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陌红尘(1)更新时间：
&&&&北京是首都，我是外省人，我老想借出公差的机会到北京旅游一下。所以，领导一说让我出差，我忙问：“哪里哪里？”
&&&&我们领导当了我们所十年的领导，党政一肩挑。十年来我在他手下工作学习思想和生活，我们领导深知我心。于是，领导说：“哪里？不是北京！”
&&&&群众哗地一笑。我头脸发涨起来。这是在所会议室，各科室干部群众一大堆。当着广大干群，领导竟不给我一点面子，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说：“不是北京我不去。我总也不是北京，你们领导总是北京！”
&&&&领导一愣，说：“你这个同志。”
&&&&领导对我的不反抗是比较有把握的，意外的是我反抗了。一个人老是满足不了要求，哪能不反抗？群众一瞅这阵势，不散会了，推开椅子过来，围在我和领导身边。我们领导应急能力很强，他伸出一根指头在油漆斑驳的会议桌上一弹又一弹，弹了两下，笑道：“说你这个同志呀，我们每次都是戴帽下的会议通知。让你去，你也不像个所领导嘛— —”
&&&&领导在他的拖腔后面紧接上一句：“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么时髦。”
&&&&我语塞。人们并不认为我漂亮，领导却敢当众肯定我，这不能不使我感激。我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只由舌尖推出一个透明的水泡；我轻轻用力，水泡飞了出去，飘落在会议桌上，破了。群众明显失望。
&&&&群众主动说话了。一个说：眉红可能不太像党的领导，至于所长，我看还是蛮像的。”
&&&&一个说：“眉红年轻什么？三十郎当了。胡锦涛四十多岁，都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了。”这人说了又心虚，连忙问旁边的人：“我说得对不对？是不是常委？”
&&&&旁人说：“怎么不是？当然是！电视里看，一头乌发，多年轻。我们国家上头改革开放搞得好，下头搞得不好。”
&&&&近些年来，我们所干群关系变化很大，群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便话中带刺，领导一般也装作听不出来。但我们领导也积累了经验：任你说什么我就是不放权。群众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我们领导对群众微笑，将话题固定在“北京”上。
&&&&领导说：“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吧。北京有什么好玩的？
&&&&没有嘛。长城，砖头砌的；故宫，砖头砌的：亚运村，还是砖头砌的。大街，水泥铺的；街上的人，人肉做的。五官加四肢，吃喝拉撒；和全国人民没什么两样。你们看我们这黄鹤楼。我住在阅马场，抬脚就上了黄鹤楼，但我就是没去过。大几块钱一张门票，说句老百姓的话——还不如喝几瓶小黄。”（小瓶包装的黄鹤楼酒）
&&&&群众也与领导随便起来。说：“头，你这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任你把北京说得寡淡寡淡，北京人家还是首都，身份在那儿摆着，没去玩过的总是想去好好玩玩。”
&&&&大家互相挤眉弄眼。
&&&&有人就更放肆了。说：“比如现在街上的那些鸡（妓），都讲她们肮脏下流，有艾滋病，可没有见识过的人总是心向往之。”
&&&&领导顿时寒了脸，在桌上顿了顿茶杯。说：“太离谱了吧？大不像话了吧？”
&&&&群众便讪皮讪脸吊儿郎当地离开了会议室。
&&&&我呆在原地没动。我在一只旧式的高背办公椅上搁着下巴。望着椭圆形会议桌上零散的报纸，心里很难平静。报纸上三天两头揭露公款出国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腐败现象。在我这种普通工作人员眼里，揭露无异于炫耀。它激起了我的许多奢望。其实我从小是个好孩子好学生，红旗下生，红旗下长，曾把雷锋作为人生的榜样。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优秀的，是社会的动力，国家的栋梁，是单位的拔尖人物。可是现在却为了公款去北京旅游和领导抬杠。
&&&&我透过三月的新绿，懊恼地死盯着窗外乌烟瘴气的春天，想：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呢？
&&&&我如果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就会不断地被派往农村出苦差。一入夏就下乡收购棉花，一个县城一个县城地跑，晒得一层又一层脱皮，回到武汉都是“十一”国庆节了。然而同样在一个所工作，干同样的专业，有人却从不下乡，出公差尽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最近出到新加坡去了。公理何在？我干吗置公理而不顾思考保持什么的问题？我要保持的是什么？我自己都答不上来。
&&&&领导忘了一份文件在会议室。
&&&&领导进来从会议桌上拿了文件就走。好像我是只椅子而不是一个有情绪有要求的国家职工。在这一刹那间，我恶念陡生，兀自大声说道：“今年夏季我要病的。我不能下乡。”
&&&&领导在门口停住了脚。领导折回来，对我说：“我这个人最尊重知识分子。我认为你在沉思，不想惊动你。”
&&&&我冷笑，说：“我今年夏季肯定会病的。您趁早心中有数，安排其他人下乡。”
&&&&领导说：“说这话就不像个知识分子了嘛。”
&&&&我说：“您以为现在的人读个大学就是知识分子？”
&&&&“当然，读了大学还不是知识分子那什么是知识分子？”
&&&&领导想把谈话引向无谓的争论，我可不上当。
&&&&我说：“好。那我就承认是知识分子。”
&&&&领导说：“对了。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小市民。不要受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影响。要保持自己的气节。”
&&&&我的眼皮往下一耷拉，吁出长长一口气。和我论起知
&&&&识分子小市民来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小市民。旧社会的分类标准不能用在新社会。所谓读过了大学的这一群人我大了解他们了。他们天天都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个个买菜都讨价还价，公款旅游求之不得。他们都活得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蚂蚁，忙忙碌碌，焦躁不安。生怕天上刮风下雨。不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他们就是小市民。气节与精神岂能悬空而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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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中一些男人比王先生着急，说：“快说结尾快说结尾。”我背诵：“职业拳击是商品。在当今社会里，商品首先必须富有华丽的色彩和新潮的包装。缺乏商品魅力――这就是前拳王霍利菲尔德的不幸。而我们王先生深谙其道，如此西装革履派头十足地进京，一定会马到成功，事事如意。”王先生呵呵大笑。周围的乘客向我鼓掌。掌声使我很开心。我连声说：“谢谢。谢谢。”窗外已是北京的高楼和道路。王先生破天荒地拍了拍我的肩，说：“北京到了！”“北京到了。”“谢谢你的吉言，我终于到了北京。我喜欢北京。我想念北京。”王先生在漫长的旅途最后一刻对我袒露出他个人的真情使我非常高兴，我想我终于撕开了这个人的假面具。我高兴得信口雌黄：“我也想念北京。”“真的吗？”“真的！”王先生慈祥地看着我，小声说：“到北京住下以后，你可以先从我这儿拿一千块钱去用。写个收据就成。”我一个劲点头。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站。我进京的过程是多么漫长曲折呵！一个文弱的男人在站台接我们。事先没谁告诉我说有人接站。所以当这白脸男人急切地斜穿过来夺王先生的箱子时，我啊呀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乘客纷纷回头往这儿看。白脸男人厌恶地横了我一眼。王先生连忙向我介绍：“这是我北京的表弟。”我说：“您好。”为了弥补方才的冒失，我主动与王先生的表弟握了手。“您好。”他用标准的北京话对我说。说话时居高临下俯看着我，瞳仁里寒光闪闪。一踏上北京的土地就触了个霉头，这使我十分沮丧。更沮丧的是坐了十几分钟的出租车，钻出车门一看，我们来到了一家招待所。在刚才过大街时，我从车窗里已经看出北京大变样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高级饭店，宾馆，商厦，精品服装店和洋名字的餐馆比比皆是。我想我还真来对了。这次真要好好住它一住，玩它一玩，看看首都新气象。招待所很没有模样。地上贴着浴他里头的那种瓷砖；且还东缺一块西缺一块。人造革的沙发全磨出了极不雅观的坐痕，屁股常坐的两块油亮，四周是黑色污垢，墙上装模做样挂了几只钟表示不同国家的时刻，但只有中国的时针在走动。我失声道：“我们住招待所？”王先生说：“不住招待所住哪儿？”王先生拿了我的身份证去服务台办住宿手续。王先生的表弟突然在我身后说话了。“北京不是很好找住处的，五十块钱的标准想住带卫生间带电话的房子太难了。我费了很大劲。”“五十块钱一天？”我问，“你还知道什么？比如我每天吃饭的标准？”“我不知道。我表哥只让我帮忙联系住处。”我再次沮丧得说不出话来。谁让我在武汉不当着郭主任的面请金经理说个住房标准呢？我太没经验太善良了。房门开处一股招待所味道冲面而来，王先生赶紧闪到一边让气味跑掉，我说：“宾馆就不会有这种味道。”王先生说：“宾馆有宾馆的味道。都有味道。”王先生在房间视察了一圈。拿起电话听了听。开了一下电视。冲了冲抽水马桶。最后站在房中央拍拍手上的灰，说：“真不错。都没坏。”我按了按床垫，还比较柔和。我一屁股坐上床，耸了两耸。踢掉鞋子。“就这样吧。”我说。“这里真不错。地点多好，出门走十分钟就是王府井，购物旅游特别方便。”王先生从箱子里取出一只小皮包。给了我一千块钱。我写了一张简单的收据，手续就清了。我的心情随之好了许多。我从床底下勾出拖鞋，趿上，准备到王先生房间视察一番。王先生锁好箱子。说：“你休息吧。我得另找住处。”我跌回床上。王先生苦着脸说：“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必须住在方便工作的地方，你需要住在方便游玩的地方。金老板就是这么交代的。”我站在窗前，看着王先生和他表弟并肩走出招待所。他们满面喜色交谈着，上了一辆出租车。两小时之后，我被电话铃吵醒。王先生在电话那端说：“我住在西苑饭店。电话是八三八０二二七转一五０一房间。有事随时联系。］挂上电话后我穿着拖鞋就下了楼。我问总服务台一个年轻男孩：“西苑饭店几星级？”男孩说：“四星。”旁边一个小姐纠正道：“三星。”男孩说：“老三星新四星，你知道什么？”小姐坚持：“就是三星。”无论三星与四星，关键在于西苑是有星级的。王先生将我扔在招待所。自己住到离我很远的星级饭店去了。资本家的狗崽子。奸商。我在火车上作了那么多努力，他还是对我毫无感情。社会真是挺复杂的。我一路上都有点儿内疚，对我们领导，对金经理和王先生，我想我太调皮捣乱了。此刻愣在招待所肮脏的大厅里想想，不内疚了。比起我们领导的精心策划，比起金经理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比起王先生的阴险自私，我做得很不够。当我再次听到电话铃声，已是次日早上七点半。“喂。”“早上好眉小姐。”王先生肯定享受了一番人生乐趣，他的嗓音清新豁亮，中气十足。“得了。叫我眉红。”王先生不介意。继续精神饱满，语气坚定地说：“起床吧。德方（进口的是德国棉花）已经知道你到京了。他们今天九点钟等你。”“可我今天要去长城。”“眉小姐。长城改天去吧。你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呀。”专家住招待所？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木已成舟，多说没意思。“喂。”王先生等了一下，着急了，“喂喂！”“说！”“你打的去，别挤公共汽车。太累了。”“知道了。”我一听好话气就消得飞快。我说：“行了。我九点准时到。”“眉小姐等等。”王先生在寻找措词，“为了长我们的民族志气。为了，为了我们企业的利益。希望你坐高档一些的车，北京出租车有奔驰，你尽量打奔驰或者打丰田。”我悔恨得牙根发痒。我哐地挂上电话，缩进被窝睡觉。电话铃沉默了片刻又响起来。我用指头捂住耳朵。等我松开手，电话铃还响着。我朝电话扔了一个枕头。铃声在枕头底下固执地发出蛐蛐一样的叫声。我只好拿起话筒。“眉红同志，”王先生到底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关键时刻还是用同志称呼。王先生郑重其事地说：“眉红同志，通过接触，我已经认识到你是一个坦率直爽单纯善良的好同志。你生我的气我不怪你。只希望你理解我是受雇于人的。我是替人家打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少说两句好不好？”“好好。打的一定打奔驰或丰田，到时候的票实报实销，在那一千块钱之外。”可是我没那个富贵命，我光是看见日本小车就晕，别谈坐车。奔驰我只能坐五分钟，五分钟之后马上晕，我习惯了国产车的颠簸，进口的不颠簸我反倒受不了。今年北京流行面的，一种黄色小面包车。十块钱起价，八公里才跳字，每公里一块钱，颠簸程度不轻不重。我喜欢坐面的。“我准备坐面的。”“眉红，别这样。你要是坐面的，我回去准被炒就鱼，我们金老板最重视包装了。在火车上你不是说过拳王的事吗？”霍氏前拳王的不幸，看来已是我们全人类的不幸。我说：“问题是我晕进口车。”“吃药嘛。买点晕车灵晕海灵，开发票，全给报销。”“王先生，你吃药我给报销好了。”我再次挂上电话。然后把话筒拿起来搁在了一边。我坐在一辆天津产的黄色小面包里出发了。我决不为了金老板的脸面而吃药伤自己的身体。面的跑了大半个小时，我头不晕心不烦。司机朴素，随便，和蔼可亲。车上三环路后，我眼前开始晃动德国人那苍白的脸浅色眉毛灰色眼珠。他们背着一双戴了白纱手套的胳膊，昂首挺胸，在窗前凝然不动地盯着我。我问司机到达目的地还需要多少时间，司机说五六分钟，我犹豫了两分钟，在路边下车了。我在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下换了一辆奔驰车。三分钟后，奔驰滑冰一样悄然停在一幅紫红色楼房的门厅前。一位身着白色制服，制服上缀着流苏的中国小伙子上来为我打开车门，在我钻出车门时，小伙子将手掌贴在车门顶上。最初一刻我心里咚咚跳了两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旋即便理会到我在享受一种待遇，他怕我碰了头。曾听人讲过中央首长就是这么出车门来着。“谢谢！”我淡漠地说。人一享受某种待遇，就自然生出了某种派头。此后一连四天，我都在那幅花哨的巨大广告牌下换车。有一次，居然又遇上了第一天坐的那辆奔驰。司机认出了我。主动说：“小姐您好。”我也认出了司机，便回了礼。“师傅你好。”“老地方吗？”“对”司机很潇洒地扶着他轻灵的方向盘，轻车熟路送我上班。和我打交道的德国人果然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他若是穿上黑色制服，活脱是个党卫军。他替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我离开时他站在我身后为我穿大衣。但他从来不笑。他站在阳台上注视着我的来去，眼睛像太阳底下的玻璃珠子令人眩晕。做实验时他配合我，有一次他提前从烘干机中取出了棉花，我马上告诉他这不行。哪怕只提前半秒钟，我都不会在实验报告单上签字。我想我的确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最后一次去做实验。我又遇上了我熟悉的奔驰。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在哪儿窥视着我。我穿着高跟皮靴的脚刚从面的上探下来，它就无声地朝我开来。司机说：“小姐您好。”我说：“您好。”“老地方吗？”“对。”三个小时之后我走出大楼，发现这辆奔驰在等我。司机为我开了车门，引得穿白制服的小伙子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司机说：“小姐请上车。”司机一口油滑的京片子。头发吹得一丝不乱。真丝前克。中指上戴了一枚澄黄大戒指，我的司机多时髦多体面――是他自己把出租车弄得像我的私人车了。“小姐您想去哪儿？”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他提醒了我。我的工作完成了。旅游正式开始。七夭来，我每天经过马甸桥。每每路过，心总是一动。我说：“附近有座马甸桥吧？”“对。就在前边。”“那就去马甸桥。”“马甸桥哪儿？”“就是桥。”“好咧。”马甸桥成了我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几年前，我匆匆路过北京，和一个北京的朋友在桥上散过步，伏过桥栏杆。伏在栏杆上看月亮。那夜的月亮大而圆，清辉凌凌。我在翌日早晨就要离京。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走了，北京就成了一座空城。”我相信物质不灭定律。声音是一种物质。这句话既出了口，声波将从此回旋飘浮于空中。我想再次触摸这句温暖的话，触摸那种真诚的心情，以慰我连日来在一系列虚伪中度过的痛苦。司机今天很喜欢说话。“您住马甸桥附近？”“不。”“您是北京人吗？”“不。”“您在马甸桥要我等您吗？”“不用。”“您又要换车？”我拉长声音说：“对了。”司机诡秘地笑了。“小姐您是安全部的吧？”这想法不错。到底是北京司机，政治敏感性极强。“你怎么看出来的？”“咱见的人多了。”“敢情你这几天在主动为安全部提供一流的服务？”“我这人喜欢冒险。我希望丰富自己的阅历。男人嘛，总应该见多识广。”“太好了。见多识广的人一定懂得冒险行为要适可而止。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司机立刻收敛了笑容。“当然。小姐，我是和您开个玩笑。其实我对您一无所知。”我说：“没关系。我也是开玩笑。”奔驰差一点撞到马路中间的分隔栏上。我说：“你放松一点。我真是开玩笑。”司机点头，不吭声，脖子挺得僵直。他不相信我的真话。我本是一个搞棉检的工程师。坐奔驰已超过五分钟。不开玩笑容易晕车。我不愿意吓唬一个对我热情周到的北京司机。他仅仅有点自以为是。不算大毛病，谁不有点自以为是？下车时我说：“对不起，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是一个工程师，不是特工。”司机说：“是误会。您走好。您说的我都明白。请您忘掉我本人和我的车号。”“可我根本就没记住。”“那就谢谢您了！”一切口舌都白费了。没有人相信真话。我上了马甸桥，看见我的奔驰箭一般离去，消失在北京车的海洋里。我伏在马甸桥栏杆上怀念着我那兄弟般的朋友。可我马上发现现在的人们不让我怀念什么。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美元。我摇了头。不一会，又有一个人靠近我问我要不要宠物。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什么宠物。他从前克里头掏出了一条小狗。小狗用婴儿般无暇的眼睛望着我。我摸了摸小狗的头。狗主人说：“看来你们挺有缘分的，便宜给你得了。”“多少？”“一万五人民币。”我吓了一跳。只好下桥。我房间的另一张床上住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湖南人。一张富泰的大脸盘配上双眼皮宽额头很有几份像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并且也姓毛。她在我看完电视新闻联播之后闯进门来，身上到处驮着旅行包，钥匙牌用下巴夹着。她进门就扔掉了所有东西直奔厕所，小便如暴风骤雨又急又响。我不由再次痛恨王先生，包一间房都舍不得，我在德方工作了七天，已经了解到我为金老板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效益。她在马桶冲水声中提着裤子出来，舒畅地清了两声喉咙，坐在我的床上。我说：“这位女士，这是我的床。”她说：“叫我毛同志，我不爱听现在的女士小姐。”我说：“毛同志，你睡那张床。”她说：“旅社里的床，都一样。那张就那张吧。”毛同志把几只旅行包全放在床上，掏出所有衣物，乱翻了一气，进卫生间洗澡。招待所的热水只放两小时。从七点到九点。毛同志洗到九点零五分，突然从卫生间伸出头来惊呼：“怎么是凉水啦？”我装作聚精会神看电视什么也没听见。一会儿，毛同志神采奕奕从卫生间出来了，干净得像只大白鹅。我赶紧从雾气缭绕的卫生间拿出了自己的内衣。我洗不成澡了。“同志你贵姓？”我延迟了好一会才回答：“姓眉。”“这姓可稀奇！眉毛的眉。百家姓上有没有？”我又延迟了很久：“不知道。”身后没声音了。我继续看电视，心里很窝火。忽然一声大鼾，我跳了起来。毛同志幸福地睡着了。我观察着毛同志幸福的睡态，等待她的第二声鼾声，然而没有。等我上床时毛同志又迸发了一声大鼾。这种不均匀的鼾声真害苦了我。它把我的睡眠分割成了不规则的小块。第二天清早，毛同志穿上旅游鞋，背着水壶要去游览。“我是来北京买医疗器材的。先旅游一下再办事。小眉，你出不出去玩？你出去我就等你。”毛同志毫无芥蒂地对躺在床上的我发出邀请。我疲乏地闭了闭眼睛以示谢绝。我以为毛同志走了我可以睡上一会儿的。服务员送开水来了。咣咣当当送完开水又开始打扫房间。我说今天上午就不打扫了行不行。服务员说为什么？打扫一会儿就得，不打扫要被扣奖金。北京的招待所传统可保持得不错。我将通讯本摊开压在北京市游览图上。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许诺过陪我逛北京城的朋友很多，我还不至于傻到相信所有人。我选择了老阿山。老阿山并不老，可他就叫老阿山。他的女朋友原本在我们单位，我替她设法调到北京了。调动的过程很艰难，老阿山因此非常感激我。后来他俩没成。没成老阿山也还是到武汉看我。我们是朋友了。拨通了电话。我说：“喂，我找老阿山。”“请问您哪位？”北京人，说话文明礼貌。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你是老阿山吧？”“我是，请问小姐芳名？”老阿山没听出我的声音。为调动我们曾通过多少电话。那时候我只对着话筒呼吸他就知道是我。我想多说几句话看看。我说：“我的名字叫红。”“噢，林燕红。燕红。你好。”我叹了一口气。“小姐您别叹气。我知道您是谁，可我不敢说。我不敢相信您会给我打电话。”老阿山肯定又错了。老阿山在小姐世界里邀游，眼花缭乱。“红霜！红霜小姐您好！”我说：“多好的记性。”老阿山如释重负。说：“怎么会记不住您呢？那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有几个漂亮小姐？就您一个。”我为老阿山高兴。一个专业性杂志的编辑混到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了。我笑了几声。“对不起，小姐。您到底是谁？请高抬贵手。我们导演成天和演员打交道，女孩子太多了。如果您也是要求上片子的小姐，请直接报姓名，否则我只好挂电话了。”“恭喜你成导演了。你挂电话吧。”他不挂我倒准备挂了。“啊！听出来了！我说声音怎么这么熟！”我不挂电话了。我说：“老阿山，你呀，变化可太大了。”“肖红啊，你可给我来电话了！这几天我找你找得急死了，你还有心开玩笑。”我伤心地说：“我没开玩笑我――”“你住嘴。你这个小东西还给我来这一套。告诉你。我故意逗你的。京城一枝花，大名鼎鼎的名记谁不知道。你写我的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见了，棒极了！说正经的，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菜？北京城里的餐厅，点什么我带你去吃什么！”我不能再沉默了。我说：“老阿山。我是眉红。”老阿山惊叫一声：“眉红？”好半天没声音。是一盆凉水浇了头的感觉。我怕出了什么事，因为他血压偏低。我使劲对着话筒叫喊：“喂喂！喂喂！你没事吧？”“你杀了我吧眉红。”老阿山换了一副低沉的一本正经的嗓门。“我操！我他妈真出丑了。眉红，你千万别当真，我在拿那女记者开涮呢。她丫倒真够名妓了。现在还能和女人动真情吗？当然除了你，你是纯洁的。”“得。请别涮我。我从生下来就沾染世尘，早不纯洁了。”“哦，对了眉红。你现在在哪里？”“我当然在武汉。”“多遗憾。要是在北京我可以请你吃一顿饭。有事吗？”“没事。没事闲得手痒，拨个电话好玩。”“真羡慕你。我操！我他妈每天忙得四脚朝天，挣钱太不容易了。整天与一些傻调打交道。现在北京尽他妈傻Ｘ！”我扭头看了看门。“我们领导来了。”我们领导当然没来，我在这么想象，凭借想象好撒谎。我说：“我得挂电话了，再见。”“再见。”我倒在床上休息。我想老阿山当个编辑都极不称职，错别字连篇，怎么导戏？难怪我们的电视剧绝大多数不能看。毛同志天黑进门。跛着累坏的脚，用湖南普通话向我大声控诉北京的一日几游，旅游车巧立名目收很多钱，但每个景点只让旅客蜻蜓点水一样点一下就走。而且所有的参观门票还是游客自己掏钱买。毛同志一会儿说游了三处，一会儿说游了五处。都气糊涂了。“小眉你是不是也到北京旅游来的？”“是想好好玩一下。”“好好？现在谁会让你好好地玩？告诉你，你千万别坐游览车！”“也许我是不会去坐。”“没有也许，就是不坐！”毛同志搬起赤脚在台灯下察看水泡，硬逼着我答应她决不去坐北京的游览车。她说：“我是前车之鉴。你看看！看看！钱花了一百多块，玩没玩好，吃没吃好，脚上还打了泡，导游小姐像撵兔子一样撵你，能不起泡？你千万别上他们的当。你说呢？”毛同志把我逗笑了。我说：“对。我决不上他们的当。”毛同志也笑起来。毛同志洗了澡，躺在床上，大叹一气，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这么搞下去，我们中国还得了？”我扭头望毛同志。我在北京这几天也不如意，可我压根就没由此考虑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我感到湖南人了不得，天生博大的革命胸怀。我问：“毛同志您是韶山冲人吗？”毛同志答：“长沙人，和毛主席是大老乡。”毛同志睡了一会儿又爬起来，披上衣服靠在床架上看电视。一边看一边打瞌睡。毛同志说：“小眉你先睡，要不我打鼾吵你睡不着。昨天我是坐火车坐得太累了。”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儿喜欢毛同志了。事态变得严峻起来。我到北京干吗来了？就是旅游来了嘛。我来北京多次，从来没有机会认真地看看那些名胜古迹。这次是下决心要看的。这次时间有了，钱也凑合，可没有朋友陪着。没有朋友，一个人乱逛，不好玩。没有人，再好玩的地方也没意思。人是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傻看那些飞檐碧瓦干什么？没来的时候，北京的朋友好像都在等我，来了才发觉不是那么回事。旅游车显然是不能坐的。和朋友，拿一点小零食，在故宫在长城，随心所欲瞎逛，拍几张照片，谈许多闲话。说说笑笑走遍北京城――我就这理想就这心愿。可我现在看出我这理想心愿似乎下错了车站。早上毛同志出门之后我躺在床上有些茫然。王先生来了一个电话问我在于什么，我说：“在虚度光阴。”就把电话挂了。我又摊开电话号码本，审视一个又一个朋友的面孔。到吴琴心这儿我拿起了电话。“吴琴心，我是眉红。”“呀眉红！你在哪儿？”我说了招待所的名字，吴琴心更惊喜：“呀太棒了！离我家很近。你等着，我半个小时后到。听着，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到底是同学。感觉就是不一样。吴琴心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敲门。我们高兴地拉着手转了两个圈。女人一见面便是典型的妇女话题。“眉红，你还这么年轻！”“你可比从前漂亮多了！”“去去，腰围二尺二啦。”不管吴琴心腰围多少尺寸，她确实比从前漂亮。她读大学时穿什么，一身化学纤维。现在穿什么？真丝裙，真皮风衣，与风衣配套的长筒皮靴。“小姐请你摘下墨镜好不好？”“当心吓坏了。”吴琴心取下墨镜让我瞧一眼随即又戴上了。她的下眼睑烂得赤红发亮。我说：“天！你怎么啦？”“割眼袋了。手术才一星期，按说是不应该出门的。”“那你快回去，别感染发炎了。如果发炎了那可怎么好？”我望着吴琴心发呆，我明白我与朋友携手游览京城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吴琴心掏出香烟，问我：“抽吗？”我说：“抽。”我取过一支细长的褐色的摩尔女烟，夹在指头上玩弄了一番。吴琴心送过火来，我怕烧了眉毛，赔着嘴唇去点烟，被吴琴心轻轻拍了一下脑门子。“不会就不会，别装会好不好！”我说：“好。我是不会。”吴琴心取出一支烟。不是夹着而是两指头拈着。蓝色火焰升起来了。让它在耳侧静静燃烧少顷。点烟。轻轻吸一口带一声轻轻的“吧”。旋而往沙发上一坐。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头上。真丝裙无声地滑开。红唇里的烟雾徐徐送出。我为这性感的妇女风韵鼓掌叫好。吴琴心说：“来来来，咱哥俩好几年不见了，畅谈一番怎么样？”“那就畅谈吧。”“先谈男人？”“好。”我发笑了。“笑什么笑？真谈！”吴琴心望我脸这边喷了一口烟。“真谈吧。”我这次没笑。畅谈很快就变成了吴琴心主谈。她已经离了婚又结了婚现在关系又紧张。吴琴心一支接一支抽烟，风度不如刚才的优雅。刚才带有表演性质，现在是真实生活。我大嚼口香糖，食用胶积攒了满满一口，想吹双重泡泡，没吹成功。我坐累了就去趴在床上听。吴琴心不介意。她刹不住车了。她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望，我来北京来得正好。“慢着，你不是说你的琴心时装店倒闭了吗？怎么又说服装设计师和你日夜研究工作引起你先生的不满？”“谁说倒闭来着？关门了。收业了。我办大公司了。”“啧啧。”“现在我拥有中国最棒的设计师。垄断了二十个一流名模。我的产品专销海外市场。在东南亚，皮尔?卡丹都没有我的生意火。”“皮尔?卡丹现在准在打喷嚏。”“你呀，以为皮尔?卡丹是世界名牌？不行了！国际上只能排到二十四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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