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毛泽东秘书率游击队作战&被国民党乡公所袭杀
核心提示：当天晚上，王敬卿在自己住房里，召来县警卫队驻上坪小队队长黄居成，一起密谋&围剿&鸳鸯坑红军事宜。黄居成是龙川老隆人，军人出身。他考虑自己对鸳鸯坑情况不熟，怕耽误大事，便报告和请求县警卫队第二小队队长黄卓，一起参加&围剿&。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13年第1期，作者：陈其明，原题：《毛泽东秘书古柏牺牲真相》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秘书古柏，于1935年春在广东龙川鸳鸯坑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至于古柏为何来龙川，其牺牲的经过和原因，以及毛泽东下令缉拿查处凶手的过程，许多年来一直是个谜团。直至1956年公安部督办，经龙川县专案组近一年时间的侦查，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毛泽东下令公安部督办
　　1956年初，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古柏夫人曾碧漪。会议间隙，曾碧漪高兴地告诉毛泽东，她与古柏在中央苏区失散多年的儿子古忆民在瑞金找到了。毛泽东在为她高兴之余，问起了杀害古柏的凶手情况。当得知凶手仍未归案伏法时，毛泽东亲自下令，要求迅速查清古柏牺牲的经过，并严惩凶手。
　　公安部接到毛泽东指示后，安排公安部副部长周兴亲自去督促落实这个案件。中央苏区时期，周兴曾任赣西南中路总指挥部秘书长、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江西省政治保卫局秘书长、中革军委干部团巡视员，是古柏生前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两人在工作中结下了诚挚的友情。接到毛泽东的指令后，他不敢懈怠，立即向广东省公安厅下达了关于查清古柏牺牲真相及惩办凶手的指令。
　　事过境迁，物是人非，要查清20多年前发生在上坪鸳鸯坑古柏遇害案情的来龙去脉，难度可想而知。在龙川县委的领导下，龙川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并派出县公安局蔡副局长、黄传梓、王文明等同志，前往古柏殉难的上坪鸳鸯坑、古柏家乡及古柏在赣南、闽西、粤北等地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寻访当事人及知情人。同时，调阅查询了大量历史档案，并通过有关部门拜访古柏夫人曾碧漪等，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侦破工作。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走访，专案组基本弄清了古柏被害的来龙去脉。龙川县公安局于日向广东省公安厅呈报了《关于古柏同志牺牲情况调查结果及对凶手初步处理情况报告》（龙安秘办字第7号）。这份报告，对古柏身份的确认、殉难的经过、尸体的处理情况以及殉难的原因等均作了翔实的报告，并附有大量的人证物证材料。
　　联络游击队辗转赴龙川
　　专案组调查报告称，古柏之所以从中央苏区辗转到粤北龙川上坪山区，主要目的是&与五兴龙（即五华、兴宁、龙川3个县）游击大队取得联系，以扩大革命队伍，巩固南方阵地&。但目前一些出版物在介绍这一情节时，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古柏赴东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经专案组调查有关当事人，他们在谈话中并未提及古柏来龙川是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笔者根据调查，并查阅了赣南党史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认为这一说法属臆想推测，与历史事实不符。
　　古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06年1月出生，江西寻乌人。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参加广州起义，领导发动寻乌&三二五&暴动，并组建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任党代表和中共寻乌县委书记。1930年5月，协助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正因为这段经历，24岁的古柏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跟随红四军转战闽湘赣，先后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红一军团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等职，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33年春，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等一起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后安排在中央粮食部任征粮突击队长。1935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受命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
　　中央主力红军撤离赣南不久，蒋介石指挥的3路大军开始进占中央苏区。至11月，整个苏区县城全部陷入敌手。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了血腥屠杀，大批工农群众惨遭杀害。12月初，敌东路军第三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项英、陈毅领导的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为鼓舞苏区人民的斗志，决定组织力量消灭进犯敌人。于是，项英、陈毅命令：罗屏汉率留守的红二十四师在瑞金的谢坊塘湾岗设伏；由福建独立团在瑞金河东牵制阻击敌人增援；古柏则组织瑞金和会昌的地方武装，在敌人的正面作战。
　　古柏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300多名赤卫军战士奔赴战场。由于力量悬殊，武器又简陋，我方战士死伤惨重。为保存革命实力，古柏当机立断，率领幸存的50多名赤卫军队员，沿闽赣边境，突围转移到了寻乌南部的岭阳山区，与李大添领导的寻南游击队汇合。
　　不久，古柏又接到新指令：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以及阮啸仙率领的赣南省机关人员被敌围困在于都仁风山一带，形势异常危急。古柏与李大添率领赤卫队和寻南游击队，火速赶赴仁风山解围。后项英、陈毅及留守人员分九路突围转移，但伤亡惨重。而古柏率领的赤卫队战士大部分牺牲或打散，收拢队伍时不足10人。为保存实力，古柏决定再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环境较熟悉的安远、寻乌一带转移。
　　爬山涉水，昼伏夜行，古柏与队员们辗转来到了安远与寻乌交界处的一座破庙里。此时，已是1935年2月初。短暂休整后，经秘密打听，得悉在寻乌南边与广东龙川交界处附近有游击队活动。古柏决定，先派几个队员前去打探虚实。
　　大约过了七八天，前往打探消息的队员回来报告说，在龙川县境的上坪鸳鸯坑附近，有一支号称&五兴龙游击队&的队伍在上青坑一带秘密活动，并已与该游击队队员联系上，这次同去的另几位队员被暂时秘密安排住在鸳鸯坑一空置纸厂竹棚下。
　　古柏在中央工作时，曾多次被派往龙川苏区指导工作。他十分高兴，当晚召集队员们开会研究，决定分头行动：李大添负责留守，继续寻找突围失散的红军游击队战士；古柏则率领几个队员，到龙川联络五兴龙游击队。
　　秘抵鸳鸯坑夜访埋隐患
　　奔波了五六天，古柏一行于2月底秘密来到了上坪鸳鸯坑。
　　鸳鸯坑，地处赣粤两省交界处，距赣南寻乌中和墟及龙川上坪街均30余华里，属上坪区上青坑乡辖区内的一个偏僻林区，是粤赣两省&三不管&地带。这里重山叠嶂，修竹林立，是附近青云、青化等村民制造土纸的传统场所。
　　在鸳鸯坑半山腰，有几栋简易的竹草棚，这是纸厂工人的住所。在一栋竹棚里，古柏见到了先行到达的几位游击队战士。虽分隔时间仅有几天，但战友异地相逢，大家仍有隔世相见之感。
　　在纸棚，古柏见到了五兴龙游击队队长刘国洲及队员刘邦开。刘国洲、刘邦开均是龙川人，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散。鸳鸯坑曾是粤赣边区挺进大队第一支队活动的秘密据点之一，他俩到此寻找队伍，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红军，心情异常兴奋。
　　古柏住下后，立即派人秘密打听龙川地下党组织和五兴龙游击队失散人员的下落，并向刘国洲、刘邦开询问了解周边情况。
　　经了解，距鸳鸯坑最近的是青云、青化村，两地大约只有五六华里。这些村的村民世代为耕。有本钱的大户人家，雇请三五个师傅，在鸳鸯坑附近大竹山里制简易土纸，所产土纸全部靠人力肩挑到上坪墟去卖。
　　他们还介绍道，鸳鸯坑附近的青云、青化村，群众居住分散，姓氏观念较强。但这里群众革命基础较好，一些青年不满村霸地主的巧取豪夺，曾暗暗资助五兴龙游击队在附近开展活动。有些群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支持过县乡的农民运动，仅青化村就有五六人参加过古柏早年在寻乌领导发动的&三二五&暴动。由于这里距中央苏区较近，许多有志青年投奔赣南当红军。
　　古柏听后，十分高兴。但为安全起见，古柏不敢暴露身份，并嘱咐队员们叫他&柏花&。见大家都信赖自己，古柏决定留下来，与队员们一起，先在这里稳住脚跟，再待机行动。
　　一天晚上，古柏与刘邦开、刘亚伏两位队员到山背一个叫赤米畲的纸厂做工友的思想发动工作，也想趁机在那里洗个热水澡。
　　赤米畲纸厂距鸳鸯坑约一二华里路程，居住条件一样简陋。纸厂只有一个约莫30岁出头的工人在纸棚里守厂，其他几个师傅家里临时有事回家去了。
　　见来了三个陌生人，这位工人手足无措，感到有点紧张。&师傅莫怕，我们是路过的，今晚来你这里借地方冲个凉（洗澡）！&古柏用寻乌客家话向对方打招呼。
　　刘邦开也赶紧解释：&我是五兴龙游击大队的，我也是龙川人。&听对方说是龙川同乡，这位工人才放松下来，赶忙让坐。经过交谈得知，这位工人叫王应湖，是附近青化村民，平时在家耕田，农闲时被纸厂东家雇来做杂工。
　　在古柏的示意下，刘邦开趁机对王应湖进行革命教育。他说：&跟厂里师傅们说，大家不要怕，红军和游击队是为穷人做事的。&
　　见古柏、刘邦开腰佩手枪，王应湖两眼发亮，十分羡慕。刘邦开见状，卸下自己的驳壳枪，教王应湖怎样上弹、瞄准、开枪。
　　王应湖拿着枪，爱不释手，问这问那，打消了对古柏等人的疑虑，与刚见面时的神情判若两人。
　　古柏因势利导，对王应湖说：&只要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与地主老财和反动派斗，穷人就有好日子过！&
　　王应湖频频点头，试探性地问刘邦开：&你的枪能借我用几天吗？&
　　刘邦开赶忙说：&这支枪是红军游击队的，不是我私人的。只要大家会使用，今后就会有办法！&
　　不知不觉，已近深夜。古柏一行辞别时，王应湖提灯热情送行，并一直坚持把古柏一行3人送回鸳鸯坑纸厂住地后才返回。谁也未曾料到，就是因为这次夜晚探访，成为鸳鸯坑红军游击队灭顶之灾的导火线！
　　&二流子&告密乡公所密谋
　　据专案组调查，王应湖是龙川县上坪区青化乡人，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他对红军游击队的宣传教育根本听不进去，反而&一心想发财&，产生密报领赏及夺红军战士枪支的恶念。
　　一天，王应湖挑纸到上坪街卖完后，主动到上坪乡公所找到乡长王敬卿，密报了在鸳鸯坑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情况。他说：&我在赤米畲做纸时，每晚都有三三两两的红军来纸厂冲凉。他们都有驳壳枪，还教我怎样开枪。&
　　王敬卿，又名王运修，时年46岁，上坪青化乡人，与王应湖是村邻。听王应湖报告后，他没有立即表态。
　　王应湖接着又请求道：&你可派乡公所的王保去，他力气大，趁刘邦开不注意，把他的枪夺过来，连他的尸体都灭掉。&
　　王敬卿怕惹事，赶紧制止说：&不要惹事给村里人，现在不好去夺他们的枪，等你的纸做完后，如果红军还在那里，你再来向我报告。&
　　王应湖从乡公所出来后，看天色不早，赶紧往家赶。回到家后，他夺枪之心不死，又找到村人王金汉、王亚日，鼓动他俩与自己一起去夺刘邦开的短枪。
　　王金汉、王亚日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说要去夺红军的枪支，当即拒绝和反对，并劝王应湖放弃此念，提醒他&不要夺不到枪反被红军打死&，王应湖无奈，只好作罢。
　　3月5日，王应湖在赤米畲做完最后一批纸，准备将纸厂全部家什搬回家。当时刘邦开等队员正在纸厂，见王应湖搬家要离开，就问王应湖：&纸做完了，你还来不来纸厂了？&
　　王应湖欺骗道：&会回来的，我明天带你们到毛里良大山里去住！&说毕，匆忙离开了纸厂。
　　回家途中，在一个叫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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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演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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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东北抗日联军称谓的由来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习惯上称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它们分别战斗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是以中共组织在东北地区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就已建立。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和推动下，纷纷组成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共３０余万人，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至１９３２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陆续遭到挫败而大部失散。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号召，派出许多党员和爱国青年到抗日义勇军、东北各大城市和伪军中领导和推动抗日斗争，并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自１９３２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建立起１０余支抗日游击队，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要加强党的领导，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游击战争。中共满洲省委据此于５月作出决定，以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这样，从１９３３年下半年开始至１９３６年春，先后组建了７个军。　　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客观要求。１９３５年６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地区与各种抗日队伍建立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一类的组织，并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据此，中共满洲省委于同年１０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１９３６年初，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编制系统暂行条例草案》和《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０日，中共满洲省委以东北人民革命军杨靖宇等领导人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指出：“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我们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上述文件的发表，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不久，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当时，东北抗日联军除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７个军以外，还有一些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抗日武装，在全国抗日形势的鼓舞下，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于１９３６年夏至１９３７年秋先后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序列。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东北抗日联军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八路军　　八路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由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组成的。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关键，此后内战基本结束了。１９３７年２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指出：“苏维埃红军在统一战线开始的过程中，在必要时，可以改变番号，接受统一指挥。”随即，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如能实行抗日救国的政策，那么中国共产党愿意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此后，中国共产党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谈判。　　１９３７年７月七七事变爆发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携全体指战员于７月９日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杀敌，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７月１４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限１０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抗日。７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在递交给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再次重申：“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８月６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富平、泾阳地区，进行改编和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继续就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８月１３日，日军开始向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战火一下子烧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为了使红军能及早出师抗战，被迫同意红军设立总指挥部。由此，国共双方终于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８月２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委任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编后的八路军下辖３个师６个旅１２个团，共４．６万人。改编的当天，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即发表就职通电，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抗日。此后，八路军各部陆续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１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按照全国新的统一的陆海空军序列，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９月１４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关于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顷奉南京军委十一日申电闻，着本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并任命朱德为该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但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一般情况下，在共产党、八路军内部和广大群众中仍习惯地沿用八路军的称谓，对国民党方面才使用第十八集团军的称谓。　　随着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其自身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给侵华日军以越来越沉重的打击，由此，八路军逐渐成了华北敌后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希望之所在。但是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和仇视。为了排挤、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八路军不服从军令”等各种谣言，以混淆视听，并称八路军为旧番号，既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就应取消八路军的番号。国民党顽固派甚至不惜使用军事手段，制造反共摩擦，酿成了一些亲痛仇快的流血事件。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中更明确地指出：“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　　１９３９年６月，蒋介石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密制订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假借“统一”、“集中”、“服从”的名义，阴谋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关于八路军，蒋介石称：八路军既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旧八路军之番号，应即取消，不得再行沿用。对于蒋介石的阴谋，周恩来后来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３０日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作了深刻揭露：“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不过，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在历时８年的全国抗战中，八路军对日伪军作战近１０万次，歼灭日伪军１２４万余人，付出了伤亡、损失４０余万人的巨大牺牲，收复了华北、东北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４大解放区，总面积约６３万平方公里，人口７０００余万，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八路军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壮大，至抗战胜利时，已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４大军区，下辖１６个二级军区、６９个军分区，有４０多个师、旅级单位的野战部队，总兵力达１００万余人。　　新四军　　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是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８省１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　　在国共两党于全国抗战爆发前就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一事进行谈判的同时，中共方面即提出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中共中央最初的考虑是将陕甘宁边区和南方游击区、红军主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作为整体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的，但国民党当时却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在与中共方面就红军主力改编一事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围剿”南方红军游击队，企图将其彻底消灭。因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始终得不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回应。　　１９３７年８月，日军制造“八一三”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后，华中地区的形势立即变得严峻起来。中共代表周恩来于８月中旬在南京再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始同意中共方面派人到南方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和协助改编。至此，国共两党终于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取得共识。中共中央随即陆续派出干部到南方各游击区进行联络，并及时指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事宜。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大都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达成了停战和合作抗日的协议。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８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１０月６日，蒋介石下令将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１０月１２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粤赣边、闽西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名字。随后，国共两党就新四军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问题逐步达成了一致意见。１２月５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随后，中共中央经与国民党协商，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１９３８年２月和３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分别向皖南和皖西集结，进行整训和改编。至４月，新四军的整训改编工作基本完成，共编成４个支队、１０个团和１个特务营，全军共１．０３万人。随后，新四军各部陆续向华中敌后挺进，展开抗日游击战争。１９３９年，新四军军部确定１０月１２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并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从而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峰。为直接对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１月２０日，由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将陇海路以南、长江南北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７个师又１个独立旅，共９万余人。此后，新四军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战斗在大江南北，直至全国抗战的胜利。　　在全国抗战期间，新四军先后对日伪军作战２．４６万余次，毙伤日伪军２９．３７万余人，俘虏日伪军１２．４２万余人，自身伤亡８．２万余人。至抗战胜利时，共建立了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鄂豫皖、皖江、浙东８个解放区，总面积约２５．３万平方公里，人口约３４２０万，主力部队发展到２１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９．７万余人，民兵发展到９６万余人。　　华南抗日纵队　　华南抗日纵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含今海南省）领导创建的７支人民抗日游击队（包括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的统称。它们与八路军、新四军不同，没有统一的建制和番号。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庆祝双十节集会上就中国成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发表的题为《如何解决》的讲话中，正式将中共在华南地区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他说：“敌后我抗战兵力，正规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已达５７万。”同年１０月１３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致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在提到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时亦采用了“华南抗日纵队”的提法。他在信中指出：“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１９４５年４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抗日战争中，华南抗日纵队在远离中共中央，长期处于日、伪、顽军夹击的艰苦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紧密依靠群众，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共发展到７个纵队２．０８万余人，抗击和牵制日伪军１５万余人，对日伪军作战３０００多次，歼灭日伪军２万余人，创建了面积达８．２万平方公里、拥有１０００余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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