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7日华西都市报有关柴窑瓷器鉴定拍卖的文章。

绝迹千年柴窑瓷器成都现真身?真假尚无定论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曾洁 
  《绝迹千年柴窑瓷器成都现真身?》追踪
  “宝贝”藏家于先生携11件瓷器赴浙交流本报记者全程跟随
  3月7日、8日,本报独家报道了成都于先生收藏的20多件瓷器疑似五代后周时期的秘色瓷,在收藏界引发广泛关注,有不少读者致电本报热线,为于先生鉴宝出谋划策,但至今没有权威文物鉴定机构为其藏品验明正身。3月底,于先生辗转联系上位于浙江慈溪的慈宁秘色瓷研究所。4月8日,他首次携带11件瓷器出省,本报记者随之奔赴两千里之外追踪报道。
  瓷器鉴定大师陈万里的《陈万里陶瓷研究与鉴定》中记述,秘色瓷的烧造地点,一般书上都说是在河南郑州。另一种看法,是《余姚县志》转引《谈荟》里的话,说“吴越时的越窑愈精,谓之秘色,亦即所谓柴窑,或云周世宗时始进御”云云。秘色瓷的烧窑遗址至今尚未发现,于先生由此推断,浙江余姚可能是其发源地。
  一次机缘巧合,朋友打听得知邻近余姚的慈溪市有个研究所,可能是全国唯一一家研究秘色瓷的官方机构。于先生得知消息非常兴奋,给对方发送一条言辞诚恳的求交流鉴定的短信,研究所当即回电“欢迎你过来共同研究”。
  4月8日早上8点,在成都驶向杭州的动车上,于先生从行李架上取下黑色手提包,拿出一个亚麻面料的木匣,向记者展示一个疑似秘色瓷的官帽杯。他拿起官帽杯,兴致勃勃地讲述秘色瓷的研究心得,邻座的几个乘客拥上前来围观。
  有乘客提醒:“你不怕被盗,或者摔碎了吗?”于先生淡然地说:“别人眼中价值连城的藏品,在我看来只是个研究的物品。如果研究需要,现在就可以敲碎一件。”他笃定坚信,这就是秘色瓷。此行不为鉴宝,而在交流,这种精美极致的瓷器,制造工艺到底有多难?您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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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期刊推荐[转载]一篇有关“柴窑”的报道&&引发的感慨
坐江山若不知江为何物,就可悲了----&&
一篇有关“柴窑”的报道& 引发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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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四川汶川的一位朋友,搭乘卡拉齐至成都转北京的飞机,给我带来一份当天(12月1日)的《华西都市报》。报纸中有一篇题为《罕见中国国宝,首度露面日本》的报道,全文如下:
“一件有着雨过天晴后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陶瓷‘青百合花瓶’,近日在日本露面并首度展出。由于这件珍宝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柴窑的作品,引起日本文物界的关注,甚至连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慕名前往参观。根据日方介绍,大约600年前,中国明朝皇帝将这件青百合花瓶赠给了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后来由日本古笔家族世代相传下来。此次展览的主办方介绍,为了让中日两国的学者合作开展研究,早日揭开柴窑千古失传之谜,将尽力促成这件青百合花瓶早日回国‘省亲’。”
&以这篇报道为线索,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国内众多媒体在12月1日争相报道了这一消息。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对国内发现的柴窑疑似器物、国内的柴窑研究状况,我们的媒体为什么就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呢?真的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吗?从内心讲,这不能怪媒体的记者,在少数具有绝对话语权的体制内“专家”们统治的中国文博界、这个铜墙铁壁般的“独立王国”里,谁都没有言论的自由,连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对他们都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记者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谁敢涉足民间收藏?谁愿意冒丢掉饭碗的风险为民间收藏和民间收藏家正义直言、说几句公道话?幸好,在文博界之外,广大民间收藏家还能充分享受党和政府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由此,引起了我的诸多牢骚与感慨。但我明白:“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日本学者、“青百合花瓶”的收藏者、《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的著作者对中如云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十分敬重的良师。为了一件“青百合花瓶”,对中先生整整花费了八年的光阴,遍访全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遍查浩如烟海的中国古陶瓷文献,亲自上手一万多件中国古陶瓷器物,最后他认定,“青百合花瓶”就是中国五代后周的柴窑瓷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座谈会”上,对中先生向世人公布了他的这一发现。然而,无论中国官方还是民间,对这一惊世骇俗的发现,所持的态度是冷漠的,甚至是否定的。我作为一名柴窑收藏、研究爱好者,被对中先生对中国历史文物的深情与执著深深感动,受到极大鼓舞。为此,我曾在《“柴窑”与“柴窑”研究》一文里,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专章,抒发了我个人的感想和体会。
我有幸于1987年3月收藏到四件柴窑疑似器物,但一直深藏不露、从未示人。在对中如云先生精神的感召下,我决心在柴窑的研究上下一番功夫。于是我写了一篇《凭实物,说柴瓷》的文章,并在文章中配发了我所收藏的四件柴窑疑似器的照片,发表在国内多家网站,结果反响甚微。日,我参加了“首届郑州柴窑研讨会”,并宣读了《浅议“柴窑”与“柴窑”研究》的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之后,我又撰写了四万余字的《“柴窑”与“柴窑”研究》的专题论文,以及《柴窑釉色之我见》,并发表在“中国文物网”等几家收藏网站上,但依然是反应平平,根本没有受到主管部门和媒体的丝毫关注。其间,我还干了一件大傻事:就我当时的印象,认为马某某先生是一位民间收藏家,听说他对柴窑瓷器也很感兴趣,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四件柴窑疑似器的照片,信中明确表示,愿将四件瓷器无条件提供给他,供他研究。信是以挂号邮件寄出的,而且是市内邮件,我想很快就会得到他对回音。但几年过去了,却如“泥牛入海”。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里看到,连一块柴窑疑似瓷片都没有的马某某,竟然在大讲特讲柴窑瓷器,其表现出的无知与闹下的笑话,我都替他害臊!现在我才意识到,我看错了人、错误相信了人。马某某原来是一个连中国人笃信的“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个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的无良之辈,亵渎了我的一片诚意。
常言道“黑了东方有西方”,国内的局面打不开,借助外力来推进中国柴窑瓷器的研究,也不失为一条途径。于是竭力促成了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文化交流暨柴窑研讨会”,有资料为证:
“中日文化交流暨柴窑研讨会会议纪要
日下午,以柴存才(树青)教授为组长的“郑州柴窑研究总会”的代表,与“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会长、知名学者、文物鉴赏家对中如云先生、“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汉和协力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岚女士进行了融洽的学术交流和会谈,就中国与日本两国学术机构在今后文化往来及学术交流诸方面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如下共识:
一、“(中国)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与“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建立学术交流及合作关系。
二、“(中国)郑州柴窑研究总会”邀请对中如云先生、俞岚女士参加预定于2009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郑州柴窑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中先生、俞岚女士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对中先生表示,届时将带多名日本的柴窑研究学者以及他本人收藏的“青百合花瓶”一同参会。
&&&&三、适当时候,双方共同组织中国柴窑研究者携带柴窑精品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四、对中先生承诺,将个人出资对柴荣陵进行保护性修缮。
参加会议的还有:“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代表母智德、费永强、黄金洲、严宝兴、赵小华等,“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联络部部长杨焰女士也参加了会谈。
自左至右:严宝兴(北京景龙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北京分会副会长)、黄金洲(金融学博士、武汉大学客座教授、河南金汇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副会长)、柴存才(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第三十六代孙、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会长)、对中如云、母智德(炎黄文化博物馆、河南省陶瓷行业管理协会顾问、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小华(《中国现代企业报》记者部主任、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北京分会副会长)、费永强(央视导演、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副会长兼北京分会会长)、俞岚(《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一书的翻译者、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汉和协力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母智德代表黄金洲博士向对中如云先生赠送礼品(不是母智德不懂礼仪,而是母智德刚把话说完,译员还在翻译,对中先生就已经站了起来。当然,礼物还是站着奉送给对中先生的)。
左起:母智德、对中先生、俞岚女士(在鉴赏柴窑疑似器物的过程中,俞岚女士始终跪在地上转递器物)
“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事务长胡斌女士与母智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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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会议纪要》可以看出,对中先生收藏的“青百合花瓶”,原本没有打算首先在日本展出,而是先带到今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郑州柴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向中国的同仁们展示,并进行交流、探讨。但是,因为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虽经本人心力憔悴的百般努力,却没能得到某个方面的协助,致使日本方面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中日双方的学术交流、“青百合花瓶”的展示以及对中如云先生个人出资对柴荣皇帝陵进行保护性修缮的计划,统统付诸东流。
我收藏的四件柴窑疑似器物,对中如云先生和俞岚女士都是上过手的,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对珍贵的中国历史文物,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与虔诚,把它们当着“神灵”一样加以崇拜。所以,他们是跪着鉴赏这四件柴窑疑似器的,令我十分感动!
新加坡的柴窑研究者伍德南先生,在互联网上看到我有关柴窑研究的文章和实物照片后,专程飞到北京,鉴赏我的藏品,并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切磋。他对我的四件藏品感到震惊,但同时又对中国文物主管部门和媒体反映出的冷漠表示不可理解。
湖南科技大学退休教授、古陶瓷收藏鉴赏家、“四合一鉴瓷法”的倡创者、年近八旬的易惟谦老师,几年来,多次亲赴北京,鉴赏、研究我的柴窑疑似器。易老治学的态度是严谨的,在2008年10月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被台湾评为五大畅销书之一的《易氏鉴瓷》一书中,把我的柴窑疑似器照片,作为“高古瓷”收录于书中,未作任何鉴评;在其近期出版的《古瓷实鉴百例》中,易老运用他的“四合一鉴瓷法”,肯定了我的藏品应属柴窑古瓷。下面是易老书中的原文:
第一部分 高古瓷系例
鉴定要点及说明
高古瓷一般指唐宋两个时代的陶瓷制品。我这里将宋代五大名窑分开单列,只讲唐和辽宋时期那些陶到瓷过渡阶段的陶瓷。虽然有的器物还处于近似于陶的阶段,但人们习惯地把它们当作瓷了。另外唐与辽只隔9年,唐宋之间仅隔53年,故此过渡期间统称唐末宋初。
高古瓷一般胎质是紫金土、红粘土或北方粘土,都不是白色瓷土。其釉也统称青釉,虽名为青釉,但釉色各不相同,很难用文字精确描述。只要有点色,无论是灰、黄、蓝、绿,习惯上统称它为青釉。因为这些釉色都不纯正,甚至在千万个色标中也找不到它的色谱。
鉴定高古瓷的要点与元明清瓷有所不同,它不重色也不多考虑胎的容重,因为胎质沒有使用后世统一的瓷土胎泥,其容重相差很大。鉴定的关键是看包漿。鉴定方法以目测法为主,微观法很关键,容重作参考。
高古瓷进行比色很难,但它的釉色现在造不出来。容重不是白瓷的范围,有小的小于2.30,也有大的可大于2.30,所以在这方面鉴定意义不大。只因唐宋时的烧造和上釉的工艺多为热融釉法,与后世不同,釉里见不见气泡很重要。至今绝大多数是看不到气泡的,这就为断代起了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唐瓷基本上为陪葬品,大多是出土的,出土的必有土咬。土咬与人工作旧或用泥浆水煮是完全不同。真土咬的土斑是点状分散在釉的毛细孔中,同时也夾在裂缝中。人工土染是靠胶体粘在釉表或夾在缝中间。开片现象在不同时代各有不同,唐宋时期许多器物是“龟裂”开片,其缝隙宽,片周边往下弯。因此通过微观可发现仿制与真的各不相同。有了这几点知识能很快得出结论,而且不会走眼。
总的来说,只要目测和微观通得过,容重又在规定范围内就绝对可信了。
特别强调一点,在测容重的水中称重时一定要把被测物里面的气体排净。如果留有气体在里面或里面有封闭的空间,则容重是测不准的。往往错误发生在此。
1.青瓷单色釉六方形喇叭口瓶 收藏人 母智德
目测法:此瓶为六方形,下窄上宽收颈,瓶口外张成喇叭形。底足边矮不足半公分,在底中心刻有“内府”二字。局部没有釉,可见黑色胎质。通体为天蓝色釉,釉面光亮质地硬且有玻璃质感。釉色鲜艳且包浆很浓厚,在边棱处磨蚀很明显,色略浅,一看便知是老器。在轴下开小片纹往下凹,与唐三彩开片特征相同。靠底部釉面有被腐蚀痕迹。
瓶高38.5cm,每边长5.0cm,壁厚1-2mm,总重485g。见图(1-1-1)、图(1-1-2)。
断代为唐-宋时期青瓷,疑似柴窑器。至今尚未见任何实物标准展示过柴瓷,柴瓷为何样无人定议,只有文字述说“薄如纸、明如镜、声如馨”是柴窑特点。同时大多认为是天青色,也有说其他色。此器有些近似,在全国柴窑研讨会上大多数人认定是柴瓷。因此从目测法也可定为柴瓷。(仅供参考)。
比色法:据流传下来的少有记述,皆认为柴窑色美又艳,且胜过汝瓷。此器有这一特点。
其色标为:C-100,M-20,K-50。在唐宋时期能达到这种色调的釉是很难能可贵的,由此可定性为唯有柴瓷才能达此水平。故定为柴窑真品。
容重法:在空气中称重为494g,水中称重为215g,体积相当于494-215=279cm³。
容重E=494/279=1.77。这个值是适合的,也只有唐末宋初时的实物才可能有这么小的容重。
图(1-1-1)&&&&&&&&&&&&&&&&&&&&&&&&&&&&&&&&&&&&&&&&&&&&&&&&&&&
图(1-1-2)
微观法:在图(1-1-3)的微观图上看不见釉内气泡,开片的特点很明朗。它的开片很小,周边向下弯与唐三彩开片极相似,称为“龟裂”。这是独特的断代标志,也证明它的时代性。
同时它原有釉色很美,
是天蓝色,釉上有层玻璃层。又从图(1-1-4)可见底下部位被腐蚀过的状况,决非现代仿品,已有明显的包漿可以说明问题。
总结:为高古瓷,又不是五大名瓷,可不亚于五大名瓷,且近似汝瓷,还比汝瓷更美更薄,所以只能推论为柴瓷。
图(1-1-3)&&&&&&&&&&&&&&&&&&&&&&&&&&&&&&&&&&&&&&&&&&&&&&&&&&&
图(1-1-4)
2、青瓷单色釉八棱形蒜头瓶& 收藏人&
目测法:这是一只八方形蒜头瓶,与上一件同出一个窑口。除造形不同外,胎釉完全一致。腹部为腰鼓形,肩部有环形玄纹,颈小头大像大蒜头。足圈略厚,足顶不施釉。釉色天蓝而艳,周身开细
片。腐蚀很明显,下部剥融釉层很多。包桨明显,很开门。
器高38.5cm,口径6.0cm,足边长2.6cm,口边厚1.5mm,底部有膜糊不清的凸形款。与上一件柴瓷特征完全相同,应按同一结论断代。见图(1-2-1)、图(1-2-2)和图(1-2-3)。
图(1-2-1)&&&&&&&&&&&&&&&&&&&&&&&
图(1-2-2)(上)&&&
图(1-2-3)(下)
比色法:与一号鉴品相似,可能因在土中腐蚀程度严重一些,其色调略老化,欠艳丽。其色标为:C-80,M-0,K-40。
此类釉色尚不曾出现在其他瓷上,但与汝瓷有相似之处。所以只能按同1号鉴品作定论。
容重法:在空气中称重为526g,在水中称重为260g克,体积相当于520-260=266cm³。
容重E=526/266=1.97。比1号鉴品略大,但均为唐宋时瓷品的正常容重范围。
微观法:图(1-2-4)中所见其釉色是十分美丽的,与1号鉴品相同。其中亦看不到气泡,为唐宋古瓷特点。开片细小,釉层厚且向下凹,是与三彩开片纹相同,叫“龟裂”。
从图(1-2-5)也看到釉面腐蚀了的地方被碱性物浸入,造成许多灰白色膜层影响釉的外观。故说明此器决不是后仿或现代高仿品。
图(1-2-4)&&&&&&&&&&&&&&&&&&&&&&&&&&&&&&&&&&&&&&&&&&&&&&&&&&&
图(1-2-5)
总结:1号与2号鉴品为相同产品,应为高古瓷。在缺乏资料的条件下,断为唐宋时代与五大名瓷相比美。疑似柴窑之传世品。(目前文物界对柴窑一直是个悬案,无标准型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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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下旬,我收到“在日本中国文物保护协会”及“汉和协力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的邀请,参加于12月7、8、9日在日本召开的“青百合花瓶”展览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告诉我,他们邀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多家主流媒体莅临会议,还特别告知王刚先生也将作为媒体的代表参加会议。他们仅邀请了两位中国的柴窑研究者出席这次会议。一位是五代后周柴荣皇帝的第三十六代孙、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会长柴存才教授,另一位就是我,并且承诺,往返的机票以及在日本期间的食宿费用一律由日方承担。不巧的是,正在此时,汶川地震灾区有需要我去尽的义务,我权衡再三,认为为地震灾区尽义务,比去日本开会更重要,于是放弃了去日本的大好机会。对此,我自己感到痛心,日本方面也深表遗憾。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首先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把国内媒体报道“青百合花瓶”在日展览的消息通报给了日本方面,并在邮件中写道:“我相信,对中如云先生‘青百合花瓶在日本的成功展示,以及即将召开的柴窑国际学术研讨会,必将对中国柴窑瓷器的研究产生良好的影响,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认为,研究柴窑,就是在为摘取中国古陶瓷皇冠上的明珠做有益的尝试;破解柴窑的千古之谜,就是在攻克中国古陶瓷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然而,困难重重、阻力巨大、举步维艰、任重道远。为此,我再次呼吁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媒体的有识之士,应当给予适当的关注和支持,不要让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民间柴窑研究者老是处在迷茫、彷徨、痛心与失望的阴影之中。当然,我们永远不会、也不敢奢求,在中国能够像日本朝野那样,高度关注和重视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甚至连前首相这样的人物也会去参观一件“青百合花瓶”。果真如此,中国1800万件珍贵文物就不会流落异邦,成为失去“亲娘”的“弃儿”,更不会出现大批文物仍在源源不断、堂而皇之通过海关,输出国门。
总之,我认为,我们的党和政府应当采取断然措施,,像当年的邓小平先生那样,对文博界来一次彻底的拨乱反正,让“相信群众”、“依法治国”、“科学发展”的阳光普照中国的文博领域。古人云:“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但是,当今的中国文博界却反其道而行之。“羊”跑了,而且是成群结队地跑了,他们不但不吸取教训,赶紧把“羊圈”修好,反而大拆“羊圈”,用鞭子大驱“羊群”;更不去惩罚那些拆“羊圈”、赶“羊群”的人,而只是派人去四处寻找流失的“羊群”。即使找回了一些,却没有关栏“羊群”的“羊圈”,那些没有受到惩罚、尚未吸取教训的人又会用他们那无情的皮鞭驱赶“羊群”,使之四散逃亡。说白了,那些“羊群”就是中国的历史文物,那些“拆羊圈”、赶“羊群”的人,正是体制内的某些无法无天的伪专家。国家文物局的官员们,你们津津乐道地标榜你们派了许多人到国外去追讨流失文物,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的理政之大忌吗?中国文博界乱象重重的症结何在?中国文物大量外流的根源何在?你们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有意把水搅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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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九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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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有关“柴窑”的报道& 引发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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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四川汶川的一位朋友,搭乘卡拉齐至成都转北京的飞机,给我带来一份当天(12月1日)的《华西都市报》。报纸中有一篇题为《罕见中国国宝,首度露面日本》的报道,全文如下:
“一件有着雨过天晴后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陶瓷‘青百合花瓶’,近日在日本露面并首度展出。由于这件珍宝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柴窑的作品,引起日本文物界的关注,甚至连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慕名前往参观。根据日方介绍,大约600年前,中国明朝皇帝将这件青百合花瓶赠给了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后来由日本古笔家族世代相传下来。此次展览的主办方介绍,为了让中日两国的学者合作开展研究,早日揭开柴窑千古失传之谜,将尽力促成这件青百合花瓶早日回国‘省亲’。”
以这篇报道为线索,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国内众多媒体在12月1日争相报道了这一消息。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对国内发现的柴窑疑似器物、国内的柴窑研究状况,我们的媒体为什么就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呢?真的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吗?从内心讲,这不能怪媒体的记者,在少数具有绝对话语权的体制内“专家”们统治的中国文博界、这个铜墙铁壁般的“独立王国”里,谁都没有言论的自由,连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对他们都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记者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谁敢涉足民间收藏?谁愿意冒丢掉饭碗的风险为民间收藏和民间收藏家正义直言、说几句公道话?幸好,在文博界之外,广大民间收藏家还能充分享受党和政府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由此,引起了我的诸多牢骚与感慨。但我明白:“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日本学者、“青百合花瓶”的收藏者、《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的著作者对中如云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十分敬重的良师。为了一件“青百合花瓶”,对中先生整整花费了八年的光阴,遍访全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遍查浩如烟海的中国古陶瓷文献,亲自上手一万多件中国古陶瓷器物,最后他认定,“青百合花瓶”就是中国五代后周的柴窑瓷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座谈会”上,对中先生向世人公布了他的这一发现。然而,无论中国官方还是民间,对这一惊世骇俗的发现,所持的态度是冷漠的,甚至是否定的。我作为一名柴窑收藏、研究爱好者,被对中先生对中国历史文物的深情与执著深深感动,受到极大鼓舞。为此,我曾在《“柴窑”与“柴窑”研究》一文里,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专章,抒发了我个人的感想和体会。
我有幸于1987年3月收藏到四件柴窑疑似器物,但一直深藏不露、从未示人。在对中如云先生精神的感召下,我决心在柴窑的研究上下一番功夫。于是我写了一篇《凭实物,说柴瓷》的文章,并在文章中配发了我所收藏的四件柴窑疑似器的照片,发表在国内多家网站,结果反响甚微。日,我参加了“首届郑州柴窑研讨会”,并宣读了《浅议“柴窑”与“柴窑”研究》的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之后,我又撰写了四万余字的《“柴窑”与“柴窑”研究》的专题论文,以及《柴窑釉色之我见》,并发表在“中国文物网”等几家收藏网站上,但依然是反应平平,根本没有受到主管部门和媒体的丝毫关注。其间,我还干了一件大傻事:就我当时的印象,认为马某某先生是一位民间收藏家,听说他对柴窑瓷器也很感兴趣,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四件柴窑疑似器的照片,信中明确表示,愿将四件瓷器无条件提供给他,供他研究。信是以挂号邮件寄出的,而且是市内邮件,我想很快就会得到他对回音。但几年过去了,却如“泥牛入海”。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里看到,连一块柴窑疑似瓷片都没有的马某某,竟然在大讲特讲柴窑瓷器,其表现出的无知与闹下的笑话,我都替他害臊!现在我才意识到,我看错了人、错误相信了人。马某某原来是一个连中国人笃信的“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个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的无良之辈,亵渎了我的一片诚意。
常言道“黑了东方有西方”,国内的局面打不开,借助外力来推进中国柴窑瓷器的研究,也不失为一条途径。于是竭力促成了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文化交流暨柴窑研讨会”,有资料为证:
“中日文化交流暨柴窑研讨会会议纪要
日下午,以柴存才(树青)教授为组长的“郑州柴窑研究总会”的代表,与“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名誉顾问、知名学者对中如云先生进行了融洽的学术交流和会谈,就中国与日本两国学术机构在今后文化往来及学术交流诸方面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如下共识:
一、“(中国)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与“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建立学术交流及合作关系。
二、“(中国)郑州柴窑研究总会”邀请对中如云先生、俞岚女士参加预定于2009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郑州柴窑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中先生、俞岚女士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对中先生表示,届时将带多名日本的柴窑研究学者以及他本人收藏的“青百合花瓶”一同参会。
三、适当时候,双方共同组织中国柴窑研究者携带柴窑精品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四、对中先生承诺,将个人出资对柴荣陵进行保护性修缮。
参加会议的还有:“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代表母智德、费永强、黄金洲、严宝兴、赵小华等,“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俞岚女士以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联络部部长杨焰女士也参加了会谈。
自左至右:严宝兴(北京景龙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北京分会副会长)、黄金洲(金融学博士、武汉大学客座教授、河南金汇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副会长)、柴存才(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第三十六代孙、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会长)、对中如云、母智德(炎黄文化博物馆顾问、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小华(《中国现代企业报》记者部主任、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北京分会副会长)、费永强(央视导演、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副会长兼北京分会会长)、俞岚(《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一书的翻译者、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汉和协力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母智德代表黄金洲博士向对中如云先生赠送礼品(不是母智德不懂礼仪,而是母智德刚把话说完,译员还在翻译,对中先生就已经伸出手来。当然,礼物还是站起来奉送给对中先生的)。
左起:母智德、对中先生、俞岚女士(在鉴赏柴窑疑似器物的过程中,俞岚女士始终跪在地上转递器物)
“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事务长胡斌女士与母智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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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会议纪要》可以看出,对中先生收藏的“青百合花瓶”,原本没有打算首先在日本展出,而是先带到今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郑州柴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向中国的同仁们展示,并进行交流、探讨。但是,因为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虽经本人心力憔悴的百般努力,却没能得到某个方面的协助,致使日本方面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中日双方的学术交流、“青百合花瓶”的展示以及对中如云先生个人出资对柴荣皇帝陵进行保护性修缮的计划,统统付诸东流。
我收藏的四件柴窑疑似器物,对中如云先生和俞岚女士都是上过手的,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对珍贵的中国历史文物,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与虔诚,把它们当着“神灵”一样加以崇拜。所以,他们是跪着鉴赏这四件柴窑疑似器的,令我十分感动!
新加坡的柴窑研究者伍德南先生,在互联网上看到我有关柴窑研究的文章和实物照片后,专程飞到北京,鉴赏我的藏品,并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切磋。他对我的四件藏品感到震惊,但同时又对中国文物主管部门和媒体反映出的冷漠表示不可理解。
湖南科技大学退休教授、古陶瓷收藏鉴赏家、“四合一鉴瓷法”的倡创者、年近八旬的易惟谦老师,几年来,多次亲赴北京,鉴赏、研究我的柴窑疑似器。易老治学的态度是严谨的,在2008年10月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被台湾评为五大畅销书之一的《易氏鉴瓷》一书中,把我的柴窑疑似器照片,作为“高古瓷”收录于书中,未作任何鉴评;在其近期出版的《古瓷实鉴百例》中,易老运用他的“四合一鉴瓷法”,肯定了我的藏品应属柴窑古瓷。下面是易老书中的原文:
第一部分 高古瓷系例
鉴定要点及说明
高古瓷一般指唐宋两个时代的陶瓷制品。我这里将宋代五大名窑分开单列,只讲唐和辽宋时期那些陶到瓷过渡阶段的陶瓷。虽然有的器物还处于近似于陶的阶段,但人们习惯地把它们当作瓷了。另外唐与辽只隔9年,唐宋之间仅隔53年,故此过渡期间统称唐末宋初。
高古瓷一般胎质是紫金土、红粘土或北方粘土,都不是白色瓷土。其釉也统称青釉,虽名为青釉,但釉色各不相同,很难用文字精确描述。只要有点色,无论是灰、黄、蓝、绿,习惯上统称它为青釉。因为这些釉色都不纯正,甚至在千万个色标中也找不到它的色谱。
鉴定高古瓷的要点与元明清瓷有所不同,它不重色也不多考虑胎的容重,因为胎质沒有使用后世统一的瓷土胎泥,其容重相差很大。鉴定的关键是看包漿。鉴定方法以目测法为主,微观法很关键,容重作参考。
高古瓷进行比色很难,但它的釉色现在造不出来。容重不是白瓷的范围,有小的小于2.30,也有大的可大于2.30,所以在这方面鉴定意义不大。只因唐宋时的烧造和上釉的工艺多为热融釉法,与后世不同,釉里见不见气泡很重要。至今绝大多数是看不到气泡的,这就为断代起了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唐瓷基本上为陪葬品,大多是出土的,出土的必有土咬。土咬与人工作旧或用泥浆水煮是完全不同。真土咬的土斑是点状分散在釉的毛细孔中,同时也夾在裂缝中。人工土染是靠胶体粘在釉表或夾在缝中间。开片现象在不同时代各有不同,唐宋时期许多器物是“龟裂”开片,其缝隙宽,片周边往下弯。因此通过微观可发现仿制与真的各不相同。有了这几点知识能很快得出结论,而且不会走眼。
总的来说,只要目测和微观通得过,容重又在规定范围内就绝对可信了。
特别强调一点,在测容重的水中称重时一定要把被测物里面的气体排净。如果留有气体在里面或里面有封闭的空间,则容重是测不准的。往往错误发生在此。
1.青瓷单色釉六方形喇叭口瓶 收藏人 母智德
目测法:此瓶为六方形,下窄上宽收颈,瓶口外张成喇叭形。底足边矮不足半公分,在底中心刻有“内府”二字。局部没有釉,可见黑色胎质。通体为天蓝色釉,釉面光亮质地硬且有玻璃质感。釉色鲜艳且包浆很浓厚,在边棱处磨蚀很明显,色略浅,一看便知是老器。在轴下开小片纹往下凹,与唐三彩开片特征相同。靠底部釉面有被腐蚀痕迹。
瓶高38.5cm,每边长5.0cm,壁厚1-2mm,总重485g。见图(1-1-1)、图(1-1-2)。
断代为唐-宋时期青瓷,疑似柴窑器。至今尚未见任何实物标准展示过柴瓷,柴瓷为何样无人定议,只有文字述说“薄如纸、明如镜、声如馨”是柴窑特点。同时大多认为是天青色,也有说其他色。此器有些近似,在全国柴窑研讨会上大多数人认定是柴瓷。因此从目测法也可定为柴瓷。(仅供参考)。
比色法:据流传下来的少有记述,皆认为柴窑色美又艳,且胜过汝瓷。此器有这一特点。
其色标为:C-100,M-20,K-50。在唐宋时期能达到这种色调的釉是很难能可贵的,由此可定性为唯有柴瓷才能达此水平。故定为柴窑真品。
容重法:在空气中称重为494g,水中称重为215g,体积相当于494-215=279cm³。
容重E=494/279=1.77。这个值是适合的,也只有唐末宋初时的实物才可能有这么小的容重。
图(1-1-1)&&&&&&&&&&&&&&&&&&&&&&&&&&&&&&&&&&&&&&&&&&&&&&&&&&&
图(1-1-2)
微观法:在图(1-1-3)的微观图上看不见釉内气泡,开片的特点很明朗。它的开片很小,周边向下弯与唐三彩开片极相似,称为“龟裂”。这是独特的断代标志,也证明它的时代性。
同时它原有釉色很美,
是天蓝色,釉上有层玻璃层。又从图(1-1-4)可见底下部位被腐蚀过的状况,决非现代仿品,已有明显的包漿可以说明问题。
总结:为高古瓷,又不是五大名瓷,可不亚于五大名瓷,且近似汝瓷,还比汝瓷更美更薄,所以只能推论为柴瓷。
图(1-1-3)&&&&&&&&&&&&&&&&&&&&&&&&&&&&&&&&&&&&&&&&&&&&&&&&&&&
图(1-1-4)
2、青瓷单色釉八棱形蒜头瓶&
收藏人& 母智德
目测法:这是一只八方形蒜头瓶,与上一件同出一个窑口。除造形不同外,胎釉完全一致。腹部为腰鼓形,肩部有环形玄纹,颈小头大像大蒜头。足圈略厚,足顶不施釉。釉色天蓝而艳,周身开细
片。腐蚀很明显,下部剥融釉层很多。包桨明显,很开门。
器高38.5cm,口径6.0cm,足边长2.6cm,口边厚1.5mm,底部有膜糊不清的凸形款。与上一件柴瓷特征完全相同,应按同一结论断代。见图(1-2-1)、图(1-2-2)和图(1-2-3)。
图(1-2-1)&&&&&&&&&&&&&&&&&&&&&&&
图(1-2-2)(上)&&&
图(1-2-3)(下)
比色法:与一号鉴品相似,可能因在土中腐蚀程度严重一些,其色调略老化,欠艳丽。其色标为:C-80,M-0,K-40。
此类釉色尚不曾出现在其他瓷上,但与汝瓷有相似之处。所以只能按同1号鉴品作定论。
容重法:在空气中称重为526g,在水中称重为260g克,体积相当于520-260=266cm³。
容重E=526/266=1.97。比1号鉴品略大,但均为唐宋时瓷品的正常容重范围。
微观法:图(1-2-4)中所见其釉色是十分美丽的,与1号鉴品相同。其中亦看不到气泡,为唐宋古瓷特点。开片细小,釉层厚且向下凹,是与三彩开片纹相同,叫“龟裂”。
从图(1-2-5)也看到釉面腐蚀了的地方被碱性物浸入,造成许多灰白色膜层影响釉的外观。故说明此器决不是后仿或现代高仿品。
图(1-2-4)&&&&&&&&&&&&&&&&&&&&&&&&&&&&&&&&&&&&&&&&&&&&&&&&&&&
图(1-2-5)
总结:1号与2号鉴品为相同产品,应为高古瓷。在缺乏资料的条件下,断为唐宋时代与五大名瓷相比美。疑似柴窑之传世品。(目前文物界对柴窑一直是个悬案,无标准型对照)
今年10月下旬,我收到“在日本中国文物保护协会”及“汉和协力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的邀请,参加于12月7、8、9日在日本召开的“青百合花瓶”展览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告诉我,他们邀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多家主流媒体莅临会议,还特别告知王刚先生也将作为媒体的代表参加会议。他们仅邀请了两位中国的柴窑研究者出席这次会议。一位是五代后周柴荣皇帝的第三十六代孙、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会长柴存才教授,另一位就是我,并且承诺,往返的机票以及在日本期间的食宿费用一律由日方承担。不巧的是,正在此时,汶川地震灾区有需要我去尽的义务,我权衡再三,认为为地震灾区尽义务,比去日本开会更重要,于是放弃了去日本的大好机会。对此,我自己感到痛心,日本方面也深表遗憾。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首先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把国内媒体报道“青百合花瓶”在日展览的消息通报给了日本方面,并在邮件中写道:“我相信,对中如云先生‘青百合花瓶在日本的成功展示,以及即将召开的柴窑国际学术研讨会,必将对中国柴窑瓷器的研究产生良好的影响,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认为,研究柴窑,就是在为摘取中国古陶瓷皇冠上的明珠做有益的尝试;破解柴窑的千古之谜,就是在攻克中国古陶瓷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然而,困难重重、阻力巨大、举步维艰、任重道远。为此,我再次呼吁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媒体的有识之士,应当给予适当的关注和支持,不要让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民间柴窑研究者老是处在迷茫、彷徨、痛心与失望的阴影之中。当然,我们永远不会、也不敢奢求,在中国能够像日本朝野那样,高度关注和重视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甚至连前首相这样的人物也会去参观一件“青百合花瓶”。果真如此,中国1800万件珍贵文物就不会流落异邦,成为失去“亲娘”的“弃儿”,更不会出现大批文物仍在源源不断、堂而皇之通过海关,输出国门。
总之,我认为,我们的党和政府应当采取断然措施,,像当年的邓小平先生那样,对文博界来一次彻底的拨乱反正,让“相信群众”、“依法治国”、“科学发展”的阳光普照中国的文博领域。古人云:“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但是,当今的中国文博界却反其道而行之。“羊”跑了,而且是成群结队地跑了,他们不但不吸取教训,赶紧把“羊圈”修好,反而大拆“羊圈”,用鞭子大驱“羊群”;更不去惩罚那些拆“羊圈”、赶“羊群”的人,而只是派人去四处寻找流失的“羊群”。即使找回了一些,却没有关栏“羊群”的“羊圈”,那些没有受到惩罚、尚未吸取教训的人又会用他们那无情的皮鞭驱赶“羊群”,使之四散逃亡。说白了,那些“羊群”就是中国的历史文物,那些“拆羊圈”、赶“羊群”的人,正是体制内的某些无法无天的伪专家。国家文物局的官员们,你们津津乐道地标榜你们派了许多人到国外去追讨流失文物,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的理政之大忌吗?中国文博界乱象重重的症结何在?中国文物大量外流的根源何在?你们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有意把水搅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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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九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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