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拉过黄包车坐过牢 一生攒下100亿全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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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来源：华商韬略
他根据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总结出的：“儿子强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如我，留钱做什么？”捐出百亿给社会的余彭年，留给儿孙每人一套房、一部车、一份酒店的工作。“有房子住，有车子坐，这就够了，其余的，要靠他们自己去打拼。”　　5月2日，余彭年(本名：彭立珊)离世一周年祭日。其次子彭亚凡与长孙彭志兵，一番波折后，终就裸捐其身前留下的百亿财富达成一致，圆满了他最大的心愿。余彭年被誉为是“中国慈善伟人”、“中国职业慈善家”。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全球14大慈善家”，全球华人仅在其中占据两个席位，其中一位是华人首富诚，另外一位就是他——余彭年。余彭年也是中国“裸捐”的第一人，在没有“裸捐”这个说法之前，他就决定将全部财产捐献给社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余彭年从来不为生意而慈善，也不为封衔进爵而慈善。2013年，他在接受专访时，曾以玩笑口吻表达心声：有人做好事是有目的，我的目的是做好事。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余彭年，原名彭立珊，1922年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蓝田镇。余彭年的父亲彭麟阁(母亲肖氏)，在涟源蓝田经商数十年，经历坎坷，但成绩有限。其时，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彭麟阁曾险遭枪击而丧生。之后，一场大水灾更将其房屋和财产全部冲走，在乡邻们的集体帮助下，一家八口才得以异常艰难地重新谋生。这也在余彭年心里种下善根：将来若有所成，要回报乡亲们。彭麟阁的生意和生活艰难，但却异常重视教育。他想方设法培养下一代，最终让余彭升学至长沙大学，主修工商管理，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因骂贪官蒙冤入狱长沙期间，余彭年曾跟随父亲在当地做小本生意。“我们是看见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但基本上，做什么都赚不到钱，由北到南，由东到西，皆无容身之地。”后来，他曾这样描述这段经历。大学毕业后，余彭年进入湖南长沙《晚晚报》当记者。“骂贪官骂得很厉害的，他们看到我就怕”，是他对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最重要评价。这也让他付出代价。解放后，余彭年前往上海发展。他雄心勃勃，憧憬着干一番事业。但人地生疏与社会变革与动荡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拉黄包车、摆地摊、在别人的喝五吆六中艰难劳作与度日……1954年冬，已经结婚生子的余彭年，更遭遇一个重大打击。他被人诬告“有海外关系”，被扣上“逃亡地主”的帽子锒铛入狱，判刑3年。后来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他当记者时得罪人太多被打击报复所致。牢狱中洞悉人性余彭年说，监狱里的生活给他人生带来很大的改变，堪比是大学几年受到的教育。因为“表现好”“有文化”，余彭年被安排拆阅、分发犯人的来信。这让他看尽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朋友背叛、恋人反目、妻子变心，看到很多人间的无奈、悲情……每每读到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信时，我自己也会屡屡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回忆。痛不欲生的香港岁月熬完3年牢狱之灾的余彭年，觉得上海已不是安身之地，他有心回家，但又自感无法面对“江东父老”。已经30岁的他，痛苦中艰难决定：抛妻别子远走他乡，30岁从零开始，改头换面重新生活。1958年，他经由澳门偷渡到香港，并由彭立珊改名为后来更为人知的余彭年。初到香港，交完偷渡费，余彭年只剩下一张通行证和装有一套衣服的行囊。人地生疏、没有任何背景，加上既听不懂广东话，英文水平也不好，他只能从勤杂工做起，以后又当过建筑工，做过清洁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余彭年回忆，在香港最艰苦时，他每顿饭只有一个馒头、一杯开水，而且还经常下顿不接上顿，露宿街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颠沛流离，前途无望的生活，一度让余彭年产生动摇心理，甚至出现过自杀念头。但思来想去，他还是心有不甘，每一次自暴自弃后，又是一次自我说服与安慰，然后自己鼓励自己：“余彭年啊，路是自己选的，好不容易改头换面，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台湾地产市场捞到第一桶金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作改变了余彭年的命运。“绝大多数人工作5天，我工作7天，周末没有人上班，我也去做事情，不但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打扫办公室，做一些公共服务的工作。”当余彭年的努力慢慢得到老板的肯定，好运开始垂青于他。不久，这位老板把余彭年带入了台湾房地产市场，让他在这里完成了商业经验和创业资本的双积累。20世纪60年代初，老板又以“单独出资、利润双方平分”的方式放手让他自主创业。40岁时，在港苦熬10年的余彭年，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股市输掉全部身家有了第一桶金后，余彭年希望更快速致富。一番思考之后，他看上了让不少人兴旺发达的股票市场。为获得最大的回报，有些被冲昏头脑的他将资金悉数投入，但最终遭到毁灭性打击。1967年，香港股票从1700点狂跌至300点，余彭年整整亏了2000万港币，几乎是他“第一桶金”的全部。买下李小龙故居在股票市场一贫如洗后，余彭年重新回归熟悉的房地产领域，最终通过地产积累到大量的财富。其中两个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成功案例是：功夫影星李小龙病逝后，在香港留下一套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带游泳池的豪宅出售。但香港人很重视风水，忌讳也很多，没人敢买。不信邪余彭年则当机立断地从银行贷款70万港币，加上自己尚存的35万港币将豪宅买下，装修一新后出租给外国人居住。利用收取的豪宅租金，余彭年只用8年就还清了银行贷款。之后，这套当时百来万港币买下的房子不断升值。到1996年时，其市值已升至7000万港币，而今更是升到超过1亿港币的价值。1975年，寓居香港的某贵妇人去世。余彭年又如法炮制、花费250万港币买下她的豪华“凶”宅，重新装修后出租。到1995年时，这套房子升值至8000万元港币，现在价值超两亿港币。通过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余彭年积累到大量的财富。他还成立富得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世纪90年代，余彭年更盛极一时，出任香港元朗博爱医院总理，拥有元昌置业有限公司、亿朗有限公司等企业和资产。兴建深圳地标酒店1989年，善于低谷入市的余彭年，在众多外商撤离中国的低迷中，投巨资买下了位于罗湖区毗邻罗湖海关的黄金地块，并在此后独资兴建了57层高，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拥有527个房间的彭年酒店。该酒店建成后，一直是罗湖区乃至深圳市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是深圳楼层最高、客房最多的五星级酒店。而位于酒店50层的旋转餐厅至今仍然是深圳全城最高的旋转餐厅。食客在这里用餐时，可以一览整个深圳以及香港部分地方的美丽景致。与硬件设施配套领先的，是余彭年进入酒店业后的卓越管理。酒店投入运营后，余彭年一度将酒店交给希尔顿管理，之后又接收回来亲自管理。直到去世时，他仍亲力亲为，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不断改进和完善各项管理与服务，并以本土团队、国际水准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彭年酒店成功后，余彭年还正投资发展了另外一个重要项目——彭年企业家俱乐部别墅酒店度假村。该项目位于深圳大鹏新区滨海地段，占地百亩，背山面海，前有游艇码头，后有直升机场，项目包括超五星级酒店，豪华公寓和高级别墅。这两个项目，也是他百亿捐献社会的核心支撑。重金支援家乡发展1982年，阔别家乡30年后的余彭年“衣锦还乡”。家乡的贫穷落后面貌让他感到“震惊”。“见不得穷人日子难过”的他，从此开始对家乡的捐助。期间，他带着儿孙给乡亲们发放红包，乡亲们排起长队，四五天才发完，足足发了几百万人民币。见到家乡的道路、学校破烂不堪，余彭年捐出几百万人民币修路、修学校。1988年，有感于长沙交通拥挤，他又购买20辆豪华大客车，捐赠创立“立珊专线”公交车队。看到长沙火车站广场空空如也，缺乏城市味道，他还捐建了一个40米高的巨型喷泉，在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捐资兴建了地下通道工程……至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捐建学校、立珊水坝、彭立珊救护中心、长沙五一广场地道工程、火车站大型彩灯喷泉、彭立珊长沙福利基金会等捐赠项目，余彭年累计为家乡捐款折合人民币约5000万元。这是相当于现在数十亿的巨款。余彭年从自身经历和阅历中深深感到，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根本。1990年代，他开始倾力支持教育。1991年，余彭年向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用于奖教助学。3年后，他又向深圳大学捐赠了科研经费200万人民币。再后来，他的“余彭年慈善基金会”先后和内地及香港等20多所知名大学合作实施“中外学生奖学金项目”助学计划，迄今，其兴建或捐助学校已涉400余所。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来找余彭年2003年，曾亲身感受过“白内障”痛苦，也体会过重获光明之幸福的余彭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启动了为白内障患者恢复视力的“彭年光明行动”计划，免费为贫困人群提供白内障治疗。他发出口号：“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来找余彭年”。因为资助的对象很多地处偏远山区，一些人甚至困难到连坐车前往免费治疗点的钱都没有，余彭年又拨出资金，资助他们路费，甚至是接受治疗期间的餐饮和住宿费用。因为这样周到而尊重受助者的安排，很多人接受治疗、重见光明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感谢余彭年和他的光明行动。一些参与救治的医生和工作人员，也因此常常得到被救治者的跪谢和叩拜。截至2012年，“光明行动”已陆续对内蒙古、辽宁、西藏、湖南、安徽等25个省、自治区的患者进行救治，治疗白内障患者近40万余例。让40万人重见光明，也就是让40万个家庭重获新生。余彭年被这20多个省市区的贫困百姓们赋予“光明特使”的称号。这也是他最满意的一个荣誉，被他认为是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和“最满意的事情”。“光明行动”覆盖的25个省市区，余彭年亲自去过18个。其目的是要了解真实情况，然后更专业，也更周到和有效率地开展救治工作。“到那种地方，会掉眼泪，但也会增加你继续做好事的信心，体会到人生一世的价值，除了创造财富，更在于用财富改善社会，帮助他人。”他说。在国内救治的同时，余彭年也将“光明行动”拓展到越南、缅甸、朝鲜、柬埔寨等10个贫困国家，将此作为体现中国人世界贡献的软实力工程，用心投入。在捐助国外时，还发生过一个插曲，有关国家非常欢迎“彭年光明行动”给他们的患者带去的福音，但却有唯一例外——这就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一开始，朝鲜让余彭年直接把钱给过去。余彭年怕钱不能用好，与之交涉，朝鲜终于同意接收医疗救助，但又提出额外要求，让余彭年捐赠400把进口的手术刀以及部分挖掘机。余彭年想，这样他们怕是贪污滥不了啦，于是痛快地答应了。有条件的捐助对捐赠慈善事业，余彭年有自己的要求。比如捐赠教育，他要求学校方面做到专款专用，保证按合同规定条款，将捐赠落到实处，发挥实效。学生方面，余彭年也有要求，包括(1)必须要有忠、孝、仁、爱的品德，对国家要热爱忠诚、对父母要孝顺、遵纪守法、思想端正、诚实守信、品德优良、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在校期间一贯表现良好，长期养成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得到他人的尊重和钦佩；(2)必须学习刻苦，成绩优异。(3)生活俭朴，无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和奢侈消费的行为；(4)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家庭正常收入不能保证学生完成学业，父母有重病者优先考虑等等。为了选拔到合格的学生，把钱用到刀刃上，余彭年还常年亲自面试，并且与学生交流谈心，要求学生学成后，如果有力量，也必须出来做好事。要亲力亲为才能保证捐助落到实处，做出实效，这也是余彭年从教训中买到的经验。好事难做也要做，善门难开更要开多年行善的过程中，余彭年对“好事难做，善门难开”深有体会。早年，为了慈善，他捐了钱，出了力，还被伤过很多心。早年，余彭年曾为改善家乡医疗设施，购买10辆设备完善的救护车捐献给家乡医院。一次回乡途中，看到街上跑着自己捐赠的车，他决定跟踪暗访。让他震惊的是，救护车没有开进医院而是开进了机关，从车里走出的也不是病人，而是官员。进一步查实后，他发现自己专门进口的三菱救护车已经被拆掉救护设备，改成了有关部门领导成员的坐驾。“这是用来救命的啊！这些人本身已经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还要这么贪婪，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余彭年愤怒不已，拍案而起，但多次交涉，对方也没有彻底改观。最后，他将改变用途的车悉数收回又改成救护车，转赠给另外几家医院。结果，转赠的救护车在他的家乡涟源，再一次被改变用途……不光是救护车。当余彭年再次回到故乡，他还发现，路上已经看不到一辆“立珊专线”了，原来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在没有和他沟通的前提下，就取消了“立珊专线”而改作其他商业运营。另外，他在火车站广场捐赠的，城市骄傲的巨型喷泉，也由于长年无人打理，成了一潭死水、污水。还有一年春节，余彭年回老家给穷困乡亲发红包。期间，他和当地政府官员联系，要请他们吃饭。余彭年以为他们会四菜一汤，结果那些官员吃甲鱼、喝茅台，仅仅3天就花了他14万人民币。而他到一些地方考察，发现当地百姓生活相当困难，可政府大修豪华办公楼宇，甚至超比美国白宫，这也让他深恶痛绝。愤怒、伤心之余，余彭年提笔给省政府写信：“海外侨胞都是凭着一双空拳、苦打天下起家的。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侨胞的血汗，饱含着他们的心酸。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把它浪费和滥用……”“我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我是打工仔出来的，捐的是血汗钱，不是暴发户，希望你们认真对待。”收到余彭年书信的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还曾当批示，要总结教训，进行反思……落实做好余彭年先生等海外侨胞对我省的资助计划。这些经历让余彭年感慨：好事难做、善门难开。也让他体会到，做慈善和做生意一样，也要精明，经营，管理，甚至，把钱花好比挣钱还要难。但这些伤心事没有影响余彭年继续慈善事业的信念，而是激发他更有策略地开展慈善事业。也正是这些教训，让他向受捐者提要求，要把每一分捐出去的钱都被用到正确的地方。他还给自己的慈善事业定原则：只做雪中送炭，绝不锦上添花。此后，余彭年开始拒绝把钱捐给官方慈善机构，并且对所有捐款都要亲自监督，确保万无一失。就这样，他渐渐地走上了成为专业慈善家道路。“做善事的钱要真正交到百姓手里，我才放心。”余彭年说。捐出全部身家，成为裸捐第一人2000年6月深圳彭年酒店开业不久，余彭年就作出惊人的决定。他对外宣布：将整幢大厦经营所得的纯利润永久地捐献给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在他有生之年，整幢大厦不出售、不变卖。由此，彭年酒店也成为中国第一座慈善酒店。2001年，不幸患上白内障，甚至一度失明，经过治疗重获光明后，余彭年的财富观彻底改变，并决定捐出自己所有的财富。2002年，他向深圳市人大提出申请，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保证他百年后彭年酒店的产权不抵押、不转让、不继承、所得利润不作他用，必须全部捐给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但这个申请因为“开国以来无此先例”而最终未能遂愿。2004年，余彭年申请成立“中国余彭年慈善基金会”，打算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纳入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最终，他得到了中国国家民政部批复。2008年，余彭年将所有财产委托香港汇丰银行永久托管并且要求汇丰银行履行以下监管保证：所有财产只能用于慈善，用来做好事，不得做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余彭年向外界宣布，自己的遗产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不再留给子女。为将计划落实，他还成立了善款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组成，监督他身后的善款使用。他的儿子也是委员，有监督权，但没有继承权。由此，余彭年成为中国真正的“裸捐第一人”。他的大慈善家盛名远播万里。在《2010胡润慈善榜》上，余彭年慈善基金会的资产价值达到82亿人民币，成为中国第一个超十亿美金的民间慈善基金会。2010年9月，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在北京以鼓励更多人参与慈善为名举行慈善晚宴，已近九十，接到宴请的余彭年，拄着拐杖出席了晚宴。席间，他走到巴菲特面前，对他说，“巴菲特先生，感谢您的邀请，我已经裸捐了。”这既是余彭年表达自己对巴菲特以及比尔·盖茨所奉行的慈善理念的响应和支持，同时，也是余彭年代表中国人向他们表达一个意思——慈善不是西方世界的专有产物，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得很好。并于日在律师及医生的见证下，订立了将名下全部财产划入余彭年慈善信托的遗嘱，指定长孙彭志兵为遗嘱执行人。2013年，余彭年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将这些财富经营增值到100亿，以捐助社会100亿作为终生成就。“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挣够一百亿，捐够一百亿。”他说。到2015年去世时，余彭年旗下资产估值已超过百亿之巨。他以一生的奋斗，兑现了这个毕生的心愿。余彭年逝世后，因其次子彭亚凡及其家人的质疑，他的裸捐遗嘱一度进展受阻。但最终，在其长孙彭志兵的努力下，彭亚凡选择了继承父亲的遗志。5月2日，彭志兵、彭亚凡一同祭奠了余彭年，并在次日实施了基金会恢复正常运作后的第一个项目：向湖南“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捐资100万元，资助250名贫困学生就读省内优秀职业院校。宁可我助天下人，不负天下人助我余彭年奉献得彻底，也在这一路上有很多心得体会。喜欢书法的他，把这些总结出来，以“我的感言”书写成字画，与人分享，时间一长，这些总结出来的话也成为他的语录，广为流传。余彭年的办公室挂着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他对自己的鼓励：世上只有锦上添花，到哪里去找雪中送炭？登天难，求人更难，黄连苦，求人更苦，人到无求品自高，助人行善是快乐之本。与之对应的，是他著名的两句语录。一句是：宁可我助天下人，不负天下人助我。另外一句是他根据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总结出的：“儿子强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如我，留钱做什么？”捐出百亿给社会的余彭年，留给儿孙每人一套房、一部车、一份酒店的工作。“有房子住，有车子坐，这就够了，其余的，要靠他们自己去打拼。”余彭年还奉劝那些手握大权的政治家和亿万身家的企业家，千万不要多留钱给子孙后代。他说：与其将钱留给儿孙花天酒地，不如享受做好事的意义。余彭年去世后，出席其葬礼的宾客每人得到一本《余彭年画册》，其中有人这样评价他：余彭年先生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大家认为他年轻时是位风流人物，有多少女朋友，也有不少小老婆、二奶、三奶。其实不然，余彭年先生一心以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从无休息日，是位工作狂，没有时间去找女朋友。余先生不但没有小老婆，连一个女朋友也没有。他一心一意做生意，做好事，将全部财产捐献出来，史无前例，令人敬佩。(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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