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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皆解诗
　　闲来无聊，我睡前翻阅中国文学史，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少帝王豪杰，他们只是文学的票友，随口上台吟诵几句，就成了流传千古的佳作，在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在谈论一个时代的诗歌时，不提他们的名字还不行。难怪了唐朝有个诗人在诗里感慨，“休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　　如第一个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富贵后衣锦荣归，回到自己的故乡江苏沛县，召集家乡父老故旧，一起举杯畅饮。酒酣耳热之际，刘邦拿起拍子，随口就唱了起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信口而唱，短短２３个字，就写出了刘邦遭逢风云际会，成就帝王霸业而踌躇满志的心态。同时，也说出了他内心的隐忧，担心得不到捍卫四方的猛士，自己栉风沐雨辛苦打下的基业守不住。刘邦是一个没喝过多少墨水的人，但他的这首诗，是《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的开篇之作，这也体现了这首诗的光彩与价值。　　我们的安徽老乡曹操，一代枭雄，把酒临风，横槊赋诗，诗句慷慨悲凉，格调雄放，胸怀阔大，成为建安文学“建安风骨”的代表。如感悟人生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如痛心战乱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如抒发老当益壮豪情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无不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毛泽东同志很佩服他的诗，说他是了不起的诗人，还在词作里提到他，“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可惜的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曹操与江东二乔的香艳故事，在《赤壁》这部电影里，周瑜竟然让自己的夫人小乔去曹营，用美人计拖住曹操进攻江南的时间。其实，做大事的英雄，岂会轻易沉湎于美色酒杯中？！　　三国时中国的雄才和文才似乎集中在曹操家族里，除了曹操自己本人，他的两个儿子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也是文采飞扬，文名播于后世。为了坐稳帝位，曹丕曾想杀掉才华远胜于他的曹植，限定曹植在行走七步内的时间里写出一首诗，否则就要将他砍头。曹植在性命攸关的紧急时刻，口诵出这样的句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让曹丕念及兄弟之情，保全了他的性命，一首诗也让一幕兄弟相残的悲剧消弭于无形。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就不用说了，可惜他的诗名被文治武功所掩盖，很多人可能还疑惑，唐太宗会写诗？前几年一个除夕夜的贺岁短信里，他的几句诗满天飞，写出了辞旧迎新的好心情，不少人应该读过，“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其实，唐太宗的诗，显示了一个帝王的开阔胸襟，还开启了唐诗豪迈开拓的气魄，一洗六朝诗歌萎靡不振之风，如描写长安城市面貌的“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书写心志的“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描绘春光美好的“日晃百花色，风动千林翠”，无不显示了峥嵘气象，实为唐诗脍炙人口的滥觞。　　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夫得天下，收拾了五代时乱糟糟的中国山河。他不以文字名世，但爱好读书，喜欢重用读书人，曾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冯梦龙《警世通言》里有赵匡胤千里送京娘故事，体现了他悯弱重义的思想。没想到他也写过一首诗《咏日》，“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诗很一般，但描写了太阳出来后扫尽夜空一切的霸气，很有帝王气象。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同样是安徽老乡的明太祖朱元璋，尽管他出身寒微，逃过荒，讨过饭，当过和尚，没有受过系统的孔孟诗书礼乐教育，但他英才天纵，能够自学成才，并非仅仅是一个草莽英雄，在戎马倥偬、伏案国事的生涯中，提笔写过不少诗词，并有《朱元璋集》传世，集中就收有他创作的一百多首诗词。他的诗歌，意境韵律当然没有李白杜甫苏轼精工，但出口即气象万千，具有相当的艺术震撼力。如他在登马鞍山市鸡笼山时题诗说，“罢猎西山坐拥旗，一山出地万山卑。崔巍巨石如天柱，撑着老天天自知。”既是写景，也是抒发他支撑乾坤的豪情。他驾临芜湖无为县蛟矶庙写的《题蛟矶庙》诗里有这样的句子：“荡荡长江俱左右，明明日月照东吴。”也是口气极大，气魄雄浑。　　让我们读者奇怪的是，那些坐拥南朝半壁江山的君主，写出来的诗歌虽然精巧密丽，却是软绵绵的，如听《夜来香》、《甜蜜蜜》这样的歌曲，听后让人心里如吃了巧克力，甜腻得化不开，不能振奋精神。如梁简文帝萧纲的《折杨柳》，“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语言清丽圆美，如文人工笔画。如陈后主陈叔宝的有名诗歌《玉树后庭花》，“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虽彩笔锦绣，摹写妃嫔的容态姿色出神入化，但缺少帝王的气魄和胸怀，因此被视为“亡国之音”了。甚至连隋炀帝杨广，似乎也因为多次下扬州，诗笔沾染的也是南朝婉转温柔的靡靡之音，如他的《野望》，“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如景德镇瓷器精美，却没有宏伟气象。南唐后主李煜，也是大词人，沉浸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凄凄惨惨戚戚中，词句当然感人，可惜展现的是一种哀婉的美。读多了，心里也就多了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似乎他们的诗笔，像古代女人手中的绣花针，能刺绣出精妙细致的图案，但无法抡起威武的“千钧棒”，在诗歌的疆域里拓土开疆。　　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不是混一天下的创业之主，就不能写出大英雄大胸襟大抱负的豪情乐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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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部600多年前写就的小说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不为过，《三国演义》诞生后，中国人添加了3个标签：“三国控”、“英雄控”和“阴谋控”。为什么偏偏是三国这个时代吸引人，很多人至今困惑。中国大变乱时代很多：战国、南北朝、隋朝末年、五代十国，为什么偏偏是三国这段历史妇孺皆知？这就不得不提到3个人——身为史学家的陈寿、裴松之和身为小说家的罗贯中。陈寿搜集、记录了三国时的历史，写成一部身材骨感的好书；裴松之添加了血肉，S型身材初步成型；但小说家罗贯中的整体包装形象设计，才是全东亚为这个风华绝代的美人所倾倒的关键。当然，三国时代确实有比其他时代更适合书写传奇的一些特点，主角们基本都是汉人，而且是单名，念起来琅琅上口，容易记忆。如果写一本《草原帝国演义》，罗贯中就要面临“阿里不哥”、“秃勃尔鲁不花”等复杂如绕口令的将官姓名，这对说书人是一个灾难。就算抛开民族情结，这些名字也是读书人和说书人烦恼不堪的，这点听过刘兰芳老师的评书《岳飞传》就可以知道，岳家哥5个，个个好汉；金朝4员大将是哥4个，金花咕嘟、银花咕嘟、铜花咕嘟和铁花咕嘟，勇猛得要死，却能被岳家一个儿子就灭了门（大英雄都善于灭门，这些都是向罗贯中老师致敬，见《三国演义》中赵云杀韩德一家）。当明朝初年《三国志通俗演义》被当作三国时期的终极作品推出，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都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从陈寿到朱熹：史书时代的三国三国事迹能够保存下来，一个四川人功不可没，这就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是汉臣，后蜀汉亡国，跟着刘禅归晋。当时已经48岁的他开始想着写一本史书。他到处采访当事人及后代，寻找文献资料。当时魏国和吴国的资料有《魏书》、《魏略》、《江表传》和《吴书》，对本国的国君有吹捧或者文过饰非的嫌疑。神秘主义的东西也不少，比如孙策的死法，当时传言是于吉显魂索命（其实孙策中箭破伤风就能要了他的命），陈寿把这些东西去除掉，形成了一部比较严谨的史学作品。《三国志》给后来的《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素材。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张辽的善战有谋、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在这里体现得都不错。当然因为陈寿人在晋营，《三国志》里魏、晋被当作正统，司马懿的形象高大，司马昭弑君之事则写得含混。刘宋时代，宋文帝看了《三国志》，认为记述太简略，就令手下的博士裴松之加注释。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完善，尽管有人认为老裴太絮叨，加进去了应该舍弃的内容，但对日后的罗贯中来说，裴松之是个金矿，他增加的许多史料或者传说，给了罗贯中发挥的空间。在唐朝时，三国故事也在民间流传，李商隐的《骄儿诗》就提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但这种流传仅仅停留在拿人物性格或生理缺陷来开玩笑。唐朝的民间艺术是参军戏之类的形式，类似于二人滑稽，难以表现三国时代的英雄大戏。而史书面目的《三国志》严肃难懂，无法成为流传全国的通俗作品。怎么看待三国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东晋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大谈应该以蜀汉而不是魏晋为正统，因为这时东晋朝廷南迁，像极了刘备在四川创建蜀汉的样子，而桓温大臣专权，又让人们联想到了曹操。这种主张其实是政治需要。北宋时主流史观又成了魏晋正统。宋太祖赵匡胤从柴家孤儿寡妇手里得到天下，这点跟曹家和司马家很像，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毫不犹豫地把魏晋写成正统。三国故事，就是一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争宣传片。朱熹的观点改变了这一切。这位南宋理学家认为正统应该属于蜀汉。朱熹的地位使得这个观点成为主流历史观。这对日后的罗贯中来说太有利了，他可以努力写蜀汉的悲情，写关羽的忠义和张飞的赤胆，写诸葛亮出祁山，写姜维的伤感无奈。英雄们都难逃“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一部战争片就此成为了史诗片。要知道，特洛伊战争的悲剧感并不来自于谁杀了谁，而是来自于再大的英雄仍是众神手中无力的玩偶。罗贯中：更加简单的政治观电影院里看电影，经常能遇到一些剧透狂。这些人看完电影憋得难受，非要说出点什么才好。一旦剧透狂遇到问题妹（原谅我，这种人几乎都是女生），那周围的观影者都将惨遭噩梦——问题妹们杀伤力最大的问题是——“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对历史故事里的人发此一问同样令人尴尬：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陈寿无法解释。如果从《三国志》里寻找答案，你会发现陈寿的态度根本不明显。从他对3部传的命名上看有高下，曹操是帝王本纪，先主、吴主都是传。但看对3人事迹的描写，你会发现他没有写善恶，写的是得失。这是一种严谨的态度。司马迁写《史记》也是这样做的。他写了《项羽本纪》，和本朝高祖争夺天下的西楚霸王，是被当做一个君主描述的。项羽是一个弑君者，杀死了名义上的君主义帝。他还是一个残暴的人，杀了很多秦朝降兵，从这两点上来说他要比曹操坏许多，但仍被当作一个英雄来崇拜。对项羽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符合文人们的审美态度，但对市民阶层来说，要接受一个人又好又不好是非常困难的，人民需要的就是一个明确答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曹操是一个奸臣。他取舍史料时的倾向性让读者基本无需分析就能得出结论。不过老罗笔下的曹操仍然是一个英雄，到了清朝时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俩，对罗版三国进行了改编，书名正式改成了《三国演义》，书的回目从240回缩减到120回，曹操从一个奸雄，变成了一个更流氓猥琐的奸雄。毛宗岗对心目中的坏人一概恶搞之，比如七擒孟获的时候，祝融夫人骑卷毛赤兔马出来打仗，毛宗岗评论道：“夫人胯下之物又毛又赤，可发一笑。”许褚裸衣斗马超时臂中两箭，他更奚落道：“谁教汝赤膊？”不过毛氏父子也改掉了一些不合理的传说。比如罗本当中，曹操曾经刻了个印给关羽，刻着“寿亭侯”，关羽退了回去。曹操想了想，刻成“汉寿亭侯”，关公呵呵大笑，就收下了。在市民阶层的脑海当中，“降汉不降曹”就这样针锋相对。然而毛宗岗一考证，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级别，就像“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一样，不可分割。这种简单的政治观给了京剧演员极大的便利，他们大可以给曹操画一个大白脸，尽力表现他的奸诈就是了。明清两代，市井阶层要的是娱乐，而不是启发民间的思考能力。最近有人在把被罗贯中简化的《三国演义》重新复杂起来。比如所谓三国其实说不上忠奸，三家乃是亲戚，根据《三国志》里裴松之的注，张飞曾经抢过夏侯渊（曹操本姓夏侯，夏侯渊是曹操的堂弟）的养女（其实是亲侄女）做老婆（当年她是十三四的小萝莉，张飞30多，潜伏在芒砀山，是个黑大叔），生下的女儿成了刘禅的皇后。而曹操的儿子，最骁勇善战的曹彰，则娶了孙权的堂妹做妻子。三国说到底是一帮亲戚争权的斗争，谁赢了区别也不大，可怜庞德、姜维这样的好下属心肠太直，死得这样惨。可以代入的英雄史诗《三国演义》将三国故事简单化、娱乐化，也让三国故事更容易流传。和《三国志》那些讲得失的人物传记相比，《三国演义》更强调人物之间的互动，大家在同一段故事当中出没，最要紧的是，那些英雄人物变得形象丰满、可以代入了。罗贯中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民间思维，构思了那些一起打天下的人之间的关系：刘关张3人是最早搭伙打天下的，于是干脆让他们结拜做兄弟。赵云加入得晚，没关系，让关羽承认他的地位：“子龙久随吾兄，亦吾弟也。”他干脆设下“五虎大将”这样的名号，让读者好好地兴奋了一下。其实历史上赵云的地位远远低于那4位，从来没有独自领军，倒是魏延算得上蜀汉倚重的将领，是集团军司令。一个生活在底层的煤铺小学徒，听了三国书看了三国戏，也可以幻想自己是刘备，而一起学徒的李小二王小八是关羽张飞，点心铺老师傅回头可以收作黄忠，至于绸缎庄掌柜的小女儿，嗯，早晚是阿斗他娘……罗贯中的可以代入的角色关系，一下子就把这个故事盘活了。除了满足下层人民的英雄幻想之外，官员士大夫阶级也认为此书是一本了不起的职场指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衙门里看见那个讨厌的同僚，看一会儿，就逐渐发现他的脸变白了：他是可恶的曹贼，或者讨厌的于禁……代入之后收益最大的还是满清的几任君主，萨尔浒之战时的努尔哈赤，尽力模仿的就是博望坡的诸葛亮，而皇太极使用反间计杀害袁崇焕，则来自周瑜计赚蒋干的故事。据说满人在缺少兵书的情况下，用一本《三国演义》替代，夺取了中原。除了提供英雄幻想、政治斗争经验外，《三国演义》也为忙于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人提供了一些指导。比如“老丈人是女婿的噩梦”（曹操是汉献帝的老丈人），“大舅子往往居心叵测”（孙权多次想干掉刘备），“丈母娘是救命关键”（吴国太保护刘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曹操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4个兄弟，刘备有关羽、张飞、赵子龙）。这种代入风靡了600多年。金庸在《鹿鼎记》里让目不识丁的韦小宝盛赞康熙：“万岁爷运筹帷幄如诸葛之亮（“诸葛之亮”其实是左宗棠自诩，金庸这里穿越了），小桂子忠肝义胆如关云之长”，还真是符合清廷风气——雍正皇帝的舅舅隆科多，就曾经上奏折说自己像诸葛亮一样忠诚，提到了白帝城托孤，结果皇帝很生气，因为舅舅把他比成了阿斗。隆科多从此走上了霉运，很快被抄家并饿死。而乾隆年间一位满人将领被分去做荆州将军（内地最大的将军府，有2.5万满人，是大肥缺），哭丧着脸悲号：“荆州这地方，关老爷都守不住，我去了一定会死的！”这种代入一直到民国还时有发生。蒋介石曾经把侯竟如的独立整编95师命名为“赵子龙师”，从这点上来看，他可能没完整读过《三国志》，只读了演义。他不知道赵子龙不长于攻坚，结果该师在塔山阻击战时，打得凶狠顽强，却始终没能夺取阵地，终于导致了东北的崩溃。三国最善于攻坚的是乐进（名字也吻合），他应该将95师命名为“乐进师”才对。舞台上和游戏中的三国三国题材的戏曲和小说是平行发展的，这也是戏曲中的许多情节小说当中没有的原因。但《三国演义》出现之后，戏曲大规模地借鉴改编了这部小说。清人入关之后，一直很重视给他们巨大帮助的三国故事。他们大量建造代表义气的关公庙，而回避抵抗异族的岳武穆。于是出现了“王爷编剧”。乾隆年间，庄恪亲王允禄组织编撰了成台的昆曲《鼎峙春秋》，他宣传皇家瑞气，写出来的戏很主流很无趣，而且昆曲柔和内敛，表现三国戏有点吃力，但这激发了宫外的戏班整理三国戏的热情。道光五年，《长坂坡》出现在皇家的舞台上。这部戏连唱带打，忠义的赵云大战曹军83万人，7进7出。这是皇家很喜欢的一场戏——哪个皇帝不希望有赵云这样的超人将军？《甘露寺》、《黄鹤楼》这样的戏也逐渐成为宫廷的必备节目。喜欢唱戏的安徽举人卢胜奎在同治年间开始改编《鼎峙春秋》，把它变成皮黄戏，也就是京剧。这是一次伟大的再创作，京剧《三国志》共有36本，从“刘表托孤”一直到“计取南郡”。卢胜奎认为这段故事是三国当中的精华：冲突激烈，3方的英雄都有表现，最适合搬上舞台。36本《三国志》大概在光绪三年（1877）排成，每天晚上演一本，从冬至开始，演到腊月十四结束。腊月十五又演了一本长坂坡，十六那天大家封箱回家过年。这部大戏在当时引发了极大轰动，别说卢胜奎的“活孔明”和程长庚的“活鲁肃”，就连许褚、周仓这样的角色，都是名角在演。《三国志》给三庆班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票房，遗憾的是，不久程长庚和卢胜奎就都去世了。连台整本的《三国志》无人再演，不过其中一些精彩本子被梨园同行继续改编演出着。京剧三国戏的另一出色之处是刻画反派。演曹操的演员往往功力深厚，绝非无名之辈。他们既突出曹操的不义，也展示他英雄的一面。从这点上来说，陈建斌在《三国》里的演出方式根本不算是创造，最多是对前辈名家们的致敬。除了戏台和小人书对《三国演义》的再创造之外，日本人也迷恋三国。他们热爱开发三国主题的电子游戏、三国漫画，进行对三国的严肃恶搞（三国新闻）。三国的格斗街机游戏是很多80后的经典回忆。“主公，曹操百万大军来袭，先锋已到博望坡。”“什么……”“主公莫慌，只须派猛将前去即可。”于是五虎将（没有马超，用魏延代替）就孤身进入大军之中血战。游戏中的张飞能大口大口地咬人，而一旦骑上马，关羽会立刻取出大得不像话的青龙偃月刀。更值得一提的，则是日本光荣公司的《三国志》系列游戏和《曹操传》。前者是忠实于历史的战略游戏，后者则是以曹操为第一人称的冒险游戏。光荣对三国的人物吃得很透，比如《曹操传》里的曹操这样阐述不杀刘备的理由：“你没觉得他跟我很像吗？他有天子的血缘，而我则在利用天子……”而《三国志》里刘备在指导新玩家的教学中会说：“这是我的城市新野，虽然很小，但是我很喜欢它。”一些离原著较远的漫画也在小众中流行，比如《凤火燎原》；另一些漫画把三国人物全部画成女人；至于《一骑当千》，更是把整个故事全部情色化——不介绍你根本不知道中间那个胸很大的眼镜娘，叫做刘玄德。今天的三国故事，已经远离了朱熹时代的政治影射，你可以喜欢任何一个人物：几乎每个三国名将都有自己的百度贴吧和粉丝团。他们有时候也互相倾轧，比如关羽的粉丝会说赵云只是个贴身保安，魏延的支持者认为孔明是天下第一恶人。有一些将领拥有大量粉丝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比如潘凤，出场一分钟就被华雄给杀了。他资质平庸，因为他的上司韩馥不了解状况，说了句“我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潘凤面带绝望地去迎战华雄，结果一招就倒下了。王扶林版《三国演义》里，潘凤只有“末将遵命”和“取兵器来”两句台词。下一个镜头，就是他倒提着开山钺倒在地上，华雄在马上嚣张。这位潘凤大人，演员表上没有扮演者的名字，混入了若干“参加演出”者里。这使网民膜拜他增添了难度。但这个潘凤，绝望的眼神、忧郁的泡泡眼、近乎神奇的平庸武功已经深刻地活在了人民心中，成了今天许多年轻人同情和喜爱的对象——他们多数刚刚步入职场，认为自己和潘凤差不多，都遇上瞎指挥的上司，人生都是“杯具”。这600多年里，中国人、日本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这段故事各种各样的意义。陈建斌眼里全是权术谋略，何润东和陈好眼里就全是凄美爱情，至于那些乱世中的苍生，没人关心。曹操曾经评价自己，说如果没有他，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描述在董卓之乱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三国演义》也说，“是非成败转头空。”遗憾的是，无论王扶林版还是高希希版的电视剧，都是讴歌战争英雄为主，更别提把战争儿戏化的吴宇森电影《赤壁》了。其实有一个人探到了曹操的内心，感知到了那种悲凉的境界。作曲家横山菁儿，他给动画片《三国志》写的那段主题曲《英雄的黎明》咏出了悲剧感和对苍生的悲悯。喜欢本文请点击右上角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或者发送给朋友。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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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邦和：“三顾茅庐”中读不出平等时间： 08:48:00来源：孤烟直
原标题：谭邦和：“三顾茅庐”中读不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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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参与一些审读教材的工作，发现有一种德育政治教材出现了《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故事，在定位教材借用这个故事所欲表达的文化理念时，编写者说的居然是：平等。
　　平等的理念自然很好，但借助“三顾茅庐”来表达却是南辕北辙。我把话说白一点，一个野心不小却羽翼未丰濒临绝境的军阀，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自然生命，不辞辛苦地去请一位据说有回天之能的谋士来帮自己的忙，结果还真帮上了，这关“平等”什么事？其实，问题出在政治教材，根源却在语文课程。长期以来，“三顾茅庐”在语文课程里都被解为求才佳话，其实就是很深的误读，如今再跟“平等”联系起来是把这种误会进一步加深了。
　　尊重事实，尊重逻辑，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准则，事实和逻辑在古典名著的解读中应该得到双重的尊重。把“三顾茅庐”解作尊重人才的范本，并以之诠释“平等”的理念，既未尊重文本的事实，也不符合思维的逻辑。回到《三国演义》的故事文本，且看《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七之“刘玄德败走荆州”，当时刘备被曹操击败，狼狈逃脱，已不足一千人马，在汉江边得土人献酒，与部下聚饮。
　　玄德酒酣，乃发怒曰：“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置锥之地，诚恐有误诸公，何不弃备而投明主，共取功名富贵乎？”众皆掩面而哭。
　　“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置锥之地”，是刘备对自己目前状况的真实描述，对身边还跟随不弃的人，当然是刘备应该感恩。随后刘备投靠“宗亲”荆州刘表，借以栖身，苟且度日，髀肉复生，常常潸然下泪，却不小心得罪刘表的蔡氏夫人，更不小心与刘表交谈中暴露野心，若非深夜不辞而逃，已被暗算。随后刘表手下又设襄阳宴会，诱使刘备入彀，若非伊籍提醒，借口更衣，及时逃脱，并得的卢马飞跃檀溪，才侥幸活命。可见刘备身边此时虽已有关张赵云几个武夫，却局面未开，艰难竭蹶，动处险境。之后偶遇高人徐庶，得其相助，局面顿有改观，使刘备深味了谋士的重要性。三国之争，关键是人才之争，曹操扣押徐母，其谋臣又仿徐母笔迹伪造书信，终使孝子徐庶投奔曹营。刘备不得已送别徐庶，望其背影，放声大哭。所哭为何？刘备有言：“先生此去，刘备亦欲远遁而避世也。”就是说，身边没了真正中用的人才，只好放弃自己的野心躲远点图个活命算了。
　　这就是“三顾”之前刘备的状态。读《三国演义》，人们常鄙视吕布“三姓家奴”，其实刘备苟且投靠的，何止三姓？徐庶一走，刘备又将重陷绝境，徐庶目睹其愁容，颇不忍心，遂告知他诸葛亮的存在，而且说这是一个非自己可比的大人才，“乃当世大贤也”，“若得此人，可比周得吕望，汉得张良，有经纶济世之才，补完天地之手”，“若此人肯相辅佐，何虑天下不定乎！” 但“此人不可屈致”，也就是不能像鲁莽的张飞所言：“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使人唤来便了。”更不能“我只用一条麻绳就缚将来”（也是张飞的主意）。在你死我活的军阀混战之中，刘备哪里摆得起“皇叔”的大架子，“汉室苗裔”，不过是这位逐鹿者可以挥舞的一面破旗而已，生死存亡之际，还敢有什么屈尊枉驾的念头。由此推论，“三顾茅庐”不但跟现代文明重要政治概念之一的“平等”扯不上关系，连礼贤下士都算不上。须知礼贤下士是要有资本的，刘备此时却是身临绝境，有求于人。读者常以“三顾茅庐”与“桓公知士”的故事相提并论，其实相差甚远，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五往乃见小臣稷时已是“万乘之主”，他的访贤任能是锦上添花，而刘备现在却是雪中求炭。这一点，刘备自己是十分明白的：“齐桓公乃诸侯也，欲见野人而犹五返方得一面。何况于吾，欲见孔明大贤耶？”
　　可见诸葛亮能否出山相助，刘备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而诸葛亮却处于进退自如的状态，用一句京剧唱词来形容：“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隐居山野，潇洒自由，按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哲学，这是一种颇有诗意的栖居，足以自得其乐。所以徐庶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之后，也没有把握请不请得出来，因而要不辞远路亲往隆中相告，以免刘备唐突登门。而徐庶的推荐果然被当场拒绝，诸葛亮的反应甚至十分激烈，竟至于当面怒斥老友，“作色而言：‘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拂袖而入。庶乃满面羞惭，不辞而退。”
　　徐庶走后，诸葛亮也真没有把刘备将要登门来请当回事，竟自潇洒出游去了，导致刘备一顾再顾皆不遇。其实深究起来，在知道有人将来聘请的情况下，诸葛亮的出游等同躲避与拒绝，而这种态度却成为了刘备的机会。因为由怒斥徐庶的情节可以推想，如果一顾即遇，没有任何情感的铺垫，有可能刘备已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唯一可以依赖的只能是他的“诚意”，因而一顾即遇，反非所望，刘备是把诸葛亮的躲避当成机会来利用的。什么机会？感情投资的机会。以此来看，二顾茅庐遭遇的风雪则简直可以说是老天爷的恩赐了，“吾正欲教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三顾之勤，风雪之苦，以及三顾时立于阶下静候大白天睡懒觉的诸葛亮迟迟不肯醒来，其功效都是帮助刘备把“殷勤之意”表达得更加透彻，更加使人难以拒绝。
　　刘备跑了三趟路，吃了些风雪寒冷之苦，还受到了立候长待有如侍寝的自找的“轻慢”，但获得的酬劳却是丰厚无比的，诸葛亮回报刘备的是西蜀一座锦绣江山，和自己一条命一生的辛劳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实际上是一次有史以来最不等值的交换，其中哪里读得出来“平等”的元素？
　　其实德育教材对“三顾茅庐”的误读，源于我们语文教材和语文教师的误读。以“三顾茅庐”的材料来阐释“平等”的现代理念，是把语文课以刘备为求贤若渴的明主、尊重人才的典范这种普遍的解读，做了进一步的拔高，竟一下子拔到了现代文明的水平。
　　为了印证我的印象，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语文教师们是如何进行《三顾茅庐》课文教学设计的，结果如我所料，几个比较受欢迎的教学设计思路都是如此。其误读之深，主要是建立在下面几个基本观念上。
　　首先是对三国时代的基本性质的糊涂判断，并由此导致对三国时代历史人物和《三国演义》小说的糊涂认知。
　　有一个教学设计是这样把学生引入课文的。
　　“同学们，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叫做三国，那可是一个战火纷飞、群雄逐鹿、英雄辈出的时代。正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是――（生齐说）：《三国演义》。
　　这恐怕是我们语文课堂解读《三国演义》的常态，其中的误读是很深重的。三国时代可以称“伟大的时代“吗？军阀混战可以称“英雄辈出”吗？“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基本判断符合事实与逻辑吗？
　　其实，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惨痛的社会悲剧，天下大乱，国家分裂，群雄逐鹿，军阀割据，战乱中，生灵涂炭，一时中国大地尸横遍野，血流漂杵。钱穆曾在《国史大纲》中总结，三国时代，旧政权没落，新政权黑暗，思想界无出路，文化中心长安和洛阳遭到毁灭性灾难，战乱导致人口巨大损失。据其书所附“三国季年户口数”，三国末年，蜀亡时仅剩28万户，人口94万，其中带甲将士10.2万，占蜀人口九分之一；吴亡时，仅剩53万户，人口230万，其中兵士23万，占吴人口十分之一，官吏2.3万，后宫0.5万；魏灭蜀时，户66.3万，人口443.2881万；三国合计还剩147.3423万户，人口767.2881万人。钱穆说：“就全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既备载后宫、将士、吏诸项，其数大约可靠。）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出版社2013年版，第十九章）公元263年蜀首先灭亡，次年魏亡，司马炎随即称帝改晋，公元280年吴被灭，战乱终于结束，全国统一。此时全国的总人口数为1600万，而回顾三国鼎足相争之前，公元156年也即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总人口已达5000万。百年互相残杀，竟只剩三分之一弱的人口，减少了3400万。可知曹操《蒿里行》诗所描写的悲惨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写实而非夸张。这样悲惨的时代怎能称“伟大的时代”？这些把个人功名事业建筑在白骨堆上的军阀怎能称“英雄”？他们都是屠戮当时中国人口的历史罪人！
　　其次是对刘备与诸葛亮形象的文化品性和历史定位问题。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推而广之，历史上各路霸主争夺天下的战争皆非义战，其结果都是把人民拖入灾难。那么三国有“义战”吗？纵观十七路诸侯的混战和三国鼎足相争的历史，每一方都想粉饰自己，每一方都想举起义旗：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倒至死没有称帝；刘备打出“皇叔”旗号，称是苗裔正统，自己却早早登了宝座；东吴占据江东，骂一声曹操国贼似乎就成了正义之师。其实曹、刘、孙都是野心家，目的都是逐鹿中国，最好的梦想是天下归己，江山改姓，至少也混个割据称雄，霸占一方。他们之间有能力手段方法的差异，但在为自己打江山这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可是《三国演义》却在由话本、戏曲到长篇白话小说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拥刘反曹”的情感倾向。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专门讨论，简单点说，宋元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作用下的大众文化传播环境，使这种倾向在民间文艺和市民心态的交互影响中形成，而明清时代君主专制制度强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则需要塑造刘备诸葛亮明君贤相的组合偶像，来奴役民众的精神世界，以文化的神秘力量巩固君主专制制度。诸葛亮在这个过程中已经由一个并无崇高历史地位的历史人物，演变为一个通俗小说中有特殊文化内涵的文学形象，更进一步改造提升为君主专制制度的文化偶像，这应该就是全中国但凡诸葛亮脚尖沾过的地方都有武侯祠之类纪念建筑的实质原因。南阳武侯祠庄严隆重，对一位不过只是据说曾在此隐居的外乡人顶礼膜拜，却一任科学家张衡、医学家张仲景这两位伟大的南阳老乡荒坟乱草，厚此薄彼，吃里扒外，岂不有愧乡情，也只能在这里找到根由。
　　诸葛亮从真实人物走进文艺创作，再从说书场、戏曲舞台以及小说文本中走了出来，站在了神坛上，也开始了影响中国人精神生活和阻碍中国文化演进的漫长路程。历代君王捧刘备是虚情假意的不得不为，捧诸葛亮才是真心实意的不遗余力，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文化的榜样，一个智慧和道德都到达最高境界的文化楷模。这尊文化偶像的实质性内涵是对自己所侍奉的君主的绝对忠诚。这是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君主都需要的。
　　专制文化的特殊需求与强力打造，加上善良的中国民众的误解，形成一股合力，也许首先只是要打造诸葛亮这尊文化偶像，顺带也只好将同为乱世军阀的刘备与曹操、董卓等人强行区别，使他成为了一个正面形象。于是刘备的野心奋斗，就被美化为统一祖国的大业，他的三顾茅庐，也就成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的求才佳话，诸葛亮的出山也就可以解释为辅助明君救民水火的善举了。请看一位语文教师的教学设计，他准备这样做，学生发言之后，
　　教师补充：刘备当时是个皇叔，而诸葛亮这时还只是个书生。他们的地位悬殊很大。可刘备并不觉得自己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看来，刘备真的想请诸葛亮出山，辅助自己，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
　　这段话里包含多少误读？这位教师读过《三国演义》全书吗？结合前面针对刘备处境所做的分析，刘备的“皇叔”在这里能不能派这个用场？他是不是“高高在上”？而且，他真的是在为了“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诸葛亮提交的方案是“统一祖国的大业”吗？细读《隆中对》，倒好像只是一个可以把天下切成三块刘皇叔可以得一块的分裂的方案啊。从这位语文教师的观点里，似乎已经可见“平等”的端倪了。其实在这个故事里说“平等”，恰恰却是等级文化渗透骨髓的表现，因为脱离具体的语境，在解读者心里，刘备是个皇帝，皇帝而对草野村夫有三顾之勤，这是违背等级制度文化规范的行为，臣下自然应该感激涕零了。皇帝与臣下的这种“平等”，离现代文明还差十万八千里，以之来启悟当今学子理解“平等”，岂非南辕北辙？
　　“平等”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政治概念，是指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法律上一视同仁，经济上权利相同，人格上高贵同等，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享有一样的政治权利。这种政治理念渗透到生活当中，就变成一种人际关系的态度和准则，把对方当成与自己完全一样的人来尊重和相处，人格平等，没有特权，没有高人一等的人，也没有低人一等的人。这些话说起来就那么几句，但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生活里却很晚才被认识，而其实现还有不短的路程。说千百年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体现了这种政治理念，岂非痴人说梦乎？
　　文化的进步常常是在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文学经典的过程中实现的，我们的文学研究和语文教学长期误读“三顾茅庐”，导致德育政治教学更深地误读，是该从文化根源上系统清理一下了。（原载《语文建设》2015年第六期）
　　注：本文所引故事情节和原文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
　　作者简介：谭邦和，华中师大文学院古典文学教研室教授，曾任华中师大文学院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文学院教学委员会主任、华中师大教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专家组成员，并参与国家级教师培训工作。现为教育部中小学教材评审专家，湖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明清小说史》、《在文学与文化之间》、《媛诗九美》、《明清小说名篇笺评》、《中国散文大辞典》（副主编及元明清辞条撰稿人）、《历代尺牍小品》（主编）、《古文精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明清卷主编）、《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指导：初中语文》（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第一主编）等。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贽学会理事、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三国演义学会会长、湖北省水浒学会副会长、公安三袁研究院顾问、武汉市小语会顾问、武昌区中语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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