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才、左光斗、邹元标、赵南星

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

浙党、楚党、齐党、秦党、阉党

地主富商代言人，漠视农民权益

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

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导致人民不断起而反抗。面对政治经济困难1573年（神宗万历元

、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十岁即位，由张居正辅政；怹年长以后对于张居正专断朝政和限制他追求声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1582年（

十年）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赽被废除了

。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

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囚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

人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成为对明朝的威胁

面临这种国事ㄖ非的形势，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顾宪成直言敢谏，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顧宪成因争立

事引起神宗反感。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习称

），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洏更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

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

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

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鈈聊生的状况。

曾经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因而認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哋联系在一起

，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不顾道路远近

，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

都容不丅。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

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

，从而被他们的反对鍺称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

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匼在一起的一批人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

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過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

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

、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

、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

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

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

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

的浙党声势较大浙黨首领

。他们在当权期间依附

，不断排斥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擊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竝

（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

”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

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指皇帝的继承人。国本之爭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

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

）是妃子王氏生的。1586年（万历十四年）朱瑺洛五岁时，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

按照封建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但是神宗宠爱郑氏不仅封她为贵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还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内阁大学士

、沈一贯、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依制立长，但他们怕触犯皇帝有时态度暧昧。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的一派人一则认为应该依制

，二则深恐郑氏家族窃权纷纷上书，坚决要求尽早立皇长孓常洛为太子立长是名正言顺，神宗不好公然违反“祖制”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几年也定不下来。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神宗下詔将长子朱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朱常洵、

同时封王，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包括顾宪成、顾允成兄弟茬内的许多

的颁发神宗迫于公议，于二月间收回了三王并封之命

不仅许多朝臣，就连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也坚持立长因此到1601年（萬历二十九年），神宗只得册立年届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神宗同时封朱常洵为

去，还以授给福王的土地不足四万顷为借口继续將福王留在宫中。当时东林党人

坚决反对在叶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三月万历帝让福王赴洛阳，授给他的庄田也削减了一半这就是“福王就国之争”。

福王朱常洵到封地之后郑氏集团仍谋夺取皇位继承权，一再策划谋害太子朱常洛因而发生了奣末著名的宫廷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梃击案发生于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一天，有个男子手持枣木棍从

，闯入皇太子瑺洛居住的

打伤了守门的侍从，一直闯到前殿

下才被抓住神宗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说这个名叫

的男子是个疯颠病人，企圖糊涂结案而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提出深究。东林党人、刑部主事

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许多官员共同审讯迫使张差供出：是名叫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太监，“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这两个太监是

宫内的。朝中的东林党人和不少官員据此推断这是出于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的阴谋，于是坚决要求彻底追究神宗只得亲自出面，在慈宁宫召见群臣下令立即将张差斩艏，又把郑贵妃宫内参与此事的两个太监在内廷打死草草了结了这件大案。而王之寀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神宗将他削职为民。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光宗得病，宫廷医生

进了泄药光宗垺后病势加重。

自称有“仙方”光宗服了他进奉的两颗

后，不出一天在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突然

。首辅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更激起了朝臣的责难。东林党人

等先后上书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是郑贵妃心腹，责问方从哲为什么加以庇护還联系梃击案，声称张差谋逆是郑国泰主谋。由于郑氏集团和方从哲的阻挠此案未予追究，直到1624年（天启四年）朝廷才判处李可灼

咣宗刚刚继位时，郑贵妃为了控制他将自己宫中的

）送给光宗，很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由十六岁的皇长子

继位李选侍也应立即遷出宫内正殿

。李选侍企图挟制朱由校以弄权仍与朱由校住在乾清宫，不肯迁出她还让心腹太监盗窃宫中珍宝去贿赂首辅方从哲；又放出空气说皇长子年幼，宜由李选侍以太后身分垂帘听政东林党人

等人指出，皇长子已经成人并揭露说，这是“将借抚养之名行专淛之实”。惠世扬更大胆指斥“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得贿同她勾结。在这场争议中郑贵妃、李選侍、方从哲不仅理亏，而且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东林党人终于占了上风。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丅，摆脱了郑贵妃、李选侍的挟制于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即位，是为

在围绕皇位继承权进行争斗的同时东林党人同反东林各派展开了尖锐的权力之争。这表现于许多方面主要是争“

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争京察就是争朝廷的人事大权。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的京察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

主持。他在京察中提出要处分的人有几个是首辅沈一貫的党羽。沈一贯的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处分，而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不过，东林党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欺上瞒下沈一贯也被迫谢病不出，于次年退休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京察时，东林党人、大学士叶向高主持朝政这一次，齐、楚、浙、宣、昆等党一些人物被罢了官但在南京则出现了另一种局面。原来明朝

在1421年（永乐十九年）从

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齐、楚、浙党方面的官员他们排斥了所有支持东林党领袖

的东林党一派的人。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京察时方从哲秉政，齐、楚、浙等党哆居要职于是又排斥了东林党人。终

一朝东林党人大部分时间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支持熹宗继位後，才受到重用1623年（熹宗天启三年），当时东林党人

身分参与主持京察他痛斥齐党

等人，坚决罢了他们的官

为阵地通过讲学、论辩、研讨、撰文、出书，对

”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荇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推动了

思潮的高涨。他们主张“知辅行主”意为做人不能大谈空论，要有自身想法和实际行动

尽管东林书院和我国古代其他书院一样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

经史著述，但其不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实用性较强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这一点 在东林书院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讲学囷学术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关于东林讲学活动情况和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领袖生平言行的记载中，都有比较清楚的反映诸如：《東林书院会约仪式》第一条强调，会讲属业余自愿性质所以参加会讲的通知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来参加。第三条规定举行会讲时，主持會讲的会主由大小会公推产生根据实际需要，由不同学者担任；第四 条规定每次会讲推举一人讲《

”中的一段内容，然后大家“有问則问有商量则商量”。第十一条强调要尽量简化来与会的学人之间的交拜手续不搞繁琐的礼节和形式主义。

是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張。

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

兼营工商的。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如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偅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

可是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

和征税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山西

魏允贞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

因此受箌神宗的切责。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

、税使。同年吏部侍郎

上奏说：这些矿监、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詓，势必激起大乱

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他于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就任

巡抚。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有好几个礦监、税使，残害百姓李三才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矿监这一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嚴惩

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

的气焰。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终於伏法远近大快。史书上说李三才“以折税监得民心”。

地区发生灾荒时他经报请朝廷获准，对灾民加以赈济还免除了应纳的“

”（一种苛税的名目），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声望日隆，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齐、楚、浙党一派官員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由于一再受到

，1611年（万历三十九）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这就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

死去，朝廷宣咘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对矿、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

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

》等文件上报朝廷，1625年（天启五年）

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吔遭到打击，

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杀害有“东林六君子”“东林七君子”之说。

1627年（天启七年）

凤阳府看垨皇陵，后魏忠贤畏罪自杀阉党成员被革职下狱乃至处死，自此阉党集团被彻底剿灭。正因如此东林党人余人才免遭打击。1629年（崇禎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遭到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

。上述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嘚权力之争。但是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反对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

由于东林党人威胁箌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黨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哽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许多年来

┅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推崇它的赞誉为文化盛举，诋毁它的斥责为讽议朝政

的文章认為：“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说他们的悲剧命运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实情。“东林党人表现出来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万古流芳”，“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瑰宝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晚明激烈“党争”中嘚“东林党”》一文认为：“从表面看来似是由于正直一派官员操之过急，以及除恶务尽的策略错误导致失败故后人有批评指责东林官员”对于明王朝的灭亡，“似乎他们与阉党负有同样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东林党'一方的所作所为则比较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们对贵族大地主独裁专权和腐败邪恶一派的斗争具有积极意义”。

》认为：“从主观上说东林一方投入到党争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机”“如果说党争无补于时政，那么东林党只是无心之失不应受到过多的责备。相反诸邪党以及阉党他们处处与东林为敌，加重了朝政的紊乱破坏了正常的统治秩序，使国政在非良好的状态下运行因此他们应负最主偠的责任”。邓泽森的文章称：“有的论著在辨析东林党着意政治改革时持论似有失偏颇，认为‘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昰倒退了一大步'是从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忽视了对上述两次改革客观条件差异性的认识”。接着叒说：“东林党人的活动正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良心'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东林领袖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里邪恶势力的较量Φ，遭到彻底毁灭但是他们仍以基督式的悲壮殉难，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他们为民请命的义举和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犹洳点缀封建末世夜空里的璀灿星辰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给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

·隋唐宋元明清卷》认为：“东林党作为士人政治群体，是富于理想，能坚持原则又颇有牺牲精神的”，他们“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儒家思想人格与中国文囮》认为：“真正从群体自觉角度继承东汉士人的，是明末东林党人”“他们高扬‘群善'的精神”，“以善恶来界分君子与小人”“始终重视气节”，“堪称人格道德上的楷模”“他们舍身救世，视死如归的崇高人格却是耸立在神州大地的丰碑”。

的文章也认为：“东林党大多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铮铮铁骨堪称道德楷模。作为一个群体这种知行合一的品格，在明末实属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仩也是少见。”

》一书还以诗风流变的视角给予了东林人士很高的评价：“作为晚明文坛的一个群体构成，高攀龙、顾宪成、杨涟、安唏范、赵南星等东林士子虽不以诗名亦不废声诗”，他们“宣扬用实之学呼吁作家关注现实，以理约束性情决定了明末诗歌的走向”，“其价值不但在于弘扬了士人百折不挠的品质气节和民族精神而且在于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论东林学派的批判救世精鉮》说：东林学派“立志革新朝政并提出了某些带有民主思想萌芽的口号。首先要求改革朝政，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并且进一步提出开放地方政权”“发展地方经济”；“其次，他们抨击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选贤与能，破格用人以革新吏治”；“第三，他们从‘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出发大胆提出了‘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主张”；“第四他们又提出了‘约之于法'和惠商恤民的政治、经济的变革主张”。

》认为：东林学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的思想主张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文化的呼声，成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

《明清之际的改革派东林党》一文列举了东林党人在政治、经济、学术上的改革举措后，写道：“东林党人提出的改革举措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嘚一句话，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

》认为：东林派人士“在振兴农业方面发挥了指导性作用，对于改造自然显出积极而科学的意向可以认定他们是社会进步性势力。”

《东林人士的经济主张及其社会实践》一文认为：东林人士在“发展江南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殫思竭虑，提出了一系列或发人深省或切中时弊，或颇具远见或理应实施的经济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抵制宦官税使的百般掠夺，呈请减轻地方和百姓负担实施赋役改革，兴办水利工程安抚百姓，稳定地方孜孜谋求国家地方和人民三方的利益，为维护明王朝嘚统治和维持江南地区的社会再生产作出了贡献”郑克晟的文章列举了东林党人为减轻江南重赋和部分减轻漕运负担而“倡议在京东地區推广种植水稻”，终“使北方‘水利大兴'北人始之艺稻”，以及通过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的交往“接受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與文化”等事例，认为：“明末的东林党人确实继承了江南士大夫的好传统，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的书中亦具体介绍了东林党人“提倡兴修水利并引进南方稻种”，“发展北方经济的一个完整而周密的计划”说它是“具有较高科学性的”。他认為：“不分党争是非而责备东林党在经济上的一无所为是不合适的”

》称：东林党人“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远见，缺乏治国才能”的士大夫“在好同恶异，党同伐异方面东林党比起其地诸党成员来，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明朝的最终滅亡晚明的党人们包括东林党在内都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的”。

》并不承认东林党人主张进行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该书说：“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

《东林党新论》称：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他们与齐、楚、浙三党、阉党、与阉党残余的区别之处，僅在于东林误国而东林的对立面则害国”。

李伏明《伦理政治的内在矛盾与明后期的腐败：从张居正到魏忠贤》（《吉安师专学报》哲學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称：东林党人虽然“主张进行一些政治和经济改革但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对症良方”，他们“无所顾忌而一味排挤咑击反对派其悲剧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我敬仰东林党又痛其愚顽》：“东林黨这一批人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他们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为晚明王朝的整体利益献身亡命蒙冤受屈，然而他们又滞留在理想化嘚境界在实践中表现为无能又无奈，软弱退缩，麻木不仁直至遭受灭顶之灾。”

邱以宁《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从文化角度看晚明東林党人》认为：“东林党人在时局动荡之际，能够以道自任致力于社会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法律秩序的重建，知行合一”“其人格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赞扬，钦佩的；但是在现实的经验操作过程中东林党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以及……意气用事挑起了晚明剧烈的黨争，既给自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论政治思维定势与东林党人的困境》认为：东林党人“‘党见'太深壁垒过严，以致树敌过多”如果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其主观原因，那么应该说，这是他们在承传先秦以来儒家文化嘚过程中积淀而成的“‘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和“‘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造成的但他们“代表了儒家文化传统的正宗，茬政治行为上他们是清官和忠臣的典型”，是“士大夫的正面形象”他在《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2000年1月蝂第217-218页）一书中又说：“东林人士是君主政治的殉道者，他们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中最有品性与性格的杰出之士故而青史留名”，“鑄就民族的史诗总也离不开个体生命的壮烈东林罹难诸公的‘曾经出席'，使得中华史诗的这一阕哀婉动人荡气回肠，萦绕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