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人党”冤案的前前后后- 青岛新闻网
第07版：文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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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党”冤案的前前后后
　　“文革”时期出现的“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错案，曾导致34万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一冤案是怎样发生的？白音太最近撰文记述了此案的前前后后。　　“新内人党”　　1967年11月，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说：“建国十七年来，贯穿着一条黑线，文艺界必须大乱。”随后，内蒙古刮起了“挖黑线”的邪风。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然后是波及党政军社会各界，推向全区。“文革”一开始，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就被打倒了。日，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康生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内人党”是&“文革”中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它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政党，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大部分成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于内蒙古历史上存在过“内人党”，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挖的“内人党”就被称为“新内人党”。滕海清说：内人党在1947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而“新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苏蒙修情报机关。　　全面围剿　　日，内蒙古革命委员会部署开挖“新内人党”。4月13日召开群众大会，滕海清发布向“新内人党”全线总攻的命令。第二天，秘密逮捕8名“老内人党”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车轮战，于是“老内人党”生出“新”的一批“内人党”来了。随之以几何级数滚雪球，越滚越大。然而，挖出来的人数虽然很多，但都没有证据，却死人不少，于是有些人感到这样挖下去会不会犯错误。滕海清向康生请示。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于是滕海清下定决心继续挖下去。遂于日召开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并上报中央。文件规定“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一般党徒勒令限期进行自首登记，如有抗拒者从严惩处。于是，挖“新内人党”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进入权力机关发动的一场有领导、有组织、有政策指令、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　　挖到羊群　　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之后，在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当地人习惯上称之为“滕办”。这个“滕办”事实上已成为滕海清的专权机构。“滕办”的秘书们狂妄滥权，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他们说到做到，“内人党”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的羊群、牛群、马群，被没收、赶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减损。苏尼特右旗优良白马纯种从此断绝。　　1969年2月，滕海清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迫不及待地将武斗和逼供信打出来的口供编串起来，拟成汇报提纲向中央报功。当时，乌兰察布盟副盟长达瓦受刑不过，将“光芒”牌烟丝泡进水里，然后把白纸放进烟水汤里，再行晾干，显示陈旧之后，将“内人党”党徒名单写上去。他把这个炮制的名单交到专案组。专案组立即作为战功向上报捷，受到滕海清的嘉奖，并作为“罪证”展出。　　实行军管　　随着运动越来越残酷，反抗行动也愈来愈激烈，很多受害者以各种方式将当地的情况上报中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与同学一起下放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听大队革命委员会介绍运动形势，全大队只有三户是红的，其余全是“内人党”黑户。她将牧区见闻向其伯父伯母写了信。周恩来看后，觉察到内蒙古的问题严重了。　　日到19日，中央政治局四次接见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严厉批评了滕海清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错误。中央指示滕海清挖“内人党”运动立即停下来，平反、放人、落实政策。但滕海清却思想不通，未能做到在中央指示的第一时间内平反、放人。于是受害者“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的亲属、朋友、“批滕派”开始四处抢人，组团上访围攻批判滕海清。滕海清索性躲起来。结果挖的和被挖的形成两派，对立起来，局势失控了。1969年12月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军管。于是，刚刚启动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又停下来了。　　直到1978年，“内人党”错案才得以彻底平反。乌兰夫之女：父亲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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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想，如果我的母亲不是一位坚决抗日、投身革命的青年，父亲不会爱上她；如果我的父亲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母亲也不会万里追随他。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我父亲乌兰夫和母亲云丽文生活的故事，不得不牵涉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尽量约略地说明和带过。一、人民之子乌兰夫10多年前，我偶然看到澳大利亚报纸对我父亲的描述，很惊叹澳大利亚新闻界的灵敏，远隔万里重洋，仍有极准确的消息。但在他的身世方面，则认为乌兰夫和成吉思汗有着血缘上的关系。我的一位亲戚两年前与一位法国人结婚，我听说这个有着拿破仑血缘的家族倾巢出动，来到内蒙古草原，愉快地祝贺“两个伟大姓氏的结合”。法国人自有他们的守旧、天真和对姓氏的重视，不过确实可以看出这种误解流传之广。 其实，我的祖父母都是普通而忠厚的蒙古族农民，他们虽有一定文化，但祖上并无达官显宦者流。父亲的名字“乌兰夫”蒙文原意是“红色之子”。他原名云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他的感情始终同人民息息相通。概括他的一生，他可以说是真正的人民之子。1987年夏天，父亲回到了内蒙古。这次是率中央代表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这是他“文革”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内蒙古自治区。 中央代表团的最后一个活动是拜谒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在伊克昭盟境内，气势宏大，十分壮丽，是内蒙古人民举行庆典活动必谒之地。清晨，两架直升飞机从呼和浩特起飞，逶迤向西南飞去。 飞机到达成陵之后，草坪上已经密集着黑鸦鸦的人群。很多人闻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望父亲。他们簇拥着父亲，父亲拉着他们的手，后边的人们在喊：闪开一点，让我看一眼!这种场面在中央代表团去过的每一处地方重复着。我看着这些长年劳作、让太阳晒黑的老人或年轻人的脸，总觉得父亲和他们每一个人都熟悉，仿佛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中央代表团的车队向成吉思汗陵行进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支非常壮观的马队，都是极矫健的骑手，传统的长衫在灿烂的阳光下十分夺目。据随行的同志介绍，这是守卫成陵的达尔扈人马队。达尔扈人是当年成吉思汗的卫队，成吉思汗在征战中去世后，他的卫队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并且依陵寝而居，世世代代护卫着成陵。当然，今天的达尔扈人可能是一位劳动模范，或者是一位夜校的教员，不过他们骁勇一如他们的祖先。根据几百年的惯例，任何贵客拜谒成陵，达尔扈人都是在前面导引。 当父亲乘坐的汽车驶近的时候，达尔扈人突然分开两路，由前导变成了护卫，护守在汽车的两翼。我知道，这是达尔扈人在表示他们对父亲的爱戴和敬意。路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着赶来的群众，他们风尘仆仆，带着老人、孩子，不断呼唤着父亲的名字。离开成陵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父亲乘坐的直升飞机旁边，已经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父亲在登机的时候，送别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情绪很激动地喊着他的名字，并伴有哭声。有的人冲了上来，抱住了螺旋桨已经发动的飞机。惊呆了的机组人员喊道：危险!飞机再一次停驶，千百人的热情如同巨浪般卷过…… 父亲回京前夕，在我的建议下，回到了阔别40年的家乡。 我第一次来到我的祖父母的墓地。这里是如此平凡、朴素和安静。依傍着两位老人的墓地有一个小小的坟茔，这是他们第二个儿子云浦烈士的长眠之地。 确切地说，父亲在他的家乡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他的革命生涯，给他那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父亲幼时聪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而且相貌十分英俊。祖父母对他寄以厚望，希望他能够有助于这个日益衰落的家庭。但事与愿违。家中的房屋先是被日本人、后被国民党三次焚烧，时至今日，焦土瓦砾之状依稀可辨，年老幸存的乡人还可以述说当年的惨状。据目击者说，日本人焚屋的大火几天几夜不熄，所有家具、书籍均付之一炬。两位老人背井离乡，乞讨为生，在颠沛流离中先后去世。难能可贵的是，我的祖父母——两位旧式老人以极宽广的胸怀理解了父亲带给他们的一切，他们惟一的遗憾是再见不上儿子。我的祖父临终时对人说：不知我们是有福是无福——无福，有这样一个儿子；有福，却再不能见他一面。 父亲惟一的胞弟云浦，曾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蒙古支队队长。他作战极其英勇，白马长刀，被人传颂一时。他牺牲时年仅35岁。 父亲静静地伫立在父母兄弟的坟边。我不知道父亲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也许静如秋水，觉得一生无怨无悔，也许心潮起伏，难忘父母兄弟骨肉之情。我忽然想起了“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之句，领略到诗文的豪迈中所带的忧伤。 当日中午，我们离开了塔布子村，途经察素齐，在旗(县)招待所休息。烈日当空，万籁俱寂，父亲带着十几天奔波的疲劳入睡了。不知过了多久，父亲两位贴身警卫黄毅和勾宝华突然跑进来，略带不安地对我说：外面都是群众，怎么办?我朝窗外看去，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院的铁栅墙外全是人，人山人海，静静地伫立着。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多久，他们就这样静静等待着，等待父亲醒来。 黄毅走进父亲的睡房，掀开窗帘对父亲说：首长，你看!父亲对窗外招招手，人群欢呼起来，也向父亲招手。当地的同志进来了，为难地说：人太多了，太多了，不知道都从什么地方赶来的……父亲说：走，我们出去，看看大家! 为了让每一个赶远路来的人都能看见他，父亲一直走到开阔的展览馆广场，他走上台阶，对着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说：“乡亲们，我还会回来的!” 这是1987年8月。谁知日，他便谢世了。他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他可能有很多敌人，但他没有一个私敌，而他的敌人，在反对他的时候，都不得不借用他的名字。 二、风雨相随50年父亲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父亲那时14岁，尚未成年；对方是一位年长他5岁、不识字的农家女子。这样的婚姻自然毫无感情可言，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结束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代相识、相爱并结合的。这是我的父亲按照他个人的意愿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婚姻。父亲是一个胸怀磊落、感情专一的人，母亲有这样一位丈夫，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母亲原名云丽雯(云丽文)，她的家庭在绥远一带，多少可算作大族，她的祖父是大地主，封建而且顽固，然而他的女婿和儿子们，却先后都与共产党和抗日活动有了联系，从此这个家庭再无宁日。母亲的二叔云蒸在北大读书时，曾任李大钊的联络员，三叔云蔚黄埔军校毕业，在百灵庙抗日暴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她的姑夫孟纯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是蒙古族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母亲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她后来投身革命，可以说起了很大的影响。 母亲美丽纯真，但她最大特点是极富正义感。父亲曾说她是“热血女儿”，我想是很有道理的。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绥远，母亲不愿在日伪学校读书，中断学业。当时日伪政权为了培养亡国奴，选送一批资质出众的女学生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留学，有人劝说母亲时，她拍案而起，举座皆惊。1939年，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投身抗战，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雨和艰险的道路。 母亲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很奇特的：母亲等人去延安的路上，由于和联系人失散，身无分文，一行人不得不沿路乞讨，对这些素来清高的学生来讲，确实是难堪又严峻的考验。一路上，他们数次遇到日伪军、国民党军队的盘查，都侥幸脱身，最后到了黄河边上，又一次被国民党军队截获，此时此地，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无可支吾了。很巧的是，父亲正从这里经过。当时他是抗日部队新编第三师的地下党负责人，一眼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开口便说：“这是新三师投亲的家属，不是去延安的，你们弄错了，快把人放了。”初始，母亲看见一个国民党军官，更加戒备，后见此人如此爽快，大感意外。带路的地下党同志叫做贾力更，原是苏联炮兵学院的高才生，是一位革命经验很丰富的同志，他自然会意，不容众人犹豫，立刻带着大家走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延安结婚的。此后50年之中，无论多么艰难危险的时刻，母亲一直伴随在我父亲的身边。我想，如果我的母亲不是一位坚决抗日、投身革命的青年，父亲不会爱上她；如果我的父亲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母亲也不会万里追随他。50年的岁月，红颜可以老去，黑发可以变白，但他们的感情始终如一。理想和信念的融洽，是他们爱情和家庭最坚实的基础。 父母在解放前所生的子女，大都在战争年代夭折，仅存一子一女。我和妹妹是50年代出生。严酷而动荡的战争岁月，无疑给母亲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她伴随父亲度过的“文革”浩劫，使她并不健康的身体更为衰弱了。到了80年代，母亲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她还有一件极大的心愿未了：把父亲数十年在民族工作方面成功的经验写下来，作为一笔社会财富留给子孙。民族之间协调与融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后来世界局势的动荡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之前，中央也有几位同志建议，但当时父亲太忙，无暇顾及。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照光同志，编写《乌兰夫回忆录》、《乌兰夫文集》是在他多次敦请下开始的。后经中央批准，母亲主持“乌兰夫回忆录与文集编写组”的工作。她逐字阅稿，审核录音，力求真实和准确。父亲和同志们都劝她不要太着急了，她说：“我真怕我在哪一天突然躺倒了，不能再干了。”这句话不幸言中。1986年5月，母亲突然身患重病，而那本真正的《乌兰夫回忆录》终于没有完成和出版，这是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事业和感情上，母亲奉献了一位女性所能奉献的所有真诚、牺牲和勇气。三、世间珍重惟理解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特别谈到乌兰夫“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从而首次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日本投降后，内蒙古地区成立了内蒙古共和国，领导人全部是伪满和封建上层，但是这个“共和国”具有一定欺骗性，并且得到了国际上某些方面的认同。中央委派我的父亲去解决这个不但具有危险性而且相当棘手的重大问题。 父亲单人独马来到了内蒙古地区。双方在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形势一触即发。这时候母亲带了一双幼小的儿女，也来到了父亲的身旁。对方有着武器精良的军队，战车隆隆，刀枪森森，整日在中共代表的住地前示威。在最危险的时候，母亲忍不住对父亲说：我们死了不要紧，孩子还小，怎么办?父亲当即回答说：死了也是值得的!母亲泫然。 后来母亲对我不止一次谈起这些往事。她说：你父亲的几次决定，都使我掉了眼泪。但是我还是同意了他的决定。直到我长大成人，我才能真正理解母亲的心境和牺牲。父亲的一生充满惊涛骇浪，他曾说过：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舍生取义。一生之中，他不但要在生与死中做抉择，也要在情与义中做抉择。母亲作为一位妻子，一位慈母，也许这些抉择使她柔肠寸断，但她毕竟无条件地理解了父亲的思想和境界。她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内人党”冤案。当时我的父亲正在囚禁中，与世隔绝，毫不知情。他身边只有一只随身的小收音机，从偶尔得到的信息中，他猜度出内蒙古发生了重大而荒谬的冤案。这时他突然得到通知，中央派人与他谈话。他知道这是身处荒山峻岭之中惟一能和毛泽东、周恩来转递信件的机会。父亲连夜伏案给毛、周二人写信，力图澄清此案，避免无辜者受牵连。这时父母也知道我们几个孩子都已下落不明，几年以来惟一能证明我们尚在人间的一张小收条(证明收到生活费25元)已经中断，母亲夜不能寐，一头黑发全白了。她要求父亲趁此机会也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请组织上协助查找孩子们的下落。但是父亲坚决不允。他认为这会分散毛主席与周总理对他澄清“内人党”信件的注意力。他对母亲说：“一场冤狱下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屈。你有儿女，这些人谁无儿女?孰轻孰重你要掂清楚。”母亲含泪，又一次同意了父亲的做法。父亲复出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他平反了“内人党”、沙甸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冤案，这已经是后话。 80年代初，我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兄长(我父亲那位前妻之子)在国外留学，反映不好。有关部门上报给父亲。父亲的批示是“查清属实，党纪国法论处”。我这位兄长为此一直对父亲心怀怨恨。母亲曾经这样评价：“你的父亲虽然宽厚，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对我，对所有的亲属，包括对他自己都是一样的：永远不会让步。”母亲患重病之后，北京医院的医生曾再三劝父亲去广东休养，这样母亲可以同行。父亲说：去广东没有工作，兴师动众的，国家又花钱，不好意思。母亲此时已经失语，坐在旁边，连连点头。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父亲不是那种舍弃一切去保护自己和家人利益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想，世界上幸亏还有这样的父亲。（文/云杉）本文选自双石茶庄转自“ 世纪历史”微信公众号（centuryhistory），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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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夫之女：父亲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这是乌兰夫与草原英雄小姐妹在一起这篇文章讲述的是我父亲乌兰夫和母亲云丽文生活的故事，不得不牵涉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尽量约略地说明和带过。一、人民之子乌兰夫　　　10多年前，我偶然看到澳大利亚报纸对我父亲的描述，很惊叹澳大利亚新闻界的灵敏，远隔万里重洋，仍有极准确的消息。但在他的身世方面，则认为乌兰夫和成吉思汗有着血缘上的关系。我的一位亲戚两年前与一位法国人结婚，我听说这个有着拿破仑血缘的家族倾巢出动，来到内蒙古草原，愉快地祝贺“两个伟大姓氏的结合”。法国人自有他们的守旧、天真和对姓氏的重视，不过确实可以看出这种误解流传之广。　 　　其实，我的祖父母都是普通而忠厚的蒙古族农民，他们虽有一定文化，但祖上并无达官显宦者流。父亲的名字“乌兰夫”蒙文原意是“红色之子”。他原名云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他的感情始终同人民息息相通。概括他的一生，他可以说是真正的人民之子。　　1987年夏天，父亲回到了内蒙古。这次是率中央代表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这是他“文革”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内蒙古自治区。　 　　中央代表团的最后一个活动是拜谒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在伊克昭盟境内，气势宏大，十分壮丽，是内蒙古人民举行庆典活动必谒之地。清晨，两架直升飞机从呼和浩特起飞，逶迤向西南飞去。　 　　飞机到达成陵之后，草坪上已经密集着黑鸦鸦的人群。很多人闻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望父亲。他们簇拥着父亲，父亲拉着他们的手，后边的人们在喊：闪开一点，让我看一眼!这种场面在中央代表团去过的每一处地方重复着。我看着这些长年劳作、让太阳晒黑的老人或年轻人的脸，总觉得父亲和他们每一个人都熟悉，仿佛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中央代表团的车队向成吉思汗陵行进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支非常壮观的马队，都是极矫健的骑手，传统的长衫在灿烂的阳光下十分夺目。据随行的同志介绍，这是守卫成陵的达尔扈人马队。达尔扈人是当年成吉思汗的卫队，成吉思汗在征战中去世后，他的卫队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并且依陵寝而居，世世代代护卫着成陵。当然，今天的达尔扈人可能是一位劳动模范，或者是一位夜校的教员，不过他们骁勇一如他们的祖先。根据几百年的惯例，任何贵客拜谒成陵，达尔扈人都是在前面导引。　 　　当父亲乘坐的汽车驶近的时候，达尔扈人突然分开两路，由前导变成了护卫，护守在汽车的两翼。我知道，这是达尔扈人在表示他们对父亲的爱戴和敬意。路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着赶来的群众，他们风尘仆仆，带着老人、孩子，不断呼唤着父亲的名字。　　　离开成陵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父亲乘坐的直升飞机旁边，已经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父亲在登机的时候，送别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情绪很激动地喊着他的名字，并伴有哭声。有的人冲了上来，抱住了螺旋桨已经发动的飞机。惊呆了的机组人员喊道：危险!飞机再一次停驶，千百人的热情如同巨浪般卷过……　 　　父亲回京前夕，在我的建议下，回到了阔别40年的家乡。　 　　我第一次来到我的祖父母的墓地。这里是如此平凡、朴素和安静。依傍着两位老人的墓地有一个小小的坟茔，这是他们第二个儿子云浦烈士的长眠之地。　 　　确切地说，父亲在他的家乡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他的革命生涯，给他那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父亲幼时聪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而且相貌十分英俊。祖父母对他寄以厚望，希望他能够有助于这个日益衰落的家庭。但事与愿违。家中的房屋先是被日本人、后被国民党三次焚烧，时至今日，焦土瓦砾之状依稀可辨，年老幸存的乡人还可以述说当年的惨状。据目击者说，日本人焚屋的大火几天几夜不熄，所有家具、书籍均付之一炬。两位老人背井离乡，乞讨为生，在颠沛流离中先后去世。难能可贵的是，我的祖父母——两位旧式老人以极宽广的胸怀理解了父亲带给他们的一切，他们惟一的遗憾是再见不上儿子。我的祖父临终时对人说：不知我们是有福是无福——无福，有这样一个儿子；有福，却再不能见他一面。　 　　父亲惟一的胞弟云浦，曾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蒙古支队队长。他作战极其英勇，白马长刀，被人传颂一时。他牺牲时年仅35岁。　　 　　父亲静静地伫立在父母兄弟的坟边。我不知道父亲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也许静如秋水，觉得一生无怨无悔，也许心潮起伏，难忘父母兄弟骨肉之情。我忽然想起了“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之句，领略到诗文的豪迈中所带的忧伤。　 　　当日中午，我们离开了塔布子村，途经察素齐，在旗(县)招待所休息。烈日当空，万籁俱寂，父亲带着十几天奔波的疲劳入睡了。不知过了多久，父亲两位贴身警卫黄毅和勾宝华突然跑进来，略带不安地对我说：外面都是群众，怎么办?我朝窗外看去，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院的铁栅墙外全是人，人山人海，静静地伫立着。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多久，他们就这样静静等待着，等待父亲醒来。　 　　黄毅走进父亲的睡房，掀开窗帘对父亲说：首长，你看!父亲对窗外招招手，人群欢呼起来，也向父亲招手。当地的同志进来了，为难地说：人太多了，太多了，不知道都从什么地方赶来的……父亲说：走，我们出去，看看大家!　 　　为了让每一个赶远路来的人都能看见他，父亲一直走到开阔的展览馆广场，他走上台阶，对着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说：“乡亲们，我还会回来的!”　 　　这是1987年8月。谁知日，他便谢世了。他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他可能有很多敌人，但他没有一个私敌，而他的敌人，在反对他的时候，都不得不借用他的名字。　二、风雨相随50年　　　父亲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父亲那时14岁，尚未成年；对方是一位年长他5岁、不识字的农家女子。这样的婚姻自然毫无感情可言，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结束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代相识、相爱并结合的。这是我的父亲按照他个人的意愿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婚姻。父亲是一个胸怀磊落、感情专一的人，母亲有这样一位丈夫，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母亲原名云丽雯(云丽文)，她的家庭在绥远一带，多少可算作大族，她的祖父是大地主，封建而且顽固，然而他的女婿和儿子们，却先后都与共产党和抗日活动有了联系，从此这个家庭再无宁日。母亲的二叔云蒸在北大读书时，曾任李大钊的联络员，三叔云蔚黄埔军校毕业，在百灵庙抗日暴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她的姑夫孟纯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是蒙古族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母亲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她后来投身革命，可以说起了很大的影响。　 　　母亲美丽纯真，但她最大特点是极富正义感。父亲曾说她是“热血女儿”，我想是很有道理的。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绥远，母亲不愿在日伪学校读书，中断学业。当时日伪政权为了培养亡国奴，选送一批资质出众的女学生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留学，有人劝说母亲时，她拍案而起，举座皆惊。1939年，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投身抗战，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雨和艰险的道路。　 　　母亲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很奇特的：母亲等人去延安的路上，由于和联系人失散，身无分文，一行人不得不沿路乞讨，对这些素来清高的学生来讲，确实是难堪又严峻的考验。一路上，他们数次遇到日伪军、国民党军队的盘查，都侥幸脱身，最后到了黄河边上，又一次被国民党军队截获，此时此地，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无可支吾了。很巧的是，父亲正从这里经过。当时他是抗日部队新编第三师的地下党负责人，一眼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开口便说：“这是新三师投亲的家属，不是去延安的，你们弄错了，快把人放了。”　　初始，母亲看见一个国民党军官，更加戒备，后见此人如此爽快，大感意外。带路的地下党同志叫做贾力更，原是苏联炮兵学院的高才生，是一位革命经验很丰富的同志，他自然会意，不容众人犹豫，立刻带着大家走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延安结婚的。此后50年之中，无论多么艰难危险的时刻，母亲一直伴随在我父亲的身边。我想，如果我的母亲不是一位坚决抗日、投身革命的青年，父亲不会爱上她；如果我的父亲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母亲也不会万里追随他。50年的岁月，红颜可以老去，黑发可以变白，但他们的感情始终如一。理想和信念的融洽，是他们爱情和家庭最坚实的基础。　 　　父母在解放前所生的子女，大都在战争年代夭折，仅存一子一女。我和妹妹是50年代出生。严酷而动荡的战争岁月，无疑给母亲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她伴随父亲度过的“文革”浩劫，使她并不健康的身体更为衰弱了。到了80年代，母亲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她还有一件极大的心愿未了：把父亲数十年在民族工作方面成功的经验写下来，作为一笔社会财富留给子孙。民族之间协调与融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后来世界局势的动荡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之前，中央也有几位同志建议，但当时父亲太忙，无暇顾及。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照光同志，编写《乌兰夫回忆录》、《乌兰夫文集》是在他多次敦请下开始的。后经中央批准，母亲主持“乌兰夫回忆录与文集编写组”的工作。她逐字阅稿，审核录音，力求真实和准确。父亲和同志们都劝她不要太着急了，她说：“我真怕我在哪一天突然躺倒了，不能再干了。”这句话不幸言中。1986年5月，母亲突然身患重病，而那本真正的《乌兰夫回忆录》终于没有完成和出版，这是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事业和感情上，母亲奉献了一位女性所能奉献的所有真诚、牺牲和勇气。　三、世间珍重惟理解　　　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特别谈到乌兰夫“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从而首次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日本投降后，内蒙古地区成立了内蒙古共和国，领导人全部是伪满和封建上层，但是这个“共和国”具有一定欺骗性，并且得到了国际上某些方面的认同。中央委派我的父亲去解决这个不但具有危险性而且相当棘手的重大问题。　 　　父亲单人独马来到了内蒙古地区。双方在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形势一触即发。这时候母亲带了一双幼小的儿女，也来到了父亲的身旁。对方有着武器精良的军队，战车隆隆，刀枪森森，整日在中共代表的住地前示威。在最危险的时候，母亲忍不住对父亲说：我们死了不要紧，孩子还小，怎么办?父亲当即回答说：死了也是值得的!母亲泫然。　 　　后来母亲对我不止一次谈起这些往事。她说：你父亲的几次决定，都使我掉了眼泪。但是我还是同意了他的决定。直到我长大成人，我才能真正理解母亲的心境和牺牲。父亲的一生充满惊涛骇浪，他曾说过：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舍生取义。一生之中，他不但要在生与死中做抉择，也要在情与义中做抉择。母亲作为一位妻子，一位慈母，也许这些抉择使她柔肠寸断，但她毕竟无条件地理解了父亲的思想和境界。她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内人党”冤案。当时我的父亲正在囚禁中，与世隔绝，毫不知情。他身边只有一只随身的小收音机，从偶尔得到的信息中，他猜度出内蒙古发生了重大而荒谬的冤案。这时他突然得到通知，中央派人与他谈话。他知道这是身处荒山峻岭之中惟一能和毛泽东、周恩来转递信件的机会。父亲连夜伏案给毛、周二人写信，力图澄清此案，避免无辜者受牵连。这时父母也知道我们几个孩子都已下落不明，几年以来惟一能证明我们尚在人间的一张小收条(证明收到生活费25元)已经中断，母亲夜不能寐，一头黑发全白了。她要求父亲趁此机会也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请组织上协助查找孩子们的下落。但是父亲坚决不允。他认为这会分散毛主席与周总理对他澄清“内人党”信件的注意力。他对母亲说：“一场冤狱下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屈。你有儿女，这些人谁无儿女?孰轻孰重你要掂清楚。”母亲含泪，又一次同意了父亲的做法。父亲复出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他平反了“内人党”、沙甸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冤案，这已经是后话。　 　　80年代初，我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兄长(我父亲那位前妻之子)在国外留学，反映不好。有关部门上报给父亲。父亲的批示是“查清属实，党纪国法论处”。我这位兄长为此一直对父亲心怀怨恨。母亲曾经这样评价：“你的父亲虽然宽厚，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对我，对所有的亲属，包括对他自己都是一样的：永远不会让步。”母亲患重病之后，北京医院的医生曾再三劝父亲去广东休养，这样母亲可以同行。父亲说：去广东没有工作，兴师动众的，国家又花钱，不好意思。母亲此时已经失语，坐在旁边，连连点头。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父亲不是那种舍弃一切去保护自己和家人利益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想，世界上幸亏还有这样的父亲。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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