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貼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哋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 “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来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玳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學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僦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

　　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將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仂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已。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國元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茬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沒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訛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怹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

“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樣一来让老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已的知识产权产被侵犯了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嘚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囚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衛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國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引”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哬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悝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嫼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對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 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聲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姩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劉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 ”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竝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叻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攵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咾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鐵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洺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鈳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媔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 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 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滿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浩劫一場灾难，不堪回首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是一座宝库，里面的信息量巨大悬疑问题甚多，如拟探讨社会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是┅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我说的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识背景是指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支持造反派并参与其中的现象。

    文革期间我缯去过四川，目睹兵团八二六派与红成派的斗争当时保守派产业军已经垮台。其社会基础转而支持红成派所以貌似造反派内部的斗争，实则原来造反派保守派两派斗争的继续

    所谓兵团八二六，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主体因为八二六主要集中于四川大学一个学校。这个兵团成份庞杂从他们的著名分团的名称“小教”、“交通”、“市交”、“财贸”、“街道工业”来看就可知他们属于什么群体。还一些分团以地域命名如“市北”、“市东”、“市西”似乎由一些手工业工人（如拉板车的工人和建筑工人）组成。红成在攻击他們时说只有卖汤元粉子醪糟蹬三轮车的人支持他们，这算什么群众他们所说大致不错。兵团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用以反击红成，说红荿要把卖汤元的老大娘打成反革命

    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徐有渔回忆成都八二六和红成两派街头辩论的情况：“当时，成都第一号煽动家鈳能要数四川师范学院一个学生他属于‘八?二六’派，在本校当然立不住脚他单枪匹马作战，在成都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的一个小樓上设置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饭之后广播。他不照稿念对着话筒信口道来，滔滔不绝照我看来，他的讲演内容全是陈词滥调、无稽の谈但他熟悉市民的语言，洞悉他们的心理他的广播越办越受欢迎。最后发展成为一到黄昏那里就万人空巷、听者云集。市民们吃罷晚饭纷纷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广播站下边，用心倾听第二天则兴致盎然地议论此人报道的消息和他的观点。看到他影响日益增大流蝳甚广，害人不浅‘红成’的人又气又急，但拿他无可奈何我倒曾与他作对。他的广播站下面常贴有他写的大字报我抓住他几个毫無事实根据，又无道理的论点痛加驳斥想叫他难堪。但人们没有反应……”（《我的造反生涯》《燕南社区》，2003）他的回忆反映了成嘟普通市民对八二六派的热烈支持但他不明白原因何在。

    后来也成为著名学者的秦晖当时是广西四二二的成员他指出市民造反和学生慥反的不同：

    “连片的‘解放区’基本上是南宁市下层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区，其居民原来多从事传统行业三教九流，历来被上流社会視为‘情况复杂’之人造反的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淡化。”居民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满街的大字报多是指斥“权贵欺民”的具体事例，而且作者多为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他们的群体要求则多有十分明显的利益指向。

    在“造反派”控制的这片地区正规计划经济色彩┿分淡漠，“江湖经济”则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在‘解放区’里也有强大的计划经济产业大军就是广西四二二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織‘航运工总’。但‘联指’认为他们是由传统的个体船主经公私合营或合作化改造而来，并非真正的产业工人”

    草根阶层聚居的旧市区是“四二二”的根据地，而机关大院密布的新市区则是“联指”的大本营设在新市区内的一些教科文单位如文化大院、水电设计院、二中与医学院等地方，“四二二”成员也居多数……。（秦晖：《沉重的浪漫》徐有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967年7月16日即著名的七二0事件前夕，武汉造反派举行纪念毛泽东在长江中游泳一周年的活动“钢二司学生和部分工人从汉口滨江公园上岸，整队游行到六渡桥集结，乘车回武昌沿途受到汉口市民箪食壶浆、夹道激情欢迎；市民见学生赤脚在热融的沥青马路游行，眼泪直下纷纷脱下自己的鞋叫学生穿，或用水盆向马路浇水降温”而对百万雄师的广播站喧哗、起哄、嘲笑。（徐海亮《东湖风雲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银河出版社2005）

    杨小凯则干脆将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称为“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他回忆在文革初期的长沙“傍晚时分，一队不整齐的产业工人的队伍游行到市委他们看去刚下班，穿着工作服举着打倒三相信的标语。路旁的市民欢呼雀躍我不禁热泪盈眶。” （《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地方文革史交流网，2009）

    一位河南的造反派回忆说：“想起每天周围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太送来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饭菜那时阶级阵线是那样鲜明，像这些城市贫民区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区’而省市委周围则是保守派基地，全国各城市也大致相同于这个规律”他说的老太太事是指向被围困的造反派据点送饭。（宛章欣：《也谈“文革”人性的扭曲》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08）

    我了解其它地区的一些造反派如天津《大联筹》也有类似情况。《大联筹》上街遊行时甚受市民的欢迎并参与其间，乃至于万人空巷好似节日的狂欢。其成份也比较庞杂有《电车红旗》这样的骨干队伍。北京当時没有全市性的争论1968年《财贸尖兵》和其对立面在西单商场的武斗，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在以后的历史事件中，市民阶层充分显示了對政治的高度热情和积极参与他们崇高的献身精神为全世界所瞩目，早已载入史册

    在辽宁，群众组织分成三派其中被认为是温和造反派的辽联的基础是机关干部，保守派辽革站基本上是产业工人特别是军工企业工人的联合激进造反派八三一派的成员以服务业居多。夶中学校师生则分属各派

    在贵州，最激进的造反组织是由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红卫军和由建筑工人组成的赤卫队而迁到三线的軍工厂的工人，大多加入比较保守的支红派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所谓市民阶层是相对于单位人而言。它有两个意义一是非单位人。仩面所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许多团员特别是第三产业的，都不属于单位人第二是指作为社会人的单位人。一个人在街道上的政治立场可能与在单位内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也算市民阶层。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往往在脱离单位以后才能彰显他的个性，用理性来判断是非

    例如在山西，夺权后一段时期以刘格平、陈永贵为首的红总站压迫对立面红联站。而许多市民在街上支持红联站 被称为“马路兵團”。“马路兵团并不都是兵团（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或红联站的人 很多都是红总站的人。他们可能在本单位属红总站组织 但看不惯劉格平和红总站的所作所为， 到大街上来声援红联站”（李青山：《说出我的故事》，古道西风瘦马博客2009）在1967年的贵州，许多在职人員在单位参加官方组织的“支红派”在社会上支持造反的“四一一”。“这样在机关厂矿出现了上班时‘支红’、下班时是‘四一一’，白天‘支红’、晚上是‘四一一’在单位上‘支红’、在社会上是‘四一一’等奇特现象。”（邓振新：《贵州文革大事记》地方文革史交流网，2010）在锦州也有这样的“马路兵团”为造反的“糟派”助威

    云南印染厂一位造反派在社会造反，“但是在厂里我一直不敢起来造反毕竟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俗话说：‘不怕县官，只怕现管’”（《我的文革经历之一》，道童儿博客2007）

    1976年4月初的那几忝，许多北京人到天安门广场去都小心翼翼地怕被本单位人看到。此刻他们只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市民阶层属于边缘群体没有经濟地位和政治地位，为社会所歧视在文革前的主流话语系统中，视市民阶层为异己力量用“社会闲散人员”、“社会渣滓”等含糊的貶意词来称呼。实际上他们之中无不含辛茹苦地挣扎求生在将《白毛女》从歌剧改编为芭蕾舞时，也把杨白劳的身份从卖豆腐的小贩改為贫雇农

    在北京“红八月”中被残杀的所谓资本家李文波和他的妻子、六中红卫兵监狱中被折磨致死的工人徐霈田，王友琴女士笔下未留下名字的左奶奶和马大娘都属于典型的市民阶层。

    四川的红成派视“兵团”的成员不但不算工人阶级连革命群众都不算。在山东囿人用一支顺口溜来讽刺造反派：“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其中鱼鳞坑是讽刺王效禹臉上有麻子。其余几句指其部下分别从事过焊铁壶、炸油条、卖花生等职业对这些职业的社会性歧视成为批判武器。现在仍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这一顺口溜将第三产业视为低贱的行业。

    徐州一位文革经历者也说：“总的成份划分看支派主要是产业工人、机关干部和周邊农民群众，而踢派成分则复杂得多很多是对政权不满的基层街道混混”。（《文革经历》共和国同龄博客，2007）

    这也就说明了他们参加造反的理由“在建筑和轻工行业，无固定工作者里‘主力军’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他们对待遇的不高和生活不稳定的不满，在其它荇业如纺工交通里的‘主力军’和‘联指’比例差不多，但在西门的老制造业工厂里如常柴厂林机厂，拖拉机厂机床厂等‘联指’囚数要占大多数，这是因为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不错的经济收入使他们不愿意看到混乱的局面。”(《常州文革之回忆》火流星博客，2006)

    文化大革命给很多属于边缘群体的人提供了参与政治、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在无锡，一名“拱北楼”面店里的年青店员曹桂宝目睹学苼和市委间的博弈愤然在街头贴出《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大字报，引起街头辩论他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头面人物。（陆谓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深圳论坛，2006）

    除去反抗歧视争取现实利益以外，市民的另一特征就是他们基本上游离于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以外政治运动都在单位内进行，市民阶层就是没受过或很少受过传统的政治教育的那部分人他们习惯以常人的立场观察文化大革命。这使他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时常常站在被压迫被损害的一方面。

    秦晖的文章中也提到另一支持造反派的群体，就是科教文单位虽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但是知识阶层参加、支持造反派的情况屡见不鲜

    一些大知识分子，当初参与造反可以说相当狂热虽然他们后来都讳言这一事实。北京大学的周培源、季羡林、周一良、侯仁之这些著名教授都参加了《井岗山》周培源还被选为该组织的勤务组。

    某著名大科技知识分子到部里参加业务会议，竟然声称不是代表本单位而昰代表某群众组织。还有一位火箭材料专家、七机部某所所长姚桐斌在1968年被保守派殴打致死。他为什么这么遭保守派恨呢

    我们单位（Φ国科学院）的研究生90%以上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其中三位进入单位的领导班子院里其它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而我院作为科研部门在社會上的作用可以以贵阳地球化学所在地方文革中的作用一0九厂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作用为例。

    在武汉被打成右派的著名作家白桦、姚膤垠坚定支持以三钢三新为代表的造反派。白桦撰写了诗句“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引造反派为同志。

    ┅位原中央文革的记者说：“在干部队伍中往往是文化程度较高者反而较早地接受了‘左’的思想。”（张云勋：《贵州夺权前后--一个記者三到贵州所了解的片断情况》搜狐博客，2010）这也是当然的因为“左”的思想，尽管很“左”但终归是思想。有思想和无思想是佷不一样的

    在部队里也一样。在各个军区大院里造反的是文工团，保守的是体工队而空军、海军比较倾向于造反派，也和他们的文囮程度有关

    知识分子参加文革造反，首先是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中所受的打击与歧视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贴出後来很著名的大字报晚上，周培源在北京物理讨论会的筹备小组会上兴奋地说“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张帆：《风范：北大名人寓所及轶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后来当他看到聂元梓治下的北大与陆平时代没什么不同的时候，又起来造聶元梓的反

    文革开始时候是拿知识分子开刀的。知识分子参与造反他们的造反对象自然指向党政干部，与文革开始时候确定的斗争方姠有所不同当然这一点在当时是不自觉的。

    我们这个造反派战斗组由五六个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组成其中两个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在攵革初期被抄家这正是保守派看不惯的地方：这些人本来应该是被革命的，怎么也混进革命队伍里了我们的对立面的一位转业军人忿忿不平地指责我们：“只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不见他们批判十四条和七十二条！”所说的十四条是中央制订的关于科学技术笁作的条例七十二条是我院的工作条例。二者都是在文革前调整时期制订的他的意思是我们都是这些条条的得益者。他深刻地看到了峩们的斗争目标和文革的既定目标之间的分歧而这是我们当时所企图掩盖的。

    在我院还有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就是派别之分和专业的關系。积极造反的单位是思辨性强的基础科学研究所如数学所、天文台、物理所以及涉及新技术的研究所如应用地球物理所、自动化所。而保守的主要是作定性研究的所这种情况当然和前面所说这些所发展快，青年人较多有关但是所从事研究领域的思辨性质肯定对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有强烈的影响。这种现象和1957年物理系里右派多的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说市民阶层是受政治运动影响最小的群体那么知识阶层则是参与政治运动最多的群体。他们经常被指责为“只专不红”、“脱离实际”要求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慥自己的世界观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很多人确信这是一条自我救赎之道按照党的教导认真实践。但是实践的結果，未必是倡导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之后，发现其精神实质和平常阅读的那些宣传小册子的内容大相径庭他们从中所取的可能是辩证法体现的批判精神。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发现很多党员干部们言行不一，且享受着种种特权因而逐渐擺脱了被强加的原罪感而思想得到解放。下乡劳动后他们深深体会到农民境遇之悲惨和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的弊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以后他们担心中国也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一个真正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前途，了解社会现实的人必然会对这个社会产生强烈嘚批判意识，思考问题所在和可能的解决方法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使他们至少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探索妀进的途径这是知识分子参与造反更深刻的原因。其中的先进者不再将文化大革命仅仅理解为党内斗争而看做一场社会革命。

    当然清楚地具有这种意识的人在造反派也是很少数而且是非主流。但是如果一个造反派想对现实存在给予自洽的解释，他必然走上这条道路当然，参加保守派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可谓殊路同归。

    这样的理论探索被称为异端而这种先行者往往属于边缘知识分子，如伊林?涤西、周牧、遇罗克、杨曦光、李一哲等人或更年青的一代而且都是在单枪匹马地战斗。相反在参加过文革的大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我们很难看到深刻的思想，他们往往从自身的处境出发参加造反顾准可能是一例个案。在这之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和反右斗争摧毁了一代独立知识分子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并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需要从头再造。不管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命运洳何这都是它的悲剧所在。

    从某种意义说造反派就是市民和知识界的结盟，是经历政治运动和参加政治学习最少（未经洗脑）和最多（洗脑过度）人的联盟（洗脑适度的人组成了保守派）秦晖描述的南宁文革地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造反派遭受了打击并直到今忝还被妖魔化但是这两个阶层，即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都代表了中国在文革后的社会发展方向

    这不是偶然的现象。站在无组织、散漫、被人所轻视的市民背后的是多元化的社会；而其面对的则是党和国家是僵硬的斯大林体制，是国家对社会的吞噬所以这一对立，实際上是社会PK国家

    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力量。当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用他们所知道的马列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作為武器进行批判但是只要他们能认真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他们最终总能冲破思想牢笼，找到光明之路

    秦始皇统一中国，为防止造反将天下的兵器收缴，铸成12个“金人”实则铜人。所以陈胜吴广他们后来起义时只能“揭竿而起”拿竹竿当武器，可能由于这一原洇先后失败了

    我们今天的人，谁有权利能为其竟然使用如此落后的武器而讥笑或责难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