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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恩风雨同舟六十华诞共度春秋横批：建业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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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潘石屹父子走出平凡世界
潘石屹父子走出平凡世界
潘石屹父子走出平凡世界
& & 自小从饥饿、穷苦、屈辱之境中成长起来的潘石屹，成年后更多地表现出了包容、谦和、儒雅的一面，没有苦大仇深，也没有愤世嫉俗，这得益于少年时代家庭给予他的体面教育。在父亲被划为右派下放到老家潘集寨的16年时间里，父亲潘诗林不仅自身与农民「保持距离」，还极力向子女灌输城市人的「文明」。 当父子二人憋着劲儿走出农村后，他们对这个曾经栖息过的苦难之地，有了另外一种情感。空间上，他们走出了潘集寨，但精神上，他们从来没有离开。
& & 本文来自《博客天下》杂志（微信号：bktx2012）「一周七天，每天十分钟，为您提供兼具洞察与趣味的新闻产品」
《人物》微信账号：renwumag1980撰文|李天波 摄影|尹夕远 编辑|卜昌炯 汪再兴
从天水市火车站出来，一路打车到潘集寨不到20分钟。两边几乎光秃秃的黄土丘陵上，稀稀落落看得见一些树木。潘集寨位于天水市东部麦积山区，东面临近渭河，背山面水。潘石屹成名后，很多人称之为风水宝地。
这个潘石屹记忆中苦旧而保守的村落，已被镀上了现代文明的金边。跟很多城乡接合部一样，潘集寨村口两边被五金店、杂货铺以及超市、麻辣烫摊位等挤得满满当当。村口处还有两个烧烤摊，一群小姑娘叽叽喳喳围站在前面，讨论着到底是要油炸还是炭烤。入村的一条路宽约6米，修缮得很平整，一直延伸到山头看不见的地方。上下的车辆很多，速度飞快，几乎每一辆都会在远隔100米的地方摁着长音喇叭。
饭桌上，父亲潘诗林几次念叨野菜的营养价值，潘石屹一一附和，时不时提醒父亲：「大大，你多吃点儿这个。」80岁的潘诗林对这顿饭极为满意，「健康又好吃，有尝头」。他不怎么喜欢儿子在北京拽着他去吃的那些高档菜，有时候一道菜上千，他也没尝出个所以然：「吃钱呢，不是吃饭呢。」
潘石屹和父亲享用天水当地的野菜
潘诗林从未想过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有钱人。「念点书，以后能自食其力就行」，这是潘诗林对儿子最大的期待。潘石屹成名后，很多人向潘诗林讨教教子之法，他经常被问得不知所措，他不觉得对这个儿子有什么特别管教，「他成绩好，乖，我没操过心。」
但在潘石屹的记忆里，父亲对他管教非常严格，挨打是经常的事。有3件事是他必须要遵守的：每天早晚刷牙，不许说脏话以及成绩必须好。有几次，潘石屹不开心嘟囔了一句「他妈的」，潘诗林听到后，提起棍子就是一顿打。潘石屹有点想不通：别的小孩都能讲的话，为什么他不能讲？
谈到自己的家庭，潘诗林以读书人家自诩
直到很多年后，潘石屹才明白父亲的用心。这个嘴上对子女没有要求、「不饿死就行」的老人，内心深处从未丧失对体面生活的向往。
千万不要付得多
在车开往潘苹果种植园区的路上，看着车外漫山遍野的苹果树，潘石屹突发感慨：「我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走出去，不然可能就在这里给贾总（花牛苹果董事长贾福昌）打工，种苹果。」此前，潘石屹和当地商人贾福昌联手打造了潘苹果这个苹果品牌。
潘石屹回忆起自己人生履历的重要节点，1978年碰上恢复高考，他成为全班13个学生里唯一走出农村的孩子；1987年辞职下海，接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市场经济的启动给了他掘金房地产最好的时机。
潘石屹说他和父亲一样，虽然是农民，却不擅长农活，反倒很会读书，这也让潘石屹最终走出了潘集寨，走出了孟家山，成为异乡的「主人」
潘石屹的辞职跟很多早期下海经商的人理由一样：「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胡耀邦的一身西服也能给人的观念很大的冲击。」他准备了很多话去说服父亲。大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河北石油部工作，月薪是101元，而在清水县县政府工作的父亲只有57元，铁饭碗加高工资并没有让他获得满足。
潘回忆，提出辞职的时候，全单位人都觉得他是「异类，神经病」。离开高薪资又清闲的石油部系统，他是那个时代里的唯一一个。临走前，办公室30多个人都劝他再考虑考虑，别鬼迷心窍走错路。就一个老头叮嘱他：「小潘，要饭都别回头了啊。」潘石屹说，之后创业的道路上，每次气馁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位老人的这句话，鼓励自己要往前看，永不回头。
他唯一担心的是父亲的不理解。他准备了很多理由去说服这个向来较为保守的父亲。听到辞职两字的父亲并没有直接表态，只说我们出去走走。在清水县自家门前的旧马路上，潘石屹向父亲讲述了市场经济、石油部冗余的人力以及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尽管儿子讲得天花乱坠，但潘诗林并没有太听懂儿子在讲什么。一个小时的交流后，他跟儿子说「你自己决定」，他「不支持，也不反对」。
多年后，回想起那次交谈，潘诗林觉得当时多少还是有点担心，但「人各有志，不在眼皮底下就该让人家干」。他从未预想过儿子会取得什么成就，更没想到，儿子有一天取得的成绩也会为自己带来「麻烦」。
潘石屹成名后，来找潘诗林帮忙的人不在少数，要钱的、找关系的、解决工作的、看病的，什么都有。最多的是让他劝服儿子帮忙解决工作问题。「他又不是政府的人，咋给你一下就安排到政府去，又不是他开的单位。」很多时候，潘诗林都要向来访者不厌其烦讲这样的道理，帮儿子挡回去。
也有挡不住的。大概10年前，村里有一个残疾人两次跑到北京，在 SOHO现代城，每天守在潘石屹办公室门口要钱，理由是我是残疾人，你这么有钱，就该帮我。这件事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采访中，大家口口相传的版本很多，有人说潘石屹给了这个人很多钱，有人说潘给他的小孩免了所有学费，也有人说潘就给了他一个轮椅。
潘石屹模糊的印象里，他当时拒绝给这个不速之客提供任何资助，父亲有些情绪，「我爸爸就说你不给钱，我在村子里怎么做人？我就说坚决不能给，然后我跟我爸爸吵了一架。」在公益资助上，潘奉行「救急不救穷」的原则，最后父亲要给这位残疾人付路费，潘石屹嘱托潘诗林「千万不要付得多，付得多就是个诱惑」。
这样贸然找他帮忙的人不少。最夸张的一次，一个西安交大的学生，用柳树枝叶在一个纸箱板上拼出「潘石屹 我爱你」6个字，每天站在SOHO现代城下面停车场，只要潘的车开过去，小伙子就扑上来，柳树条打在车玻璃上，潘在车内吓得够呛。学生向潘石屹保证，只要潘能给他一定的创业本金，他一定可以成为世界首富。「我就觉得钱这个东西一定不是求来的，你得努力自己去争取。」最后，潘给这位大学生写了一封回信，鼓励他好好学习，不要活在空想的世界里。
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里，比之于初期的乐于助人，潘石屹对自己的朋友圈越来越谨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为向他借钱不还的人苦恼，让他郁闷的不仅仅是钱财的损失，而是这些借钱的人经常借完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下个月就还给你」但又不能兑现的承诺慢慢让潘石屹对求助者竖起了高墙，「有段时间没法相信别人，就是提防心重。」
2007年末，潘石屹重新看了一遍《平凡的世界》，太过类似的经历让他想起小时候，因为穷苦和饥饿，一点也不开心；现在的自己丰衣足食，还有上亿的家产，但还是觉得不开心。「就突然会觉得有点沮丧。」潘说。
烧掉的仇恨
2015 年2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时，潘石屹做了一个梦，梦见路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改在剑桥的草坪上举行。
「我着急啊。怎么通知他的家人？准备什么花？我忙着建议，获奖词里一定要写上，路遥笔下主人公都是以德报怨，对周围的每个人（无论是对他好还是坏）都有炽热的爱……」潘石屹在微博上记录下了这个梦境。
可惜他的获奖词还没拟完，就被妻子张欣的起床声音拉回到了现实。
「以德报怨」也是当年他为自己的心理困境找到的一个出路。不过，他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德报自己的怨，而非他人的怨。
潘石屹重新读完《平凡的世界》后，他决定做一个清理，好让自己的2008年生活开心一点。在自己一栋接近300多平方米的复式楼里，他点开自己的手机屏幕，找了一张纸，把曾经欠他钱的人列了一个清单，一共32个，最少的3万，最多的750万。他一个一个用笔划掉，然后点了一根蜡烛，烧了。看着火苗吞噬一个个名字的时候，潘觉得自己解放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人欠他钱了。
除了财务上的清单，潘石屹还列了另一个，「（它）对我人生最有意义。」那是一张写着4个人名字的名单，4个人身份迥异，有领导人，也有童年拉他上台批斗过的远房叔叔，这些人共同点是都曾伤害过他、折磨过他，并都已去世。
「我一想一个死了的人还在折磨我，一个鬼还在折磨我」。潘说，尽管在很多场合，他提醒自己要记住那些美好的事情，不要让负面的情感耽误自己的快乐。但一个人的时候，内心深处的这份记恨常常折磨着他。
前些年，他回家发现母亲的一个旧轮椅不见了，追问下落，家里人遮遮掩掩，他一问才知道是送给那个远房叔叔。
「我一下子特别生气，质问家人凭什么送给他呢？他那样对我，把我们家里人都吓坏了。你说说这仇，30多年后还能操控我的情绪。」潘说，这些仇恨就像一个不知道何时会响的闹钟一样，时不时在他的大脑中分泌出一些不愉快的东西。
他觉得自己该放下了，经历了多年的商场沉浮，也为人父母10多年，「再不放下就不值了。」在内心深处最恨的人的名字被火苗吞掉的那一刻，潘石屹鼻子有点酸，他觉得自己解放了，这个世界上，他永远没有了仇人。
「那是最重要的一次释放。」潘觉得那一纸灰烬带走的，除了仇恨，还有40多年里自己对童年心里所受苦难的告别，「终于和解了，不压抑了。」潘说，那一刻他原谅了所有伤害过他的人。
那天阳光明媚。做完这些后，潘石屹从家里出来，开车到长安街。以前每天路过没觉得有什么，但那天他觉得「从没那么漂亮」，向来面部僵硬的行人，好像也都在微笑。「我想心里这个包袱就全都解开了。」回忆起这些事，潘石屹语态轻松，略带兴奋。
借他钱最多的那个是他曾经的同事，他们至今都是好朋友，逢年过节也会主动向潘石屹表达问候，但谁也没有提过钱的事，尽管对方现今事业有成，完全有了足够的偿还能力。潘说：「我们现在是比较微妙的一种好朋友。」
回乡的纠结
烧掉那些曾让他不开心的人物名单后，潘石屹决定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与世界、与乡人的联系。近年来，潘石屹回到潘集寨的次数明显增多。一年至少有两三回。除了每年清明节为母亲上坟，他还忙着改善家乡各种教育、生活条件。循着留守父亲这根线，他与潘集寨有了越来越多的往来。潘苹果是他近年来着力推广的一个项目。
潘石屹伫立在山顶上，感叹村子这些年的变迁
在潘苹果种植基地，潘石屹站在标识牌前，让自己的摄影师多拍点儿照。他说拍照是大事，还得发微博，好好吆喝卖苹果。镜头前，他露出招牌式的潘氏笑容。跟在潘石屹后边的潘诗林则念叨他，「走在哪儿都先照个相。」
潘诗林跟在儿子后面，背着双手，越走越慢。断断续续走了大半天，他已略显疲惫。在一片苹果地前，他停了下来，夸赞苹果枝条拉得匀称，长出来的苹果受光好一定甜。在儿子做的很多公益事里，除了教育，他最支持潘苹果，「能把天水的苹果宣传出去，给这些（农民）帮上点忙，也是个好事。」
潘石屹的宣传效果确实非同一般。一个数据可以说明他的营销能力：2014年潘苹果售卖了1000万斤，今年铺货已经可以确保4000万斤。任志强笑他是天生的二道贩子。
但刚开始和家乡的合作并不顺畅。2013年10月，天水市副市长、林业局局长以及花牛苹果董事长贾福昌一行人到潘石屹办公室，请他帮忙推广天水的花牛苹果。潘开始略有顾虑。「他一直搞房地产，就觉得不懂农业这个东西，怕做不好。」贾福昌回忆。
而且商业运作上，北京和天水的差距跟地理位置一样遥远。在商讨阶段，天水市政府提出先派两个公务员到北京成立一个正科级机构，专门跟潘对接工作，潘一听，脑袋都大了，「搞一个编制，还得争谁是科长、谁是副科长。」
潘苹果纯商业化运作的坚持赢得了回报，很快就有人打起了潘苹果品牌的主意。去年年底，潘石屹正在乌镇正参加互联网大会，一看手机，新闻上到处都在讲「潘石屹做了个潘苹果1.0，潘石屹父亲做了个潘苹果2.0」，潘有些生气，「这不是瞎搞嘛。」在和贾福昌的合作协议里，潘苹果这个品牌只由花牛集团供货并使用。
一回到家，他就跟父亲嘱咐，你这么大年龄了不要再瞎掺和这些事，潘苹果怎么能有两个版本呢。「我爸就被忽悠了，什么顾问代理，都没做过，80岁的人还能创什么业。」潘石屹说。
潘诗林有些委屈。最早，媒体人刘建兵找他的时候，说自己和朋友想推广天水花牛苹果，请他题几个字帮个忙。刘建兵曾是媒体人，跟老爷子见过几次面，本意又是为家乡做点事，潘诗林觉得挺好，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过了几天，他们一行人在苹果园考察的照片开始在媒体疯传，潘诗林也成了潘苹果2.0的顾问。在儿子告诉他这涉及品牌商标之前，潘诗林对此毫无概念，他还以为可以帮助儿子推广花牛苹果。采访中，他问记者潘苹果2.0里 2.0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他觉得自己被骗了。他找来刘建兵，「求」他别再给他安置什么名号，「我都80岁的人，还顾问，我连自己都顾不住。」潘诗林语气强硬。
正与记者闲聊期间，潘诗林手机来电。他听了半天才听清对方向他推销保险。他提到，前段时间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是中奖了，赢了18万，让他先交2万税金，他告诉对方你自己留着，「现在有些人心坏了，专门骗我们这样的老人。」
潘石屹第一次觉得父亲老了，是在2008年，瘫痪了38年的母亲去世后。父亲精神很不好，也不怎么吃饭，整整17天，潘石屹守在父亲的卧室外，晚上就睡在沙发上。有一次迷迷糊糊刚睡着，父亲走出来，跟他说：「我真是感觉到了孤寡。」潘石屹印象里，好强了一辈子的父亲从未这样软弱，「我突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以后得多陪陪我爸爸。」
摄影师要拍一张儿子从背后环抱父亲的照片，潘石屹试图向父亲说明，父亲顺从地听儿子指挥，两手抓住儿子的胳膊，头靠在儿子胸前，神态温柔。拍摄结束，潘诗林笑笑，说自己跟着儿子拍了几辈子的照片。
潘诗林听从儿子的说明，让摄影师拍下一张父子合照
从潘家屋子出来，正对面500米处是花牛苹果的冷库，占地2 万5千平米，总投资1.1亿元。贾福昌带着潘石屹参观了这个已经部分投入使用的冷库，回到北京后，潘石屹发了一条微博：「我在城里帮着吆喝着卖苹果，我们村子唯一一块平川地被征用了，建了一个冷藏苹果的仓库，邻居们拿到征地款，家家户户都在盖房子。看到这块我家祖祖辈辈洒下汗水的土地上，大型施工机械在轰鸣，我茫然了。是喜？是忧？」
回乡期间，潘石屹特意参拜了潘氏宗祠和祖坟。村里其他潘姓人迎接潘石屹时，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待客之道，欢迎一个用财富改变了默默无闻小山村的贵宾
让潘伤感的是这片土地，它曾是潘家祖上流传下来的一块地。潘诗林多次跟他讲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家族灾难。他的祖爷爷曾在这块地里种过一些桃树，有人来偷桃子，祖爷爷追着跑，追到一条水渠，祖爷爷顺着跳过去，结果不注意摔倒，过了两三天就去世了，也没查出具体原因，后来他的爷爷由祖爷爷的兄弟们拉扯成人。
「家里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在那，结果让人给征了，建成了苹果仓库。」自己还是那个吆喝卖苹果的人，潘石屹开始感受到文明发展给潘集寨带来的冲击，他从心底希望能够保住这块地。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冲突，潘苹果为很多留守妇女提供了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的平台，他也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人就必须生活在矛盾和冲突中」。
现实的玻璃墙
当村民张成代得知记者采访潘石屹是因为《平凡的世界》时，他反问：潘石屹还平凡吗？
张成代自家开着两个店铺，一个超市，一个农药铺，房子是样式普通的白色瓷砖房，两层，500平，花了60多万。张成代新修房子的所在地曾是潘石屹家的祖屋。
当年父亲平反，一家人离开潘集寨搬回清水县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分钱也没有，潘石屹执意要卖掉祖屋贴补家用，但母亲哭着喊着说不行，他跟母亲承诺：我以后一定给你买好多房子。最后，房子以750元成交。
潘石屹喜欢谈及这些往事，尤其是这几年，过了50岁以后，他越来越喜欢念叨家乡和童年。2013年国庆，他还邀请班里12个小学同学到北京玩，实现大家看天安门的儿时梦想。
潘石屹在朝外SOHO天台接受采访
面包车拉着这帮曾经在一个土堆里长大的儿时伙伴，在北京转悠了3天，从故宫天安门长城到潘自己的SOHO。这是老同学们第一次亲眼看到潘的产业，在此以前，他们对他的了解仅仅限于：做房地产、中央二台做节目的人以及大老板。记者接触过的几位同学中，未曾有人知晓他真正的身家，低的说一个亿，高的说一千亿，都停留在「大概」和「应该」的猜测中。
在潘石屹的预期里，这本该是一场轻松的同学聚会，他未曾预料到之后发生的种种意外。在逛完自己的项目长城公社后，一个同学突然犯病，喘不上气，脸憋得通红，潘石屹让助理联系赶紧送最近的医院，而同学求他赶紧把自己送回潘集寨。「他说我是老毛病，千万不要去医院，死得死到潘家寨去。他很害怕、恐惧，怕放到太平间了。」
潘石屹急得满头大汗，「我把同学叫到这边来，出了人命我可担当不起。」强行把他送医院后，发现只是普通的支气管炎发作，挂了个吊瓶就好了。
第二天，他带大家参观望京SOHO样板间。一面玻璃墙前，一个同学没注意，脚勾在一个柱子上，正面与玻璃墙相撞，眼镜边把左脸划了一道，有些出血。潘手忙脚乱到处找创可贴。这边还没完事，另一个同学又当着大家面，朝另一边的玻璃墙径直撞上去。
「他们生活得太封闭了。」回忆起那天，潘石屹说自己到最后都崩溃了，特别担心出点什么事。
在这3天旅程中，老同学依然叫潘石屹的小名，饭局上，大家东拉西扯，一人一句还原小时候追兔子、割黑豆的事，他也尽量用方言跟大家聊天。「聊着聊着就一句普通话，一句方言。」潘石屹的同学王丙军能感觉到这位老同学在尽力融入这桌全是农民的饭局。
那段时间，和同学一起逛北京城的时候，走在最前面担当解说的潘石屹时不时会回头看看，有人落队了，他会过去拍一把，手摁在背上推着人走，跟小时候一模一样。有那么几个瞬间，同学潘望兴觉得大家好像都是一样的，潘石屹还是小时候那个瘦弱的样子，「温柔、乖，懂得照顾别人。」
这种感觉只存在于那么一瞬，在平凡世界里，潘石屹和他们之间还是「隔着一堵墙」。只要是有潘石屹的同学聚会，钱一定是一个禁词，大家都极为默契。「不能问不能说，说了担心人家以为我们缺钱或者怎么样。」潘望兴说，他知道潘石屹去年几次回村里忙潘苹果的事，但他从来不主动联系，只有潘主动召集，他们这些同学才碰个面。
潘炳全现在跟陌生人很少提及潘石屹，尽管他非常自豪，常常守着中央二台看看这位「攒劲」同学。前些年，他去西安，来回路上，车里聊天，一说自己是潘集寨的，别人问他知不知道大老板潘石屹，他说不仅认识，还是一起挖过土的同学呢。对方一听，说就他这样还能认识潘石屹，是不是你们村的都说跟潘石屹是同学。「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呢。」潘炳全说，这个同学自己心里知道就行。
潘石屹的邻居李云堂也刻意保持着与潘石屹的距离。前几年盖房的时候，有个关于潘石屹的节目要取景，到他家拍了一天，后来村里都传言说是潘石屹出钱给他盖的房，他很郁闷，却说不清，「跟人家还是要离得远一点，一近就有人说。」
在岁月的轮盘上，潘石屹的很多旧日同学喜欢将他的成功归咎于命运。随着时间轴线的拉长，他的同学们也开始发现这个平凡世界的残酷生存规则：大多数人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多么卓越和伟大，只不过是为了保住平凡的生活，让它不至于堕入更低的地方。40年前与潘石屹一起在潘家寨附中的1975级同学，现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停留在潘集寨。
潘石屹曾经的同桌，54岁的同学潘炳全从1992年开始在村子办了一个小石灰厂直到现在。昔日酷爱学习的学习委员潘望兴，成了潘集寨里最有权威的风水先生。当年经常压迫学习好的潘石屹给自己写作业的班长潘映泉成了村子里第一个因为贪污入狱的村委书记。他的童年玩伴，曾经常常一起烧毛豆吃的同学王丙军，一直在天水化肥厂工作，2002年化肥厂倒闭，他被迫下岗。有时候王丙军看到潘石屹，他会后悔当年没跟潘石屹一样坚持高考，就算不能像他成功，至少上了大学可以找个体面的工作，而不是现在重新过上靠天吃饭的生活。
「我们忙活是为了活着，石屹忙是要活得更好。」王丙军感叹他与潘石屹的人生差异。
潘石屹说不清自己是否信命，但他相信自己的成功背后有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他觉得自己就像余华《鲜血梅花》那本书里的主人公阮海阔。在那本书里，阮的父亲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而阮自幼弱不禁风，不懂半点武功，父亲被杀后他却要背着梅花剑去杀武林高手，最后晃晃荡荡，碰到很多人，也复了仇。
潘石屹相信自己的成功背后有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
「根本不是他杀的，就是冥冥之中，背后有个力量，在那安排着。」潘说，小时候，他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也是瘦得不得了，裤腰带箍在头上刚合适，这样的一个人到外边去闯世界，是不敢想象的。
他计划写一本书，名字叫《大槐树》，现实层面它是村子里以前最老的一棵大槐树，另一个意思是「这是我精神上的一个原点」。他打算写他人生中关键时刻的32次选择，提醒自己每每遇到问题，不要焦躁，要回到这里，安安静静做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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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老爹：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才住他的房子
& & 在潘石屹眼里，父亲是记忆仓库，是可移动的故乡，他不时去提取、去激活。对潘诗林而言，儿子是放飞的风筝，不求他飞得多高，惟愿他还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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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优点就是能吃亏，一视同仁」
潘诗林聊儿子
博客天下：平时会关注他的新闻吗？
潘诗林：不会。我看报纸都不看他的事。他跟我说，我就听听，看他那些事还不如我看个节目呢，又不懂。
博客天下：您去看过他的项目吗？觉得怎么样？
潘诗林：他的楼盘我也不爱去看，有时候车拉着我转一圈就回来了。也就那个样，我又不懂人家的设计，看不出个啥好。长城公社我也住过，我对他的那些没兴趣，外面看着不一样，里头还是一张床。他那是给外国人盖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才住呢。
博客天下：他修的山语间（潘石屹在北京怀柔修建的一处自住别墅）呢？跟您在潘集寨的房子比较像，也比较安静。
潘诗林：我跑山语间干啥去？我疯了跑那儿去！那是吃大肉吃腻了、城里住腻了才去的地方。夏天热冬天冷，长城公社都比山语间好，那儿一点人气都没有。当时是我看着盖起来的，都没人盖。山里人麻烦得很，每天来找麻烦，树伤了，地埂伤了，要钱，钱少了打发不了。我给他们讲道理，说中国的农民诚实，他们说我们就是要钱，我们就是刁民。今天给了明天又来了，麻烦得很。
博客天下：潘石屹盖过这么多房子，这样的问题应该经常遇到吧，他会跟您说吗？
潘诗林：不会，他是报喜不报忧，自己的事一直自己解决。再说，给我说有啥用，他解决不了的我有本事给他解决吗？我基本不过问他的事。我连自己都顾不过来了，担心他干啥，现在该他管我呢。
博客天下：几个子女中，您是不是对潘石屹最严格？
潘诗林：都一样，对女孩子放得松，对男娃娃抓得紧。女孩子打啥呢，以后都是亲戚娃一个。我就是个传统思想。他挺乖，听话，学习好，我没怎么管过。偶尔不乖了打几下，也正常。那会儿精神压力大，思想重，有时候娃娃一不乖就打几下当出气。
有一次八妈来家里吃饭，说你两口劳动可以，不会教育娃娃。我说教育啥呢，能活下来就好了，饿不死就对了。八妈说我不对，咋能让石屹洗锅。我说谁吃得快谁洗锅。她说我培养不出人才。我说培养啥呢，一个人病着，5个人张口吃饭呢，我能把这几个养活就是最大的本事。现在市面上好多教育娃娃的书，我说都是胡说呢。
博客天下：他性格像您吗？
潘诗林：性格上还是有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人低调，干事认真。人说字如其人，我写的字人家一看就说我是个老实人，我说就是，我没啥本事，不老实能咋。他也是这样，不老实他怎么在北京立住脚？我啥也帮不上，都得靠他自己，肯定得老实，让人家占点儿便宜，不然谁还跟你干，对不对？他的优点就是这个，能吃亏，一视同仁。
母亲去世后，潘石屹抽出更多时间陪伴父亲
博客天下：他说送您去旅游您从来不去。
潘诗林：转啥呢？旅游景点人挤人，受罪哩。云台山（位于河南省）去了一下，同行的人都说自己去了哪儿哪儿，结果一问啥都不知道。云台山有个茱萸岭，有名的高中校长也不知道干啥的。我说跑这么远要看一下啊，人说不管，转一下就对了。你慌慌忙忙走马观花一圈有啥意思嘛。
博客天下：儿子去了那么多好地方，也想让您多出去看看嘛，以前没那个条件。
潘诗林：他走了那么多地方又能咋，还不是跟我一样，一碗不饱了吃两碗。去云台山的时候，人家管饭，早上馒头咸菜，跟洗锅水一样的米汤，我都不愿意喝，吃不饱走路都没力气。中午把我们骗到农家乐的里面，8个人一桌，就肉肥，米饭蒸得半生不熟的。就是花点钱，受点罪，有些人收获一肚子气，肚子胀胀地就回来了。
博客天下：他安排的您都不喜欢吗？
潘诗林：没有，他尽个心，我就不是个爱挪动的人。在北京我哪儿都不去，出门地铁挤不上去，让司机一直等我像话吗？我就待着，不要给人家添乱。前两年，他让我去博鳌住，2月份还行，3月份屋里就得在空调底下坐着，一出门汗往眼里钻，啥不好我在这儿受罪。别人都说享受，度假呢，我说没事干呢。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赶紧把我弄走。
博客天下：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潘诗林：别人有本事的是能帮忙、不添乱。我把自己顾好，不添乱就行。
博客天下：您培养出了这么有本事的儿子。
潘诗林：就现在我也没感觉他干大。比他干大的多着呢，他的那算啥。
博客天下：您有什么想叮嘱他的吗？
潘诗林：平安是福，平安就对了，身体好就行。至于你做得大了小了都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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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聊父亲: 他这个人超土
& & 潘石屹：他从来不在我面前表现出软弱，有时候我碰到点困难什么的，他就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定要坚强。他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别给我诉这些苦，我不听这些苦，自己去解决。他这个人超土，对名誉、地位、金钱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概念。他对这些东西看得特别的淡，生怕给我们增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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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微信账号：renwumag1980撰文|李天波 摄影|尹夕远 编辑|卜昌炯
博客天下：工作上的事，现在和父亲沟通多吗？
潘石屹：基本不会。我们就聊些过去村里的事。他可爱跟我聊了，他聊的话特别有意思，记忆力又好，别的又记不住，隔三差五跟我唠唠叨叨的就聊这些事情。
博客天下：他对你管教方式严格吗？
潘石屹：严得简直在我们那地方出了名了，经常打（我），对我弟弟妹妹就宽得不得了。有一次，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我数学考了 5分，考了5分以后我爸就气坏了，然后就拿个棍子，把我揍了一通。当时他拿棍子打我的时候，我就拿手去挡，结果就直接把我这地方（指着手腕）打着了，然后就出了一个青包。我特别委屈，嚎啕大哭。我爸说不要上学了，你就不是上学的料，跟我到地里干活去。
博客天下：除了学业，生活上呢？
潘石屹：我们家乡有好多脏话，其实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意思，别人说（我）就跟着说，因为这打了我好几次。还有就是刷牙，他天天盯着我，早上刷，晚上刷，刷着刷着家里穷没牙膏了，就放一点盐到嘴里面刷。小孩你知道特别怕嘴里面有一些怪味道，放盐刷的话特别别扭，但还得刷。
博客天下：你反抗过吗？
潘石屹：小时候可能很抵触。那个时候就觉得，别的小孩干什么，我就该干什么，你要把我搞得跟村子里别的小孩不一样，这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情。
博客天下：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能接受父亲的教育？
潘石屹：我觉得上初中的时候才接受，突然一下所有的事情都明白了。你知道农村的卫生条件比较差，厕所、猪圈什么的，之前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上初中以后就发现不应该（在）这样的环境（生活）。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必须要从山沟里面出去，不出去我就憋得慌。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就从地图上看，发现出去以后就到宝鸡了。那时我十一二岁的样子，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出去，这个山沟太小了。
博客天下：上大学跟父亲沟通多吗？
潘石屹：沟通特别多，特别爱写信，但写的时候就长篇大论的。
博客天下：好好学习什么的？
潘石屹：他不写这，他觉得这些东西太肤浅。都是写的大道理，然后讲个历史故事，他爱写这个。这些信看完后都丢了，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得有上百封。
博客天下：一般主题是什么？
潘石屹：有的时候就介绍家里情况。他给我写信也是他文采的抒发了，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每次到传达室，看见别人的信都薄薄的，我爸给我的信却厚厚的。我第一次看到艾滋病这个词，就是在我爸爸的信上，说你看美国现在流行一种病叫艾滋病，接着就开始讲整个社会的风气什么的。就是原来从来没听说过的东西，给我写一些。
我还记得他当时信里写过一个很轰动的新闻，那时候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一个学生，他家没钱，就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里面去偷东西，偷完东西以后有个老头就带着一帮保卫人员去追。几个年轻保安实际上发现这个小孩藏到什么地方了，(装作）没看到就走过去了，想回过头再想办法收拾他。可这个老头走过来以后就拿着手电照这个小偷，照了半天还说就在这个地方，结果（小偷）拿着刀就把他杀了。你想我爸爸把我14岁打发出来了，也是害怕我处理这些事情不够。
博客天下：想提醒你？
潘石屹：就是说你犯了任何错误都要给别人去承认错误，哪怕你当了小偷也好，干什么也好，不能拿着刀具杀人是不是，然后就跟我这样反复地写。其实一开始看了以后，（心想）啰里啰嗦写这干什么呢。
博客天下：你说你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就是乐观。
潘石屹：对，我觉得就是乐观。这个特别重要，就是面对所有的事情都要乐观。我父亲被划为右派了，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个小县城，他这样的性格是必然的。
博客天下：他是哪种性格？
潘石屹：就是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语不惊人死不休那种，我的观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博客天下：你曾说小时候父亲总是跟别人很不一样。
潘石屹：我记得有一年灾荒，我去领救济粮没领回来，他们给地主家的人不分救济粮。然后我爸气得不得了，大骂了一通，说是我去跟他们说去。然后估计跟他们说了一通，他把这个救济粮领回来了。回来以后我记得大队有一个喇叭，上面说的东西我听不懂，然后我爸爸突然就兴奋起来了，他说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且这个地球卫星的上面还会唱东方红。你说说人都吃不上饭了，他还关注这个。
博客天下：当人到中年的时候，往往会对父亲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有很多事情你发现你也没法说服他了。
潘石屹：穿着这些东西我爸从来不讲究的，有我妹妹安排着，像个样子就行，关键是舒服。（他常说）你穿得好给谁看呢？另外，他从来不在我面前表现出软弱，有时候我碰到点困难什么的，他就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定要坚强。他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别给我诉这些苦，我不听这些苦，自己去解决。他就是这样，然后他自己一天生活还挺充实。
博客天下：那你们在理念上有没有不太可调和的一些事情？
潘石屹：也有一些，都不是原则性的东西。他这个人超土，对名誉、地位、金钱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概念。他对这些东西看得特别的淡，生怕给我们增加负担。
本文首发于《博客天下》杂志（微信号：bktx2012），人物新媒体获授权转载
潘石屹回忆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日子：他们不认命
来源:凤凰卫视作者:潘石屹 1689次点击:我要评论
我们小的时候(村里)就27户人家，到了这个饥荒的年代，饥荒的这些月份，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出去逃荒要饭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槐树下面数，村子里27户人家，出去逃荒要饭的有17户人家。其他的人呢，吃的粮就是救济粮，救济粮不是粮食，是个很厚红薯片。
　　内容摘要：日前，潘石屹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专访，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父母。
　　潘石屹父亲潘诗麟，因为地主出身，上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住在一个漏风的厨房里。1963年，潘石屹就在这个厨房里出生。
　　幼年时家里贫困，因为营养不好，潘石屹的母亲瘫痪了，两个妹妹先后送人(后来又接了回来)。但和村里人不一样，虽然全村最穷，父母还是咬牙供潘石屹读书。小妹妹送人时，父母对领养者提的唯一条件也是长大了要让她读书。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一个同样地主出身的人飞奔跑来，把消息告诉了正在自留地劳作的潘诗麟，对他说，“这回你的娃娃跟我的娃娃就有希望了。”
　　毛泽东去世后，潘石屹父亲不停写信，希望获得平反。在平反之前还发生了一段插曲，村子墙上出现了一条“打倒毛泽东”标语，公安局迟迟未能破案，采取由村民投票的办法“选举”案犯，潘石屹父亲因为会写字，得票数第二。得知自己可能被抓，他交代给潘石屹两条，第一，作为家里的男子汉，要带着妈妈和妹妹活下去，第二，标语不是他写的，要帮他喊冤。
　　后来案件告破了，潘石屹父亲洗脱嫌疑，右派身份也获平反。潘石屹父亲曾乐观地说，全县划了100多个右派，好多人送到了夹边沟，只有6人幸存，而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觉得“挺好”。
　　1977年，父亲平反后，潘石屹也成了城市户口，上学时学习优异。1987年，潘石屹“下海”了。他回忆说，当初决定“下海”，母亲是反对的，因为当时潘石屹工资比他父亲还高(1987年月薪101元)，“你还下海干什么呢?”。但父亲嘴上反对，心里希望出去锻炼。
　　而当时中国建了特区，社会氛围也是鼓励年轻人不要安于现状。潘石屹下海后，很快取得成功，但并不认为自己有经商的DNA。
　　潘石屹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比较善于，跟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成为好朋友”，而这一点，是受母亲的影响，“妈妈身上的一种谦卑，能够跟周围的人都能作好朋友”。他讲了一个故事，母亲有次病危，在一个医院住了10来天，最后妈妈和病房的三个病友，都成了好朋友。
　　潘石屹说，一个人能不能团结，能不能团结周围的人，能不能交朋友，这是特别重要一个能力。
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为什么那么喜欢这花，这是你要求种的吗?
　　潘石屹：这个花的季节特别对，你看这个阳光下的话就没了，这地方有阴影还有花，很快就没了，你看这个都快不行了。
　　记者：花期短，花都是那种特别名贵，又娇艳的那一种，像美丽的女人一样。
　　潘石屹：哎呀，是，我妈就很漂亮，我妈特别漂亮，结果就是到了农村去啊。我爸呢，一看就特别粗糙。
　　记者：所以就必须得粗糙起来适应生活?
　　潘石屹：对。
　　记者：那妈妈瘫痪是为什么呀?
　　潘石屹：就是营养不良，有病没治啊，各种原因，最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瘫痪了，等那个病得了，瘫痪了之后到了协和医院过来看，都看不出来，说发生病都是30年前发生的，病因是什么，不知道。
　　潘石屹：因为我们家的出身不好，所以我们家的大量的房子都分给村民了，给我们家(就是我的奶奶，我的姑姑，我的叔叔)留下来的房子特别少，等我爸爸妈妈回到农村去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一个厨房里，那个厨房就是临时搭的房子，就住在厨房里面。
　　记者：那边有灶啊?
　　潘石屹：有灶，有锅什么的。
　　记者：那床怎么摆放?
　　潘石屹：就是炕，我们没有床，都是一个炕。
　　记者：就是烧火的那种?
　　潘石屹：烧火的，我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出生的，就是在这个厨房里面出生的，我是11月份出生的。我妈妈说，在我出生没几天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炕上面飘来了一个树叶，实际上这个房子是靠着别人的房子建的，这地方是漏的。
　　记者：而且11月份也特别冷?
　　潘石屹：对，西北又非常的冷。
　　记者：你在家是老几?
　　潘石屹：老大。
　　记者：老大就得是家里的长子如父嘛，那你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你肯定什么苦都吃过?
　　潘石屹：对，什么苦都吃过。可是父母呢，也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我的身上，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是没任何希望了。
　　记者：那你觉得，就是在你的小时候的印象里，爸爸的这个盼望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爸爸他曾经有过年轻，有智慧的时候?
　　潘石屹：对，年轻有智慧。一开始在我蒙蒙胧胧的第一个印象当中，
　　觉得他很乐观，很坚强，他做的所有事情跟村里的人都不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记者：比如说?
　　潘石屹：例如不让我讲脏话，而且小小的时候就要刷牙。还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跟村里人的矛盾冲突，他不信鬼神，所以这个院子里面，一会儿这样挖土，一会儿那样挖土，这是农民们特别忌讳的，一定不能轻易的动这个土啊。
　　记者：因为什么?
　　潘石屹：就是你要挖土的话，动了土的话，这是会破坏风水的，我爸就没有这讲究，村子里的邻居就不断地来跟我妈妈说，说你们家会有很大灾祸来的，不能够这样不敬鬼神嘛。
　　记者：但你爸爸不在乎?
　　潘石屹：他不在乎。
　　记者：那你妈妈呢?
　　潘石屹：妈妈就是性格比较柔弱一点。不像爸爸很坚定，就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就得跟村子里这些没受过教育的人不一样，(爸爸)这样子，经常跟我这些婶啊，我的叔啊，大伯啊，村子里邻居发生了冲突，就是这方面的冲突，各种各样的冲突。
　　记者：你父亲的名字里面有一个诗歌的诗字，这个名字在当时当地很少见的。潘诗麟，很文气的一个名字?
　　潘石屹：他的名字是诗歌的诗，是麒麟的“麟”，这个麒麟的“麟”写起来很复杂，就是写上一大堆才能写出来，农民记工分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林”就行了。我妈妈的名字叫晁琴，“晁”就是这个一个日字底下一个兆，琴是弹琴的“琴”。结果呢，这个农民记工的时候，说这个“晁”，太难写了，就写了一个招呼的招，“琴”呢就写了芹菜的“芹”，就是把这些你就是这些笔划多的字，他都不用，发音一样就行了。
　记者：但是你觉得父亲还认不认同一个，能够用这种龙啊，麒麟啊这样的远大知识青年，一下子就改为“林”啦，妈妈(名字)改为芹菜的“芹”啦，那他们认命?
　　潘石屹：他们不认命。我觉得他们在村子里待了十几年的时间，在我觉得，前面这些年啊，他们都不认命，就觉得迟早会出去的。从去的第一天，他们都没想着就在这个农村里面待上一辈子，尤其让我们去在农村待上一辈子，可是到了最后的就是(19)75年，7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了，也能够看的出来，我觉得他们很绝望，就是……
　　记者：就是你发现他们的变化，你从什么发现的?
　　潘石屹：一开始呢，他就是走的路啊，坐的姿势啊，吃饭的样子啊，都得要跟农民不一样，等到最后都可能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大概差不多10年的时间，我就觉得他们慢慢地跟农民越走越近了，样子也像了，坐的样子，躺的样子，吃饭的样子也都慢慢像了。可是思想中的东西，他没变，天天操着心呢。都是中国的心呢，世界的心呢，都在操。
　　记者：那时候就看看一些报纸，或者广播?
　　潘石屹：对，广播的时候，我们村子是九大(凤凰网编者注：中共九大1969年召开)之后，就是中国开完九大之后，才有这个广播的，我记得就是……
　　记者：那时候没有半导体?
　　潘石屹：没有半导体，村子里也没有大喇叭，我记得开九大胜利闭幕的时候，是村民们敲着鼓喊，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就问我爸，他说有一个会开完了，我说这个闭幕开完了，开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开的时候我们怎么不知道呢?那个时候开的时候不知道，闭幕了才能知道，所以是开完九大之后，才有了那个喇叭，刚有了喇叭的时候，我们都听不懂，就是普通话听不懂。
　　记者：然后呢?
　　潘石屹：就听听，慢慢熟悉了几年时间，才能够听懂。
　　记者：你刚刚说，父母的一些举止越来越像农民，慢慢地融入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那个希望火苗是没有灭的，他们把这种观念转变你身上?
　　潘石屹：对，就是最后的话。等我十几岁的时候啊，天天跟我谈话，说是我们的希望就都寄托到你的身上。不断地强化这个，说这是全家的希望。我记得有一年，我跟爸爸在自留地里干活，结果突然一个人就从山上跑了下来，跑的特别快，过来以后，就跟我爸爸悄悄地说，说毛主席死了。然后我爸爸说，哦，你怎么知道的?说是对面的喇叭里面说的，他在山上面听到了，跑着下来。我就看我爸爸的表情特别的木然。我就听到这个村民对我爸爸说，“哟，这回你的娃娃跟我的娃娃就有希望了”，因为他家也是地主。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
　　哎哟，我说发生这样大的事情，我得看看他们的表情啊，看看他们的反应，谈了一些什么话。这两句话呢，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深刻的。
　　潘石屹：小时候经常挨饿父母咬紧牙关让我去读书
　　记者：你刚说到地主了，我就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听说地主，你是地主家的才子。
　　潘石屹：那是解放前。
　　记者：对，那你这个地主的才子，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潘石屹：我大概到上初中之后，从来没有穿过自己的鞋。
　　记者：那你不是家里的老大啊，你不穿自己的鞋，你穿谁的鞋?
　　潘石屹：我就穿我婶子的鞋，我奶奶的鞋，她们穿破了的鞋。我就记得我穿鞋的话，后面永远大着一块。还有我姨的鞋，主要是穿着她们几个的鞋，她们几个穿完了的鞋，我就提拉着穿。
　　记者：挨过饿吗?
　　潘石屹：主要是挨饿，所以那个时候，毛主席有个语录叫，是给王杰的题词还是给谁题词，是给英雄们的题词，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凤凰网编者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出自解放军王杰部队战士王杰的“王杰日记”。是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之一。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
　　记者：张思德是吗?
　　潘石屹：张思德还是谁，反正是个英雄人物了，英雄人物题词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时呢，小孩对死并不怕，苦的话呢，能苦到哪去?又不怕，就怕饿，这个饿，真是很难受。
　　我们小的时候(村里)就27户人家，到了这个饥荒的年代，饥荒的这些月份，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出去逃荒要饭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槐树下面数，村子里27户人家，出去逃荒要饭的有17户人家。其他的人呢，吃的粮就是救济粮，救济粮不是粮食，是个很厚红薯片，就是干的，在地里面晒干的红薯片，所以是河南人救了我们的命，就有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不断地吃这个红薯片，不断吃这个红薯片，红薯片就各种各样的办法吃，磨成面吃，然后煮了吃，烙陈成饼吃，怎么吃都很难吃。
　　记者：是吗?
　　潘石屹：而且你像在地里面晒干的，有时候上面有发霉的霉点啊，吃起来非常不好吃。
　　记者：在最艰难的时候，在你印象中，那种艰难的岁月，母亲做了一些什么，她怎么想方设法让你们过的好一点，长的稍微壮一点?
　　潘石屹：基本上在我印象中，我妈妈就瘫痪了，所以呢这个…
　　记者：没有能力照顾你们?
　　潘石屹：因为这个刚回到农村去，这种寒冷啊，这种疾病啊，没有饭吃了，很快就瘫痪了，所以这个瘫痪之后基本上就给家里面帮不上任何忙了。
　　记者：那在这个时候，你也就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力?
　　潘石屹：对，家里面的主要劳力。其实在家里这个情况下，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不能让我去读书啊，我的弟弟妹妹都不能去读书了。我记得我听到这个村子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家是我们村子里面最贫困的一家，还读书干什么呢?你看你们两口子，指着我爸我妈，读了这样多的书，不还是受这罪?”所以，我觉得我爸和我妈，做出来的一个最伟大的决定就是咬紧牙关让我们去读书，就最后确实没有饭吃了，我记得把我的小妹妹送给别人家的时候，唯一提的一个条件就是，长大了要让她去读书。其实送给这一家人，父母都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最后他们还是按着我们家的承诺，让我妹妹去读书。
　记者：不是说你们家小妹妹给背回来了吗?
　　潘石屹：送走了两个妹妹，这个是小妹妹。
　　记者：你们家把两个妹妹送人了?
　　潘石屹：对，两个妹妹送走了，这个小妹妹送出去得比较早，另外一个妹妹是3岁多送出去，4岁就背回来了。
　　记者：等于你一个妹妹在别人家?
　　潘石屹：上了高中之后就回来了。
　　记者：那那个背回来的是妹妹，是怎么背回来的?
　　潘石屹：她是先坐了一段火车，就是托人坐了一段火车。
　　记者：你先给我讲讲那个妹妹，那个是先送出去的妹妹。
　　潘石屹：先是把小妹妹送出去的，因为我妈没有奶，这小孩就快要饿死了，所以要送出去啊。几个村子里面，谁家有个奶羊，就给送出去，所以我们就找了一户有奶羊的农民家，就送过去了。
　　记者：把妹妹送出去以后，妈妈什么感受?
　　潘石屹：这个妹妹送出去的时候，因为比较小嘛，只有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给送出去了，所以这父母亲呢就…
　　记者：那时候你有多大?
　　潘石屹：我应该是10岁，7、8岁?10岁这样子的。这个妹妹因为小，送着出去，父母亲肯定很难受吧。可是为了活下去，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我记得这一家人，来抱我妹妹走的时候，给我们带了几块饼干过来。送我妹妹的时候，我们家一共两个被子，结果我妈妈就把我们家一个被子，包着这个妹妹，包了以后就走了。我还跟我妈妈说，你把那被子都抱着送给人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没盖的了，我们家就还剩一个被子了。我妈妈说，哎呀，孩子都送了人了，就让这个被子陪着你妹妹去吧。送完之后，我们就吃饼干，我和我另外一个妹妹，就在那儿吃饼干，就把这个饼干给我妈妈吃，我妈说不吃。
　　记者：后来呢，为什么又送一个妹妹出去呢?
　　潘石屹：第二个妹妹是特别的惨，因为3岁多送出去啊。我妈妈也不哭，每天早上起来就跟我说，我做了一个恶梦，然后就给我讲这个恶梦，讲的我们家的人心情都特别不好。通讯也不太方便，写上一封信好长时间才能够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妈妈说，说昨天晚上梦见你妹妹了，在喂猪，猪很大，你妹妹身上一个花棉袄上全是猪食，搞的很脏，就这样给我讲，讲的最后一想，受不了，就这个心理啊，很难承受得了，最后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我这个妹妹给接回来了。
　　接的时候，我爸爸被生产大队的基干民兵看着，在一个农业学大赛的工地上，不让他出来。他就给我说，一早天亮了以后，你就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背你那个妹妹去，我说行。我们这个村子里原来叫潘集寨，另外一个村子呢，是翻过好几个山的村子，叫北洋(音)，其实路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0华里路，20华里路就是10公里路，可是在山里面走的话就很远。我是不是天不亮走呢?我爸说，万一外面有狼呢，就是我们那个山里面常有狼，他说还是天亮了走吧，我说行，我就天亮走。
　　到了这家去以后，我就看到我妹妹了，妹妹也会说话了，可是说话的时候呢，带着陕西腔，就一年时间，就都变了。我第一感觉就是，这讲话的不是我妹妹。这家人怕她在路上饿着，给她带了一些饼，这个饼就是陕西人做的饼，就叫石头馍，石头馍就在锅里面放点石头，把石头做热之后，把饼烤出来。特别硬，特别干，这样的话，这个馍就不容易坏，就吃了点她的馍。然后在那家人又让我们俩吃了两碗饭，然后我就背着我妹妹回来了。
　　记者：你还记得你妹妹回来以后，你妈妈见到妹妹什么感受?
　　潘石屹：背着过来，背的话特别累，我就说你也走一走吧，都是山路，我们顺着农民的梯田地，就一节一节下来，这样的话就比较快，我记得走到一个叫南洋的村子，离我们的村子还隔着一个村子，我发现路前面是我爸，我说你不是让那基干明明看着嘛，他说我悄悄地跑出来了。
　　记者：他一方面担心你路上会不会遇到狼啊，一方面就想早点见到你妹妹，见到妹妹的时候是什么样儿的?
　　潘石屹：见到妹妹我都没什么印象了，我记得唯一的一个呢，就是我的鞋底全掉了，就是只有这个布鞋的鞋梆子，鞋底全掉了。
　　记者：那不是等于赤着脚翻的山吗?
　　潘石屹：对，当然我们那边也全是土的，也无所谓了。一只还有鞋底，一只没有鞋底，我爸问鞋底呢，我说鞋底掉了，丢了。我爸看了说，我一定要给你买上一双解放牌的鞋，给做了一个承诺。哎呀，把我高兴坏了，大概过了几个月，真给我买了一双解放牌的鞋。
　　潘石屹：那个时候，我爸爸枯瘦如柴，特别特别的瘦。我爸爸后来常给说，“要是我多在农村熬上一年时间，晚平反一年，我的身体肯定支撑不住了”，到现在他还给我说这句话。前两天还给我叨叨一遍，说这日子都快熬干了，熬了十几年。你想一个人在一种艰苦的环境中熬了十几年，不过我爸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他就给我说，你看我也划成右派了，这县上面划了一百多个右派，好多人都送到(夹边沟)去了，夹边沟一共回来6个人，其他全死了。所以他就说，你看我挺好，划了个右派，回老家来了，觉得挺好，可是到最后真的是熬不住了。
　　记者：平反之后，家里的日子有好过吗?
　　潘石屹：平反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村子啊，墙上面出现了一个反动标语，不知道谁，写了一个“打倒毛泽东”。
　　记者：哟，那是大事儿啊!
　　潘石屹：写完以后，公安局的过来，村子的人不能上工了，就拦在了一起要破案，公安局天天在破案，所有的村民们都不让出来，这就是我们村子里最大的事情。结果关了几天了，这案破不了，这个公安局的就用了一个笨办法，说这个案破不了就投票吧，谁的票投的多，就是谁了，我爸是个写个字的，农民肯定觉得可能是他写的，所以就给他投票，投完票以后，他得票是第二名。
　　我爸爸就偷着跑了过来，当时我还睡着，大概七岁八岁，他突然把我叫醒，然后跟我妈和我说，现在公安局要破案，他是第二名，有可能马上就被抓起来了，他说抓起来的话，就跟我交代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你是家里面的一个男子汉，一定要把你妈妈跟妹妹带着活下去;第二件事情，这个标语不是我写的，一定要去给我喊冤，我说好，给你喊冤。
　　记者：那最终结果呢?
　　潘石屹：最终结果又破了案了，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写的，最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我记得好像判了三年刑。
　　记者：所以你看，你父亲在这种历史的节点上很不容易的?
　　潘石屹：逃过了劫难。
　　记者：所以他今天要不断唠叨，看到儿子出人头地，这么突出?
　　潘石屹：是。我爸爸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给所有的人写信，说我是冤案，然后不断地把信寄出去。我觉得他天天就不干别的，就在那儿写信，不知道寄出去多少信。
　　记者：对于我们的父辈，就这个名声啊，这个名誉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可能这个喊冤真的成为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潘石屹：对。我爸爸的一个同事，当时是在这个县革委会工作，就给他打过来一个电话，他说你平反了。哎呀，我爸爸不知道高兴成什么程度了，然后这个打电话的叔叔说，平反的文件，让一个姓胡的叔叔带过来了。这个是把电话打到我们生产大队的电话上，就是大队部的电话上，大队转告给我爸爸的，就是我爸爸平反了，书面的文件让一个胡叔叔带过来了。这个胡叔叔大概跟我们隔着四个村，我爸爸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给我说，你赶紧骑着自行车，去取平反的这个文件去。我就骑着自行车一路上山下山走，结果在一个大下坡的时候，速度特别快，我突然间直觉中，就觉得路边这个人，就是胡叔叔，可是这个下坡的速度特别快，我就骑着走，到他们家，我就介绍我是谁，听说了胡叔叔把我爸爸平反文件拿过来了，我来取的。然后这个婶子就说，你胡叔叔回来赶紧给你爸送这个平反的文件去了，都没敢耽误送去了。然后我一想，路上碰到的这个人，一定是胡叔叔，然后她就说，你吃点饭吧，我说行，就在他们家吃了两碗面条，又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家就平反了。
　　记者：那个人是胡叔叔，应该?
　　潘石屹：应该是，应该是胡叔叔。
　　记者：后来呢，你就到天水上学去了?
　　潘石屹：后来就到清水去了。天水地区有一个天水市，有一个天水县，有个清水县。我们是天水县，打电话过来平反是那清水县的。
　　记者：你离家上学，去外边上学?
　　潘石屹：我们家呢，刚刚平反几个月时间，一两个月吧，一两个月时间。
　　记者：就你上学的地方离你后来的这个家有多远?
　　潘石屹：400公里路。
　　记者：400公里路?
　　潘石屹：400公里。
　　记者：怎么去?
　　潘石屹：兰州，到兰州。
　　记者：就是坐火车去?
　　潘石屹：有火车去。
　　记者：那你上学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你带了一点什么样的，就是行李里面带了点什么东西?
　　潘石屹：先说这个平反的时候，平反的时候，就说最大的一件事情。
　　生产队分的口粮，交到粮店里面去，粮店就给我们发粮票。要把多少斤的小麦、玉米、高粱、豆子、油都要交过去，可是平反的时候，我们家一点油都没有，没有油怎么办，然后我就拉着一个车，拉着一个架子车，把我们家所有的口粮放上，就我一个人，我就拿着去交，交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们家都是粗粮，没有细粮，另外呢，我们家分的时候没有油。他看了一下平反的文件，看了一下这些东西，说，我们知道你们村子里面就没有细粮，就这样吧，都给你交了吧，分多少给你交多少吧。给了我100多块钱人民币，给了好多粮票，一厚沓粮票，这就是未来我们家，半年的伙食吧，我就拿着这个出来了。
　　记者：这下有了粮票，你们家应该是一下子处境改善了不少?
　　潘石屹：成了城市户口，可是长的样子跟这个农民是一样的，到我上学的时候，别人说这小孩不是城里人，我说是，刚变成城市户口两个月就来了。
　　记者：为什么一看就有区别呢，黑?
　　潘石屹：脸上晒的黑啊，然后发型啊，穿的衣服啊，说的话都不像城里人。
　　记者：那你要上学的话，会不会被其他同学歧视啊?
　　潘石屹：可能他们觉得，怎么我们班上来了这样一个同学，一开始他们都觉得怪，也没什么歧视。可是最后呢，也不歧视了，因为我的学习好，老是班上第一名，所以这个学习好的话，还有点优势的。
　　记者：你学习好，肯定也是被爸爸给逼出来的，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都希望你念书，他就是希望你靠念书出人头地，是吧?
　　潘石屹：是，我要上学的时候呢，被子、褥子这些东西啊，得有一个包的布，我爸说得买一个包的布去，就给我买了一个。我记得是深绿色的特别厚的布包上，然后这行李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就看了看我的帽子，特别破烂那个帽子，他说戴着这个帽子上城里不行，说把我的帽子给你吧。就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得戴帽子，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帽子换过来，我觉得挺好，就戴上。
　　记者：其实有一个事，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你当年，就是学成以后，本来是到国家单位，挺好的，工作有保障，但你后来就决定下海了。我觉得从你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做一个非常普遍的单位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事，这是对父母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交代对吧?
　　潘石屹：对。
　　潘石屹和父母的早年合影。
　　记者：你那个时候想下海，和父母有商量过吗?
　　潘石屹：商量过。我妈妈非常反对，她说你的工资，你现在的工资比你爸的工资还高。你爸平反了，工作这样多年，平反了工资都没你高，你还下海干什么呢?
　　记者：那时候工资多少?
　　潘石屹：我下海的最后一个工资条是101块钱，块钱，算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我记得洗理费一块五，自行车维修费一块五，野外津贴二十块，这是最高的，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有二十块钱的野外津贴一个月，莫名其妙的。
　　我爸爸呢，嘴里面反对，其实我知道他的心里还是觉得，出去锻炼去，不要怕吃苦。所以就下海了。下海那个时候的气氛，跟现在的气氛，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现在是解决就业问题，要创业成功的，它是这个氛围。当时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跟氛围，实际上是受这个《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影响特别大，就是要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然后就是中国在建立特区，深圳、海南特区，我们年轻人的话，不能够安于现状，要能有所作为，它是这样个氛围。
　　记者：对，那种是叫所谓的激情。
　　潘石屹：对，所有的人的状态都是一样，这个年代所有人的状态是一样的。不光是我的父母，就是包括我们村子，我们的家乡，我父母的言行，都给我特别大的力量。
　　90年代初，就是已经非常成功了，那时候，我们就赚了好多钱，那个时候在城里面，就这种熟悉的环境中呆得有点麻木了。可是当时我每次跟父母见面，谈到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苦，到了村子里面去一看，突然一下清醒了。好多事情，看得更能明确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经历背景，对我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记者：那你们经常提DNA这件事，你们家那边有经商的DNA吗，你觉得?
　　潘石屹：我觉得没有，没有经商的DNA。
　　记者：那到底，就是说什么样的一种氛围影响，让你后来在商场上如鱼得水?
　　潘石屹：刚刚你提到，就说是天赋，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中，做任何事情，这些东西不重要，有好多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刚才问，说你身上有没有经商的DNA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重要。
　　记者：不重要?
　　潘石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代，谁都离不开谁，你必须要跟别人去合作，如果是一个，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才华横溢的人，常常瞧不起周围的人，这就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的。经商也好、从政也好、从事学术也好，那是做不好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你就得紧紧地依靠周围的人，你要是离开了周围人帮助的话，你自己会一事无成的。就你一个人，和周围人的联系都要断了，你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
　　我觉得我比较善于，跟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这个跟我妈妈身上的一种谦卑——能够跟周围的人都能作好朋友——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我妈妈有一次病危了，住在一个部队的医院，这个部队的医院叫那133，住了十天，然后病稍微好点，就能出来了，这个病房里面一共三个人，这三个人都跟我妈妈是最好的朋友。你想，在病危的时候，到这个生死线上面，她都能够交到这样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团结，能不能团结周围的人，能不能交朋友，这是特别重要一个能力。
　　记者：交朋友，甚至化敌为友。
　　潘石屹：化敌为友。你什么时候才能化敌为友?你什么时候才能交朋友?你必须是个谦卑的人，尊重别人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很高傲的人，朋友都化成敌人了，是吧?
　　潘石屹：从我赚到第一笔钱，我就说，一定要把我妈接过来，去给她治病，接过来就再没回去，就在北京生活了20年。
　　记者：就一直带着她这个看病去。
　　潘石屹：一直带着她，也没看好。
　　记者：那你觉得妈妈和你生活的这个日子里边，你觉得她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她有没有像爸爸那样，通常和你们唠叨一些什么?
　　潘石屹：她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就是对好多东西都感兴趣，我觉得她还是个知识分子嘛，她不断地读书，各种各样的书都读，不断地听音乐，读书。可是她跟我爸不一样的，她读的书，我觉得比我爸还多，可是她不怎么写，我爸是经常写，天天有日记的，又有写文章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在写。在我妈那是，不断地读书，欣赏音乐，她不怎么写。原来写信的时候，80%、90%的信，都是我爸爸写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有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她还是非常细腻的那种人。
　　记者：可能我们要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才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父母这一辈人，他们太节俭了。我跟我妈妈最大的矛盾就是，我经常会批评我妈妈，我说你看，那什么东西吧，好的时候舍不得吃，最后坏掉了，就扔了，永远吃东西是烂的，每一次看着她这样，我就特火。
　　潘石屹：一开始我也跟他们有这方面的矛盾，最后我觉得，只要他们生活的好就可以了。我记得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就把我原来那个冰箱留给他们了，我大概一个月过去看的话，冰箱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冰箱里面我记得有一瓶醋，有一包辣椒面，就这个大冰箱。
　　潘石屹：我说你们不买点菜，买点肉，我爸我妈说我们不爱吃，我说你能不能买点水了，买点果汁，他说喝果汁干什么呢，喝茶，泡点茶就可以了，就喝着，什么东西都没有，最后就我觉得，只要他们生活的高兴就可以了，喝的这果汁，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一定好，是吧。
　　记者：哎，你这种随遇而安，特别随和的性格，是不是随他们的谁呀?
　　潘石屹：随我爸，随爸。我妈尽管瘫痪了这么多年，很讲究，我妈是个大美女，你要看她照片的话，非常漂亮的。可是我长的更像我爸。
　　记者：人们都说，儿子应该像他妈妈嘛?
　　潘石屹：可是我长得更像我爸爸。
　　记者：更像爸爸，那种性格也遗传爸爸?
　　潘石屹：性格，我觉得是我爸和我妈的综合吧。
　　记者：你刚才说，妈妈会更要强一些是不是?就是她对事情的要求是更严格的?
　　潘石屹：最后瘫痪了，也就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