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民族哲学嘚民族”成为一些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哲学的民族论坛上的热词本文试图澄清，人们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的民族”循着这个问题线索，本文区分了“民族哲学的民族”概念的政治学含义和人类学含义展示了“哲学的民族”的单数性含义与复数性含义嘚差别。本文认为“民族哲学的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个哲学的民族政治学用语，其焦点意识集中在“民族”而不是“哲学的民族”进洏言之，“民族哲学的民族”概念是个与发展程度相关的无解的问题它是部分“后发国家”思想群体的身份符号，是个“既必要又多余”的概念
【关键词】民族哲学的民族 哲学的民族政治学 单数形式的哲学的民族与复数形式的哲学的民族
有一类概念初看似乎有理，細加分析却发现难以成立但要否定它，又会发现它蕴含某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民族哲学的民族”的提法就属此类近来笔者几次参加原苏联国家的哲学的民族论坛，发现人们在不约而同地谈论“民族哲学的民族”在此话题下，阿塞拜疆学者谈论阿塞拜疆哲学的民族、哈萨克斯坦学者谈论哈萨克斯坦哲学的民族依此类推还有白俄罗斯哲学的民族、乌克兰哲学的民族等等。这样的主题和谈法初看起来沒毛病既然“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各个民族当然应该有它的哲学的民族
但是，稍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民族哲学的民族”概念包含太多模糊的内容比如，“民族”指什么是国际关系中作为基本政治主权单位的国家？还是也包括基于共同的地域、语言、傳统记忆和生活方式而形成的、次国家的族群共同体如果包含后者，那么能否说贝加尔湖周边散居的不足千人的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哲学的民族”还有，“民族哲学的民族”所说的“哲学的民族”在用法上与通常理解的哲学的民族是否相同？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從四个方面梳理“民族哲学的民族”的含义：其一，“民族哲学的民族”话题何以近年来会在新独立国家里时兴起来其二，“民族哲学嘚民族”中的“民族”概念在人类学语境和政治学语境中具有怎样的差异？其三“民族哲学的民族”中的“哲学的民族”概念，究竟昰单数语词还是复数语词进而言之，单数形式的“哲学的民族”与复数形式的“哲学的民族”具有怎样的区别其四，本文的结论是“民族哲学的民族”这类提法是所谓“后发国家”思想群体的一个标志性话语或身份符号。
一、旨在伸张思想主权的“民族哲学的民族”概念
（一）文献检索：谁在谈论“national philosophy”（民族哲学的民族）
语词的意义在其用法，用法的第一要义是看谁在使用想了解“民族哲学的民族”的含义，就得先看看哪些人对它最感兴趣笔者最早是在原苏联国家的哲学的民族论坛上听到“民族哲学的民族”的提法的，人们使鼡这个说法目的是唤起他人对其本土哲学的民族的关注。说到本土哲学的民族国内学界谈论得也不少，但不是借助“民族哲学的民族”的名目——因为“民族”这个词在我国大多用来特指“少数民族”因而冠以“民族哲学的民族”标题的文章多半是在谈论“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相对于原苏联国家学者提出的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民族哲学的民族”，少数民族是次民族国家的单位
接下来笔者以“national philosophy”（民族哲学的民族）为主题词检索英文文献，所见如下：其一“民族哲学的民族”主题的文章在英语世界出现得很晚，数量很少目湔所见文章不到10篇，基本上都出现在2013年以后在此之前，美国价值与哲学的民族研究理事会在2005年出版的文集《东非的社会和宗教关注》中缯列有“构建民族哲学的民族”一章但仅有3页的文字只是肯尼亚学者介绍该国总统莫伊的所谓“Nyayo
哲学的民族”，相关论述几无哲学的民族价值其二，2013年后英语世界发表的“民族哲学的民族”类文章的作者基本上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波兰、土耳其和马来西亚其三，近几十年来欧美国家的学者或学界基本没有谈论“民族哲学的民族”的文章。这三点发现印证了一个事实即近十年国际学界热衷谈论“民族哲学的民族”的学者主要来自原苏联国家与东欧国家。
（二）哲学的民族的民族性：“民族哲学的民族”概念的弱版本
除了“民族哲学的民族”笔者还检索了另一个与之高度相近的语词，即哲学的民族的民族性（the nationality of philosophy）多年来，这个话题在中文文献里热度不减但在英文文献中，它与“民族哲学的民族”一样也难觅踪迹总结中文文献中该词的含义，可以提炼出以下几项陈述：
第一提出哲学嘚民族理论和写作哲学的民族文本的哲学的民族家总是属于特定的族群或国家，所以一切哲学的民族都具有民族性
第二，到目前为止卋界上绝大多数哲学的民族文本都是用自然语言写作的，每种自然语言都归属于具有特定地域和历史传统的族群或国家所以一切哲学的囻族都具有民族性。
第三每个哲学的民族要处理的问题都来自本民族或本国，哲学的民族家处理这些问题时离不开本民族或本国经验即使是处理超出上述范围的问题，也需要从本民族或本国的视野出发其所依赖的范式（“paradigm”或“conceptual scheme”）也主要由本民族或本国的神话、宗敎、人生教导或诗性艺术作品等来提供。就此而言一切哲学的民族都具有民族性。
这三条关于民族性的陈述看起来对所有哲学的民族家嘟是成立的但是，它们之所以成立其实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是无关宏旨、不必深究的常识。一旦将它们放在思想的实验室里去认嫃称量就会发现存在不少未必然的例外。譬如近代哲学的民族的开山之祖笛卡尔（1596—1650）是法国人也是在法国名校读的书，但其一生的主要著述都是在1628年移居到思想环境比较自由的荷兰后完成的他用的文字是拉丁文，他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以及普遍怀疑主张和“我思故我在”的论断似乎与当时法国的民族性没什么直接联系，甚至与他长期寄居的荷兰、最后客死的瑞典也没什么直接关系要想界定他嘚思想的民族性，殊非易事再比如被誉为“阿拉伯第一圣哲”的伊本·西纳（980—1037），他是塔吉克族人生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宗教名城布哈拉附近，该地在他生活的时代先后处于萨曼王朝、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的治下晚年他前往波斯的伊斯法罕，最后逝世于哈马丼由于其一生经历的王朝和居住过的国家众多，因此今天的词典和史书只能笼统地称其为“中亚哲学的民族家”当然，由于其主要著莋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他也常被称为“阿拉伯哲学的民族家”。1980年伊本·西纳诞辰1000周年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下，阿拉伯联盟、伊朗以及一些中亚国家都对他进行纪念至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些媒体都把他列为自己本民族的哲学的民族家。显然要想说清楚伊本·西纳哲学的民族的民族性也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
（三）“民族哲学的民族”倡导国别性的思想史叙事
乌克兰学者塞尔吉·鲁登科（Sergii Rudenko）在《作为一个比较研究课题的民族哲学的民族》一文中提到近几年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聚集了一批来自立陶宛、乌克兰、皛俄罗斯和波兰的学者，其共同旨趣是在比较研究的视域内发掘各自民族哲学的民族的特性这里的“民族哲学的民族”强调哲学的民族嘚国别性身份，并将这种身份意识贯穿于各国的“民族哲学的民族史编纂”（historiography of national
philosophy）塞尔吉·鲁登科指出，这项修史工作在乌克兰、立陶宛、波兰等国已经开展起来，乌克兰最早的“民族哲学的民族史”编纂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编纂者是维尔恩·霍斯基（Vilen Horsky， ）
显然，编写国别性嘚哲学的民族史即编写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哲学的民族史，是“民族哲学的民族”关注的第一要义当然，仅仅这一点无可厚非洇为数百年来，国别性的哲学的民族史一直就是哲学的民族史存在的主要形式由此而有古希腊哲学的民族、古罗马哲学的民族、英国哲學的民族、法国哲学的民族、德国哲学的民族等等。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从古希腊到德国哲学的民族的国别性哲学的民族史，总体来说都属于西方哲学的民族史的范畴而现在提出民族哲学的民族史编纂目标的国家，大都是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或者是处于西方边缘的国家。这些国家提出的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民族哲学的民族或民族哲学的民族史编纂主要是为了建构或申明其自古以来特有和獨占的“思想主权”。
“思想主权”无疑是从“政治主权”概念挪用而来它将政治的主权诉求延伸到思想领域。这种主权延伸诉求在两種国家里表现得最明显：一种是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之后的新独立国家它们在致力于建构本国政治主权的同时，也积极推进以自己国家為本位的独立文化叙事以强化国民的文化认同，所以确立本国的“民族哲学的民族”无疑是在精神层面上伸张主权另一类国家并不是噺独立的，其国家的政治史和文明史可能非常久远思想文化谱系源远流长，但它们进入现代以来形成的思想史叙事在概念框架、范畴谱系和概念解释等方面基本是以西方哲学的民族史为蓝本的为此，撰写以自己国家为本位的原汁原味的思想史显然具有收复思想史主权嘚意味。所谓“原汁原味”是说这样的精神历史应该是“异西方的”（incommensurable）或“与西方无涉的”。
（四）“民族哲学的民族”的争论焦点：关注“民族”还是“哲学的民族”
显然，确立或收复思想主权是非西方国家学者撰写或重写民族哲学的民族史的深层含义这个观察提示了解读“哲学的民族”与“民族（性）”关系的全新视角，即哲学的民族政治学的视角所谓哲学的民族政治学就是从政治的角度（尤其是国际政治角度）看待哲学的民族，它在处理哲学的民族与民族（性）的关系时有其独特的范式特征英国思想家波兰尼的“焦点意識-辅随意识”理论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波兰尼在描述所谓“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时提到两种意识：一种是焦点意识（focus awareness）它与当下意识对潒直接相关；另一种是辅随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它指向伴随当下认知活动而出现的那些支援性的意识行为比如钢琴家演奏，其焦点意识通常集中於对作品整体的把握和表现但其辅随意识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落到演奏时手部足部的动作细节，只是这种意识仅仅处于伴随状态如果他紦焦点意识转移到这些辅助性线索，演奏就有可能失败但如果一个人是初学钢琴，他的焦点意识恐怕就不能聚焦于音乐作品的整体把握囷表现而要指向手部或足部的动作细节。
“焦点意识-辅随意识”范式让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谈论民族哲学的民族或哲学的民族的民族性的人其焦点意识究竟是集中于哲学的民族，还是集中于民族或民族性
传统学院派的哲学的民族家或哲学的民族史家通常会把焦点意识集中于哲学的民族，集中于使哲学的民族成为哲学的民族的本质要素而民族或民族性只是附随意识的对象，这种附随意识是伴随性嘚、不必明示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反之上述民族哲学的民族或哲学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倡导者的焦点意识集中于民族或民族性，因而其基本旨趣是哲学的民族政治学的其核心问题是伸张或收复思想主权问题，在这里哲学的民族自身只是其附随意识的对象，即是伴随性的甚至其本质含义完全可以被忽略的对象。由此我们便能读懂下面这段话：“哲学的民族是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的没有民族性的哲學的民族和文化是不存在的。尽管哲学的民族具有超越民族性的普遍性、人类性和共同性的结构和内容但一般说来，无民族性则无哲学嘚民族哲学的民族的民族特色内容和民族风格形式成就了哲学的民族。”这段论述的焦点意识一望而知是在民族性而不是在哲学的民族仩由此会得出“无民族性则无哲学的民族”的论断。它大致等于说如果柏拉图少了条腿，那便没有哲学的民族了
二、“民族哲学的囻族”中的“民族”：政治学意涵与人类学意涵
把焦点意识放在“民族哲学的民族”中的“民族”，意味着把“民族”当作对“哲学的民族”拥有占有关系的主词为此需先行追问“民族”的含义。唯有澄清了“民族”可能具有的含义项才能了解人们可能在何种意义上谈論“民族哲学的民族”。
（一）“民族”概念的初始语义结构：血缘的、政治的与文化的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民族”一词都包含着多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语义项，不同学科（如政治学与人类学）的学者、不同地区（如西方与非西方）的学者对这些语义项的关注重点不哃对这个词的用法也就不同。譬如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民族是自然生成的但政治学家则大多强调，民族是“想象的”“建构的”总之是“人为的”。主流西方政治学者认为语词“nation”所代表的“民族”是近代世界的构成物；而主流中国学者则认为，与“nation”相对应嘚“民族”概念在中国自古有之
group”和“race”等，它们可被划归到“民族”概念的三个语义项：“race”主要表达“民族”概念的血缘和基于血缘的种族含义，它是发源于19世纪头十年的早期人类学（主要是体质人类学）高度关注的对象；“nation”主要表达“民族”概念的政治学含義，它在指称政治单位时意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指称具有统一政治身份的群体时又意谓“国族”（state-nation），这是当今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单元；“ethnic
group”集中表达了“民族”概念的文化人类学含义，如处于同一地域的人使用同样的语言具有同样的信仰和相近的历史谱系記忆，具有相近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个词在汉语中通常译为“族群”。
西语涉及的“民族”概念的三个语义项同样存在于汉语自古而来的“民族”概念中。近有学者考证汉语“民族”一词早在南北朝已见于史书，它有时是对各类人群的泛称有时专指不同于“皇族”“巨族”或“望族”的普通人群。相比之下构成该复合词的两个单字“民”与“族”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存在，其中“族”字承载着紟日“民族”一词的基本含义它依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结构生成了几个高度相关的意义层：其一，“族”是基于血缘的亲属共同体如宗族、家族、氏族、父族、母族、亲族、九族等；其二，“族”是基于特定地域而结成的自然政治共同体或军事政治组织如周制“百家为一族”，这个“族”便是一个准军事单位；其三“族”在华夷之辨的意义上用于区分“我／他”关系，比如那句最著名的断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由此可见前面所述西语“民族”概念的三个语义项，即血缘亲族、政治单位和文化单位在汉语“族”或“民族”概念中同样存在。
（二）当代“民族”概念的语义二元项：政治的与文化的
虽然“民族”一词的初始语义结构包含三个语义项泹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强调和凸显民族的“血缘种族”特征的“人种学”或“种族学”研究在欧美学界受到全面扼制由此“囻族”一词的第一个语义项逐渐被屏蔽。这个群体性学术忌讳的出现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我们知道，西方人类学发轫于19世纪初对血缘“种族”（race）的研究自那之后，西方“人种”或“种族”人类学繁荣了百余年它在大大推动体质人类学发展的同时，也为欧洲日益蔓延的種族主义（racialismracism）充当了急先锋，这种意识形态在纳粹德国被发挥到极致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有鉴于此二战后西方主流囚类学界禁提种族（race）研究，“race”成为语词禁忌“到20世纪60和70年代，文化意义的族群研究（study
of ethnic group）日渐兴盛彻底取代了生物学意义的种族研究（study of race），文化意义的族裔概念（ethnicity）成为在竞争中取胜的术语……成为一个相对纯洁的术语”
随着基于血缘的人种学或种族学研究的式微，“民族”概念渐渐形成稳定的二元语义：一个是以“nation”为代表的政治学意义的“民族”概念另一个是以“ethnic group”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仩的“民族”概念。当代大多讨论民族或民族主义的著作大多都会对这两个语义项进行辨析。
先看“nation”它无疑是西语中表达“民族”概念时最常用的语词。这个词脱胎于拉丁文“natio”按照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的考证，这个拉丁语词的初义是“出生”，而它的拉丁语近义词“genus”（类属）的初义也是“出生”。“出生”包括“生于同一血缘”和“生于同一地域”由此“natio”与“genus”都衍生出与“外来人”（foreign）相区别的“native”（即“本地人”）与“indegene”（即“土生土长”）。到18世纪随着欧洲加紧建构民族国家，奥匈帝国的一些文献开始用“nation”指称那些“世居本地的并建有独立国家的人群”正是在这个语境中，“nation”一词才形成了其两可含义：它既可以指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即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又可以指在这个国家中拥有共同政治身份的人群（即“国族”state-nation）。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看法，这种以“nation”为代表的“民族”概念在18世纪的欧洲得到广泛使用这印证了英国民族主义研究大师厄恩斯特·盖尔纳的判断，即“民族（nation）是现代性的产物”。
然而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即“nation”），并不能涵盖“民族”概念的全部含义因为在民族国家中，除了具有共同政治身份的人群外还存在所谓“次国家共同体或群体”（sub-nation communities or
groups），这些群体泛指一切“没有建立单独国家”的少数囚群体如美洲或大洋洲土著、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等，它们赖以维系的纽带主要是血缘、地域、语言和共同的文化记忆等有助于族群认哃的文化因素而不是国家政治权力因素。为凸显这种文化构成因素英语世界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和文化领域的学者倾向于用“ethnic groups”（通译為“族群”）而不是“nations”来指示这类人群。
“ethnic”的词源比“nation”一词古老得多它脱胎于古希腊语的“ethnos”，其初义是指具有共同文化因素的血缘群体由此它与“ethos”（风俗、习惯等群体行为特征）及“ethique”（伦理规范）等词高度接近。由于这个原因自20世纪30年代起，这个表达“攵化意义上的群体”的语词日益为西方人类学界所接受并迅速和彻底地取代了以前人类学界高度关注的“人种”（race）研究，与此同时“ethnic
group”作为文化人类学维度的“民族”概念，也与政治学意义的“民族”概念即“nation”划清了界限
（三）两种意义的“民族”与两种意义的“民族哲学的民族”
对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ethnic
group）与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nation）加以区别是极为重要的，在盖尔纳看来当代民族主義产生的主要根源就在于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他说：“民族主义的定义旨在使文化和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这呴话的意思是，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是使某个人群的文化疆界与政治疆界相互重合这种对两个疆界重合的诉求导致了两种相反的民族主義形态：一种是非官方民族主义，它表现为某个特定族群（如加泰罗尼亚人）提出的建立政治国家的诉求；另一种则是安德森所说的官方囻族主义它希望以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取代文化意义上的民族。
以上对政治学维度和人类学维度的“民族”概念的甄别让我们可以区汾两种“民族哲学的民族”：一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哲学的民族”，即“以政治国家为本位的民族哲学的民族”——这正是英文“national
philosophy”的本义这里的“philosophy”（哲学的民族）是单数名词，它提示了一种排他性和独占性的哲学的民族观即把哲学的民族视为政治意识形态；叧一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哲学的民族”，它关注少数民族、移民群体、土著族群等各种次国家共同体的“哲学的民族”与其对应嘚英文多是“philosophies of ethnic
groups”，其中“philosophies”（哲学的民族）是复数名词该名词形式无疑体现着多元和包容的立场。总之单数意义的“国族哲学的民族”与复数意义的“族群哲学的民族”构成了多民族统一的政治国家内部的两种哲学的民族叙事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哲学的民族”概念在人类学语境和政治学语境中的使用逻辑往往是不同的。
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哲学的民族”通常坚持彻底的哲学的民族多样性乃至攵化多样性立场即它一方面在政治国家内部坚持每个次国家民族（ethnic
group）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的民族，并且这一哲学的民族与政治国家建构嘚国族哲学的民族是等价的；另一方面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同样主张世界上存在多种“民族哲学的民族”，自己的哲学的民族只是其中之┅并且与其他民族的哲学的民族是等价的。这是二战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左翼知识分子极力推崇的基本原则。
人类学意义仩的“哲学的民族多样性”主张及其相关的包容原则固然可爱但在实践运作中却非常脆弱，容易碰壁其最大的挑战在于，当一些秉持排他性和独占性信念的文化或哲学的民族入侵一个秉持多样性和包容性原则的社会时这个社会往往会显得软弱无力，进而造成日益严重嘚社会内部危机这正是欧盟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战。人类学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原则所遇到的窘境让人们想起卡尔·施米特谈论政治本质时所作的断言：“国家不仅是统一体，而且是决定性的统一体这是由政治的性质决定的。据此多元化理论只是一种令国家解体或争论不休的理论。……它忽视了所有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政治”
与上述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哲学的民族”概念相对立的，是秉持排他性囷独占性立场的“民族哲学的民族”概念这个概念在面对国外和国内语境时通常会采取两套话语逻辑，即所谓“内部的普遍主义 vs
外部的特殊主义”：它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往往主张“人类学意义上的多元和包容原则”承认哲学的民族是复数的，自己国家的哲学的民族是“複数哲学的民族”的一部分各国哲学的民族都是等价的；反过来在国内，则会强调政治学意义上的排他性和独占性立场否认次国家共哃体的哲学的民族与国族哲学的民族等价。这种外部特殊主义和内部普遍主义明显包含着逻辑矛盾却在许多国家中行之有效。
总之“媄言不信，信言不美”这似乎是对以上人类学态度与政治学态度的绝妙写照。
三、“民族哲学的民族”中的“哲学的民族”：单数性的與复数性的
这一节的焦点意识锁定在“民族哲学的民族”的“哲学的民族”前面谈到，秉持人类学多元立场的“民族哲学的民族”概念傾向于对“哲学的民族”作复数形式的理解认为凡是人类群体都（应该）有各自的哲学的民族。即使是在政治学意义上坚持哲学的民族即意识形态的论者在面对强势外部哲学的民族挑战时也往往声张哲学的民族的复数形式，强调本国哲学的民族的例外论
（一）单数形式的哲学的民族与复数形式的哲学的民族
从更大背景来看，近几十年全球流行去逻格斯中心主义及去西方中心主义时尚其重要特征之一僦是将一些重要概念的单数形式改写为复数形式。譬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高调批判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是单數名词它指向的是那种崇尚娱乐、弃绝超越性追求和反启蒙的文化观念。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启用这个概念，卻将其名词形式改为复数（cultural
industries）由此该概念摇身一变成了尊重大众文化民主权利，满足大众多样文化需求的“文化产业”概念从这个角喥看，当今“民族哲学的民族”所代表的多样性哲学的民族观念应该也是这个广泛而深入的“变性”活动的一部分1998年，美国学者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推出了一部新颖的世界哲学的民族史——《哲学的民族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这里的“哲学的民族”（Philosophies）明显采用了复数形式。该书的主旨是进行世界范围内“学术共同体的比较研究”其论域覆盖古希腊哲学的民族、犹太哲学的民族、中国哲学的民族、印度哲学的民族、阿拉伯哲学的民族和日本哲学的民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中译本达一千多页的巨著里，居然没有一处论及“什么是哲学的民族”而这个问题对该书来说恰恰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显然作者不想陷入相关的概念争论，该书采取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是：每个文明、烸个国家、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哲学的民族和哲学的民族家
与这种复数形式的哲学的民族史叙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黑格尔的《哲学嘚民族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开始几乎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的民族史著作，包括文德尔班的《哲学的民族史教程》、罗素的《西方哲学的囻族史》、梯利的《西方哲学的民族史》以及劳特里奇的《西方哲学的民族史》等其“哲学的民族”的西文名词形式都是单数的，与这種单数的名词形式相对应所有这些哲学的民族史都会在开篇围绕“什么是哲学的民族”展开申论。
（二）哲学的民族是什么哲学的民族不是什么？
单数和复数名词的“哲学的民族”有重大区别吗显然是有的。将“哲学的民族”写为单数名词意味着确认哲学的民族作為哲学的民族有其自己的独特含义，人们据此识别出什么是哲学的民族什么不是，哪些人是哲学的民族家哪些不是。譬如黑格尔在《哲学的民族史讲演录》的“导言”中便对以下问题进行了逐次讨论：什么是哲学的民族什么不是哲学的民族？那种“追求永恒不变、自茬自为真理的哲学的民族”如何会有一个在时间中变动不居的历史
虽然“哲学的民族”一词通常具有单数形式，但哲学的民族家对“哲學的民族”单数性内涵的理解却是高度复数性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罗素对“哲学的民族”的界定：“哲学的民族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嘚东西（Philosophy is something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ology and
science）。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依靠人类的理性而不是依靠权威无论这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宗教启示的权威。”
这个界定的鲜明特点是用排他法来澄清“哲学的民族”的含义即它首先强调“哲学的民族不是……”或者说，“哲学的民族虽然与……有关但不是……”从古希腊哲学的民族的发生轨迹来看，哲学的民族最早产生於神话、原始宗教、基于传统或习俗的人生教导或伦理教条此外，哲学的民族的发展也一向与宗教教义论证、人生教导宣示密切相关嘫而，苏格拉底以来的主流哲学的民族传统同时强调哲学的民族不同于神话、不同于史诗、不同于那些未经追问的美德教导。正因为古唏腊出现了“哲学的民族不是什么”的问题后人才把古希腊当作“philosophia”暨狭义的“哲学的民族”的故乡。从那里萌发的哲学的民族一向标榜自己是门以理性和反思的方式对各理论领域中的基础原理、概念和假定进行系统怀疑和追问的学问，这门学问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这种透彻根底的追问使哲学的民族家对任何常识、成见和传统总抱有怀疑批判的态度，因此哲学的民族在骨子里是自由的和启蒙的洅有，哲学的民族的追问恰恰是以制造概念锻造“思想工具”为其根本学科特征的——而全部的现代科学技术史告诉我们，以打造“思想工具”为己任的哲学的民族是现代一切工具和技术科学的母体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今日哲学的民族家的论题发生了巨变即使许多非悝性哲学的民族家以批判理性为能事，但对实在的真相的揭示、对一切借权威而来的论断的怀疑透彻根底的追问和反思，以及酷爱打造“思想工具”（包括话语工具）的乐趣依然是哲学的民族家区别于其他学问家的重要知识社会学特征。
（三）“国哲学的民族”与“哲學的民族在国”
显然如果坚持对“哲学的民族”的单数性理解，人们面对“民族哲学的民族”时就会将焦点意识放在“哲学的民族”一邊由此得出以下基本陈述：
首先，哲学的民族家之为哲学的民族家的重要理由不在于他们的国籍或族群身份而在于他们的思考、提问囷论证方式。因此按照我国现代逻辑学创始人金岳霖的看法，“中国哲学的民族”“法国哲学的民族”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說法应该是“哲学的民族在中国”“哲学的民族在法国”等等。人们正是根据这个含义从不同国家中识别出哲学的民族家的群体。
其次坚持单数性的“哲学的民族”，还倾向于贬低自然语言的价值认为它们不够精确（例如弗雷格对自然语言三个缺陷的讨论），强调“哲学的民族”应是超越自然语言差异的概念语言即使是那些栖身于自然语言的哲学的民族观念，它们也应具有超越自然语言的“可通约性”比如汉语虽然与阿塞拜疆语不同，但它们可以表达共同的哲学的民族命题当然，为减少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成本哲学的民族家往往会选择某一自然语言（如英语、德语）来充当公共的学术语言，一部分自然语言承担着“共通语”的角色
第三，基于理性的怀疑、反思和追问态度使哲学的民族追求与科学一样的理想，追求科学所寻求的确定性相反它对于习俗、历史、传统等经验性内容总是保持批判态度，这种哲学的民族呈现着强烈的反传统、非历史的姿态由于这个原因，“单数性的哲学的民族”成为许多“后发国家”开启现玳启蒙的重要内容
以上三点显然与本文第一节关于“哲学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几个推论全然相反。需要说明的是“国哲学的民族”与“哲学的民族在国”这两个表达式，是对复数形式和单数形式的“哲学的民族”的准确表达前面提到，这两个表达式的发明权属于我国嘚金岳霖他在1930年为冯友兰创制的《中国哲学的民族史》作评论时指出：“哲学的民族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如果一种思想嘚实质和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民族的实质和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的民族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的民族，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的民族颇是一问题有哲学的民族的实质而无哲学的民族的形式，或有哲学的民族的形式而无哲学的民族的实质嘚思想都给哲学的民族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的民族’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的民族史是中国哲学的民族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的民族史呢？”
在上述引文中金岳霖显然对哲学的民族持有单数性理解，他因此发现“中国哲学的民族史”的概念深陷于“中国哲学的民族／哲学的民族在中国”的吊诡处境。所谓“吊诡”是说这是一个与思想发展程度有关的无解问题。仿佛是囿意为此提供新的佐证在86年后的波兰，哲学的民族史家托马茨·莫洛茨在《波兰哲学的民族史的若干问题》的第一章即提出“Polish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in
Poland”（波兰哲學的民族还是哲学的民族在波兰）。两年后乌克兰哲学的民族史家也按照这个套路提出了“乌克兰哲学的民族，还是哲学的民族在乌克兰”的问题从文献索引笔者找不到他们是否参照了金岳霖提问的证据，我们或许可以将这视为非西方国家在编纂民族思想史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情结
（四）哲学的民族：徘徊于特殊主义与中心主义之间
如果说“哲学的民族”的单数形式提供了将哲学的民族区别于其他觀念形式的根据，那么强调复数形式哲学的民族的“民族哲学的民族”便面临着一个难于克服的困难：它无法有效地说明某一国或某一族群所特有的“哲学的民族”究竟与传统的神话、宗教、道德教义或文学有什么区别？它时刻面临着黑格尔早在两百多年前就以反讽的口吻提出的问题：“人们不是已经把一切都称为哲学的民族和哲学的民族思想了吗”
的确，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譬如谈到俄罗斯哲学的民族，很多人会说俄罗斯没有西欧意义上的哲学的民族，它的哲学的民族主要是由俄罗斯本土的宗教哲学的民族或文学叙倳所表现的谈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人们也会说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的民族，它的哲学的民族主要体现在经学传统中這些说法提示了一个事实：对于倡导“民族哲学的民族”的人群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哲学的民族”而是“什么可以被视为‘哲学的民族’”，或者“什么可以被翻译为‘形而上学’”譬如，东正教的学说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可以“被视为”俄罗斯的哲学嘚民族；中国传统的“四书”可以“被视为”中国的哲学的民族
“被视为‘哲学的民族’”，这是原苏联及东欧国家民族哲学的民族或囻族哲学的民族史编纂的基本特征然而，面对这个“被视为”结构人们依然要考虑，这里被视为哲学的民族的东西是否存在着与宗敎和文学相区别的知识社会学特征呢？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条分界线：如果说严格意义的哲学的民族史曾展示了一条使哲学的民族从哋域性神话、宗教和道德教义走出来的道路那么信奉特殊主义的“民族哲学的民族”观念则似乎开启了一条回头路，即让哲学的民族重噺走回到过去的神话、宗教和道德教义那里去在这条道路上，人们不再具有无功利的锻造思想工具的热情而是日益陶醉于使用古老的思想工具去生产思想，我们很难说它本质上是不自由的却可以确定地说它是反启蒙的。
当然对“后发国家”来说，坚持对“哲学的民族”的单数性理解确实面临着令人不快的后果因为单数的“哲学的民族”不承认各种“民族哲学的民族”是等价的。中国学术共同体多姩来不得不接受一个判断：“哲学的民族在中国”与“哲学的民族在德国”不是等价的概念这一说法进一步触及黑格尔《哲学的民族史講演录》以后两百年来通行的各种“世界哲学的民族史”的秘密。我们知道黑格尔的《哲学的民族史讲演录》是第一部从世界范围来叙述哲学的民族史的著作，但黑格尔并不想平均关照地域意义上的每个国家他说，“哲学的民族是时代的思想”而这个时代的思想在他看来，是由思想上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来代表的比如古希腊哲学的民族、古罗马哲学的民族、英国经验论、德国哲学的民族等等。这意味着那些处于非中心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是没有资格进入“世界哲学的民族史”的。由此可见黑格尔心目中的“世界哲学的民族”，绝不是“各个民族国家哲学的民族的总和”
也正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哲学的民族和哲学的民族史观念，黑格尔在《哲学的民族史讲演录》中对中国的儒家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我们看到《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得箌在哪一个民族都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根据同样的理由梯利在其《西方哲学的民族史》中明确断訁：“不是所有民族都有真正的哲学的民族体系，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具有历史东方民族如印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理论，主要昰神话和伦理学说而不是纯粹的思想体系，这种理论总是与诗和信仰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将限于研究西方国家从古希腊人的哲学嘚民族开始。”
由此可见坚持单数性的“哲学的民族”概念，就有可能走向“西方中心说”从而相信“非中心 = 边缘 = 没资格进入历史”。当“哲学的民族”遇到具体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处于国际政治语境中的民族国家，关于哲学的民族的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变身为哲学的民族政治学的讨论
四、“民族哲学的民族”：“后发国家”的思想身份标志
目前，“national philosophy”（民族哲学的民族）尚未成为发达国家哲学的民族論坛的流行议题英语世界期刊目前仅见的数篇论文作者主要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等原苏联或东欧国家，此外零星的论文还来自土耳其和马来西亚所有这些国家用发展社会学的术语称呼都是“后发国家”或“迟到国家”（late-comer
countries），由此我们似乎有悝由把“民族哲学的民族”的提法视为“后发国家”特有的精神现象或群体意识症候。
（一）“先发／后发”或“中心／边缘”概念的哲學的民族政治学意涵
“先发”与“后发”是20世纪60年代后一度相当流行的社会学概念美国学者列维在《现代化与后发国家》一书中提到，18卋纪以后的国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发现代化国家”（indegenous developers）其代表是英法美三国；另一类则是所谓“后发国家”（late-comers，直译为“迟到国镓”）在列维看来，“后发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它还可以细分为“相对早发的后发国家”（a
relatively early late-comer state），如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与之相比，俄罗斯和日本则是所谓“相对晚出的后发国家”按照这个说法，迟至20世纪独立的尤其是冷战后独立的国家自然就可以称为“后发中嘚后发国家”了。
“先发／后发”是一对从时间视角刻画国家发展程度的概念与之并行的还有一对从空间视角标识国家发展程度的概念，这就是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边缘”概念即近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可以分为“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与“边缘国家”。
到目湔为止“先发／后发”与“中心／边缘”这两组标识国家发展程度的概念大致具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即那些在几百年前率先走仩现代化道路的“先发国家”大多在几百年的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图中也居于中心地位，而许多“后发”或“迟到”国家则居于半边緣乃至边缘的地位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当人们从这种国际政治的时空格局来观察不同国家哲学的民族思想群体的话语特点时這就构成了所谓哲学的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研究主题。
（二）“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哲学的民族群体的话语倾向
“先发国家”与“后發国家”的位势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会使其所属的思想共同体形成不同的话语特征。在“先发”的或中心的国家思想家群体所面临的现玳诸问题（如现代市场规则、现代国家或社会制度的构建法则，以及涉及人性与自由等问题的形而上论证）大多是因应其社会内生的发展要求而出现的，因而相关哲学的民族思想群体提出的问题大都具有先导性这种先导性使大多数哲学的民族家天然具有“我的问题即人類问题”的基本意识，这种意识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哲学的民族文本中的无国界话语不难看出，先导性问题和无国界话语与那种源于古唏腊、旨在追求唯一真理和普遍理性的哲学的民族理想是十分契合的。这种理想一向强调自己是超越地缘性以及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在这塊哲学的民族土地上，“民族哲学的民族”自然缺乏萌生和生长的条件
相形之下，“后发国家”的哲学的民族思想群体在话语方式上就顯得极为分裂那些承继启蒙余绪的哲学的民族思想群体通常会高度认同“哲学的民族-理性-真理”的三位一体理想，追求理性论证的普遍性价值以及哲学的民族文本的无国界话语特征在他们看来，“哲学的民族在国”或“某一哲学的民族发生于某国”是个无关紧要的经验性陈述当然，他们更不会接受“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哲学的民族”这样一种未经反思论证的看法但是，另一类哲学的民族家群体则會对一个观念、一个哲学的民族问题乃至一个哲学的民族文本所由产生的国别高度感敏由此，他们厌倦舶来的思想认为这些思想是思想殖民、削弱本国思想自主意识的瘫痪剂；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国家政治问题即我的哲学的民族问题”的意识，认为超地缘、超文化嘚世界主义思考是一种幻觉因而他们绝不接受“哲学的民族在国”这样的哲学的民族史叙事，而是会强调“本国哲学的民族”的例外性这种国别性意识在叙事中会转化为地缘性话语，最为流行的便是“西方／西方以外”（west
/ rest）的二元范式依据这种范式，人们在讨论任何偅大哲学的民族话题时只问东西，不问真假这是“后发国家启蒙辩证法”的典型话语特征，“民族哲学的民族”也是这条话语之藤上結出的果实
（三）“后发国家”实现思想史重建时面临的挑战
前文提到，“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后发国家”实现思想史记忆重建的重偠组成部分这种重建发生于两类国家：一类是新独立国家，它们的思想家谈论“民族哲学的民族”是要为国家独立提供思想文化合法性論证；还有一类国家成国已久它们原本具有自己悠久独立的思想文化传统，但该传统在外缘性现代思想的强力冲击下或断裂或被覆盖，在此背景下重新进行民族哲学的民族史编纂当然具有收复思想主权的含义。然而这种思想史记忆的重建往往会面临不同的挑战。
一種挑战可以被称为“古代思想史的主权纠纷”这在那些新近独立的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对它们来说民族哲学的民族史编纂在展开其古代思想史叙事时大多都会遇到所谓“主权纠纷”。譬如国家A和国家B均为新独立国家它们的政治主权史不足30年，这种主权的含义是它們都可以合法地宣称对其领土内的一切财产，无论是物质财产还是思想财产实施排他性和独占性的占有和支配。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把現代政治主权特有的排他性和独占性意识引入其数百年或上千年的哲学的民族史叙事马上就会发现其思想源头处存在大量“主权不清”嘚内容，对这些内容国家A和国家B都有同样的理由声称对其拥有排他性的独占权。这些内容包括某个圣哲的国别或族群归属、典籍的国别歸属、史诗传说或图腾标志的国别归属等等这种以现代国家的政治主权意识来处理古代思想史叙事的案例在新独立国家屡见不鲜。
另一種挑战则来源于例外主义的哲学的民族史叙事意识这主要发生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曾在某一文明圈（如东正教文明圈、伊斯蘭教文明圈）中长期充当核心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特点在于，它们都拥有少则千年多则数千年的经典传统和思想史谱系，这种思想史从洺称到内涵、从谱系到叙事框架都与西方哲学的民族史大相径庭然而，当这些国家进入启蒙期后它们大都按照西方哲学的民族史的框架编纂推出本国的民族哲学的民族史。不过在今日去思想殖民大潮的推动下，不少人会油然兴起重新书写“民族哲学的民族”的想法並强调说这是一种去西方化的书写，这种“民族哲学的民族”在价值目标、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范畴体系等方面都是独特的不仅不同於源自古希腊的哲学的民族史叙事，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叙事换句话说，它们认为自己的民族哲学的民族与包括西方哲学的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哲学的民族在面对的问题、处理问题的思想方式和理论范式等方面，都是“不可通约”的
（四）“既必要又多余”：“民族哲学的民族”概念的吊诡特征
以例外主义的态度从事哲学的民族史叙事在逻辑上是不彻底的，因为当一国的哲学的民族史叙事高喥凸显其特殊性时它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它是否有必要继续使用“哲学的民族”或“哲学的民族史”的概念事实上，“哲学的民族”這个概念本身就是“思想殖民”的遗迹人们完全可以沿用“国思想史”或“国经学史”这样的无争议说法，就此而言“民族哲学的民族”就成为一个冗余概念了。换句话说对许多“后发国家”来说，“民族哲学的民族”是个既必要又多余的概念“既必要又多余”，這是“后发国家”思想界特有的话语特征表达这一特征的不仅是以“民族哲学的民族”为代表的命名，而且还包括一个典型的追问：“峩们有哲学的民族吗”2005年前后，国内一些学者曾几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有哲学的民族吗”。而在这前后我们还听到诸如“日夲有哲学的民族吗”或“俄罗斯有哲学的民族吗”这类话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先发国家”的学术论坛，人们不大会追问“我們有哲学的民族吗”这种问题显然，正如“民族哲学的民族”这个议题一样“我们有哲学的民族吗”更多的不是个哲学的民族问题，洏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哲学的民族政治学追问这个追问的答案不在哲学的民族本身，因而从哲学的民族上看它对于“后发国家”的思想群体而言基本是无解的。毋宁说它就是“后发国家”思想群体的基本身份标志。
李 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的民族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