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能政治，中国自古以来的民主；民本主义，中国何以为中国的根本。
本文摘录自“光武中兴和儒家精神”
中国五千年以来的政治史，从外部讲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史，从内部讲是民本和专制的斗争史。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句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夏康之弟劝诫夏康而作的诗歌。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作为统治者要敬民、重民、爱民，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自我约束，修善德行。慎重处理民事、国事。春秋时期，民指“士、农、工、商”，以后，民泛指与君主、官吏相对的王化之民。儒家的民，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具体的可以为一民而失天下，抽象的是从古到今的民都在范围之内，是全民。到战国时期，民本主义由孟子发展到了高峰，《孟子》七章无他，惟“民本主义”而已。
儒家的“民主”是为民作主，是公正地为民作主。君主的责任是治理好国家，管理好百姓，这是民本主义的特点。不同于今天的民主，但是远比自由派鼓吹的“民主”有意义。
　　“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尚书·多方》）。
　　“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hui，三声）之诰》）。
　　 儒学以民本主义为指导，想的是民生、民权，想的是为民当好家，作好主，光武中兴，民本主义关怀贯穿执政兴国之始终。
　　在《后汉书·岑彭传》里光武给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这是考虑到百姓生存之难，怀不忍之心，所以当天下统一后，他坚决反对对匈奴开战的冒进方案。他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出发点还是考虑民生，害怕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国家虚耗大半的现象重演。
　　光武帝俭约治国治家。生活节俭。“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后汉书·循吏列传》）。严禁献异味，提倡薄葬。在遗诏中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光武帝纪》），临死仍然念念不忘百姓，这样的人百姓怎能不怀念，老百姓怎能不欢迎这样的人作民之主。
开民议&&&&&&
只有从人民哪里听到真话、实话，才能实现为民作主。所以民本主义从不反对民议，而且还鼓励。孔子和以及后代儒家一直反对塞民之口，“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早就成为中国人要求言论自由的成语。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既如此，塞民之口又如何知民之好恶呢？
　　《左传》记载子产不毁乡校，表明了儒家对于民议的态度。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谭嗣同在《湘报后叙》结尾说：“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谭嗣同感慨是自满清统治开始，严格规定：“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自此塞民之口已经二百余年矣，再无人为民鼓与呼，哪里去找民本主义呢？　
　　谁主沉浮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君、天
　　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民贵君轻，君为民而立是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传统。
　　 《左传》：“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 文公十三年)
这句话给君民关系，做了一个根本的定位，君是为利民而设的。类似的语言历代儒家都在不断地重复。
　　 “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尚书·五子之歌》）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
　　孟子更进一步，他提出民重君轻，民重国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社稷是指国家政权，孟子眼里国家政权也没有人民重要。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贾谊说：“
天下圹圹（kuang，四声）,一人有之,万民丛丛,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新书·修政语下》)
唐太宗也赞成这样的观点：“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贞观政要·刑法》)
　　“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群臣，万民之天下，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二十,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礼运》。“天下为公”的主旨是什么？汉代郑玄的解释是：“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睦亲也。”
　　朱熹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四书章句集注》）
　　北宋李觏说：“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李觏（gou，四声）集·安民策第一》)
　　宋太祖说 “非一人之天下，唯百姓之与能。”(《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七《即位谕郡国诏》)
　　明末黄宗羲说古代的君：“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原君》）。官吏“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
（《原君》）。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zhen，三声）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立君是为了保护民族国家，所以“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公天下，天下就是人民，亡天下就是人民遭殃灭亡。所以为了保护人民，要“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那么帝位就可禅、可革、可继。这些说法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可见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从三代一直流传到明末。
　　“民有天下，主权在民”论天命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人迷信天命，但是儒家民本主义却明确指出：“天命在民”。上天视人是人人平等的，老天永远站在民的一边，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君主奉天就是代天去爱民。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 》)。
　　 “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
　　 “惟天惠民，惟辟（君）奉天”。（《泰誓》）。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泰誓》）。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
　　 “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高宗肜（rong，二声）日》）
　　 宋明理学诸子都是公天下论者，他们认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孟子集注·万章上》）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思想，在汉代董仲舒的发挥下，发展成为天人感应。用天意来约束君主必须倾听民意。
　　关于土地、山川之类是否是君主的，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子解释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他认为这是小吏发的怨言，不能解释为天下一切都是君主的。
　　明末王夫之说：“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
“民有天下，主权在民”思想同样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后汉书·王常传》讲王常劝其他绿林英雄时说：“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
张卯等被某些人视为最坚定的农民起义领袖，听了这番话后都说：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愿敬受教。”民本主义原本是汉代社会各阶级的共识，也为农民阶级欢迎。
　　 那么谁能代表天意、代表民心，堪当天下之主？百姓之主呢？儒家民本主义认为，只有圣人才是。
　　马武劝进时说：“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后汉书·光武帝纪》）
　　既然主权在民，故孟子当着宣王面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鲁迅有一段话影响很大，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批判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几千年的，也就是“暂时做稳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但我们了解了以上古人的民本主义思想，就应该明确指出：鲁迅言论甚为不当，奴隶、奴性不是中国人本来的形象，满清时代的奴性绝不是中国人一贯就有的。鲁迅这种论调误导了将近一个世纪，很恶劣。如果我们把古人看作奴隶或者是奴才，那么我们就不会对他们产生一丝感情，也不会为中华文明而骄傲，只会产生蔑视。以至于今天的国人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汉奸成为英雄。英雄成为罪人。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此糟蹋自己的。
　　敬贤礼贤用贤－民本主义的根本措施
　　贤人是民意代表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
　　秦穆公薨将三大臣殉葬，秦人作挽歌哀之，其中有：“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显然百姓把贤者当作了自己利益代表。要用一百人换他一人之命。（《诗经·黄鸟》）
　　武王伐纣，一大理由就是纣王“剥丧元良，贼虐谏辅。”，“剖贤人之心”，“囚奴正士”（《泰誓》）
　　以上例子说明一点，古代的贤人不光是个人品德高尚，更要紧的是作为民意代表而出现的，因此一直被人民敬仰，
　　儒家讲天命，天命又取决于民心，但民意难以直接正确地表达。表达出来的往往是盲目的，感性的、民粹的、是眼前利益。即便是在美国也同样，美国开国之初，共和党人受够了国会议员民主的叫嚣，回答道：“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一篇）如何使用民权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
　　两汉之交，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只要竖起刘姓大旗，就立刻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响应。王郎就是利用民粹兴风作浪的典型。“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西门豹治邺》），所以必须有人来正确表达民意，这就是由贤士大夫的作用，老百姓相信贤人会替他们说话办事，贤人就是民意代表，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何谓得民心，就是得天下贤士之心。所谓“周公吐脯，天下归心”。这点一直被近代以来的思想家所忽视。
　　贤人是民意代表，他们背后都是大片大片的民心。尊贤、用贤意味着取得政权合法性，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所以自古圣君都尚贤下士，千方百计的要贤士、隐士出山。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孟子·公孙丑上》），方孝儒在《逊志斋集》卷二，《释统》中说：“贤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能不贵之乎？”
　　刘邦难以瞑目的遗憾是不能扶刘如意继承皇位。当他有废立之心时，皇后、功臣、宿将百般劝解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唯独有一次见太子刘盈背后站立着四人，一问才知道是“商山四皓”，刘邦顿时万念俱灰。“商山四皓”文无定国安邦之策，武无冲锋陷阵之能，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但是天下都称其贤，他们就是百姓的民意代表。刘邦本事再大，功臣宿将再多，他明白不能和天下人作对，故而只能忍痛割爱，临死时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也预感到了如意母子的不幸，但是没有办法。
　　 黄宗羲批判中国专制主义传统，说刘邦“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古代民权的作用，春秋战国传下来的三老制度很值得研究：
　　三老制度　　《周礼》制度下的“乡老”负有向政府推荐人才和教化当地民众的职责。《周礼》规定：“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周礼·地官·司徒》）“三老，众民之师也”。三老在地方上很有声望，秦汉三老往往一言九鼎，改变时势。而三老又非官吏，只是来自民间，由国家奉养。
　　三老代表民意，举旗称王。
　　 陈胜起兵时
“号召三老豪桀(杰)会计事。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之社稷，功宜为王。’胜乃立为王，号张楚。”（《汉书·陈胜项籍传》）
　　赤眉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后汉书·刘盆子传》）
　　三老参政议政甚至还有代理国政的威望。
　　 汉律规定：举人年五十已上，有修行能帅众者，置以为三老，每乡一人；择乡三老为县三老，与令长丞尉以事相教。
　　东汉时，秦彭任山阳太守，“择民能率众者，以为乡三老，选乡三老为县三老，令与长吏参职，崇儒雅，贵庠序，上德化，春秋飨射，升降揖让，务礼示民。”（《太平御览》卷二六○《职官部·良太守上》）“乡三老”挑选出的“县三老”要“与长吏参职”。各郡长吏常问三老民情官风。比如朱宠任颍川太守时，“每出行县，……所至县界，父老迎者常数千人，宠乃使三老御车，问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声。”（《后汉纪校注》卷一八）
　　《后汉书·隗（wei，三声）嚣传》记载，赤眉入关后，更始岌岌可危，又流传光武即位河北，隗嚣于是向刘玄建议：“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国三老（刘）良，更始不听。”
　　劝谏天子
　　汉武帝巫蛊案，太子屈死，汉武帝大肆追究屠杀，然而只因壶关三老批评劝谏，乃觉悟。“武帝感寤，怜太子无辜，乃族灭江充，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上书朝廷，表彰官吏。
　　比如王尊被御史大夫参奏暴虐不改，被免官，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王尊治理京兆功效日著。王尊被汉成帝复任命为徐州刺史。后王尊治洪，“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天子命有司考察，验证无误后，大肆表彰其德。（《后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三老一言九鼎，然而三老是来自民间的推举，例如《后汉书·樊宏传》说：“（樊重）外孙何氏争财，（樊）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被推举的三老都是地方上德高望众之人。《汉书·高帝纪第一》讲，刘邦“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汉代的三老，被尊为“众人之师”，孝经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三老就车，天子亲执绥授之”。汉代政权对三老的要求是“能率众者”，三老在地方上对民众要有威望有号召力，说他们是民意代表不为过。
　　儒家思想重要的组成是“尚贤”，“尚贤”是儒家民主实现的方式，《尚书》专有篇幅讲这个问题，贤良就是民意代表，作为君主应该倾听尊敬，杀贤良则冒天地之大不韪。
　　贤人代表真正的民意，这点被历来思想家忽略，批判者总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主，只有专制；没有民意，只有独裁。这是不对的。古代中国没有的是“民粹”，而不是没有民主。
　　光武中兴，举贤任能贯穿于光武执政的始终。
　　在“不臣之臣”里，介绍了光武屈尊宽宏大量，诚心延请隐士、贤人的事例，《后汉书·逸民列传》说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身为万岁之尊，何以如此谦恭，孟子有言：“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孟子说王公见贤人，要以礼待之。“见面尚不得，何况去作臣子呢？”。出于民本主义思想，怀善依仁，为民而谋，何谦恭之有？
　　民本主义指导下的君臣关系　　 家臣和社稷臣：
　　 贤人入朝则为官，那么满脑子民本主义思想的贤士大夫如何处理君与臣，臣与社稷的关系呢？
　　孟子曾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明末黄宗羲在《原臣》中继承孟子思想，阐述了为臣之道。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与君一样，臣也应是为万民服务的，“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就这类进步的思想，其实并非只明末才出现，社稷之臣和家臣的区别在春秋战国就被人认识到了。
　　《战国策》记载：吴、楚战于柏举，吴师入郢（ying，三声）。蒙谷奔入宫，负离次之典，浮江逃于云梦之中。后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封之执圭。蒙谷怒曰：“谷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遂弃于历山也。
　　 社稷之臣不在意国君的安危、封赏，而在意国家的存亡，文化典籍的兴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仁义是本体，道是道理，义是实现仁的是规则。君子没有专主，惟道适从。这就是儒家民本主义的君臣观。而到了满清时代，大臣则是皇帝的奴才，必须要死忠。从此没有社稷之臣之说了。可悲的是满清时期的君臣关系却被人误解为自古以来的君臣关系。
　　 儒家何以如此处理君臣关系，在于儒家把圣贤当作了天下人的老师。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孟子·尽心下》 ），贤人既然是师，君王当然要敬重之。
　　“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说：王者必须“学焉而后臣之，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孟子·公孙丑下》）可见儒家在承认君主在政治上的独尊地位时，更突出儒者在道德、上的独尊地位。这也是严子陵等只想当隐士，不愿为帝王谋的原因。儒者为帝王师，而非帝王友。“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如何举贤　　 举贤、选贤并非易事。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这段话反映出孔子已经认识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就这点难道今天的自由派不知道吗？
　　孟子提出的选贤和刑杀方式，是非常“民主化”的，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
天命也好，为民谋利的贤人也好，被人民理解和接受要有一个过程，要有艰苦的考验。革命是一个老百姓从认识拥护到积极参与的过程，共产党也是一样，群众从不理解到理解和拥护，甚至到盲从。从王莽篡位、王郎诈子舆、农民起义抢掠形成游民部落到刘秀政权最终被人民接受，不难看到这点。
　　但到了“盲从”这一阶段就不好了。正因为有这一现象存在，于是被自由派猛烈攻击，他们否定贤能政治的存在，否定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的存在。既而他们主张民粹主义和宣扬极端利己主义思想。
　　孝廉制&&&&&&
孝廉制是汉代以后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汉时每年由地方官考察并向朝廷推荐孝顺父母，品行廉洁的人出仕，孝廉由郡推举！孝廉的人数根据各郡的人数而定。(和帝)
时大郡人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人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和帝以为不均，以后修改为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除孝廉外，东汉选拔人才还有举秀才等其他方式，统称察举制，“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　》）。东汉时期，察举制度又有了重大改革，首先规定被荐举的人一定要年满四十岁，二是被荐举的人要经过考试后才能做官。
　　孝廉制要求官吏提拔重德行，口碑。被推举的孝廉德才兼备，爱乡爱人，爱惜声誉，这样形成尚朴的社会风气。孝廉制是东汉知识分子重视气节的原因，两汉一度出现人才辈出的现象。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说这时是中国“风俗之黄金时代”。
　　但以后察举制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他们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就阻碍了社会其他人士入仕的可能。此外还有其他弊病，比如重德不重才，放弃物质世界的进取意识，保持纯良的道德而过于清高。
　　 孝廉制在魏晋演变成了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成为门阀贵族制。
　　九品中正制在隋唐后被科举制代替，有利有弊。科举制接受社会各阶层人士，但是科举当官的举子缺乏民意支持，举子也不必关心民情民意。此时的儒学成为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儒生们认为功名是自己辛苦读书所得，何必管国家、黎民。很多人无报国、爱民之心。他们考虑的是自己如何通过考试，博取官名富贵。所以儒生们自私，虚伪，贪墨成风，缺乏社会责任感。再者儒生埋头读书，远离社会和实际，死读书、读死书，空泛不切实际，也缺乏治国良策。
传位制度&&&&&&
儒家最赞成的传位制度是禅让制，言必称“三代”。认为天下非人与之，而是天与之，民与之。“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
　　 天下谁与，孟子提出两条，天与之，民与之。最终归结到民与之。《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孟子讲了儒家学说中如何实现民主的过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这实际就是尧舜禅让的过程。在孟子学说中也有罢免君主的内容。“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儒家虽然赞成禅让，但是现实已经很难改变，战国以后的禅让都成为实际上的篡位。在世袭制成为不可动摇的现实情况下，儒学理论必须按封建大一统理论不断修改。
　　昔之贤能，今贼也　　一种制度也好，运动也好，思潮也好，兴盛起来后，就会有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有一种把制度、运动、思潮异化的驱动，为制度而制度，为运动而运动，为思潮而思潮。手段当作了目的，将内容流于形式。在这过程和状态中不劳而获，一本万利，从而将事物推向反面。
　　儒家子弟在他们上进的时候，在一心为民谋利的时候，是代表人民的，成为人民的贤人，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贤人也在变化，过去能代表民意，在今天就可能成为“五蠹”。成为只善空谈，骗取名利之徒，成为“浮华交会之徒”。“贤能政治”历经一定时期，必定会出现官僚化、贵族化，虚化、伪化、发生种种腐败现象，贤与不贤原本由老百姓的公议而来，但是并没有与之相应推出一套完善的方法，于是到了东汉中后期，就有虚伪浮华之徒，以各种狡猾的手段骗取贤名，李固曾经感慨那些处士“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渐渐的举贤落到专门品评人物的名士之手。这离察举制灭亡就不远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现象早在东汉就有人认识到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应该肯定商鞅变法，变法也是民本主义。国家应该奖励鲠直质朴之人，酬劳辛勤跟作的劳动者，为国拼杀的勇士。这才是正道。
　　“昔之贤能，今贼也”。贤人标准是会随着社会发展会变化的。要想保先，继续代表人民，代表先进生产力，就应该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不断吸取社会中下层进步人士走上政治舞台，察举制应该不断发展和完善而不应该抛弃。
　　古代儒家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好君权继承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如何防止腐败的问题。儒家言必称三代，他们主张的是圣贤为君，但是“昔之圣贤，今之贼也。”，即便是尧、舜那样的圣人都无法保持晚节。“尧幽囚，舜野死”，故常言道：“老而不死是为贼”。儒家看到了这点，欣赏禅让制。但禅让制自三代后，一直都没有好结果，反而被野心家利用，误国害民。燕王子哙禅让相国子之，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险些亡国。王莽篡位，百姓遭殃。曹魏、西晋政权搞禅让，政治却一代比一代恶劣。
　　古人的视野不够开阔，古代的技术条件也差。他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儒家理论“吾道一以贯之”，儒家贤能不分，贤者未必有能，能者则未必贤，到曹操时就干脆要不忠不孝之人。古为今用，取长补短，对于今天来说，“贤能政治”仍值得借鉴，今天的政治应该继承传统民本主义政治的精神，完善“贤能政治”。技术的进步，使得“贤能政治”实施有更好的社会环境，更好的解决方案，完全可以整合出一套适用于当代的“贤能政治体系”。贤能并用，贤者民举，能者贤用。能者执事，贤者监督。贤能共谋国之大计。
打通古今，中华正统&&&&&
“中国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都是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这是钱穆先生对中国文明伦理的定义。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後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尚书·梓材 》）
“上天既然把中国人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今王只有施行德政，和谐教化执迷不悟的百姓，用来完成先王遗命，已！这样治理民众，要想万年为王，子子孙孙要永远保护人民。”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古代书籍中出现，是以国家的形式出现。伴随这个词汇而来的是德民、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
　　中国何以称中国？
　　《后汉书》记载，有一次鲁恭劝谏和帝时说：“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
　　政策若非出自民心，中国就不是中国，比匈奴还不如。近二千年前的儒生竟然有这种认识，正本清源，可见民本主义才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所在，是中华得以为名的根本大道理。
“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孟子·万章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民本主义思想。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
而法家呢？也同样如此，商鞅说：“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商君书·修权》）。
　　道家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他们主张的共同点是“公平、公正、惠及万民百姓”。儒家讲仁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法家讲“利出于一”，“壹赏，壹刑，壹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见传统政治至少理论上是不分阶级，要代表全体人民意愿的。
　　从论述夏商周的政治的《尚书》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无一不渗透着民本主义精神，先秦诸子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有民本主义的内容，没有有没有之分，而是自觉和不自觉之分，对于民的划分和倚重也各有不同。民本主义传统贯穿整个中国，也被历代中华统治者奉为治国圭臬。历代中华皇帝登基各有不同，但是没有公然反对的。
　　《说苑》讲：秦始皇说：“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何谓“官天下”，康有为在《礼运注叙》中解释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官天下也。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子孙弟兄也”。柳宗元在《封建论》论中说：“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王夫之亦言：“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
　　隋炀帝说:“非以天下奉一人,乃以一人主天下也。”(《隋书·炀帝纪》)唐太宗也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贞观政要·刑法》)
　　 朱元璋说：“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得安其身，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明实录》 ）。
　　明代万历年，立太子之争，知县樊玉衡上疏：“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
　　所以历代中华皇帝不管是昏君、暴君、明君都尊奉同一个主义，同一道德理念，古代中华竟然找不到公然反对民本主义“公天下”的人。这是中华文化真正的本源，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活的精神。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演变之路不同，有曲折歧路但终回归正道，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是到满清，情况就变了。当满清的“薙（ti，四声）发令”引起朝廷广泛争议时，有个叫孙之獬（xie，四声）的上奏，对“薙发令”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一旦不实行，那就是“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于是满清政权下了决心，残酷执行“薙发令”。因为他们要的是“中国从陛下”。这不但极端君主专制，更是公然践踏民本主义，从此华夏中华荡然无存矣。
　　何谓中华正统　　明方孝孺对正统和非正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仁义而王，道德而治者”为正统，如三代之君；汉唐宋“虽不敢几乎三代，人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而“取之不以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生民”，“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逊志斋集》卷二，《释统》），皆为变统。蒙元就是变统之一。但是他又说：“正统之君非吾贵之也，变统之君非吾贱之也，贤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能不贵之乎？”其理论又绝非“大汉族主义”。
　　如果我们认清了“民本主义”是中华文化核心学说，是自古以来中华政权立国之宪法精神，和谐社会是其表征。那么就应该明白不尊重人民生命，没有人格权，搞部族统治、殖民政策的蒙元、满清永远不是中华正统。也不会存在反侵略战争中朱学勤批判文化民族主义时所说的“明儒困境”。同时也认清所谓“新儒家”之昏聩，他们就是顾炎武等人所说的小儒、腐奴、奴儒，根本不懂得儒家真义。
　　历来成就中华伟业者，其核心价值观都是“民本主义”。进入近代，谁提倡“民本主义”谁就得到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这是号召革命和建设最得人心的口号，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最终目标是“三民主义”。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三民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均源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民本主义。
　　 现在提倡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回到民本主义，是重新恢复中华正统。
　　民本主义中华观的另一个特点是“定于一”。是：“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同律、度量衡”（《后汉书志第七祭祀上光武即位告天郊封禅》）。国家的统一从人民的角度是身份、机会的平等。人人都有平等参与政权的机会，是人民生产生活空间的增大，机遇的增多。是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文化，统一的传承，统一的人格身份，绝不容许特权人群的存在。　　
　　而蒙元、满清搞部族统治，人分四等，分区隔离，上述几条统一标准一条都达不到。他们所谓的统一应该称作“统治”而非“统一”。这种统治带给民的唯一好处是和平。但这是暴政之下，民族压迫下的和平，如果赞扬这种统一，那么当初就不必抵抗日本的侵略，当亡国奴同样也有和平。
　　所以说，真正恢复中华就应该从民本出发，就应淡化少数民族的特权政策，这是满清之遗留。不是中华正统。《狼图腾》、“清宫大戏”继承满清那一套，在搞部族、专制、精英化的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成为“一夫”了。
　　其三、民本主义史观对“盛世”的标准也同精英主义英雄史观不同，是以大多数人的福祉为标准，年年饥荒，人相食的康乾之世绝不会被认为是盛世。
　　 这就是中华史观同满遗部族专制史观的区别，民本主义史观同精英史观的区别。以民为本才是中华文明之本。
　　现实意义　　
　　 民主：
　　 关于民主，现在左派、右派定义竟然不同。左派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内容。右派认为民主是形式，是选举。
　　左派认为民主是实质，民主摆脱不了阶级性和集团性。而右派认为民主是程序，没有阶级性，有普世性与终极性。
　　现在西方人搞的民主方式“选举”、“政党”、“表决”等现代民主制度被世界公认为“民主”了。大家普遍认为“民主”等于“选举”，等于“投票”。这种联系很明显这是把民主异化了，是把形式当作内容，把表象当作实质，把民主越来越等同于选“秀”
，这就是古人说的：“买椟还珠”，滥用这种民主的结果就是台湾搞的一次又一次“公投”。异化民主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能得利。
　　五四时期，说要请“德先生”、“赛先生”。“赛先生”应该请，但是“德先生”如何请，至今人们并没有弄通。如果公认“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按人民的意志、心愿行使权力。那么中国古代并不缺乏民主，儒学本身也并不缺乏“民主”思想。古人讲“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神“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按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力。
　　人民的意志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人民的具体意见并不一定正确，选举、公投也并不一定是人民真正利益表达，实施后不一定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权力和决策一定是要代为行使的，决策总是领袖所为，决策民主化不是决策表决化。人民领袖的知识、智慧、专业能力必须高于普通人。古人要求君主要有极高的道德要求，这是根本。“贤能政治”正是为了实现民主。儒学经典《尚书》通篇讲的是“帝王之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民主和专制制度的演变在上是一个循环，不能说西方民主制度绝对优越。也不能说西方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最终形式。在上民主被专制取代过。民主被专制取代总有其合理的理由，希腊－罗马－中世纪是这一过程，法国大革命也是从民主到雅各宾专政再到拿破仑称帝独裁。
　　希特勒上台也是民主转化为独裁的过程。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从上古三代到三夏、商、周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专制。
　　独裁如何产生的？为了国家民族集体的福祉，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把权力交给最有能力的人，委托他来行使绝对权力。在西方，富勒说：“坎尼会战的意义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瓦解，罗马帝国的萌生”。但是独裁者以后的昏庸、残暴，使得后来的人们又以为“民主”有永恒不变的人类价值。
　　人们在看清独裁统治的残暴和专制后，却看不到民主制度也会走向腐朽。
　　再好再公平合理的制度也总是一部分人受益最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制度被这部分人充分运用和把持，具有明显的不当得利性和排他性，成为“形式得利者”。这时这种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一面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形式变成了内容，内容变成了形式，就需要变法和革命了。列宁说：“内容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古代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理念，欧洲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儒家民主的缺陷是没有将“民主”制度化，法规化，无法确保真正实现，汉代察举制度到汉末就出现专门品评人物的名士，这些人品评还算中肯，但离民举已经隔了一层，时间长了难免不出问题。到了三国，则变成了九品中正制。雅典式的民主制度也沉寂了一千多年。不能说今后的民主政治一定会走向西方式的“现代民主政治”，这几年来，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弊病越来越多的暴露在世界面前，比如普选村长出现的贿选民主，台湾的民粹民主，美国的选秀民主等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美国的大选已彻底沦为大公司的商品”。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宿命，是不可改变的轨迹。民主－民粹－独裁－专制－民主，过去的就是历经这样的循环。说民主是必然的归宿是没有看清的全貌，思想史总是反复出现重复和扬弃，旧话重提，屡见不鲜。
　　“形式民主”解决不了腐败和黑暗
　　任何外部监督都代替不了内心自觉，善恶良心的发现。政府行政，法院判案，乃至企业、事业单位总有权力灰色地带，现在的腐败也不是只有金钱贿赂。名人字画，土特产，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有出人意料的价值，今天也许一文不值，明天就身价百倍。权利滥用也许仅仅是一个眼色或者一言不发和不予关注，制度和舆论根本抓不住任何把柄。这一切只有靠人的良心去判断，去内省。国有银行的老总们稍稍有点私心杂念，一个“决策失误”就能造成国家百亿资产的流失。腐败不光是政府部门，任何处于垄断或者局部垄断的企业、事业、公司都可能出现，最近暴露出的家乐福收受供货商黑钱被北京警方抓捕，暴露出跨国企业大量的行贿受贿犯罪问题。这说明西方社会也避免不了商业贿赂。再比如医院的高药价问题，医药代表问题，这些东西各国都存在，你有新政策他有新对策，靠外部监督不能保证消灭贪腐。自由派所谓的以宪政民主治理权利滥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不管宪政也好规章制度也罢，总是人来监督的，而人总是有弱点的，所以总有聪明人首先发现有空子可钻，也总会出现监督不及时不到位，该管不管的情况，久了就成了潜规则和行规，封闭的圈子形成封闭的规矩，赚取封闭的利润。医药市场行规大家清楚了，没有被揭露的行规又有多少？舆论媒体又怎能时时发现并监督呢？知情者愿意透露吗？愿意曝光吗？监督者能承受得了黑恶势力的压力吗？意识品质不硬，更多的是串伙同案。自由派主张人性恶，允许恶，说人人懂得保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就会得到清廉公正的世界，靠舆论和监督就能解决腐败，这是自由派理论上的空想，是拙劣的欺骗。
　　民主加法制也解决不了奴隶制。六月份，山西黑转窑厂奴工事件曝光，如何解决这类丑恶呢？有人又抬出民主和人权、法制。可惜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黑窑厂做工的都是外地人，即便当地人讲民主、法制、人权。这些做得再好，也轮不到关心矿奴，没人同情关心他们。当年到美洲开发新大陆的西方人不都抱着人权、自由的理想去的吗？但是对于黑人、华人却从不讲人权，而今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类奴隶在欧美也同样存在。
　　精英民主是不可以的　　形式不是内容，“形式得利者”是社会的毒瘤。
　　 精英提倡的民主就是形式，认为形式就是内容，看看现在社会的阴暗面，就可以想见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
　　精英民主解决不了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溅卖流失，社会不公，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现在的风气是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地区都想方设法的巧立项目搞钱，之后则是大操大办想方设法地把钱化光用尽，所以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公款吃喝旅游，中石化宁肯用2亿多赞助上海F1大奖赛，也不会为社会公益多出一份力。峨眉山景区门票举办听证，八成听证会代表赞成峨眉山景区票价涨50元。
民粹&&&&&&
民粹代表不了民意，群众需要引导。从光武中兴这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民主是不可以的，群众容易受蛊惑，受煽动，目光短浅，盲目、从众，深陷某种语境环境下，被精英鼓动成派系，在政治压力下丧失选择权被迫选边站，被裹挟而成群体性犯罪，甚至在严酷生存条件下丧失人性。大民主是不可靠的，达不到民主的初衷和良好愿望，更可能出现的是民粹。“民本主义就是考虑人民的最大利益，民粹主义就是只要老百姓提的意见你就要考虑，人民的意见最纯粹，民意是至高无上的。”（江平语）。判断是不是民粹，看看有没有贤人就知道了，赤眉、王郎、妖巫、黄巾他们当中并无一位贤人相助，是民粹无疑。
　　美国的国父们有这么一段议论：“阴险的野心多半会用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
　　那么就今天的政治而言，谁能代表人民说话？民粹不能，自由派更不能，系统论认为整体大于个体之和，自由派从来不承认整体、集体。把人民分成一个个的独立的个体，根本不认为由个体组成的整体其性质会发生变化。自由派主张”性恶论“，不承认“贤”，他们搞欺骗舆论，声称只要人人关注自己的利益，就是全民的利益。这可能吗？
　　没有好的制度建设，高喊“自由，人权”最终只是方便了个别有野心有权势者。最可能出现的是民众软弱涣散，自私自利，社会解构。国家分崩离析，内战内耗，军阀割据混战，方便了外敌入侵。汉末、唐末、明末、民国都是如此。而更绝对的专制政权就成为乱后的选择。
　　从世界范围也是如此，以自由人权标榜的法国革命，革命后的混乱最终又走向强人专制。
　　任何制度的实现都深深基于民众特别是社会中上层精英对这种制度的理解和支持，制度背后是文化信仰，出于发自内心的赞同，对于违规者的抵制。所以说西方式的民主没有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实现，同样没有在20世纪八十年代在台湾实现，而是改头换面成为民粹，台湾的所谓多党民主制不过是变相的帮派政治，党同伐异。党派之间既可能对立，也可能联合，黑金腐败问题一个没有解决，最终不过是联合起来分赃。
　　要精英政治还是要贤能政治　　现在高喊民主、自由最欢的是那些“精英分子”，他们真是为了民主吗？不，而是为了夺权、分赃。
　　 近三十年来，自由主义泛滥，实用主义盛行，知识分子抛弃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成为精英强势集团的代言人。　　这种社会的民主和法制，不过是给精英们制订分赃大餐的规则而已。而且他们可以任意曲解规则，把法律条文引来引去，有利的就取，不利的就不用。还动不动掀起维护法律的舆论风暴。让老百姓去迷信他们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
　　而贤能政治则不同，贤能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贤能政治提倡官品民议，将官吏品行公开化，政府办公公开化，让群众监督。而精英政治则是“闷声发大财。”以民主为幌子，以私利为目的。所以他们总是强调个人的权力。
　　 贤能政治主张引导和教育民众，精英政治则是煽动群众。
　　老百姓对于国家大事，了解得不会全面，思考得不会深远，出于利害问题，又容易被煽动和蛊惑，为了统一意志，团结一心，贤能政治限制某些舆论是必要的，这是负责任的表现。老百姓只要认准了领导是为公办事，就会树立信心，坚定不移跟着走。这是贤能政治得以实现的民众基础。
　　而精英政治则不同，他们要夺权，要得利，必然煽动民粹，搞各种各样的“秀”，搞各种各样的“爆料”，搞轰动效应，乱中渔利。精英政治的后果只有当老百姓上了当以后才能发现，主流经济学家兜售治国良方，鼓吹一股就灵，产权改革，买断工龄。等到当他们拿到千万国有资产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反地方主义
　　自由派的民主很有可能出现地方割据，很可能形成地方黑社会，或者抗拒中央的地方政权，造成国家的四分五裂。外地人、外族人很容易成为受害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考察印度的民主带回的启示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潜在危险是政府的公地化，即政府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自我耕耘的场所，而社会的整体利益被抛在了脑后。政府的公地化给政客提供了可乘之机，让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挟民众之意，获一己之利。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
　　如果没有统一的思想基础，大家都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党员意识地方化、部门化情况就会非常严重。党员干部同当地利益集团勾结，必然出现腐败、地方保护主义、黑社会等等现象。出现政权地方化，政权地方民族化趋势，分裂则成为未来中国的最大危险之一。曾有人说：中央之令，行不出中南海。
　　而民本主义不同，儒家的民本的民不是一部分民，而是全部，是不分身份、地位的全体，所以不会是民粹，也不会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用其他人作为代价，更不会因为一己之私夸大成保护人权、自由不受侵犯而以大多数人的付出为代价。所以有儒者在，是不会对山西奴工坐视不理的，对迫害华侨现象也不会不管。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不是精英国家，不是部族国家，没有民族宗教之分，没有穷人、富人、贵族、平民之分，人人权力和义务相同，机会相同，人格尊严得到同样得尊重，考虑的是全民福祉。
　　儒者大一统思想，有共同信仰的儒生组成从基层到上层的社会中坚力量，形成有形无形的组织，是国家的支柱。在和平时期被纳入政府组织，在动乱时期则凝聚成新的政权力量。
　　儒家大一统思想，自然会以巩固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为目标，也是黑社会组织的强大对手。按儒学教义：民非本乡本土之民，而是天下之民。道非本乡本土之道，而是天下之道。所以，儒学同以本土意识为主的地方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更不会为本土之利而害天下大义，儒学是地方主义的客星，当年汉武帝用董仲舒儒学也正是因为此。隗嚣保一方平安，有民意和豪强支持，又思贤若渴，但一旦他要自立为王，仍然遭到儒生们的强烈反对。
　　爱国主义　　明末，黄宗羲总结文武之道时，指出明代为国尽忠之人，举义旗抗清的人都是文臣儒生，都是知书达理之人，而武将们却相互掣肘，粗野之徒，不知礼仪廉耻。缓则受节制，急则用兵自重。喜掳掠，行为无常，掩伯饰功，欺上瞒下。一得志就杀无辜，掠妇女和宝货。
　　 爱国主义的根本在于爱民，而不是爱党派组织或者爱政权，故惟有儒者最爱国。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尽心下》）
　　在儒家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士”的身份资格，与权和钱是无关的，甚至第一位的要素也不是学问，而是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感。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也不论腰缠万贯还是一介布衣，他们都会自觉地背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爱国主义成为儒者天然的素质。什么是儒家精神？儒家精神就是民本主义精神。在家爱父母，姐妹，在乡爱乡邻，爱朋友，在国爱人民。民本主义者要求克制自己欲望，提倡奉献和给予。民本主义的民是全体的民，不光是爱今天的人民也爱过去的人民，敬仰上保卫人民的民族英雄，唾弃奸臣贼子，汉奸走狗。痛恨屠杀、奴役人民的野蛮人，这是同实用主义者的爱国主义最大的不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两汉风俗“依仁踏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像北宋靖康之变英雄豪杰一样，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起而勤王，临难不屈。
　　历来民族复兴是从寻找民族精神开始，既而找到一条振兴民族之路，本文以“民本主义”为中华文明之宗旨，正本清源，打通古今，正我中华。此乃立国之论。
　　 博客：光武中兴和儒家精神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