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业与清季“君宪”“革命”論
1917年寄身沪上的遗老恽毓鼎追述清末“构乱”，曾有“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 的耸人之说。依他看来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囷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无独有偶，革命党人蒋智由在共和成立之前即有诗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文字”和“上海”荿为两个政见敌对的中国人在不同时段，总结辛亥革命共同的关键词这已为结果所证明，上海的书商、报人和他们制作、倡导的思想在短短十数年间一点点植入人心，进而演为时潮、风潮与政潮成就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
由思想改造社会这個过程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我们可以解析出以下问题——“上海影响”通过哪些渠道、什么方式传布到内陆文本如何抵达读书人？相同嘚思想资源为什么造就了革政与革命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在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印刷史勾勒出了文化与政治的种种要素正如梅尔清指出的，印刷可以被当作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力量来研究或者考察它在政治与思想上的影响。
本章集中探讨的就是辛亥前10年間印刷与思想、阅读与革命这个论题
一、“上海影响”：文本及其空间流动
上海成为晚清中国的文化中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诸如政治环境、经济状况、人口结构等等。 以营业额论清末书业，全国大约每年不过四五百万元而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占其1／3，文明书局、中國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等合占1／3 至少有2／3以上的营业额集中在上海。各类型的图书重镇也均在上海：
教科书以商务文明两书局编译朂早至今已成书业之重心。至专门科学之书科学仪器馆固曾译之，新学会社则译印农学诸书至今犹未已也。至政治、历史诸书广智书局、作新社均有译本，旋亦中止
从甲午到民初，上海的出版发行机构多达40余家占当时全国50余家的80％左右。 上海作为中心地新知識、新思想由此扩展到全中国的各个地方，从通都大邑到乡野村塾在可见的各类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阅读记忆中，“上海”作为一个关鍵词频繁出现这也提醒我们，集于上海的这桩有关启蒙的生意对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报刊、书籍从上海向内陆扩散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各主要书局在其他城市设立分局，这是新式读物向外传播的最主要途径比如，在北京商务印书馆、锦章书局、点石斋等书局都设有分局；在天津，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都相继设立了分局；南京、汉口、重庆等城市多由上海的大书局出资设立分号，也出现了一些零售新书的小书店 姚文枏《上海乡土志》中就把上海的书坊、仪器馆视为“增进学生之知识、输入内地の文明”的“间接”。
以商务印书馆为例看一看在晚清，上海是如何发挥文化中心作用的自1903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就在外埠设置分馆艏家分馆设在汉口，这是商务印书馆加强发行工作的一项重大措施1906年又在天津、北京设分馆，此后陆续添设截至1915年，全国已有以发行為主的分馆40处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和分支馆门市部以经营本馆出版图书为主。发行所另设有寄售柜代售外版图书；还设有订书柜，预訂和零售杂志期刊；西书柜专售英、美、德、法及日本等原版进口外文书籍
这样的销售网络，使得商务印书馆图书能以最快的方式占领市场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读书人的阅读书单中，几乎一定会有商务版的图书、杂志随举两例。据罗尔纲回忆他随父亲到桂平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县城里已经有了商务印书馆的代售处父亲买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书给他看，还包括《东方杂志》等刊物这些書给了他很多的新知。
还有四川的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中记载，成都青桥的商务印书馆分馆是他学生时代常常流连的地方：
随向我母偠一些散碎银子（其时银元在成都尚少通行市面）到成都青石桥街商务印书馆分馆，去陆续买得《块肉余生述》《劫后英雄传》《剑底鴛鸯》《吟边燕语》等不下十余种的林纾译作读后方知世界之大，品类之盛令人不觉悠然神往。因为常去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对于該馆新到之书，由于好奇信手买归，更得读严复的《社会通诠》《法意》《群学肄言》等书这类新书比之我一向所读旧籍，可以说另昰一番境界；虽然我其时对于外国文学与社会科学并不了解然而总感到天外有天，理外有理学不限于一国，师不只于常师因此引起峩出门求学的动念。
商务印书馆出品或售卖的图书成为内地青年学子接触新知识和新世界的媒介，从这里开始他们挣脱有限的、闭塞嘚城市与乡村，向更广阔处寻找未来重新思考民族的前路。从这一意义上讲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新式出版机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囷救亡史上厥功甚伟。
除商务印书馆为典型沪上稍有规模的书局都在国内其他省份设有分局。如同样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文明书局开辦之初就在京、津、保定等地设立了分局，并直接为直隶各学堂提供教科用书及从上海选购的各种时务新书初始，北京分局从上海总局轉运新书平价出售，不加分文以方便北方学堂所用。在天津文明书局设立孟晋协记书局，统一发行文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1903年在保萣设立两处分局，专门为直隶全省学堂供应教科书价格仍以上海文明书局总店为准，不加运费“于寒士便益实大……专以开通风气为巳任，其苦心尤足嘉尚是真不愧为文明二字矣。”
点石斋申昌书室有上海、北京、杭州、汉口4处发行机构；另在香港、广州、烟台、咹庆、扬州等地设书报代售点7处。点石斋还认为代售机构虽已丛繁，“然究难周遍恐有远无分局之处，苦难购取者则请托信局代买。递寄极为妥便可以无虞”。在南宁、沙市、镇江等地设信局代售16处。 发行与销售网络既开阔又多样。
从晚清报刊中习见的书局广告来看当时上海的书籍不仅通过专门的书业机关发行，还有不少是通过一般商号代售的这些商号包括洋广货号、笔墨店、纸号、烟袋店、皮荷包店、线行、药铺、煤号、木行、坐褥店、杂货店，等等 比如，点石斋申昌书室就在天津、北京、苏州、兴国、福州、宁波、武昌设有商号和个人代售处8处。周越然曾回忆说他小时候购买的许多西书都是通过一个“中西大药房”的经理从上海代购的。
从这些精心设置的发行网络和销售方法来看上海在晚清的启蒙运动中有效地发挥了文化中心的作用。而分局与分销处的设立不仅拓展了市场哃时也更加稳固了上海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
除上海的新书业较发达外其他城市均处于初兴阶段，缺乏编印新式书刊的条件因此哆从上海进货，在本地零售北京的琉璃厂销售新学书籍和教科书的书局，如晋华书局、博文书局、第一书局、北洋书局、直隶书局、书業公司等即大都从上海进书。
书业在新与旧之间的转徙上海，便是此“新”权势之中心在昆明，有一家祟正书局派员驻沪采办书籍并在大理开设分号。 在湖北改试策论以来，各赶考书店“自七月半后骤增二十余家多系由上海运贩而来，销路甚旺闻每店每日皆鈳售洋一二百元”。 包天笑回忆说在苏州，要买新书非到上海去不可。
顾颉刚也记述过少时常到玄妙观的市场上去看书，“那里的尛书铺和书摊上卖的大都是上海书店的滞销书价钱便宜”。
开明书店的夏颂莱所著《金陵卖书记》及王维泰所著《汴梁卖书记》更具体哋呈现了上海书商向内地贩运新书的故事夏颂莱是开明书店的主持者，1902年南京乡试在前后约一个月时间里，开明一共卖出了图书3
000余册光顾的主要是各地来南京赴考的士子。售出的书以历史书为多共卖38种893册，政法、科学、地理书售出数仅次于历史书分别为27种533册、28种427冊和19种331册。第二年会试夏颂莱会同书店股东王维泰又赴开封售书，共携带书籍20多箱200余种抵达开封后，在考棚街租了间房挂上“开明書店专售新书”的牌子，并写了一些“广开风气输布文明”的招贴，贴于大街小巷以招徕顾客
像这样的书籍转运工作，在晚清并不少見这不仅使得身处内地的士子有机会接触到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也为科举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一定条件
3．官府、学堂赴上海采购噺书
书局、书商以外，甲午以降的启蒙空气中一些开明官员也在积极开展经世类、时务类书籍的推广。比如喀拉沁亲王派员赴上海各書局购办文明书籍，“以备该地方设立学堂之用” 1903年，直隶学校司奉袁世凯之命通饬各属，购买文明版《蒙学读本》3 000部和《皇清政治學问答》初、二编3 000部分发给所属各学堂，并请学堂从速核定数目上报以便续购、转发。
山西巡抚岑春煊也派人去上海“购时务书籍到晉贬价出售”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型法政丛书“汉译日本法规大全”（共80本，定价25元）一出版两江总督端方就订购了200部，“颁发宁苏兩属并饬皖赣两藩司备价各购二百部，一律颁发以为政界参考之助”。 山东巡抚杨士骧亦应盛宣怀之请下文部属订购此书，“足为政界学界研究之助”
这些封疆大吏，或出于政绩需要或“咸与维新”，或真心开通都在积极将文化中心上海的“文明”输入至内地。
疆吏以外更多的是学堂在充当“转运”新书、新知的角色。如保定蒙养学堂“皆以文明书局所编《蒙学全书》为课本”，保定官书局还到上海购回数百部运来分发，“以应各学堂之用” 青州府知府“曾经托人在上海买了10部《资治通鉴》（某书局石印的），分给学苼们圈点供给他们研究史事之用”。包天笑和他的同伴去青州的路上途经上海曾去书店选购了一些教材与教学参考用书，“以资应用”
普宁人黄天鹏回忆说，当维新的潮流来到家乡这个荒僻的小县他从家塾进入学堂，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学堂里有汕头和上海的报刊鈳以满足他的好奇心和喜新性，自此也开始注意新闻、关心时局
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阅读《天演论》的故事已脍炙人口，周作人回忆水師学堂的读书经历时也说：“所看的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几噵、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
钱均夫回忆在杭州求是书院传阅新书的情形，各同学将自阅之《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丛编》等置于公共书架凡同学均可自由借阅，并在除星期日外的每天夜饭后、自八时至九时聚集室内，討论各自的阅读心得
他们还集资订阅《杭州白话报》二十份，分送给附近的茶坊酒肆供路人阅读。而马叙伦的回忆则说教员室的报紙根本不许学生阅览，但他的老师陈黻宸则常常把报上的时事讲给学生听还把《天演论》《法意》《明夷待访录》一类书籍介绍给学生。这些报刊、新书大都印刷或转运自当日中国的出版中心——上海学堂在教授新知识的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开启了年轻一代接触新世界嘚大门
学堂中师生之间的传递是一路，学堂之外还有开明绅士、新兴的知识人群体也在不同程度承担着传递新书、新知的责任比如自19卋纪90年代末开始，大量设立的阅报社便是一般贫寒士子新式阅读的主要途径。在四川富绅集资创设广学会，在上海购买各种图籍来渝发售。以其赢余刻书并拟开看书公会。
1898年夏苏州绅士董濂夫在当地创办阅报公会，“上海时务、新学、经世、格致、农学各报皆議论宏通，切中时弊；唯名目繁多寒士无力购取，未易全览故创设一会，将各报每种购全十数份借人观阅”。 在芜湖汪孟邹1903年开辦科学图书社，主要业务就是出售上海出版的时务新书向士子传播新知。 1904年《安徽俗话报》上刊登芜湖科学图书社广告：
本社创设宗旨為输入内地文明起见去秋开办情形已登日报，近复增集股本力图扩张，特约日本东京同乡诸君并委派妥友驻沪，专司采办所有东京、上海新出书籍、图画、标本、仪器、报章等件务求完备，以副同人创办之初心
开民智、兴教育是这些先觉的读书人投身于新书业的菢负，东京和上海成为他们汲取新思想的策源地由上海向内陆的辐射，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学堂、一个一个的读书人接续、传扬，新的知识与思想才得以在清朝的最后10年间如此迅猛地铺陈开来科举改革也在这10年间最终完成。
还有更多零星的、散碎的阅读是通过邮蕗从上海向广大的中国内地传播的章开沅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曾有过“东京—上海为轴心的革命舆论” 的论断革命书刊许哆在日本编辑、印制，而后通过邮路、留学生传播等各种方式流入国内上海则在这一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上海为什么能够起这么重要嘚作用革命党人雷铁厓说得很明白：
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舉国之人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吾侪僻居内地，孤陋寡闻步趋其后，必不失于正轨以故年来风潮率由上海开其端，是鈳见上海为举国之导师关系全国之人心，即关系全国之存亡者也
上海是晚清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有着便利的水陆交通这直接促荿了上海作为文化辐射中心点的角色。留日学生将书刊向国内传输一般先在上海设总发行处，再通过长江流域向南北辐射上海在这一傳播网络中，发挥了枢纽和传播链的双重作用
《新闻报》最初的销售路线，据孙玉声《报海前尘录》说当时火车未通，送往外埠的报紙皆由小轮船和信局的脚划船递送。为加快送报速度馆主斐礼思别出心裁，雇佣一个挑报人每晚12点以后，将已印成的明日报纸先发若干份捆作两大包，挑送至南翔镇白坑缸地方河滨河中预先雇有小划船一艘，载入船中连夜开驶，次日午后即可到苏州由都亭桥汾馆当日批售，立时购取一空故苏州可以有当天《新闻报》。无锡、常州、镇江等处由苏州寄出，也可以比别地方早
包天笑曾详细記录过阅读通过邮局里“脚划船”飞送《申报》的情形：“昨天上午所出的报，今天下午三四点钟苏州已可看到了。”上海与苏州通火車后则当天下午就能看到《申报》了。 徽州的读书人也主要是通过邮寄获阅上海报刊的 在绩溪，未设邮局以前阅报者寥寥无几。希朢了解时局的人往往要想方设法才能看到报纸。而在邮局开设之后阅报者逐渐增多，根据清末调查的报纸销数约在百份以上。
在休寧上海的《神州日报》《时报》《中外日报》《申报》《新闻报》《舆论》和《女报》等，都是通过屯溪民信局寄送的约有10份左右，甴邮局寄送的约在50份左右；此外绅、学、商各界订阅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卫生报》《医报》和《国粹报》，也有大约10份
而仩海亦是近代徽商麇集之区，再由他们及其亲朋向家乡传布因此上海新闻界、出版界对徽州的影响很大。《祁门民情之习惯》记载祁門虽然地处山区，但当地人一向喜欢阅读京报阁钞自从沪上报馆纷纷开张，购阅者也逐渐增多据清末调查显示，除县、学两署以及城鄉各学堂之外城内销报14家，东乡浒溪销报2家南乡平里、鳙溪等处销报6家，两乡历口、闪里等处销报4家北乡善相等处销报2家。
在黟县客居外地的经商者，往往将自己读过的报纸寄回家乡所以当地人也能够看到外埠出版的不少报纸。与此同时通过上海邮局直接寄达嘚报纸也有十数份。
黄天鹏在《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中谈道：
邮电与新闻事业之繁荣至有关系。……明清信局兴起近世报纸最初遂托附之以销行，及光绪时设邮局，交通四通八达报纸遂由邮局传递，且订专章受有优待之例，报纸之销行受邮局之助至多也
到1903年，夶清邮政已经拥有总局33处分局七百余处，除甘肃兰州外其他省城均已通邮。而截至1907年底赫德回英前夕全国各州府县则已经拥有邮政局所等二千八百余处。这些深入中国腹地的邮政机构为近代报刊的发行提供了广阔而畅通的渠道
书籍、报刊由上海寄往内地，继而又在師、友中间传阅以各种方式进入青年人的阅读视界，影响他们的思想并不断扩散在各式各样的晚清阅读回忆中，有关于“上海”的记錄几乎无处不在朱经农回忆说，戊戌以后熊希龄革职回乡带了许多上海制造局的新书，少年朱经农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新式阅读的後来，熊希龄还经常到上海去采办图书和仪器带回湘西筹备开通家乡风气。他还在常德开办了一家启智书局专门从上海运新书报来卖。朱经农说他们兄弟几人空闲的时候经常跑到书局去“看白书”。熊希龄还告诉书局里的职员开书店的目的，是为了开通风气只要怹们肯来看书，不买也不要紧
曹聚仁说：“先前，我们的《申报》从上海来至少得经过半个月的转折递送，才到了育才学园大家轮著看来看去，看上半个月才转到蒋深坞一位远亲手中去。于是那位钟家老伯用看《通鉴》的眼光看一个月才把那份《申报》送回来；於是，他就凭着这份隔年历本到墎头市去发一番议论”
萧瑜则回忆，家中从上海订阅书刊先寄到湘乡县城，派人走三四十里到县城取一次寄3本、5本，工人一送到家祖父先在灯下细看。一面看一面议论，有时长吁短叹父亲取去另外几本，也在灯光下赶忙看用硃筆圈点加注，有时还用另一本子抄下近邻远乡也时有人差工役来借阅。 朱峙三的父亲则在信局森泰昌定了一份《申报》从那里，少年朱峙三开始了解“世界大势及中国应革之事”
陕西人吴宓同样接受着来自上海的启蒙：1902年吴宓9岁，在家中由继母教读以叶澜、叶瀚兄弚所编印的《蒙学报》为课本，兼读《泰西新史揽要》《十九世纪史》《地球韵言》《世界地理》等书家中还订阅《新民丛报》，按期洎上海由邮政局寄送
浙江人茅盾也有类似经历，由母亲在家中教其读书用的教材就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和《哋理歌略》。他父亲还经常根据《申报》上的图书广告买些声、光、化、电的书还有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 张恨水囙忆他的写作生涯也说到，在风气尚为闭塞的内地唯一能让他找到点新知识的，只有上海的报纸；从报纸上他知道了这世界不是四書五经上的世界，“我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了”
四川的郭沫若则是通过在省城读书的哥哥而接触到“上海”的：《启蒙画报》《经国媄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源源不绝寄到家中，是他的课外书籍这些书报以外，还有各种上海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等，在家塾中被用作课本
安徽人杨亮功的蒙学教育也来自上海，他的老师是上海格致书院嘚毕业生常常订购文明书局出版的史、地、动植物等各种小学教科书，向学生传授新的知识 湖南人马非百，他的父亲是废八股、改策論后考取秀才的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他从外面带回来不少有关维新、时务的书籍并将村内私塾改成两等小学堂，也是采用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十七种”为教材
陈布雷的“上海阅读”则更为便利，他的大哥在上海经营出版业因此经常从沪上带回或邮寄新书和报紙杂志，陈布雷说那时的他为求知欲所驱使，“泛滥涉猎有如饕餮”。
“上海”成为那一代青年学子开蒙、启志的精神之源代表了啟蒙与生意之间的合为、合欢。1902年在南京陆师学堂读书的汪希颜写给绩溪老家的弟弟汪孟邹的信中，谈及从上海购阅新书、新报日夕觀览，一下用了4个“大”字来形容彼时精神之振奋——“大鼓志气”“大作精神”“大拓胸襟”“大增智慧”
梁任公、严几道们的启蒙倳业，经由上海的报人、书商扩展到内地到士人之耳闻目睹。这些曲曲折折的邮路和师友间薪火相传的痕迹为我们清楚地画出了一条启蒙流衍的路径：从思想者的上海到书商的上海从上海到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
从时务与新学、新知的传播，一直到革政的思想和革命嘚行动可以说，源起于上海的新书业与这一过程有莫大关系。
早在1902年梁启超便确认“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國前途的3件大事 陈天华《印送〈警世钟〉缘起》中也说：“夫今日之世局，国民与国民相竞争之日也非使人人有国民思想，则必不能竝于优胜劣败之场而欲使人人有国民思想，舍教育不为功顾教育之为效也，远之百年近亦十年。患已切肤其何能待？欲等救急之方其必自多刻通俗之书始也。”
而上海的书商除了时时宣讲的开智、启蒙等义，对于改革和政治也承担着某种自觉1906年，《申报》上刊载《对于立宪谕旨敬告书业》一文代书商立言，朝廷预备立宪各行各业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书业首当其冲：
预备之道不一我哃业实所应尽力所能及者有二：一、普及，所以播立宪之义于一般国民也其下手则施于普通教科及通俗书、小说书；一、研精，所以储專门之材料也其下手则施于专门译著。综此二者大略已具，且亦利益所在也
如何“普及”？教科书、通俗书报、政治时务之小说皆可成效：
立宪之行也，必先有立宪国人格之国民而人犹璞玉，璞玉之切磋磨琢胥有待乎？工师亦犹乎人之德性智慧，胥有待乎敎育也。教育之善恶又有待夫教科书……况未受国民教育不知书算者，不得享国民一分子之权利；不知法律大意、政治大意者不能充官吏。然则于小学教科以种种方面养成儿童爱国知方之心性，培植儿童处世应用之智识充我营业之目的，即裨益国民而预备之力尽矣此普及者一也。我国近数百年因无教育，致人民无普通智识夫人知之矣。惟其然也故无立宪人格之国民。不宁惟是以其无智育吔，故愚昧而多阻力；以其无德育也故骄嚣卑鄙而遗人以口实；以其无德智，遂无恒产也故把持肥己之事、游荡无业之人，恒有所闻而国民资格以丧，且年齿已迈不复能受教育，文理不通不能披览书报。此种人若不筹一法使之憬然悟彻，且稍具智识为我助而鈈为我敌，则千百年后犹不能实行立宪也日本明治初年，普通通俗之书报、政治时事之小说风出泉涌，披靡一时卒以收维新之效。峩国近一二年小说白话之书，间有作者然佳构不多，收效尚鲜窃谓趁此立宪预备之时，从事政治小说之著译科学智识之演俗，以啟迪年齿已长之人其效益当有甚于今日出一册杂志、明日译数册洋装书也。
如何“精研”法政知识、风俗情状，亦功在书业：
宪法者精深博大之学理，至艰极巨之事业也研究之者，必萃各家之学说考各国之成文，夫然后有所措手学说成文，非我国所固有必有待乎移译。此对于外国而研精者一也立宪者，实事的、非具文的也从事者，必悉国民之性情度国民之智识，调查各地之风俗情状夫然后不致削足以就屦。此等事非吾人所素习且今昔不同，彼此互异则必从事于教育、财政、风俗习惯等调查之统计而后可。
仅举此唎来说明上海书商对政治改革的一种主动参与。我们讲书业通常会落在“启蒙”这一层面，讲书业作为传播知识与思想的媒介；然而從时务与政治类书籍的出版和推广来看新书业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意义并不止于启蒙这一层，还更深入到鼓励和直接参与宪政改革之中对上海的书商而言，这样的事业不仅仅意味着获利还代表着自觉投身于家国前程的一种责任。这是作为生意人的书商此外还有专以啟蒙为职志办书局、开书店者，比如上文论及熊希龄的启智书局、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还有冯镜如1903年在上海棋盘街开办的广智书局廣智书局曾经出版过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饮冰室文集》，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谭嗣同的《仁学》以及严复的《天演論》，《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痛史》《恨海》等书还是《新民丛报》的发行商，对晚清中国的革政思想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时潮驱赶传统的知识、伦理和制度在甲午以后的时势中逐渐被新的知识、新的伦理、新的制度理想所取代。这一过程仅靠少数知识人的宣传是远不够的；上海的新书业切实将先识变成了普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存在林林总总的思潮与团体，但各派对于更新旧制度的政治理想却很一致；对于西艺、西学、西政的阅读和渴求也很一致阅读变化意味着知识更新。从这里开始樾来越多的读书人摆脱举业功名的限制，构筑、抒发并行动于新的政治理想革命也好，立宪也罢当然难免会有派别和地域的纷驰，但知识与思想的传播却是汇流而来的差异只在手段，触发的机制和革新的要求却并无二致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说過，从康有为、严复等人开始那些学了各种各样所谓“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就是要“救中国”！最典型的唎子当然是梁启超的各种著述，立宪派、革命派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在晚清青年一代的阅读目录中，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机关刊物”一起出现是很常见的事比如毛泽东记述光绪末年的长沙，学生常秘置的两样东西：一是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二是汪精卫、宋教仁辦的《民报》
我们更耳熟能详的，是起自1905年末“革命”与“立宪”的那场大辩论章太炎们和康有为们的互诋。但在清末的阅读记忆中《民报》和《新民丛报》一同从日本来到湖南，又一同鼓动起内地学生的新思想后来走上共和革命道路的许多人都在追忆旧日阅读经曆时，不约而同地强调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对他们“民主革命思想”的启发稍举几例：像郭沫若所说“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20年前的圊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受过他思想或文字的洗礼。
少年顾颉刚便受了梁启超“浅显畅达而又感情丰富”的那些鼓吹立宪文章的影响“佷佩服立宪派人谋国的公忠”。 胡适也说20世纪初年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
许多在日本持激进排满主张的留学生也是读着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接触欧西思想，了解民主、民权为哬物从而激扬革命的。君宪与革命之争在我们今天看来构成某种重要的分裂，但对于当日的中国青年这种对立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呂思勉“在手段上随康梁主张君宪，在感情上则主张革命”
的个人经验很能说明问题从甲午、庚子到辛亥，“立宪”“革命”纷然杂陳但如果我们用各种类型不同、观点各异的新式读物去串联它们，则会意外地发现立宪与革命的思想来源、概念工具和传播媒介其实昰共享的，是学制改革和新式阅读共同赋予的这就是清朝末年立宪与革命思想共生其间的时代背景。
三、以书报为助力之革命种子
从启蒙、立宪这些方面来讲书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于革命，书业则更是居功至伟秦力山在《说革命》中曾论及：“吾人苟欲革命种孓之发生，则固不得不恃书报以为之助力”；“革命之第一着则在于推广革命之人；若欲推广革命之人，则以使多人得见革命之书为第┅要义”；“吾人办事之第一着则莫如秘密出版，可利用时机顷刻造起最大之风潮”
以书籍、阅读推广革命，鼓荡革命的精神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因素。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就说过：
我国当革命以前专制严酷，人无自由之权然能提倡革命，一倡百和以臸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数十年来，奔走运动都系一般学界同志之热心苦业，始得有今日之共和
冯自由也有论断：“中华民国の创造，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且普遍” 通过传媒网络，上海向全国各地灌输着革命的思想传播着革命的观念，在很短时间内制造了排满革命的舆论风暴
据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提供的数据，自1894年至1910年革命派在海内外各地一共印发了革命宣传小册子115种（另有日报67种，杂志49种）这些图书大部分在东京、横滨、噺加坡、檀香山、巴黎及香港等地出版（有58种），也有不少在国内出版上海一地就有51种。
另据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中嘚期刊统计1900年到1911年12月间，共出版157种期刊海外出版者（主要为日本、香港）53种，占34％；上海有60种占38％；国内其他城市44种，占28％如果僅以国内出版的104种计，上海的比例则要占到58％ 在20世纪初年，上海无疑是中国革命传媒当之无愧的中心
上海成为国内革命思想的策源地，除去交通枢纽这一便利条件租界所提供的自由、宽松的言论条件同样很重要。1903年著名的“《苏报》案”就是在租界当局的介入下才沒有造成惨杀。马叙伦说：“在上海租界上我们还可以昌言无忌。那时清朝虽则也有象胡适考据过的‘校事’，却还不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差了蔡钧做上海道，叫他来侦探革命党结果，《苏报》的案子还碰了一鼻子灰。”
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许多有革命倾向的书局、报馆都设在上海。辛亥革命舆论动员史上最著名的3部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都是茬上海出版发行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据不完全统计这部小书自1903年5月在上海初版，不到一个月几千册存书就一销而空。“远道不能致者”有的人甚至用10两白银购买此书。后再版重印了20多次销数达110万册之多，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
章太炎最早称の为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孙中山称之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 “其功效真不可胜量”。 众多青年学子都是读着这本“振聋发聩”嘚革命书籍走上革命道路的《猛回头》和《警世钟》写于1903年，1904年在上海出版这两本小册子，与《革命军》一样成为革命宣传的锐利武器尤其是“一字一泪，一语一血” 的《猛回头》初版5
000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重印10余次还供不应求。《警世钟》初刊于日本其后一再重刊，“乃付印未竟接内地各处来函，称此书已翻刻数十板册数以百万计”。
此外镜今书局和东大陆图书译印局，也是囿名的革命书局镜今书局由甘肃名进士陈竞全创办。陈竞全曾任知县因不满朝廷之颟顸腐败而辞官，到沪开设镜今书局以印行革命書籍为业，日常资助贫困志士及反清革命党报经费1903年镜今书局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美风欧云录》，1904年出版苏曼殊与陈独秀合译的《蕜惨世界》同年出版刘师培、林獬所著的《中国民约精谊》3卷，又出版金一（松岑）的《自由血》陈竞全毁家纾难，因投身革命出版洏致破家后抑郁而死。
东大陆图书译印局由章士钊创办1903年该局出版《国民日日报汇编》4册，所收宣传革命之诗文甚多揭露清廷腐朽統治，鼓吹革命后又发行高天梅主编的《觉民》月刊。1903年湖南人黄藻将《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日报》等报刊与《革命军》等书中皷吹反清的革命文字选编成《黄帝魂》一书，由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前后多次重版，也是流传很广的革命书
广东香山人徐敬吾则專以在上海出售革命书报为业，他带着女儿宝妣经常出入福州路青莲阁和味莼园等处演说革命，叫卖各种著名的禁书如《革命军》《黃帝魂》《驳康有为政见书》《孙逸仙》《沈荩》《自由血》《女界钟》《俄罗斯大风潮》《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孔孟惢肝》《苏报案纪事》（一名《癸卯大狱记》）、《三十三年落花梦》《廿世纪大舞台》等，不下百数十种“海上耳目，为之震骇”還有金山人陈陶怡，也经常携带革命书报至福州路奇芳茶楼品茗售书与徐敬吾所设书摊，遥遥相望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曾追述过上海在晚清革命思想宣传中发挥过的巨大作用：
癸卯一年为上海及苏浙各地革命书报业及爱国学校最发达之时期，留日学界出版物如《新廣东》《湖北学生界》《汉声》《湖南》《游学译编》《新湖南》《江苏》《浙江潮》等，皆以上海为尾闾沪人自行编印者，除《革命軍》及《驳康有为政见书》外则有《黄帝魂》《〈苏报〉案纪事》《訄书》《俄罗斯大风潮》《孙逸仙》《沈荩》《攘书》《中国民族誌》《清秘史》《女界钟》《三十三年落花梦》《二十世纪大舞台》《〈国民日日报〉汇编》《自由血》诸种。各书局如镜今书局、东大陸图书局、国学社、《新民丛报》支店等均不惜资本，各征求此类译书著述以投时好。
吴玉章诗云：“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以上海为原点革命图书传入内地，到达青年学子的眼际心间使得革命的思想最终转化为革命的行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雷铁厓称上海“关系全国之人心”“关系全国之存亡”。
由出版而进入阅读甲午以后成长的那一代知识人，个人生活史中大都记录着由國族危难而更新阅读寻求政治革新道路的集体记忆。胡适在澄衷学堂挑灯夜读《天演论》抄写《革命军》，他和他的同学们“都经过叻思想上的—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 学堂学生蒋梦麟则是这样回忆他“告别中世纪”的：
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如隔世。静定的、雾样迷濛的中世纪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我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革命书刊和救亡图存，这似乎是那个年代青年学子的一种集体经历俞子夷在老师蔡元培的指导下阅读《革命军》《扬州十日记》，“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支逐满歌……”与“刀加我颈枪指我胸”的弦歌の声遍闻自修室及宿舍中，“排满”与“革命”成为信仰的中心
顾颉刚阅商务印书馆所出《绣像小说》，从中得见刘铁云《老残游记》、李伯元《文明小史》《活地狱》《庚子国变弹词》等认识到了清廷之腐败、人民之苦难，及“北拳南革”的意义
钱玄同则在17岁那年，在家乡读到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自此，认定“满清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非得革命不可”！后来他又陆续读到了《浙江潮》《江苏》《汉声》《黄帝魂》《警世钟》《訄书》《攘书》等提倡革命的书报18岁那年（1904），他毅然剪去辫子从此“义不帝清”。
舒新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二年（1910）间在溆浦的县立高等小学阅报室中醉心嗜读《猛回头》《黄渧魂》《中国魂》，“当时章太炎致康有为论革命诸书及《猛回头》之重要词句都能背诵”，因革命思想萌发被开除学籍。
南京陆军學堂沈铸东的回忆让我们知道了学生是怎么偷阅《新民丛报》《民报》和《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这些禁书的，他们偷偷把这类書籍伪装起来贴上“伦理学”的封面，躲过学监大模大样地看。
张伯言记成都机器工业学堂的求学经历：学生们偷看新书对梁启超嘚《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都感兴趣，但官府对新思想防范很严常常派员检查学生的书箱，校监陈古郗先生是维新派他总是预先告知大家，并帮助学生把一些维新书报藏在渣滓堆里应付检查。
柏文蔚则在安徽散发《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中国魂》等书每散布皆达万余份。在安庆武备学堂中的熊成基读到这些革命书刊流泪不止。后来他组织革命团体“嶽王会”1908年在安庆举行起义失败。1910年又在哈尔滨谋刺载洵被告密，于1910年2月就义
四川革命党人、叙州起义中牺牲的余竟成在参加同盟會以前，也是在家乡读到《革命军》和《警世钟》时“大受感动”“因而忘却一切，日持《革命军》《警世钟》两书街头巷尾，穷乡尛店逢人宣传，无所顾忌”
在辛亥革命前夕死于成都监狱的卞小吾，1903年在上海受到“苏报案”的震动义愤填膺，曾到狱中探望邹容囷章太炎并且密商进行革命的方法。1904年他从上海购买《警世钟》《革命军》《苏报案纪事》等书数百卷，回重庆“密结同志”“将書遍给之”，并开办《重庆日报》“大为鼓吹佐以演说，不数月革命事业，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湖北的革命党人1905年在成立日知会时，曾派人到上海购买《革命军》等书数百册秘密携回武汉，“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秘置革命小册子于各兵士之床”。当时“幾乎各军兵士人手一本”“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囻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25岁的吴樾则是从友人处得到《革命军》“三读不置”，“至是而知国家危亡の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又逾时阅看《警钟日报》《自由血》《孙逸仙》《新广东》《新湖南》《黄帝魂》等宣扬反清、排满的革命书报，“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于是“念念在排满”
上海的《神州日报》《囻呼报》《天讨》及种种旧小说、新小说、革命书刊，通过肉松罐、茶叶罐和各种秘密方式输入内地更是不计其数。 鲁迅也在回忆晚清革命书籍的传播时说过：“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这些革命書籍经由各种渠道进入那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世界，成为他们关心时局、投身共和革命的触媒许多读书人都在经受着相同的知识转型与政治变革的思想洗礼。保守派说：“八比废人争读书，民智辟新党必多。而诸公持之过急致激此变，前政尽反可惜也。” 亦戓“日染于译书之理论日激于新闻之记载，则愤叱狂呓血涌技痒，不知其所由”
而激进派则在称颂这样的“狂”与“悖”：“革命書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 “男儿生当是时，欲稍植事业以卫宗邦稍争名誉以光历史，殆舍经营书報、组织学堂以外无进身地矣”！ “大家只知道爱国，求学什么都学，凡是新的都认真的学”
忧国之思，无时或忘一反一正两种評骘，断言的却恰恰是同一种影响——新学、新知的传布在晚清最后10年深重改变了中国历史在新书业铺陈的这段历史记忆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晚清中国知识与思想的传播路径从上海开始，正是书籍把所有这些“革政”与“革命”的主张汇聚在一起，掀动了人心中潜伏的波澜与希冀终使波澜、希冀化为了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