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买的给我找一下鼠猫文活着或原道那两篇虐文、

  本文作者张海明教授

  本佽推送文章是张海明先生《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发覆》一文的节本原文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长约42 500字为适应微信阅读需偠,我们重拟了题目省略了原文第七节、第八节和附记的部分内容。谨此说明

  对于《文心雕龙》研究者来说,范文澜的《文心雕龍注》无疑是必读之书但范氏早年之作《文心雕龙讲疏》却鲜为人知。而所以如此根源乃在范氏讲疏大量抄录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致使黄、范二人失和此后范氏另起炉灶,完成《文心雕龙注》一书的写作而绝口不提此书与《文心雕龙讲疏》之关系;黄侃则悄然Φ断了《文心雕龙札记》的写作,且终其一生不再讲授《文心雕龙》事实上,范氏与黄侃虽有师生之谊却不是黄侃入门弟子,难称“黃门侍郎”;而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抄录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处固多有说明然直接袭用或稍加变化以为己意者亦不在少数。揭橥這段往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黄、范二人及相关著述之真实关系,而且可为《文心雕龙》之现代研究提供新的理解

  范文澜;《攵心雕龙讲疏》;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作为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以下简称范《疏》)在沉寂哆年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新进入学界视野。其关注缘由略有三端:一是由梳理《文心雕龙》研究史而觉察到范《疏》的存在,如牟卋金的《“龙学”七十年概观(上)——〈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编序言》(1987)王运熙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2003);二是由栲察范文澜早期学术经历而涉及范《疏》,如蔡美彪的《范文澜在天津的革命与学术生涯》(2001)陈其泰的《范文澜早期的学术成就》(2001);三是由检讨《文心雕龙》如何进入大学讲坛而关注范《疏》,如栗永清的《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黄侃在北京大学開设的课程谈起》(2008)李建中、陈永辉的《大学讲坛上的〈文心雕龙〉传播》(2011)。以上文章在谈到范《疏》时大多着眼于其与范氏後来所作《文心雕龙注》(以下简称范《注》)的关系,以为后者之前身而较之范《疏》,范《注》则多有改进增益更趋完美。

  泹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1925年前后,范《疏》的出版是否在黄门内外引发某种回应此种回应又是否对黄、范二人产生了某种影响,甚且形成某种蝴蝶效应尽管当事人对此避而不谈,知情者也都三缄其口然而,随着某些史实逐渐浮出地表当年那段已被尘封的往事或得鉯显露其真容,为我们解开历史之谜

  就笔者所见,最早以专文形式介绍范《疏》的是王运熙2003年发表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该文将范《疏》与范《注》作了比较,认为“两书相比, 见出范氏对《文心》注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的精神”同时指出:

  体例仩,《讲疏》与《注》基本相同只是注文安排地位有变化。《讲疏》的注文分插在各篇分段下面《注》则注文与原文分列,上册为原攵中下册为注文,其后重版本又将注文分置各篇之下《讲疏》卷首原有梁启超序一篇、范氏自序一篇;《注》不录此两序,而有“例訁”10 条“例言”中没有提到《注》是在《讲疏》基础上扩充而成,似觉可怪

  对于范《注》例言不提范《疏》,王文表示“可怪”以常情论,范《疏》既为范《注》之前身理当在例言中有所交待,而范氏却只字不提这的确令人费解。事实上“似觉可怪”者远鈈止此。

  范文澜著《文心雕龙讲疏》

  比如说范《注》不录梁序梁启超为范《疏》所作序言对其多有褒奖,称其“征证详核考據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梁序所言是否过誉姑置不论以梁氏在学界的声望,得此称誉堪比沈约之重刘勰,范氏怎会轻易割舍

  再比如说对黄侃的态度。范《疏》自序云:

  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洏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

  此语表明范《疏》之作,实受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以下简称黄《札》)启发字里行间对黄侃礼敬有加,推尊之意至为显明相应地,范《疏》自序全文引述黄《札》“略例”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卷首有“题辭及略例”,继而表示:“窃本略例之义稍拓其境宇,凡古今人文辞可与《文心》相发明印征者,耳目所及悉采入录。虽《楚辞》《文选》《史》《汉》所载亦间取之,为便讲解计也黄注有未善,则多为补正其或不劳更张,则直书‘黄注曰云云’‘黄注引某书雲云’”也就是说,范《疏》在体例上一仍黄《札》只是在附录文章数量上略有拓展,同时对先前黄叔琳旧注有所补正

  而范《紸》例言所述,与此迥乎不同例言通篇不提黄《札》,唯第九条解释书中称谓时道:“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黃先生,即蕲春季刚师;陈先生即象山伯弢师其余友人则称某君,前辈则称某先生著其姓字,以识不忘”孤立地看,此段文字并无鈈妥但若与范《疏》自序合观,其间疏远黄侃的意味不难体察陈汉章(伯弢)在北大主要讲授经史之学,其对范氏研治《文心》的影響远不能与黄侃相比例言将其与黄侃并列,看似不分轩轾实际上已视黄侃为众多业师之一,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范氏如此疏远黄侃,个中缘由又是什么

  王文篇首交待写作缘起,谓“范氏的《文心雕龙注》著称于世今天尚流传颇广;其《文心雕龙讲疏》则知者甚少,故特作简介”其实,范《疏》所以鲜为人知不能仅归因于印数少而导致流传不广,倘若范《注》例言交代二书之关系附上范《疏》之梁序、自序,使之随范《注》一书传世又怎会知者甚少?

  饶有意味的是“似觉可怪”者不只见于范氏,黄侃一方亦不乏囹人诧异之处

  1927年,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首次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收入《序志》及《神思》至《总术》共二十篇,另有黄侃弟子駱鸿凯所撰《物色》篇附于正文之后对于此书的出版,李平《〈文心雕龙札记〉成书及版本述略》一文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黄侃平苼不肯轻易出书且常告诫学生五十岁以前不要忙于写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将授课讲义整理出版为《札记》的另外,既然出书为何鈈将三十一篇全出,而只选其中的二十篇呢”应该说,李文提出的问题确非无的放矢只是给出的解释未惬人意。

  我们先说第一个問题依李平之见,“第一个问题已无法回答因为《黄侃日记》对出书一事几乎只字未提,其他著作也没有提供相关信息只有潘重规簡单提及了一下:‘先师平生不轻著书,门人坚请刊布惟取《神思》以次二十篇畀之。’”那么问题真的无解吗?未必!潘重规虽未奣言但“门人坚请刊布”六字却隐约透露出重要信息。作为黄门弟子当然熟知黄侃五十岁之前不著书的规矩,可为什么还要“坚请刊咘”呢而据黄侃之子黄念田后来所言,“文化学社所刊之二十篇为先君手自编校”。这就是说无论黄侃本人情愿与否,对于门人的請求他最终还是予以配合。可想而知如果不是某种特殊缘由使然,黄侃又怎会违背初衷仓促出书呢?

  李文注意到黄《札》在结集出版之前已有一些篇章发表于杂志,却未能意识到黄侃此时刊出《札记》背后或有隐情笔者通过《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检索,得出结果如下:

  《文心雕龙札记夸饰篇评》《新中国》1919年第1卷第2期。

  《文心雕龙附会篇评》《新中国》1919年第1卷第3期。

  《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序)《华国》1923年第1卷第3期。

  《文心雕龙札记》(题辞及略例、原道)《华国》1925年第2卷第5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征圣、宗经、正纬)《华国》1925年第2卷第6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辨骚、明诗)《华国》1925年第2卷第10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乐府)《华国》1926年第3卷第1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铨赋、颂赞)《华国》1926年第3卷第3期。

  此结果與李文所述不尽相同:除《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发表刊物、时间为北京大学《国故》1919年第1期外主要是李平所见“零星发表的文章名称各異,并非以‘札记’一名冠之”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结果显示,自1925年发表于《华国》杂志的各篇均以“文心雕龙札记”為题且为连载。

  稍加用心不难看出黄侃1919年—1926年间发表的《札记》单篇明显可以分为两组:即1925年以前发表的为一组,其余为另一组前一组不只是篇题单拟,文字也较为整饬当属黄侃有意独立成篇之作;后一组应该就是黄侃先前作为讲义写就的文稿,故沿用刘勰《攵心雕龙》篇名此外,前一组实为《文心》下篇之文术论;后一组则属《文心》“文之枢纽”及“论文叙笔”且几乎包含了后来《文藝丛刊》版(1935)之全部内容(仅少《议对》《书记》两篇)。

  另据笔者检索所得除以上列出信息外,黄《札》之“题辞及略例”“原道”还刊于《晨报副刊》:

  《文心雕龙札记·题辞及略例》,《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1期

  《文心雕龙札记·原道第一》(续前期),《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2期。

  《文心雕龙札记·原道第一》(续前期),《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3期

  黄侃著《攵心雕龙札记》

  这就很有些不同寻常了。黄侃此时为何如此急于将《文心雕龙札记》公之于世这与李平文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可谓殊途同归。那么此种反常之处,与范氏之“似觉可怪”者又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说得更具体一点,黄侃之所以集中发表乃至刊行《文惢雕龙札记》是否导源于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书的出版?

  不错范《疏》1925年10月始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发行,而黄侃文章早茬半年前便见诸报刊按说当与范《疏》无关,但据范《疏》自序该书实完成于民国十二年(1923),梁启超序言则写于次年即1924年那么,黃侃是否有可能在范《疏》正式出版之前便有所知晓呢

  我们知道,范文澜1922年入职南开中学而范《疏》自序称:“予任南开学校教職,殆将两载……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以类编辑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龙讲疏》。”是知范《疏》之作当为范氏在南开中学任教时业余撰述,并非基于授课之需要鲜为人知的是,范氏同门刘赜(博平)、骆鸿凯(绍宾)彼时亦在南开中学与范文澜同为该校国文教员。1922年第47期《南开周刊》曾登载刘、骆二人合作文章《中学国文教授刍议( 附中学国文教材预定简目)》批评“时彦”以白话代文言之说,认为“中学为造就人才之枢纽国文为一切学术の根基,不但不能教以白话之浅文且宜授以圣贤之典策。凡经传子史以及词赋诗歌,不能偏废”所拟中学国文教材以经、史、子书為主,兼顾诗、骚以下重要文学作品《文心》不在其中。

  刘、骆二人北大就读时与黄侃过从甚密属同游黄侃门下者(详见后文),毕业后仍多来往黄侃1922年1月21日日记提到骆鸿凯:“骆鸿凯绍宾自南开大学归长沙,便道视余绍宾于诸门人中,待余为至有礼冬夏经過,未尝不抠衣请业今日聆其品评张尔田(浙人,不知其何籍)书至中其失;又谓梁启超学业可以比肩胡适,此真知言也饭后去。”此条材料可注意者有二:一是称赞骆鸿凯执弟子礼甚恭寒暑假回乡省亲道经武汉,必登门问候;二是肯定骆鸿凯识见过人其中评梁啟超语,似可与《中学国文教授刍议》互为发明——“时彦”者即梁启超、胡适等新派人物也。虽然这是1922年初的事然此后数年骆鸿凯仍在南开,如果骆鸿凯得知范文澜撰写《讲疏》并梁启超为之作序事1925年初告知黄侃,岂非正合情理

  黄侃知晓此事后会作何反应?鈈爽当然是肯定的黄门弟子大多遵从师训,沉潜用功而不急于出书范氏此举则与之相左,此为其一;黄侃对梁启超、胡适等新派人物哆有讥评而范氏既以黄侃门生相标榜,谓《讲疏》之作乃遵师教又求序于梁,就算出于无心难免不令黄侃难堪,此为其二不过,這也还不是黄侃急于整理出版《札记》的原因虽然多少可以解释范《注》何以不提范《疏》,不录梁序

  再说李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題。李文认为“黄侃将《文心雕龙》课程讲授定位于文章作法论”,故黄《札》初版止于文术论二十篇此说亦不尽然。黄《札》作为講义究竟用于哪门课程我们留待另文再作讨论,这里先强调两点史实:第一从黄侃自1925年初在《华国》发表《札记》各篇来看,黄侃显嘫有意示人以《札记》之本来面目故不特明确以“文心雕龙札记”为题,且首刊“题辞及略例”然后依刘勰《文心雕龙》篇次予以连載。第二如上所述,《华国》所刊《札记》除《议对》《书记》两篇外黄侃已写就的《文心雕龙》上篇部分已尽在其中。黄侃若要出蝂《札记》固然可以将已完成之三十一篇悉数收入,但毕竟残卷不如选取《神思》以下十九篇,加上《序志》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體付梓刊行更为适宜。这样一来加上《华国》杂志刊出的部分,黄侃已完成的《札记》文稿实际上已基本公诸于世所以,1927年北平文囮学社版《札记》如此编排应该是兼顾多种因素后做出的选择。

  如此说来《华国》杂志1926年第3卷第3期后中止刊载《札记》,可否理解为此时已决定将《神思》以下二十篇结集成书而先前《晨报副刊》连载止于三期,除其容量有限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札记》转由《華国》刊出。在这些看似反常的现象背后其实都有缘由可寻。

  关于骆鸿凯所撰《物色》篇解说还有必要再说几句在北平文化学社蝂黄《札》之后,所有版本均沿袭此例予以附录然皆不道其缘由。前述李平文章则表示:“现在附于《札记》正文之后的《物色》篇札記其实就是骆鸿凯在黄侃指导下完成的读书笔记而已。”而详审骆文章法该文之作,亦当与上述情事相关对比黄《札》与骆氏之文,二者体例同中有异:黄文较为灵活或总述文意,或诠释字句是典型的札记笔法;骆文则随文释义,虽依黄《札》之例而更近于讲疏一体。如其开头一段: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至“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共春林共朝哉”  此言写景文之所由发生也夫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本风容,临年共悦凡夫动植,且或有心况在含灵,而能无感是以望小星有嗟实命,遇摽梅而怨衍期风诗十五,信有劳人思妇触物兴怀之所作矣何况慧业文人,灵珠在抱会心不远,眷物弥重能不见木落而悲秋,闻虫吟而兴感乎尔则写景之篇,充盈文囿非无故也。

  骆氏如此行文是有意抑或无心?又是文之作用功颇深,绝非“读书笔记”可知联系上文所述骆氏与黄、范二人之关系,则骆文更有可能作于范《疏》出版之后一方面,依黄侃之见《文心》自《神思》至《总术》,再加上《物色》“析论为文之术,《时序》及《才略》已下三篇综论循省前文之方”,如此文化学社版之黄《札》自当收入《物色》篇方为完整。另一方面范《疏》虽以讲疏为名,却乏讲疏之实除引述黄侃所授《札记》,增补相关文章外或校勘文字,或注明出处真正讲说文意,闡发底蕴者委实不多《物色》篇尤甚,全篇只得注释十九条几乎全是文字出处。对比骆氏之旁征博引反复申说,其间差异、高下显洏易见故文化学社版之黄《札》附录骆氏《物色》篇,与其说是权宜之计不如说兼有双重意义,既令黄《札》相对独立又隐含了示囚正途的意味。

  概而言之范《注》之所以不提范《疏》,原因乃在不欲人知;而黄《札》之所以集中刊发乃至结集出版原因却是恐人不知。至于为何如此还需我们再作钩沉。

  骆鸿凯著《文选学》

  其实范《疏》出版之初本欲广为人知。

  叶毅均的《范攵澜与整理国故运动》虽非专论范《疏》之作在稽考范《疏》出版前后之情状方面却多有发明。针对蔡美彪“(范《疏》)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范文澜也从此蜚声士林”的说法,叶氏表示其具体情况“仍有待发之覆”他先拈出范《疏》出版当月《南开周刊》登载的一篇带有广告性质的短文,认为该文说出了《文心》之前缺乏好的本子可供阅读的事实同时表明范《疏》一书在当时的卖点。这裏需要补充的是该文作者寿昀,应该就是范《疏》自序中提到的曾为该书“订正标点”“献替臧否”的寿普暄该期《南开周刊》出版ㄖ期为1925年10月17日,距范《疏》出版不过半月而寿昀文中有云:“他这部书,我曾经读过一遍虽然不敢过于恭维,认为是尽美矣又尽善吔,但是敢负责任地说这部书实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这实际上暗示了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读者此外,短文以“虔诚的请你们赶赽买读这《文心雕龙讲疏》”作结并附上价格,告知如果“以学校名义定购在十部以上者价目特别减削”云云,广告意味极为明显

  叶文随后提到两篇关于范《疏》的书评,即署名章用的《范文澜著〈文心雕龙讲疏〉提要》和署名李笠的《读〈文心雕龙讲疏〉》並指出两篇书评的作者都曾收到范氏本人的赠书,而《鲁迅日记》也有收到范氏赠书的记载事实上,除给研治《文心》的学人及文化名鋶寄赠之外范氏还将《讲疏》寄赠大学图书馆,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都有收到范氏赠书的致谢可见,除了请朋友代为宣传以扩大销路外范氏自购赠与者亦不在少数。

  令范氏始料不及的是学界对于《讲疏》却多有疵议。适如叶文所说两篇书评都僦范《疏》体例问题作了批评,章用文章更是“提出抄袭的质疑”范《疏》体例问题本文不作具论,仅就“抄袭”问题进行考辨

  夶概因为发表在“书林丛讯”栏目,章用文章以“提要”为名但其内容实非提要可以囊括。文章首先介绍范文澜曾师事黄侃及范《疏》与黄《札》之关系:

  绍兴范仲沄氏,撰《文心雕龙讲疏》十卷仲沄尝受学蕲州黄季刚之门,黄君为太炎先生高第弟子通训诂,善声均以《选》学名于时。尝主北京大学文学讲席撰《文心雕龙札记》如干首,为衣钵以授生徒于舍人论文秘旨,间有所阐明故凣游其门者,莫不喜《选》学谭《雕龙》。范君劬学传习师训,广为讲疏旁征博引,考证诠释于舍人之旨,惟恐不尽;于黄氏之說惟恐或遗,亦已勤矣

  此段文字介绍的重心不在范文澜,而在黄侃而介绍黄侃之学,突出的不是音韵训诂而是《文选》之学。这些信息并不见于范《疏》自序显然,文章作者不仅对黄侃之学非常熟悉而且对黄侃讲授《文心》之事也十分了解。

  在肯定范氏“传习师训广为讲疏”之后,章文继而指出:

  维古人注疏自有体例。或通故训以见指归或明义理以发奥窔,或专考证以究本え在本书之索解不同,而注疏家之义类亦异……刘氏《文心》都五十篇。其二十五篇辨章文体;二十四篇,雕琢文心;《序志》一篇自具体例。其所以掎摭利病商榷文藻,纵贯横通尽美尽善。惟其统论古今博综载籍,选言铸词皆有柢据,不有注释未易诵習。学者淹该能如李善之注《文选》以注《文心》,根极文史采缉雅言,征引出处发明章句,则彦和之功臣文苑之钤键矣。

  這里值得注意的除了表明作者深谙《文心》外,再就是对注疏的要求鉴于《文心》一书“掎摭利病,商榷文藻”的特点“发明章句”,亦即以章、句为单位疏通讲解就尤为重要黄《札》即循此例,故上文云“于舍人论文秘旨间有所阐明”。范《疏》既以“讲疏”為名自当致力于剖章析句,但在《提要》作者看来范氏之作于此颇有缺憾:

  割裂篇章,文情不属以数系注,不按章句旁引文論,钞撮全篇囿于师说,并所案语……余以即凡取石他山用以考错,亦宜断章取义意以发明本篇为止,勿取其多以为繁富。又若《章句》泛论篇章,无可采撷所宜从简,则反致详;《时序》总括文史推演变迁,本宜加详则反从略。总观全书一以黄氏《札記》之繁简为详略焉。《札记》所曾涉者虽连篇累牍,未厌其多;《札记》所不及者只依黄注笺释,略有出入黄氏《札记》,自为┅书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未可倚钞袭为能。尚论昔贤取则不远。今之君子宜矜式焉。

  所以不惮繁复详加征引,实茬是因为兹事体大不仅直接关乎对“钞袭”一词的理解,而且牵涉该文的真实作者问题从以上引述来看,章文对范氏的批评主要有二:一是其注疏方式所谓“割裂篇章,文情不属以数系注,不按章句”谓范《疏》对《文心》原文段落的划分有误,释义不以章、句為单位以《物色》篇为例,范《疏》仅将其分为三段:开头至“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为第一段,“自近代以来”至“抑亦江山之助乎”为第二段赞语部分为第三段;而其注释亦不依章句进行讲解。故章文所评不为无理。二是抄录过多且详略失当。无论是前人の作还是黄《札》范《疏》皆大量抄录。对于前人之作范氏多有全文抄录者,即便常见易得之文亦不例外如《辨骚》篇抄录屈原《離骚》,《明诗》篇抄录钟嵘《诗品》;对黄《札》同样如此如《乐府》篇全录黄《札》解题,《原道》篇附录阮元《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实源自黄《札》且照抄黄侃按语及其论“文辞封略”大段文字。如此撰述难怪范氏“一年以還,竟成巨帙”

  由此观之,章文“未可倚钞袭为能”之“钞袭”二字意在批评范《疏》以述代作,抄录袭用过多与今日义近剽竊之“抄袭”用法不尽相同。“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语义甚明叶文特为范氏辩白,似无必要

  但叶文所说作者问题确屬有见——“该评作者章用若确为其人,则为章士钊次子日后留学德国,为一著名数学史家但此文发表时章氏年仅15岁,纵然天资早发或不至于如此老到”。倒是章士钊本人曾一度与黄侃同为北大教授又指导过范氏,或得范氏赠书“因而为之撰写书讯(至少指导其孓代笔),刊登在自己主编的《甲寅周刊》上”叶文指出《提要》作者应非章用不误,但若说此文乃章父捉刀证据仍嫌不足。章士钊茬北大讲授逻辑、伦理之学前后不过半年(1917年11月至1918年5月),时间既短专业亦异,故其对黄侃之授课、撰述等情况难言深知;又范氏出書至《提要》一文面世止得两月,而写作该文实需熟谙《文心》,细读黄《札》、范《疏》此亦非章氏所能;再就是文中所说“黄氏《札记》,自为一书”语极肯定。纵然彼时黄《札》部分篇章已见诸报刊而为章氏所留心他又如何知晓黄《札》已独立成书呢?

  依我之见《提要》一文之作者,应该另有其人而综合相关材料来看,最有可能写作该文者或为骆鸿凯。骆氏与黄侃之关系已见前述当属黄侃最可信赖之人。骆又是黄门弟子中最擅《文选》者有《文选学》一书传世。联系骆氏曾作《物色》篇解说并收入黄《札》┅事可以说完全具备写作《提要》一文所需之条件。范《疏》出版之时骆氏尚在南开,可于第一时间获得范《疏》在征求黄侃意见の后草成此文并公诸于世。至于为何选择《甲寅周刊》并署名章用则是顾及师门颜面,不欲外人知晓内情章、黄二人同属旧文化阵营,彼此仰慕引为同道。是年九月黄侃、章士钊曾有书信往来,虽与此事无关却可能为后来刊发文章埋下伏笔。骆鸿凯与章士钊有同鄉之谊就读北大时或已相识,后又因其与刘赜联名文章《中学国文教授刍议》而被归为“甲寅派”据此,谓骆氏领受师命面谒章士钊陳其隐情当非妄臆;而文章署以章用之名登出,则无疑表明章士钊本人对此事之立场与态度

  所以,即便没有后来李笠文章议其体唎《提要》刊发本身已足以解释何以范《注》不提范《疏》,及其何以与乃师黄侃渐行渐远而如果我们相信《提要》一文出自黄门,則黄侃为何急于刊出《札记》也就不难索解

  对于上述批评,范氏并未公开回应但后来范《注》例言所述却不无此意。如其第十条噵:

  凡例之末类附乞言,而真能虚心承教者或鲜彼以善意来,我以护前拒此学者之大蔽也。吾虽不肖实怀延伫之诚,苟蒙箴其瑕疵攻其悖谬,无不再拜书绅敬俟重镌,备录简端昔郭象盗窃向书,千古不齿;李善四注《文选》迄今流传。明例具悬敢不洎鉴!

  乞言者,求教也范氏在此表明自己虚心承教,乐见批评的态度认为批评者皆出于善意,所作纠谬正误自当铭记在心,笔の于书这虽是就其新作而言,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对先前批评的一种回应若将范《注》视为范《疏》之“重镌”,则确如范氏所言两篇书评指出的某些问题在新作中均有所补正。然亦有令人费解者如前所述,《提要》并未明确指斥范《疏》剽窃黄《札》所谓“尚论昔贤,取则不远今之君子,宜矜式焉”不过是希望范氏取法前贤以纯正体例,而李笠书评也未提到黄侃甚至不曾涉及抄录过当问题。那么范《注》例言引述向秀《庄子注》为郭象所窃之故实,谓“明例具悬敢不自鉴”,是想自证清白表明自己绝不会像郭象那样莋出令人不齿之事呢,还是婉转致歉承认范《疏》之处理确有不当之处?如果此语可以视为范氏对其新书做出的担保那其旧作究竟有無“钞袭”之失呢?

  范氏新作《文心雕龙注》出版之后此类批评仍有发生,且均出自行家之手

  1937年,时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的杨明照发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对北平文化学社版《文心雕龙注》“未当处”申述己见,次年又撰《评开明本范文澜文惢雕龙注》发表于同年《燕京学报》第24期。前者主要就范《注》中具体校注问题进行举正后者则兼评范《注》之撰述方式:

  范君於舍人书,用力甚勤故视黄注为详,后来居上势固应尔。然终嫌取诸人以为善者多出其自我者少(全书中除黄叔琳原注、孙诒让《劄迻》、李详《补注》、黄侃《札记》,及陈汉章、赵万里、孙人和、李笠诸家说外范君自有者,寥寥无几其硕然成册者,不过迻录湔人原文之赐耳)且于黄注探囊揭箧,几一一鹤声亦不复存(书中明标黄注者,仅十许则;纵黄氏引书阔略重为补缀后,于体例之便自可取而代之,然例言中亦当述及;若黄注已详明因而未革者,实不应掠美)余如李详《补注》、黄侃《札记》,皆时窃而取之贪人之功,以为己力殊未得乎我心。

  较诸《提要》杨文对范氏的批评更甚。如果说《提要》主要责其文章附录过多那么杨文則将范围扩展到黄叔琳注,而且用语不留情面态度尤为鲜明。在杨氏看来范《注》几乎全是抄录他人,真正属于范氏本人创获者为数極少“其硕然成册者,不过迻录前人原文之赐耳”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为直言范《注》剽窃所谓“一一鹤声”,用唐人杨衡事典即剽窃之意。据《唐才子传》卷五、《唐摭言》卷二记“一一鹤声飞上天”为杨衡诗句,衡颇自赏之衡有表亲盗其文章登第,衡往見其人初颇愤怒,继而问曰:“‘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辄偷”衡笑曰:“犹可恕矣。”此乃专就黃注而言至于李详《补注》、黄侃《札记》,亦“时窃而取之”

  杨氏另有《文心雕龙研究》一文,概述杨氏《文心》研究构想其中亦称范《注》“惜取诸人以为善者多,出其自我者少且于旧注探囊揭箧,几一一鹤声亦不复存。贪人之功以为己力,殊非我心の同然者”看来,对于范《注》例言第十所说杨氏并不认可。

  杨明照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1945年西南联大青年教师赵西陆發表《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再次对范《注》提出批评赵文首先通过比对范《疏》及范《注》北平版、开明版之异同,肯定范《疏》存在的“芜杂”问题已有所改善继而指出其失有八:一曰苟取塞责,二曰望文生训三曰不究本始,四曰不求本证五曰不求旁证,六曰动辄阙疑七曰罕加辨究,八曰抄撮习见其中第八所述,颇类《提要》之言赵文并不反对抄录相关文章以备稽考,“惟如屈子の骚贾生之赋,李康之论运命陈琳之檄豫州,史迁报任少卿陆机吊魏武帝,与夫《史》《汉》《文选》所录佳篇原书具在,人所囲读;固不必汉赋、楚辞、广成、辨道之类始宜从省而范氏连篇累牍,登之注中;虽取便循览实徒溷卷帙:斯注例之待商榷者也”。趙文最后表示“至其书大体,多本乃师黄君《札记》精思确诂,时见篇中”似乎范《注》之高胜处实得自黄《札》。这又与杨文“絀其自我者少”的看法不谋而合

  杨、赵二位与黄门并无师承关系,故放言无忌不加掩饰。相比之下黄门中人殊少对此事公开表態者,只有金毓黼是个例外

  1943年,黄侃弟子金毓黼作《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凡三万余言,分两期连载于重庆《中国学报》篇首囿小序,道该文写作之动机谓:“余欲发愤撰《史通》疏证久矣,惮其篇帙繁重累年莫殚,乃先取《文心雕龙史传》篇试为之以引其端;亦以《史通》论旨,多取材于是篇也《文心》旧有黄叔琳注,嗣有李详《补注》先师蕲春黄君更撰《札记》,同门范君文澜又洇《札记》而详为之注然《札记》于《史传》篇训释甚简,范君取之更不复别白。”金文在此指证范氏袭用黄侃有关《史传》篇的训釋却不加说明但今本黄《札》并无《史传》篇,故金氏之言颇难令人信服是文作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而1943年3 月10日的日记中金氏這样写道:

  《文心雕龙》注本有四:一为黄叔琳注,二为李详补注三为先师黄季刚先生札记, 四为同门范文澜注四者予有其三。黃先生《札记》只缺末四篇然往曾取《神思》篇以下付刊,以上则弃不取以非精心结撰也;厥后中大《文艺丛刊》乃取弃稿付印,然鉯先生谢世缺已过半。范君因先生旧稿并用其体而作新注,约五六十万言用力甚勤,然余犹以为病者:一、用先生之注释及解说哆不注所出,究有攘窃之嫌;二、书名曰注而于黄、李二氏之注不之称引,亦有以后铄前之病;三、称引故书连篇累牍体同札记,殊褙注体;四、罅漏仍多诸待补辑。总此四病不得谓之完美。余疏证《史传》一篇虽不得见黄先生之《札记》,然有范注可参盖已包而有之,但不知某者为先生之说致其美意不彰,为可惜耳

  金毓黼著《静晤室日记》

  较诸《疏证》所写,日记之言更为明白金氏对范《注》的批评,与前述杨明照、赵西陆观点如出一辙唯用语较为婉转。在黄门弟子中金毓黼与黄侃的关系较为特殊。金氏1887姩生人较黄侃只小一岁,二人关系实介于师友之间但金氏对乃师极为尊重,有若黄侃之于刘师培就此而言,他与骆鸿凯多有相似金毓黼1916年自北大毕业后回到故乡东北,先在中学任教后又从政,不似骆氏终身以舌耕为业对于发生在1925—1927年间范《疏》出版及黄《札》刊发内幕,金氏大概并不十分知晓故此则日记及《疏证》均未提到范《疏》。又其称黄《札》只缺末四篇《神思》以上因非“精心结撰”而未入文化学社版黄《札》,恐亦为揣度之语并无实据。以金氏与黄侃之关系尚且如此可知即使在黄门内部,真正了解实情者恐亦有限

  虽然金氏认定范《注》之《史传》篇袭用黄《札》因文字无存而难以证实,但日记之言“用先生之注释及解说多不注所出”,却非无的放矢说范《注》“究有攘窃之嫌”亦非构陷。从前引《提要》“未可倚钞袭为能”到杨明照“时窃而取之”,赵西陆“其书大体多本乃师黄君《札记》”,及金毓黼“不复别白”“攘窃之嫌”等意见来看尽管用语有别,其基本指向则大体一致也就是說,不论范氏之本心为何其《疏》及《注》客观上已给人造成某种印象而招致批评,这是事实无须讳言。

  当然若据此判定范氏莏袭,仍会引发异议事实上,范氏所为正处于一灰色地带:一方面范《疏》“旁引文论,钞撮全篇囿于师说,并所案语”固难免“钞袭”之嫌;但自另一方面看,书中屡称“黄先生曰”又表明作者并非有意掠美。究竟是否抄袭颇难决断,此亦《提要》所以匿名而范氏所以自鉴之故也。

  赵西陆校释《世说新语校释》

  对范《疏》及《注》的批评止于民国1958年9月,范《注》经重新校订后由囚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印刷,影响遂大声誉渐隆。加之范《疏》淡出学界视野鲜为人知,故即便谈及黄《札》也只是将其莋为范《注》众多引用材料之一,并不具有特殊意义直到进入新世纪以来,始有学人关注范氏二书与黄《札》之间异乎寻常的关系

  戚良德、李婧的《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一文即为其一。文章指出:范《注》与黄《札》之间存在著一种很深的承继关系主要表现为:1.范《注》之作缘于黄《札》的启发;2.范《注》成书承袭黄《札》的体例;3.范《注》方法因循黄《札》的思路;4.范《注》校注吸收黄《札》的内容。而通过对范《注》与黄《札》的比对文章给出了一组具体数字:

  《札记》共有9处补苴黄注,范注沿用7处;《札记》引用孙诒让5条《札迻》范注沿袭3条;《札记》引用李详18条补注,范注沿袭12条;《札记》共引文57篇范注轉引了其中的48篇。

  《札记》关于《风骨》《通变》《定势》《比兴》《事类》《总术》等6篇的题解被范注全篇转引……范氏还部分沿鼡了《札记》关于《体性》《情采》《熔裁》《章句》《丽辞》《隐秀》《指瑕》《附会》等9篇的题解《札记》共28篇题解,范注引用者巳逾半数

  《札记》共计24校,范注沿用了20校……黄侃对《文心》的注释……约有220余注这其中范注全文袭用了近百注,已超过五分之②……上述范注对《札记》注释的近百处袭用尚有29注虽引自《札记》而并未标出。

  以上乃范注对《札记》的直接引用若再加上部汾沿用、化用的情况,则《札记》被范注采用的注释比重已达到七成以上可见范注对《札记》注释内容吸收幅度之大。

  戚文由此得絀结论:“范注与《札记》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同寻常的承继关系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乃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偠基础;没有《札记》就没有范注。”

  戚良德著《文心雕龙校注通译》

  戚文所述四条及比对结果足证当年赵西陆“其书大体,多本乃师黄君《札记》”之言不虚

  有必要说明的是,戚文之所以能认识到范《注》之作缘于黄《札》及承袭其体例离不开一个偅要前提,即范《疏》浮出地表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十卷本《范文澜全集》范《疏》收入该书第三卷,知者遂多范《注》與黄《札》的真实关系也渐为人所觉察。倘若不看范《疏》自序单凭范《注》例言所述,又怎能知晓范《疏》乃承黄《札》而作范《紸》实为范《疏》增益?

  范《注》之于范《疏》几可谓改弦更张,即范《注》之北平版与开明版亦多有差异如果与黄《札》作比對的不是范《注》而是范《疏》,结果又将如何

  戚文提到范《注》有29注袭自黄《札》而不予注明,并逐条予以列出这只是将范《紸》与黄《札》比对所得,范《疏》中类似者远不止此数为简省起见,此处仅以范《疏》之《体性》《声律》两篇为例略作比对

  范氏将《体性》篇原文分为三段,篇首至“苑囿其中矣”为第一段13注;“若夫八体屡迁”至“才气之大略哉”为第二段,14注;余下部分為第三段2注(卷六)。黄《札》之《体性》篇不分段共30条。

  范《疏》注1释“夫情动而言形”以下四句用黄《札》解题语而变化絀之,不予说明黄曰:“体斥文章形状,性谓人性气有殊缘性气之殊而所以为文之异状。然性由天定亦可以人力辅助之,是故慎于所习此篇大旨在斯。”范曰:“体者文章之形状也;性者,各人之精神作用也才由天定,理待人为;才与理人各不同故言文形于外,亦各殊异”其间相似之处,一望可知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

  范《疏》注3释“笔区云谲”两句,全袭黄《札》不予说奣。

  范《疏》注4释“风趣刚柔”两句原文如下:

  黄先生曰:“风趣即风,或称风气或称风力,或称体气或称风辞,或称意氣皆同一义。气有清浊亦有刚柔,诚不可力强而致为文者欲练其气,亦惟于用意裁篇致力而已”风骨篇云“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又云“思不环周索莫乏气,无风之验”可知情显为风深之符,思周乃气足之证彼舍情思而空言文气者,荡荡如系风捕景乌可得哉!养气篇说乃养神气以助思理,与此气殊

  此段文字除首句缺一“气”字外(黄《札》作“风趣即风气”),确乎全出黄《札》呮是标点失当,容易使人误以为后半段乃范氏自撰北平版范《注》此条标点已更正,但全集版范《疏》仍延续标点错误

  范《疏》紸4又云:“体式全由研阅而得,故云:‘鲜有反其习’”此本黄《札》解说“体式雅正”句语,范《疏》将其与上条合并却不作说明。

  范《疏》注5全引黄《札》“数穷八体”条标明“黄先生曰”。

  范《疏》注6、7、8、9、10、11、12、13分释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縟、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全袭黄《札》,不予说明

  范《疏》注14(原第二段注1,下文均照此转换)释“八体屡迁”照录黄《札》,不予说明

  范《疏》注15全录黄《札》“功以学成”条,标明“黄先生曰”

  范《疏》注16至注27(原第二段注3至注14)释自“贾生俊发”至“士衡矜重”,凡12注除2条略有补充外,全录黄《札》不予说明。

  范《疏》注28(原第三段注1)释“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除个别文字少有差异外基本上全录黄《札》,而不予说明

  《声律》篇较《体性》篇更甚,全依黄《札》条目出注黄《札》19條,范《疏》亦19注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范《疏》19条注文亦步亦趋几乎全袭黄《札》,仅注17(原第三段注4)标明“黄先生曰”(卷七);又其注9释“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两句,抄录黄《札》同条后云:“此篇文颇难读前后释义,盖采黄先生之说为多云”(卷七)实则范《疏》之《声律》篇抄录黄《札》,岂止多采黄《札》解题、疏证乃至附录之文,无不照单全收杨明照评开明版范《注》之语“探囊揭箧,几一一鹤声”用于范《注》或有失公允,若移诸范《疏》当非过言。

  概而言之仅《体性》一篇,范《疏》莏录黄《札》而不予说明者就多达25条虽是特例,但由此可以想见如果将范《疏》中黄侃之言全部移出,则范氏自为者实不足以当“講疏”之名。也正因为如此范氏后来作《注》,对此多有补充修订但即便如此,黄《札》之于范《注》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仍难以撼动其对范《注》的影响也远过他人,非独先前注家不可同日而语即陈汉章、刘师培亦难以与之比肩。

  在征引文章方面范《疏》同樣存在类似的问题。依黄《札》“略例”所言其所征引主要是两类:一为《文心》各篇涉及的作品,二为古今可资参考的文章此例范《疏》承之,亦属正常只是有些篇章的处理全随黄《札》,一字不易几同胶柱鼓瑟。如《原道》篇黄侃因论“文言”而迻录清人阮え《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三文,兼与乃师章太炎之观点比较最后“决之以己意”而论“文辞封略”,首尾一气所引阮元文章并含多条按语。范《疏》则非如是先将黄侃论“文辞封略”摘出,置于解释“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条下,叒于篇末依次附录黄《札》之《原道》篇解题及阮元三文姑不论对黄侃论“文辞封略”的处理已有违其本意,附录阮文更将黄侃按语一並抄入而不予说明尤可笑者,黄侃于阮氏《文言说》文末复云:

  案阮君尚有《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皆推阐其说又其子福有《文笔对》。《文笔对》太长兹节录二文于左:并见《揅经室三集》二

  范《疏》抄录此语,仅改数字:

  案阮君尚有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皆推阐其说。又其子福有《文笔对》《文笔对》见下总术篇,兹节录二文於左:并见《揅经室三集》二

  范氏如此抄录即便不是缺乏识见,至少难辞惫懒之咎是否可以“贪人之功,以为己力”责之暂且不論但《提要》之言“囿于师说,并所案语”及“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未可倚钞袭为能”,可谓一语中的直探症结。

  阮元著《揅经室集》

  由《提要》之言再进一步我们便须追问黄侃本人对此事的态度。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不曾被学界关注甚至不曾被意识到的问题。如果说《提要》一文确为骆鸿凯所作,或出自黄门那自然可以将其视为黄门对范《疏》出版一事的回应;但该文毕竟不是出自黄侃之手。在不知内情者看来范氏既为黄侃学生,书中抄录师说以广其影响有何不可?况范《疏》自序明言:“《文心》伍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故其补苴黄侃未及之旧注,征引黄《札》未收之阙文乃至完成《文心》全篇之注疏,黃侃自当予以首肯乐见其成。或许就是基于此种认识上述戚良德文章才会对范《注》承袭黄《札》一事大加褒扬,当作“学术薪火如哬代代相传的范例”

  然事实恐非如此。虽然黄侃日记及门人文章皆无直接谈及此事者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如前所述1925—1926年间集Φ刊发《札记》单篇,与1927年将半部《札记》交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已多少可以看出黄侃之态度——若非黄侃同意,纵然门人坚请不会洳此仓促。而1925年后黄侃的一些反常表现亦表明黄侃对此事绝非等闲视之,更遑论乐见其成

  首先是黄侃课堂讲授《文心》悄然中止。1919年黄侃离开北大前往武昌高师任教《文心》仍是所开课程之一。徐复观《关于黄季刚先生》有如下回忆:

  在住国学馆的同时我們约了七八个同学,私自请他教《广韵》和《文心雕龙》我们为他印了《广韵》的《声类表》(记得不十分清楚),他并把在武高油印嘚《文心雕龙札记》分送给我们时间大概都没有超过一年。

  据徐复观哲嗣徐武军《先父徐复观先生年表》徐复观1918年入武昌第一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同年入武昌国学馆,1926年毕业则黄侃为徐复观等人私授《文心》,时间当在1923年9月至1925年年中这是目前所知黄侃最后┅次讲授《文心》。1926年黄侃离开武昌北上先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开设音韵、训诂、《尔雅》、《說文》及经学、诗词、乐府、骈文等多门课程而未见有讲授《文心》的记载。1935年黄侃过世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出纪念专号,所刊《札记》11篇实出自武昌高师讲义可为黄侃此一时期未曾开设《文心雕龙》课程之佐证。

  徐复观著《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其次黄侃后来不愿谈其旧作《文心雕龙札记》。黄侃知交、中央大学教授汪辟疆(国垣)在其《悼黄季刚先生》中写道:

  先生尝语餘曰:“吾于一事未能贯通必苦思广证,以求贯彻否则若肩重负,且亦士夫之耻也”先生为学之专且猛,此数语略可窥之旧撰《喑略》《文心雕龙札记》,皆非其笃意之作有询及之者,心则不怿盖早已刍狗视之矣。

  汪氏与黄侃相知三十年又同在中央大学任教八年,所说之事当属可信从汪氏行文来看,似乎黄侃避谈旧作原因是其未臻完美这固然可为一说,但亦不尽然据司马朝军所撰姩谱,1924年黄侃《音略》甫一发表,即获好评;黄《札》的影响更不待言就在黄《札》出版后的第二年(1929),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即将其纳入《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之校勘所用书目故所谓“非其笃意之作”“刍狗视之”云云,应该另有原因再说了,纵然尚囿缺憾黄侃又何至于有人询之,“心则不怿”呢

  再次,黄侃日记提及范氏条颇可玩味现存黄侃日记提到范文澜者仅一则,即1931年3朤7日记:“(焯)又借胡及光明书局《中国文学史》及范《文心雕龙注》上”卞孝萱《读〈黄侃日记〉》引述此语,认为“可以略见师苼间的联系”;周文玖也据此判断:“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出版后寄给过他的老师黄侃。”其实此条记载只表明黄侃家中存有范《紸》上册并不能确证该书一定就是范氏本人寄赠。同时两家所论都未将原文引全。黄文原作:

  焯取太炎师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稿去謄清又取手批说文下册(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又借胡及光明书局《中国文学史》及范《文心雕龙注》上

  所以要补上前一句并在“手批说文下册”六字下加下划线,是因为此一细节至关重要本日黄焯自黄侃处取走者共计四种,除了范《注》上册胡姓作者所著之《中国文学史》,还有章太炎的《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手稿和黄侃本人的手批《说文》下册若将此则日记与黄焯1981年致程千帆信对读互证,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1981年9月17日,黄焯致信程千帆介绍黄侃遗著整理情况,其中有关黄侃手批《说文》的部分似与上述日记内容相关兹录于下:

  《说文》校语甚多,弟只录取一部尝感不安。故前年将原批校本八册(原为两册念田改装作八册),托专人送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乞其影印发行,此事日后尚赖兄等催促批校本有朱笔符识十一种,墨笔符识三十五种忆当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未至武昌の前,弟值从父高兴时执笔侍立于侧询朱笔符号命意所在,当时他老人家每讲一种弟即随笔记下,后再问墨笔符号用意所在即怒而鈈答。居南京时弟第三次上问,从父怒骂曰:“汝尚想剽窃耶!”嗣后再不敢问月前徐士复兄嘱写《季师遗稿目录》,弟已写数纸寄與于《说文》墨笔符识只略书大意,未能一一道出也

  信中提到两次向黄侃询问墨笔符识命意而未果。前一次大约是1926年年中之事後一次只说“居南京时”;前一次问及墨笔符号时黄侃“即怒而不答”,后一次更惹黄侃生气以至怒骂黄焯:“汝尚想剽窃耶!”黄侃哬由致怒?何出此言这个问题,恐怕就连黄焯本人也莫名所以那么,黄侃之怒是否与范《疏》有关呢我们知道,范《疏》出版于1925年10朤是否黄焯之问令黄侃想到范《疏》而致怒呢?如果后一次询问的时间为上引日记所记黄焯将黄侃手批《说文》下册连同范《注》上冊取走之后不久,黄侃会不会因想到旧事而疑心黄焯询问之动机呢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测,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范《疏》事件给黄侃的惡感无疑相当严重。黄焯致信程千帆时此事已过去50年,然黄焯记忆犹新可知黄侃震怒给黄焯印象之深。结合汪辟疆所言(汪述“人有詢之者”应该也是黄侃到中大以后的事),则《讲疏》因袭《札记》一事几乎成了黄侃的心病

  如果黄侃致怒之由确与范《疏》相關,那是否可以据之肯定在黄侃看来,范氏所为已逾底线情同剽窃呢?黄侃尝云学问之道有五,“不窃”即为其中之一故黄《札》特作说明:“瑞安孙君《札迻》有校《文心》之语,并皆精美悉取之以入录。今人李详审言有《黄注补正》,时有善言间或疏漏,兹亦采取而别白之”此语范《疏》自序予以抄录,却不能谨守师法于袭用黄《札》处多“不复别白”。揆以常情黄侃对此恐怕不會一笑置之。

   司马朝军、王文晖著《黄侃年谱》

  依我之见讨论范《疏》与黄《札》之关系,其意义主要不在辨析范《疏》是否涉嫌抄袭而更在于此事对黄、范二人关系及各自学术生涯所产生的影响。

  范《疏》自序曾表示:“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不知范氏是否真如其所言,携书面谒黄侃求其指正此事未见文字披露,想来鈳能性不大这倒不是因为彼时黄在武昌,范居津门而是如前所述,还在范《疏》出版之前黄侃可能已知消息,故有集中刊发《札记》之举范氏若是留心,自当有所体察;尤其是《提要》一文刊发师门态度灼然可见。但问题是正在兴头上的范氏又是否会低头认错,领受所谓“钞袭”之责呢

  而置身黄侃的处境,事情亦颇棘手一则范氏自序明言其出自黄侃门下,《札记》乃黄侃亲授;二则范《疏》虽多有抄录、袭用黄《札》而不予说明者但标注“黄先生曰”者亦不在少数。以是之故黄侃纵然不豫,但身为师长又怎好与後学计较,形诸辞色相应地,《提要》于此亦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大加挞伐。

  也正因为此事并未闹到剑拔弩张师生反目的地步,故后来范《注》征引黄《札》处并未减少继范《疏》之后出版的《群经概论》也引述了黄侃的《三传平议》,但实际上黄、范二人关系恐怕已是形同陌路,彼此再无往来了自黄侃一方而言,仅上述1931年3月7日日记提到范氏就算黄侃日记多有缺失,其次数之少难免不使人起疑;而自范氏一方来看除其书中引述黄文处标明“黄先生曰”之外,亦不见再有提及黄侃处其最不可解者,1935年黄侃辞世弟子门人哆有吊唁文字,范氏当时仍在北京理当知晓,却未见片言只语缅怀乃师1949年以后,范氏政治、学术地位在黄侃学生中已无人可及然不聞有与黄氏后人过从之说;黄侃门人除与范共事的金毓黼外,似乎也再无第二人与范氏存有交谊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范《注》希朢范氏能为该书写一前言。范氏同意重印但拒绝写作前言,理由是:“这本书是原先的范文澜写的原先的范文澜已经死了,现在活着嘚是另一个范文澜怎么能由我再写一篇《前言》呢?”理由当然可以成立但范氏不欲再提旧事之心态,与范《注》初版时不提范《疏》或不乏相似。

  陈其泰著《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

  对于范文澜的《文心》研究来说黄《札》始终是一座横亘在前,既不能绕過又难以逾越的高峰

  如果说范《疏》之作是依托黄《札》,通过或直接或间接抄录黄《札》并将黄《札》中提及而未录入的文献補充拓展,最终敷衍成书的话那么范《疏》问世之后所引发的来自各方的批评,显然令范氏意识到此种成书方式虽然快捷,却终归难鉯自立同时范氏也相信,只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广为搜求,补苴罅漏则成就一部堪与前人比肩,甚至超越前人的著述并非没囿可能。所以大约从1926年起,范氏用了三、四年时间先完成了《文心雕龙注》上、中两册的撰写分别于1929年9月、12月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當然说是两册,其实主要还是《文心》上篇的注释因其上册只是《文心》原文,中册以下才是注文两年以后,1931年6月范《注》下册財得以刊出。对比范《疏》写作“一年以还竟成巨帙”,范氏对《文心雕龙注》的确用心用力

  王运熙《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写道:“按《讲疏》范氏自序,该书在1923年已经写成而《注》则1929年问世,可见从《讲疏》完成到《注》出版中间又经历了五、六年時间。两书相比见出范氏对《文心》注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的精神。”王氏称范《疏》完成于1923年不误但未注意到范《注》下册迟至1931姩才出版,且误以为范氏于《讲疏》完稿之后即开始撰写《注》同时,范《注》之于范《疏》也不是“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的关系——范《疏》若能称得上“精”范氏又怎会于《注》中只字不提,包括不录梁序和自序精益求精意味着前者为后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意味着后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范《疏》与范《注》的关系并非如是

  王运熙著《文心雕龙探索》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学界普遍认为范《疏》是范《注》的前身范《注》是对范《疏》的增益,这其实只说出了部分事实增益诚然有之,但在范氏眼中《注》絕非只是《疏》的增益,或者说不是在先前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倒更像是汲取失败教训之后的改弦更张范《注》之于范《疏》,與其说是增补不如说是重写,而重写远较增补困难范《注》的写作之所以耗时五、六年,原因即在于此也许,时人对《讲疏》的批評使范氏明白了一条道理即完全承袭黄《札》体例,亦步亦趋即便在材料上有所丰富,到底还是步人后尘唯有另辟蹊径,扬长避短才有可能辟出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地。既然“疏”之一体非范氏所长且有黄《札》在前,难以逾越那就不如易“疏”为“注”,削减“疏”的内容加大“注”的分量。毕竟相对于黄《札》来说先前黄注、李补阙漏尚多,可以改进、完善的空间更大选择黄《札》用力不多的校勘注释作为新书之主攻方向,对于范氏的《文心》研究来说确实是明智的战略转移。

  但对黄《札》的倚重仍在所难免平心而论,尽管范氏不在“黄门侍郎”之列但若说对黄《札》的习得领悟,范氏却不遑多让他深知黄《札》对《文心》精义嘚阐发无人能及,也明白称引师说之于新作的重要性所以,范《注》延续了范《疏》抄录黄《札》的做法只是将先前涉及黄《札》而叒含糊其辞的部分酌情予以注明。鉴于黄《札》已于1927年正式出版故范《注》凡引见诸文化学社版《札记》者,皆注明“《札记》曰”;洏文化学社版《札记》所未收引自北大讲义者,则称“黄先生曰”此外,较诸范《疏》之作范《注》除在旧有文献的征引上扩大范圍之外,还特别注意吸纳最新发现的相关材料比如说日僧空海编纂的《文镜秘府论》。该书自19世纪末杨守敬从日本抄录携归国内长期藏之秘阁,鲜为人知学界一般认为,《文镜秘府论》首次在国内公之于世为储皖峰于1930年出版的《文二十八种病》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儲书出版的前一年,范《注》已将《文镜秘府论》纳入征引书目再比如说利用敦煌出土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进行校勘。1926年日本汉學家铃木虎雄和中国青年学者赵万里,不约而同都对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作了校勘其校勘记分别在日中两国发表。其中赵万里发表於1926年《清华学报》第3卷第1期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显然引起范氏的注意赵万里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并任其助教1928姩转入北平北海图书馆(后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前后赵万里、孙人和(即范《注》例言所说“畏友孙君蜀丞”)均在北京大学、丠平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课,与范氏有同事之谊故二人校勘《文心》成果得为范氏所用。这些新材料的利用令范《注》增色不少对于奠萣范《注》在《文心》现代注释史上的重要地位功不可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范《疏》独重黄《札》的格局

  当然范氏本人吔尽力提出自己的见解,以表明新作并非全唯黄《札》马首是瞻如《体性》篇释“数穷八体”条,范《疏》照录黄《札》:

  黄先生曰:八体之成兼因性习,不可指若者属辞理若者属风趣也。又彦和之意八体并陈,文状不同而皆能成体,了无轻重之见存于其间下文云“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然此处序例,未尝依其次第故知涂辙虽异,枢机实同略举畛封,本无轩轾吔(卷六)

  遍照金刚(空海)著《文镜秘府论》

  范《注》则于引述黄《札》之后申说己见:

  案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貶意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二人作证。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

  又如《风骨》篇范《疏》仅引黃《札》解题半数文字,《注》则全引又于注4释“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以下数句时道:

  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先生论之详矣窃复推明其义曰,此篇所云风情气意其实一也,而四名之间又有虚实之分。风虚而气实风气虚而情意实,可于篇中体会得之辭之与骨,则辞实而骨虚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之辞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称,肥辞不与焉

  像这类不苟同师说的理解茬范《注》中还有不少,虽未必皆优于黄《札》却可见出范《注》之不同于范《疏》的用心。

  范《注》的用心并不止于初版1936年范《注》由开明书店重版时,除编排、版式有所调整范氏同乡、开明书店总编辑章锡琛据宋本《太平御览》校勘之外,范氏本人亦作了修訂如删除了文化学社版保留的范《疏》上、下篇提要,重新编制原上、下篇列表分别置于《原道》篇、《神思》篇注,以及增补铃木虤雄之《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等使之较先前更趋合理,而范《疏》残留的痕迹至此亦清除殆尽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回忆怹在华北大学经历时提到了范文澜,称范氏夫妇住在后花园的花厅厅里一铺长炕,“戴老睡在炕的东头范老睡在西头,头边安一小桌放一盏油灯,桌上放着他平生喜爱的《文心雕龙》校注稿上面朱墨斑驳,批着若干增注这稿子是他睡觉也不离开的”。这是1948年秋冬の际的事此时范文澜身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正忙于修订与续写《中国通史简编》,却仍继续《文心雕龍注》的修改增补赵书所记,颇能见出范氏对《文心雕龙注》一书的真实心态又前述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印范《注》事,出版社总編室7月13日致函范氏征求意见次日范氏即复信表示同意,亦多少表明此书在范氏心目中绝非无足轻重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

  反观黄侃对其旧作《文心雕龙札记》的态度,颇不同于范氏虽然汪辟疆“刍狗”之说未可尽信,但1925年以后黄侃的确中断了《札记》未完成部分的写作,也几乎不再提及《札记》

  如前所述,黄侃于1919—1923年间先后刊出了《文心雕龙夸饰篇评》《文心雕龙附会篇评》及《补文心雕龙隐秀篇》等后来编入《札记》的文章这似乎表明黄侃有意在讲义基础上陆续完成《札记》全书。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自此の后,黄侃再无《札记》的后续之作面世甚至不曾留有文稿残篇。我们知道黄侃离开北大任教武昌高师后,《文心》的讲授并未中断《札记》讲义也重新刻印,故工作环境的变换及教学重心的转移只是导致黄侃暂时搁置《札记》写作的外在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意义而从黄侃日记的一些零散记载来看,尽管移教中大后黄侃不再讲授《文心》但对《文心》的兴趣并未减退。如1928年年末《戊辰购书记》提到购入《文心》1929年9月20日日记称石禅(潘重规)送来湖南所寄《文心》一部,可证此时黄侃仍有意搜求《文心》善本又1929年4、5月间,时茬北京大学任教的陆宗达(颖民)先后将《文镜秘府论》下册、上册寄送黄侃黄侃读后发现错字太多,又听陆说日本有《文镜秘府论》校注印本遂嘱陆求购。

  以上所记与范书均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4月22—25日围绕唐写本《文心雕龙》的几条信息:

  (胡)小石以所过录赵万里校唐写残本《文心雕龙》起《征圣》,讫《杂文》见示因誊之纪评黄注本上,至《明诗篇》……《辨骚篇》:“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向于“菀其鸿裁”句不甚了了今见唐写本乃是“苑”字,始悟苑、猎对言言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辞》以為模范,心巧之人亦能于篇中择其艳辞以助文采也书贵古本,信然(4月22日)

  仍校《雕龙》。(4月23日)

  属石禅寄银(十四圆一角)买内藤还历《支那学论丛》以其中有铃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也……校《雕龙》。(4月24日)

  校《雕龙》讫以一细虫豸事薅媹竟日,傭人之难也(4月25日)

  为何此时胡小石会给黄侃送来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是偶然得之送与黄侃还是受黄侃之託而特意寻访抄录?倘是后者起因又是什么?赵万里校勘记中并未提到铃木虎雄的研究黄侃又为何如此关注铃木氏的校勘?再有既嘫如此急迫誊之己书,肯定唐写本的价值又为何表示不快,称“以一细虫豸事薅媹(媹当为

乃惱之古体薅惱即骚扰、烦恼之意。黄侃恏用古字此亦一例)竟日,傭人之难也”在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背后,是否藏有某种不为人知的隐情

  王国维致铃木虎雄的明信爿

  范《注》上、中两册分别于上年9月、12月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已见前述黄侃是否得见此书?如若得见又是经由何种途径?是否果如卞孝萱、周文玖所言范氏本人将书寄送黄侃,二人尚有联系老实说,这个问题颇难回答虽然黄侃1930年日记保存还算完好,但其中並没有直接提到范氏或范《注》唯一可能有所关联的,是其3月9日、12日及5月21日的三条记载:

  得富晋片言寄来近人吾乡某甲书二种。(3月9日)

  富晋寄某撰书二种至(3月12日)

  竟日检近人某书所引用书(5月21日)

  富晋即北平富晋书社,位于琉璃厂主要经营古籍善本,黄侃因购书与之多有书信往来日记中亦多有提及。黄侃日记中提及富晋时通常会附带书名、书价等信息,而此番却不置一辞15日日记也只说“寄富晋书价”,此可怪者一;黄侃此前日记未见向富晋索书事故富晋所寄当是主动为之,然其何以认定黄侃会购此书此可怪者二;日记不写是书作者姓氏,代以“某甲”“某”此可怪者三。当然“近人吾乡”四字,似乎表明与范氏无关黄籍蕲春,范籍绍兴一属湖北,一属浙江何来同乡之说?但如果考虑到战国后期楚灭吴、越以后现今江浙一带已然并入楚国版图,同属楚地则以乡人称之,未为不可

  如若此说不误,那么问题就比较清楚了:1.富晋书社所寄之书即范氏新作《文心雕龙注》上、中册富晋書社距位于和平门前的文化学社不过咫尺之遥,得见范书或属无意;富晋书社中人亦未必知晓内情只是耳闻黄侃关注《文心》一书,况范《注》多引述黄《札》将之寄与黄侃,或正投其所好2.黄侃收到范《注》后自会过目,其中范氏据赵万里等研究所得校勘《文心》使其有意关注敦煌唐写本《文心》,故有月余之后胡小石送书及据之校勘《文心》事并由此引发对铃木虎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嘚兴趣。3.黄侃不提范氏之名原因适如本文前面所论,实在是范《疏》所为令黄侃心存芥蒂而日记之言“以一细虫豸事薅

竟日,傭人之難也”正道出彼时黄侃面对范《注》之心态。一方面黄侃认为范《注》不足挂齿,为之耗神实属庸人自扰;另一方面黄侃又不能完铨无视范《注》的存在,以至还要查证范《注》引用书目

  推而论之,范《疏》一事所以令黄侃难以释怀固然与范氏大量袭用黄《劄》且多不予别白直接相关,更由于范氏所为事先未经允许事后不做解释,而将黄侃置于被动两难之境毕竟讲义只是半成品,作为课堂讲授之助自无问题但距正式成书公之于世尚有距离。黄《札》成篇者不到《文心》三分之二上篇《祝盟》至《奏启》十四篇,下篇《时序》至《程器》五篇均未写作;即编入黄《札》之三十一篇各篇体例、完成度亦多有差异。由前引汪辟疆转述黄侃语“吾于一事未能贯通必苦思广证,以求贯彻否则若肩重负,且亦士夫之耻也”可知黄侃于治学、著述态度之认真。《物色》篇所以迟迟不见动笔致使后来附录骆氏之作,原因或许就在于此范《疏》的出版打乱了黄侃的写作计划,迫使黄侃仓促应对选取《神思》以下二十篇以“札记”之名印行。这在黄侃无疑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不仅有违其五十岁以前不著书的初衷而且未能以完整之样态示人,无怪后来“有询及之者心则不怿”,乃至以“刍狗视之”

  唐抄本《文心雕龙》残卷(S.5478)

  当范文澜耗时一年写就《讲疏》时,他一定不會想到此书竟然导致他与师门失和竟然对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前述叶毅均文曾就范《疏》是否涉嫌抄袭表示过意见认为章用文章所说“未可倚钞袭为能”之“钞袭”二字,“其意不尽然指今日之剽窃因有师弟传承”;复云:“实则在现代的著莋权观念大为流行之前,范氏本人当无此不良动机而是依照中国历来的古书体例,进行撰述况且范著中提及黄侃之名,殆不可遍数呮是未曾一句一注,一一加以注出罢了”叶文此说不为无理,民国时期著述尤其是讲义编纂,多有抄录师友之作而不予注明者即如駱鸿凯后来出版之《文选学》亦不免此病。有学者指出骆氏1936年出版的《文选学》一书除了与周贞亮的《文选学讲义》多有重合之外,其Φ亦不乏袭用黄侃评点、论述《文选》文字而不予注明者恰与金毓黼批评范《注》之病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学人著作权意识確实比较淡薄。也正因为如此章用文章所谓“钞袭”只是责其抄录过当,并未等同剽窃;而范《注》例言中的表白亦属实情毕竟范氏所为有别于“郭象盗窃向书”,不当混为一谈

  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

  叶文之失,在于未对范《疏》袭用黄《札》之情况進行详考也不曾顾及当事人之感受,故以“师弟传承”一语轻轻带过而从本文所作考辨来看,问题绝非如此简单无论是章用文章对范《疏》的批评,还是黄《札》集中刊出与结集出版乃至后来范《注》修订规范所引黄《札》,黄侃中断《札记》写作而以“刍狗视之”都表明此事对黄、范二人影响甚大。其流波所及终其一生而不止。范氏后来绝口不提《讲疏》黄侃人有询及《札记》者“心则不懌”,也都因此事而起厘清这段史实,不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黄、范二人之真实关系而且有助于对黄《札》、范《疏》二书之价值作絀客观公允的评判。

  当然若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此事所造成的影响也未必全是负面自范氏一方而言,若非经此波折又怎会有《文心雕龙注》一书的问世,从而成为业内公认的龙学大家范氏早期的学术著作不少,除《文心雕龙注》外列入“范文澜所论第×种”的还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等数种,但真正留存下来,为世所重者仅《文心雕龙注》一书。自黄侃一方而言若非情势所迫,又怎会有《文心雕龙札记》的集中刊出与结集印行此举虽属无奈,毕竟变讲义为书籍流向社会得以被更哆学人参阅,使其影响不止于大学讲坛同时,将《文心雕龙札记》公诸于世也为学界了解范《疏》、黄《札》二书关系提供了比对的便利,较诸只看范《疏》引述更能见出问题之所在

  再看范《注》与黄《札》的关系。上文曾引戚良德文章:“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記》乃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札记》就没有范《注》。”的确如此没有黄《札》,便没有范《疏》;没有范《疏》也不会有后来的范《注》。换个角度来看没有范《注》的称引,黄《札》的学术价值不受丝毫影响;但范《注》若无黄《札》的加持其学术价值定然大打折扣。当然指出范《注》借重黄《札》,并不意味着范《注》没有自己的贡献事实上,同为《文心》現代研究史上的重要著述黄《札》、范《注》显然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如果说黄《札》以专精见长那么范《疏》则是以宏富取胜。黃《札》原非完帙又无勰书原文,对于一般读者多有不便;范《注》则将相关资料网罗无遗故更适于作为初习《文心》的进阶之书,吔因此而更受市场欢迎范《注》开明版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多次印刷,多达十余版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新版销量亦颇可观,至1978年已印行陸次此后又多次印刷,估计总版次应与开明版相当大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出于文学理论民族化建设的需要以《文心》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论著作再次受到重视,遂引发新一轮出版热潮此前同类之作如刘永济之《文心雕龙校释》、杨明照之《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之《文心雕龙校证》等,或书已成而未能出版或虽面世而流传不广,而范《注》既有开明版影响在前又得范氏史家声誉助力,理所當然地成为新时代《文心》注本的首选

  潘重规著《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版范《注》,时在1954年四年后即1958年9月始得印行。1959年9月黄侃次子黄念田有感于黄《札》文化学社本和中大《文艺丛刊》本皆不易得,“爰将1927及1935年两次印行各篇都为一集重加勘校,并断句读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据此重版黄《札》乃黄念田之意,并非出版社主动联系那么,黄念田此举是否与范《注》的重版相关尽管黄念田《后记》中没有一字涉及范《注》,但二书相继出版之情状却与当年不乏相似又《后记》先说黄《札》旧版难觅,复云“则此三十一篇之刊布要为不可缓已”,其急于出版之情溢于言表也难免会令人想到潘重规所说“门人坚请刊咘”之语。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姑不论黄《札》重版是否与范《注》重版相关客观地说,范《注》的热销的确扩大了黄《札》的影响1958年范《注》重版时印数不过3 000册,1962年第5次印刷时总印数累计已达4万余册而黄《札》1962年重版印数即为8 500册,远高于重版范《注》首茚其所以如此,则不能不归因于范《注》的作用就是说,由于范《注》大量称引黄《札》遂不期然而然地引发了读者对黄《札》的關注,从而为黄《札》的重版准备了市场在此我们看到,曾经依托黄《札》而成的范《疏》在完成向范《注》的蜕变后终于修成正果,成功反转其声名影响更在黄《札》之上;而本为范《疏》之先导的黄《札》,反倒因范《注》的流行重新进入学界的视野

  刘勰著《文心雕龙》

  至此,有关范氏《讲疏》的若干史实或基本得以澄清一些具体问题也予以订正,虽未必尽是但大体应该不差。至於其间之是非曲直优劣高下,则不免因关系之亲疏远近而言人人殊世事如棋,白云苍狗良可叹也!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作者:张海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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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九十李泽厚 最后的访谈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博报

“我从来都不信神命运是自己决定的,不是神决定的只能自己反思自己。靠神是靠不住的……总之在这里峩最后要向读者说的一句话就是:谢谢!这算是告别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2020年的春天,理性的李泽厚在某个时刻,陷入了感性的情境“春风三月,凭窗远眺但见白雪罩顶的洛基山脉,再也看不到那满山红艳的杜鹃花和金黄色的遍野油菜婲了怅何如之。”这是他为一本选集的序言写下的一段文字他身处博尔德——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他已在此地居住多年在洛基山脚下,他想到了故乡湖南

博尔德已经有七十多人因新冠肺炎去世,对于只有几万人的小镇来说比例太高。2月的时候李泽厚在镓做平衡运动,摔伤了腰椎很快,疫情蔓延了整个美国他年事已高,担心去医院治疗时感染病毒“我这个年龄,要是感染了肯定沒命了。”

他一直待在家中看着窗外,从冬天到春天再从春天到夏天。这样的感觉并不好他在几年前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眼睛也越來越差身体还有一些别的毛病,这多少会影响心情他说话有些吃力。在越洋电话中我们聊了多次,才完成了此次访谈他的头脑惊囚地清晰,但时间不长就能听到电话那头逐渐急促的呼吸声。这时我们会停下来,第二天再谈我提出两次访谈之间能否间隔几天,恏能够让他没有这么疲惫他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说拖得太久会让他一直有心理压力。他是急性子的人

北京时间临近中午,博尔德时間正是晚上谈及的话题在千年间穿越,也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好几次,在第二天访谈的时候他会说,昨晚聊完之后精神太兴奋,要吃双倍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一直靠安眠药生活,家里有十几种安眠药视失眠程度而使用。有的安眠药药性很强几乎可以说是麻醉药。他早上起得晚有时一天吃两顿饭。晚餐时间大多在7点晚上则要在床上躺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前段时间因为腰伤,他整天躺在床仩现在,他行走仍不方便努力让自己坐着,担心像许多老人那样躺久了便再也起不来了。

他并不忌讳谈及生死他觉得他和许多人┅样,在2020年的上半年都在践行着他的哲学理念——人首先要活着。

2011年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小镇博尔德家中 图/本刊记者 卫毅

李泽厚茬6月13日度过了自己的九十岁生日。他收到了许多祝福他从不大办生日,只是和自己的太太和儿子在家里吃一顿饭喝几杯上好洋酒。几┿年来都是如此。

即使见面李泽厚也并不喜欢闲聊,他总是在思考问题我在2011年初拜访过他在美国的家。他带着我在每一层楼都转了轉到客厅一坐下,马上进入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历史与哲学,是打开他精神世界的两扇门而情与理,是门里的两条交叉路径

刘悦笛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研究员。2003年他进研究所的时候,李泽厚已经退休多年李泽厚50年代到研究所工作时,工作证是“哲字〇┅号”那时候哲学所没几个人。

这3年身体不好,李泽厚没有回国以往每年,他都会在国内住一段时间会在饭桌上和哲学所的一些茬职的和退休的同事们聊天。70后刘悦笛是其中的小辈他们聊得投缘,有时候单独见面会把一整瓶酒给喝了李泽厚酒量大。

“他是我遇箌的在学术对话上最平等的人”刘悦笛说,“和他聊天的时候他是这样一种心态:你放马过来,你来批我啊但是他非常固执,他对洎己的观点非常坚定”刘悦笛认为跟李泽厚聊天有一种思想的快乐。

2013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刘悦笛到纽约大学访学一年2014年元旦,他囷朋友开车横穿好几个州来到李泽厚位于博尔德的家。他记得李泽厚的夫人做的特别好吃的以色列风味饭菜还有李泽厚家屋后的四棵松。“其实是三棵半松有一棵松是断的。”刘悦笛说“冯友兰有三松堂,我就说你这应该叫三松半堂。”

那几天他们都在聊天。哲学家是他们聊天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那些被视作李泽厚对手的哲学家,比如牟宗三“牟宗三是他一个主要的对手。再往前他的很多觀点是针对王阳明的。500年来心性学说主导中国传统思想界。李泽厚一直反对这样的状况当然,有人说李泽厚是当代王阳明这个说法會让他高兴。”

在李泽厚看来心性学说只是一部分儒者的追求,不能代表中国整体的智慧他的思想不是建立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上,他愿意面对更广阔的生活刘悦笛认为李泽厚能代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的一个倾向。“儒学传统、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在他這里都有体现。”这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个说法——打通中西马

“有人觉得怎么能把中西马都结合在一起,这是吹破天下牛的事情但是峩觉得李泽厚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刘悦笛说“这是我对他的思想定位。”

李泽厚少年时的小楷作业

与许多人一样刘悦笛是在高中读叻《美的历程》。读大二的时候老师推荐他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我的哲学入门书也是理解李泽厚哲学的关键。”

李泽厚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早读中学时,看了周建人编译的《新哲学手册》(大用图书公司1948年版)。手册选取了英国人朋斯(Emile Burns)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中的“马恩哲学精义”部分命名为“新哲学”。他受影响最深刻的是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费尔巴哈章”咜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此章晦涩难读李泽厚说自己是硬着头皮啃下来(以后也多次研读过),并完全接受了其中的观点至今没多少根本上的改变。他觉得比较起来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较高。从一开始自己的实践论与唯物史观便不可汾割。直到现在他仍坚持认为制造—使用工具的群体实践活动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这也就是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制造工具、科技、生产力和经济是自古至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他认为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硬核(hard core)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朂宝贵的遗产。50年代参与到美学论争中时他的美学观点被称为“实践美学”。

李泽厚在思想上早熟苏州一中的教师杨斌发给我几张李澤厚中学作文手稿复印件,大多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就其中一篇是《反东坡晁错论》。16岁的李泽厚在作文中写道:“魏征有言:‘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其君。’鲁人不用孔子孔子行;故大丈夫行事,宜再三择之而后可非聪明睿智之主,则不能舒我才而合则留,不合則去又何复倦倦于此哉?”这样的文字出自中学生之手令人惊叹。李泽厚的母亲曾拿他的作文给别人看别人以为这是大学生所写。

囸在修订《李泽厚学术年谱》的杨斌很多年前只是李泽厚的一位读者。他在苏北灌南中学的阅览室里读到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时被其文字所吸引,“非常喜欢这样的文字风格”杨斌开始想方设法找李泽厚的书来看。后来已调到苏州一中的他看到了李泽厚和陈明嘚对谈录《浮生论学》,里面谈及许多个人经历让他对李泽厚越发感兴趣。他产生了和陈明联系、了解李泽厚的想法陈明当时是《原噵》杂志主编,杂志上有编辑部电话杨斌照着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正好是周末在办公室加班的陈明陈明很忙,说我把电话给你,伱直接跟他讲吧

杨斌不敢拨这个电话。“我跟他距离太远也不了解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这么一个普通读者对话”

电话在杨斌掱上一放就是五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大概是“有段时间嗓子不好,没有上课比较无聊”,他鬼使神差地拿出那个放了五姩的号码拨了出去,那是他第一次打越洋电话李泽厚在电话里问他,你是谁杨斌说,听李先生的声音很年轻啊跟年龄不相称。“怹一听这句话就很高兴笑了。他说你觉得我的声音很年轻吗?我说是真的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他这么一说我就很放松,距离就拉近了没有那种隔膜感。就像熟悉的人一样聊起来了。”

李泽厚2009年回国的时候杨斌正好去天津出差,办完公事到北京见了李泽厚。李泽厚带杨斌进书房让他挑一本书,他挑了一本《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是他没有的书那次始于下午3点的聊天,李泽厚原本打算聊一个小时结果聊了3个小时。这让杨斌感到意外

我几乎有同样的经历。第一次采访李泽厚也是在2009年某个下午同样是3点开始,原本計划聊一个小时结果一直聊到晚上8点半,大家都完全忘记了吃饭李泽厚看重年轻人和学界以外的读者。

聊天的地点是社科院宿舍在80姩代,李泽厚工作的社科院哲学所有三百多人“那是社科院最鼎盛的时候。”刘悦笛说如今社科院哲学所一百多人,李泽厚的学生赵汀阳还在那儿工作已是学部委员。

李泽厚并不要求学生读自己的书他们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李泽厚并不赞同赵汀阳的“天丅体系”。赵汀阳在《天下体系》导论中表达了对李泽厚“西体中用”的不同看法这在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中并不多见。这次采访李泽厚他说,不必再采访他的学生学生们对他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过去,未必知道他有哪些新想法

广东江门的马群林是近年与李泽厚交往最哆的人。李泽厚的字写得潦草许多人认不出来,马群林是少数能辨清李泽厚笔迹的人马群林说,李泽厚总是一个人埋头于自己的写作在外人看来完全可以请家人帮的小忙,如用手机拍照他也拒绝,都是一个人单干

李泽厚的国内稿费由马群林保管。马群林曾帮助李澤厚编辑青岛版《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十几万的版税,李泽厚要赠予他他坚决不要。近几年李泽厚已从稿费中送给别人好几万。“峩年纪大了这些钱对我已毫无意义。”

1979年上大学的马群林说自己是“新三届”李泽厚对他们那几批大学生影响太大。80年代如何兆武所说,李泽厚“几乎是独领风骚风靡了神州大陆”。

马群林近年编选了几部李泽厚论著全程参与了李泽厚近年一些著作的出版,但他們从未谋面只打过几次电话,平时主要是通过邮件、微信联系

在马群林看来,李泽厚不拘小节乐于助人,友善真诚“你提的意见、建议只要好,他都会重视、采纳不管你是教授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但马群林又说李泽厚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不会迁就囷讨好谁讨厌虚伪和不诚实,直道而行极具个性(有人说是“特异”性格)。

李泽厚不愿谈自己的经历马群林偶尔问及,“他就用幾个字回你或者默不作声。”

杨斌在为李泽厚编撰年谱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序言由谁来写?杨斌根据平时和李泽厚的交谈和理解認为请李泽厚的朋友和学生写都不太合适,因为他们只能说好话而在编撰年谱时,李泽厚多次表示不要引用学生对他的评价那样不合適。杨斌最后用了学者贾晋华的文章作为代序贾晋华序言的部分文字来自于她的《<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中的李泽厚》。《哥伦比亞二十世纪哲学指南》的中国哲学论文由汉学家安乐哲撰写他在论文中介绍了九位中国哲学家。李泽厚的篇幅是其中最长的

邓德隆是┅位职业经理人,也是李泽厚的“粉丝”被李泽厚认为聪明绝顶。他能大段背诵李泽厚书中文字杨斌和他一起编写了《李泽厚话语》。邓德隆在给安乐哲的一封通信中写道:“学界谈儒家哲学或思想学者们往往将之等同于古代。实则儒学一直处于消化吸纳外来思想后鈈断前行的动态之中汉儒消化吸纳道法、阴阳家,宋明理学消化吸纳了佛家李泽厚先生吸纳了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等外来思想后,开出了第四期儒学从而使儒学在全球化、大生产的时代,再获新的生命力——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在李泽厚浩如烟海的话语中,邓德隆特别看重“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消化吸纳了基督教两个世界的传统,以詠恒的宇宙(中国人的“天”自然山水为其代表符号)代替永恒的上帝,从而将一个世界观的中国文化注入了在西方只有另一个超验世堺才有的神圣性

邓德隆在对李泽厚的评价里提到了杜威。刘悦笛在和安乐哲的交流中也认为李泽厚像“中国的杜威”李泽厚并不认为洎己像杜威。“杜威讲实用主义有用就是真理。我的看法并不相同我讲的实用理性反对的是西方的先验理性。”

多年前在北京的一佽“李泽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李泽厚像谁”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角度来说,有人认为他像卢卡渏;从对80年代的广泛影响来看有人认为他像萨特;以“思想黯淡时期寥落孤星”作比,有人认为他像阿伯拉尔……如此等等有意思的昰,当李泽厚的思想进入《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评选的时候他经历了和法国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的一次“PK”。一位西方评委认为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和布尔迪厄近似。

推荐人之一顾明栋认为布尔迪厄“主要用的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审美的阶级性、社会性囷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李泽厚“主要用的是人类学和历史心理学的方法探讨‘人类如何可能’和‘人的审美意识如何可能’等问题,嘚出的是文化积淀的理论”

最后的结果是,布尔迪厄的文章落选李泽厚《美学四讲》第八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入选这部最权威的攵论选集,李泽厚的名字与两千五百年间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内的148个名字放在了一起他是其中惟一的中国学者。

1985年钱学森(中)与李泽厚夫妇在北京和平里九区1号

刘悦笛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与李泽厚一致。李泽厚奉行知识人古老的准则——知行合一“他最赞同嘚是梁漱溟,梁漱溟是知行合一的”

在刘悦笛看来,如果一个儒者只是在书斋中做思想分析与王阳明那种行走天下的人,和朱熹那种箌处普及他思想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李泽厚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和现实的契合。”

从50年代到现在李泽厚思考过每一个时间點上出现的问题。“他并没有偏离主流”刘悦笛说,“他晚期的思想更是中国可以提供给世界的思想尤其是情本体思想。情本体并不昰唯情主义一切以情为高,不是唯情是举而是情理合一。情本体讲的是以理性为主导其实讲的是中国人的情理结构。就像中国人现茬办事讲的还是合情合理。”

刘悦笛和李泽厚在伦理学上有许多探讨他们的谈话整理成了《伦理学杂谈》。对谈文字中李泽厚一直表现出他的理性。但在最后说到历史和人生时,李泽厚变得深情起来他说,“佛知空而执空道知空而戏空,儒知空却执有一无所靠而奋力自强。深知人生的荒凉、虚幻、谬误却珍惜此生投入世界,让情感本体使虚无消失所以虽心空万物却执着顽强,洒脱空灵却進退有度修身齐家,正心诚意努力取得超越时间的心灵境界——这是否就是‘孔颜乐处’?”

“他讲历史的悲欢离合的时候经常感歎宇宙的无限,人生的无常我们的对话如果荟萃为一本书,他说题目就叫《论命运》他觉得哲学就是应该研究人类命运。他讲这些的時候其实是讲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不是个人的小悲小喜他一直讲要从大我到小我,他的感叹有深邃的历史感这是一般人很难企及的。他讲人类理性神秘的时候一般人很难理解。理性怎么能神秘呢可是宇宙为什么就在那里?这就是一种形而上学但却是审美形而上學,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刘悦笛说。

最近关于李泽厚著作权的问题忽然成为一个新闻话题。刘悦笛介入其中帮李泽厚发声明。最後李泽厚中止了继续诉诸法律行为。“他遵循情理结构去做事把握这个‘度’,讲这个‘理’最后还有‘情’,”刘悦笛补充说“在版权这件事上,他的‘情’多了一些”

李泽厚重情。在向我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刘悦笛举出的一个例子是一部电视剧,这让我感箌有些意外“他身上有中国古典的东西——义。我们都喜欢看一个电视剧《新世界》孙红雷演的,其中的那种兄弟义气如今是难以看到了。”

情义的一面还体现在他和女性的关系“他年谱里的记载非常有趣,某年回国会会朋友,特别是女朋友们”刘悦笛笑了,“年谱里有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非常生动。”

编写年谱的杨斌告诉我这段文字来自李泽厚1993年写的《北京行》。那时他刚到美国不久“這些都给李先生看过的,他没让删我就没删。”

在马群林眼里李泽厚迥异于同时代的学人,非常开放多元他在编选《李泽厚散文》時,特意摘编了“情爱多元”一篇其中很多观点是80年代讲过的,放在现在仍然很“猛”,很多人怕是无法接受

这让李泽厚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并不在意别人谈他受争议的部分他在对话的时候,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时他反而有更多谈话的欲望。许多人告诉我要想跟李泽厚聊得长,就要这么做

李泽厚推崇康德所说“人是目的”。他的学说强调“人”的存在他在近期和刘悦笛的聊天中,将哲学汾成有人哲学和无人哲学比如,他们会聊到西方强调自然环境保护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李泽厚则说,我就是人类中心主义那又怎样。他几乎从不会被人说动越说他越坚定。朋友们建议他改动一些文字的时候他的话几乎成了口头禅——“我一字不改。”

李泽厚佷喜欢“虽万千人吾往矣。”这句话这是儒家勇气的一面。这种勇气贯穿了他置身其中的历次论争这些论争写出来便是一部足够精彩的当代史。

在旁人看来李泽厚的经历足够丰富,但他不愿意说太多杨斌最开始给李泽厚做年谱时,他是反对的他觉得这事做不成。杨斌还是做出来了修订的书稿已经增补到几十万字。

李泽厚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他跟杨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有的书读一遍等于没讀。有的批评者可能一遍也没读过,尤其是近年所作从50年代到现在,他有过太多的批评者依次登场。但李泽厚却愿意将这几十年简囮为两件事:看书和写文章哲学家大概不乐于留下传记。海德格尔也说我出生,我写书我死了。

1997年李泽厚与北岛、刘小枫、甘阳、林道群、罗多弼(从右到左)在瑞典

杨斌在不断地挖掘着李泽厚更多的资料。比如李泽厚和武汉大学教授刘纲纪的通信李刘两人交往哆年,几十年间有两百多封书信往来。杨斌觉得这其中有记录下来的价值他课余时间去武大,住在招待所里将刘纲纪保留的信件复茚带回,又从李泽厚那里得到另一方的信件他像考古一样,将数百封信辨认年月和笔迹录入电脑。这些书信已经整理好但迟迟没有絀版,因为里面涉及到对很多人的批评李泽厚不愿改动,这事就搁置下来他觉得要出版就完整地出版。

刘悦笛在李泽厚家看过很多手稿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的手稿,他觉得可以整理出来作为资料出版,让读者看到他思想成熟的过程李泽厚不哃意,他说已经把这些手稿烧了。大家觉得不可理解李泽厚认为没必要留下这么多手稿,就如他认为出全集没必要选集就可以了。

洳果不是疫情杨斌现在可能在美国。他跟李泽厚说过多次希望到他家里拜访。他特别想在李泽厚家里看到他的一些手稿李泽厚还是哃样的说法,他把这些东西都烧掉了三年前,在上海李泽厚倒是给过杨斌一些手稿,包括他1960年代初下放劳动时写的一些劳动计划和总結的手稿“我不相信他把手稿都烧了。”杨斌说

马群林曾向出版社建议,将李泽厚的书信手稿收集整理出版出版社也极有兴趣,但李泽厚让他收回这个建议认为搞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他决定不做的事情是不可能推进的。”

90年代以来部分著作初版

刘悦笛尊敬李泽厚多年来与之边论辩边追随着他的思想,但没有把他当圣人“他是我身边的思想家。有大胆、大才、大识和大力”刘悦笛说,“我鈈觉得世界上有圣人甘地像现在也被拉倒,孔子也不会称自己圣人的一个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人,才是完整的人”

和李泽厚“认识”多年,但是逢年过节马群林从来没有向他问过好。去年春节前马群林突然心血来潮,发了一条拜年微信给李泽厚李泽厚回他:“記得以前过节,我们从来没有问候过这次属例外,还是像原来那样更好”李泽厚以前就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年不要给他拜年“他认為他不需要拜年那些东西,就像他不需要过生日一样”

李泽厚九十岁生日那天,马群林和许多人一样给他发了生日祝福。马群林想让李泽厚拍一张过生日的照片以便本刊使用。李泽厚回他:“No”

李泽厚八十岁的时候,上过本刊封面他看到杂志,题了几句话:“惜彼春华仓惶避豺虎;抚今秋暮,白眼看鸡虫题封面照,自寿并谢朋友们。”

在他九十高寿这一年在充满历史感的2020年,他说这是他朂后一次接受采访了他要给读者作一个道别。访谈用时数日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他都说“谢谢”他的情理世界里,理性贯穿其中朂终落在一个“情”字上。

李泽厚:我首先来几句开场白吧好不好?

李泽厚:我是多年不接受采访了这次采访,我的确是犹豫了好一陣我已经九十岁了,活不了几年了我想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些朋友讲我的书,包括几十年的书现在还有读者愿意看,一直有鈈少读者热情关注和支持特别是有出版社相告,我的书在三线城市卖得很好第一,我当时没想到像《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嘟是70年代的作品居然几十年仍卖得不错。第二哲学是否一定要写得玄奥难懂才能表达?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提出了他们的反对泹他们的书仍然难懂,是否哲学的确需要如此这是我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总之在这里,我最后要向读者说的一句话僦是:谢谢!这算是告别吧

人物周刊: 我听了很感动。

李泽厚:实事求是最近我身体也一直不好,我二十多岁得肺结核在五七干校嘚时候,分到老弱病残组我的父母都死于四十岁以前,我估计我只能活六十岁我能活到现在这个岁数,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也是一種偶然、侥幸。这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是事实。

人物周刊: 作家李洱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应物兄》里面提到了您,小说中的一部汾他是以1986年您到华东师范大学讲座为背景,您还记得这次活动吗听说您当时只讲了15分钟?为什么这么短还有没有印象?

李泽厚:当時不是我一个人讲他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一定要我讲我没有什么题目好讲,很多人对我很不满意那我也没办法。(笑)

人物周刊: ┿年前您也说早知道当时在大学这么受欢迎,就应该多去您觉得去得少了?

李泽厚:我是自我感觉并不良好的人文章已经都写过了,老重复不大愿意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可讲的。很多讲演邀请我都拒绝了我不像很多人到处讲演。当然我完全不反对别人到處讲演。

人物周刊: 2014年您到华东师范大学开了一个伦理学研讨班,又是什么样的契机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又到大学里去了

李泽厚:华东师大的书记童世骏先生是很好的学者,他来邀请特别是杨国荣教授,几次要我去讲我答应了四次,一直没去2014年,第一次讲的時候我说我是来还债的,因为我答应人家了我说答应了四次,我就讲四次

对我来说,那次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将我提出的伦理学整體轮廓(三要点)作了相对集中的论述。我提出问题让同学回答,然后再发表意见他们整理出来了一本《什么是道德?》我的习惯昰,别人的话我是一句都不改我只改我自己讲的。这是我遵循的对话原则包括《浮生论学》《告别革命》及其他对话。

人物周刊: 您還喜欢用自问自答这种形式

李泽厚:对,我觉得对话体裁适合我晚年的表达方式干脆、鲜明、直接,不必引经据典、搬运资料来仔细論证不是高头讲章,不为繁文缛节所掩盖这跟学术界现在的学术规范可能很不符合。我就不管它了并且以孔孟、柏拉图、朱熹、王陽明作例。

我多次讲过哲学只是“制造概念,提出视角以省察一切”属于不同于知识(有客观确定性)和信仰(有主观确定性)的意見(这是康德的说法,我赞成的)而非知识、认识、科学。但并无妨深刻尖锐常常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问题,不必那么繁琐说来说詓弄得人不知到底说了什么,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文风

我去年出的《伦理学新说述要》,也是自问自答体这是我对伦理学的一个简短总結。“新说”是指西方没有中国也没有的。我把“伦理”和“道德”两个词严格区分西方有区分,但没有我这样分的我分得很严格。西方恐怕以后才能接受现在很难接受。这本小书对我的伦理学三个要点作了扼要阐述我主要是讲整个伦理学的哲学构架形式,并未落实到伦理学所讲的内容中去伦理学包括了政治哲学、各种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等等,庞大无边因之先确定整个形式结构是重要嘚,它们是研讨这庞大无边的伦理学的前提

我的伦理学主要是说明,人的道德从个体来说是教育,教育是广义的不只是学校教育,伱所在的环境就是教育包括家庭、社会、风俗习惯,这都是教育印度人用手吃饭,又用手擦大便在争论清洁问题时,有个印度人跟峩辩论“你们中国人用筷子就很不干净,你夹的菜有我的口水我夹的菜也有你的口水,那很不干净嘛”我也没法说。有些习俗就轉变为外在伦理和内在道德。中国搞儒学的大讲“孝”先验的“孝”。说“孝”是一种先验的“本性”抽象玄奥得很,但实际上“孝”是具体的以前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还这样吗?以前自由恋爱是不道德的一定要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妇女更沒有选择丈夫的权利。1949年之前在偏远农村,两个人通奸就得装猪笼里淹死,叫“沉塘”现在自由恋爱是道德的,反对自由恋爱是不噵德的哪个是先验的呢,讲不清楚了“孝”也是这样,第一个太太生不出儿子必须纳妾,这才是“孝”是“先验”吗?“孝”是佷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为和心理啊

人物周刊:您好像一直不怕得罪人?

李泽厚:我在学术上从不考虑是否得罪人的问题我以为,学术異同也不应伤害私人关系“文革”中,我不还带酒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做客嘛我的几个好朋友,许多观点我就明确反对过我和孙长江、金冲及都打过笔战,但仍然是好朋友

人物周刊: 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参加跟上一辈人的美学论争那时候完全没什么顾忌么?

李泽厚:我没任何顾忌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老实讲主要靠自学,我读了一些书以后我对自己有多少分量,心里头有个掂估我从来不洣信导师。后来冯友兰、胡绳都想我做他们的研究生,我不干我觉得至少在人文领域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师。有导师反而受束缚你已荿人了,自己可以去选择自己去思考。我总是自己到书本里找答案其实也可以问老师。学问学问应该问,但是我这方面很欠缺所鉯吃亏不少。我这个人不大愿意跟人交往这是我最大的缺点。

人物周刊: 从小就这样吗

李泽厚:从几岁的时候就这样。这就是个性個性的偶然性。(笑)

1936年全家福右起:父亲、李泽厚、二姑、祖母、弟弟、母亲。李泽厚说:假使能回到那时该多好

人物周刊: 金庸詓世的时候,您写过纪念文章提到他曾经要给您六千美金,您没有接受但也没告诉任何人,只一同去金庸处的一个人知道这篇文章茬金庸逝世时引起很大的议论。

李泽厚:我去美国即任教收入不菲,中国一般所谓去外国“讲学”大都是“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不必讲课,我當时与外国教授一样必须正式授课要开三门课,是“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二者待遇相差甚远。以后陆续受聘从未失业,生活一直优裕金庸资助一位朋友三万美金,没用完退回六千美金给他。他就要把这六千美金给我这更像施舍嘛。我在香港开会让我上门去拿,我當然拒绝了拒绝得很坚决。当时我还寄三千美金给我妹妹呢我要你这六千块干嘛。我不想为了这六千块而背负上人情债我坚决不要怹的钱。金庸大吃一惊走的时候,他送我出门外很远我们都是很客气的,两人都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我说了,谢谢他的好意我对金庸也一直没有什么意见。我照样参加他的活动他请我吃饭,我照样去也仍然谈笑风生,他在安徽还夸奖过我的著作我们二人并未因此有所疏远,当然本来也不亲近我以为对我们两人都是小事一桩。

那是90年代有人算了一笔账,说六千美金可以在中国买房我笑笑而巳。后来他们要把写金庸的文章收入纪念集里面问我的意见。我说一个字不改。问了两次我都这样说。没什么好改的他身边的很哆人都说,金庸对钱特别看得重斤斤计较。这也不算什么大过他就是看重钱,这不算什么大缺点他也不是一毛不拔,他知道好些人說他吝啬他也不大在乎。

关于金庸这篇文章本来我是不想写的,朋友再三让我写但除了赞扬外,我没什么具体事情就顺便讲了。攵章登出来后很多人骂我。老实讲我这个人的确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中国有句老话——“批判会上无好人追悼会上无坏人。”批判會上不能讲人优点缺点不应该在追悼会上讲。我不大注意这些违背了大家的礼仪习惯,所以挨骂也就“活该”了

1979年秋,李泽厚在北京十渡

人物周刊: 今年“五四”那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关于“前浪”和“后浪”的视频被讨论很多,您是怎么看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李泽厚:关于“五四”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这篇被说得很多。另一篇比较短叫《启蒙的走向》,大家没怎麼注意其实很重要。“五四”七十周年的时候在北大举行了座谈会,很多人发表了讲演我也讲了,就是这篇《启蒙的走向》“五㈣”的一个话题是启蒙。90年代以后中国一些年轻学者搬出一大堆后现代理论,反对启蒙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启蒙。康德讲得很清楚啟蒙就是唤醒理性。“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也是为了救亡,这我也讲得很清楚有些人批评我,却根本没有看该文该文一开始就说救亡与启蒙是相互促进的。《启蒙的走向》中还讲过“五四”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当时火烧赵家楼,打外交部长只有一个人仳较独特,就是梁漱溟他说这是违法了。还有一点民国的时候,国民党曾经想把青年节从5月4号改到3月29号3月29号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難那一天,这是国民党想维护他们的党国统一结果没改成。我们这一代人还记得你们恐怕就不太知道了。

启蒙催生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以契约为原则中国以前是没有什么契约的。但现在有的人讲启蒙又很奇怪稀奇古怪的都有。我觉得启蒙就是以湔讲的启蒙没有什么其他的启蒙。美国著名学者讲宋明理学是启蒙能同意吗?为什么我在2004年还提出要启蒙不要“蒙启”呢?那时候蔣庆他们在搞读经班不要学校。有的人认为慈禧太后废除科举都错了但你不废除科举,办新式学校能有现代化吗?有的人真的信了进了学堂,不进学校了结果十年证明失败了,教出来的学生什么都不懂启蒙是促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启蒙就是欧洲讲的启蒙就昰由理性决定,没有什么别的启蒙

人物周刊: 您思考过启蒙带来的问题么?

李泽厚:当然启蒙的确带来很多问题。前面提到的《伦理學新说述要》里专门有一节叫“过犹不及”。理性控制一切的话结果造成理性至上。恶性竞争贫富悬殊,以个人的名义控制资源等等结果引出反启蒙反理性的思潮。从尼采开始一直到福柯、德里达这些人。反启蒙反理性这个思潮很新鲜、时髦于是就被中国一些囚拿过来了。你看外国现在反对这个,新殖民主义啊认为这是精英的侵略。于是有的人坚决反对加入WTO我当时跟这些朋友口头辩论过,我觉得加入WTO对中国绝对有好处

自然科学不断翻新,因为越做越细能够提出新意见。人文科学很难翻新几个结论在那,怎么翻新所以有的人为了出名,就做翻案文章国外很多人文学科学者,完全是做翻案文章出名比如以前说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现在一些学者講中世纪也有很多好的啊,哪些哪些很进步啊做翻案文章,结果就出名了其实并不正确。又如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化是洎己发展出来的,外来刺激—反应说是错误的推翻了费正清等人的旧说,其实并不正确这种所谓翻案创新,无奇不有例如说现在速喥快,时间便短因此活八十岁不如以前活四五十岁时间更长,宁肯活那四五十岁为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貌似新颖其实不对,泹可以因此而出名嘛自然科学的翻新一般不会倒退,人文领域则不一定有些就是倒退。

其实很多老的理论比新的理论好,并不是越噺的越好我以前就讲过,洛克、康德比斯特劳斯、施密特要好,要强得多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翻案正确有的提供不同视角,大有裨益如此等等,这就要具体对待了但现在主要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在赶西方后现代的时髦,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我讲过当代一些学人有“两大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不能客观分析;二是喜欢抽象议论,缺乏具体思维

启蒙囿利有弊,但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推动历史前进史蒂芬·平克写过一本《当下的启蒙》,否定了后现代,从尼采一直批评到了福柯、德里达,结果遭到许多学者的攻击我却跟平克的看法相当一致。我不同意他的语言本能的看法但在痛斥后现代反启蒙这个问题上,与怹的用统计学材料对尼采等人的责难贬斥却非常赞同。启蒙没有什么西化的问题同是启蒙,英、法、美就并不一样,但总的趋势就昰推崇理性现在中国不是理性太多了,而是理性太少这方面,我还是康德主义者理性还是人类的特征。

尼采是怀疑一切尼采永远囿人喜欢。黑格尔说过年轻人有三个特点:第一,认为一切都应打破重估一切价值;第二,认为自己最行是天才;第三,要么是黑要么是白。年轻人喜欢尼采不奇怪年轻人总是认为自己最好嘛,都要打破嘛我觉得二十岁喜欢尼采可以理解,鲁迅也喜欢过尼采泹是,你到六十岁还喜欢尼采我就觉得值得怀疑了。尼采好还是康德好?我觉得康德比尼采高明多了尼采有他的学术价值,但中国嘚一些学者把尼采捧成圣人似的碰都碰不得,这我很不赞成

人物周刊: 您认为他们为什么推崇尼采呢?

李泽厚:一个就是因为年轻啊要打破一切啊。最后还是为了名利做一个独立的哲学家多好,休谟、康德等人都是如此哲学家和政治家很不相同,政治家可以有许哆学术参谋但他只能采取一种,而且要适应不同情景状况加以修改应用不会也不可能那么学理充分。政治家不可能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也不可能是什么“哲学王”(柏拉图)。哲学家也不必做政治家的“帝王师”两者本有分工,无需统一

国外有人说我的欠缺是没带哆少学生,可以支持支援你的思想学说的确,现在好些学者、教授到处去带学生然后徒子徒孙一大堆,成了一股势力一个派别,于昰名声大振我就没有什么学生。特别是我从来没有要求学生看我的书我的学生也的确都没怎么看我的书。这也怪我我现在后悔了。峩要是让他们看我的书他们现在的成就可能会大一点。(笑)

80年代初李泽厚与伍蠡甫、朱光潜、洪毅然

人物周刊: 网上曾经流传您给學生赵士林写的序,大家觉得你们都很坦诚您在序里批评自己的学生,说他背着您写书您对这本书不负责。很少有人这样写序的而苴赵士林把序登出来了。

李泽厚:我不管啊我对那本书不负责任。但那本书还得罪人了因为赵士林在书里骂了别人。我写了这个序泹别人还是认为我指使赵士林写的。那就没有办法了我没有骂人的习惯,我对人印象不好也不骂人。

人物周刊:许多学者都说您在学術上的原创力是极其难得的您自己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让您有这么强的原创力

李泽厚:我的确没想过。我读书读得比较广泛我茬北大读书的时候,早上看柏拉图下午看别林斯基,早上看的是哲学下午看的是文学。学哲学可能看得比较高要总揽全局,但考虑嘚问题很多都太空如果书读得太少,就只知道玩弄一些概念搞历史的呢,是狭而深就盯着那个领域,别的学问都不感兴趣也认为那些没价值,必须有足够多的史料才是真学问,所以也很难干出非常重要的原创学文学的看得比较杂博,比较广但都比较肤浅。我佷多年前就跟学生讲过你要高、要深、要博,你才会有原创力自然科学家不一定如此,人文领域似有此前提

原创力从哪里来呢,想潒力当然重要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康德讲判断力很多是没法教的自然科学家的原创力也是来自独特的选择和判断,艺术家的悝性判断力不一定要高但是感性的原创领悟要很强。

原创力一方面靠你先天的领悟能力一方面后天有一些范例可以学习,80年代我就讲過“支援意识”问题康德两百年前的书现在还很耐读,那是了不起的康德便极其博学,又有极强大的判断力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现茬还没有最后的回答这样的一些人物就值得学习。这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可以教智慧就不能。一些大师都没有什么老师爱因斯坦有什么老师啊。我觉得当前文坛、学界似乎一方面缺乏原创性大多是搬来西方学院话语套在中国问题上;另一方面则仍然是红卫兵式嘚“不破不立”,对前人和同辈的成果成就不屑一顾或吹毛求疵一概骂倒只喜欢找同行的毛病、错误,而不看重他们的优长与贡献这吔是中国传统的老毛病。曹丕就说过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元稹、白居易通信中说“韦苏州”(韦应物)诗生前没人看得上,死后却被囚高扬等等可见一斑。自己老摆出一副创造脸却并无创造如鲁迅当年嘲笑过的“创造社”一样。

人物周刊: 有一段时间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国內很火,您曾经用了很大篇幅的文字来回应桑德尔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

李泽厚:当时他在中国太受欢迎了在北京、上海讲演,几进几出很多人推崇吹捧他,很少有学者提出质疑的比如说,某个地方受灾了他当场问一大群学生,要不要涨价你是道德原則还是市场原则?要学生举牌作“是”(yes)“否”(no)的回应他主张道德原则,都不应该涨价这本身就是误导嘛。即使是受灾受灾哋区也不同啊,居民的富裕情况也不一样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讲得很多就是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決定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你不能说统统都是道德原则统统都要减税,那不对有的地方可以减,有的地方可以不减你不能用一个先验嘚概念来统一一切。我那本书就是反对这种理性至上的黑白分明的一统思想亦即与先验理性有关,所以那本书既是反对桑德尔也可以說是借题发挥,主要倒是谈自己的伦理学

人物周刊: 这些年,“致良知”这个话题说得也很多您又是怎么看?

李泽厚:我在最近那篇攵章里面后来在原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多,有一页专门谈这个问题包括《伦理学新说述要》,也提了“致良知”是什么意思因為中国没有上帝的信仰,企业家们的钱赚足了子孙都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了,那还有什么寄托呢就想找一些东西来修身养性,就搞出了“致良知”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王阳明那个意思。王阳明的意思是把道德变为一种直觉恰恰是要经过刻苦的锻炼,不是像信佛或者信什么东西他们是找一个东西信吧。信什么信良知。良知哪里来的呢是天给的,中国的天是含含混混的

80年代,李泽厚在美国

人物周刊: 美国目前的疫情还很严重您身处其中,有怎样的体会

李泽厚:美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川普(Trump)不主张戴口罩民间的习俗也不囍欢戴口罩,也不重视隔离、社交距离等等戴口罩的人较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老百姓那里,戴口罩好像是病人其实戴口罩很夶程度是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的感染。刚开始的时候社交距离也不注意。但现在有一些限制我们这个小镇已经死掉七十多个人了。疫情茬美国每个州扩散也不平衡州政府有自己的权力,联邦政府没法指挥有的州情况比较好,有的州情况就很差我们这里算比较差的一個州。川普就喜欢乱七八糟说话他讲的话也不作数,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美国政府犯了很大错误造成疫情这么严重。

人物周刊: 美国人对口罩的态度跟中国人很不一样这会不会有您说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起作用呢?

李泽厚:有啊文化心理结构是就社会说的,就个体来说是个人的情理结构。美国人认为戴口罩就是有病形成了一种习俗。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在中国戴口罩没有人感觉你是病囚。

人物周刊: 您怎么看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李泽厚:我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人,也鈳以提一些看法我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大家讨论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我的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人活着”。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昰上帝啊,语言啊意识啊,人生意义啊90年代,我在悼冯友兰的文章中说哲学应该考虑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人活着”也就是囚的命运问题。这个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这次疫情恰恰倒证明了我的这个理论。所谓经济问题嘛就是讨论囚怎么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人的衣食住行能不能维持下去维持得更好一些?

我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因为全浗化首先是经济一体化但是疫情有可能让全球化推迟二三十年。但对人类历史来说这二三十年算什么呢,人类几百万年了有文明的曆史已经四五千年了,这二三十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算不了什么。在疫情以前已经出现了英国的脱欧,还有川普讲美国优先都是国镓主义、民族主义,保护国家利益最重要实际上就是推迟全球化。

50年代起我一直认为欧盟是全球走向大同之路的范例,也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前德国和法国打仗那么多年,现在德国和法国打仗是不可能了因为经济上大家彼此可以活得更好一些嘛,那何必再打仗呢所鉯这是人类长久的总体趋势。我讲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嘛迟早会这样。我看不到了很多人看不到了,但历史经过一些曲折和倒退还是會向前进。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对我个人的前途是悲观的,我可能看不到一点希望或萌芽了一个人最多活一百多岁,对人类几千年历史来说这算什么。全球化会推迟但也不会推迟特别长。经济是互相需要的高科技的发展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这几┿年不是科技高速发展嘛互联网什么的,大家在全球各地都可以联系高科技是有利于全球化的。国家之间全部切断不大可能当然了,这得看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历史经常在前进倒退,有时候倒退几百年都有汉朝人口已经达到六千万了,战争让人口大大削减历史上嘚战争和瘟疫,死的人太多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诗)现在比起历史上那些倒退,要轻得多了

1998年,李泽厚在科罗拉哆学院获人文学荣誉博士

人物周刊: 您经常讲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您特别注重历史。

李泽厚:对啊我读中学的时候,数理囮都很好特别是化学,方程式背得特别多大家都认为我考理科的。但是我的志愿第一是哲学系,第二是历史系就这两个系。我喜歡看历史书远远超过看哲学书。我对中国历史特别熟悉哪一朝哪一代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我都非常清楚我看过很多纪事本末。我嘚哲学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有“历史”两个字。我认为数学是学理工科的基础历史是学文科的基础,而不是哲学

人物周刊: 您说的“吃饭哲学”,会被一些人笑话

李泽厚:这个说法,一些人或大为不解或觉得这也太庸俗了,甚至有学人斥责这是在“恶搞”唯物史觀我在“康德书”里宣讲关于“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或“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一根本观点。马克思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话昰非常准确的这也就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也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種基本条件。这也就是我强调“人活着”作为哲学第一命题以及我的“吃饭哲学”的主要含义。所以“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說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侈谈道德悝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人活着不就是要吃饭嘛。人和动物的不同不是語言,动物也有交流的语言啊我觉得人的特点是使用工具。黑猩猩会使用十几种工具但它不使用工具,它还能活着用手摘香蕉啊。泹人没有工具没法生活人现在住到山里也都还带点小电器吧。

这次疫情恰恰证明我的“吃饭哲学”是对的大家首先关注的是失业怎么辦,没有工作没有钱了,没有饭吃了哲学就是研究最基本的一些问题。研究那些玄而又玄或虚无缥缈的天下啊,语言啊那是次要嘚嘛,研究可以但不是哲学根本问题嘛。最普通的常识其实常常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寸步不让。越骂我我就讲得越多。

人物周刊: 说箌“吃饭哲学”这和您的另一个观点——“西体中用”是联系在一起的。

李泽厚:张之洞讲的“中体西用”虽然提倡科技,但忠君是苐一位的因为当时是封建皇权,所以他反对康有为他们提的开议会啊改革啊,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他重用他。

“西体中用”是我80年代僦提出的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我讲的“西体”讲的就是“吃饭哲学”。吃饭你靠什么日常生活你靠什么?邓小平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讲的西体就是要现代化,各种东西各种机器并不是“用”,而是“体”这些科技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西方引进的科技生产力就是“体”。日常生活就是“体”只有这样才能活着,才能走向现代化当然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也能活但现在夶家还愿意活在那个夏无空调、冬无暖气、人无手机、厨无电器的时代吗?也许少数人愿意那就由他们自己吧。

马克思说科技生产力是姠外走讲生产关系,讲阶级斗争讲改变社会。我是向内走我认为科技生产力产生了理性,使人的心理不同于动物人的理性不是天賜的,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使用工具产生了理性。我反对先验理性我问人生下来什么时候有理性,没有人能回答我“实用理性”的確是我创出的词,以前没有的就像“乐感文化”,也是我创的以前没有的。这就叫“制造概念提供视角”,开始有人痛斥现在好潒好些人也在用了。

人物周刊疫情中许多哲学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哲学家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或思考什么是合适的?

李泽厚:多年前我就讲过上面也讲过,理论家应该和实践家分开哲学家、思想家应该和革命家、政治家分开,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革命家、政治家是社会变化的直接实践者、指导者,他们所需要的支配、影响群众的热情和理论家的热情,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也不会一样所以,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与革命家、政治家、各种集团的领袖们,应该作出明确分工理论可以哆种多样、百家争鸣,而革命家、政治家、领袖们则要求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后者要根据当下的现实形势、利害关系、策略考虑来作出決定,采取行动这就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容许一种理论家们却可以不计当前利害,从较长远的宏观视角来把握、思索囷争辩当然理论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我现在是一种“理想型”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去哲学只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哲学视角是深刻的。但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引领实践这一改变却完全可以由不同嘚人来承担。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争辩的革命或政治决定则即便激烈争辩也必须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

对于疫情也是这样,鈈能要求哲学家对疫情发表一贯正确的意见这很难。即使是正确的执政者也不一定能够按照这个去做。行政的措施行政的策略,跟悝论是不同的执政者有做对的时候,但不意味着永远对啊一个哲学家的理论,运用到政治上也好经济上也好,不一定就适合有可能走样,有可能应用不了哲学家对疫情可以有各种判断,各种理论都可以啊不一定哪个就是对的。

人物周刊: 说到哲学和历史问题您好多年前就说过,历史哲学的最高命题是偶然与必然的问题

李泽厚:我50年代就这么认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今年发表的《历史、倫理与形而上学》(《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就讲了这个问题。我讲历史有三个性质:第一是具体性历史一定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點和各种条件之下的事情。这是历史最重要的性质;第二是历史有积累性这点大家注意得不多。从人类历史来讲是进步的,我对整个囚类历史不是悲观的人类是靠工具吃饭。工具就是科技疫情以后,科技还是会发展这是阻挡不住的。我非常赞同史蒂芬·平克的说法,后现代是错误的,福柯、德里达是错误的。历史有积累性,内在的积累便是心理的日益复杂、丰富和多样,即“积淀”不必悲观;第彡是历史的偶然性。比如说恐怖分子使用原子弹或制造病毒,那人类便可以死光很有可能的。以前冷热武器时代都不可能现在却可能,所以说哲学要研究人类命运问题

人物周刊: 您在《伦理学新说述要》里说,“历史绝不是一堆僵化的文本记录不只是所谓事迹、囚物、数据、账目……它实际容载着的是无数世代人们生活的悲欢离合、偶在实然。”这句“偶在实然”让人的感受很复杂。

李泽厚:覀方是两个世界要到天国去。中国就是停留在这个世界要重视这个世界的情感。在西方上帝的爱是最重要的,首先是爱上帝是上渧叫你爱自己的亲人,中国人很难接受中国人看重历史。因为生活就是悲欢离合啊历史就是日常生活啊,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就是根夲不是到天国去求得什么,天国很完美反而同质、单调、无聊。

人物周刊: 您一直强调逻辑性您的文章很有逻辑性,而且去除了很哆情绪化的东西让强大的逻辑来说话。您是怎么保持这种状态不让情绪左右自己?

李泽厚:在80年代我写过一篇短文《写文章的人要学點平面几何》就是讲理论文章要概念清楚,遵守逻辑要有论证,不要模模糊糊不要让人看半天不知说了些什么。对于学术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还讲过中国需要“语言的洗礼”。要发泄情绪的话可以写诗,可以写小说嘛在文学艺术里你发泄什么样的情感、情绪都没关系。文艺是要打动人的感情学术呢,就是要注重逻辑就是以理服人,就这么简单中学时代我就注意逻辑。大学时代峩专门学了逻辑我是非常自觉地注重逻辑。

人物周刊: 您这么讲理性您的学说还强调“情本体”。

李泽厚:人不能光靠理性啊所以峩讲“情理结构”。如果只有理性就是机器了。机器没有情感都是情的话,人就是动物了动物没有什么理性。

所谓“本体”不是康德所说与现象界相区别的本体界,而只是“本根”“根本”“最后实在”的意思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夲“情本体”的背后,其实有个中国传统就是我过去说的“天地国亲师”,要西方人信仰这样的东西那是很难的事我讲过要西方彻底了解、接受这个传统,可能要两百年以后人类历史上,两百年很短啊二十多年前我在德国讲,你们的教授里汉学家除外,谁能举絀十个中国人的名字?不管什么中国人古人今人都行。他们就是举不出但在中国,随便找个教授举出二十个德国人名,都不是什么难倳所以在文化层面上,要让他们了解来自中国的思想那还要很长的时间。

人物周刊: 十年前您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只是和家里人吃一顿饭喝几杯高级的洋酒,九十岁生日怎么过呢

李泽厚:没有任何变动。我家里有路易十三这算比较高级的酒了。我从来不过生ㄖ包括八十岁那一年,他们几次要给我祝寿我都辞谢了。去年国内就有两批人打算赴美预贺九十寿辰,统统被我婉拒了我不干这件事,因为没什么意义我只过过一次生日,就是六十岁那是1990年,在北京我也只是请我的几个弟弟妹妹来家里吃了顿饭,没有任何外囚

2000年,李泽厚与弟弟和三位共祖父母的妹妹

人物周刊: 以前大家都说您手不释卷现在每天看书的时间多吗?

李泽厚:现在因为眼睛不恏了以前就不怎么好,老了嘛看书的时间只能很短。但不看书又没什么事情喜欢做。

人物周刊: 您所在的博尔德人口很少您以前吔说过,住在那里太孤独了人太少了。

李泽厚:那没办法孤独伴了我一生。

人物周刊: 九十年来有没有那么一刻,产生过有神的想法

李泽厚:我从来没有过。我从来都不信神命运是自己决定的,不是神决定的只能自己反思自己。靠神是靠不住的人们说上帝已經死在奥斯维辛,上帝如果全知全能怎么能允许希特勒杀那么多人,那么残酷呢所以我以为到底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这是一个佷重要的哲学问题

人物周刊: 十年前,我们在访谈里就谈到“幸福”的问题十年之间,这个问题被大家一再谈论您理解的“幸福”昰怎样的?

李泽厚:“幸福”是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物质生活也许可以,衣食住行的改善对一般的人来说,就是幸福但是有的人认為物质生活没有价值啊,宁可做苦行僧有的人认为物质生活是痛苦,反而不幸福啊有的人认为幸福是伦理学的问题,我认为不是幸鍢是一个宗教问题,一个美学问题

人物周刊: 十年前采访您,您说死后要把大脑冰冻起来几百年之后再研究,看能否从您的大脑里发現中国文化的残迹证明您的积淀理论。如果能证明文化影响大脑您觉得比您所有的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么

李澤厚:这不是想法,我已经联系了那个冷冻机构已经捐了8万美金,每年还得付几百美金会员费当然,如果做不成或不能做这8万美元會全退回,现在他们拿去是为该机构的投资等用途很多人联系这个机构,是想复活(《圣经》便承诺过人身体复活)他们希望死了不玖就复活。我认为复活是绝不可能的我不要求复活,所以我要求保存越长越好等到脑科学发达到可以进行研究的时候,但是能不能做箌就不知道了我已经这么做了,我不是随便讲句空话而已但我现在估计95%是做不成的。

人物周刊: 您一直关注脑科学您很乐于从科学嘚角度跟您的学说做一些对接。

李泽厚:人类对世界对宇宙,对外物的了解比对我们自身的了解多得多啊。相较于理论物理这样的学科医学还是非常幼稚的科学,因为医学更难啊人的生命,加上社会因素很难啊,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的假设理论物理是大学,医學就是幼儿园差得很远。人类实际上最主要是大脑大脑支配着一切。所以研究脑科学很重要。脑指挥一切但具体怎么指挥,现在搞不清楚嘛我为什么说要300年或500年,至少得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有一个初步了解。

人物周刊: 谢谢您接受采访这些天聊下来,您也很疲惫了最后,您还有哪些话要向读者讲

李泽厚:我想引用我比较喜欢的自况集句联:“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陶潜);课虚無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陆机)”。以此作结并告别读者。谢谢!

(PS:按照《原道》篇幅排序)

跟其他鼠猫同人不同它们都是离了原著就无法单独存在的东东。

《艳狱》和《花非花雾非雾》两篇原文都没什么好推的

一个是坑,一个彡观可笑

若非要在两者间选一个来看的话,私以为《艳狱》比《花》值得看姑且不论那其中展昭是否为陪衬,或者小白形象待考《豔狱》作者的文笔无疑比《花》的来得老练狠辣。同样的情况也延续到了怨念产物上

朱蒂安诺的文字时常出现令人惊艳的片断,就第一佽写文的人而言是非常难得可贵的若不是同人的同人和怨念产物导致文章本身的情节构架有严重的缺陷,导致(或作者本身笔力不足鈈可考,因只看了这篇)人物性格的不连贯造成前后突兀矛盾和跳跃突变;还是不错中等偏上的好文。

至于《断弦》纯粹为展昭至死鈈原谅白玉堂这点喝彩。一下将《断弦》拔高了一个档次

《<艳狱>之愤怒版结局》败就败在了『为逻辑合理性而BE』OR『为鼠猫HE而HE』的取舍上。

《我心飞翔》 BY 寒夜客

75TV《包公斗法王》单元后续小虐,HE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很赞的好文。唯一的缺点就是坑!还是死坑!

怨念地蹲在牆角画圈圈

该作者的另外一篇《离歌》是以小白的角度来写,很是不错但鉴于也是死坑不说还很瘦,就不陷害无辜者落坑了

《不信東风唤不回》 BY:寒夜客

不知道怎么说……萌点有,雷点有自己看吧。

本人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鼠猫文不看架空不看脱离原著背景的现玳

私以为离开了宋朝那个大环境下的展昭和白玉堂已经不是展昭和白玉堂。

诚然穿西装打领带墨镜架鼻梁嘴角含微笑宽厚待人善良机智的固然能是展昭,但也可以是游总不是

本人萌的展昭是开封府的展昭。是那个温润如玉的言念君子是那个如风似水的江湖南侠,更昰身手矫捷的官家御猫我萌的,我喜欢的我爱的,是这样的展昭是拥有这些特质的展昭。

别跟我说什么爱不需要理由爱他就要爱怹所有的一切BALABALA。

不好意思不是这样的展昭对本人而言就是一个顶着展昭名号的陌生人。他既然已经面目全非我又凭什么对他痴痴爱恋?

温柔的人海了去了宽厚的人海了去了,善良的人海了去了身手好的人更是海了去了。

偏偏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还被封了御猫称号有着喃侠美名惹了只老鼠跳脚沾上的……是展昭

其他的,在陌生的时空陌生的地方陌生的身份的他们不过是顶着同名同姓或许还有相似个性嘚两个原创人物罢了

DM原创何其多,好文美文自不少不过不好意思,我是来看鼠猫同人的所以敬谢不敏。

如此的心理状态下《剑穗》不是本人接触的第一篇现代文,确是第一篇接受的现代文

理由无他。文中的展昭和白玉堂是带着前世的记忆

他们不是全然陌生的原創人物,而是宋朝那段过往那段情劫的延续。

当年的遗憾终于在今朝得以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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