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有谁懂
问：“放逐,周武王讨伐,有这些事吗?” 放,放逐孟子回答说：“在传记中有这些事.” 传,传记说：“臣子杀害君,可以吗?” 弑,杀孟子说：“伤害仁的叫贼,败坏义的叫残.残害义的人叫做.我听说周武王诛灭了纣（诛灭了桀）,没有听说他们以臣杀君.” 贼,伤害,败坏.一夫,独夫.中心：孟子认为即使是国君,如果背离了,他也就不配做国君,而成为独夫,是可以受到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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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文选评注一.pdf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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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约公元前三九
前三三八年 ），卫 国人 。
姓公孙，名鞅，是卫公的同族，因而也称为卫鞅 。他年轻时注
意研究和总结早期法家李悝、吴起 的理论和经验 。公元前三
六一年，秦孝公下令求贤，他带着李悝 的 《法经》到了秦 国，辅
佐秦孝公，主持变法 ，获得显著成功，当上 了秦 国的大 良造
（相当于相 国兼将军 ）。孝公 以商地十五 邑封他 ，号称 “商
君 ”，史书上 又称他 为商鞅 。商鞅是新兴地 主 阶级 的改革
家 ，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 。他 的政治主张见于后代法家辑
录的 《商君书》。 商君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
商鞅从事变法 的战国中期 ，正是新兴的封建制取代腐朽
的奴隶制 的社会大变革时代 。在 奴隶起义、平 民暴动 的沉重
打击下，奴隶制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迅速崩溃 了。大
部分诸侯 国，先后被新兴地主阶级夺取了政权，封建社会的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逐渐建立起来 了。但是，没落奴隶主贵族
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依仗 旧有的势力和阵地，企图卷土重来。
夺权与反夺权、反复辟与复辟、革新前进与保守倒退的斗争异
常尖锐激烈 。商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顺应历史发展
的趋势 ，敢于在没落奴隶制堡垒上点炮 眼子 。他结合秦 国的
具体情况 ，以“法治 ”路线 为纲 ，制 定 了一 系列破 旧立 新、坚决
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变法措施：废除奴隶制的 “井 田制”，实行
“开阡陌封疆 ”的政策 ；招 民垦荒 ，从法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孟子他说（七）
做人不能太谦虚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孟子培养“浩然之气”的法门被后生们发展到一个极端去了，我想孟子他老人家原本还是很单纯的。孟子在前面说了，他有两项本领最拿手，其中之一是培养“浩然之气”，另一项就是能言善辩。公孙丑被导师忽悠了一回炼气之法，也不知道到底明白了没有，他又接着请教能言善辩的问题了。
　　公孙丑问：“您的嘴皮子是怎么练的呢？”
　　孟子说：“练嘴皮子呀，有四项基本功。”
　　“哦，”公孙丑很憧憬的样子，“哪四项？”
　　孟子说：“四项基本功：说、学、逗、唱。一开始的时候，你每天先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说一百遍——”
　　“老师，老师，”公孙丑赶紧拦住孟子，“您说的这是侯宝林练嘴皮子，不是咱们儒家的功夫。”
　　“哦，”孟子恍惚应道，“是啊，你说的对。嗯，是这样的，我也是四项基本功。”
　　公孙丑问：“不是说、学、逗、唱吧？”
　　孟子一摇头：“当然不是！你记住了，这四项是：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我给你慢慢解释——”
　　孟子的解释是，和别人辩论，一定要抓住对方的弱点：“那些言辞偏颇的人，是被猪油蒙了心了，对付他们，我能一下子发现那块猪油蒙在什么地方，然后集中火力攻击那里。”
　　公孙丑不大明白，问：“老师，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孟子说：“不是有人倡议说不应该抵制日货么，说是这样做对两国的经济都没好处？”
　　公孙丑说：“对呀，就连南京人和东北人都有这么说的呢。”
　　孟子说：“这就是我所谓的‘偏颇’，因为不买日货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阿丑，如果一个人杀了你爷爷，强奸了你奶奶，他们家现在老少三代还拿这件事津津乐道，你会若无其事地和他们做生意吗？”
　　公孙丑说：“这个例子好像在‘梁惠王篇’里已经说过了。”
　　孟子说：“同一个例子，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被用来解释不同的问题，呵呵。我接着讲，如果你的论战对手是从经济角度来说明我们不应该抵制日货，你就要明白他偏颇在哪里，如果你也从这个经济角度跟他辩论，那你就跟他偏颇到一起了。他被猪油蒙了心，而你要做的就是迅速发现猪油所在的位置，然后利索地清理掉它——你要向他指明，买日货和不买日货，这看上去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却是做人的尊严问题和立场问题，你一辈子不买日货可能对日本经济不会构成任何影响，但你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要表明你做人的尊严、立场和态度，而人的尊严、立场和态度不是能用经济标准来衡量的。”
　　孟子说到这里，我的电脑突然出现奇怪的响动，原来是朱熹从QQ群里钻出来了：“我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你们别总认为我说的‘失节’仅仅是指女人失去贞洁，现在孟前辈谈的这个问题就是做人的‘气节’问题。你们怎么样我不管，反正我是宁肯饿死也不会丧失气节的。”
　　朱熹的对话框消失，孟子接着对公孙丑说：“再说第二项：对那种大谈歪理邪说的，我能马上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走的歪路。”
　　公孙丑悟性差了些，又问：“您再举个例子好么？”
　　孟子说：“好，比如，有人说日本——”
　　又是一声怪响，显示器上弹出对话框，打断了孟子的话。我一看，还是那个QQ群里的，名字我却没见过，叫“午夜妖姬”，头像也很符合这个名字。“这是谁啊？”我正纳闷呢，午夜妖姬说话了：“熊老弟，我是陈亮。”
　　“啊——？！”
　　陈亮说：“你别总谈日本啊，你想想，万一等你这书写完了，日本人想买你的版权，可一看这内容，一生气，不买了，你可会受经济损失啊！”
　　我回答陈亮：“如果不吃日本粮食我就会饿死，那我可没本事坚持什么气节，可与其损失一点儿八字没一撇的版税，我倒宁可坚持气节。”
　　陈亮打出一个笑脸：“嗯，我刚才是试探你的。我虽然主张功利，可我在南宋却是个响当当的抗金派啊。你忘了吗，我可是辛弃疾最好的朋友呢！对了，你知道吗，朱熹那套东西最早是被谁煽乎起来的？”
　　“被谁？”
　　午夜妖姬的头像变做神秘兮兮的表情：“说出来你肯定不信，别看他尽谈什么气节，可他那套理论最早是被秦桧给煽乎起来的！”
　　“啊——？！”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午夜妖姬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先让孟老前辈把话说完。”对话框消失。
　　孟子一脸疑惑：“我说到哪儿了？”
　　公孙丑提醒：“举例。”
　　“哦，”孟子点了点头，“举例，举什么例来着？……算了，我不举例了，我还是赶紧把话说完吧，这些插嘴的真让人受不了！我接着说第三和第四：如果我发现我的论敌开始支支吾吾，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自己知道理屈了，我就能抓住他的要害，知道他理屈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上述这些论敌都是从政的人，那他们心里的政治理念一定是有问题的，让这些人去治国一定更有问题。”
　　——孟子看来这是有感而发，我们到此不妨想想前文提到的齐宣王被孟子问得“顾左右而言他”的场面。
　　公孙丑的眼中充满了敬仰：“老师，您一定就是圣人！”
　　“啊？！”孟子一愣，“此话怎讲？”
　　公孙丑说：“宰我和子贡口才出众，冉牛、闵子和颜渊品格出众，孔子两者兼备。可孔子却说过：‘我的口才还不大好。’从这来看，老师您比孔子可不差啊，您一定已经到了圣人的境界了。”（这点值得留心：儒家擅长造“圣”，但不会造“神”。）
　　——公孙丑说的宰我和子贡这些人都是孔子门下著名的弟子，这些人在他们的时代里各有所长，也算得一时的风云人物。
　　孟子被徒弟这一夸，马上从方才的意气风发变得谦虚起来：“你这叫怎么说的！你以为圣人就那么好当吗？从前，子贡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老师啊，您是不是已经到达圣人的境界了？’孔子回答说：‘我还差着呢，我能做到的无非是热心学习而不满足，耐心教学而不厌倦罢了。’子贡说：‘老师，您说的这两点，第一点表现了您的智慧，第二点表现了您的仁德，您又有智慧又有仁德，您不是圣人谁是圣人？’”
　　孟子接着教育公孙丑：“孔子都不敢自居圣人，更别提我小孟了！”
　　——谦虚一向是中国人的美德，几千年的历史上，很少能见到有人自称圣人、自称大师的，“圣人”之类的头衔如果不是由弟子来封，那就是由后人来封。在一开始，这种情况还是表现得很淳朴的，圣人的谦虚也往往不是谦虚而是由衷之言。其实，时到如今，这种淳朴的作风也能被我们见到一些很好的遗存——我有个朋友好练气功，据他自己说已经练到了“天眼通”的境地，他对何祚庥、司马南等人一直非常不满，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少不得数落这些人几句，可后来他突然变了，不但不再数落，反倒常常给他们一些善意的评价。这让我觉得奇怪，一问之下，他说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问题：何祚庥、司马南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地攻击气功和特异功能，可这么多年过去，并没有哪位气功或者特异功能大师发功惩治他们，可见灵性的修炼是需要具有虚怀若谷的情怀的，要以爱心对待误解，要在内心深处保持无比的谦逊，只有这样才有望成为大师。
　　孟子谦虚一下，可公孙丑却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以前我听说过，孔门弟子当中，子夏、子游、子张都具备了孔子这方面或那方面的长处，冉牛、闵子和颜渊把孔子的方方面面都学到了，只是没达到孔子那般博大精深而已。老师，您到底学孔子学到什么程度了啊？”
　　孟子把脸一板：“怎么着，是不是担心你老师我水平不够，心疼你那点儿学费啊？”
　　公孙丑被吓出一身冷汗：“学生不敢！学生不敢！”
　　孟子“哼”了一声：“谅你也不敢！”
　　公孙丑：“那——”
　　孟子说：“这个问题姑且不谈。”
　　孟子这时候也来了一手“顾左右而言他”，公孙丑只好转换话题：“您怎么评价伯夷和伊尹呢？”
　　圣人的医保
　　公孙丑在这里提到的伯夷和伊尹也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符号意义的名人。伯夷是河北人，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君的儿子，这个孤竹国就在今天的河北省卢龙县一带。孤竹国君要选定继承人，觉得小儿子叔齐比较顺眼，就发下话来，说将来让叔齐接班。等孤竹国君死了，叔齐一捉摸：“我怎么能接班呢，这不合规矩啊！”他说什么也不干，非要把位子让给哥哥伯夷。伯夷连连摆手：“好兄弟，这怎么行，咱们得听老爸的遗嘱啊！”叔齐说：“哥，你别跟我争了，按规矩得你来接班！”伯夷说：“不对，按遗嘱得你接班！”叔齐说：“咱们得按规矩！”伯夷说：“咱们得按遗嘱！”
　　这兄弟俩真是一个比一个高风亮节，最后，伯夷实在争不过弟弟了，怎么办？
　　——对这种互相推让的场面，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见得不少。一般来说，谁都明白那是假招子，嘴上谦让得都跟圣人似的，心里却恨不得一把把权位抢过来。那伯夷怎么办呢？推让一番，到“实在推辞不掉”的时候再“无可奈何”地接受吗？没有。伯夷一看实在拗不过弟弟，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溜了。
　　伯夷这一溜，叔齐该怎么办呢？是面带无奈而内心窃喜吗？不是。叔齐一看，好哇哥哥，你够狠，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悄悄跑了，嘿嘿，就算你跑了，这君位我也不要，我也跑！就这样，叔齐也离开了孤竹国，追他哥哥去了。
　　叔齐离开了孤竹国，找啊找啊，可算在一家医院门口找到哥哥了。伯夷一见叔齐，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第一句话就是：“兄弟，带存折了没有？”
　　叔齐就是一愣，心说：“哥哥见了我，怎么二话不说就先问存折啊？”仔细一问，才知道伯夷病重，要住院，可交不起押金，被大夫给赶到街上了。伯夷直抱怨：“以前在孤竹国的时候，咱们好歹也算是太子党，没抢男霸女就算够积德行善了，可如今成了平头百姓才知道生活的艰辛啊！”
　　叔齐心疼哥哥，忙问：“存折我带着呢，里边有十万块呢，咱哥儿俩后半辈子养老都够了。”
　　伯夷一脸苦笑：“先别提养老的事儿了，就这点儿钱，离住院押金还差一半呢！”
　　“啊？！”叔齐大惊。
　　还好，叔齐脑子活，有办法，到黑市转了一圈，卖了一个肾，凑够了另外十万，这才算把哥哥送进医院。伯夷运气好，没多久就出了院，哥儿俩用最后的一点儿余钱在街头小馆子里吃了顿腰花，算是给叔齐也补补身体。叔齐这才得工夫问：“哥，忙活了这么多天，我都没顾得上打听，你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伯夷表情沉重：“听医生说，我得的是一种罕见的大病，叫什么……对了，好像是个外国词儿，叫‘感冒’。”
　　叔齐一吐舌头：“以后可要小心身体了，咱们岁数都不小了，现在又是老百姓的身份了，钱也都花完了，再得一次病就只好等死了！”
　　伯夷说：“等死倒不至于，这社会难道还不让人活了不成！”
　　叔齐问：“哥，你有什么主意没？”
　　伯夷一笑：“生这场病可让我想明白了，要想后半辈子能踏踏实实地过下去，咱们就得离开中原，直奔陕北！”
　　叔齐眼睛一亮：“你是说，咱们去延安？去参加革命？去改天换地让人民得解放？至少让每个平民百姓都能看得起病？”
　　伯夷把眼一瞪：“你怎么能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我是说去陕北，可不是去延安，而是去岐山、周原一带投奔周人，听说周人的现任领导人政策很好，能使老百姓们老有所养。反正，咱们到了那里，就等于进了养老院了，至少后半辈子就不愁会在生了大病的时候被医院扫地出门了。”
　　于是，在这一番商议之后，伯夷和叔齐这两兄弟就踏上了前往陕西之路。
　　——孟子在后文里还会再次提到这件事情，为此而大大地赞美周文王，认为正是周文王“善养老者”的政策使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纷纷投奔，赢得了天下人的归心。
　　走啊走，伯夷和叔齐终于到了周人的地盘了。哥儿俩正满心喜悦地盘算着怎么去混周人的绿卡呢，却突然看见一支大军远远地开了过来。嗯，这是怎么回事？！
　　军队走近了，伯夷和叔齐看到那正是周人的军队向东开拔，队伍里的一辆车上还立着个死人牌位，真够搞怪的！仔细一看，这牌位却是周文王的。
　　伯夷和叔齐都是一惊：这是怎么搞的，好容易到了陕西，英明领袖却去世了？！
　　完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没指望了！
　　等再一打听，原来这支军队是周文王的儿子去打商纣王的。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伯夷和叔齐连忙拦住了周武王（这时候他还不叫周武王）的马：“你小子不像话啊，老爸死了还没安葬，就大动干戈杀人放火去，这可大大有违孝道啊！而且，以臣子的身份去打君王，这也不仁啊！你们不能不讲道理啊！”
　　“讲道理？”周武王左右的武士一听，心说，“只听说秀才跟兵讲道理，没听说兵跟秀才讲道理的。”这些武士二话不说，拿起兵刃就要往老哥儿俩身上招呼。
　　伯夷、叔齐一看不好，医保和社保还没混着呢，这就遭遇血光之灾了！两人把眼一闭，暗想：“这也好，混不上医保、社保，能混个安乐死也算不错了！”
　　还好，姜太公正在旁边，连忙制止了武士们的暴行，对大家说：“这两位都是义人，不能杀，拉走就是了。”武士们拉开了伯夷、叔齐，大军继续上路。伯夷无奈地看了看弟弟，说：“来之前你提延安我还生气呢，看来这陕西从这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了革命根据地了啊！”
　　很快，周人灭商，改朝换代，这可真把伯夷、叔齐气得不轻。这哥儿俩很有气节，说：“周朝的粮食我们不吃！”于是，跑到了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的首阳山上隐居起来。
　　在首阳山上，叔齐问哥哥：“咱们在这山上住，倒是合乎仁义，可肚子问题怎么解决呢？”
　　伯夷说：“山上不是有这么多野菜么，够咱们吃的了，而且，这可都是无公害、纯天然的食品啊。”
　　于是，老哥儿俩就窝在首阳山上靠无公害、纯天然的食品过日子，没多久就饿死了。据说，他们死前还作了一篇《山居笔记》：“上山采野菜，山居吃薇草。以暴易暴可不好。古代盛世没有了，我们在乱世没地方跑。倒霉啊倒霉，我们只有死路一条。”（登彼岐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如果这篇《山居笔记》并非后人的附会，那么，伯夷和叔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学命题：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不去以暴易暴又该怎么做呢？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耶稣的主张：“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有人抢你的外衣，你就连内衣也一起给他。”在这个问题上，伯夷和叔齐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明确的答案，但他们以自己的言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高标准的典范，并且影响极其深远。
　　在此，我们还要捉摸孟子言论中的一个问题：孟子是相当推崇伯夷和叔齐的，但是，他也同样推崇周武王，如果按照“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的逻辑，那可就不容易想明白这个问题了。
　　伯夷、叔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对典型，两千多年来总是不断有人拿这两位说事儿。对这两位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呢？这经常让历代的知识分子心里怪矛盾的。《孟子》一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伯夷、叔齐，我倒想拿来唐代柳识的一篇文章作个参照——柳识的《吊夷齐文》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骈文，其中议论也很有代表性：
　　洪河之东兮，首阳穹崇。侧闻孤竹二子，昔也馁在其中。携隐胡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苍云秋水。魂兮，来何依兮去何止？掇涧溪之毛，荐精诚而已。【开篇抒抒情：伯夷啊，叔齐啊，我来纪念你们来啦，你们两位可真不容易啊！】
　　初，先生鸿逸中洲，鸾伏西山。顾薇蕨之离离，歌唐虞之不还，谓易暴兮又武，谓墨缞兮胡颜。时一咤兮忘饥，若有诮兮千岩之间。岂不以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圣之纯嘏？让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这段是说：两位老前辈啊，你们只顾着维护殷商王朝所谓的正统，责备周武王不应该推翻商朝，你们的看法是不是有些偏颇呢？】
　　当昔夷羊在牧，殷纲解结。乾道息，坤维绝，鲸吞噬兮鬼妖孽。王奋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资浚哲。于是三老归而八百会，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锡黄鸟，珪命赤乌。俾荷钜桥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电扫风驱。及下车也，五刃不砺于武库，九骏伏辕于文途。虽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苏。【这段是说：老天爷一再向殷商王朝发出严厉警告，又一再给周人展示祥瑞。等周武王灭了商，你们老哥儿俩虽然不吃饭了，可天下苍生却可算能喘口气了啊！】
　　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将逃奚臻？万姓归仰兮，独郁乎方寸；六合莽荡兮，终跼乎一身；虽忤时而过周，终呕心而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这段是说：全天下都是周人的了，你们两位老先生就算不合作，想跑可也没处跑了。大家全高兴着呢，可就你们俩没事偷着哭，想开历史的倒车！瞧瞧，这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啊，可也算求仁得仁吧？】
　　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皆旁通以阜厥躬，应物以济其力，则焉有贞节之规，君亲之事？灵乎，灵乎，虽非与道而保生，乃勖为臣之不二。【这段是说：但是——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但是”——老哥儿俩这种对主子尽忠的精神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嘛！】
　　柳识的这篇文章读完，让人有点儿搞不清楚：伯夷和叔齐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如果是柳识自己，遇到和伯夷、叔齐当初类似的情况，他到底是会顺应天命、投降新政权呢，还是忠君不二、宁可付出生命呢——也就是说，是选择那个“但是”前面的，还是“但是”后边的？
　　柳识在第二段中有一句引文，叫做“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意思是：帽子是戴在头上的，就算帽子破了，也得戴在头上，不能往脚上套；鞋子是穿在脚上的，就算你赶时髦花两万块钱买了一双限量发行纪念款的顶级耐克鞋，也得穿在脚上，不能顶在头上。我曾在上本书里花了些篇幅澄清许多人对“礼仪之邦”的误解，其实呢，这个“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的说法正是对“礼仪之邦”、对“礼制”的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大家要各安其位：你是帽子，就永远在头上扣着；你是鞋子，就永远被人在脚下踩着；你是袜子，就算再破、再旧，也不能裁开了缝缝补补改成口罩，唯有如此，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和谐，才不会出乱子。
　　“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这话到了汉代可能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间的一句习语。汉景帝的时候，有这么一天，两位学者在皇帝面前争论起这个问题来了。这两人一个是辕固，一个是黄生。这个辕固是研究《诗经》的大专家，也就是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惹恼了窦太后、结果被跟野猪圈在一块儿的那位老先生。
　　当时，黄生说：“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篡位弑君的大坏蛋！”
　　辕固说：“瞎掰！夏桀王和商纣王才是大坏蛋呢，人民群众怨恨夏桀王和商纣王，喜欢商汤王和周武王，这是民心向背啊，商汤王和周武王是受命于天的。”
　　现在我们置身事外，能给这口角中的二位作个评判：黄生有可能是治黄老之学的学者，坚守“尊君卑臣”的原则；而辕固在这个问题上却是孟子一派的，更加倾向于民意而不是君权。
　　然后，黄生就说了：“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桀、纣虽然坏，但毕竟是君主，汤、武再怎么好，但毕竟是臣下。君主就算做得不对了，臣下也只应该尽劝谏之力，哪能造反呢！”
　　辕固说：“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汉朝，高皇帝（刘邦）灭了秦朝，自己作了天子，难道还错了不成？”
　　辩论到这里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在古代，讨论历史问题一定要遵循一个基本尺度：一定要在历史的范围里讨论历史，千万别往现实问题上去引申，一旦碰了现实，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而一变成为政治了。黄生此时此刻该怎么回答辕固的问题呢？他可太为难了：怎么说都是错啊！
　　该汉景帝说话了。汉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吃。”
　　——这叫说的什么话！皇帝会这么说么，有人不会觉得这是我瞎编的吧？
　　真不是我编的，《史记》和《汉书》里都是这么记载的。
　　为什么马肝不能吃呢？有人解释说那时候的人认为马肝有毒。汉景帝的话还有下半句：“做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算傻子。”这句话再解释一下就是：对一位吃遍天下美味的美食家来说，没人会因为你不吃有毒的马肝就认为你不配作美食家；同样，对一位大学者来说，也没人会因为你不谈商汤王、周武王闹革命的事就否认你是大学者。
　　汉景帝此言一出，立时就圈定了一块学术禁区。古代社会里的很多学术禁区都是这么来的。——啊？这是真的吗？现在随便一个人都知道“学术无禁区”这句话啊！
　　读历史最怕的就是以现代人的思维习惯对古人去想当然，我们现代人从小就知道宪法第三十五条保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我记得初中生就开始学到这些内容了，耳熟能详，所以从小就在现代社会主义开明观念熏陶下的国人要想更深入地了解一些历史事件，一定记得要暂时抛开现代观念，而以古人当时的思想习惯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再来看看汉景帝新设的这个学术禁区：那么，就皇帝来说，武王伐纣对不对呢？伯夷、叔齐对不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要回答的就是：天命究竟在哪一边？
　　可是，要回答“天命究竟在哪一边”这个问题，还得首先弄清一个前提：“到底有没有天命啊？”
　　商朝人是绝对相信天命的！从一大堆的考古发现来看，商朝人动不动就得占占卜——明天我得去找老板谈谈加薪的事，唉，能不能成呢？可别加薪没加成，倒把老板惹怒了，当场就把我炒了！唉，为难啊为难，怎么办？找个乌龟壳烧一烧，老天爷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吧。还有人想：张三那小子论学历不如我，论能力更不如我，平时连话都说不利落，可凭什么他就当了科长，我辛辛苦苦混了二百年还只是个副科长？最后一捉摸：也别跟自己较劲了，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老天爷这样安排一定是有什么深刻用意的。
　　商朝人很相信老天爷，商纣王最相信老天爷。有大臣劝过纣王：“您再这么胡作非为下去，王位可就怕保不住了！”纣王不屑一顾：“我的位子是老天爷给我安排的，你就算信不过我，难道还信不过老天爷？”
　　可真等周武王的军队杀过来的时候，老天爷却没站在商纣王一边。
　　周武王可得了理了，对大家说：“老天爷早就瞧商纣王那小子不顺眼了，所以特地委托我把那臭小子给灭了。你们大家都给我听着，老天爷现在看我最顺眼，所以你们大家也得看我顺眼才行。谁要是顶撞我，那就是顶撞老天爷！”
　　姜太公在旁边帮腔：“你们都听见了没有！我告诉你们，打狗还得看主人呐，谁要是敢打我们大王，那就等于是打老天——”话没说完，姜太公突然发觉气氛不对，一回头，正看见周武王一双冷森森的眼睛……
　　周武王干咳一声，接着对大家说：“刚才姜太公的话，咳咳，话糙理不糙……好了，大家都散了吧。”
　　伯夷和叔齐越听越不是滋味，小声咬耳朵：“我怎么觉得话糙理更糙啊？”
　　“是呀，周人就这么把商朝给灭了，这事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老天爷的做事风格呀！”
　　——改朝换代了，周朝人看上去也像当年的商朝人一样对老天爷顶礼膜拜，而且写个诗啊、训个话啊，处处都把老天爷挂在嘴边。这样看来，周人真的是老天爷钦定的新一代选民吧？
　　可是，世上之事，最怕的就是有心人。偏偏就有一些有心人研究周人的历史文献，发现问题了：奇怪呀奇怪，周人怎么有时候特别强调老天爷的力量，有时候又对老天爷不大上心而更看重人民群众的力量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再往下研究，终于发现蹊跷了：周人在对商朝遗民和外族人讲话的时候，通常都会老天爷长、老天爷短的，可在对自己人说话的时候，就很少再提什么老天爷了，内容都是非常现实的。
　　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周朝统治者的意思是：老天爷还是要一直顶礼膜拜下去的，可这是做给外人看的，咱们自己人可千万别当真了！我们统治万民，要关注的是民心向背。
　　——可骗人这种事吧，骗来骗去，很容易把自己也给骗进去了。周人子孙万万千，传国十几代，自己人也没少被绕进去的，这就需要有明白人不时来给提个醒。前文介绍过的齐国的好总理晏婴就有过这么一件“提醒”的故事：
　　齐景公生病了，一病就是一年。国际社会按惯例要慰问一下，当时没有电话、电报，所以这类事情都要靠使者来办。齐景公卧病时间也太长了，这个国家的慰问使者还没走呢，另一个国家派的使者就又来了，这么一来二去的，齐国的国宾馆全被各国的使者住满了。
　　齐景公身边的和珅——梁丘据——这时候又出现了。梁丘据很替老板担心，对齐景公说：“您病得也太久了，我恐怕——”
　　我们猜猜梁丘据下面会说什么？
　　不少人肯定会说：“这还用猜！他肯定下面要说的是‘我恐怕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错了，梁丘据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我恐怕国际影响不好。”
　　很奇怪吧？谁没有个头疼脑热的，就算国君卧床的时间长了些，再怎么有问题也不至于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国际影响吧？
　　——这又是我们用现代的观念来想古人了。古人有这样一种认识：生病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因为你造了孽了，所以老天爷派病魔下来罚你。如果国君一向行得正、坐得直，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那就不会得什么大病的，而且，就算真得了病，好好求求老天爷，好好拜拜老祖宗的牌位，神神鬼鬼们消了气，你的病也就好了。可现在齐景公面临的问题是：都整整一年了，神神鬼鬼们还没消气呢，这让别人瞎猜起来，肯定认为齐景公造了不知多大的孽呢。各国使者现在可全在齐国待着呢，大家七嘴八舌这么一传，齐景公要再想保持一个光辉形象可就难了。
　　梁丘据给齐景公出主意：“为了保持您老人家的国际形象，我建议，把祝史给杀了！”
　　祝史是谁呢？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祝史不是人名，而是职务，而且严格来说是“祝”和“史”两个官职。“祝”是祭司官，“史”是史官，古代巫、史不分，司马迁曾经担任过的太史令就是这么个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发牢骚，说自己这么个小小太史令，和占卜、算命、跳大神的是一类人，无非是给皇上消遣的。当然，司马迁这是牢骚话，有点儿过，而且又是汉朝的事，一般来说，祭司和史官的身份越往古代就越高，越是后来就越没人待见。当然，祝史和贵族们还是没法比的，《礼记》里就把祝史和弓箭手、马车司机、医生、算命先生以及各类工匠归为一个阶层，说这些人都是技术型公务员，他们既不能兼职做其他事情，也不能改行。
　　梁丘据为什么要杀祝史呢？他的理由是：我们可以说是祝史没把祭祀工作做好，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职，这才导致了神神鬼鬼们迁怒于齐景公，让齐景公的病一直得不到痊愈。一杀祝史，各国的使者们就会相信原来齐景公的病不是因为自己造孽，而是因为祝史渎职。
　　——看，要想在古代官场上吃得开，你得懂一套独特的官场逻辑才行。
　　齐景公一听，立刻笑逐颜开：“高！实在是高！”
　　快乐一定是要和别人分享的，齐景公得找个贴心的人来分享快乐，谁最贴心呢？——晏婴。
　　晏婴一边听齐景公眉飞色舞地说着，一边心里痛骂：“梁丘据啊梁丘据，你小子可真够阴损的！不行，这事我得管！”
　　晏婴当下引古论今，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大意是说：“您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再怎么侍奉鬼神也没用，老天爷嫌弃您，老祖宗也恨您，祝史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咱们齐国的情况是：官吏太坏了，关税太高了，禁令太多了，税收太重了，老百姓骂娘了。如果祝史的祈祷真会给您带来福分，那老百姓的诅咒也一样会给您带来厄运。而祝史他们就那么有数的几个人，再会求福，也赶不上齐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诅咒的力量啊！”
　　齐景公一听，再一捉摸：“还是你说的在理，那我就不杀祝史了，还是多花点儿精力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吧！”
　　晏婴的思路是周人一种典型的天命观，意思是说：即使老天爷和祖宗神灵鬼鬼怪怪们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他们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他们和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像商朝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老天爷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管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应该认命。
　　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人那种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做法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下来，但麻烦在于：这种事是经不起较真的。可学者治学却必须是要较真的，怎么办呢？
　　秦始皇的办法是：杀！
　　汉景帝的办法是：划定学术禁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统治者的这套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功夫你们知识分子自己心知肚明就完了，谁也别把这层窗户纸给捅漏了，那样可对谁都不好！
　　所以，在打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对的，伯夷、叔齐是错的；等打完天下坐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错的，伯夷、叔齐是对的。这个问题只能分别来看，不能连起来看，连起来一看不就自相矛盾了么！
　　——所以，伯夷、叔齐的耻食周粟和武王伐纣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在整个专制王朝史上也一直都是一个很让人尴尬的话题，是可以泛泛而谈却无法深入探讨的。现在我们回到《孟子》文本，公孙丑向老师请教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我们现在就该明白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分量有多大了！孟子当然绝对支持周武王所代表的天意和民意，但他又该怎样论述伯夷和叔齐呢？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介绍过了伯夷和叔齐，再来说说伊尹。伊尹是帮助商汤开基立业的一代名臣，伊尹之于商朝，就如同姜太公之于周朝。关于伊尹的生平，有着很多的传说。有的说法是，他有着不错的出身，后来为夏朝的末代暴君夏桀效过力，又投靠了商汤王，后来又改投了夏桀，后来又改投了商汤，如是者一共五次。如果现在有一位职员在两家竞争的公司之间也这样来来回回，肯定被同事们骂死不可。另一种说法是，伊尹出身卑贱，是个奴隶，在商汤手下担任食堂里的大师傅。有一次商汤不知怎么溜达到厨房来了，伊尹借这个机会用烹调的道理比喻治国之道，一下子得到了商汤的重视，被破格提拔，终成名臣。孟子是支持第一种说法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公孙丑的那个问题：“您怎么评价伯夷和伊尹呢？”
　　孟子的回答是：“这两人的处世之道大不相同。伯夷的做法是：不效力于看不惯的君主，也不领导不让自己喜欢的老百姓，遇到好世道就出来做事，遇到坏世道就脚底下抹油。伊尹的做法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主子手底下都能做事，不管是什么样的老百姓都能领导，遇到好世道就出来做官，遇到坏世道也一样做官。”
　　孟子接着说：“我教书是买二送一，我再额外给你谈谈孔子的做法：孔子是能做官就做，不能做就辞，能长干就长干，该卷铺盖卷的时候也毫不犹豫。这三位都是古代的圣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呵呵，虽然我们不一定都学得来。”
　　孟子这是从一个侧面来讨论这几位先贤，至于最敏感的“伯夷和叔齐的正义性”的问题，这时候却没有触及。孟子后面会不会说呢？等着往后看吧。
　　公孙丑接着问：“老师，那您在这三位圣人当中最想学习哪一位呢？”
　　孟子说：“那还用问，我最想学的当然是孔子。”
　　公孙丑真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生，接着又问：“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圣人，他们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么？”
　　孟子说：“他们虽然都是圣人，可水平却还是有高有低的。孔子是圣人中的圣人，自从有人类以来，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有孔子这么牛！”
　　“哦，”公孙丑点了点头，“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孟子说：“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如果能有一片方圆百里的土地让他们做国君，他们都能够从此起家，使得诸侯朝见，最后一统天下。还有一点相同之处是：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对“相同之处”说了两点。
　　其中的第一点，就是孟子一再抛出的仁政说——“百里小国可以一统天下”。
　　我们在“梁惠王篇”里已经看过多次，孟子的这套理论在游说诸侯的时候虽然屡屡让听者怦然心动，可等人家脑子一冷静下来，也都不会拿它太当一回事。那么，会不会有人觉得好奇呢，这个“百里小国可以一统天下”的说法难道从来就没人接受吗？
　　——还真有人接受过，孟子的后学荀子就赶上过这么一回。
　　荀子游荡到楚国的时候，楚国正值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掌握大权。春申君倒还看重荀子，派给他一个兰陵令的官职。
　　兰陵地处今天的山东省，这也算个著名的地方，李白还为这里的酒厂做过广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虽然地方不大，但在这里做官也算个不错的差使，可儒家贤者们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总是摆脱不了霉运，荀子做官没多久，就得罪小人了。
　　小人向春申君说荀子的坏话，这坏话说得极有水平：“头儿，我给您提个醒，您可一定得小心荀子！”
　　春申君一愣：“荀子这人不错啊，挺踏实啊，是位真正的贤者！”
　　小人说：“您说得不错，荀子确实是位真正的贤者，可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劝您多加小心。”
　　春申君被说糊涂了：“你这都是哪儿挨哪儿啊？”
　　小人说：“您好好想想，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就能称王，周文王靠着百里的地盘就能一统天下，荀子可是位大贤者啊，不在商汤王和周文王之下，他要有了兰陵这片小地盘，难保不会从此起家，最后也来个一统天下。真到那时候，咱们楚国可就要完蛋了啊！”
　　春申君一听，立时就出了一头冷汗：“不错，是这个理啊！”怎么办？春申君赶紧炒了荀子的鱿鱼。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百里小国一统天下”这个说法在正道上从来不被大国诸侯们待见，可要反着来用却一用就灵。
　　再说孟子所谓“相同之处”的第二点：“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的这个思想既古朴又非常前卫。说古朴，因为它体现着似乎只属于古代君子的一种超卓的道德操守；说前卫，因为我们很多人直到现在都没能弄明白这个道理。
　　在孟子时代稍前，梁惠王的前辈魏文侯曾经重用过一位叫做里悝的伟大改革家。论起辈分，里悝大概算是孟子的师叔祖，因为里悝别看是位改革家，其实他可是儒家系统内部的人，是子夏的弟子。
　　但在儒家系统之内，里悝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他的所作所为和儒家思想有着原则性的分歧。里悝反对礼制，在魏国搞了一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办法，无论级别高低，大家一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谁也别想靠前代的特权混日子。再一点是，里悝有着极高的法制意识，他编过一部《法经》，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开一代先河的东西。这部《法经》后来成了商鞅的枕边书，商鞅去秦国求职的时候，随身就带着这书。
　　所以，以里悝的资历，自然是做全国大法官的当之无愧的首选。据说，精明强干的里悝在任上判了一案又一案，公正严明，不枉不纵。但是，这一天，突然出现问题了。这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早已经闹不清楚了，大概来说，里悝刚刚成功破获了一起凶杀案，凶手被抓之后认罪伏法，让他招什么他就招什么，让他怎么招他就怎么招——不对，说错了，应该是“让他如实招供，他就如实招供”。杀人犯说：“老爷，我认栽了，我全招！这案子是我做的，是这么这么回事，某某是我杀的。我有罪啊，我丧尽天良啊，不但某某是我杀的，三年前的某某凶杀案也是我做的！”
　　大家一听，这真不错，不但破了眼前的案子，连三年前的积案也顺带着破了，可不经意间一看主审官：咦，里悝大人的脸色怎么绿了？
　　里悝是被吓的：三年前的那件案子早就结案了，杀人犯早就被执行死刑了，难道，难道当初判错了案子不成？！
　　经过一番周密的审讯和详细的复查，里悝终于确认，三年前的案子自己给判错了，冤杀了一名无辜之人。这该怎么办？
　　这问题实在不好处理啊，如果是我们处在里悝的位置上，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了，两千多年过去，社会毕竟进步了太多太多。在现代社会里，即便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会有完善的国家赔偿措施等等等等来做善后。但是，里悝当时可还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啊，当时国家干部的思想觉悟可还都普遍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觉悟呢。那么，里悝到底会怎么办呢？
　　里悝的心里波澜起伏，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时国际社会的局势，最后，还是封建小农意识和买办阶级的腐朽本质占了上风，里悝把牙一咬，把心一横：我杀错了人，我负责！
　　——怎么负责？高官里悝到菜市场上买了一块最硬的豆腐，一头撞死了。
　　一代改革家里悝就这么死了。可能有人觉得他实在是小题大做，不就是错杀了一个人么，以你里悝那么大的官，随便不就给遮掩过去了，实在事发了，来个记过处分也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你要是活着，还能为国家做多大的贡献呢！
　　可里悝到底头脑僵硬，思想觉悟没那么高，认为自己就是搞法律工作的，自然一点儿都不能违法，杀错了人就得偿命。从里悝之死，我们可以再来捉摸一下孟子的那句“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里悝的做法是不是太笨了呢？孟子的这种思想是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呢？恐怕很多人都会产生这种疑问。我们从历史书上满眼看到的都是权谋狡诈，为了一统天下或别的什么目的，哪怕是再美好的目的，别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就算做一万件、杀一万人，都不算什么。所以，要在历史上为孟子的这句话找到佐证还真是不容易啊。
　　想来想去，想到了外国，圣雄甘地也许能算一个例子，可是，即便甘地是个完美的例子，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完美佐证，但问题是，如果甘地当时面对的不是英国殖民者——他们到底还有几分绅士风度——而是面对日本鬼子，我真是很难想像他的一次次的绝食，他的不抵抗运动能够取得哪怕一丝一毫的收效。
　　孟子的这个思想如果放到现代社会，其实基本上就是很多人极力鼓吹的“程序正义”——为了达到一个正义的目标，手段上也必须是符合正义的，绝对不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问题要是再多想想，就有个“少数”和“多数”的关系问题：边沁的一种思想曾经影响深远，他推崇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的利益”——现在我们仍有很多人对这一主张坚信不疑，但问题是，如果你属于“多数”，那还不坏，可你若是不幸属于“少数”……
　　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梁惠王篇”中讲到的睢阳保卫战，张巡和许远为了他们心中的正义的目的，在城里杀人吃肉——不知道被吃掉的张巡和小妾、许远的书童，他们会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呢？
　　佛门孔子和道家佛陀
　　公孙丑接着问：“老师，刚才您说了这几位圣人的相同之处，那么，他们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呢？”
　　孟子说：“他们虽然都是圣人，却也有高下之分的。孔子有三个好学生：宰我、子贡和有若，这三人的智慧是足以了解他们的老师的，他们对孔子的评价非常之高。嗯，即便他们有点儿吹牛，但肯定八九不离十。宰我说：‘根据我对老师的了解，咱们老师可比尧、舜还强得多呢！’子贡说：‘从一个国家的礼仪可以了解它的政治，从一个国家的音乐可以了解它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怎么来了解孔子呢？呵呵，即便在百世之后，孔子的光辉形象也不会有一点儿黯淡的，百世以来的君王谁也不会背离孔子的学说。咱们老师孔子真是古往今来的第一牛人啊！’有若说的是：‘难道只有在人类之间才存在高下之分么？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丘，河海之于水沟，不都是同一类的事物么？这正如圣人也是人，和我们普通人也属于同类，但圣人高出他的同类，而孔子又高出于众位圣人之上，如果想在古往今来找出一位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来，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也许孟子和宰我等等各位说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但他们这样的话却为中国历史开创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大吹祖师爷。
　　这类语言我们在今天依然常见，当某人出于不得已的谦虚而不好意思吹嘘自己的时候，往往通过吹捧自己的师父或者祖师爷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当一个学说已经形成流派的时候，祖师爷的意义往往变得异常重要。说来有趣，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经常争辩，每家当中都有人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打击别人。佛家曾经出现过一种说法，说孔子其实是释迦牟尼的一位弟子，叫做儒童菩萨，这位儒童菩萨传法到了中土，中国名字就叫孔丘。所以呢，你们儒家后学别太牛了，你们的祖师爷孔子其实不过是我们佛家祖师爷的一名弟子罢了，你们儒家学说也不过就是我们佛家学说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
　　不仅仅是佛门有人编排这样的故事诋毁儒家，道家也玩这一套。道家有人说：你们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我们道家祖师爷老子的学生，当年孔子到洛阳的时候曾经向老子求教过呢。
　　儒者们心里有气：我们的祖师爷怎么一会儿是佛陀弟子，一会儿又是太上老君的弟子，这要是基督教传进来，该不会又说孔子就是摩西时代的某位先知吧？
　　儒者们的气还没消呢，道家和佛家又干上了：佛家推出了一整套佛、道大斗法的故事，把佛胜道败讲得活灵活现，道家更狠，推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这经里说，老子当年不是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了么，你们谁知道老子到底是去哪儿了，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有知道的没有？
　　哈哈，没人知道吧，告诉你们吧，老子西出函谷关，走啊走啊，就走到印度了，摇身一变，就变成释迦牟尼了。
　　这类的“祖师爷之争”并没有到此结束，后边的内容还有得是，但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好了。这种争论，现在我们作为局外人来看，觉得实在荒谬，但在当时当地，争论者们可都是非常认真的。
　　《尚书》错了还是《孟子》错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说：“打着仁义的幌子，靠着武力的底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霸的，要称霸，一定要有很强的国力。靠的是道德的底子，走的是仁义的路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王的，要称王，倒不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商汤王起家的时候，不过才小小七十里方圆的地盘；周文王起家的时候，地盘也不过方圆百里。以力服人的，别人不会心服，表面上服了你，那是因为胳膊没你粗；以德服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又来一个成语），就像孔门七十弟子对孔子的心悦诚服一样。《诗经》上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老师这一套“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翻来覆去地说，到现在也不知说了第几遍了。我们听得烦，有些古人听得也烦，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宗师顾亭林就出来挑过刺儿：“孟子的论据恐怕不太扎实呀！周人当年从王季伐诸戎开始，地盘越滚越大，到周文王接班的时候，地盘更像气球一般吹起来了，河套以西全是他们的。相比之下，商纣王的直辖地无非是河南殷墟那么一点点，支持他的势力也无非是那些东方诸侯。周武王的势力比老爸周文王还大，要想灭掉商朝根本就没什么难的。”
　　顾亭林不愧是一代宗师，这段质疑，可谓釜底抽薪：既然论据站不住脚了，那论点也就犯不着去驳了。
　　但是，顾亭林到这里还不算完，他接着质疑孟子所谓的“以力服人”和“王不待大”。顾先生说：“难道周文王他老人家当年就没有过以力服人的嫌疑么？”
　　看看顾亭林的险恶用心，居然胆敢质疑圣人？！周文王可是儒家政治标榜的圣王啊！
　　顾亭林身当明清易代之际，明帝国的正统顾不上去管他，清政权也正忙得不可开交呢。
　　顾亭林可不是随便说说，他是带着有力证据的：“《尚书》里有过记载，说是周武王结束了牧野之战，定鼎中原，各个诸侯国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赶来京城向他朝拜。周武王对大家作了一番重要讲话，其中说到老爸周文王的时候，有‘大邦畏其力’这样的话。嘿嘿，这可是儒家重要经典《尚书》里记载的话呦。”
　　顾亭林引用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全句是“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意思是说周文王当权的时候，大诸侯国畏惧他的“力”，小诸侯国感念他的“德”，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并不像孟子在这里指出的把样，“力”和“德”是截然对立的，周文王是完全用“德”而不用“力”，而且，畏惧于周文王的“力”的还都是那些大型诸侯国，这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力”有多么强大了。
　　顾亭林这一质疑，可让一些儒家学者很不高兴了：不对，顾亭林一定说错了！
　　来，捋胳膊、挽袖子，拿砖头拍死顾亭林！
　　可是，大家伙儿真到拍砖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这砖头还真不容易拍。为什么呢？
　　如果顾亭林是依据法家典籍、道家典籍、乃至考古证据来作的论证，那都没什么好犹豫的，砖头如雨下，拍死他！可是，顾亭林是依据儒家的一部典籍来攻击儒家的另一部典籍，这就让人为难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说顾亭林批《孟子》批错了，那你就必须承认顾亭林用作论据的《尚书》写错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孟子》是经典，《尚书》也是经典，《孟子》不会错，《尚书》也不会错，可这两者在这一点上又确实存在冲突、存在矛盾？！
　　怎么办？
　　需要一种解释，证明《孟子》既没错，《尚书》也没错，这两者间所谓的矛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只不过是顾亭林理解错了。
　　——要能把这样的论证说圆了，实在不容易，如果换了是我，肯定没辙。但聪明人有的是。有人说：“《孟子》这书一定要从头到尾读完，就在前文里孟子就说过：‘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这句话就在‘公孙丑篇’的第一节，我们已经遇到过了。）这就是说，周文王刚刚起家的时候确实是百里之地，这可不是说他后来发达了以后土地还只有这么大。所以呢，《孟子》这书是很完备、很严谨的，只有把前后读得能够贯通了，才能够领会得晓畅无碍。”言下之意是批评顾亭林读书不细致。
　　这是从《孟子》内部找证据，还要从外部再找些证据来。这也不难找：“《史记·平原君传》，毛遂说过：‘我听说，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称王天下，周文王靠着百里地盘臣服诸侯。’还有，嗯，《荀子》里有，《韩诗外传》里也有，《新语》里也有，等等。”
　　好了，第一个质疑已经解答了，不管是否有力，总之是很认真地回答了；可第二个质疑才是最难面对的啊。以上这些回答，其意图是要完全反驳顾亭林，可要驳倒第二个质疑，却毫无说服力。
　　顾亭林的同时代人要应对这个质疑确实不易，可后人却很有资格多说几句了。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清朝的几代圣明君主大兴文字狱，读书人说话、写字动不动就犯了忌讳，再硬的脖子也硬不过屠刀。这可怎么办呢？干点儿什么都犯忌讳，总不成带着一肚子的墨水下乡种地去吧？
　　于是，读书人纷纷投入训诂、考据的工作，在当时，大概也只有这种索然无味的研究工作能和现实世界完全无关，可以让研究者自由探索，不用担心惹来杀身之祸。
　　如果稍稍发扬一下苏格拉底的说法，那么，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社会的牛虻，也就是说，他们天生就是社会的批评家，无论一个社会多么好，或多么坏，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受这些人的批评，用个粗俗的比喻：如果想让知识分子不去批评社会现实，那就如同让狗不去吃屎——你可以把狗杀了，或者天天喂它肉包子吃，但你改变不了它吃屎的天性。
　　所以，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清朝这些考据工作者的身上——出事了。
　　大学者阎若璩考据出来，《尚书》是假的！是被人处心积虑地伪造的！铁证如山！
　　——我们现代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一考据成果在当时的意义，我们会想：无非是证明了一本古代的书是伪造的、内容不可信罢了，我们以后不再读它了，或者读它的时候心里有这根弦也就是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现代社会的图书市场不是还有数不清的所谓“伪书”么，有一阵子各大报纸还连篇累牍地报导过呢，可也没听说有谁读过哪本伪书就心理变态了、仇恨社会了。小事一桩而已嘛。
　　但是，清朝学者考据出来的这部伪书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本书——不是励志书，不是企管书，也不是用中国人情情爱爱的小说包装成的韩流，而是当时国家主流学说中的一部重量级经典，历来有多少读书人考试要考它，书里讲的内容早已成为国家政治行为的理论依据。而此刻，却有学者却无情地说：“真正的《尚书》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学习的这部《尚书》有一大部分都是后人伪造的。”
　　关于《尚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种种版本、种种传说，清代此时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版本早已作为官方版本流行了一千年。也就是说，至少这一千年来，多少读书人把这一儒家经典奉为圭臬，认为这里边都是古代圣人们的至理名言，这时才知道，大家全都上了大当。——看看，本来最远离现实社会的考据学问也被搞得动摇着世道人心。
　　那么，这个《尚书》全都不可信么？也不是，这里面真伪杂糅，时真时假，所以后来又费了很多人的考据功夫。
　　有了这些考据专家们的成果，我们就可以不怀好意地看看历史上一些上当受骗的家伙。
　　最著名的受骗上当的例子是从这一句话来的：“人心正直，道心精微，要精研、专一，满怀诚意保持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里记载的舜对禹说的话，到宋朝的时候，儒家人物认为这句话简直适合被每个人当作座右铭，这可是一位圣人对另一位圣人所说的至理名言啊，实在太精辟了，太伟大了。于是，一代代人奉之为至宝，就差数着念珠每天念一万遍了。结果呢，突然被人考证出来，这话根本就不是舜对禹说的，而是三国时代一个叫王肃的魏国人自己编的。
　　王肃肯定在黑暗的夜空的偷着乐呢：“嘿嘿，你们背的那些圣人语录，嘿嘿，那可是我王圣人的话啊！哈哈哈哈！等哪天你们要是明白了过来，非得气炸了肺！”
　　好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顾亭林的那个质疑。顾亭林引用的《尚书》里的句子是出自哪一篇呢？出自“武成篇”，这一篇可是很著名的一篇，后人的考证很多，一般认为属于伪作，至少也是不足以被当作论据来使用的。
　　《武成》篇真是伪造的吗？我们读《孟子》读到后文“尽心篇”的时候，还会对这个问题产生疑问，孟子在那里说出过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我们很熟悉的一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孟子在这里说的。但是，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把这个“书”字当作泛指的“书”，不管读什么书，都不可轻信，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切不可听风就是雨。可孟子这里所说的“书”，却是特指《尚书》（当时也没什么别的书）。孟子又在这句话之后特别提到了“武成篇”作为解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一观点的例子，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不正是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吗？
　　不错，这确实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却不能证明后人们读到的“武成篇”就是孟子当初读过的“武成篇”。有些专家认为，《逸周书》中的“世俘篇”才是真正的“武成篇”，但这些考据问题我们大可不必操心，那是专家们的工作，我们只需要知道，顾亭林所用的论据不一定就是站得住脚的。所以呢，周文王未必就不是“以德服人”的呀。
　　那么，如果再追问一下，顾亭林的质疑已经被证明为不够有力，那么，这就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形象确如孟子所描绘的吗？
　　——当然不是。
　　那个时代的历史远非信史，况且，从常理猜想，顾亭林的说法倒更容易让人接受呢。
　　就此再多说几句。无论是半信史时代，还是信史时代，一段段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我总觉得这不大好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请和你关系最近的三个朋友各自为你写一篇传记，等写完之后你拿来一看，会认为这传记的真实性有多高呢？如果你自己来写自传，你的朋友们拿过来一看，会认为你是在作如实的、客观的记录吗？想想这些，再想想那些古代的史官吧。
　　从某种程度来讲，历史无外乎人情，我们会从中看到很多相似，很多规律，虽然有变数，却大体总有轮廓可循。所以，有些事情即便史书不会明确记载，却也可以稍稍推想。比如，有史书记载官方文件，说是某段时间国泰民安，粮食堆成山，可你会发现在第二年的记载里就出现了透露出相反意思的细微线索；还有一些事件具有暗示意义，比如，如果你读到大张旗鼓表彰清官的记载，那通常暗示着整个国家的吏治腐败已经达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如果你读到一些引人注目的对外政策，那或许正暗示着国内正蠢动着不好解决的矛盾，至于一些过于违背人之常情的传奇事件——怎么说呢，比如著名的“田横五百壮士”，当田横的死讯传到后来被纪念性地称作“田横岛”的那座小岛上的时候，田横的五百名部下集体自杀，除了邪教运动，历史上再难找出同类的例子了（倒有一个被揭穿的所谓“太原五百义士”），我以我的小人之心度这五百人的君子之腹，总觉得这事不合情理。
　　匈奴版秦桧
　　孟子这段“力”与“德”之辨、“王”与“霸”之辨确实在历史上不容易找到有力的例证。如果说历史也不外乎人情，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更多的例子却是“力”与“利”始终在主宰着一切。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孟子所推崇的“王道”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美好的政治理想存在于历史证据并不充分的上古时代。
　　但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说“以德服人”的例子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它们并不算少，不过通常仅仅是浮现在事件的表层，就像是波澜之上的华丽的泡沫。再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德”与“利”的界限往往并不是那么鲜明的。
　　有一段广为大众熟知的历史很有意思地说明着这个问题，嗯，让我们看看汉朝和匈奴的关系。
　　先说一个小问题，“匈奴”是什么意思？
　　没人知道匈奴人在母语里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称呼，“匈奴”这个词其实是汉人对他们的称呼，或许带有音译的性质，但这两个字无论如何也是含有蔑视色彩的，把意思翻译过来就是“穷凶极恶的奴才”。所以，汉朝将领如果像现在一些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称呼这个草原上的对手为“大匈奴”，应该说是不合人情的，因为这称呼相当于“伟大的穷凶极恶的奴才”——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人称呼日军为“小日本”、“日本鬼子”，你能想像《地雷战》里乡亲们报信的时候不是说“鬼子进村了”而是说“大日本皇军进村了”会是什么感觉？
　　汉朝和匈奴最初的接触是失败和屈辱的。汉高帝刘邦戎马半生，平定了天下，结果率三十万大军和匈奴作战却吃了大亏，连自己这个皇帝都险些落在匈奴人手里。《汉书》记载，刘邦在平城陷入了匈奴的包围，一连七天，眼看着没有突围的希望了，高级智囊陈平想出了一条妙计，对刘邦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刘邦一听，嗯，主意不错，就听你的！于是妙计成功，突围而去。
　　到底陈平出的是什么主意呢？《汉书》没有记载。《汉书》这一段的原文是：“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后人当中，有些人读《汉书》读的是不带注释的版本，觉得陈平这人很神秘，更想不通在当时如此的绝境之下到底要怎样的秘计才能脱身而去，于是就很容易把陈平给神秘化了。注《汉书》的应劭在这里倒有个解释，说陈平找来画工，让他们画画——很神秘吧，马上就性命不保了，怎么还找人画画呢？
　　画工画的是美女。陈平派人把美女图给冒顿单于的老婆送去，说：“瞧见我们汉朝的美女没有，你们要是再不解围，我们就送二奶给你老公！”
　　这一手可把单于的老婆吓怕了，赶紧找单于吹吹枕边风，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刘邦这才拣回了性命。后来有学者解释为什么《汉书》不记载这条妙计的具体内容，原因是：太下三滥了，没法说。也是，这主意更像是韦小宝出的，管用得很，就是上不了台面。唐代大史家刘知几议论《汉书》，就拿过这个例子说事，说是如此重要的一条计策，却不把内容写清楚了，实在不应该。刘知几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那么，对于汉朝来说，匈奴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以德服人吧，没那么高的德行；以力服人吧，没人家力气大；怎么办？有办法——以色服人。和亲政策就此开始。
　　刘邦死后，又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外交事件。冒顿单于给刘邦的老婆吕后送来一封信，信上说：“我是北方一个寂寞的君王，你是南方一个新寡的王后，我们这两个不快乐的人不如互通有无吧——我们结婚吧！”
　　电视剧《汉武大帝》里，年轻的汉武帝回顾历史，读到了这封信，直气得浑身发抖。的确，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匈奴对汉朝莫大的侮辱，当事人吕后据说也被气得不轻。但人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拿自己时代里的习惯观念去套古人。单于是否真的存心侮辱呢？恐怕还真不一定。匈奴的习俗和汉人不同，汉人最难想像的是：匈奴人一死，死者的儿子要把自己亲娘之外的娘娶作自己的老婆——如果不这样做，那才是不道德的。那么，匈奴既然认为自己和汉朝是两个对等的政权，所以，匈奴的单于娶汉政权皇帝的遗孀这也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单于这封信虽然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图，但要就此来说他是存心侮辱、挑衅，倒也未必。
　　吕后看了冒顿单于的来信，虽然气得不轻，但很快便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恢复了冷静——朝中虽然也有激烈的主战派，但主和派的思路最终说服了吕后。吕后给冒顿单于回信说：“我都是个丑老太太了，你就别瞎忽悠我了，还有，我们汉朝对你们可挺够意思的，你们还是别找事儿了！”
　　如果我们就历史来看历史，冒顿单于无疑是当时匈奴人的民族英雄，正是他大规模开疆拓土，大振了匈奴国威。他也不是个全不讲理的人，后来又给吕后来了封信，给自己解释说：上封信是因为自己不了解汉人的风俗习惯，所以出言冒犯了，有点儿不好意思。
　　从这一个历史插曲来看，当时的汉人思想当中，对“战”与“和”的考虑主要还是从现实利益出发的，儒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还仅仅限于一些仪式化的东西，主战派既没显得自己有多英雄、有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主和派也大可以理直气壮，主战派不骂主和派是“汉奸”，主和派也不骂主战派是“愤青”，而作为当时最高执政者的吕后也在听过两派辩论之后，作了一番理性权衡，毅然决定把此事低调处理——如果把事件往后推上几百年、一千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想像，尤其是，当我们想想崇祯皇帝在“战”与“和”的决策问题上的为难处境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精英中间还存在着一条同样说明问题的流行语：“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也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一共有三家大公司：北边是“胡”（匈奴）、中间是汉，南边是越（南边有好几个越国），你要不愿意在汉公司混了，大可以跳槽换家单位。
　　一直等到一种为我们所熟悉的极端化的儒家思想占了垄断地位之后，“战”与“和”的关系才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利益的左右，跳槽也被普遍视为离经叛道之事。
　　到汉武帝的时候，汉朝可把匈奴打得够呛。这段历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匈奴从此走上了衰亡之路。但是，汉朝对匈奴的军事胜利却并非导致匈奴走上衰亡之路的全部原因，另外一个不大为大众熟知的原因至少和军事原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就是匈奴内部的体制弊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迅速发展起来的匈奴集团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用现代语言说，它像是一个联邦国家，和古代的华夏社会比较，它带有一定程度的封建特征（我在上一本书里澄清过我们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误解），单于的地位并不相当于皇帝，而大体相当于周天子。读了这么久的《孟子》，我们已经了解了周代社会的大致风貌，此刻，周人的封建制度所酿成的苦果又被匈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尝了一回。逐渐地，匈奴的一些地方势力开始不服中央管束，匈奴人终于进入了类似于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时代。
　　中国人最熟悉的匈奴单于恐怕就要算呼韩邪单于了，他娶的汉人妻子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后来成为历代文人骚客们吟咏的一个重要主题，许多人感叹王昭君出塞和亲实在是件丢人的事，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王昭君仅仅是汉元帝后宫中的一名普通宫女，而以往的和亲可是要派出去汉朝公主的；还有，为什么和亲总是单向的呢，为什么汉朝皇帝就不去迎娶匈奴公主呢（清朝的和亲政策就是这样的，其结果比汉朝成功得多）；再有，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已经是大分裂时代的匈奴，实力早已无法和冒顿时代的匈奴相提并论——在冒顿时代，匈奴和汉朝是地位对等的两个国家，而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却已经在实质上降为了汉朝的外藩。
　　呼韩邪原本并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单于，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匈奴比作东周的战国社会，那么，呼韩邪并不是周天子，而只是齐国或者秦国的一个僭越称王的诸侯国君。匈奴的战国诸侯们打来打去，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两个单于：一个是呼韩邪单于，另一个是郅支单于。呼韩邪打不过郅支，被郅支赶得一路往南，可再往南就是汉朝的地盘了，这可怎么办？
　　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可不能含糊了。呼韩邪把一众贵族们招呼过来：“大家出出主意吧，咱们该怎么办？”
　　是投降郅支单于呢，还是死拼到底？
　　死拼能不能打得过呢？很可能打不过。
　　是打不过也要打呢，还是找个靠山再打？
　　找汉朝当靠山好不好呢？
　　——焦点终于集中在这最后一个问题上。在呼韩邪的班底里，就这个问题其实前些年就讨论过，问题是，不是冒顿单于的时代了，要想和汉朝作兄弟邻邦，可人家汉朝现在腰杆硬了，已经不会答应了，要想亲汉，就只能答应汉朝的条件，作他们的外臣属国。贵族们老大的不情愿：这可不行，咱们丢不起这个人！咱们曾经在大草原扬威立万，西域各国都是咱们匈奴人的小弟，人家要是知道咱们这个作大哥的突然跑去给汉朝作小弟了，还不得把咱们笑话死！
　　呼韩邪正组织大家讨论呢，听这个说的也有理，听那个说的也有理，就在这时候，伊秩訾王提出了一个重要意见：“汉朝现在正是强盛的时候，而我们匈奴却早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为今之计，投靠汉朝才能活，不投靠汉朝就活不了，这道理都在明面儿上摆着呢！”
　　呼韩邪闻听此言，把眼一瞪：“你小子是想当秦桧啊！”
　　一众贵族忙问：“那您——”
　　呼韩邪叹了口气：“那我——那我就当宋高宗吧。”
　　于是，呼韩邪单于下定决心，朝觐汉朝皇帝，把儿子送到汉朝作人质，并向汉朝纳贡。
　　汉朝赢得了一次空前的政治胜利，虽然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匈奴的赏赐远远超出匈奴的纳贡所值，甚至后来还引起一些官员对财政负担的担忧，但在政治问题面前，经济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在与一个对等国家的交往中赢得如此空前的胜利，这在当时还是史无前例的，以这个信史中的实例（而不是商汤王、周文王时代那些不太可靠的历史传说）来反观孟子的主张，我们会发现，以所谓“王道”服人，单靠一个“德”字是远远不够的——既要有“德”，也要有“力”，还不能缺了“利”，更要赶上合适的大形势，这些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即便这样，也要耗上几代人的努力和积淀——真是一件无比复杂、无比庞大的超级工程啊。汉武帝对南方领土的扩充也是合适的例子，不过这还是留待以后再讲吧。
　　在孔孟的时代，人和事或许比后来要单纯许多，不止孟子一个人像这样把“德”与“力”搞得二元对立、泾渭分明，这也许是周代的风气使然。“春秋五霸”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当年带着八国联军（八个诸侯国的同盟军）向楚国问罪，楚国派出了一位叫屈完的使者和齐桓公谈判。齐桓公让八国联军排开阵势，一边指点，一边牛气冲天地对屈完说：“用这么强的军队去打仗，有什么仗会打不赢！又有什么城会攻不下！”
　　屈完没被吓着，冷静地回答说：“您要是以仁德对待诸侯，大家全都得服您；您要想以武力服人呀，嘿嘿，我们楚国会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护城河，跟您硬扛到底！您的军队虽然强大，我看也讨不了什么便宜！”
　　——春秋时代的君子们常有这样的辞令，但战国就少很多了。孟子的这一“德”、“力”之辩虽然带有一厢情愿的色彩，却也毕竟符合了世道人心中的某一个层面，对世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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