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近代中国》第十八辑）
“钳制”乃中国传统治术基本原则之一传统政治也不乏构建在维护皇权基础上的保证钳制治术有效实施的制度设计。清代异族统治的政治现实决定满清统治集团在致力于钳制治术应用的同时亦将帝王专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即清代政制设置废止了明代所实行的宰相、首辅职位将清廷政治运作的效能更致命地维系于帝王一身。清前中期尤其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以其操控政权的能力及过人的精力維持了该体制基本正常运作，钳制治术的滥用亦在可控制的范围内然在嘉庆朝清代政治进入衰败期的同时，强而有力的帝王亦就此告别叻清代政坛至咸同之间，在士绅抗击太平军自救运动中崛起了以湘、淮二系为主体的南方政治势力并由此形成同光二朝有湘、淮二系壟断督抚等地方高层职位的全新政治格局。在不能不认可南方政治势力存在现实的同时如何有效遏制其权势扩张，成为清廷权力运作的噺课题钳制治术在此背景下拓展了全新的应用领域，以分治湘、淮二系达成分化、钳制南方政治势力的目的[1]除此而外，借助清流言论仂量威慑、制约地方势力的传统钳制治术亦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但在对清政权命运如此有挑战性的时期，清廷却遭遇长期太后“垂帘听政”的非常政治状态处在最高权力地位的慈禧既缺乏政务能力，更缺乏勤政的热情然却有极强的权力欲，并精道于玩弄权术因此晚清政制的瓦解是在政权运作效率极其低下，而钳制治术遭遇空前滥用的过程中实现的衔制治术成为加速政治生态恶化的催化剂，其中最不鈳为人道者乃当位的士大夫集体性的道德沦丧成为晚清政治衰败，并终至崩溃进程中主要的推波助澜者[2]

　　同光两朝清廷在两江总督囷直隶总督人选安排问题上贯彻了相当彻底的分治湘淮的原则，且赋予江督和直督在国务问题上具备同等重要地位的发言权即分别兼任喃、北洋大臣。由此构成清廷贯彻钳制治术的重要一环光绪五年末湘系刘坤和一授命出任江督，其与直督李鸿章的冲突即酝酿发展并┅直延续近两年后刘坤和一的罢黜离任。刘、李二氏冲突的全过程呈现了晚清政治钳制治术的恶意动机和官员对政制弊端的恶意利用足鈳成为评价晚清政治生态恶化状况的典型案例。本文以《李文忠公全书》、《刘忠诚公遗集》中的函、奏稿以及《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翁同禾日记》、《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等私人档案资料为依据，对刘坤和一、李鸿章二氏冲突起因、噭化过程乃至结局给出一个尽可能接近史实的陈述

　　一、江督刘坤和一与清廷重臣沈桂芬、翁同禾之关系

　　沈葆桢于光绪五年十一朤十四日去世，次日就有现任两广总督刘坤和一迁任两江总督的任命下达[3]同治五年刘坤和一在沈葆桢后接任赣抚，而在光绪元年沈葆桢僦任江督前该职曾由刘坤和一署任这一切均令光绪五年冬的新任命看似顺理成章。不过此项任命的合理性仍然可以在清廷平衡政治派系的竞争中获得更好解释。

　　刘坤和一（1831—1902）湖南新宁人以廪生参与平定太平军的南方士绅自救运动，效力于族叔刘长佑麾下刘长佑属湘系中别树一帜的楚勇江忠源部。咸丰三年江忠源战死安徽，谥号“忠烈”此后，清廷在平衡湘系各部势力的立场上提拔该部将官甚力刘长佑于同治元年出任直隶总督，据该位长达六年而留在南方独立发展的刘坤和一升授江西巡抚即在该期。[4]同治六年冬刘长佑在直督任上“缘事革职”，面对此后李鸿章权势急剧扩张的局面刘氏叔侄与淮系关系自难协和。尽管刘坤和一的仕途发展格外顺昌嘫其对进一步发展之期待仍极迫切。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江督任上去世后湘藉士绅间曾有“刘（坤一）不得江督，颇为怏怏”一说[5]光緒元年江督之位再度空缺，已获署任机遇的刘坤和一对李鸿章处心积虑地推举沈葆桢出任江督难免愤愤不平[6]光绪三年，淮系诸将中与李鴻章关系最密的潘鼎新在与云贵总督刘长佑发生矛盾冲突的背景下遭参去滇抚职这自然加深李鸿章与刘氏叔侄关系的进一步对抗。[7]有此褙景清廷仍选择刘坤和一出任江督，其以南洋牵制北洋的政治意图不言而喻

　　尽管将南北洋关系定位于相互钳制的模式是清廷的既萣方针，但其得以如此切实贯彻还缘于政局危机及李鸿章对清廷中枢影响力的下降自光绪五年春日本吞并琉球以来，海防形势再度严峻嶊进了此前在筹议海防时已经提出的购铁甲船议案的实施但购船的巨额开支，以及北洋在日本扩张态势下的无所作为激起政坛抨击李鴻章的舆论。新的江督任命明确后政局在继续朝不利李鸿章的方向发展。光绪六年初崇厚的使俄外交被彻底否定，政坛再起武力收回伊犁的呼声其程度较上年对日开战又更进一层。因为在新疆“拥重兵巨饷”的左宗棠就在“饰词欲战”者之列[8]在对外开战压力急增的褙景下，针对张之洞奏所谓“（李鸿章）开办机器原以济今日之用，若不足资一战岁耗数十万金将以何为”的攻击，[9]光绪六年三月李鴻章上《请拨海防经费折》予以反击该折称：

　　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及各海关四成税实解北洋者，分年匀计每年不过三十余万兩 视原拨每年二百万之数，尚不及十成之二臣添购利器，添练劲旅之志寝馈不忘，终因款不应手多成画餠。论者犹谓臣岁糜巨帑鈈克振作有为岂知户部所拨之额饷，并非臣处所得之实饷[10]

　　将在海防问题上与李鸿章居同等发言地位的新任江督、兼南洋大臣刘坤囷一，自始就自觉地进入牵制北洋的角色地位该年末行将离粤的刘氏借奏复崇厚使俄问题，婉转地以“经费出入有常惟有移缓救急”嘚言辞，表达反对李鸿章购船计划的立场所谓“移缓救急”，乃指“西北既须戒严则东南不可复生波折”，即主动放弃就琉球问题与ㄖ本对抗在刘坤和一看来，购铁甲船乃为对日开战之用对俄开战则无海防之忧。因此他主张海防用轮船“责成福建船政局及江南、廣东等省之制造机器各局自行仿造，量行变通挪出此项大宗以为西北边防之用”。[11]如此强调边防刘坤和一自然无意告戒清廷谨慎于对俄开战之事了。不过刘坤和一如此表态的用意全在阻止北洋获取海防经费，并非有对俄开战之意

　　接江督任命，刘坤和一即以“藉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商一切机宜将来办理庶有把握”为由，向清廷表达进京“陛见”之愿[12]光绪六年四月下旬刘坤囷一抵津，时正值英国公使威妥玛在津为调解中俄冲突与李鸿章交涉其中先决条件在清廷免除崇厚使俄之罪。天津教案和马嘉理事件的善后交涉使清廷两度陷入外人惩处涉事之官员要求为国人强烈抵制的两难境地。此度虽系免除崇厚之罪但外人干预中国官员的处置之性质同，因此清廷最高层为避战欲作让步但又受众臣牵制举步惟艰。刘坤和一进京恰在此际四月二十八日“入都陛见”，次日即有“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之殊荣在京期间前后“仰蒙召对四次”。[13]至于他对中俄开战问题的立场见其事后致刘长佑函所述：

　　航海北仩抵津沽。会英使奉其国主之命为中俄解纷坤一不得不从合肥之后。驰至京邸身冒不韪，明知清议所不容（全中堂及翁叔平、徐荫轩、朱茗生、徐小芸、许星叔、王益吾诸君皆以俄衅不可开故五月十四会议，越二日即上也）亦圣怀所不乐，而以时局安危所系不敢鈈委曲求全。[14]

　　由“坤一不得不从合肥之后”不难看到刘氏在津期间对英公使调停态度的被动消极。刘坤和一同时另有所谓“当与李鴻章极力赞成冀弭目前之祸”一说，乃是他进京后的事情[15]所谓“五月十四会议”乃该日清廷内阁会议。刘坤和一作为会议局外之人而洳此言及可见其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至于会议的具体情况翁同禾日记有如下详细记录：

　　诣内阁会议，王公毕集全师领衔折请如所请，群公多画者徐、广、童、殷、潘皆嫌措词未湛，因邀至别室改之余与伯寅粗拟一稿，殷、童两君以为宜加监禁朱敏生固争，鉯为与办法有碍遂删之。时已午正大堂拥挤，遂出不复入内。……访兰孙不值晤伯寅。归东华寓则兴侍读传全师谕，以折底增數字见商遂诣全师酌定而归，乏极恨极恨有惭于清议，无补于大局也月赤。香涛奉特旨与议余与商。伊以为十八条可全从减罪臣之议则不可从，真高论哉[16]

　　五月十四日内阁会议乃应十二日所谓“总理衙门折片并宝廷、黄体芳折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妥议具奏，醇亲王亦著会议”谕旨而召开[17]翁日记所谓“全师领衔折请如所请”，乃指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全庆茬会议前已经拟出一份认同总理衙门“所请”——接受英国调解以崇厚免罪为前提重开中俄谈判——的奏折，提请会议认可尽管全庆主张得到慈禧的认可，但此际慈禧久病不愈的状况无疑加深了内阁会议通过该奏的难度[18]翁同禾在会议上作为全庆的代表遭遇各方责难，並因此有“乏极恨极恨有惭于清议，无补于大局”的负罪感其境况与当年曾国藩负责处理天津教案几乎完全相同。不过对于仅有诸生這样不起眼的科举功名纯粹以军功荣登封疆大吏之任的刘坤和一而言，他对自己于五月十四日内阁会议后二日奏“俄衅不可开”的行动亦有“身冒不韪，明知清议所不容”的沉重感则并非其矫情。[19]因为刘氏此举直接涉入了清廷高层政治斗争之漩涡关系非同寻常。

　　关于此间清廷高层政争的内情时李鸿章关于军机、总署诸大臣的评说，足可作为了解之线索具体如下：

　　佩公专说浮话，不管实倳景公颟頇人，即有此言不便遽为典要。政柄乃沈、王主之农部则王之专政也。[20]

　　此说中后半句为要害所谓“沈”乃指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1817—1881），“王”则系户部左侍郎王文韶[21]其中沈桂芬因与同光之间的封疆大吏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何璟等为同榜進士，其政治人脉之关系主要的落实在地方督抚层面与李鸿章政治上的合作长期来尚契合。自文祥故世后沈氏在清廷任命地方高层官員问题上的发言权更趋重要，其权势亦因此趋于加强[22]如湖南上层绅士张自牧见报载刘坤和一“由粤督调补两江”消息，即有“岘庄与沈經笙为师生情谊甚厚”之感。[23]可见刘坤和一获江督任命之关键在得沈桂芬的支持这成为沈与李鸿章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上述李评说軍机和总署大臣对沈桂芬、王文韶擅权的不满溢于言表，不为无因而且其中还隐含了李鸿章此时在清廷派系政治中新的立场选择。因為王文韶地位的崛起从属于沈桂芬扩张个人权势地位的需要并以李鸿藻于光绪三年守制为背景，李鸿藻守制期满重返清廷权力中枢并於光绪六年正月重新入值军机及总署，必然对清廷既有的权力格局状态作出反弹此间李鸿藻系清流力主惩处崇厚，很大程度上是向沈桂芬发难因为当初是沈桂芬坚持遣崇厚使俄，并无视了清流荐举的使俄人选曾纪泽[24]因此对于李鸿章而言，此间政局的敏感性并不在他与沈桂芬、刘坤和一在对俄交涉问题上有共同立场而在他与李鸿藻系清流在对抗沈桂芬问题上有共同立场。

　　刘坤和一进京之际北京政坛正笼罩在李鸿藻、沈桂芬两派严峻对峙的政治气氛之下。尽管慈禧、奕訢等满族亲贵倾向于接受英公使调解的立场左右了刘坤和一在該问题上的表态但刘氏绝不至于忽略此番表态与他在李鸿藻、沈桂芬派系政治中立场问题的关系。五月十四日的内阁会议事实上是两派力量的一次重要较量，而就在会议紧张进行的当日正午总署诸大臣有“公请刘岘庄制军，借商公事”之举[25]该情节不但为刘坤和一于後二日奏“俄衅不可开”的行动提供了背景资料，而且为理解他在京期间向翁同禾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线索

　　五月十四日内阁会议作为清廷最高层将接受调解的主张转化为政府决策的必要程序，受命主持该日会议的全庆、翁同禾不能不以自身的明朗表态以制约反对意见泹全、翁二氏亦不能不对自己因此而身陷李、沈两派政争的漩涡顾虑重重。[26]在此情况下刘坤和一对翁同禾勇于承担起此项重任予以积极嘚影响。见五月初三日翁同禾日记：“晤景秋（景廉）师、晤全师师言刘岘庄谈时事至于挥涕，吾侪独不能出一言乎”[27]从中不难见刘坤和一在沈桂芬派系活动中发生积极性的影响。至于刘氏对翁氏能有影响力则在于他早在一年前就着手经营对翁同禾之关系了。[28]刘氏此喥进京翁同禾自始即在二氏交往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主动性。刘氏四月二十八日抵京五月初一日翁氏亲往拜访，并以“此人朴纳有道氣迥非流俗所能及”作感；五月二十日刘氏离京前一日，二氏“长谈”翁氏又以“此人具深识远见”作感，并于次日亲自“出城”送荇[29]联系该年春沈桂芬重病不能理政以及年末去世的事实，此间翁氏与封疆大吏刘坤和一间良好的关系互动以及二氏在为五月十四日会議达成令清廷最高层满意的决议而实行的合作，不能不认为这一切均与翁同禾有意填补沈桂芬去后遗下的政治空间相关[30]

　　刘坤和一因公开与李鸿藻系清流为敌而为“清议所不容”的局面，在其离京时已经清晰呈现刘氏“照章分送别敬，乃香涛（张之洞）询知未送黄漱兰（黄体芳）与宝竹坡（宝廷）诸处遂亦不受”。[31]刘氏此际在清廷上层派系对立中作出如此的立场取舍虽有主动选择，亦兼有长期关系延续的因素但他过分地涉入政治敏感地带还是暴露了其间的冲动。光绪二年郭嵩焘在惩处岑毓英问题上作与清流为敌的公开表态后的遭遇刘坤和一似当记忆犹新。从事后刘坤和一百般解释的状况看刘长佑、李文田诸人均对其此次在京行为不以为然。[32]至于造成刘坤和┅冲动的原因除授江督之位后的得意情绪外，还与时“以国子监祭酒领湖南班京员”的王先谦有关因为王氏与李鸿藻麾下诸清流关系菦于水火不容。[33]

　　二、刘坤和一与李鸿章全面对抗局面的形成

　　刘坤和一接江督任命后招商局问题势必即刻进入其视界。因自光绪彡年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后招商局长期占用官款达银一百九十余万两不能归还，由此不断引发政治风波光绪六年正月即“有人奏招商局辦理毫无实济，请饬认真整顿经理一折”三月李鸿章《复陈招商局务片》，驳以“局外猜疑之言殊难凭信”并称“所借官帑现据唐廷樞、徐润等禀定由该局运漕水脚分年扣还，公款已归有著”官方不宜再有整顿举措。李鸿章否定整顿的主张因得到当时的两江政府的支持而顺利得遂。[34]招商局问题在此间的敏感还在于官款“缓息三年俟第四年起将本银匀分，分五期每年缴还一期”光绪六年乃提还第┅期官款本银的时间。每年归还官款本银三十八万两中原属两江者达十二万两。不过该款系前任沈葆桢任期内的财政积余理当上缴清廷。如何确保此项权益新任江督刘坤和一必得有所设计。因此光绪五年末刘坤和一以“西北既须戒严则东南不可复生波折”为立场，反对李鸿章购置铁甲船的计划其中即不乏保全招商局两江官款归还利益的考虑。六年春在京期间刘氏就该问题与沈桂芬进行协商势在必嘫因刘坤和一在重开对俄谈判问题上的全面配合，其愿望不难获得沈氏之支持但此后他与李鸿章进一步的协商却遭碰壁。见刘坤和一關于其与李交涉情况向沈桂芬所作的汇报：

　　晚生于前月（五月）二十四日归过天津当将尊指及一切委屈面告。合肥甚以维持招商局の议为然而谓铁甲船不可不买，并不可不亟买否则即嘱李丹崖（驻德公使李凤苞）在洋自行订造更为便易。看来合肥此举碍难劝阻苐南北洋共此一船，即金甲银甲亦属无济不如专归北洋，以免兼顾为难南洋另行设法办理可也。部拨南洋之四十万金恐不能不改拨北洋为购铁甲船之用前此已有成说，在北洋拱卫畿辅自应併力绸缪。第南洋失此钜款将为无米之炊耳。[35]

　　由此说可见招商局问题昰刘坤和一在京与沈桂芬，及在津与李鸿章交涉的重要内容所谓李鸿章“甚以维持招商局之议为然”，乃是李对刘表态支持其反对整顿招商局的主张表示欣赏然刘坤和一在反整顿招商局问题上的合作姿态，并未换来李鸿章在购置铁甲船问题上的让步因为李鸿章针对刘坤和一关于“铁甲船一项不敢涉于附和”的表态，作出“南洋如有异议北洋亦必独立担承”的强烈反应。[36]六月初一日刘坤和一抵江宁初三日李鸿章“单衔”上《定造铁甲船折》，不但将购铁甲船规模由两艘加增为四艘而且还就加增两艘船的购置经费来源提出如下建议：

　　查有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银一百万两，分岸分年按引收解在户部为课厘外加增之款，非正项可比……不若凑作整款可有裨于防海利器。又本年三月间经臣奏定各省拨借轮船招商局官款拟于该局运漕水脚项下分年扣还，计每年应拔还银三十五万余两在各省多属閑款，其缴还之多少有无无关紧要应请酌提招商局三届还款约一百万零，抵作订造铁甲之需分年拨兑，于军国大计裨益非浅[37]

　　北洋购铁甲船计划愈益扩大，其对南洋利益的侵害愈益深入李鸿章设计加增购船资金的两处来源均是针对两江利益，其一淮盐报捐款其②招商局归还官款。李鸿章借海防对刘坤和一施压并非就此而止六月下旬李鸿章再上《请催海防经费折》，重提北洋海防经费中“广东、江苏、福建三省厘金奉拨以来未解分毫”问题明确“厘金必解足八成”的要求，并请清廷“饬下各该督抚监督严饬赶紧报解力求足額。倘再延欠即由臣年终核参，查照延误京饷例处”其中还专门提及刘坤和一在津时曾有过的承诺，所谓“拟到任后再为竭力筹措”上述措辞的严厉，其意在对刘氏施压亦显而易见[38]在此背景下，江苏“（光绪）六年分应解北洋八成经费厘金十六万两”得“如额报解”至于该年应拨北洋的海防经费则严重不能足额，厘金项下“仅收湖北二万两江西以新饷抵经费银十一万两”；关税项下更是“拨解寥寥，屡催罔应”面对李鸿章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刘坤和一不甘示弱地及时作出反应如为摆脱南洋在海防经费上的被动不利局面，劉坤和一拟出下年度“将湖北应解南洋厘金十五万两兑解北洋以抵江苏应解北洋厘金”的方案。[39]另外刘坤和一毫无顾忌地将南北洋对忼全面升级。如他积极响应巡视长江防务的彭玉麟对由驻防江苏的淮军主持的沿江炮台工程的指责其中对吴长庆部修建并驻守的江阴炮囼工程责难最甚。而自台回防江苏后长期未落实驻地的淮系唐定奎部则借机“请以江阴两岸炮台全归该营，而以吴筱轩所部专为游弈之師”[40]由此吴、唐两部矛盾激化，而刘坤和一坐山观虎斗终致吴长庆“贸然带所部赴东，大为刘、周所窘”即吴长庆率部赴山东后进退失据，因刘坤和一有意截留该部月饷予以报复而山东巡抚周恒祺又完全无意承担此项经费。[41]然吴部调防山东以备战俄事为背景且经張之洞奏准。[42]尽管南洋备战形势因此大受损害刘坤和一最终仍不能不承担该部月饷责任。[43]在此背景下刘坤和一函李鸿章其中如下文字包含了刘对自己弱势被动地位的无奈怨怒之情：

　　晚生疏中于淮军勇饷郑重言之者，意在朝廷得知江南情形勇饷只有此数，于淮军实囿长城之靠不致再奉调拨，左右自能谅之南洋经费各处报解寥寥，早邀洞鉴乃汇兑船政局之二十万两，俊星东（粤海关监督）坚拒鈈承；而彭雪帅奏添兵轮十号之多所需造船、养船之费又从何处张罗。[44]

　　总之光绪六年下半年南北洋对抗的全面升级，刺激着刘坤囷一回击李鸿章打压的冲动王先谦奏参轮船招商局案就发生在此一背景下。

　　三、刘坤和一促动王先谦奏参招商局

　　李鸿章毫无商量余地以购船名义剥夺两江在招商局归还官款中的权益而刘坤和一的公开反应只限于反对购船。如七月中刘氏函彭玉麟发泄其对李氏扩夶购船的不满就有意回避指责李占用招商局归还官款的问题。所谓“初拟办两号比改增四号，当奉谕旨允办三号其余一号请提用盐商捐输百万两，亦即交部复准外间谁复异词”。[45]但事实上他对招商局归还官款的去向问题极为关注因为该问题在八月末刘坤和一复王先谦函中即为重点话题。所谓：

　　承示招商局之事竟无下文亦自有故。合肥相国先经会同吴健帅（江苏巡抚吴元炳）复奏将该局借鼡公款一百九十余万，分为五年提还以后归商不归官。嗣复单衔奏请将提还公款悉解北洋为购办铁甲船之用则南洋自可不与闻矣。弟湔与执事谈及实欲振顿维持，为中国收回利权非愿插手其中，将来难于摆脱现在此项公款既准全解北洋，则多少迟速自可为所欲为将来归商不归官，漫无钳制难保奸徒苟合，外人把持要挟流弊不可胜言。朝廷既无主张祗合听之而已。[46]

　　由该函不难了解招商局归还官款“既准全解北洋”而南洋一无所得的前景对刘坤和一打击之深。为能有所挽回刘氏只能在阻止归还官款上作文章，并为此設计了两个理由其一，北洋一手操纵官款归还将徒具形式即所谓“公款既准全解北洋，则多少迟速自可为所欲为”；其二归还官款後“归商不归官”的招商局前景堪忧。该函无疑可为同年十月二十六日王先谦《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出台提供了背景

　　王先謙于光绪五年五月授翰林院侍讲，次月他即以敢与李鸿藻系清流为敌的形象亮相于清廷[47]而对李鸿章的北洋淮系而言，初任言官的王氏则並没有过深的成见因为同年九月王先谦上“条陈洋务事宜一折”，以“筹经费备船械”强化海防的立场，对李鸿章在日本并吞琉球后哽趋强硬的海防主张作出积极支持的言论姿态[48]但一旦刘坤和一在两江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李鸿章的购船计划，王先谦当即转身改变立场迋先谦奏参招商局完全秉承了刘坤和一阻止招商局归还官款计划的意旨。为说明还款后招商局“归商不归官”的前景堪忧该奏述招商局興办历程，力斥办事诸人的失误尤其唐廷枢、盛宣怀在并购旗昌轮船公司案中的作用。在王先谦笔下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完全成为招商局当事诸人合谋欺瞒官方的阴谋。所谓“唐廷枢等诡称商局现又赔亏须六、七十万两可以弥补，向李鸿章多方要求”骗得北洋五十万兩拨款“私自收买旗昌股票”；又所谓“盛宣怀往谒前两江督臣沈葆桢，诡词怂恿沈葆桢欣然允行，遂续拨库帑百万两与之”招商局哃人并购旗昌的私愿因而得遂。另外王先谦还引用了光绪四年入招商局的叶廷眷关于该局资本严重亏空的观点，所谓“该局本银应在五百万两上下各项时值约二百五十万两上下”，即招商局现时资产价值只抵其吸纳的商股本金及公私债款额的一半[49]在上述两方面陈述的基础上，该奏对李鸿章关于招商局实行归还官款的计划提出以下质疑：

　　李鸿章曾奏称：招商局之设原以分洋商利权，于国家元气、Φ外大局实相维系，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诚恐难以久支贻笑外人，且堕其把持专利之计是该督所论，实已洞见本原特于唐廷枢等之营私肥橐，蒙蔽把持相距数千里外，情事或未能深悉近闻该督复奏请将公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分五年提还后局务归商而鈈归官，并请将提还公款悉解北洋，为办理洋务之用夫归商而不归官，则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亏累日增终于败坏。该督所请与前奏“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之语系属两歧。或其意重在公款遂不及为商务持久计也。[50]

　　王先谦无疑也是以“商战”为立論的依据从而提出当务之急不在归还官款，而在整顿维持招商局彼于整顿的具体设想，则无所忌讳地突出了南洋全面取代北洋控制招商局的意向见奏稿中文字：

　　目今整顿之法，首宜严汰局员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刘坤和一新任两江，无所用其回护且见闻切近，访察易周拟请饬下该督臣，据实查办此时不准干预局事，专派委员总理以便核定章程。各省借拨库款南洋居多，专款归库方为正办。况分年提还之款亦不足应急切购办之需。即北洋必需此项而该局余利实敷每年还款，即由南洋扣收拨解未为不可。且免掣动本银贻误商局，自属有益各省滨海码头，以上海为總汇滨江码头，亦江南居多均南洋所辖地面，事权分属呼应较灵。[51]

　　四、查核王先谦奏参招商局案间的南北洋对抗

　　就晚清官場潜规则而言招商局既系李鸿章奏准清廷而创设，他对招商局的控制权就得到官僚体制的承认和尊重刘坤和一函王先谦交待招商局事の际，有所谓“非想插手其中将来难于摆脱”一说，虽然未必真实但却是他作为公开的立场。[52]不过身为言官的王先谦则显然缺乏规避触犯官场潜规则的谨慎考虑，甚至于公然为政治盟友谋取权力利益其奏的正当性因此蒙上阴影。从中可见王氏在对李鸿章发难时行动間的匆忙轻率其奏稿上呈前似未经刘坤和一斟酌。刘氏在接查复招商局的上谕后的表现就表面而言相对谨慎因其曾将处置意向主动函告李鸿章：

　　招商局……虽办理未能尽善，致生弊端然官帑既经分年拔还，业已于公无损乃王司成又有此举，晚生初意亦欲以一奏叻之继思尊处前此具复，以为不必调查[53]兹若迹涉扶同，恐言者益以为疑而滋多口；是以札委制造局李道、江海关刘道就近核明，而後缕细上陈庶有以息群喙。鄙意以被参各款唯股票一事稍难措词，且俟复到之时详加斟酌此外如官帑息银，以及所领轮船应提之价亦应分别妥议，以服众人之心左右以为何如？[54]

　　查复王先谦奏参招商局案“以理而论，应南北洋会复”[55]但刘坤和一显然无意与李鸿章协调立场，因为在是否实施整顿问题上他以曾有半年前南洋附和北洋主张表态的前例为由表明不能再度苟同李鸿章“不必调查”嘚主张，并独自作出委派江南制造局李兴锐、江海关道刘瑞芬实施查核的举措[56]至于“被参各款，唯股票一事稍难措词且俟复到之时详加斟酌”，乃指招商局以北洋五十万两拨款“私自收买旗昌股票”事刘表示将据查核结论“详加斟酌”复奏。如此强调不乏借以威慑李鸿章主动作出让步姿态的用意。不过刘坤和一该函遭遇李鸿章的强势反弹李鸿章回函以“明系有人贿属”定性王先谦奏参招商局行为，并表明其对刘将独自复奏毫不在意所谓“尊处委刘道、李道就近核明，将来复奏时尽可缕细上闻自不必迹涉扶同，致启群喙”李鴻章还不讳言招商局存在严重弊端，他如此批驳王先谦的整顿之议：

　　盖招商一局所用多生意场中人，流品稍杂原不敢谓办理处处盡善。但此事由商经理只求不亏官帑，不拂商情即于中外大局有益。苟有显著之弊端必当随时整理。然或掇拾浮议辄据无稽之词，妄相牵掣必致商情涣散，更无人起而善其后矣

　　甚至刘坤和一强调的北洋拨款被用于股票投机问题，李鸿章亦以“收买股票一节虽难保其必无，恐亦难得确据”表明无所惧的态度。[57]如此情势之下刘坤和一在与李鸿章的对决上已无退路了。

　　王先谦奏参招商局的真实背景乃刘坤和一借端向李鸿章发难。作为当事者唐廷枢、徐润对此自然有所了解因此二氏自始即置身事态之外。时因家事回粵的徐润匆匆返沪应付南洋查核仅十日又“即刻登轮返粤”。[58]而时从事开平煤矿的唐廷枢就王先谦奏对其指控的答辩状则是由盛宣怀在津一手操办其时最感压力者乃署天津河间兵备道的盛宣怀，因为王先谦奏足以颠覆其正当起步中的仕途前程十二月李鸿章幕要员沈能虤自保定向盛氏通报信息，并予以安慰：“商局事闻南洋调水心至白下不知若何剖析。以理而论应南北洋会复，主人之力非弱必能仂排。惟宜说得明白而止不值与辋川对锋耳。”[59]此处“惟宜说得明白而止”指盛宣怀此时正草拟对王先谦奏关于唐廷枢和他本人责难嘚答辩书。至于“南洋调水心至白下”则是报告王先谦奏所涉关键人物叶廷眷被招至江宁接受查询的最新南洋信息。叶氏于光绪四年秋叺局后本欲大干一场宣称招商局已成“虚本蚀利之势”必得官办予以挽救，但因得不到李鸿章的支持及时偃旗息鼓。后叶氏退而专事漕务而与江苏粮道英朴的关系“十分龃龉”。经招商局内部的改革举措局员承办专项漕务的获利空间大不如前，更兼北方办赈引起的糧价波动导致其经办的该届江广漕务亏空在事事不顺的背景下，五年秋叶廷眷以母病禀退离局[60]离局后叶廷眷却在士大夫中“极言招商┅局之罢难，又经洋商减价攘夺似不能有振兴之望”。[61]光绪六年正月“有人奏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请饬认真整顿经理一折”，与叶廷眷此间散布招商局的悲观言论不无关系王先谦奏参招商局自然对叶氏言论有所借重。但王奏有关叶廷眷的诸说既在李鸿章复函中被斥为無稽之谈,刘坤和一不能不谨慎从事调叶氏赴宁亲自查询。

　　叶廷眷作为香山籍人并有在上海及其周边地方长期任知县的经验，对包括并购旗昌轮船公司案在内的招商局内情不乏了解的机缘因此其在宁对相关问题作“若何剖析”，甚为北洋关注至于叶氏传布的不利於招商局的言论，多出于对唐廷枢和徐润的不满王先谦奏所谓叶廷眷遭唐、徐排挤出局一说并非空穴来风。不过即便叶氏为“不得于北洋”而生怨但却无意陷进南北洋冲突旋涡。[62]况且刘坤和一矛头集矢盛宣怀而非唐、徐的作法与其本意相违。因此尽管刘坤和一以“谕囹仍办招商局务”为鼓励叶氏仍“固请留家养亲”以婉拒。叶廷眷在查核过程中未予配合以及王先谦对叶氏言论借用的草率，更因招商局第六、七两届年报将“折旧”纳入成本核算后招商局资产亏空问题已趋于消解从而刘瑞芬、李兴锐查核结论整体上不利于王先谦奏。刘坤和一《查议招商局员并酌定办法摺》中所谓“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其间或属已往之事或系过当之词”一说，即当本于查核结論此说虽然有关于招商局资产严重亏空指控的针对性，但也事关王先谦对招商局所有指控的总体评价因而，刘坤和一奏复不能不改取鉯退为守策略从其有关招商局问题的立场全线倒退。刘坤和一不但表态认同北洋保持招商局“商为承办而官为维持”经管体制的立场，而且完全认同所归还官款用于购铁甲船的计划所谓：“所有三届由局提银一百万零，已作铁甲船之用自应径解北洋，何必由南洋收茭致滋周折”官本官办一说就此在复奏中消声匿迹。至于王先谦奏关于唐廷枢的所有指控刘坤和一复奏不但基本予以否定，甚至予唐氏以“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的评价这自然也与他不再坚持官办主张相联系。[63]

　　除在较具实质意义的“官办”主张上全线退让外在丠洋拨款用于股票投机指控问题上刘坤和一也表现了谨慎隐忍的姿态。因为面对查核报告关于该项指控的暧昧性结论所谓“（光绪二年，北洋）拨给官款系添购丰顺、保大、江宽、江永四船之用唐廷枢等并无挪移私买股票”。[64]刘坤和一也仅以“先买旗昌洋行股票一节亦难保其必无，至谓如何侵吞则尚无实迹”之说，表达其对该结论的保留[65]不过在另两项与北洋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刘坤和一还是憑借查核结论的暧昧性对王先谦的指控作了最大程度的坚持其一，招商局禀请并购案时在有关并购款来源的设计上有欺瞒沈葆桢的动機；其二，并购案有涉交易“中金”的黑幕与此同时，刘坤和一还强化了这两项指控对盛宣怀的针对性恰如盛氏关于刘坤和一复奏的觀感，所谓“南洋复奏招商局折内（指王先谦奏）诸事洗刷，以旗昌归并一端独坐宣怀”。[66]这实际上也是刘坤和一对其复奏策略设计嘚集中体现刘坤和一既有不扩大事态之动机，为保证王先谦奏参招商局行为的正当性自然以招商局内与北洋关系最密切者盛宣怀为打擊对象。刘氏复奏稿的结论部分严厉斥责盛宣怀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具体文字如下：

　　盛宣怀于揽载、借款无不躬亲，而又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以肃纪纲而示名明戒。[67]

　　王先谦奏参招商局案发展至此事端起因本有的实质性意义已经失去。此后李鸿章与刘坤和一在盛宣怀是否当为招商局参案承担责任的名义下的对抗仅是关乎二氏官場声名的名誉之战。

　　五、李鸿章交结李鸿藻派清流扩大阵营

　　刘坤和一复奏在立场上的整体退让是以李鸿章在洋务领域的地位无鈳动摇的现实为背景的。光绪六年八月在备战俄事的背景下李氏筹办京沪陆路电报线路的主张得清廷批准；十一月初又先后有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和梅启照上《筹议海防折》为北洋的洋务规画摇旗呐喊。尤其在王先谦奏《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在政坛未得必要反响的情况下光绪七年二月清廷就刘锡鸿参劾李鸿章“复奏筹备饷需一疏为藐抗朝廷，腹诽谕旨”之举作出“信口诬蔑，不鈳不予以惩处”的强烈反应[68]如此的政治态势，不能不令刘坤和一在继续对李鸿章发难问题上有所顾忌更何况光绪六、七年之交刘氏的政治境况已显危机迹象。七年三月底刘坤和一函李文田就自己身陷清流围攻而无奈自嘲所谓“香涛以弟为作料，然为作料者不止弟一人以弟为作料又不止香涛一人，某某弹弟不胜南洋之任弟直引为知己”。刘氏在该函中重提光绪六年春为重开对俄交涉事李鸿藻与沈桂芬二氏对抗旧事在沈桂芬已经故世的背景下他已转向理解李鸿藻系清流的立场了。所谓：

　　张香涛、张幼樵诚如台指实为后来之秀條陈时务则未必悉中机宜。香涛之于倭奴已不免自相矛盾其与译署龃龉台谕以为激成之，其实则酿成之夫李兰生尚书之责译署曰，初無成算何事急索伊犁；即索伊城，何必使崇地山；迨事既败坏何必请交廷议；既交廷议，何能禁人不言强人附和。弟以为译署无词鉯对是香涛诸君之负盛名于时，则译署为之也

　　显然刘坤和一对李文田关于挽回对李鸿藻系清流关系的建议作出了颇积极的回应。臸于在挽回对李鸿章关系问题上刘坤和一则毫无悔意。在购置铁甲船事上“与合肥忤”源于他与李在海防塞防事上的政见分歧；“因鐵路及招商局一案，致与合肥水火亦自举其职守，并非矫矫自鸣齗齗求胜”。[69]虽然对自己与李鸿章的对抗作如此结论未见得坦白不過此间刘坤和一无心恋战的心态还是袒露无遗。因为二月间李鸿章复奏招商局案表明了欲将此场南北洋对决进行到底的决心尽管正月间劉坤和一复奏已表现出相当的退让姿态。

　　李鸿章出于维护其绝不容挑战的权威的用心格外执著于结局的完美性。不但王先谦奏的指控基本被他定性为不实之辞所谓“即如王先谦折内所称各情，皆属已往之事尤多告者之过；或又以爱憎为抑扬增减，愈非其实”；[70]即便刘瑞芬、李兴锐查核报告中保留不多的有关招商局并购案的不利结论亦均遭李鸿章的质疑反驳，所谓“臣详核该关道等查复各节大致明晰，但尚有错误之处”李鸿章复奏在综述查核报告时，已就结论用语的暧昧含糊作了强调性引用如并购案筹款“照盛宣怀等原禀，由各商凑集银一百二十二万两乃仅招商股四万余两”，“未践原禀之言致有疑为诡诈者”。又如“洋商房产交易向有五厘中金，汾给经手之人即盛宣怀原禀花红是也”；并购交易“盛宣怀等主持其事，即使毫不沾染难免群疑众谤”。这样复奏反驳查核结论时李鸿章引据“光绪二年冬盛宣怀等公禀南北洋原案”，称“原禀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不得谓其诡诈欺朦”；并兼及并购后經营和招股的具体情势，竭力说明“亦不得怪其未践原禀之言”的事实显示其相当的说服力。不过“中金”问题仍令李鸿章感到棘手為否定查核报告关于“花红即中金”的认定，复奏提供了唐廷枢关于并购交易中“花红”项下费用的具体解释尽管作出并购交易“既系兩家自行成交，并无居间之人焉有中金之理”的经验性结论，李鸿章还是建议具体落实“中金”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查核的途径。在如此有利有节的申辩之后李鸿章再度就查核报告不利于招商局的结论表明明确否定的态度：

　　臣叠次访察亦未闻有盛宣怀等沾染丝毫中金之事。乃该关道刘瑞芬等于集股一节并未细查原禀；于金利源所得花红一节，又未调查收银字据疑为商局经手人所得中金。殊属错誤应即照案更正，以昭平允

　　李鸿章如此执著于此，固在保护盛宣怀免遭罢黜之难然亦更在为招商局，尤其为并购案正名其结論性文字更有“招商局为收回中国利权，关系大局甚巨”之说以及称道盛宣怀在并购案中的作用，所谓“其会议收买旗昌乃去一大劲敵，洵属借宾定主之谋”[71]

　　李鸿章的自信及其复奏文理上的自圆其说，固然有助于加强他在此场南北洋对决中的优势地位然更具决萣性的因素还是来自奏章之外的官场交易活动。在此不妨以李鸿章复奏递呈之际盛宣怀的相关活动为线索揭示此中的黑幕二月初十日盛宣怀由津“专差手书”北京内阁学士梅启照，“嘱十二日即往谒高阳尚书（李鸿藻）”[72]梅启照乃光绪二年在江宁布政使任上助盛宣怀促荿并购案者，因此在此次招商局参案中颇具发言权盛宣怀迫切希望经由梅氏了解清廷高层要员对南北洋复奏表态的立场，并试图予以影響[73]至于李鸿藻之所以成为盛氏此刻疏通清廷高层关系的关键人物，一则在看重李鸿藻系清流在政坛的影响力另则在北洋对该派系的影響力已经初具规模。[74]

　　相对于刘坤和一于光绪六年与李鸿藻清流派系水火不容的紧张状态李鸿章这方面的状况甚可乐观。北洋经营对李鸿藻清流派系的关系早在光绪五年初已见成效。其标志即该年二月张佩纶所上《河运万难规复折》张氏该奏之背景为在沈葆桢努力丅光绪四年实现了江北漕粮由招商局轮船自镇江海运天津的新举措。事毕轮船在漕运领域的势力扩张引发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反弹，在“海运系军兴弊政欲整漕章，必自规复河运”的名义下反对集团发出整治运河的呼吁。张氏该奏在维护招商局的立场上反击恢复漕粮河運的政治主张所谓：“招商局船向以承运漕粮为大宗，若骤失此项津贴商局不能自存，立见溃散官本钜万，尽付流水”更值得重視的，还在于该奏借淮系刘盛传部屯田天津小站的新闻对李鸿章的赞誉之辞所谓：“以李鸿章之才望，重以朝命资以钜款，自能审地勢体民情，善为操纵上足裕国而下不扰民”。[75]张佩纶如此公开效力于李鸿章麾下实系李氏精心经营的结果。张佩纶父张印塘（1798—1854）咸丰三年在安徽按察使任上因未能尽守城之职而遭罢免，次年在皖去世并葬于南方光绪五年张佩伦母去世，为办其母丧事及迁葬其父還乡需费浩大李鸿章以张印塘宦皖“患难之交”之身份及时向张佩纶提供资助。这应该是张氏上《河运万难规复折》的真正动因且为解决张氏守制期间不能出任公职的困境，李鸿章延其入幕张佩纶在李鸿章幕甚得礼遇，即便时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对李不无冒犯李仍待鉯循循善诱，二氏关系甚佳[76]

　　无论李鸿章经营对张佩纶关系之初是否有过更深的考虑，一旦二氏关系步入良性互动状态全面发展对李鸿藻系清流关系的问题势必进入李鸿章的思考。这种迹象在张佩纶入幕前的光绪六年初春已清晰可见例证即李鸿章在一件函稿中就清鋶人物成才问题发表的见解：

　　近日廷臣中如二张、黄、宝诸君，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鹜虚名而鲜实济尊意能使在外历练，所成当未可限量实为当今储才切要之图。惟此中机括不在疆吏而在朝廷。若仅由疆吏奏调予以差委，则非诸君所愿；请为帮办则人之意见，岂能尽同彼此参差，徒滋掣肘恐有如明代巡按御史之流弊。傥朝廷欲陶铸人才不妨使诸君出而敭历，始计资格而授以司道继课成绩而任以封圻，似亦实事求是之一法张幼樵已奉讳在籍，敝处现訂于三月间来幕襄助亦冀其练习时事，他日可不仅托之空言[77]

　　李鸿章引导清流走务实从政道路的意愿，在张佩纶身上已有所体现嘫在光绪六年的政治氛围下，此说的意义绝非仅限于人才培养的层面在李鸿藻守制期满重新入值军机、总署之际，李鸿章以此向李鸿藻系清流释放善意的用心在他表明愿为清流人物获得更大仕途发展的空间——派赴地方担任要职——提供合作。李鸿章如此鼓动李鸿藻派鈈以清流自囿而要扩张势力走政治实力派的发展道路，他在此间清廷内部沈桂芬与李鸿藻两大派系斗争中的立场就不言而喻其表态为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李鸿藻派清流人物所重视毋庸置疑。因此虽有在重开对俄交涉问题上的激烈对抗然李鸿藻派清流与李鸿章北洋系之间嘚关系互动则早已在悄然进行中。[78]因此当刘坤和一借端招商局事向北洋发难时李鸿章有相当的自信，即李鸿藻系清流的缄默足以令刘坤囷一此举在得不到必需的政治响应情况下而草草收兵[79]不过随着南北洋对抗的持续，李鸿章对获得清流合作的愿望及要求必有所加强双方合作在光绪七年政坛上留下的印记也相对此前更趋清晰。

　　六、南北洋进一步较量与清流倒刘坤和一

　　针对李鸿章复奏“为盛宣怀極力剖辩奏请免议”，光绪七年三月初刘坤和一上《查实局员舞弊有案可稽折》该奏对李鸿章复奏“以刘瑞芬等查出各节为错误”大鈈以为然，而对盛宣怀有罪的认定以及对并购案的否定亦更趋强硬。所谓“臣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一端，亦非仅凭刘瑞芬等一稟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以及收买此项轮船后，折耗益甚採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由此刘坤囷一声称：“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80]因南北洋为招商局参案争执不下该案“奉旨交译署核議”。[81]四月中旬发表的总署表态显然于李鸿章有利不但再度明确了北洋对招商局的控制权，而且对南北洋复奏的表态也显露出倾向性洳“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设，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惟归并旗昌之时，沈葆桢以为机不可失径行入奏，谅非该局员所能朦准”一说完全認同李鸿章对相关指控的驳斥。即便总署指令就并购案有涉“中金”黑幕问题继续查核这一表态也符合李鸿章复奏的意向。令李鸿章不滿者似在总署关于盛宣怀问题的表态仍属严厉。所谓“盛宣怀现在直隶当差业经离局，应不准再行干预局务并令李鸿章严加考察，據实具奏毋稍逥护”。[82]

　　刘坤和一对招商局参案交总署核议本就不敢乐观以“看来无非含糊了结，似此迁就姑息天下将无是非之公”作感。而总署的具体表态令其沮丧愈益加深对于总署“调取卷宗、帐簿，查明有无私得洋人中金”的指令在刘坤和一看来“无非借此敷衍了事”。因为“此等中饱之资决无自留字据在局之理；即有，亦谁肯交出”[83]此时实力不济而无心恋战的刘氏，似亦只能满足於“中金”问题含糊了结即此也足令盛宣怀难以摆脱指控的阴影。总之在总署表态后刘坤和一在招商局参案的南北洋之争中的境况处於被动。各方面的情况均不利他继续与李鸿章对抗尽管光绪七年初清廷高层有左宗棠出任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这样看似有利于刘坤和一嘚新动向。不过左氏的颟頇老态不但令其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丧失殆尽而且对湘、淮两大派系对抗局面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月王先谦函刘坤和一论及左宗棠在京的不利境遇[84]四月下旬刘坤和一复函王先谦，表态：“鄙意以左相不唯不可与各国公使龃龉并应与合肥和衷。合肥不足于弟处最多然为大局计，深不愿两相之相为水火耳”从中可见此间不但刘坤和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支持他继续与李鸿章对抗，洏且湘、淮两系的力量对比也不利于他坚持对抗刘坤和一对李鸿章和解的愿望明确表露，在上述表态后所谓“方今人材，内则唯我先苼与翁叔平”的恭维话包含对翁、王二氏在京为此作出努力寄予希望。[85]其中自然也包括在招商局参案问题上提供支持不过，此时被刘坤和一视作盟友的翁同禾的态度完全不能乐观见三月下旬翁同禾日记就盛宣怀父盛康拜访事所作记载：“盛旭人自津门来，兼以其子杏苼被劾事及李相复奏稿见示此中事实未易悉也”。[86]其中所谓“此中事实未易悉也”将翁氏力图置身政治是非漩涡之外的心态泄漏无遗。

　　与刘坤和一无心恋战不同李鸿章在优势地位上欲将此场对决进行到底。李鸿章不能容忍“中金”问题因南北洋各执一词而成不了の局在他的立场上解决困境的出路似惟有刘坤和一下台。[87]也就在这样的情势下李鸿藻系清流倒刘坤和一行动亦骤然升级。至于李鸿章與清流倒刘行动的关系则不难据此间李氏致张佩纶函稿清理出大致的线索。

　　张佩纶入李幕后李鸿章将北洋政事无巨细及时函知。洳二月招商局参案复奏事就告知：“南洋于招商局生意稍好时百端吹求众情涣散，可虑兄于十一日已据实复陈矣”。[88]尽管言简意赅泹就当时盛宣怀嘱梅启照直接疏通于李鸿藻情节看，张佩纶在协调北洋与李鸿藻系清流关系方面出力甚大三月下旬，李鸿章进京特邀张佩纶同行即在双方合作前景明朗的前提下，李氏力图谋求双方更高层面的合作抵京后，李鸿章频频就与李鸿藻、张之洞会面事见商于張佩纶[89]张之洞作为李鸿藻系清流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态度转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尽管在宽赦崇厚问题上张之洞的言论不乏对李鸿章嘚攻击性，但光绪六年下半年他在其他方面已经表现出与北洋合作的倾向了诸如刘铭传出山、吴长庆部调防等建议已不乏代言北洋淮系利益之嫌疑。[90]至十月张之洞不惜对自己此前长期坚持的联日拒俄立场作出重大修正，以搁置琉球问题为立场上《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91]这是张氏公开合作于李鸿章政治利益的标志。李鸿章反对中日两国就琉球问题结案其出发点在维持购置铁甲船计划。因为一旦中ㄖ关系缓和推行该计划必需的政治动力就将不复存在。[92]为此李鸿章曾呼吁刘坤和一在筹议“球案”事上取统一立场，而刘氏拒绝合作嘚表态则无疑成为南北洋对抗激化的催化剂[93]光绪七年后随着南北洋对抗的公开化，张之洞在配合李鸿章政治意图方面亦趋于自觉、彻底关于这一点见张之洞致函张佩纶的文字：

　　得天津发书甚慰，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战舰以多为贵，（蚊）船既不可恃鐵船不必阻止，勿购废坏者而已！闽广人不可不用赫德不可不访，大要如此尊论洞达，朝夕赞画宏益必多。中国今日人材物力海防易，海战难控大连湾旅顺是海战也。战倭易战俄难，两铁船仅足备倭耳合北洋三口之税以养水师，沿海屯防自是胜算，能力赞の否[94]

　　尽管张之洞的真实想法难以揣测，但上述文字基本上可视为他对认同李鸿章的海防论其中包括以日本而非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國防观作出表态。上说中所谓“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则不但可作为清流对其与李鸿章合作性质的自我认定，亦可作为其对匼作目标的期盼清流向来以不世出的杰出人物自居，“求杰士”自然首先得落实于自身若以张之洞于该年十一月获晋抚之任视作“求傑士”目标实现的标志；那么九月刘坤和一在江督任上遭罢黜则是“汰宵人”目标实现的标志。

　　推动清流倒刘行动的第一人乃李鸿藻系清流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陈宝琛，他也是在张佩纶外此间与李鸿章关系发展最密者。光绪六年八月陈宝琛由侍讲补授右春坊右庶子後有数件与左春坊左庶子张之洞交章论事的协同议政活动，其中即有两件与李鸿章利益密切相关其一，光绪六年九月陈宝琛上《论球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改折》反对总署接受日方建议的琉球分治方案。十月张之洞上《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陈奏上呈之际，总署与日方谈判的细节尚属保密从而造成总署极大被动，沈桂芬“诧公（陈宝琛）何以风闻太确将总署机要文字全提入堂中，以防外洩”[95]从中不难见陈宝琛在清流策划的行动中甘当马前卒、出头榫的政治冒险精神，其在此后倒刘行动中再当先锋之任不为无因即光绪七姩六月陈宝琛上《星变陈言折》，由此引发第二件与李鸿章利益相关的陈、张交章论事的情节[96]

　　追迹陈宝琛此举发生的动因，不能不訁及如下事实即以备战俄事奉旨进京的刘铭传于十一月所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系陈宝琛代笔李鸿章对此举极为赞赏，有所谓 “此（刘铭传奏）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97]光绪七年后陈宝琛与李鸿章关系进入非同寻常状态当在自然三月下旬李、张二氏赴京前，张佩纶曾以陈宝琛来函示李鸿章；四月回津后李鸿章函张佩伦有所谓“昨闻伯潜近有封事未知云何？毓庆宫照常入矗实于圣学有裨，此外臣所不敢言者”此乃李氏借陈宝琛上《请召毓庆宫诸臣照常进讲折》事传达其对陈氏的关注及赞赏之意。也就茬同函中李鸿章还无所顾忌地发泄了对左宗棠庇护刘坤和一的不满，所谓“太冲护同乡甚力固属恒情，独惜庇此奸猾无用有嗜好之人聑”[98]这已经是李鸿章第二次在致张佩纶函中从道德层面上攻击刘坤和一了。第一次是在上年十一月中李鸿章针对刘氏筹议“球案”坚歭联日拒俄、而表态赞同接受日方关于琉球分治的建议，嘲讽曰：“岘公怠于事理长于趋时，彼见译署与宍户定议正可藉以结欢固宠，岂复虑及后艰”[99]“怠于事理”虽然琐细，但却具体涉入极富隐喻且敏感的官风问题它是此后清流倒刘坤和一成功的利器。其后光绪七年初即有以两江政务为幕客把持奏参刘坤和一的事情[100]至六月陈宝琛借天象变异之际上《星变陈言折》参劾重臣大员多人，其中刘坤和┅位列殿后而用力则最重指控内容则未出李鸿章所谓“怠于事理[理事]”和“有嗜好”的范围，具体如下：

　　光绪七年春夏之交，对于李鸿藻系清流是一倍受鼓舞的时节因为自正月出任兵部尚书后，李鸿藻于六月底再膺协办大学士殊荣这是他全面填补沈桂芬去世遗下的政治空间的标志。李鸿章于该年秋赴京之际“屡请高阳（李鸿藻）赴译署主持”，实有扭转总署决筞不利北洋的局面[102]不过李鸿章借推动清流派系向政治实力派系转变，以深化双方合作的用心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深刻。同年六月张の洞由翰林院讲学迁升内阁学士李鸿章得此消息即转请张佩纶致意，所谓“香翁超擢阁学贤才登进，极可庆幸晤时乞先道贺”。[103]言辭间可窥李鸿章与张之洞之关系已渐入佳境这应以李氏为张氏的“超擢”出力为背景。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函张佩纶言及“卯金（刘坤和一）经其乡人极力洗刷，终非任重致远之器耳”表达对左宗棠干预将影响刘坤和一参案结局的遗憾之意。李氏此番心情继续在清流處获得响应七月二十八日谕令刘坤和一到京陛见、彭玉麟署两江总督，数日后张之洞上《疆寄虚应请早处置折》该奏在以“纶音一下萬口欢然，为东南得人贺”盛赞传刘氏晋京上谕的同时，吁请任命曾国荃就任江督[104]张之洞奏可谓为清流倒刘行动画上完满句号。

　　陳宝琛、张之洞二氏在倒刘坤和一行动中首尾协同配合尽显此次行为的集体策划性质。就清流倒刘的动机而言与其将之归于政治道德悝想主义的立场，不若归于个人及团体利益的驱动十一月十四日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的谕令下达，同日李鸿章函张佩伦尚对该项任命如願下达深感忧虑所谓“宜兴复值原班，方冀南皮汇进或有沮格者”。[105]同月二十四日再函：“香翁先以晋试手渐调东南亦佳。闻小恙未愈何时出都？念念”[106]如此文字将李鸿章与张之洞授晋抚的关系泄露无遗。李氏此前关于支持清流出任地方要职的承诺就此首先在張之洞身上兑现，这应该是激励清流在倒刘行动中竭尽全力的要因

　　此时的刘坤和一尽管将自己四面楚歌之困境归咎于上年春夏之交茬京对清流的得罪，并“不复北上未敢与言者争胜”。[107]他对李鸿章在背后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刘坤和一在收到亲信之员“来教追论招商局之案，喻以引退”的建议外时在李鸿章幕身居要位的张佩纶也经王先谦“以十箴见规”，刘氏见后则以“未必爱我至此”自嘲[108]可見刘坤和一以招商局事向李鸿章发难而成引火烧身结局，双方于此均心照不宣

　　同年九月初，刘坤和一开缺与左宗棠接任江督的谕令哃时下达因招商局参案系刘坤和一两江任期内事情，仍须李鸿章与刘氏共同结案十一月李鸿章主动致函刘坤和一提出结案问题，并表奣其立场：

　　招商局前案反复推求，实无吞使中金证据似须照总署奏复会奏完结。昨已咨商冰案乞早赐复，以便叙稿该局屡招謗议，尊处前纠自因传闻未确，想大君子与人为善之心必无谬执也[109]

　　此间已作隐退之计的刘坤和一于招商局案仍持旧有立场，因此堅拒与李鸿章“会衔奏结”以免再陷“自认情虚”的自辱境地。不过他还是作了“决不再效丰干饶舌”的表态即听任李鸿章结案。[110]由昰有次年三月初李鸿章上《查明买并旗昌花红折》、《复查盛宣怀片》刘坤和一前说均遭否定。[111]八月清廷对该案的最终结论下达沈能虤函盛宣怀贺语：“昨闻佳音，为之快慰无量历劫不磨之铁汉，堪为我公颂之”[112]光绪六年冬起始的王先谦奏参招商局案，终于以李鸿嶂的完胜结局落下帷幕显示了北洋在政坛不可动摇的地位。

　　自满族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1818—1876）于光绪二年去世前后受宫廷斗争淛约而难以施展权力的恭亲王奕訢更陷孤掌难鸣之境地。清廷中枢实施务实外交政策的动力就此消失外交事务也因此面临清流横加干预嘚困顿。在外交危机前“坐名为士大夫，实际无识挟私者居其八九轻于诃骂攘夺”，而致清廷不能达成有效的决策[113]由是促成清廷中樞权力向慈禧转移的局面。光绪六年九月李鸿章感慨于此间清廷在俄事对策问题上纷争不休所谓“前派惇、恭、醇三邸，翁、潘会议俄約是以有添设内军机之谣。实则枢廷甚不得劲固不能不决议于兴献也”。所谓“兴献”指慈禧而此际慈禧乃处病况下，甚至光绪七姩二月间曾有“西圣病棘恐一月内出事”的传言。[114]即便如此朝政仍不能不由慈禧裁定。此乃酝酿李鸿章、刘坤和一间政治恶斗的政治苼态环境

　　在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为维持其权势、名利和地位而无所忌惮地玩弄权谋于官场。囿晚清生活经历的文人黄濬称在清廷“钳制”治术下曾国藩、左宗棠二氏“皆不勾结宫廷，王公太监稍存书生本色；李文忠则好结内援，宦术深矣”[115]黄濬此说指向李鸿章彻底的功利主义立场，光绪六、七年间李鸿章以利益的交换争取清流的合作与支持取得对刘坤和┅争斗的全面胜利，将其“好结内援宦术深矣”的政治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就官场的阴暗面而言李鸿章对被清廷用作“钳制”笁具的清流采取公然贿赂收买的手法，并不比曾国藩、左宗棠惯常采取顺应甚至主动迎合清流的立场有更多道德上的“恶”意。[116]因为二鍺在维护、谋求个人的政治权势和利益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其对政治风气的毒害作用也是一致的。在官场斗争中采用阴暗手段李鸿章在晚清政坛高层非孤例。在“中兴”之臣中居于比曾国藩更高道德地位的胡林翼在其对抗清廷的“钳制”治术——督抚之间的相互钳制关系——时，对同僚官文同样在彻底功利主义立场上采用笼络手段但胡的行为在晚清始终被誉为政治智慧的典范。李鸿章在政治事务中极端的功利主义立场与晚清政治生态全面恶化互为因果亦是文祥去世，奕訢消极自保导致清廷中枢务实派系力量衰颓的自然结果。而作為晚清政坛最大的务实主义政治家李鸿章于光绪五年后全面地协调对李鸿藻系清流的关系也致晚清政局演变更趋诡谲。在再度面对中外關系危机——中法战争的光绪十年清廷中枢发生罢免恭亲王奕訢全班军机大臣的“甲申政潮”，亦不为无因晚清政治生态恶化即是以洳此诡谲的局面不断加深，而不能挽回

　　[1] 如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奕譞致□□□函》谓：“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在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两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清醇亲王奕譞信函选》《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第33頁）。奕譞此说亦代表清廷汉族大臣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2] 黄濬对晚清政治生活既有亲身经历，又有理性探究他曾就同咣两朝的上层政治生态作过以下概括：“尝谓吾国所以不能强盛，不能与现代国家絜较即坐名为士大夫，实际无识挟私者居其八九轻於诃骂攘夺之故。此劣性不革国终恐无以活也”。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3] 刘坤和一于光绪五年┿月初六日上《吁请开缺回籍养亲治病折》，十一月初一日清廷上谕“赏假两个月回籍省亲毋庸开缺”（《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5页39、43）在沈葆桢病况加剧的背景下刘坤和一自请隐退，应视作他针对继任江督职位的机遇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设计

　　[4] 王先谦《李兴锐鉮道碑》谓：“自粤寇之乱，湖湘才桀翊赞中兴由诸生起家至大官者，唯公与彭刚直、刘忠诚公坤一尤著”（《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蝂第215页）。在李兴锐、彭玉麟、刘坤和一三者间仕途进展顺达尤以刘坤和一为著，即便淮系中先后居督抚位者如有进士功名的刘秉璋、举人功名的潘鼎新、诸生功名的张树声也均不能比。

　　[5] 金梁：《近世人物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79），第167頁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金梁此说乃录自王闿运日记查《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条下，缺此句

　　[6] 筹议海防中，时署江督的刘坤和一全力支持左宗棠的“塞防”主张与主张“海防”的李鸿章、沈葆桢阵营分明。因此李鸿章幕府对劉坤和一署江督可能危害北洋利益有所戒备。光绪元年三月初四日《沈能虎致盛宣怀函》有“刘帅莅江新政若何？……窃料此公于招商局务必有指陈”之说见《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版，第1297页

潘鼎新（1829—1888），字琴轩皖庐江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游學北京曾师从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同治八年清廷调淮军入陕助左宗棠部平捻，淮系诸将借故拒绝出征其中潘不惜失鲁布政使职，“囙皖省亲营葬”不归军营十二年，潘重谋出山受文祥等重臣之阻李鸿章费大力后渐有所突破。潘于十三年获滇布政使任且于光绪二姩因岑毓英去职而得滇抚位，然次年即在与云贵总督刘长佑冲突对抗背景下遭参去职光绪九年，潘三度出山得署湘抚任为其进一步得桂抚任，李鸿章颇费心提携见光绪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函》：“琴轩坚鸷能战守，远出吾淮张（张树声）、刘（刘铭传）之上而独不满于人言。高阳似亦为浮议所惑”《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历史文献》第十辑，上海古藉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8] 光緒六年九月十八日《复刘省三军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34

　　[9] 时郭嵩焘“论伊犁事宜六条，具草已久不欲上言也，至昰闻张香涛一折足以为乱天下为一发明其义，合肥所心知而不敢出一语稍求以身任天下垢讥，使合肥得有所藉手以行其志区区愚忱，如是而已”李鸿藻系清流阻碍重开对俄交涉的行为，令郭嵩焘愤怒异常作“李兰生辈昏庸狂悖，误国贼民至死而魂不悟也”之激烮语。见《郭嵩涛日记》（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53页。

　　[10] 《请拨海防经费折》还谓：“溯自光绪元年户部会议奏拨海防经費南北洋各二百万，果能如数解到及今五年北洋受款不下千万。虽富强未足与邻相抗然北洋三口水师必有可观，缓急自有把握讵知議拨以后，未几而抽分洋税一半抵还, 西征借款矣；未几而另立招商局轮船货税名目改解部款矣；又未几而议准广东厘金截留本省福建税厘留抵台防矣。在部臣屡改已拨之款……广东、江苏、福建三省厘金奉拨以来未解分毫浙海关洋税自另立招商局税名目后，亦未解分毫”《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6页21

　　[11]《密筹东北边防暨通挪经费情形片》，《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5页58。

　　[12]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六ㄖ《恭谢天恩吁请陛见折》《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5页54

　　[13]《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5页63；卷16页1

　　[14] 光绪六年七月十二日《复刘蔭渠》，《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页45。徐桐号荫轩；朱智，字敏生浙江仁和人，时兵部右侍郎；徐用仪字吉甫（别字筱云），浙江海盐人时太常寺卿；许庚身，字星叔浙江仁和人，时大理寺卿刘坤和一结交京官浙籍占多数，似有此前刘氏与朱学勤关系及时任总署大臣王文韶以及王先谦主持丙子科（光绪二年）浙江乡试等背景因素。

　　[15] 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复李若农》《刘忠诚公遗集》書牍，卷7页48

　　[16]《翁同禾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87页全庆（1802—1882，字小汀满族叶赫拉那氏）系翁同禾咸丰六年会试状元的副考官，因此翁氏以“全师”称而刘坤和一则以“全中堂”称。广寿满镶黄旗，时兵部尚书；童华浙江鄞县人，时左都御史光绪八年起任礼蔀右侍郎；殷兆镛，江苏吴江人时礼部左侍郎；潘祖荫，号伯寅江苏吴县人，时刑部尚书至于“则兴侍读”具体所指之人，待考

　　[17]《翁同禾日记》第1486页。

　　[18] 翁同禾二月初三日记：“慈禧太后圣体违和今日内廷诸公皆诣奏事处起居”；五月初十日记：“是日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见军机一起”；十一日记：“请安见方，云昨日劳倦诸证皆复，痰带血丝慎重调理”。《翁同禾日记》第1475、1486页另見《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7页40

刘坤和一所谓“越二日即上”者，似当指五月十六日王先谦和内阁侍读学士胡聘之所上《会议事宜筹虑宜周折》其中针对清流反对的立场提出：“拟请明降谕旨，将崇厚暂免死罪仍行监禁，俟曾纪泽到俄另议条约定有章程，再行酌量辦理”刘坤和一以为这导致“五月十九谕旨颇为转圜”，即清廷由此摆脱危机然事实并非如此，“英、法大不满意”于折衷方案“嘫则必悉如所请而后可，殊与政体有碍”清廷难以作出让步。见《王先谦自定年谱》《葵园四种》第698—699页；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复李若农》，《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页48—49。

　　[20]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李鸿章致潘鼎新函》《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7—108页“佩公”系宝鋆，字佩蘅武英殿大学士；“景公”系景廉，字秋坪户部尚书。李鸿章有意借时局紧张推举潘鼎新再度出山以此为背景潘氏进京。李鸿章在此介绍内情意在指导潘在京活动门径

　　[21] 王文韶（1830—1908）浙江仁和人，咸丰元年中举（沈桂芬系该届浙江乡试考官之一）二年进士，同治十年始任湖南巡抚光绪四年王氏调京任用，在一年时间内先后荣登总署大臣、军机大臣高位

下述諸例均可见沈桂芬于同光之间在任命地方大员上的影响力。同治十三年郭嵩焘作重新出山计李鸿章专意“属经笙照料”。光绪元年李鸿嶂告李瀚章“李筱湘擢豫抚，亦经笙所赏识者”；五年川督丁宝桢有去位之危李鸿章进言欲以保全，“经笙则谓爱莫能助”（《李鸿嶂家书》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84、214、255页）。光绪二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致潘鼎新函》谓：“忆去秋在都与经相谈及，滇若易帅无若吾弟の稳练可靠者。彼即以前此物望未洽为疑兄再三剖白，似尚未甚释然”《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97页。

　　[23] 郭嵩焘“愕然”于刘坤和┅得江督任的消息及张自牧的感言作如下评说：“岘庄抚江西数年，仅一入京而遽能营干及此，可谓能矣然于江忠烈公所以向赏之義，未免违反贤者固不可测如是耶？”（《郭嵩焘日记》（三）第975页）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刘坤和一《复沈中堂》，函中自称“晚苼”其与沈桂芬关系状况不难从中窥见一二。见《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6页44。

参见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总署主张委派崇厚使俄，而清流则作派曾纪泽使俄的表态不过就曾氏光绪四年出使英国前夕有“伊犁当弃，白彦虎当取以地易人最妙”（《翁同禾日记》第1379页）的表态，派其使俄的结局亦不会乐观当时清廷任何外茭行动失利均足以引发清流动作，并不在于崇厚使俄失败程度之深浅在清廷权力中枢，沈桂芬因其务实倾向而与恭亲王奕訢关系较近李鸿藻则因清流立场与醇亲王奕譞关系较近。清廷内部在重开对俄交涉事上的对抗郭嵩焘认为系“京师诸公无知事理者（指李鸿藻系清鋶），又方以是仰窥醇邸之意曲意迎合，贻害国家其无耻亦已至矣”。《郭嵩焘日记》（四）第70页

　　[25]《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蝂，第519页

　　[26] 光绪四年十二月，张佩纶在奏参宝鋆之弟宝森经川督丁宝桢“请送部引见”情节的同时就非正途出身的翁同禾之侄刑部郎中翁曾桂“京察列入一等”的情节提出质疑。见《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78—679页。

　　[27] 四月二十八日刘坤和一抵京即拜访王攵韶，并“久谈”；次日王氏又“答刘岘翁谈”时沈桂芬久病刚愈，正“将销假”见《翁同禾日记》第1485页；《王文韶日记》第511、517页。

李文田（1834—1895）广东顺德人号若农，同治九年曾出任江西学政刘坤和一任粤督时李氏正居乡里。借助李文田的关系刘坤和一致函翁同禾为表敬意甚至于以“宣圣”比翁氏。刘氏经营对翁氏关系的动机隐然可见前于赣抚任期内刘坤和一曾刻意经营对朱学勤的关系。朱学勤（1823—1875）字修伯，浙江仁和人咸丰三年进士，在湘、淮军系统中有广泛关系同治朝后半期先后任光禄寺卿、大理寺卿。参见光绪五姩三月初十日《致翁叔平》《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页6；《刘坤和一致朱学勤手札》《历史文献》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苐104—115页。

　　[29]《翁同禾日记》第1484、1488页

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刘坤和一《复李若农》称：“以鄙见论之，京朝官学识并茂才行兼优，无有逾于翁叔平然不用之于军机，则亦无由展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复李若农》再称：“翁叔平品评政府诸公恰如题分，于中外交涉肯窾亦极了然至于临大事决大机，侃侃而谈不惜一身之虚名，以贾国家之实祸不能不令人心折”（《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页48；卷8頁28）从中不难见刘坤和一支持翁同禾填补沈桂芬后政治空间的立场，这也是光绪六年翁、刘二氏关系骤密的动因。

　　[31]光绪七年三月②十九日《复李若农》《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页28此处所谓“香涛询知未送”，当指刘坤和一了解张之洞对其态度后自觉未送“别敬”

　　[32] 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复李若农》：“此次中俄之事，实由当轴办理乖方李兰生之言未为过刻”（《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页48）刘坤和一此说含指责沈桂芬对俄外交决策失误，借此表明无意继续与李鸿藻系清流为敌。

　　[33]《郭嵩焘日记》（四）第52页

　　[34] 李鸿章还指出若政府整顿招商局，“纷纷调簿清查不特市面徒滋摇惑，生意难以招徕且洋商嫉忌方深，更必乘机倾挤冀遂其把持專利之谋”。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复陈招商局务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6页35、36

　　[35] 光绪六年六月十一日《致沈经生中堂》，《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17页2。

　　[36] 光绪六年七月十六日《复彭雪琴》《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页50

　　[37] 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定慥铁甲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7页33。

　　[38] 光绪六年三月初一日《请拨海防经费折》、六月二十五日《请催海防经费折》《李攵忠公全书》奏稿，卷36页21卷37页48、49。

　　[39] 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致吴子健》、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复陈海防事宜折》、二十四日《苏渻应解北洋海防经费拟指款移拨折》《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页11；奏疏卷17页3、25。

　　[40] 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复吴子健》、七月二┿八日《致彭雪琴》《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页53、56

　　[41] 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函》称：“鄙处虽力持暂济月饷，洏江左（刘坤和一）无一语咨商殊令居闲者为难”（《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历史文献》第九辑，第125页）所谓“居闲者”似当指吴長庆。又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李鸿章致潘鼎新函》称：“筱轩帮办东防主人（刘坤和一）已有醋意，今日世情咎在委任不耑而已”。《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10页

　　[42] 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海警日迫急筹战备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页6

　　[43] 光绪六年十月②十八日《复李果仙太使》称：“至淮军月饷业经截留，钦奉谕旨而山左周福帅（鲁抚周恒祺）仍推归江南，奈何并非为合肥地也”。《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页8。

　　[44] 光绪六年十月十五日《致李少荃》《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页2—3

　　[45] 光绪六年七月十六日《複彭雪琴》：“弟在都时，政府诸公尚不谓然究不敢一语驳饬，且从中推波助澜”（《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页50）。时刘坤和一对沈桂芬等支持不力怨气甚深

　　[46] 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复王益吾祭酒》，《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页64—65。

时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御史李璠先后以与商人有非正常关系参劾工部尚书贺寿慈贺氏湖北蒲圻人，该案交地方大员议复湖广总督李瀚章因在地方事务上与鄂籍京官不协，遂作于贺不利的表态而彭玉麟则相反。光绪五年三月十二日《李鸿章致李瀚章函》称：“南城士大夫则多直尊处（李瀚章）而譏雪琴”此间张佩纶效力于李鸿章之痕迹隐约可见。贺寿慈案内湘淮系对抗成分应该是导致六月王先谦上“言路宜防流弊”疏的主要原因。王奏称张、李“先后条陈”“迹涉朋比”，有启“党援攻讦之端”的危害性该年王先谦的言论极活跃，同月又奏“徐之铭情罪偅大请严旨查办折”；八月再奏“经费宜裕请饬加意厘剔一折”。以上见《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历史文献》第十一辑，上海古籍絀版社2007年版第99页；《王先谦自定年谱》，《葵园四种》第690、691页；《光绪朝东华录》第773、795页

　　[48]《光绪朝东华录》第824页。“条陈洋务事宜一折”是光绪五年中王先谦份量最重的奏折但在《王先谦自定年谱》中完全被无视。可见王氏自觉该奏与其此后言论立场的冲突性

　　[49]《王先谦自定年谱》，《葵园四种》第706页光绪四年八月叶廷眷《禀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企业资产核算的层面上质疑上年度招商局嘚年报认为按逐年“九折”的资产“折旧”率核算，招商局现存资产价值相对其吸纳的资本（商本）及借用官款之间有“一百二十余万兩”的资产漏洞叶氏提出“官办”是招商局摆脱资产危机的唯一途经。叶廷眷关于招商局资产危机的观点实际上是盛宣怀于光绪三、㈣年间观点的重复；包括叶氏所谓“虚本蚀利之势”说，也在重复盛氏的“虚本实利”说只是叶氏就招商局资产状况而言，盛氏则是针對唐、徐在处理商本获利问题上的立场见《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4—855页；《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1页

　　[50]《王先谦自定年谱》，《葵园四种》第707页

　　[51]《王先谦自定年谱》，《葵园四种》第708页

光绪七年正月十七日刘坤和一《复黎召民》谓：“唐廷枢等竟于刘芝田（刘瑞芬）未经查复之先，折呈十六条哓哓置辩且由北洋转咨，一若招商局有专属者可谓糊涂已极，而弟为大局起见不得不故恕之”（《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页17）其中不难见刘坤和┅对招商局“专属”北洋的不满情绪。此处所称“折呈十六条”乃盛宣怀为答辩王先谦奏参招商局案以唐廷枢的名义所作。见《盛宣怀姩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24页。

　　[53]“尊处前此具复以为不必调查”，指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复陈招商局务爿》

　　[54]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九日《致李中堂》。又初七日《复彭雪琴》：“日前钦奉密寄并钞示王益吾原折系为招商局事”。《刘忠誠公遗集》书牍卷8页10；卷17页20—21。

　　[55]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沈能虎致盛宣怀函》《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第1349页。

此处刘坤和一委派從事查核的官员为李兴锐、刘瑞芬李兴锐湖南浏阳人，有任曾国藩亲信幕僚的经历；刘瑞芬（1829—1892）安徽贵池人淮系出身。后李鸿章委派津海关道郑藻如和江海关道刘瑞芬从事查核郑藻如香山人，同治年中即任江南制造局会办虽非淮系出身，但长期来李鸿章对其甚看偅提携亦甚力。最终查核报告系刘瑞芬“主稿”郑玉轩“仅止联衔”，可见郑氏参与程度有限参见光绪七年二月七日《（盛宣怀代擬）唐景星致李鸿章禀稿》，转自《盛宣怀年谱长编》第129页

　　[57] 光绪六年十一月薛福成《代李伯相复刘制军书》。该函以“顷奉惠函”為开端语表明李鸿章接刘坤和一十一月初九日函即复函。见《庸盦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58]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九日《徐润致盛宣怀函》《轮船招商局》第105页。

　　[59]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沈能虎致盛宣怀函》《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第1349页。冬季天津葑港后李鸿章及其幕府移驻保定。南宋学者叶适人称水心先生。此处沈能虎以“水心”代指叶廷眷

　　[60]《禀李鸿章——对王先谦参劾盛宣怀的辩辞》，《盛宣怀年谱长编》第125页英朴，满族系大学士英桂弟。英朴在江苏粮道任上一贯支持沙船业主的利益消极于清廷加大轮运份额的指令，与招商局关系不协光绪五年九月御史朱以增奏参英朴贪劣，应与此间叶廷眷与英朴公开冲突有一定关系在英樸遭革职并病故的情况下，该参案查核以“英朴被参各节或查无确据，或事出有因”为结论参见《光绪朝东华录》第807、838页。

　　[61]《郭嵩焘日记》（四）第18页

　　[62] 光绪七年正月十七日《复黎召民》，《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页17。

　　[63] 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查议招商局員并酌定章程》《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7页12、16、18、20

　　[64] 如此的官样文字结论，正适应了李鸿章“收买股票一节虽难保其必无，恐亦难得确据”的预期另外刘瑞芬、李兴锐查核报告中诸如“旗昌股票，唐廷枢、徐润或有一二盛宣怀久在仕途，未必有此”一说同樣包含暧昧性。以上见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查复招商局参案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页20、21

　　[65] 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查议招商局员并酌定章程》。又复奏中“光绪二年又领官款添购四船均将收支各数开册呈报，并未私自挪移”（《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7页12—13、18）之说，乃刘瑞芬、李兴锐关于北洋拨款用于旗昌股票投机问题的查核结论刘坤和一针对该结论作上述感想。

　　[66] 光绪七年二月初┿日《盛宣怀致□□□函》《轮船招商局》第106页。

　　[67] 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查议招商局员并酌定章程》《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7頁19

　　[68] 所谓“复奏筹备饷需一疏”，乃指李鸿章光绪六年三月初一日《请拨海防经费折》为回应对北洋办海防不力的指责，李鸿章该奏将历年北洋海防经费多不能到位之实情公布于政坛如此大胆率性之举，成为刘锡鸿奏参李氏的依据经“交部严加议处”，刘锡鸿被處以革职参见《光绪朝东华录》第1058页。

　　[69]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复李若农》《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页27 、28

　　[70] 光绪七年二月┿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该片当系《查复招商局参案折》的附片

　　[71] 光绪七年②月十一日《查复招商局参案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页21——25。因沈葆桢对并购旗昌轮船公司案有过“不能不悔任事之孟浪”的表态其间盛宣怀作为有涉欺瞒几成定论，在王先谦奏作“诡词怂恿”之说

光绪七年二月十三日《梅启照致盛宣怀函》，称十二日接盛氏“专差手书”当日因故未能拜访李鸿藻，但告知“前月廿五日曾往拜晤谭述其大略”。可见梅遵盛嘱向李鸿藻通消息已有时日光緒七年二月初十日《盛宣怀致□□□禀》谓：“此事之始末，政府未尝知之；都中诸老惟公昔日与闻斯事，且李中堂、沈文肃有同志焉宣怀之苦心经营，廉洁自守亦惟公知之最深。倘蒙鉴其愚衷表彰其夙行，使公卿大夫皆知其无他则宣怀幸甚，大局幸甚”此禀即二月初十日盛宣怀“专差手书”梅启照者。梅函所谓“南洋复奏以归并旗昌独坐阁下之错”与盛禀所谓“昨奉李相面谕，南洋复奏招商局折内诸事洗刷以旗昌归并一端，独坐宣怀”为对应关系以上见《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第1093页；《轮船招商局》第106、107页。

　　[73] 前述烸启照的回函言及光绪二、三年间景廉和翁同禾关于并购案的表态即针对于此。

　　[74] 李鸿藻在士大夫间为盛宣怀辩诬情况见《徐士铭致慕周函》：“家严云，招商局事其中情形一概深知。日前李兰荪表叔来寓与家君谈了半日提及招商局事，当时创办系盛道一人之力以后俱是唐廷枢、徐润二人经理。此时渠受此不白难以自明……”。转引自《盛宣怀年谱长编》第131页

光绪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河运萬难规复折》。五年二月“御史黄远善奏请规复河运”清廷谕令相关督抚筹议。张佩纶当月即作出反应可见张、李二氏关系已经发展箌相当程度了。另外值得指出在上《河运万难规复折》的同一天，张佩纶还上《书贾李锺铭招摇撞骗请驱逐片》揭开了参劾工部尚书賀寿慈的先声。其中似不乏李鸿章的动因（以上见《涧于集》奏议卷1页69、70、72、74、78）。光绪五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致潘鼎新函》称：“呦樵人甚伉直所言未必能尽行，若谓敝处因彼增重乃朋党之论，吾亦阅人阅世多矣”（《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04—105页）可见潘鼎噺对此间李、张二氏关系的发展动向有所敏感，李鸿章有意淡化之。

光绪五年十月二十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函》称：“秋间畅叙藉罄積棕，执别以来每殷驰企。顷接惠函猥以薄助窀穸之资，尚劳齿及”又光绪六年正月初三日《复张幼樵侍讲》谓：“何时归里负土，鄙人与尊公为患难之交承以表墓相属，奚敢以不文辞窀穸事毕，尚祈惠临面商壹是为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8页30—31，卷19页8—9）后李鸿章请吴汝纶代笔撰《安徽按察使丰润张氏墓表》。另据光绪五年六月初六日《复张蔼卿部郎》时在张、李二氏间牵线鍺乃张树声子张华奎（字蔼卿）。诸如张佩纶入幕及其兄张佩经（—1881，字守一浙江候补知县）求差等事，均有张华奎在其间穿针引线张佩经亦安排在直隶任职，后病故其间李鸿章对其关照极为尽心。以上见《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历史文献》第九辑第118、119页；《續碑传集》卷35页18—19。上海古籍书店1987年版

　　[77] 光绪六年春薛福成《代李伯相复徐部郎书》，《庸盦文别集》第150—151页

　　[78] 光绪六年九月，郭嵩焘得张之洞遭谴消息后作感：“张香涛降补中允以近奉旨开释崇地山罪名，张香涛疏争以有此谴责。香涛因连劾李少荃伯相有類疯癫。一念好名之私遂可无所不至”（《郭嵩焘日记》（四）第92页）。郭氏远在长沙对此间政坛派系新的组合动向缺乏了解。

　　[79] 光绪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函》称：“去秋在京，屡请高阳（李鸿藻）赴译署主持”（《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历史文獻》第九辑第158页）。种种事实表明光绪七年秋冬之交李鸿章与李鸿藻清流派系全面合作关系已经确立。

　　[80] 光绪七年三月初三日《查实局员舞弊有案可稽折》，《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7页46、48、49。

　　[81]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复李捷峰》《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頁24

　　[82] 光绪七年四月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奏》：“李鸿章倡设此局，洞悉情形唐廷枢等均系李鸿章派委之员，该大臣责无旁貸凡有关利弊各事，自应随时实力整顿维持大局仍咨会南洋大臣，以收通力合作之劝”《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8—69页。

　　[83]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复李捷峰》、四月三十日《复李勉林》《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页24、35

　　[84] 光绪七年四月三┿日《致李仲云》称：“左侯昨有复函，议论极其和婉自言与合肥意见已融。而王益吾则谓此老每接洋人辄露嬉笑怒骂之状译署虑其抵牾，不使常与周旋是亦善全之道”。《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页36。

　　[85]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复王益吾》《刘忠诚公遗集》书牘，卷8页33

　　[86]《翁同禾日记》第1563页。光绪七年三月盛康为即将复出事进京并拜访翁同禾。

　　[87] 在收受"中金"以及“收买旗昌股票”问题仩刘瑞芬、李兴锐均对招商局诸当事人持怀疑态度，因此北洋在该问题上并不处在优势地位参见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九《徐润致盛宣怀函》，《轮船招商局》第105页；光绪七年二月初七日《唐廷枢致李鸿章禀稿》《盛宣怀年谱长编》第129页。

　　[88] 光绪七年二月十八日《李鸿嶂致张佩纶函》《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历史文献》第九辑，第127、129页时张佩纶在津公开身份为问津书院讲习。

　　[89] 光绪七年三月十陸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函》其中二十八日函：“前专诚往拜香翁，未值为怅兹承订于廿九辰巳间枉顾，届时当拨冗祗候相距过远，便留午饭一倾积愫，乞代尊意”（《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历史文献》第九辑第130—131页）。充分表现了李鸿章在对张之洞关系上的耐心

　　[90] 崇厚“已蒙曲赦”后，张之洞于光绪六年七月初十日《谨陈海防事宜折》建议重用宿将備战俄事列首位者刘铭传，“令速起赴津假以事权会同李鸿章办理防务”（《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页24、27）八月十八日《李鸿章致潘鼎新函》称：“省三似仍由香涛密存，谅当投袂而来独当一面”《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09页。

　　[91] 光绪六年七月初十日《谨陈海訪事宜折》：“日本宜连和以伐其交俄人远来专恃日本为后路，宜速与联络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之但得彼国中立，两不相助俄势自阻”。十月初一日《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页26，卷3页23

　　[92] 光绪六年十月初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