇西怒江战役的中国远征军。　　根据战后盟军的档案材料，远征军首次入缅兵员为10万人，伤亡总数达6.1万人。盟军伤亡及被俘约1.5万人。二期入缅，驻印军伤亡1.8万，歼灭日军4.8万，滇西远征军伤亡6.7W，歼灭日军2.1W，光复滇西。　　历史由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故事组成，老兵的故事是滇缅战场上最被人遗忘，也最生动、残酷的故事。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兵们还在那片土地上生存、生活，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往事？　　李锡全的老家在湖南省桃源县，兄弟6个，他最小。抗战全面爆发那年，17岁的李锡全和四哥、五哥一起参军打仗，辗转广东、广西、云南多地。1943年，李锡全所在的部队编入中国远征军第54军，随后展开了收复腾冲的战役。　　李锡全是直属军部辎重团的特务长，专门负责运送战场给养。日凌晨，中国远征军打响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当日，李锡全所在的部队强渡怒江，并在随后从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挺进腾冲城。　　在腾冲收复战时，李锡全右腿负伤。战争结束后，李锡全来到缅甸密支那的英军医院治病，未随大部队开拔。内战爆发后，李锡全所在的54军被调到东北战场，并最终在辽沈战役全军覆没。　　他曾给湖南老家的父母写过信，但此时老家已被日本人占领，他并没有收到回信。　　在治好腿部的伤之后，李锡全在密支那摆地摊谋生，并改名李云，几年后他娶了当地的一位傣族姑娘做老婆，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姑娘。　　在我采访李锡全，得知他70年来没有回过老家而且和亲人没有一丝联系的时候，我突然问他：你想回家吗？出乎我预料的是，李锡全淡然地摇了摇头说：不想。就在那时，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我告诉李锡全，我回国之后帮你找家。 我从采访本上撕下一张纸，让李锡全写下了他所能回忆起来的和家乡有关的所有信息：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鹅道咀，父亲李尧臣，大哥李松柏（又名李锡铃），五哥李锡番。　　相关文章发表后，引起网友极大关注。　　5月9日下午，我突然接到湖南网友“桃源热线”打来的电话，说他获得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在和我进一步核对了有关情况后，他表示基本可以确认李锡全的家在桃源县青林乡。当日下午三时许，他们便联系到了李锡全的侄子李谷伯。　　当天晚上，李谷伯向我打来电话，从一口浓重的湖南话中，我还是听出了他的激动。年过六旬的李谷伯告诉我，他的爷爷去世时，还念叨六叔（李锡全）。　　放下李谷伯的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缅甸密支那的华侨董宝印，因为李锡全家里没有电话，我让董宝印向他转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5月10日一大早，我迫不及待地再次拨通了华侨董宝印的电话，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董宝印在电话里告诉我，李锡全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不止，没有我想像中的兴奋，反倒是更加痛彻心扉地伤心。　　后来，李锡全告诉我们，他对记忆的维系来自于一本中国地图册，见到我们，李锡全拿出这本地图册，一页页地翻开，在湖南那一页，他突然停下来说：“我的家就在这里，想家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看。”　　很明显可以发现，湖南那一页是被翻得最烂的一页。这些色彩斑斓的小方块，对李锡全而言，就是祖国和家乡。李锡全回到家乡后，这本随身携带的地图册让许多人泪流满面。　　当李锡全走出火车站时，欢迎的人们突然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曾参加国际维和部队的国防科技大学英语教员李洪乾，当得知李锡全回家的消息后，专程前往慰问，并向他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一年年末，我和李锡全同时进入2008感动中国候选人。　　李锡全从云南入境是在10月12日，感谢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那一激动人心的瞬间：李锡全颤巍巍地走过冰冷的中缅边境四号界碑，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位清瘦的老人，泪流满面。回到青林乡的第二天，天空飘着小雨，李锡全在父母的坟前，长跪不起。他喃喃自语，“母亲，我回来了，回来晚了。”　　——孙春龙《异域1945》　　　　真心感谢记者孙春龙，没有让这位为中国流血又流汗的军人最后遗憾的长眠于他乡，至少，让他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家乡看一眼。。。。。。　　　　9名流落异域的远征军老兵在记者的带领下跨国国境回家。有多少活着的远征的勇士至今没有找到家乡的亲人？又有多少勇士至今仍不为人所知？还有更多的，是长眠于异乡的勇士，何时，那些将士的遗骸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是我写得最难受的一个帖子，所有材料都是悲惨而阴暗的，南京大屠杀和几次大屠杀，细菌武器之类的材料我至今还不敢放，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心理承受能力了，真不知道那些日本人怎么就下得去手！！　　“我们可以原谅，但绝不能忘记。”这句话的是拉贝说的，周恩来总理等很多人都引用过。我很喜欢的一部抗战电视剧《战长沙》的小说原著中那个幸存者下来的女人公胡湘湘也说过很喜欢这句话。　　在看《战长沙》之前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引导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拿起锄头、大刀这些简陋的武器就和日本人拼命，看了这电视剧我真算是明白了，被侵略的国家人民就是蝼蚁，侵略国的人想干嘛就干嘛，为了活，我们不得不拼命，与其被杀，不如干脆拼命还有一线生机。　　这就是我开这个帖子的意义，让那些懵懂的人明白什么叫做“向死而生”。谢谢那些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而拼搏过的人们，希望那些老兵都能安享晚年。泪奔了。。。。。。。。。。。。
　　会任人宰割，如同禽兽一般！可怜可悲！所以，卖国贼什么的一般最遭人恨！　　
　　不屑做ZF走狗的，却热衷于做丧家资本家的乏走狗,有些人真是呵呵
　　顶个楼先~　　
　　那些老英雄走进他心底——一位远征军后代寻访父亲足迹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70年前，面对国仇家恨， 16岁的李洪芳投笔从戎，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寇作战。此后，这段历史被湮灭在尘埃中。　　父亲去世29年后，儿子李林平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开始寻找当年战争的亲历者，但由于知情者的去世和父亲的刻意隐藏，这段往事依旧处于历史的迷雾中。　　因为父亲，李林平开始寻找和帮助身边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给他们送去抗战纪念章，帮他们联系救助，仔细倾听他们的回忆。　　在李林平家，我们看到了李洪芳的遗物：一沓已经发黄的用蓝黑钢笔水写的自述材料，一个外皮是红色的薄薄的笔记本，一个正面有US字母的旧钢匙。　　自述材料中写道“里面说他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在新一军新38师辎重营，孙立人的部队。是1944年从四川郫县的战时儿童保育院参军，坐飞机去印度的兰姆伽训练，然后反攻缅甸。”　　中国远征军？孙立人？兰姆伽？这让李林平迷惑不解。　　李林平开始查找中国远征军的资料，他慢慢了解了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942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援在缅甸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英国部队，同时也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后方补给线的安全，组建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1942年3月至8月是第一次远征，中国远征军入缅10.3万人，经过浴血奋战之后，只有4万人安全撤离，大部分人因为饥饿、疾病死在缅甸的丛林里。　　1943年初至1945年3月是第二次远征。以第一次远征后撤退到印度兰姆伽的孙立人的新38师，加上从缅北野人山脱险入印的第5军一部，和国内空运来的三个师，组建了中国驻印军。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军伤亡1.8万余人，歼灭日军4.8万余人。　　中国远征军的胜利，重新打通了国际交通线，使得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运入中国，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中国远征军了解越深入，让李林平对这支军队越敬佩。尤其是孙立人将军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屡克强敌，战功卓著，被称为“东方隆美尔”。　　李洪芳参加的是第二次远征，而他加入的部队正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38师。　　在了解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李林平还发现了一些父亲刻意隐瞒的地方。　　在父亲自己写的材料里，加入远征军被描述为“被国民党抓壮丁”，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李林平后来问过本市一位曾经在儿童保育院上过学的老人，她说，当时保育院的青年都是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主动参军的。“他们走的时候穿着军装，从车上把学习用具往下扔，场面很感人。”　　通过寻访，虽然理解了父亲所做的一切，但是对50岁的李林平来说，有更多的细节仍未知晓。　　1937年，山河破碎，10岁时的父亲已是家破人亡，他是怀着怎样悲痛的心情一路从安徽颠沛流离到四川，个中的心境他从未提起。　　1944年，抗战后期，16岁的青年为何冒着赴死的决心参加远征军，同样没人知道。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