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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从“数学”的论调，查史实的记录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从“数学”的论调，查史实的记录
作者：wenjunq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 ——从“数学”的论调，查史实的记录
一位网名叫“数学”的先生，在网坛上发了不少帖子，宗旨就在于为老毛“扬功讳过”。其实这也很正常。中国历代盛产孝子，如今谁也不能禁止继续产生此类人物。试想，到如今希特勒还有那么多拥趸；东条英机也还香火不绝；本.拉登的打手们依旧不时闹出点事情来；萨达姆甚至可以获得100%的选票……。甚至，就连李/洪/志那么一个小小人物还有如此多人为之自焚，中国不出个把“数学”那才是怪事。只是应了老毛自己在日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的自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于是，“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确实也属正常。
想当初，“红海洋”浊浪滔天，别说对老毛评头品足，即使稍有不敬，惹来囹圄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何止成千上万！君不见北大才女林昭，说了几句自己的见解，枪毙之后还得由家人缴纳五分钱“子弹费”；还有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刘少奇，连一句不恭之言都难寻的，不也落得个“被迫害致死”的下场，而且成了无名之鬼，变成“刘卫黄”了吗？当年，所有对老毛有微词者，尚在高墙之外的都属漏网之鱼，偷着庆幸而已。
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暴君歌功颂德，歌颂到如此地步，除了证明自己的人性与良知都被邪念吞噬之外，还可以显示他们站在主子的立场上有资格无视人民的生命权。这种感觉对于奴才而言，是至高无尚的，因为他们认为，倘若没有老毛，中国必定沉到大海里去了，甚至地球也得停止转动。不见老毛早有教导：“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因此，饿死三千万愚昧的农民根本无关宏“旨”，不过占当时人口的4.6%，尚不够老人家规定的5%，离“死掉一半人”就更遥远了。“数学”们为老毛争辩的题目很多，几乎“一无非处”。最主要的争辩在大跃进造成的灾难问题上，“三年自然灾害”就是主要理由。与他们辩论者也不少，方方面面都有论述。
本帖是费了许多力气，查过几十年来一切可以查得到的官方史料，为的只是寻求一个真相，如此而已。我们没心情去与他们讨论究竟饿死三千万还是两百万的问题，即使两百万人饿死，那也相当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三分之一。关键在于，“数学”们连这也归于“自然灾害”，仿佛那时已经洪荒空前，全靠老毛的“诺亚方舟”才保住中国人没有死绝。数学先生不是以所谓数理逻辑为由：没有具体的描述，就没有饿死人的真实吗？那么，依同样的逻辑，没有“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的具体描述，也应该没有“自然灾害”的真实。我们唯有从历史文字中寻求真实。
1951年以前大约是无自然灾害的，到日，我们看到周恩来签署发布的《政务院关于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抗旱斗争的指示》；日，政务院举行171次政务会议，听取内务部副部长王一夫所作《关于目前灾区情况及预防春荒的报告》，报告了皖、苏、豫、鲁四省旱情及救灾计划，拨款10114亿（今天的万）元。邓小平在会上强调，中国这么大，即使全国丰收，也会有灾区。要经常性准备好救灾粮款。5月16日，周恩来又签署发布《政务院关于加强增产粮食和救灾工作的指示》。10月10日，政务院召开全国粮食会议，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报告东北灾情，会议决定全国粮食统购统销。这是1949年以来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份，并没有饿死人的议论，也说明政府是认真应付一切自然灾害的。日，周署名发布《政务院关于加强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和预防工作的指示》。
1955年看来风调雨顺，鉴于前两年的自然灾害，国务院8月25日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中国人开始“计划吃饭”。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主持会议并指出农业与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大大解放生产力。3月26日，周恩来签署发布《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春荒救济工作的指示》。4月30日，《人民日报》宣布，全国90%以上的农户进入合作社。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通知》，随同下发的谭震林报告，称：“农村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讨饭和主要吃稀饭的人没有了”。就在谭震林大言不惭的同时，广西发生1.47万农民外逃，饿死550多人的事件。8月28日，国务院第36次全体会议听取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全国各地受灾情况和救灾工作的说明。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严肃处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为受处分者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但党内民主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6月26日至7月15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周恩来报告：1956年农业总产值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仍增加了27.4亿元；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发言：《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于是我们发现，“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本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增产，灾区人民也幸福得不得了。
8月9日，国务院做出《关于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粮食、油料、棉花均不得进入自由市场，即使农民完成计划后也必须卖给国家的收购商店；2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国务院常委会上说，“看来，每人平均的农产品有下降的趋势”；28日，《人民日报》社论《吃粮要有计划》，对丰收后的粮食浪费提出批评。实际上粮食危机已经出现；中央办公厅转发农村工作部《关于当前接待群众来访的重要情况和今后的意见》称，今年上半年上访群众为去年的三倍，7月5日至20日接待更达344人，接近上半年一个月的接待量。来访者皆为14个省的农民，他们主要要求退社，而且态度坚决，还代表着背后的一批动摇户。其原因一是收入减少，生活下降，有困难无法解决；二是干部不民主，违法乱纪，打骂百姓，财务账目不公开。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修正草案》，各地学习后纷纷制定本省粮食产量指标，例如湖南省便制定到1967年增加一倍年产量的计划。
到1958年便不必说了。6月，老毛在农业部报政治局的报告《农业大有希望》上批示：到1962年，粮食年产8500亿斤（1957年为3900亿斤），单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又在李富春给政治局的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拟“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上批示：“很好的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7月5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与工人座谈称：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同日召开的全国丰产能手与科学家交流经验会议提出：1959年水稻亩产2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两千斤；全国开始办食堂，到8月18日，河南已建立31万个食堂，参加者达全省71%。
15日，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22日农业部发表夏粮生产公报，宣布1958年夏粮总产1010亿斤，比上年夏粮增产413亿斤，其中冬小麦总产689亿斤；23日《人民日报》宣布，中国小麦产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苏联的世界第二。31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老毛等接待。刘少奇宣布：“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赫鲁晓夫讽刺道：“噢！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你们把粮食运到我们那里去，就完事了。”8月4日，老毛视察河北，在徐水县发出指示：“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农业社员自己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17日至30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亿斤、1959年要达到10000亿斤、1962年实现15000亿斤。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赞扬山东寿张县委要粮食亩产“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红薯亩产甚至要达到几十万斤！9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电话会议，谭震林向全国宣布：毛主席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主席还提出来，110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这个要求一定要完成。这就势必要逼迫我们又要拿出相当的劳动力去挖铁矿，去办小高炉。10-29日，老毛巡视时视察安徽舒城，发最高指示道：“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在这个热潮下，全国争放“高产卫星”，最高的广西环江县亩产稻谷13万斤。中国科学院甚至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课题。24日《人民日报》介绍，根据毛主席提出的“三三制”（用1/3的耕地种庄稼，1/3的耕地种树、草，1/3的耕地休闲），浙江、山西、陕西、山东等许多地方大量弃耕。该报社论《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革命措施》，指出这是全国农业发展应该走的路。
事实上，还没到1959年，日，老毛写的《一个教训》已经就云南省发生浮肿病死人的情况发了议论：“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于是，我们如果不是糊涂或别有用心，应该明白饿死人究竟是天灾仰或人祸；“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发生，就已经开始饿死人了，而且老毛也心知肚明。人祸耶？天灾耶？每个人自己去判断。
1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粮食部报告：仅7-10月，粮食征购实际减少88亿斤，销售和出口增加52亿斤，全国到10月底粮食库存减少一百几十亿斤，各地纷纷要求调入粮食。而同一天中共中央批准的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的报告》，依旧在弹“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8500亿斤，至少不少于75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翻了一番”的高调；而且也是同一天批转的财政部报告称：“每吨土铁全国平均至少要亏损100到150元。今年全国土铁产量至少有1000万吨，总计要亏损15亿元左右。”建议由国家和地方分担，给予每吨土铁补贴100元到150元。老毛要求的1100万吨钢，竟然有1000万吨土铁是靠全额补贴“炼”出来（当时全国调拨价150元/吨）的！最后，还有三百万吨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废渣！中国人民的灾难已经临头了，如果昧着良心说“天灾”，这个“天”就该是“天子”的“天”！
1959年，就在灾难已经来临时，1月2-13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1959年要继续跃进，粮食产量要实现13000亿斤。敢于提出异议的人已经不见了。1月23-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四次全国监察会议的数据，1958年全国处分党员508，750人，占党员总数的4.35%，比四年处分总和还要多！其中开除党籍的196，500人，相当于年开除党员总和的80%！如果我们还记得1951持续开始的“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便不难明白1958年这个处分统计的意义，也不难明白全党、全民的“积极性”是怎样逼出来的。中共党内对老毛的倒行逆施持异议者被整肃，全党处于“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的状况，除了助纣为虐之外，别无他计。
这次会议还批判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平行的“错误观点”，明确规定监委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当好党委的助手。中共连这一点自我监督也不见了。又是“天灾”耶？形势已经极不乐观，陈云同时写信给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粮食要省吃俭用，去年夏收和秋收后，估产高了，吃用多了。今年以来，城乡销量继续增加，库存下降，到处供应紧张。因此，不管今年粮食增产多少，都必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老毛自己也于4月29日发出《党内通讯》，要求省以下六级干部不要讲假话，他自己也承认：“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指出1959年夏收作物比1958年减少1.1亿亩，即减少20%。这是老毛提出全国都要实行“三三制”的直接后果；10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报告，湖北有170万人口严重缺粮，河北有30多个县闹缺食，广东崖县等四个县已经饿肿10930人，其中已饿死134人。文件总结原因认为：“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对增产幅度估计过高，产量数字估计过大；加之1958年秋收没有搞好，以及一度放开肚皮多吃等。”请注意，到此中共中央尚无“数学”们计算出来的“天灾”原因，而且，认定的“主要原因”都是人为因素。26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停止对农村用油的供应，以保证城镇居民、出口、工业和行业用油的需要。27日，中共中央转发劳动部报告，要求把供应紧张的城市职工减少800万人，推到更紧张的农村去。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终于在社会主义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允许社员有一点私有财产了。15日，老毛召集少数中央领导人会议，承认综合平衡出了问题，有主观主义，同意把粮食产量从10500亿斤减少到5000亿斤。会议又没有提出任何“天灾”问题或因素，而是“综合平衡”出了问题。
7月5日，毛亲笔写下《粮食问题》的指示，在这个下发党内的文件中毛写道：“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比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接下去，毛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这个文件是批在李先念报送粮食部长陈国栋的报告上的，这个报告说到“前两个灾情不小的年度”。可见，1959年的灾情至少到此仍未发生的。还有，这个征购指示正是导致灾难的缘由，后边将说到，为了完成1100亿斤征购，各级干部搜刮农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老毛也不是毫无心理准备，否则不会让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
至此，我们看见中央一系列指示已经描绘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灾难性局面，我们却没法从历史文字中寻得任何“天灾”导致灾难的痕迹。从1952年有天灾的情况看，我们已经找到关于天灾的文字资料，1953年的自然灾害是严重的，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57年起，中共中央似乎不再为天灾费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指出，四月份全国已经有十几个省、自治区出现春荒。至六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只有340亿斤左右，减去已被地方借用部分，实际库存数更小。1959年新小麦登场之后，仍是现收购、现调运、现供应；大米、杂粮在新粮登场前已经调不动了。归结原因是，1959年收购量未完成，销售量却大幅度增加，造成粮食紧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春荒”是指青黄不接时粮食紧张状况，并非天气的描述。中共中央总结的原因也无“天灾”的成分，却认定是“由于收购量未完成计划”，于是全国性的搜刮粮食便开始了。
7月14日彭德怀给老毛写信，认为全国出现的灾难性局面是“左”倾造成的，过早否定等价交换原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轻易否定等。注意，他仍旧只字未提“数学”研究出来的“天灾”祸害。而许多高级领导干部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他们显然都不如“数学”聪明，甚至那些反对老彭的高级领导，似乎也忘记以“天灾”来批驳老彭，直至8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同样“忽视”了老彭借“天灾”以反党反“三面红旗”，而只指责他搜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错误与缺点。老毛清楚在大跃进问题上辩论，是辩不过彭德怀的。于是他使用了“移花接木”之计，跳过去说老彭31年来在所有的路线斗争中都犯了错误，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周恩来则“打蛇随棍上”，牵强附会地分15个时期批判老彭历史上就反毛的罪状。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严峻的现实问题，于是被历史问题掩盖过去了。其实，如果真有“天灾”，是很容易驳斥老彭的指责并戳穿他的“反党面目”的，看来当时的整个党中央，包括老毛在内，都不如我们的“数学”先生聪明伶俐。
直至1959年年底，中央连篇累牍发出的指示中，没有关于抗洪抗旱救灾之类的内容，却不乏例如“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之类的指示。是“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不如积肥重要，还是老毛他们忽视了“自然灾害”对国家与人民造成严重后果的估计？或者根本不存在多么严重的“天灾”？
胜利地击败老彭之后，老毛再次显示了他老人家战无不胜的气概。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全国开始整肃党政军机关的持异议者。9月8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而恰是老毛在6月15日中央领导人会议上承认“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并要求“今后7个月主要是搞好综合平衡”的。不到三个月，这个“主要问题”被抹掉，综合平衡也不可能再搞。22日，《人民日报》发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赞扬河南农民吃食堂已达99%，并预言它必定“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24日，国家计委决定新上230个基本建设项目，后来到11月22日，继续追加13.6亿基建投资；10月25日至11月26日的全国计划会议确定1960年继续跃进的计划，仅粮食这项，计划为6500亿斤。
打击“右倾”是保证激进的根本。月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已经开始纠正“左”的错误，郑州会议决定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制度，基层干部积极贯彻。最积极的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10月12日遭清算，中共中央这天转发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中央批示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归根结底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批示要求各地深入彻底地揭发批判。次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报告和15日批转农业部报告，把“小队所有制”、“包产到户”以及取消食堂、去掉部分供给制等做法定性为“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的逆流”，是“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全国都必须“彻底加以揭发和批判”。
于是从10月下旬开始，全国各级机关逐步进入“反右倾”整风运动，11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所定标准为：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为彭德怀辩护的；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历史上多次犯错误，现在又借口批评大跃进，猖狂进攻的；“一贯严重右倾”大跃进以来又有右倾言论，执迷不悟的。半年时间里，中央国家机关重点“帮助”2714人，湖南省仅县以上机关有4969人被批斗；人民解放军中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政治帽子的达17212人。如此“英明伟大”的整风运动，保障了老毛的倒行逆施得以顺利实施，所有意见都“不须放屁”了，否则便“请君充我荒腹”！
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广东省委关于农村农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现象》的文件和老毛的批语。广东省委认为，为了缓解副食品供应紧张状况，必须坚决压缩供给制部分，即农民自己消费的部分。老毛批示说，广东的措施是适宜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中央加的批示要求留给农民自己的限制在30%，最多不超过40%。如此，农民生产的微薄的副食品，大部分变成必须被收购产品了。而基层干部再按照虚夸数字计算执行，农民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日，《红旗》杂志发表李富春文章《迎接一九六○年的新跃进》，终于有“农业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农业总产值较计划超过很多。”如此，虽然提到“天灾”，却并没有影响收成。我们至少应该这样理解，“天灾”没有对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造成任何影响。但全国范围内饿死人现象已经开始，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发祥地河南信阳地区便饿死上百万农民，紧跟老毛最积极的河南全省已经饿死两百万人民。就在这饿死人的关头，1月2日，《人民日报》发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1959年都比1958年有大幅度增长，仅河南省公社和生产大队公共积累超7亿，比1958年增长50%以上。读到此，我们不难发现，河南农村大批农民是在公共积累增加50%的情况下饿死的！这与“自然灾害”毫无因果关系。
河南信阳地区副专员张树藩说：“一九五九年八月底九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後，省委仍按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标准徵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十六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徵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後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於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张副专员上述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农民的口粮、种子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这是“天灾”？“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这也是“天灾”？外出逃荒又成了“破坏‘大跃进’”，设岗拦堵，不准外逃。还是“天灾”？
及至大批农民饿死，张副专员揭露：“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二十万到叁十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呆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後得知，郭处长回去後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叁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後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後，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张副专员感慨道：“从信阳事件中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这也是“天灾”？“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326页记录了毛“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的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其注释〔1〕称：这个材料系“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这份材料至今仍保密之中，于是数学先生可以得意洋洋地要求举证。不过“大量饿死人”总可以算“冰山一角”的。陈毅元帅曾经夸赞，我们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但在大跃进造成全国性粮食危机之后，毛亲自批示了广东省关于从农民口里扣粮食的措施。善良而又愚昧的中国农民，总是拥戴自己的理想和实现它的领袖，但他们总是事与愿违地收获灾难。
我们多费点文字，摘录当时遂平县委副书记、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创始人之一娄本耀讲述的他所经历的饿死人的情景：
“大约在11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群众的一封来信，信上写着：娄书记，俺庄已经死了62口人，外出跑到黄河北的有几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一口气，你快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一惊，摇摇晃晃地出了医院，到县委找到办公室秘书赵文亮和通讯员徐文堂，由他俩架着我向刘班庄走去。天下着大雪，路很不好走。我们一口气走到八里杨的场地里，准备靠到麦秸垛上休息一会，忽然发现麦秸垛下有个死人。我们也顾不上休息了，就一口气赶到刘班庄。时间是下午5点多钟，天已经灰灰的了。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西屋，一推门，见当门处坐了1个妇女，脸肿得小盆子一样，吓人，眼睛肿成一条线，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吃饭了，饿得很。再一看，他家三个小孩全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禾棍。床头还有一个老头，剩下一口气。
“我又走进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下饿死两个，屋里冷清清的。我们就去找队长，队长是个女的，出家门时脸红扑扑的，家里两个小孩活蹦乱跳的哩。我到乡造纸厂，找到魏厂长，想让他弄点粮食给老百姓吃。魏厂长作难地说，厂里也没吃的了，十几个男女工人都饿跑逑了。我打电话找到公社书记魏祖提，让他找几个人，把村南头几间房子打扫一下，把村上所有浮肿病的人都背到那里去治。我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又继续往西走，先是到酒流村，一打听，村里死了9口人。又走到小岗村，一问村里死了10口。又走到一个村，村里死了3口。我们连夜走到关王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饿死人最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个人就急忙往苗庄赶，走到苗庄东地碰上公社的妇联主任陆桂英。我问她干啥去了。她说去苗庄安排社员生活了。我问她安排得咋样？她说有吃有喝，一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我说我得去看看。她慌忙劝阻说，时间晚了，别去了。我没听她的，和小赵、小徐一直奔了苗庄。苗庄很静，连声狗叫都没有，狗都没力气叫了。月光冷冰冰的，雪仍在不停地下。走着走着碰到一个光屁股小孩，在雪地尿泡。我问他队长家在哪儿住。小家伙说往东走第三个门就是哩。我找到队长家，队长叫苗长富，49岁，说：‘我身体不好，没上河工，你看我这腿肿了，眼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我一问，村上百十口人，已经饿死20多口了，全村200多亩地，全年打5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子就征购了10万斤，村里连红薯都上交顶任务数了。苗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还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逑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早就开始吃红薯秧子了，又苦又涩，人在8月份就浮肿了，小孩饿得到地里拾豆子吃，天天拉稀，社里还在反瞒产，挖粮食。’”7-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认定，年是连续跃进之年，1960年还要继续大跃进，粮食产量定为6000亿斤；鉴于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两年就完成了，有必要制定后三年的补充计划。这个计划目标为：提前五年实现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五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五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纲要。8年内实现生产队所有制向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并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求本年继续大办公共食堂，开始办城市人民公社。整个会议毫无“天灾”的片言只字。23日，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1959年农业总产值783亿元，比上年增长16.7%；粮食产量5401亿斤，增长8%。又没有“天灾”的影子。26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到1000亿斤。全国都开始“反瞒产”，搜刮农民存粮。河南又是全国标兵，信阳地区在此以前就确定：“没粮也得搜，这是死命令！”“挖不出粮食是阶级立场问题！”搜刮农民粮食的故事惨不忍睹，这里不赘。“数学”们否认是无济于事的，老毛亲自派陶铸、王任重前往信阳，陶铸说：“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王任重说：“西平县放了个7320斤的小麦卫星，受打击的7万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百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信阳地区儿歌唱道：“六○年，好春光，麦梢黄，散食堂。”老百姓把公共食堂的解散，看作“第二次解放”。但老毛不以为然，食堂是他强加给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阵地，是必须坚守的。
3月5日老毛批转了河南省委关于抗旱浇麦的报告，称：“有同样情况的，照样办理，是为至要。”可见并非全国性的“天灾”，只是“有同样情况的”才“照样办理”。而在前一天，即4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称：贵州省农村食堂巩固的约80%，不固定的约20%。报告并称，在食堂不固定的地方，才有“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还把是否坚持食堂当成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原则问题，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老毛批示道：“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接着继续强调：“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要求在1960年全国农村食堂要达到现在贵州省的水平，并且还要提高。18日，中共中央转发《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与《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三个文件，中共中央批示，要求全国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下半年各抓一次，学习河南、贵州，普遍推行。
3月30日，八届二届二次会议召开，继续跃进成为定局，其中农业增长要求达到12%。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持续跃进，一定能持续跃进》，雪上加霜也就成为不可逆转的洪流。4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丝毫也没有提及有什么“自然灾害”，精神振奋地要求“提前两三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全国继续在昏热中高烧。21日，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改造农村落后生产队的报告》，要求全国都按照鞍山市委的经验行事。鞍山市委把42%的农村大队评定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直接或间接操纵党政领导权”。于是，全国任何地方，只要敢于不搞“持续跃进”的，就要面临严重后果。
5月7日，中央批转商业部党组的《报告》，决定全国布票从每人24尺减到22尺；22日，中央又发通知，布票再减到21尺。15日，中央连续发出四个对农村的工作指示，分别对“三反”运动、劳动力安排、农产品分配、劳逸结合给出硬性安排，唯独没有任何“抗灾”的任何文字。27日，周恩来访问蒙古，给予蒙古两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对其工业、水利、公用事业给予援助。到7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确定，1960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连月下降，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毛泽东讲话要求抓粮食、坚持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留点自留地。会议似乎仍旧没有想起“三年自然灾害”问题，于是没有议论。但次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号召全国都要吃小球藻，连婴儿也没忘记，偏偏忘记提及“自然灾害”。至19日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秋季蔬菜生产的指示》，终于想起“自然灾害”来了，但只是“可以在某些地方发生旱涝灾害的情况下，有效地防灾备荒”。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自然灾害”尚未发生，但很快就要来了？30日，经中央批准，北京饮食业成为全国最后一个饮食业也必须凭粮票供应的城市。理由是“鉴于全国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而不是“自然灾害”。不过老毛依旧是雄赳赳器昂昂的，他本月发出指示：今冬动员7000万人大干，今年钢铁要搞到2200万吨；62年达到3500万吨；第二个十年达到一亿吨。
8月1日，中央书记处批转国务院秘书长《报告》，规定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每人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秘书长等行政七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肉4斤，鸡蛋3斤，白糖两斤，烟两条；其他行政十一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两斤，白糖1斤，鸡蛋两斤，烟两条。以上规定8月即开始执行（11月起，党内干部配额减半）。10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发布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称粮食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跃进的需要；指标偏高，估产不实，消费安排不好等因素，在连续两年在青黄不接时粮食供应都紧张。《指示》说了许多造成紧张的原因，唯独忘记提及“自然灾害”。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把毛在不到一个月前提出的“7000万人”上山压缩成1000万了，也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
14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承认遇到了困难，主要20种工业产品中有18种未完成，其中11种甚至低于第一季度的水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农业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有灾情。终于看见“灾情”的字眼了，尽管它仅限于“部分地区”。18日，中央批转了商业部报告，全国人民的布票从20.83尺降为18尺；主要针织品也必须凭布票供应，这使人均布票又实际减少了2尺，变成16尺。2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采取四川仪陇县（清理总劳动力的15%以上）、南部县建兴公社（清理总劳动力的21%）经验，尽量清理劳动力压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2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这些文件、社论中，依旧没有提及“自然灾害”问题。
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抓紧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指示称5月各调出粮食的省、区仅完成计划的一半。北京、上海、天津、辽宁调入的粮食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如果不紧急调入粮食，将面临脱销危险。指示还说，5月28日中央《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发出后，因调出省的粮食也很紧张，一直进展不快，致使至今粮食紧张状态未能解决。要求在本指示发出后，调出省、区党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调粮计划完成。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正式宣布全国今年遇灾面积达九亿亩（全国耕地16亿亩，占56.25%），夏粮征购较去年减少51亿斤，库存减少100亿斤。指示称：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现象还在继续发生。为此，中央要求各地立即采取压低城乡口粮标准的方针，规定：一，淮河以南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的标准，丰收的地方可以提高到380斤原粮。淮河以北压低到原粮300斤左右，各省的重灾区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二，除高温、高空、井下和负担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23日中共中央继续发出《关于压缩食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再次提到“今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截止到9月10日，食油库存只有6.7亿斤，是统购统销以来最低的。要求压低食油供应标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降到每人每月7两，省辖市和专辖市降至5两，县城和集镇降到3两。还要求压低工业用油之可食用植物油用量20%；食品工业用油要下降15%。
这两个《指示》都强调了“今年”的“自然灾害”，不过我们却没发现任何“抗灾”的文件或指示。难道在时间长达9个月、面积达全国耕地的56%，完全是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毛和中央都视而不见？也没有任何抗灾的指示？这不可能。前边已经列举，即使个别地方短时间的灾害毛与中央都极其重视地予以指示，如果真有灾，早就会有无数文件下达了，绝不可能视而不见到现在才突然亮出来。而且，在许多回忆文章中，我们也看不到有关“自然灾害”的具体描述。这很重要。一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血有肉的，那么它一定会在不同的角度都有具体的描述。倘若只有一个孤单的骨架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它一定失去了真实。如果我们联系8月14日中央指示里，只是“部分地区有灾情”，不过半月就变成全国性的严重灾难，只有一个解释：这是一种对严峻局面的责任开脱。
当年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家计委副主任薄一波总结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02-903页。）而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也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问题应该是明摆着的了。
10月1日，举国欢庆之时《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述评：《农村人民公社日益巩固扩大》，灾情便由“今年”变成“去年和今年全国各地都有大批农村公社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考验。但全国2.4万个农村公社没有一个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充分表现了它的顽强成长的生命力。”那么，我们那些把灾难推到“自然灾害”头上的好汉们显然徒劳了，即使真有“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当年就已经“没有一个”没战胜“灾害”，即使有灾却也无难的。
7日中央转发《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这个会是在9月20-22日由谭震林主持召开的。《纪要》指出：今年农业生产遭到特大自然灾害，由于严重灾害的影响，今年的粮食情况是相当紧张的。五省市人均口粮最低不到400斤，最高不过440斤；措施里倒是有压低口粮标准；切实办好食堂，做到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代用食品；做到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开展群众性保健运动；继续完成三反整风整社运动；彻底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某些干部特殊化作风等等，偏偏毫无抗灾的安排，似乎这个“特大自然灾害”是不必费心的。12日中央又批转了湖北、福建两省上报的文件，作了重要批示，强调必须立即纠正“共产风”以及上个文件里那些问题，继续忽略了抗灾安排。13日，与北朝鲜签订两个协定，中国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援助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厂及一批日用必需品轻工企业；此外还须供应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
10月24日，中国购买缅甸30-40万吨大米的贸易公报发表，终于打破了不进口粮食的禁区。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出自1960年春以来各地农村“共产风”现象仍十分严重，农村粮食生产形势亦呈现不良局面，“‘共产风’一直没有认真地纠正，继续刮，严重地破坏生产力。”“指示信”是周恩来起草的，制定了12条措施，全部都是彻底纠正“共产风”问题的措施，压根儿没提“自然灾害”与抗灾措施。看来，“共产风”远比“自然灾害”更具危害性。同日中央又发出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全体干部深刻认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破坏农业生产力的严重性”。《指示》要求从中央机关直至人民团体、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必须深入检查自己的工作，再不允许发生引起“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的任何苗头。显而易见，在毛及中央眼里，“自然灾害”无足轻重，“‘共产风’破坏农业生产力的严重性”绝不可不予纠正。这本身就给了现在那些“自然灾害”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11月8日，中央批转李先念于10月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提纲。这个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提纲称连续两年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遭受了很大损失。收购赶不上商品粮供给的增长，矛盾显得突出。提纲要求坚决实行“低标准”与“瓜菜代”相结合的办法，坚决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严格控制粮食销售指标。会议提出四个兼顾：国社兼顾、城乡兼顾、丰歉兼顾、内外兼顾。至于如何救灾、抗灾，会议没有具体讨论。1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又一次提及连续两年“特大自然灾害”，要求全国都要采集和制造代食品。次日毛泽东批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要讲大好形势，也要用一些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要求在5个月内把全部形势都转过来。28日，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毛亲自作了批示。这个报告检讨公社化以后急于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社员分配少，扣留部分多；大办水利等工程，抽调了70-80%的农村劳动力；干部思想作风均存在严重问题；致使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等严重事故，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毛的批示认为甘肃省委作自我批评了。毛自认也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12月8日，中央转发贵州省类似报告，报告指出：“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中央批示要求甘肃、山东、河南、贵州省委都必须好好检查和纠正这方面的问题。至此，我们已经发现连续的文件与批示都在对付“人祸”，丝毫也没有对“天灾”的任何具体措施。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有什么严重天灾之类的事实；二是对严重天灾没有作为。28日，新华社发出专稿《我国农业今年遭受特大天灾，六亿人民满怀信心克服严重困难》。正式宣布全国一半以上耕地遭受严重天灾，其中3-4亿亩为重灾，不少耕地完全绝收。还称，天灾主要是旱灾，除新疆、西藏外全国都遭旱灾，持续6、7个月。这是自“大跃进”以来描述自然灾害最具体的文章，但仍强调人民公社抵御了严重灾害，显示了它的巨大优越性。
1961年元旦，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说：“信阳事件（即1960年以来由于‘五风’严重泛滥，致使粮食严重减产，发生大量饿、病、死亡现象的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它连提都没提“自然灾害”的问题，更没有提任何抗灾措施。所有“救灾”措施都是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实行民主补课的方针和方法。中央批示也肯定了这个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彻底反掉‘五风’，巩固地重新建立党的领导”。如此便不难明白，严重的自然灾害远不如人祸需要认真对待的。
“数学”先生以为所有档案都封锁了，于是便可以信口雌黄。但就在这份报告里，信阳地委承认仅1959冬至1960春全地区俄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自然村减少639个；正阳县饿死8万，许多家庭绝户；新蔡县饿死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4万社员饿死4000人，平均饿死10%，个别队达30%！仅潢川、光山、息县，孤儿竟达12000余人。
“数学”说没有记录吗？嵖岈山人民公社档案卷第127号，部分摘录如下：“董书记检查：会计王文化汇报说，生活安排得很好，说还有粮11万斤，结果饿死不少人。……全农场原来6700多人，现在5900人，饿死800多人。”“周玉莲（县政府女副县长）检查：自己明知道粮食有问题，还硬调入库，造成群众生活困难。病号多了，池庄队去年冬就有病号190多人。嵖岈山大队李王庄死了30多人。在高庄检查工作时，看到一个老婆60多岁，一问就哭，原来她儿子30多岁饿死了，死时还在食堂吃饭哩。韩楼在河工上把一个农民活活打死了。河工上下雨仍叫干活，结果冻死了几个人。”“任书记听说村里留了5万多斤稻种，指着队长的鼻子说：‘谁让你留稻种了？赶快入库，三分钟完成任务。’”“刚柴楼地主饿死完了，钟清德书记说：‘阶级斗争消灭了，很好。’”“李尧大队，翟文明检查：张庄120多人死了20多人，原因是会计苏全明减少了小孩的免购点，每顿给小孩打半碗饭，12个小孩饿死了8个。”“队长王毛说：‘当时谁不打人哩，不打人就是右倾。’流宝河的阎发龙队长打人打得很厉害。一夜打6个人。”“赵喜有病起来晚了，没干活。赵狗毛不让吃饭，赵喜说：‘你为啥不干活就能吃饭。’当场挨了一顿打，他连气带饿死了。”这仅是1960年4月“民主整风”会议记录之一卷里的部分记录。
1月7日，中央批转轻工部《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称自从1960年第二季度起，锅、盆、碗、筷、缝衣针、鞋钉、奶嘴儿、卫生纸、食盐、火柴等日用必需工业品严重供应不足，甚至脱销。要求加强这些产品的生产。看来这些轻工业产品也因“旱灾”而严重减产了。14-18日，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罗列了各行各业存在的严重困难之后，承认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没有认真贯彻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基本战线拉得过长等。继续整风整社纠正“五风”，采纳了陈云关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意见，给社员以足够的自留地，20年不改变，鼓励全社会发展家庭副业。这次会议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改变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上的指导方针。19日接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陈云建议进口粮食。27日，中国进口缅甸大米正式签订条约。31日，中越签订向越南提供1.4175亿卢布长期贷款协定。2月28日，中央批准全国敞开供应高价糖果，高价糕点扩大到中小城镇。同日，中国从马里进口花生、大米、棉花等九种农产品协定签字。
3月3日，《杨尚昆日记》记载：“晚间在少奇同志处开会，由小平同志谈此行见闻，并讨论苏联以贷款方式供我麦子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的问题，恩来、彭真、小平等三人，明日将飞广州见主席。”7日日记：“小平同志传达主席处提出的问题：（一）对苏粮不要，糖可以接受；……”。该事出自日，赫鲁晓夫致函毛，为缓解中国的经济困难苏联愿意以借用方式提供的援助。3月7日被毛拒绝后，周恩来8日答复苏联大使：对苏联基于国际主义的好意表示感谢，但我们不愿加重苏联的负担。我们接受50万吨糖的援助，100万吨粮可暂不运来，留作备荒储备。4月8日发表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称，苏方提议：1960年中国贸易欠款在5年内分期偿还；8月底以前借给中国50万吨食糖，年归还；两笔欠款均不计利息。不是说“苏修卡我们的脖子”的吗？在国内粮食极其困难乃至“大量饿死人”的紧张关头，苏联伸出手来借给100万吨小麦，有这样“卡脖子”的？“数学”先生自称“科学家”的，应该算得出这20亿斤小麦对于饥寒交迫的中国农民是什么意义，（1961年下放城镇人口1000万到农村，减少城镇粮食供应40亿斤。这个减少的粮食供应，必然由农民负担了。）可惜“大救星”并不在乎。我们看来要对他在困难时期为自己69岁生日写的“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不得不有另外的理解。
3月5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15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毛说：“因为庐山会议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他认为“庐山会议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整个两会期间讨论了农村情况及其解决办法，都是围绕公社的问题谈，没有一个字提及“自然灾害”。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居然不提“抗灾”，只有两个可能：其一是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然灾害”；其二是严重渎职。不知数学先生该选哪个。
在毛大谈“讲真话”的鼓励下，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介绍了安徽省“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解决了农村问题，曾坦白地承认，这就是“包产到户”，结果被会议指责。曾无奈之下干脆给毛写了封信，详细叙述了有关措施及其效果，毛当时没表态，后来则在八届十中全会作为“包产到户”的典型范例，扣上“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帽子。刘少奇则干脆说：“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周恩来报告说农民反对吃食堂，要求恢复高级社多劳多得的记工分办法；邓小平与彭真联名报告要求取消平均主义，改进各项农村现行政策；朱德写信报告农民强烈反对吃食堂，称豫东允许群众回家吃饭不到一个月，浮肿病立即下降40-50%。
6月中央工作会议，毛对上述各位作出让步，大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19日连发三个文件，对城乡手工业、商业、农业放宽限制，甚至还退赔农民在公社化时被平调的损失，据统计，1961年共退赔18.5亿元。7月7日中央批转财政部国家财政报告，把全年财政收入调整为350亿元，比上年635亿元减少45%；所有财政支出项目都作了大幅减少。8月2日中央批转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首次有了应付“自然灾害”的措施，预计粮食收支将比上年还要紧张，用挖库存和进口的办法都不能解决，必须坚决压缩产粮区的粮食销售；以工业品鼓励农民多售粮；征购任务不能放松。仍无具体抗灾措施，也没有具体涉及任何灾情与具体受灾地方。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认为调整的成效不大，重工业、轻工业生产继续下降。毛讲话认为现在已经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应该是一天天上升的时候了。至于“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个字也没提到。倒是认真检查了农村公社、大队的整顿情况；退赔情况；三级所有的落实情况；自留地情况；解散集体食堂的情况；实行“三包一奖”的情况；等等。总之，这次会议完全肯定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各项举措，尽管它们在后来“四清”运动几乎全部遭到批判。9月23、24两天，毛对蒙哥马利首次暗示刘少奇将接班的人事安排：“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10月7日，按照毛的要求，中央发出文件，确定生产队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11月23日，中央批转邓子恢的《报告》，其实就是上一个文件的实施细则。至此，大跃进时掀起的所有农村政策都退回到合作社时期的政策上去了，唯一没有退回去的，只是公社、大队之名称。当然，这一系列措施中，依旧没有一条对付“严重自然灾害”的具体措施，所有措施都只是对付“人祸”的。
12月6-11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听取1962年计划安排，领导人指示，目前重要的是解决吃的问题。城市人民已经连续三年营养不良，有效的办法是吃豆子，每人每月供应3斤黄豆，制成豆腐相当于增加了粮食。62年工作的重点仍旧是调整。2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邓小平传达毛的讲话：1,形势不坏，主要是农村形势好起来了，把60条一公布，再把队为基础一解决，农村马上见效。2,总的说，3年来办好事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就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政策，我们的事情就能办好。3,责任问题，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4,还有没有希望？回答应该是有希望，真正地有希望。毛指示，1962年继续大抓一年，几个方面都要理出头绪来。这个会议继续总结了三年来的政策问题，至于“严重自然灾害”，继续只字未提。同日，毛在中常委、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过去走过的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几个大办都是中央决定的。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得不好，这是一方面。同时还要看到，这些错误也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是有个过程的。问题是我们认识的过程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
既然都是“严重自然灾害”惹的祸，毛似乎不该如此难得地去检讨，却忘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老天爷。看来老毛远不如我们的“数学”博士聪明，闭上眼睛不承认饿死过人，躺到地上赖账，张开大嘴干嚎，比起如此检讨似乎更好。
七千人大会于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历时28天。刘少奇主持大会，他在彭真等21人参加起草的报告中大讲各方面的教训，推翻了毛一贯强调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话明显可以看出，“自然灾害”纯属应景之说，重音落在“人祸”上。
毛也当场自我批评道：“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还正式宣布：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于是，当初大跃进提出的“超英赶美”的目标，完全被否定了。在毛的带动下，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邓小平都纷纷仿效，都做起检查来了，有的还确实挺深刻。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既然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怪，大家不去声讨老天爷，一个个都检讨自己干啥？唯独林彪看出毛的真意是“引蛇出洞”，本来他就是“始作俑者”，那检讨却似乎完全因为职务而承担责任。林彪别出心裁唱起“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等等。尽管毛听了浑身舒服，甚至责问别人是否讲得出这么高水平的话来。但我们细细一想也不难发现：这几年发生的错误和困难，并非老天爷作祟，而是人为的。因为老天爷是不会“照毛主席指示去做”，更不可能“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谁的。
七千人大会继续“引蛇出洞”，当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毛就开始玩“阳谋”了。他首先宣布：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接着毛借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的信发泄了两年来的怒气：河北胡开明，但就是“胡”开明。他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七千人大会的积极份子，文革中全部遭到打击，甚至“被迫害致死”。彭真说犯错误不能光说下面，毛主席也有责任；他成了文革的第一个被打击者。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被迫害致死”。江青的城府确实太浅，她竟然直率地道出：“这次文革，出了七千人大会一口鸟气！”1962年，经济形势刚开始有复元的迹象，毛就开始反攻了。倘若真有“严重的自然灾害”，老毛无需出什么“鸟气”，或许未必会有文革，那也许反倒是挺幸运的。
总述：以上考证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只是在事态严重到举国陷入饥荒之时才编造的托词，因而它是空泛的、言不由衷的。当年为的是欺骗全国人民，如今则被一些愚蠢的甚至别有用心的人们拿来继续行骗。绝对经不起任何稍微认真的核查，只可能欺蒙那些不知情且无法或无心作辛苦查证者。故写本文，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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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流浪社区--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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