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日本鬼子拿中国活人做细菌实验，现在人家是在试验老百姓的免疫力呢，可悲的同胞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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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补充一下，可能是教科书上或者资料上对细菌战总是一句话带过，给人的感觉是基本没有看到。还希望大家分享一下相关资料）那么多人就白死了？仅仅就是满足了日本人的好奇心吗？无论对战争还是医学，类似于731部队这样的组织仅仅就是教科书上畜生不如的牲口吗？
没看到细菌武器的使用？会被骂得很惨。那么多人就白死了？日本很多的医学领域都领先世界，因为他们有别人没有的第一手资料。仅仅就是满足了日本人的好奇心吗？不是。无论对战争还是医学，类似于731部队这样的组织仅仅就是教科书上畜生不如的牲口吗？怎么给你说呢，生物武器是最廉价的杀人武器。某些知识不宜在知乎宣传，比如说生物武器（非基因武器）。
看答主的意思是日军要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害死更多的人那些中国人才死得值？&br&没有大规模使用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害怕美国人清算。日本一向是欺软怕硬的心态，对于化学武器、细菌武器这些东西违反国际法当然心知肚明，但对于中国等弱国他敢于使用是因为一来中国军队防范措施落后，二来在中国战场使用他好控制影响，但是对于美国等列强就难以控制了。&br&另一个是效果不佳。一是自己人经常中招，浙赣会战时日军曾使用过细菌武器，结果国军提前撤退，反倒把日军自己人给害死了不少，先前诺门坎战役也有类似的情况，；二是细菌武器从投放到起作用时间长，还不如毒气来得有效。这使得日军对细菌武器的信心降低，使用也更加审慎，因此直至战争结束，日军也较少使用细菌武器。
看答主的意思是日军要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害死更多的人那些中国人才死得值？没有大规模使用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害怕美国人清算。日本一向是欺软怕硬的心态，对于化学武器、细菌武器这些东西违反国际法当然心知肚明，但对于中国等弱国他敢于使用是因为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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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关于二战日本的细菌武器_百度知道
关于二战日本的细菌武器
在二战中，日本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研制细菌武器，不知道这些细菌武器在战争中到底起过哪些实际作用？
提问者采纳
日本资源贫乏。真正作战中对美军使用过，日军使用了性病炸弹，不过大部分用来在我国做实验，二战日本连冲锋枪都舍不得装备（怕浪费子弹），日军下的病毒剂量都是晚期的梅毒和湿疣，但不是鼠疫和伤寒，但事实是日军确实使用过这种病毒炸弹，但日军的战斗力确实很强，当时的我国几乎是没有空军，所以最后没有实施，但计划刚拟定出来就挨了原子弹。他们的细菌武器在战场上都属于实验性质的，所以美国控制这条消息，岛上的女性接触到病原体感染性病，然后登陆的美军一旦和岛上妇女亲密接触病毒就扩散，主要是在沿海城市，日军肆意投掷细菌弹，飞机都是用木头和钢筋混合成的，受伤的战士全部感染，盟军损失惨重。因为美军有防化措施，性病血液就可以传播。日军打算在华盛顿和纽约等美国大型城市投掷炭疽病毒来着，也是将性病病毒压缩在陶瓷弹中，飞机空投陶瓷细菌弹，所以医疗兵，这个当时很不好控制，有科学杂志报导，后来不得不动用大规模飞机坦克对日军机械化火力压制，节省钢铁资源。这个战后由于有损于美军形象，硬是从朝鲜打到山海关，研究细菌武器几乎不需要财力和人力，不敢再拿人打登陆战了，经过飞机空投在太平洋各个岛屿，甲午战争的时候陆军每人八发子弹，因为我们和苏联 英美属国家不同，浙江宁波那一带，细菌武器是一种造价低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毫无制空权，所以受到日本军方青睐，被盟军击中就燃烧，这个我们应该学习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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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2条回答
细菌战在二战末期·原子弹还没在日本本土爆炸的时候已经开始实行··当时的伊 400·还有另外一艘·忘记叫什麼了····两艘当时最巨大的潜艇搭载著三架飞机·还是两架？也忘了·····已经开到巴拿马附近一带了····其飞机上携带的就是细菌武器·打算从那里起飞·攻打美国本土· ·但是到达现场之後被总部叫回因为已经承认战败了·······这潜艇战後被美国没收· ·中间蘇联总是觊觎著要拿点技术回去··所以美国自己研究完之後把他炸沉了·
装备在专门的细菌部队中，在战前最大限度地削弱我军的战斗力和有生力量，污染环境水源之类的，造成大量人畜死伤。战时协助作战部队，为其提供一定的辅助，也就是清战壕、碉堡之类易守难攻的目标。战后用来屠杀战俘和老百姓，做实验。有的特务也会在执行进攻前的破坏活动中使用细菌武器，攻城前先使用细菌武器可以引发混乱，便于入侵。
二战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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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日军731部队在二战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该部头目石井四郎中将却在战后逃脱了惩罚，将许多秘密带入坟墓。日本女作家青木富贵子以石井的笔记为线索，寻访了一批了解731部队内情的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新解密的原始资料，详细剖析了日本细菌战计划的来龙去脉。
以“防疫”旗号为掩护
1935年，从欧洲游学归来的石井四郎还是二等军医正（中佐），3年后飞快地晋升为军医大佐。
二战结束后的1955年，石井四郎在为其教官清野谦次守灵的那天夜里，罕见地讲述了自己部队的情况：
“政府业已确定要制定国家百年大计：保护将士健康，减少死亡率和患病率……在这种情况下，先是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立研究室，再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由内而外逐步设立研究所，最终设立了324个研究所。结果是，传染病及传染致死率下降，日本大藏省十分欣喜，得出结论：如此情况，可以继续扩展下去。因此，我得以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设施齐全的综合大学研究所，里面有电气火车，也有飞机，在那里非常投入地从事研究。”
所谓“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设立研究所，就是指日本军队以武力占领华南的广东中山大学，在那里设立“华南派遣军”。同时，日军在北京设立了天坛中央防疫所；在占据南京中央医院后设置了防疫给水部。至于在哈尔滨附近平房（地名）设立的机构，原名为“东乡部队”，后对外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石井机关”遍布中国
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第二个月，上海派遣军的战斗部队发生食物中毒，不少士兵饮用了受霍乱菌污染的河水而死亡。石井四郎接到汇报后，立即给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打报告，并四处游说对战斗部队提供净水的重要性。数天后，他便向上海派遣军运送了5台“石井式”滤水机和200名给水部队人员。不久，这种滤水机被正式批准为陆军的“卫生滤水机”。
很快，日军组成了18个“师团防疫给水部”，在各条战线前方从事防疫给水业务。这些部门，加上由平房派往各地的分部，被统称为“石井机关”。
做“国内不能做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非如石井四郎所说的那样，由于传染病及传染病死亡率下降，一个“巨大设施”才得以在平房建成。反而是颠倒过来——先是平房设施建成，而后由于卢沟桥事件爆发，各防疫给水部的数量才急剧增加了。
我们可以从石井四郎的讲话中看出他有一种嗜好，即：为了夸大传染病减少和传染病死亡率下降的业绩，不惜歪曲事实。然而，我们切不可因此疏忽了讲话中的另一个细节：
“在这方面，日本陆军请求国内所有大学做的事情有两种：能做的事情和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对此，军队是经过多次会议才做出决定的，而且，对于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要另外想方设法……去中国东北北方就能做了。陆军遂决定在那里设立研究所。”
石井四郎选择了远离日本国内、欧美各国根本关注不到的中国东北，在那里进行《日内瓦议定书》所禁止的细菌武器的研制，这让陆军部十分认同。日本陆军省认为，研究中国东北的地方病以及研制疫苗，是设想中的对苏联作战所不可或缺的。
不过，石井考虑的“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其意思不仅限于这些。他主张，在国内伦理上不允许的事情，在中国东北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他就是凭借“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这等理由，才得以让军部同意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大型研究设施。
为了保守“国内不能做的事情”的秘密，平房设施内被隔离的特设牢房交给特别班管理，石井四郎的二哥刚男亲自指挥。为工程建设而征召来的加茂村民成了特别班成员，身穿白大褂，脚蹬长筒胶靴并佩带手枪，以非同一般的装束负责监视。
就这样，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的原野上诞生了。
石井四郎装死逃避审判
据美国解密的文件证实，二战结束后，石井四郎回到日本，在其家乡千叶县伪装死亡并举行葬礼，以逃避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事情败露之后，石井又想到了一个高招，那就是主动撰写生物战研究成果报告，提供给美方，以此来换取自身的安全。1947年8月，约200名石井四郎部队的人员向美国专家移交了8000份解剖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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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人民网责任编辑：苏联如何审判日本二战战犯？
【编者按】1949年底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这场审判首次全面揭示了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了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场审判长期湮没，很少为国人所知。《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一书，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发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编校整理而成，记录了伯力城审判全过程，资料原始，细节生动，国内罕见。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该书编校者孙家红的序言《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1949年“伯力审判”（Khabarovsk Trial）庭上被起诉的部分日本军人。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七十年。可以想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当年参战各国，将会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深的人类浩劫，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将被大规模唤醒，许多战争往事则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重新涌入现时人们的生活当中。在这抚今追昔的庄严时刻，本文所要论及的是一场近乎被国人遗忘、但十分重要的战后国际审判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在前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十二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Khabarovsk Trial）。伯力城审判产生于特定的国际时势背景下，长期遭受人为“曲解”和掩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战后，关于战犯的国际军事审判，最著名者莫过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和东京审判（Tokyo Trials，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此二者不仅为战争犯罪审判开辟崭新纪元，更衍生若干国际法律规范，对形塑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历来关于这两场审判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众多，也最为国人熟知。但就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而言，与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诸般战争罪行相比，太过局限。即如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发现，乃至相关战犯的审判追责，都很不彻底，或曰存在严重的“漏罪”问题。仅就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来说，在数十年日本侵华战争中，除常规战争带来的破坏摧残、奸淫掳掠等暴行外，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日军利用中国人进行的各类“活体实验”、细菌武器开发、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诉，幸逃法外。这样一个结果，对于那些因为细菌战（包括相关实验）而遭受伤亡的各国罹难者——尤其对于其中占据绝大比例的中国罹难同胞来说，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来看，随着战事逐渐接近尾声，围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立分歧，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角逐竞争日益激烈。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冷战正式拉开序幕。而发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自调查取证、开庭审理，乃至裁判处决，整个过程都被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最终，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本细菌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然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就此终结。同样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针锋对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苏联在其远东著名城市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从当时拘禁的数万战俘中遴选出十二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这十二名战犯分别是：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前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前第七三一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前第七三一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前第七三一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前第七三一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前第一〇〇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前第一〇〇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及前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经过这场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成为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对战的有力“外交武器”。这场由一个国家（苏联）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尤与晚近发生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迥然不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等内容属于严重战争罪行，早被多项国际战争法规和惯例谴责、排斥；并且，苏联以一种近乎点名的方式，直斥“某个有力的大国”（即美国）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以致相关罪犯未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交付审判，得到应有惩罚；所以，这场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国际反响十分强烈，美方在难以否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只能不断声称这场审判是一场“政治秀”（Political Show），只是苏联进行的宣传伎俩而已，刻意在媒体上加以歪曲和反宣传。然而，随着一九八〇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解密，通过一些记者、学者研究揭发，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今日观之，美国当时虽以极低成本自日本细菌战犯手中获取大量“活体试验”和细菌战武器资料，但在此件事情上所根本牺牲的，却是一个以“道德楷模”和“国际警察”自命的大国道义形象。在战后关于战犯的系列审判活动中，伯力城审判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正如前言，继纽伦堡审判之后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使日本的主要细菌战犯逃脱法网，免于刑责。遗憾并令人费解的是，大约在此前后，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数次大规模审判日本战犯活动中，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取证、相关战犯的审判处理，一直未见有明显动作。（或因忙于内战，或许是在某一大国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有待进一步揭示。）因而，专门针对细菌战犯罪的苏联伯力城审判，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瑕疵，但作为二战后或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正式开启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义之路，意义非凡。再从后续发展来看，苏联在伯力城对于日本战犯的公开审判，为中国的战犯审判提供了经验。一九五〇年七月苏联将九百六十九名战俘（连同部分讯供材料）移交中国，关押于新成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九五六年六至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武步六藏、铃木启久等四十五名战争犯罪嫌疑人（含此前羁押于太原战犯管理所者）。据曾经担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的袁光将军回忆，当时“找来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犯的程序，有厚厚两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另有证据表明，苏联的伯力审判记录更成为一九五六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办日本细菌战犯榊原秀夫案件的一项重要书证。当然，中国对于日本战犯的司法审理，有不少法律实体和司法程序方面的创造，亦绝非照搬苏联经验；而从战犯认罪和思想改造效果看，中国的“以德服人”策略明显更深入人心。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伯力城审判完结后，苏联有关当局便着手将审判资料公开出版。一九五〇年四月底或五月初，经过编辑整理，设于莫斯科的国立政治读物出版局便以俄文出版了一本名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战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的书。随后，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由苏联的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印行。从笔者所见中文、英文、日文、德文四种版本样式窥之，该书并无完整版权标识或销售信息（如经销定价），应属官方特种印刷品，可能仅限政府或政党间交流使用，因而存世数量较为稀少。有鉴于此，但凡得此原本者，无不加以珍视；甚或争取机会，整理出版，以此警世。据笔者有限所见，除一九五〇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中文原版外，近二十年间，该书至少在中国已被三次重新出版，且均经改拟书名，大致如下：（1）《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署作“佛洋编写”。（2）《1949伯力大审判：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一月），署作“姜力编”。（3）《日本细菌战战犯伯力审判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五月），署作“王国栋编译”。以上三者，虽然书名和署名方式各异，但内容并无二致。此外，该书的日文版与中文版大致同时出版，并很快传到日本。一九八一年十月，曾经沦为苏联战俘的日本作家山田清三郎，根据本书的日文原版，以纪实文学的笔法撰写发表了《细菌战军事裁判：记录小说》（新兴出版社发行）一书；次年七月，不二出版株式会社又在该书日文原版基础上影印重版，并改名为《公审记录——七三一细菌战部队》，侧面表明日本民间确有一些人士对于这场重要的审判表示关注。如今在中国大陆，中文原本既难获见，三次重版本也早经售罄，时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了忘却的纪念”，很有必要再次重版此书。本次重版，酌将书名改拟为《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一则以审判发生地地名称之，比较符合国际语文惯例；二则言该书“沉默半个世纪”，乃因中国（提前）释放最后三名日本战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自此关于日本战犯的个体的诉讼问责宣告终结，国内关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揭发也骤然沉寂，距离提出本次出版动议（二〇一四年）正好五十周年，故命此名。另外，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过程中发现：数十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这样一场重要而特别的伯力城战犯审判，一直鲜有深入专门的研究成果。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更“难得周郎顾”。目前中国学界基本限于利用伯力城审判的历史记录，讨论研究中国抗战期间的细菌战、活体实验等问题，或根据新近发现资料或实地调查报告，就伯力城审判中未能发现或存在偏差的细菌战史实，进行补充和修正。换言之，比较侧重在细菌战或抗战史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相比之下，对于这场审判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论者只是根据目前这本伯力城审判材料，作些简单介绍而已。因而，透过冷战的历史烟云，全面厘清伯力城审判的历史背景、审判过程、时代反响及其历史遗绪，尚是亟待研究开发的宏大学术课题。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日本数十年侵华战争期间给我们的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又该如何看待惨酷无比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罪行？一九六二年六月，前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璈先生在追述南京大屠杀的一篇文章结尾处特别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然在笔者看来，追溯或纪念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拒绝人类对于痛苦经历近乎本能的“选择性遗忘”，更在于正视历史惨淡的真实，深刻反省：人类何以一面高扬理性的旗帜，礼赞人性的光荣伟大，另一面却在同类间大肆杀戮，以致给彼此民族造成沉痛灾难？我们相信，只有从真实的历史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才能寻绎出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当今世界的影响始终没有消歇。遑论这场大战所形塑的崭新世界格局与战前迥然不同，亦不论这场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又经历几多沧桑剧变，单就这场战争中所投入的一些新式杀人武器（如原子武器、生化细菌武器）来说，其对人类道德伦理乃至精神世界造成的严重冲击，仍时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乃至引起公众的警惧或恐慌。与此同时，自世界范围看，包括当年交战各国（尤其一些“大国”）在内，今天的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反省，既难言完全一致，更难说有多么彻底。日本政府一方，对于当年侵华战争的态度，经常游移于有限承认和坚决否定之间。媒体亦时常曝出部分人士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甚至有一些政府官员不断为当年的甲级战犯招魂献祭。对于日本二战时期“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来说，不仅绝大多数细菌战罪魁最终逃脱刑责，得享天年，有的甚至复出政坛，成为美国当年太平洋战略的重要棋子。日本政府亦从未就此正面表示道歉。二〇〇七年五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中国一百八十名细菌战受害者的上诉，虽然没有否定日军当年细菌战犯罪事实，但拒绝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便足以说明一切。当然，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在追溯或纪念这场人类“大浩劫”的时候，也有必要让我们的公众了解真实的历史，进而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学会面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或许，中日两国只有双方都能真正学会正视历史，才能从历史的沉疴中解脱出来，更加妥善地处理两国关系，在谋求两国人民乃至人类和平福祉的大业中有更积极的作为。至所企盼！《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孙家红 编校，九州出版社，201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