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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什么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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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儒家最重要的三派（孔子。孟子多了些刚直不阿的气质少了孔子的圆润通达。在儒家中甚至开创了自己的风格派别，孟子虽然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想要看孟子的具体事迹的话请看百度百科， 但和孔子的思想还是有些不同.荀子）之一，大大扩充了儒家思想.孟子。以上是我个人解知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有“亚圣”之称（孔子是第一圣吗）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生於周烈王四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汉族，山东邹城人。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父名激，母仉氏。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山东邹城人。著有《孟子》一书。
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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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山东邹城人，汉族。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父名激，母邹氏。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师承孔伋(孔子之孙一般来说是师承自孔伋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有《孟子》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
孟子主张政府关心老弱病残的福利听起来引人入胜，支持轻税低息看上去也楚楚动人。但是一位美国政治家揭示他主张这两种方针，而不做许多具体的决定，就有可能受自由分子和保守分子同样的不信任。孟子一方面表明他支持较平等地分享财富，另一方面赞成自由贸易和轻赋税，但是都未曾真正考虑过这两种方针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这种说法对孟子未免有失公允，因为他毕竟不是在参加美国国会竞选。一个哲学家提出了一套有价值的原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一致），即使他没有具体指出怎样解决原理中的矛盾，还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象马基维利亚这样的哲学家由于把自己独特的原理表述得比孟子更清楚，因而对人类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孟子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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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由子学到经学的变迁
《》最初以子学的形式出现, 历经汉、唐至宋, 由子而传而经, 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 最终取得了经学的形式。其地位的变迁, 从政治层面看, 是后儒息邪说、尊、立的需要；从学理方面看, 是由于其和后儒的诸多理论观点颇有相合之处。& 历史上对《》的看法有三: 一是子学的观点, 即把《孟子》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来看待, 此书并未受到特殊的关注；二是汉学的观点, 把《孟子》作为五经之外的辅经之书来看待。尽管《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 但汉代人都把它看作是辅翼经书的“传”。汉初, 《孟子》即受到重视, 被设为“传记博士”。王充说: “杨墨之学不乱传义, 则孟子之传不造” , 把《孟子》看作传。由子而传已显示出《孟子》地位的提升；三是宋学的观点。把《孟子》作为十三经和四书之一的经书来看待。五代后蜀时, 《孟子》已作为十一经之一刻石，宋太宗时又加翻刻, 这是《孟子》被列为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 朱熹在《礼记》中列出《大学》、《中庸》两篇, 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 称为四书。四书的提出和确立, 是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经学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孟子》跻身于“四书”, 由子而传而经，地位越来越高, 成为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在分析《孟子》何以由子入经时, 我们发现, 孟子和宋儒虽时代不同, 但他们面临的任务却极其相似, 即辟邪说、正人心、立。孟子是以卫道者的形象出现的, 《孟子》最后一章提出了尧、舜、汤、文王、的排序, 这是道统的先声, 孟子暗示: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 去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之居若此其甚也, 然而无有乎尔, 则亦无有乎尔”。既然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居, 那么孟子首先就要对危及正统儒学思想的异说发难。在孟子所处时代, “天下之言不归杨, 则归墨”，孟子要推崇孔子, 宣扬思想, 必须“距杨墨”。杨朱是道家一派, 主张“为我”、“全性保真, 不以物累形” , 墨子讲“兼爱”, 反对爱有差等。孟子认为五伦之中, 以“君”、“父”两伦最为重要, 而道家和墨家, 正是对这两伦有所破坏。孟子反对他们说: “杨氏为我, 是无君也； 墨氏兼爱, 是无父也；无君无父, 是禽兽也” 。“能言距杨墨者, 圣人之徒也” ,“予岂好辨哉, 予不得已也”。孟子强调君臣的相依关系, 认为如果人人为我, 不肯做臣, 当然也就无君了。针对墨家兼爱，孟子提出“爱有差等”, 他说: “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于民也, 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 。孟子认为人的爱本来就是有差等的，爱别人也是亲亲扩充出去的结果, 如果爱别人等于爱其亲, 或爱其亲等于爱别人, 则不足以见其父, 所以墨氏兼爱是无父。道家和墨家主张“为我”、“兼爱”, 可导致“无君”、“无父”的结果，违反了孟子所认为的最主要的道德原则, 助长了当时“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的混乱, 因而孟子起而攻之。息邪说, 极力树立孔子的权威, 弘扬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从先秦到汉, 儒学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儒家典籍被立为经, 非一朝一夕之功。以儒家的立场树立“圣人”的崇高地位, 以孔子为宗主、至圣者, 其大端在孟子。春秋以前, “圣人”的意思只是聪明人, 并无崇高及神秘意味, 春秋后, 圣人观念日益崇高, 产生了圣人崇拜。事实上, 先秦诸子所谓“圣人”虽有所指, 但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种符号, 象征着真理、正义、秩序和理想。人们崇拜圣人是希望社会安定有序。如孟子说, 对圣人“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而孔子正是这样的圣人。孟子高扬“圣人”的价值, 以圣人为“人伦之至”、“百世之师”, 并极力树立孔子的儒学宗主地位, 认为“世道衰微, 邪说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 作《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 “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认为孔子所作《春秋》不仅是历史的记载, 而且是一种历史、道义的审判, 孔子虽不是天子, 但行的是天子之事。孟子把孔子和天子相提并论, 可见对孔子的推崇。在孟子看来, 孔子不是一般的“圣人”, 而是一位集大成的“至圣”。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自生民以来, 未有夫子也” 。又说: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 ,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可见孟子对孔子的评价之高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孟子在维护儒学的地位时是旗帜鲜明的。孟子和荀子同为孔子之后的一代大儒, 但在整体上维护儒学, 荀子较之孟子则大为逊色。荀子把儒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 而后来的韩非子则明确提出自孔子之后, 儒分为八, 各派“取舍相反不同”但都自认为是真孔子。孔子之后，儒家确有分化现象，荀、韩对儒家的划分, 强化了“儒分为八”的意识, 同时也削弱了儒学作为整体的影响力, 这是一种明显的内讧现象, 对于这点, 唐韩愈看得很清楚, 因此他不把荀子列为儒家道统中的一环, 而把从整体上维护儒家利益的孟子看作是儒家道统中的关键人物。韩愈认为“荀与杨, 择焉而不精, 语焉而不详” 。又说: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 大醇而小疵”。对此, 程子说: “韩子论孟子甚善, 非见得孟子意, 亦道不到。其论荀、杨则非也。荀子极偏驳, 只一句‘性恶’, 大本已失”。《论语·学而》中有“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句, 既然荀子“大本已失”, 那么程子便很自然的把荀子从儒家道统中排除出去了。孟子息邪说、尊孔子、立道统, 不仅阐发了儒家思想, 也为自己的学说之擢升打下了基础。《孟子》虽在宋代才被立为经学, 然而其地位日隆却始于中唐。甚至在中唐时,《孟子》的地位仍处于不着不察之列, 但也就在这时,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逐渐地, 孟子的名字被列在孔子之后, 成为仅次于孔子的“贤人”, 并从祀孔庙。唐代宗宝应二年, 礼部侍郎杨绾上疏, 建议把《孟子》与《论语》、《孝经》并列为一“兼经”，此事虽未见允, 但却是《孟子》由子入经的先声。真正重视《孟子》, 并把孟子与“古贤圣王”相提并论的是韩愈。韩愈首倡儒家“道统论”,推本《大学》, 尊崇《孟子》。在《原道》中, 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与老、佛道统是不同的, “尧以是传之舜, 舜以是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 不得其传焉” 。韩愈尊孟, 原因有二, 一是他认为孟子是孔子儒学之正宗传人；二是韩愈认为孟子有息邪说、正人心的卫道之功。韩愈弟子李翱在其“复性书”中, 多次引《孟子》、《大学》等, 可以说, 韩、李首开重视“四书”之先河。唐文学家皮日休指出: “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 不过乎史；史之降者, 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经、史, 又率于子者, 则圣人之盗也。夫《孟子》之文, 粲若经传,……古之士以汤武为逆取者, 其不读《孟子》乎? 以杨墨为达智者，其不读《孟子》乎? 由是观之, 《孟子》功利于人不轻矣”。皮氏崇孟, 将其与经传相提并论, 并上书朝廷, 从维护儒家圣人之道和儒家的主导地位出发, 要求在科举中增设《孟子》一科。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继韩、皮之后，尊崇孟子, 提倡道统。自中唐韩、李至宋代诸儒, 他们在推崇孟子、确立道统时, 一再提及孟子息邪说、正人心之功业, 是有其深刻用意的。西汉武帝时, 采董仲舒罢黜百家论, 从而使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但两汉形成的经学思潮随东汉帝国的崩溃而没落，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玄学“祖述老庄”, 建立起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儒学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虽也是玄学所探讨的内容, 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 魏晋以降, 在道家哲学形态的挑战下, 儒学已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儒学受到的另一强有力的挑战是佛学, 自两汉之交佛学进入中国后, 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传播阶段, 其间不乏磨难, 但终于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 至唐代蔚为大观。至于道教, 唐代由于皇室与老子攀亲, 因而道教在政治上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样, 虽然唐高祖“颇好儒臣”, 唐太宗“锐意经术”, 然而事实上唐代已形成“三教并尊”的格局, 此时的儒学, 只不过是鼎立之一足。对儒学的挑战而言, 道教由于与儒家同根同源，具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上的亲和性，所以和儒家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而且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发生矛盾时, 儒道两家往往结盟, 共同对付外来的佛教文化。对儒学威胁最大的当是佛教, 但要改变这种儒学中衰的局面, 使儒学重获至高无上的地位, 就必须反对佛道二教, 尤其是压倒外来的佛教思想, 可是依靠儒学旧有的形态, 即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理论框架, 以章句注疏及名物训诂为表现形式的汉唐经学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因而儒学首先要有一场自身的改造运动, 自中唐韩、李、皮由尊孟而发端的儒学更新运动, 到宋新理学的确立, 儒学在改造自身的同时, 始终贯穿着对佛教的斗争。韩愈是第一个一面辟佛, 一面建立道统谱系的儒家, 及至北宋, 由于佛教, 特别是禅宗仍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因而宋理学家仍不得不继续辟佛, 全力夺回心性领域, 以完成韩、李的未竟之业。韩愈最初仿禅宗的形式建立道统时, 他的主要目的是“排斥佛老, 匡救政俗之弊害”。宋代, 赵皇室可以说是以佛教世其家，历代皇帝多为佛教徒, 太宗相信“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 神宗以释氏为“妙道”, 以禅宗为“妙法”, 南宋孝宗也是一位禅宗信徒, 撰《原道训》以驳斥韩愈的《原道》, 其结论是“以佛修心，以道养生, 以儒治世”。皇帝崇信释氏, 士大夫好禅, 这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基于此, 宋理学家如张载、二程等辟佛就有了和韩愈不同的特点, 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出家的僧侣，而是士大夫中的学禅者, 但他们反对佛教的态度更为坚决, 驳斥佛教的理论也更为精深。程颐认为, 如果人人出家成佛, 则“释氏使人无类” 。朱熹认为“老、佛之徒出, 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儒家认为只有一人间此岸世界, 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依此而立, 因而绝不容人人皆证涅盘。可见, 在辟佛方面, 在认为孟子得孔子正学方面, 在承认孟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方面, 二程、朱熹和韩愈是一致的。辟佛和孟子的距杨墨, 立道统和孟子的尊孔弘道, 不仅是形式上的相似, 因而鉴于孟子对儒学的卫道之功与弘道之业, 尊孔必须崇孟, 这是《孟子》地位日隆的一个重要原因。《孟子》由子入经, 也在于其内容和唐及宋儒的理论有诸多契合之处。汉代经学尤其是东汉古文经学, 重视对经书文字名物的训诂。唐初孔颖达奉钦命编定《五经正义》, 虽然完成了经学的统一工作, 但仍沿袭了以往的章句注疏传统，学者拘于训诂, 提倡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注疏之学, 而不重视对经书义理的探讨, 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创造力, 不利于儒学的发展。唐中叶以来, 学者开始对传统经说怀疑, 出现了疑经惑传的思潮。而《孟子》述仲尼之意, 重视义理的阐发, 此时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唐皮日休认为《孟子》阐发了圣人的微言大意。北宋时, 学者对经学笺注提出了疑问, 刘敞着《七经小传》, 废弃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风。尔后许多学者怀疑传统经说, 欧阳修请求删修经疏, 朱熹怀疑《诗序》。诸儒发明经旨, 疑经惑传, 表明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笺注的没落, 这时需要有新的学术理念与治经思路来代替旧的学术思想，《孟子》重义理阐发的治学理路此时受到重视。二程在唐中叶至宋初以来尊孟的基础上, 进一步表彰孟子, 指出: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 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字, 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 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二程把《孟子》与《论语》并列, 要求学者首先读此二书, 然后去读其它儒家经典。这表明在宋理学家看来, 《孟子》已由子学提升为经学, 并将其置于观五经之先的地位。此外, 宋学中新学代表人物王安石对科举制度的改革, 也促使了《孟子》由子入经。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 , 《孟子》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经学教材, 升格为经典。王安石在科举改革中规定, 在科考时“务通义理, 不须尽用注疏” 。说明王安石欲革除汉代名物训诂之流弊, 重义理阐发的思想倾向。朱熹在二程思想基础上亦推重《孟子》, 将《孟子》与“论语”并列，把《语》、“孟”置于其它经典之先的位置, 说: “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 未须理会“经”, 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 。要求学者先读《语》、《孟》, 从中掌握圣人之意。经朱熹等人的提倡, 《孟子》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朱熹之世, 于宋光宗绍熙年间（年）合刻注疏本“十三经”问世，《孟子》得列其中。内圣外王既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实现。在此问题上, 《孟子》中有较多的义理阐发, 而宋明理学家基本上是“接着”孟子讲的。内圣问题也即心性修养问题, 这一问题与辟佛有关。佛道二教之所以久排不去, 其症结恰恰是关于心性理论方面的。佛学以其高妙精深的理论性和思辨性, 吸引了当时的士大夫及知识分子, 所以欧阳修在其《本论》中提出“莫若修其本而胜之”的主张。“修本胜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针锋相对地与佛教谈论儒家的心性理论。而心性理论是孟子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 在其心性理论中, 有“四端”说, “良知良能”说, 性善论, “存心养性”及“尽心知性知天”等, 孟子又极其重视存养工夫，如“先立其大”,“养浩然正气”,“不动心”,“持敬”,“反身而诚”,“养心寡欲”等。这些都为理学家们阐发心性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宋理学家从二程、张载到朱熹、陆九渊, 他们无不大谈心性与工夫。其内圣的心性修养即以孟子思想为起点, 建立起以普遍、超越、绝对的道德法则为人性根本标志的道德本体论。宋理学家不仅继承和阐发了孟子的内圣之学, 而且也是孟子外王政治思想的积极鼓吹者与实践者。宋初胡瑗开宋代“内圣外王”学风之先, 一反隋唐形成的重辞赋的文风, 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胡瑗在教学中立“经义”与“治事”两斋,“经义”研六经,“治事”研致用之学, 内圣与外王并重。在内圣外王问题上, 宋儒对孟子心向往之。“孟子道性善, 言必称尧舜” , 分别代表了孟子“内圣”与“外王”的两个方面，张载和二程对其不仅继承, 而且有所发展。宋儒所处历史背景是一皇权高涨时代, 君主独裁, 相权隳落, 宋儒所反省钻研者是孟子政治思想之领域,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仁政, 是保民而王的王道精神。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 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 。孟子认为这种王道政治在三代确实出现过,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上接孟子, 宋理学家也似乎确信上古三代曾存在过一个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秩序，三代的内圣外王是他们的真实信仰和理论上的基本预设。孟子认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这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孟子的轻君思想是明显的, 齐宣王问孟子: “汤放桀，武王伐纣, 有诸?”孟子对曰: “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 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 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 与秦汉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形成的“士贱君肆”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宋代是士大夫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时代,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不满“臣贱君肆”的局面, 提出与君主“同治天下”的要求。王安石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论, 但他并不尊韩。越韩愈直指孟子是理学家的共同报负, 王安石在这点上开风气之先。王安石发展了一套内圣和外王相互支持的儒家系统, 其领导的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外王”政治活动的一次伟大尝试。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指出,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仁宗之世, 为建立期, 指宋初的儒学复兴经过七八十年的酝酿, 终于找到出路, 即超越汉、唐, 回到“三代”。在范仲淹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口号声中, 宋儒们都积极去实现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第二阶段是熙宁变法时期, 是回向“三代”的运动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 是“外王”的政治实践, 这一阶段形成一个原则，即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第三阶段是南宋朱熹时代, 南宋士大夫仍不曾放弃回向三代的理想, 对于士为政治主体的原则持之极坚, 认为自己应与皇帝“共治天下”, 打破“士贱君肆”的局面始终是宋儒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程颐说: “君子之道, 贵乎有成, 有济物之用, 而未及于物, 犹无有也”。道的实践性即外在功业性在此得到强调。程颐对君权的绝对化深为不满, 他解“尧典”“克俊明德”云: “帝王之道也, 以择任贤俊为本, 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 。以天下为己任, 同治天下, 表明宋儒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 同时也表明孟子的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对宋儒的巨大影响。《孟子》中所体现的豪杰人格魅力, 也深深影响着宋理学家们。《孟子》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也” ? 又说: “待文王而后兴者, 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 虽无文王犹兴” 。孔子之后，诸子纵横捭阖, 道术大裂, 孟子针对当时“士无定主”的情形, 强调士人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不仅身体力行, 而且极力唤起整个士阶层的道义担负精神, 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惟士为能” 。真正的大丈夫应卓然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 大丈夫应是“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这种平治天下, 舍我其谁的豪杰气概为宋理学家们所折服, 对宋儒参预政治的热情有着重大影响, 这也是《孟子》作为子学能够在宋代被擢升为经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孟子（儒家代表人物之一）_百度百科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mèng zǐ]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市）人。他是之孙的再传弟子。相传他是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伟大的、，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代表作《》、《，》和《》、《》已编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政治上，孟子主张、行；学说上，他推崇，反对、。 他主张仁政，提出“”的，游历于、、滕、、等诸国，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述（即孔子）之意，作《》七篇”。孟子“善养吾“。浩然正气者，谓君子之气也。今世或谓之气功，误亦。浩然正气者，以德充实，无德则虚。古以无形为气，故谓之气。后世追封孟子为“”，尊称为“”，受儒教祭祀。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
孟子的出生之时距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
。孟子的生平和孔子很相似，都是的，出身，幼年丧父，一生所走的道路都是求学、教书、周游列国。孟子字号在以前的古书没有记载，但魏、之后却传出、、等多个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而未必可信。
拜孔子之孙孔汲的门人为师，名轲，邹（今山东）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孔汲的学生。学成以后，以的身份游说诸侯，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述之意，作为《孟子》七篇”。
据《》和赵岐《》记载，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孔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孔汲之门人”。有一种说法是，孟子在十五、六岁时到达鲁国后拜入之孙孔汲的门下，但根据史书考证发现孟子出生时孔汲已逝世三十载。所以还是如《》中所记载的受业于孔汲的门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就连孟子自己也曾说：“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 》）无论是否受业于孔汲，孟子的学说的确受到了孔汲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孔汲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中的。[1]
4年（公元前372年）
孟子约生于此时
12年13年6年 甲子（公元前357年）
孟子约十五岁，受业于子思门人
周显王17年秦孝公10年 （公元前352年）
孟子约二十岁，欲休妻，然未成
周显王37年（公元前332年）
孟子在邹，答问
周显王38年（公元前331年）
周显王39年（公元前330年）
孟子到任国，拜访季任
孟子在邹，与屋庐子、曹交问答
周显王40年28年 （公元前329年）
孟子约四十三岁，首次至齐
齐相储子来见孟子
周显王41年齐威王30年偃后元1年 （公元前328年）
孟子与告子辩论
孟子劝蚳鼃向齐王进谏
孟子与交游
孟子离开齐国，前往
周显王42年宋君偃后元2年（公元前327年）
周显王43年宋君偃后元3年 （公元前326年）
孟子在宋，与世子相会
孟子与宋人论游说之道
周显王44年宋君偃后元4年13年 （公元前325年）
孟子离开宋国，回到邹
周显王45年梁惠王后元11年 （公元前324年）
孟子在邹，派然友问丧礼
孟子由邹之滕，推行仁政
周显王46年魏惠王后元12年 齐威王34年 （公元前323年）
孟子与农家辩论
1年魏后元15年 齐威王37年 （公元前320年）
“厚币卑礼”召贤纳士
孟子见梁惠王，时约五十二岁
孟子与周霄论出仕
周慎靓王2年魏惠王后元16年1年 （公元前318年）
孟子与论短丧
周慎靓王3年1年 齐宣王2年 （公元前317年）
孟子约五十四岁，见王
孟子在范遇齐王子
孟子至齐，答齐宣王问
孟子论“我四十不动心”
周慎靓王5年5年 （公元前316年）
孟子出吊滕文公
周慎靓王6年14年 10年 齐宣王5年 （公元前315年）
鲁平公欲见孟子孟子返回齐国，与充虞论葬母
问孟子伐燕
3年齐宣王 8年
17年 （公元前312年）
燕人叛齐，说“吾甚惭于孟子”
孟子论“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与辩论
孟子约六十岁，辞官离开齐国
孟子遇宋于
周赧王25年（公元前290年）
《孟子》约编撰于此时
周赧王26年（公元前289年）
孟子约卒于此时
国家“”、“”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先生指出：1993年出土的郭店简和1994年收购入藏的上博简出现了大量的佚籍，“使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写有关学术思想历史的要求。在20世纪长期流行，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若干观点，正在遭到动摇，甚至导致根本性的改变。”[2]
谈儒家必谈“”。孔子在“战国中晚期孔子的‘’身份已确立”。[3]
而孔子逝后，“儒分八派”，如果视孔子为儒家第一代，那么，“孟子则在第五代。”[2]
《孟子》又是在南宋才被奉为经书。这漫长的跨时空的浸润与沧桑流变，我们很难说自己所理解的孟子就是“”的孟子。
在上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兴起的“疑古思潮”之后，人们对许多古书都产生怀疑，把孔子讲得只剩下一部还可以用。而李学勤先生在2005年8月却指出：“我们认为孔子不仅开创了，也确实开创了易学。”[2]
“孔子是易学的真正开创者，是孔子真正把数术的易和义理的易（或者叫哲学的易）完全区分开来，于是才有我们所说的真正的易学。”[2]
我们以为，这才是比较真实的孔子。孔子的易经哲学将仁、义，礼、智对举，确立了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孔子讲性善，《》（）明确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歌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宋儒追慕崇尚的受到了疑古思潮的冲击，人们怀疑曾子、子思、孟子一派的脉络，代表人物作品如章太炎的《征信论》和任继愈等的《（）》的“思孟学派考辨”专节等。原因之一就是孔子到孟子之间文献有断档。郭店简儒家著作的的出现，“刚好补上了此处的缺环”[3]
。这个“”主要指什么作品呢？我们回顾一下荀子的《》所言“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由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暓讙讙然不知其所非也。”不难知道这就是我们原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五行》。为与元素论五行（金木水火土）相区别，我们称之为德性论五行（仁义礼智圣）。《五行》有马王堆帛书本（包括经、传两部分）和郭店简《》（只有经部），从《五行》传部有“世子曰”字样，李学勤先生断定此人为七十子弟子世硕。
其实，孟子是一位深谙易道的易学家。关于这一点，清末大儒杭辛斋早有揭示。杭氏认为：懂得易学并不在于口道乾坤坎离，关键在于心法天道德义：“孟子继孔子之后，七篇之首，即揭明仁义大旨，而归体于性善及经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及继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见孟子之不知《易》哉！”[4]
孟子的“”、孟子的“”思想、孟子高举义旗对墨家的反制、抨击，其理论资源全在于《》。
不仅如此，孟子对孔子的易学（集儒学之大成）有继承，还有创新。我们知道，大易有医国、医人、医病功能。医国的问题已由解决；医病的问题也由《》解决。医人的问题则是在思孟学派创立了德性论《五行》学说后获得了解决。德性论《五行》比照元素论五行的五项，提出仁、义、礼、智、圣范畴。认为：仁、义、礼、智四行全为“”，仁、义、礼、智、圣五行全为“”。义、礼分别是对仁和智的节制。而“圣”端即是指会通天道、地道、人道的本事。思孟学派将数术引入儒家以会通天道、地道、人道的努力未被荀子理解，招来荀子的嘲讽和谩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认为：“思孟学派这种将数术引入儒门的努力，高扬‘人道’主义旗帜的表现，是企图把儒家的道德条目加以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化的明证。其理论勇气是巨大的，对国人思维方式影响也是深远的，甚至可以说其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影响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学真正走上了医国、医人、医病的光辉历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的意蕴。由此看来，应是思孟学派开‘五德始终说’之先河。”[5]
《》坚称：内圣外王思想“绝不是儒家真传”[5]
。由提出，宋儒导入，清儒发阐，现代新儒家精心进行体系建构的“王道”思想，是宣扬帝王将相君主专制的思想，是主张个人崇拜思想。儒家的真传应该是来自于的。所谓”德道“：就是、，、，革故、鼎新，文明、和谐，诚实、守信，民主、法治之道。这是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石。
《童子问易》还指出：洛克关于“”理论是孟子“革命权利”的变种。[5]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
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主张德治。南宋时将《孟子》与《》、《》、《》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6]
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屋卢子皆以“”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鱼我所欲也》出自《上》，作者很可能是。
《鱼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论为依据，对人的生死观进行深入讨论的一篇代表作。强调“正义”比“生命”更重要，主张舍生取义。孟子性善，自认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就应该保持善良的本性，加强平时的修养及教育，不做有悖礼仪的事。孟子对这一思想，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修养的精华，影响深远的事。
《》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7]
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8]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正因此原因，《》「」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命令人楷书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将《孟子》与、《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半身像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者有，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怎样才算是仁呢？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权
《孟子传》
。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第五、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章句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
孟子一贯以孔子的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还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著《孟子》七篇，留给后世。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中。
对教育方法的改进，孟子很推崇“”的传统教育方法。当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询问有的君子为何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孟子回答道：“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离娄章句上）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
《孟子学院》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
孟子提出了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推崇尧舜之道。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比较讲究实际，不泥古。荀子虽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但它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在这一点上，比孔孟进步。荀子所谓的“”既不同于其所谓“”，也异于孟子所谓的“先王”，学术界一般把荀子的历史思想概括为“”，使之与孟子的“法先王”相对立。其实，荀子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不仅“法后王”，而且也“”，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 “先王”观念的形成以历史人物为摹本，凝聚了历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不是在现实层次上而是在理想层次上进行的，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点的关键所在。 荀子所谓“后王”，是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身上，凝聚了新时代发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荀子的“后王”与“先王”一样，也是在理想层次上而非现实层次上来表述的。 与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征的价值和意义，荀子汲取先秦诸子的合理成分，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义利并重，王霸兼施，礼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张，较之孔孟儒家，商韩法家，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后王”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义利、王霸，礼法等思想的综合体现，“法后王”象征着历史的进步，荀子正是通过“”来阐明自己进步的历史观。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此外，孟子还非常重视修养。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这种“”、“”，“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与荀子的“”相对（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孟子的性善论只说性善，南宋补充为“”，明代继承并发展出“学说”，当代学者提出“性向善”。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
孟子在饮食上提出了较多的见解，多被后人视为经典。他从仁爱的角度出发，说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后人将“”解为不近厨房，并作为孟子贱视烹饪的理论依据，这是不可取的。
所谓“君子远庖厨”，不过说的是一种不忍杀生的心理状态罢了。也就是“”的心理，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牛即将被杀的样子而没有亲眼看到羊即将被杀的样子。“眼不见为净”，所以君子远离宰鸡杀鸭的厨房。《》：选段译文
当时亲眼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哀叫，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远离厨房。”
《孟子》记载，诊断饮食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这与儒家自孔子开始对饮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原文】：昔孟子少时，父早丧，母仉（zhang）氏守节。居住之所近于墓，孟子学为丧葬，躄[bì]，踊痛哭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遂迁居市旁，孟子又嬉为贾人炫卖之事，母曰：“此又非所以居子也。”舍市，近于屠，学为买卖屠杀之事。母又曰：“是亦非所以居子矣。”继而迁于学宫之旁。每月朔（shuò，夏历每月初一日）望，官员入文庙，行礼跪拜，揖[yī，拱手礼]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习记。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于此。
【故事梗概】：
从前孟子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去逝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孟子的母亲对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视，管束甚严，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才为贤。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妈妈看到了，就皱起眉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孟子的妈妈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样子。孟子的妈妈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孟子的妈妈又带着孟子去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学起了买卖屠宰猪羊的事。孟子的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依然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一一都学习记住。孟子的妈妈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于是在此居住了。
后来，大家就用“”来表示人应该要接近好的人才能学习到好的习惯！也说明“、”的道理，表明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好和习惯。
孟母三迁以后，虽然为儿子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孟母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儿子的严加管教。她认为，如果主观上不勤奋努力，还是难成大器的。所以她抓紧对儿子的教育，督促他勤奋学习。
【原文】：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向母其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
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 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 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引自《》[10]
【译文】：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说：“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说：“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孟子最初对学习很有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逃学。孟母知道后非常生气，拿起刀来，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割断织布机上的线，这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线，布就无法织成。君子求学是为了成就功名，博学多问才能增加智慧。你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读书，而是惰于修身养德，今后就不可以远离祸患，将来不做强盗，也会沦为厮役！”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喻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孟子从此旦夕勤学，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
杀豚不欺子
【原文】：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dan）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ren）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子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译文】：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集市旁居住时，孟子看到邻居杀猪，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应到：“煮肉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孟母深知做人要诚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于言传。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尽管家中十分困难，孟母还是拿钱到东边邻居家买了一块猪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
孟子少时诵
　　【原文】：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知其喧也，呼而问之：“何为中止？”对曰：“有所失复得。”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自是之后，孟子不复喧矣。（选自《韩诗外传》卷九）　　【译文】：孟子年少时候，有一次，他在吟诵诗文，他的母亲在一旁纺织。孟子（受其影响）突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吟诵。他的母亲知道他忘记了，叫住了他就问：“为什么要中间停顿了？”孟子回答说：“忘记了，一会儿又记起来。”孟子的母亲拿起刀子就割断她的织物，说：“这个织物割断了，能够再接上去吗？”从此之后，孟子读书就专心了。
　　这句成语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而用之也。” 　　战国时，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的。”　　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 　　梁惠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大王想想，野兽相食，尚且使人厌恶，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过，首先开始用俑（古时陪同死人下葬的或土偶）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根据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后人将“始作俑者”引为成语，比喻第一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某种恶劣风气的创始人。
五十步笑百步
　　战国时代，诸侯王国都采取合纵连横之计，。 　　战争连年不断，可苦了各国的老百姓。孟子看了，决定，去劝说那些好战的君主。孟子来到梁国，去见了好战的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说：“我费心尽力治国，又爱护百姓，却不见百姓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让我拿打仗作个比喻吧！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相遇，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厮杀。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弃盔丢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却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贪生怕死’。” 　　孟子讲完故事，问梁惠王：“这对不对？”梁惠王立即说：“当然不对！”孟子说：“你虽然爱百姓，可你喜欢打仗，百姓就要遭殃。这与五十步同样道理。” 　　成语比喻那些以小败嘲笑大败的人。又以“”来比喻程度不同，但本质相同的做法。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一般游说之士，不但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尤其是以有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最为凸出。孟子也是当时的一个著名辩士，在《告子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孟子对齐王的昏庸，作事没有坚持性、轻信奸佞谗言很不满，便不客气的对他说：&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虽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阳光下晒了一天，却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了它十天，它那里还活着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离开你，那些奸臣又来哄骗你，你又会听信他们的话，叫我怎么办呢？&按着，他使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下棋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专心致志，也同样学不好，下不赢，奕秋是全国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处处听奕秋的指导；另一个却老是怕着有大天鹅飞来，准备用箭射鹅。两个徒弟是一个师傅教的，一起学的，然而后者的成绩却差得很远。这不是他们的智力有什么区别，而是专心的程度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很有教学意义的故事，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做好一件事情，是非专心致志、下苦功夫不可的。若是今天做一些，把它丢下了，隔天十天再去做，那么事情怎样做得好呢？求学、做事的能否成功，这也是个决定因素之一，故后来的人便将孟子所说?
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精简成“一曝十寒&一句成语，用来比喻修学、做事没有恒心，作辍无常的一种说法。例如一位同学，对于求学很是随便，学习的时间少，荒废的时间多，我们便说：他这种的作法，那里能学到什么东西
孟子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属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周游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孟子》一书，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即人性是善的。但孟子只说性善，南宋补充为“”，后世有学者提出“性向善”。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有一首讽刺孟子的：“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自中唐的著《》，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又把《孟子》与《》、《》、《》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之上。
《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下令将《》《》《》《》《》《仪记》《》《》《》《》《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之上。
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地位仅次于孔子。
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了。
朝代 年代 帝王 封谥
宋朝 元丰六年（1083年） 宋神宗 邹国公
元朝 至顺元年（1330年） 元文宗 邹国亚圣公
明朝 嘉靖九年（1530年） 明世宗 奉为亚圣，罢公爵。
明景泰2年，孟子嫡派后裔被封为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一直到民国3年，73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庆棠改封，民国24年改称亚圣奉祀官。
孟子约在时到过齐国。似于同时又到过魏，曾先后见过魏惠
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他还去过滕、薛、宋、邹、梁等国。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受重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必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
《·楚元王传赞》说：“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甚至有一首讽刺孟子的：“邻家焉有许多鸡？乞丐何曾有二妻？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明朝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次日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越南学者在文章中说：“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孟子的经历和孔子差不多，都是周游列国，去宣传自己的思想，但是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这条建议不被大部分的君王所接受，这样的状况保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是这样，但是这样的理念毕竟是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好的建议终究会被采纳。而也就是这样，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就是围绕着这条观点。大家都能感受到，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利益还是很看重的。与此同时，孟子把气节也十分看重，“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对于这种嗟来之食，孟子应该是不屑一顾的。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wù），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bì）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wèi）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xiàng）为（wèi）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wéi）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něi ）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
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字,配;三年()追封邾国公;明九年配享启圣祠,称;清元年改祀
() 孟仲子,郑和五年(1115年),追封“新泰伯”
() 孟睾,邹之处士,隐居不仕,好静、多智虑,容貌俊仪,通五经,美词章
() 孟寓,朝召不受,性忠厚淳朴,不骄侮人,善于与人交往,治家有道
(),字子怀,
孟之后,隐居不仕
,博士,博览经史,问贯古今
孟但,太子门大夫,精易道
孟卿,汉朝淮阳太守、太傅
孟鎡,抱道不仕,主事
,字伯周,、
孟展,字君城,不仕
,字叔达,太守;博学能文,有荷甑堕地不顾事
,字孝裕,讲部史;拜、、、长鲁、
,字公休,散骑侍郎,,,,,,,封
,字恭武,永宁令、右御史、司空;“”之一,有“”之事
,字叔时,殿中郎、,生二子:、
,字万年,,,生二子:、;性无苟合,言无夸衿,为时所重
,时封,后为,任、
,字武达,;、、,因功封,,,平西大将军
,字能重,平北大将军、、、
孟恂,字修仁,东州太守;、、
孟儒,字敬业,彭城王韶典;文宣帝除、东郡太守、广平太守、太中大夫、卫将军
,、春宫侍郎、相王召为、
孟大融,屡召不仕,后于
,,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著诗二百余首。生二子:、孟庭玢(之、孟常谦的祖父)
,字宜甫,,与诗人杜甫善交。生二子:、
,字几道,仓部员外郎、谏仪大夫、常州刺史、、、山男东道节度使
[注:、均无后代,所以把孟庭玢的孙子,即()的孟常谦作为的第35世孙]
孟常谦,安州、、安州防御兵马使,生二子:孟遵庆、
孟遵庆,旨召不仕
孟琯,唐末,旨召不仕。云:年少,礼甚娴。手持问一编甚钜。退披其编以读之,尽其书无有不能。其所与友尽善之。生二子:、孟方迁
,不仕,工于诗词,主奉祀事
,隐居不仕,主奉祀事
孟公济,少励高行,不乐仕进,避契丹之乱,藏谱于屋壁,隐居东山而终
,景佑四年(1037年),孔道辅守兖州,访得孟子墓在四基山之阳,又于凫村访得四十五代孟宁,推荐于朝,拜迪功郎、邹县主簿。率领族众,修编祖谱,主奉祀事。至此家事复兴,无废缺现象。孟氏后裔尊为中兴祖,附祀故里祠。生二子:孟存、
孟存,主奉祀事,生二子:孟况、
孟况,鱼城,主事
孟彬,临沂县,主事,生二子:孟澄、孟沂
孟澄,仕为滕县尹,主奉祀事
孟德成,居滕,元太宗时复其家;仕峄州知州,为族长,主奉祀事,生三子:孟述祖、孟光祖、孟荣祖
孟述祖,主奉祀事,生四子:孟惟清、孟惟忠、孟惟敬、孟惟信
孟惟清,主奉祀事
孟之平,主奉祀事,生三子:孟思春、孟思温、孟思润
孟思春,主奉祀事
孟克刚,主奉祀事,无嗣
,字士焕,他是孟子的第45世孙的第九世孙孟克仁的长子,1451年授世袭,主奉祀事;孟氏世职自此始
,字长伯,1489年承袭世职,其子孟公綮(1533年承袭世职)
孟公肇,字先文,是的的,1523年代袭世职
孟彦璞,字朝玺,1567年承袭世职
,字永观,1601年承袭世职,长子孟宏略(其子孟闻玉)
孟宏益,字振扬,1623年代袭世职;孟闻玉长大后即让职,朝廷改封孟宏益为锦衣卫千户
[注:孟宏益,又名孟宏誉,生一子孟闻玺,孟闻玺生孟贞仁]
孟闻玉,字尤甫,1629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孟贞仁,字静若,1644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孟尚桂,字播馨,1716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孟衍泰,字懋东,1740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孟兴铣,字起辉,未承袭世职
孟毓瀚,字钟北,1750年承姚大宗,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注:孟毓瀚无子,由孟兴铣的二弟孟兴錞的儿子孟毓纍为继续人;孟毓纍生孟传梿]
孟传梿,字国摸,1780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孟继烺(lang),字体耀,1815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字京华,乙酉科举拔贡,戊子科举人;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钦加主事衔,晋员外郎;先后创建或修复了庙、府、林、孟母断机堂及庙户营三迁祠等古建筑群;并支持修纂了《重纂三迁志》、《孟子世家谱》;为我们今天能看到孟庙、孟府之完整面貌,以及对研究孟氏家族的兴衰成败、沿革变迁等方面资料,均做出来了重大贡献
孟昭铨,字伯衡,1874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孟宪泗,字法鲁,光绪年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生三子:孟庆桓、孟庆榕、孟庆棠
孟庆恒,字颂武,因早卒,未能承袭世职,由弟孟庆棠(字泽南)于光绪二十年代袭世职;至光绪三十一年(1894年)正式承袭;1935年由“世袭”改称为“”
,字雪生,1939年承袭;1949年去了,1990年在台北病逝
孟祥协,1990年接任“”,在
孟令继,现居
据传，孟子在游说各国期间，从到魏
国，途经干城（今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孟轲村）被大雨所阻。当时孟子声望颇高，一时间奔走相告，轰动全村。孟子住处门庭若市，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孟子见此人如此好施乐道，决定留下讲学数日。干城人也以此为荣，于是就在孟子讲学的地方建“”，把村名改为孟轲以示纪念。“先师庙”也称“孟轲庙”，位于孟轲。嘉庆六年 （1801年），开州（今）知州张极重修孟轲庙，并为“大贤名不可名村”，将孟轲村改为大贤店。1958年庙毁。1981年复名孟轲村至今。，又称亚圣庙，为历代祭祀孟子的场所。亚圣殿为孟庙的主体建筑，大殿正面重檐之间高悬一匾，上书“”楷书贴金大字。正中门额上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殿内承以八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门正面两柱挂以一副巨型抱柱对联，“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切同禹颜。”对联和门匾都是清代乾隆手书。东侧神龛手书“守先待后”的金匾一块。山东又称为孔孟之乡。
山东邹城孟府大堂檐下正中悬挂着“七篇贻矩”金匾，“七篇”指的是
七篇，即《》《》《腾文公》《》《》《》《》；“贻”是赠给的意思；“贻矩”指赠给孟家的规矩。
，又称“亚圣庙”，是历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孟子有庙奉祀始于宋景祐四年（1037年），创建于邹县东北12公里的四基山西南麓，孟子陵墓前。后迁于现邹县城南关。[9]
．百科生活知多点[引用日期]
李学勤．《李学勤讲演录》．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135，139，133，134
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19，317
杭辛斋．杭氏易学七种：周易杭氏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529
任国杰．《童子问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60，157，149
．四大名著文学网[引用日期]
江苏教育出版社 语文 必修四·《寡人之于国也》
江苏教育出版社 语文 九年级下·《鱼我所欲也》
．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引用日期]
．中国孔子[引用日期]
．劝学网[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