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矛盾是再平衡的原因有哪些_百度知道
中日矛盾是再平衡的原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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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历史与现实以及中日关系，安倍靠大选再次续任首相，我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和贸易伙伴：政治与经济毕竟，安倍可能要以民粹主义来苟延政治使命。这对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日本经济走出通缩滞胀泥淖，民意反弹，须把握好三个平衡，都是灾难，是当务之急，对中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都是利好。尤其是中日关系再平衡。如果“安倍经济学”效果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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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中日之间的历史关系（一）
中日之间的关系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但千百年来，两国关系不是很稳定大小战事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关系还是可以的。
日本民族怀有强烈地狭隘民族主义。它与任何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很难相处。日本历史仿佛是一部恢弘的战争史这个狭小的岛国几乎和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发生过战争可圈可点的就有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虽然是中日之间的战争但导火索是朝鲜王朝，也就是今天的朝鲜韩国两个个国家），1904年的日俄战争，八年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更是充当了亚洲的邪恶轴心，大肆侵略亚洲各国和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岛国，给这些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刻灾难。
回望过去，中日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3世纪的日本诸侯割据大小国家数十个，其中以邪马台国最为强盛，而当时的中华大地也是三分天下，曹魏、东吴、蜀汉三国鼎立，其中曹魏最为强盛。史载早在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遣使朝贡，这大概是有史以来中日两国最早的一次交往。曹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迫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真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沼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
正始四年(243)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正始八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正始8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男王卑弥弓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沼书及黄幢，出面调停。这是中国使者第三次赴日。正始九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孔、青大句珠2枚、异纹杂锦20匹。
由于当时日本没有文献记载所以需要中国文献来佐证当时历史，这也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对日本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中国早在公元前20世纪就已经产生了先进的文明而日本甚至于5世纪前没有明确的历史文献记载可见中日两国的文化相差甚远。
倭王卑弥呼、壹与之后再没有邪马台国朝贡中原的记载了直到后来出现了倭五王这个概念。
倭五王是《晋书》、《宋书》等古代中国南朝史书中记载的倭国赞、珍、济、兴、武等五王。据记载，倭五王在413年至478年间，至少有九次遣使南朝，奉献贡品。王名则按中国习惯称呼，就是天皇的名字。赞相当于应神或仁德、履中天皇，珍（也称弥）相当于反正或仁德天皇，济相当于允恭天皇，兴相当于安康天皇，武相当于雄略天皇。他们朝贡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当时正处在兴盛时期的高句丽，提高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国际地位。
隋炀帝大业三年日本倭国国主多利思比孤；来朝自称日出处天子，称呼隋文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甚为不满。（《隋书·东夷传·倭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云云。”）
进入唐代中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日本几乎照搬唐朝制度实行了著名的“大化革新”。
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后实行推古天皇改革，初步确立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中心思想，削弱了氏姓贵族奴隶主的保守势力。但改革没有触动部民制，更未摧毁氏姓贵族势力。圣德太子死后，外戚苏我氏专权，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排斥改革势力，杀死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另立天皇。640年，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留学30多年的高向玄理、留学僧南渊请安归国（此前僧旻已于632年归国），他们带回隋唐的封建统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并传授给皇室贵族，为日本的封建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645年（日本皇极天皇四年）6月21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时，于朝中杀死苏我入鹿，其父虾夷翌日自杀。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政变后，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新政府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646年元月以诏书形式公布革新的主要内容：废止私有土地、部民，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部民，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封（按级别所赐封户的赋课）。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京都周围地带），地方分国、郡、里。整备军事、交通制度。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编制户籍、计帐（规定赋役的登记），行班田收授之法，统定班给人民土地和应负租赋的数额。废旧贡纳制，实行租庸调的新税法及向皇室献纳仕丁（夫役）、采女（宫女）的制度。
律令规定授予皇族以下贵族、官吏的位阶及相应的特权。同时，确立严格划分良贱的身份制。667年迁都近江大津（今滋贺县）。次年，中大兄皇子即位为天智天皇，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新政府从653年起，16年中派6次遣唐使（其中一次途中遇难），学习盛唐文化和封建生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天智天皇死后发生壬申之乱（672），天智之弟大海人皇子杀天智子大友皇子，自立为天武天皇，同年迁都飞鸟净御原宫（在今奈良县）。天武天皇发展封建集权制，扫除旧势力，严选官吏，制定八色姓（八等氏族长的世袭尊称），固定贵族身份。689年，编订《飞鸟净御原律令》，以防止旧氏姓贵族的复辟。
20余年后，藤原不比等于大宝元年（701）编成日本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最后完成大化改新的以开元盛世的唐朝为楷模的天皇制国家的理想。大化改新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
大化改新后，大和正式改名日本国，意为“日出之处的国家”。它仿照唐朝教育制度，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佛教经中国、朝鲜传入日本后，发展很快，日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中国的唐诗和书法在日本很受欢迎。虽然改革使日本对唐朝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一定程度的崇拜但这并不能阻止后来发生的一场战争。
在古代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双方曾发生过几次直接军事对抗。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海战，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锋。正是这次战争，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改变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土统一、国力增强，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鲜半岛。
公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十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战败，也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攻势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另一方面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朝鲜半岛的新罗在7世纪中后期不仅实现了与唐朝、日本的关系改善，而且在唐朝和日本关系断绝时期还起到了沟通两国人员、文物交流的中介作用。支持百济复国运动的日本在白江之战中惨败，为防止唐朝的进攻还曾在其西部设立了重重防线，戒备之心甚重。但是唐朝为了在接下来的对高句丽战争却切断了日本与高句丽的联系，664年熊津都督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出使日本，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
　　第二年，唐朝遂正式遣朝散大夫刘德高在郭务的陪同下率领254人的使团前往日本，同年日本也派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人出使唐朝，两国关系实现了从紧张对峙到互通使节的转变。唐罗战争时期，唐朝与新罗争夺百济故地矛盾激化，唐朝漕船被新罗拦截，671年唐朝还派郭务到日本，一面巩固与日本的关系，一面采购甲胄、弓矢等军需物资。但是，随着百济故地为新罗所占，唐朝与日本来往的通路也被掐断，674年以后唐朝与日本断绝了使节来往。而此时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新罗就成了两国交往的中介者。683年12月，日本“大唐学生土师宿弥甥、白猪史宝然及百济役时末于大唐者猪使连子首、筑紫三宅连得许，传新罗至。则新罗遣大那末金物儒送甥等于筑紫”。690年9月，“大唐学问僧智宗、义德、净愿、军丁从新罗送使大奈末金高训等还至筑紫。”同年11月，日本便采用了新的历法元嘉历和仪凤历。这样，入唐学问僧、留学生通过经由新罗回到日本，又把唐朝的文化、制度等传播到日本，通过新罗的中介作用，就把7世纪后期唐朝、新罗、日本三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唐罗战争的结束也宣告了朝鲜半岛长期战乱的结束，此后新罗以统一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上，为以后朝鲜半岛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7世纪中后期东北亚政局的力量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唐朝、新罗、日本各据一方的鼎立局面。新罗主动遣使日本，打破了关系僵局，使两国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局面。两国关系的稳定对中日之间的稳定关系起到良好的作用。
鉴真东渡在中日关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鉴真在日本受到级高的礼遇并被尊为“过海大师”和“唐大和尚”鉴真大师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十四岁(一说十六岁)于扬州大云寺出家。曾巡游长安、洛阳。回扬州后,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造塔塑像,宣讲律藏。四十余年间,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江淮间尊为授戒大师。
当时,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733年(日本天平五年),僧人荣、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访求十年,决定邀请鉴真。742年(唐天宝元年)鉴真不顾弟子们劝阻,毅然应请,决心东渡。由于地方官阻挠和海上风涛险恶,先后四次都未能成行。第五次漂流到海南岛,荣病死,鉴真双目失明,751年(唐天宝十载)又回到扬州。
鉴真经过十二年努力,鉴真终于在753年(唐天宝十二载)冬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东渡,同行弟子中包括尼三人和胡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占婆人善所。鉴真所乘船于754年1月17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到达萨摩国川边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川边郡秋目浦),一个多月后(754年3月2日)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下进入首都奈良。
当年(日本天平胜宝六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日本僧人在称为“三师七证”的十位和尚参加下出唐招提寺鉴真墓塔
日本奈良家受戒,此为日本正规受戒之始。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759年(日本天平宝字三年)他建立的唐招提寺开基。鉴真携带不少佛经、佛像、佛具等到日本,虽已双目失明,还能协助校订写本佛经的讹误,用嗅觉鉴定草药。同行弟子有的擅长雕塑、绘画、建筑等,传播了唐朝文化。
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决意东渡。
第一次东渡
742年冬，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时日本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扬州仓曹李凑也加以援助。不料鉴真一位弟子道航与一名师弟如海开玩笑说：“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如海信以为真，大怒，便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第二次东渡
744年1月，作了周密筹备后，鉴真等17僧（包括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连同雇佣的“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共100余人再次出发。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狼沟浦遇风浪沉船。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第三次东渡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能逃离。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第四次东渡
江浙一代既然不便出海，鉴真于是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第五次东渡
748年，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鉴真即率僧人14人，和工匠水手等共35人，阴历6月28日从崇福寺出发，再次东行。为等顺风，出长江后鉴真一行在舟山群岛一带停留了数月，直到11月才能出海。在东海上，该船遭到强大北风吹袭，连续漂流14天才看到陆地，16天后方能上岸，发现已经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入大云寺安顿。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时至今日，三亚仍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遗迹。。
之后，鉴真北返，经过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崖州（今海南海口）、雷州、梧州到达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在始安开元寺鉴真又住了一年，又被迎去广州讲法，途径端州（今广东肇庆）时，荣睿病死该地龙兴寺。在广州，鉴真动心前往天竺，被慰留。入夏之后，鉴真继续动身，经韶州时，普照辞去，临别之时，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此时，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过了大庾岭，鉴真大弟子祥彦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鉴真十分悲痛。接下来鉴真又经过了庐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结束。
第六次东渡
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半个中国，因此声名大噪。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于余姚赶来，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763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唐广德元年)鉴真圆寂。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弟子为他所塑干漆夹像,一千二百余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1980年,日本曾送这座塑像短期来华,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
此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内忧外患，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黄巢起义等严重影响了唐朝国力，外部更是强敌环饲，吐蕃、南诏、回鹘等部成为唐朝心腹大患，盛世不再唐朝和日本之间的官方往来相对减少但唐朝的文化依旧源源不断地传向日本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的诗歌在日本受到普遍欢迎，上自贵族下至百姓无不竞相传颂。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了300多年割据的混乱时代，五代十国时由于中央王朝存在时间极其短暂故而和日本官方没有多少往来但沿海的吴越、吴国、南汉、闽国、南唐等和日本在商业上有一定的往来。唐朝灭亡后日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没有臣服中国政权。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979年宋朝灭亡北汉统一了除燕云十六州外的全部汉族地区，宋朝太宗皇帝对日本有着极其友好的感觉，准许日本不再称臣纳贡，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称呼日本元首为天皇（此前日本君主在中国官方文件中只能被称为日本国王）但日本认为此时中国处于割据状态（北宋、辽、西夏、大理；南宋、金、西夏、大理、西辽；南宋、蒙古、金、西夏、大理、西辽）宋朝软弱没有能力统一中国，不屑对宋朝称臣，宋朝数次要求日本朝贡但均被日本以各种理由搪塞，但宋日之间的民间往来却十分频繁，中国的“禅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在日本向中国派遣的正式使节的称谓里只有遣隋使、遣唐使、遣明使，没有遣宋使的概念。这种情况直到南宋灭亡也没有改变。而日本则在1185年步入了长达700年之久的幕府时代，幕府将军取代天皇成为了大和朝廷的实际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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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日本
日本驻华公机构美学者：中日若爆发冲突 和解或推迟至少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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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日本与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未慎重应对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等中国关切的问题，是造成当前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
中国052D驱逐舰（资料图）
搞好对华关系才是日本最大课题
我研究日本与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58年，那时我刚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到日本做家庭调查和研究，60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日本的发展变化。1973年我第一次来中国，1980年开始在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以地方研究为主。我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多朋友，我非常关心两国关系，这不仅出于私人感情，更因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它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深切希望这两个伟大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相互合作。
目前中日关系的难题集中在岛屿争议，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一旦意外情况发生，中日之间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日本、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不利的。现在中国外交中最难的工作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太严峻，中国对日外交工作者和日本研究者的任务很重。现在90%的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好感，日本人也是这样，因为普通中国人主要是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与日本军人有过接触，美国人在二战期间也和日本打过仗，但是和日本人建立最紧密的联系不是同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直接接触，而是在二战后与日本平民建立的私人交往。
多年来我研究，研究他对日政策的做法。在邓小平时代中日关系很好，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支持，日本对中国、对邓小平的反映非常好。据当时的舆论调查，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老百姓占80%，很多日本人支持中国。很多日本人来到中国是希望道歉。当时日本的电影等也不错，比如《阿信》。通过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对日本有好感的人也不少。但日本的教材对历史的阐述是不够的，是有问题的，日本应该承认在二战时犯了错。而如今日本人围绕钓鱼岛问题，受日本媒体大量报道的影响，导致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未慎重应对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等中国关切的问题，是造成当前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美国政府也在批判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日本应向国际社会表明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远离靖国神社供奉的甲级战犯。去年9月份我在日本见了一些安倍的部下，他们也担心安倍去参拜。我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反对安倍参拜。不过，我认为中国有些媒体的说法不太客观，日本右翼的行为不代表整个日本，这些媒体宣传虽然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但不利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媒体不应该只选取日本右翼分子的说法，日本国内也有很多友好的声音。对二战后的宪法，大多数日本国民是接受的，日本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他们对战争没有好感，日本人对和平的支持度还是很高。今后日本应突出自己&支持世界和平和助力中国改革开放的和平日本人&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不会走上错误道路。
日本明治维新后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现在还在进行现代化，许多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尊敬中国人，不过我认为只有中国人真正尊敬自己的国家，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继续，但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地方腐败问题严重，空气污染成为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很多问题已经不同于&邓小平时代&了。不过，邓小平当时关于中日关系的看法还是正确的，只有稳定双边关系，经济交流才能更上一层楼，这对中日乃至全世界都有好处。美国的历史学家都在分析100年前的&一战&，当时没有人认为会发生世界大战，目前也没有人希望发生世界大战，那只是偶发事件。希望中日双方能寻找到好办法避免冲突。在日本研究中国的日本朋友，也希望有所作为，避免冲突。
中日双方应选定一些高级别官员，分别代表自己国家经常性地会面，就一系列广泛议题进行全面讨论，以增强相互理解与合作。过去，中国有一位廖承志先生，对推动中日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中国有关部门的确也有一些了解日本的官员，但还没有廖承志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桥梁。日本也有不少人希望与中国交好，但苦于没有渠道。至于日本方面，应选派代表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这样，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可以保证这一联系不会中断。现在日本政局比较稳定，我认为虽然改善中日关系会非常艰难，但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时候去启动这一进程。安倍说日本最大的课题是摆脱战后体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日本最大的课题是搞好经济和搞好对华关系，包括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如何克服大企业中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官僚主义等。(作者为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是前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马平摘编自傅高义近日发表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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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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