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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式：边框式
材质：亚克力
风格：简约
流行元素：纯色
工艺：注塑/注射
颜色：金银蓝粉黑
型号：三星G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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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比图片，权威专家认为三星堆文明和彝族文化可
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比图片，权威专家认为三星堆文明和彝族文化可能同源！
彝族的父系源流在整个东方民族中最具神秘色彩，约占小半成的F2极为独特，一直无法确定他们同其他父系基因型的关系。最新研究终于理清了头绪。欧亚大陆90%以上的人群都是4.8万年前F的后裔，彝族F2最接近高加索人群的G(如斯大林，路易十六)，二者约在4万年前分离，是F最早分离出来的支系。通常认为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出现分化的年代在4万年前，刚好与彝族F2和高加索G两兄弟的分离年代相当，理论上讲，此时单纯的F2基因部落有可能是刚刚分化的高加索人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彝族有一些接近高加索人种的特征。
F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类型，黄种的O、N和白种的R的上游原始类型是K，而K的上游原始类型才是F。F主要集中在南亚和新几内亚群岛，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比较常见。而在中国四川凉山的彝族中F2高达40.6%（26/64），云南的拉祜族中F2所占比例也较高。凉山彝族中O2达到25%（16/64），F2和O2构成凉山彝族的主要来源。F在中国的其它民族中极其罕见。由此可以判断四川凉山的彝族可能是古代印巴地区古老人种进入中国西南后和当地土著部落融合的后代，后来又渗入了部分汉族血统和东亚原始的矮黑人的血统，这个在父系Y染色体的检测中也有发现。四川凉山的彝族其父系来源和中国云南、贵州地区的彝族大不相同。
三星堆文化究竟来自哪里？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界对这个谜莫衷一是，刚开始有人认为系远古造访的“外星文明”，也有埃及、犹太人等“西来说”，而主流意见仍然是来自本土，但为此也争论不休。
　　在西昌举行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上，各路专家学者再次提出了新的观点：三星堆文明和古彝族文化可能存在某种同源关系。
　　其中，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玉像即为古彝人的‘祖灵偶像’。”
　　语言上的同源
　　研讨会上，首先支持“同源说”的证据来自语言学方面的最新成就。北京大学汉语言学研究中心的一个课题小组，经数年研究，论证古彝语、古羌夏语以及上古蜀国人语言之间存在复杂的同源关系。
负责这个课题的陈保亚、汪锋教授称，追溯彝人至今仍保留使用的一些“核心词”，可以发现他们在源流上与古羌夏人及古蜀国人(三星堆文化)语言存在同源关系。
　　这个研究小组考察了彝族人至今仍在使用的上百个“核心词”，发现除了在发音上的一些稍微变化之外，其与古羌夏人及古蜀国人时代所指称的意义一样，并且一直在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另外，这个研究小组还从“借代关系”的词语学范畴，系统地考察了古彝语与上述古语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古彝人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同源说”。
　　古彝人的“祖灵之所”
　　而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其一直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彝族人之中获得了某种隐秘的认同。大多彝族人表示：“一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在那些青铜面具和神树面前，就感觉十分熟悉和亲切。”
　　而在这次研讨会上，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阿余铁日的观点。这位凉山彝族文化研究所的著名古彝语研究者，通过对彝文古籍《考妣变换》的研究，大胆提出了三星堆遗址即为古彝人群传统祖灵安葬之处的新观点。
　　对于《考妣变换》中提到“玉石做祖脸、丝绸盖考身；金片饰妣头，变换祖变换，不变则难迁……祖头像，出玉石，做祖像，出兔子，垫祖下。用银接祖骨，用金贴祖脸，金片祖下垫，丝绸裹祖身。”阿余认为，从此可以得知两个信息，一是古彝人用玉石来制作考妣祖灵的偶像；二是用金片来装饰考妣祖灵的脸面。而这几乎完全与三星堆出土的古蜀人原始祖灵崇拜的部分祖灵偶像相同。
　　同时，阿余铁日还对古彝语中“祖界”一词进行考察，发现其彝语发音和三星堆遗址的马牧河的“马牧”同音，按照古蜀语和彝语遵循“左言”的规则，其翻译成今天的发音即为“牧马”。阿余铁日由此认为，彝人的“祖界”与三星堆的马牧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追溯到彝人的迁徙之路，以及考察当今彝族毕摩所唱的《指路经》中的信息，阿余铁日认为，三星堆旁的马牧河就是彝人祖界所在。最惊人的发现是，民间收藏玉石器中就有灵柩、灵偶，与当今彝族祭祀中的木头灵偶在形式和功能上一模一样。
　　综合多种考察结果，阿余铁日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也正是古彝人的祖灵祭祀之所。那些出土的大量青铜和玉像为“祖灵偶像”。
　　与会学者对彝族当今祭祀所使用的“泥偶”和“草偶”进行考察后，认为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铜神树，其形式和功能正是来源于彝人祭祀中的“泥偶”和“草偶”的结合，而毕摩祭祀所用神树就是自然界的杜鹃树。
　　彝文与三星堆玉石文字
　　上世纪初至今，三星堆附近及成都平原出土了共2000件玉石器物，而这些出土器物上锲刻有大量不同时期的符号或图案，其神秘意义几乎无人能解。
　　但这次研讨会上，这些神秘符号或文字，有小部分却得到了古彝文化学者的解读。如从三星堆出土陶器上记录的六个神秘符号，就已被阿余铁日破解。另外蜀地不少青铜器上出现过一些铭文，被称作“巴蜀图语”，很多也被彝族学者用古彝文破解。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其额头上多题有类似英语字母“H”的符号，经过古彝语专家破译发现其意指为“父系祖先偶像”。
　　著名诗人、文化学者钟鸣认为，首先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的“古彝语构拟”，为研究三星堆玉石文字打下了基础，而其次是阿余铁日用古彝语破译这些文字，则把研究三星堆文化之谜推向了新的可能。
　　尤其是三星堆玉石文字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夏商周断代工程所遭遇的文字缺失，“完全有可能是‘中原文化决定论’所造成的。”钟鸣说。
　　他认为，三星堆玉石文字，就目前民间搜集的文字包括了刻符、二里头符号、初文、甲骨文、金文，文字演变的多阶段性，书写的多样化，载体的多类化——包括了玉书、玉册、玉契、玉章等，证明三星堆玉石文字是甲骨文后，最具进行序列性研究可能的、维系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直接证据。
　　而除了彝族学者及语言学家之外，与会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鉴定组组长、中国宝玉石协会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周南泉，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原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也充分肯定了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
注：部分图片来自（彝族人网）
来源：彝族文化微信平台
编辑：沙玛欢庚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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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余鐵日，1951
年生，彝族人。著名古彝文學專家，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多年來一直從事彝文古籍翻譯、整理工作。成都平原曾是彝族先民生息和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他研究發現，彝族的文字、天文曆法、祭祖、祭祀、習俗等文化和古蜀三星堆文化具有眾多相同的特徵，彼此之間具有很深的淵源關係。彝族因其數千年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傳承等原因，較好地保留和延續了古蜀三星堆文明，彝族文化是解開三星堆文化之謎的重要依據。
彝族學者看三星堆
四川三星堆文化遺址1929
年被發現以來，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後又進行過幾次大規模發掘，出土數以萬計的玉器、石器、青銅器、金器、陶器。也有不少器物散藏民間，卻並未引起重視。上古文化藝術館開了民間保護的先例。作為長期從事彝文古籍和文字研究工作者，我多次去三星堆、成都金沙遺址和三星堆文化收藏單位及收藏者家中考察，發現大量器物上有文字。多數文字難識，目前，除鍾鳴先生釋讀了一些類似甲骨文的，有部分確可用古彝文釋讀。文字的使用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為尋找華夏古文明蹤跡，需多角度探究。經研究，古彝文和漢語，恰好又是一種同源關係，所以，用古彝（夷）文字釋讀三星堆文字，不失為妙策。
用古彝文釋讀三星堆
上古文化藝術館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存在大量的、不同時期的文字，證明了：與中原夏商周同期的三星堆文明不僅有了成熟的文字體系，並且從最原始的圖畫、象形文字到抽象成熟的文字，有著完整的文字發展序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三星堆陶器上也有七個字符，因輯錄而成，排序與圖片中不一樣。釋讀大意是：
「陰陽人仰望神祖」。用古彝文釋讀三星堆
這些被官方稱為「刻符」的符號在彝文古籍裡卻是成熟的文字。比如：上圖第一個字在彝文古籍裡面頻頻出現，讀「ge」，指宇宙間一切事物中的兩大對立面陰陽兩性相交。彝文古經《招喚精卵液》中便有記載。《召喚精卵液》（上圖）這段的意思是：
「天上降陽，地上出陰，降陽給主人，出陰給主人，人類找陰陽，得陰陽。婦女接受陽生子，夫妻陰陽旺盛生育子女。」這是古人的求子慾望。
以上字例是《滇川黔桂彝文字集》收集的文字，第一行第三個字是三星堆遺址出土陶器刻畫符號圖錄的第二個字。此字本義指「二」或「兩」。三星堆遺址出土陶器刻畫符號圖錄中其餘五個字，也分別出現在《滇川黔桂彝文字集》、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簡明彝漢字典》和其他彝文古籍裡，如右圖：
祖先頭像驚現上古文化藝術館
上述字表中， 「H」字符在三星堆文化造像使用最多，廈門上古文化藝術館收藏的皇祖頭像（下圖）額上就契刻有這個文字。
這些人物形象是古蜀祖靈偶像，首領大王偶像或祖神偶像，額頭上的「H」字，讀「p
?」，彝語指父（父王、爸爸）、祖父、祖先。當時可能考妣死後都要用金石做偶像用來紀念祭拜，刻上此字表示是自己的父輩、後代的祖先。關鍵是，彝文至今仍普遍使用此字。彝族現在祭祖，也還在做祖靈偶像，只是材料由金銀玉石變成了樹木竹根，祖靈偶像裝殮在靈筒裡，然後，擇吉日集中送往祖靈地。
金玉滿堂耀祖光宗
三星堆出土有大量金器，多見裝飾品、太陽輪、金箔面具、金杖、青銅頭像金面、玉眼金睛等金玉飾品。廈門上古文化藝術館還收藏有一件完整的金箔面具。給祖先臉上貼金子，是為了給先輩或王者添光彩、塑威望、報孝恩、祈興旺。關於用金銀耀祖光宗，彝文古籍《考妣變換》有明確的記載：直譯過來即：
「變換考變換，考變成白銀；變換妣變換，妣變成黃金；不變祖難隨，要變演成銀，要變演成金。轉骨靈，做考形，製妣像，考變跟考美，妣變隨妣美，鑄金鐫銀成祖像。塑祖像，用玉石，造祖像；用兔皮，墊祖下。用銀鑲祖首，用金貼祖臉，金片墊祖身，蠶絲蓋祖體。工匠阿爾來鑄造，煉銅又鑄鐵，鑄得牢，鎖得固。石柱大師來塑造，工匠、畢摩來塑像，鎖得牢，纏得固。」這段古彝文的意思是：
「考妣祖靈的形象用玉石雕琢，用金銀裝飾考妣的面容，用絲綢蓋考妣，用野兔的皮毛給祖靈做墊褥。祈求亡靈變成神靈，變成慈祥光彩的靈魂，回歸祖先住地祖界冥間去。」這說明了三星堆用金子貼臉的習俗貫穿於彝族的習俗。
三星堆文物為何有彝文
三星堆文化器物出現古老文字，多數不是簡單的刻符，而是很成熟的文字，部分可用彝文釋讀，字形、字音和字意都是古彝文。為什麼上古時期的文物上有彝文呢？因為彝文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應該是彝文和漢文的前身，即語言學所稱的「先語言」。
彝文歷史有千年、萬年說，可考年代不明，因古彝文創造時間太久遠了。遠古的時候華夷不分，現在稱為漢族的人和稱為彝族的人同宗同祖，彝文字和漢文字也是同源關係。彝族和漢族就像棵大樹，莖桿是一根，多頭分枝，逐漸分化而成，文字也就此發展成兩種文字。即使現在，部分漢字部首和小寫數目字與古彝文也相同。漢文分支後，比較規範，使用人口多，便枝繁葉茂；彝文使用人口比較少，流行區域偏僻，不易受外來文化衝擊，所以仍保留著最古老的樣式。彝族先民希慕遮部約在商末周初時，自旄牛徼外入居於「邛之鹵」，即成都平原達31
代之久，與當地土著濮人融合，並與自西北遷來的昆夷通婚，故三星堆的文字體系混合古彝文理所當然。
彝族是中國土著人，彝族先民上古時期居於成都平原，是古夷人和古蜀人的後裔。現在的彝族也主要居於成都周邊滇川黔桂等地，與漢族和其他民族雜居，與漢藏語系的華人一脈相承、同舟共濟。正是共同的祖先，創造了三星堆這樣發達非凡的古文化，或也只有共同的研究，方能尋到出路。
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的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巴人、杜宇、鳖灵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完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萧易
198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广汉鸭子河畔鳞次栉比的砖厂冒出一团团黑烟，飘荡在天空中。就在这天，砖厂的挖掘机意外发现了两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祭祀坑，坑中出土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金杖等大量珍贵文物。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王国就此呈现，即为三星堆。
2001年，成都苏坡乡金沙村传来消息，那里又发现了大量象牙、青铜器、金器、玉器。这个遗址被命名为金沙。金沙与三星堆显示出了强烈的联系，他们就如同父与子，一脉相承。
不过，这可能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奇怪的一对父子了，它们诡异的青铜器不仅在中国找不到原型，就连世界上都找不到同类，有人甚至将其想象为外星人的杰作。
三星堆、金沙的发现，大抵还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西南地区则被视为蛮夷之地，《后汉书》中的《西南夷列传》，就是对西南邛人、滇人、夜郎、僰人、叟人等部族的统称，可见当时中原史官的心态；唐代诗人李白面对古蜀，尚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慨。在这些观点面前，三星堆、金沙就格外引人注目--谁是它的主人？它究竟根植于四川本土，还是从他乡迁徙而来？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渐渐揭示，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的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巴人、杜宇、鳖灵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完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蜀地对于他们而言，自是故乡，但其文化底色上，也一遍遍涂抹着他乡的色彩。
羌人南迁：第一缕文明曙光
关于古蜀文明的起源，史书一直语焉不详，惟有一个个上古传说，暗示其皇家血脉。传说炎帝姜姓，为西羌牧羊人。黄帝入蜀，迎娶西陵国国王之女嫘祖，成了蜀人的乘龙快婿，把成都平原先进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中原，西陵国与黄帝部落，也在婚媾关系的前提下，联合在一起。黄帝与嫘祖的长子玄嚣生在“江水”边，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次子昌意生在“若水”畔，也就是雅垄江畔。
继三皇五帝之后的，则是大禹，“禹兴于西羌”，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一块叫“石纽”的巨石中。帝舜时代，一场大洪水肆虐了整个中国，大禹率领部落走出成都平原，治理了滔天洪水，并开创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
传说时代的古史已经难辨真伪，而考古学上，古蜀第一缕文明之光，并不如后人想象在三星堆或是金沙，它来自一个叫宝墩的古老文化。自1995年以来，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市双河遗址、大邑高山镇遗址和紫竹遗址、郫县古城7座古城。
伴随宝墩文化出现，成都平原也产生了诸多变化。此前的成都平原并未发现古城的痕迹，宝墩文化的几处遗址已经出现城墙，为典型的夯土结构，面积最大的是新津宝墩遗址，城墙周长3200米，宽约25米、高5米，面积有60万平方米，这个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商朝附属国的都城：盘龙城面积仅有7万平方米，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还要略小。
宝墩人以狩猎为主，传统农业尚未启蒙，遗址出土了数十件石箭镞；陶器也在此时出现，迄今为止，宝墩共出土了千余陶器，有小平地罐、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等类型。学者段渝认为，宝墩遗址的出现，暗示着成都平原已经进入酋邦社会。
1998年，成都市考古队对郫县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古城中央，有一个大型房屋遗址--白色的碎石圈成一个长方形，中间等距离分布着5个用竹编围成的卵石台基，代表5个祭台。这里是宝墩人的神庙，它预示着宝墩人已经有了图腾崇拜与信仰，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一个重要标志。
宝墩文化是后人能在成都平原寻找到的最古老章节，距今大约年，而在此之前，成都平原并未发现文明的痕迹，宝墩文化可能是一个外来部落。
这个猜测数年后即被证实。2000年，四川茂县营盘山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露面，遗址出土陶器与宝墩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如同针线一般把成都平原上的宝墩与长江上游的马家窑串连起来。
在四川羌寨，流传着一首叫《羌戈大战》的古老史诗，史诗出自羌族释比的经文之中，讲述了祖先迁徙的历史：他们（羌人）由西北高原南下，翻过许多大山，终于来到岷江上游。他们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但是，这一带却住着高颧骨、短尾巴、身体健壮的戈基人，他们个头不大性情却很凶猛，互相争夺牧场，双方经常发生战争。
《羌戈大战》是羌人的创世史诗，描述了羌人从西北高原向岷江上游乃至成都平原的迁徙过程，戈基人（可能是一个氐族部落）成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远古时代，整个中国西部，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古羌人从甘青草原到岷江，再从岷江迁徙到成都平原，如同一幅卷轴画，随着历史的演进，慢慢拉开。
传说这支羌人的首领，便是古蜀第一位蜀王蚕丛，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纵目面具，也被看成族人对他的追忆。这也是古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这一次迁徙，给成都平原带来了陶器、古城，乃至图腾崇拜，成都平原由混沌迈入了新石器时代，从荒诞不羁的神话传说，回到了人间。
有缗氏逃亡：青铜铸造技术传来
人们常说的三星堆，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从文化上分析，曾经有过三种文化或文明在三星堆交汇：1期的宝墩文化，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2、3期三星堆文明；4期则已经跟金沙早期接轨。也就是说，宝墩人的最后一次迁徙，来到了三星堆。
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明的转变，是从一些文物的剧变开始的。1987年一个傍晚，几个砖厂工人在广汉一个叫仓包包的地方，发现了两块镶嵌着绿松石的铜饰牌，同时出土的还有矛、斧、钺等玉石礼器。历史上，铜饰牌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物，在中国，只有二里头出土过类似的铜牌。
自1986年开始，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展开全面发掘，一种叫盉的陶器屡有出土，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陶盉有三只袋形大足作为底座，一侧有柄，中国文明史上，盉的发明，要归到二里头人名下，他们仿制鸡、鸟的形态，创造出这种特殊的陶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陶豆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符号，这是只正视的眼睛。而这只眼睛的符号，却大量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中。所谓的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其实就是夏文化。
从年代上说，二里头在前，三星堆在后，它们的联系是不可能通过交往而相互影响，惟一的途径是传承。而在古代，这种传承又多以部族迁徙为基础。或许可以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有一支人群，从二里头出发，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可以引出一段远古传说。
夏朝末年，今山东金乡一带，有个部落叫有缗氏。他们与夏朝国君有联姻关系。《左传》记载，夏朝太康失位后，后缗的儿子少康最终复兴夏朝，可见其战功赫赫。
《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为了炫耀威力，命令诸侯率本国军队在有仍氏国盟会。有缗氏国君一向对夏桀的暴政不满，在盟会中途愤然归国。夏桀看竟然有人敢公然违背他的意思，亲率大军征讨有缗氏。有缗氏终于招架不住，四处逃散。《楚辞·天问》和《汉书》中都留下了记载。而有缗氏最终迁徙到何方，悬而未解。
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孙华认为，二里头与三星堆文明可能与有缗氏有关，有缗氏战败后，先逃亡到河南一带，站稳脚跟后，陆续向陕西、成都平原迁徙。这也是三星堆与二里头具有如此之多相似性的原因--这些逃亡的有缗氏即便是两手空空而来，他们掌握的制作工艺、审美观念、宗教信仰乃至故土情结，必定会在文物中有相似的体现。
夏人其时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而远古时代，部族往往将青铜铸造技术视为珍宝，是断然不会外传的。有缗氏的迁徙，是古蜀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这支流亡的夏朝贵族，给蜀地带来了陶盉、铜饰牌，带来了王朝血脉，乃至青铜文明的火种。
蜀人与商：战争与和平
商代的三星堆古国，正处盛年。这个生机勃勃的文明，拥有着庞大的领土与强大的国力，他们为了争夺附属国、水源、土地、矿藏，很快与中原一带的商朝兵戎相见。
关于三星堆与商朝的关系，中国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有如下论断：“三星堆是方国”，“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古蜀与商朝，都是各霸一方的方国，相互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历史上，商朝人曾经如此布置自己的防御体系：中心是京畿重地殷，最外面是臣服的异族，异族与京畿之间则是诸侯的领土。臣服于商的附属国颇多，有羌方、鬼方、土方、人方、虎方等。让商朝人烦恼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却独立于他们的防御体系之外。蜀国并非商的附属国，甲骨文中迄今也没有“蜀方”的记载。
商王朝的国家大事由商王与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共同决定，尔后写在甲骨文上，当作国家机密封存起来。殷墟发现后，商朝的国家机密也在尘封的档案中被发掘出来，学者发现，成都平原上的蜀人，频频出现在甲骨文中，不过，有蜀人的地方，却往往意味着战争。
“登人征蜀”；“丁卯卜，王敦缶于蜀”；这两句甲骨文，记载了蜀与商的两场战役。“登”的意思是征集兵员，商王已纠结兵力准备讨伐蜀人；缶是今山西永济一带的缶人部落，蜀人与缶人曾经联合抗商，缶人不幸战败，故流落至成都平原投靠蜀人，商王对此颇为在意，最后连自己也御驾亲征了。
成都平原距殷都有千里之遥，况且蜀道艰险，商朝人出兵伐蜀，颇为困难。且劳师袭远，乃是兵家大忌。甲骨文中商人伐蜀记载虽多，却少见商朝人炫耀胜利，反倒是深入腹地的他们往往不能全身而退。1959年，四川彭县出土了8件青铜器和13件兵器，青铜器上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字样。这两个人是商朝的贵族，青铜器是蜀人缴获商朝人的战利品。这两个不幸的贵族可能早已在蜀国丢了性命。
战不能胜，从商朝中期开始，商朝人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他们对蜀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在这样的友好旗帜下，商朝巫师时常“至蜀有事”，到蜀地举行祭祀仪式；蜀人还曾经答应给商朝提供“蜀射三百”，射的意思是弓箭手；商王在宗庙中秘密占卜，也常常帮蜀人算上一卦，有一次，“王占曰蜀其受年”，意思是商王占卜出蜀人将获丰收。
商朝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此时影响着古蜀人，三星堆出土文物虽然颇为神秘，不少青铜器与商朝如出一辙，如青铜尊、青铜罍等等，应该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铜器制作的；而三星堆的玉戈、玉瑗在安阳殷墟都能找到原型，可见三星堆传承着中原地区的玉石祭祀体系。
早在3000多年前，极富探索意识的古蜀人已经走出成都平原，积极与外界交流，建立了与黄河文明的联系，从浩瀚的商文明中吸取了诸多精华，却又自成一体。
与古羌人、有缗氏的迁徙带给成都平原的剧变比起来，殷商文明则在战争与和平的间隙流传到蜀地，给三星堆的青铜器、玉器注入了中原文明的基因。这也使得三星堆古国在保留了它天马行空的幻想的同时，却又加入了殷商文明的大气与磅礴。
金沙：巴人入侵还是杜宇复国？
似乎在一夜之间，三星堆人偏好的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尖底陶器，诸如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大量出土。尖底陶器是早期巴人使用的典型风格，这种陶器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巴人的到来，历史上的巴人素来以剽悍善战闻名于世，战争与死亡，追寻着这个好战的部落。
商代末年，巴人忽然做出了一个令世人备感意外的举动，他们放弃了鄂西这块生长已久的土地，转而向三峡、川东一带举族西迁，并迅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巴人的举动刺痛了古蜀国当权者，然而，三星堆古国的财富被过分堆砌到了神坛之上，孱弱的军队不但未能教训越过国界的巴人，反而吹响了三星堆古国走向衰弱的号角。考古学家猜测，一部分巴人转而向成都平原进发，老态龙钟的三星堆古国再也经不起刀光剑影的洗礼，古蜀国破，古蜀人也踏上了迁徙之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星堆亡国，与赫赫有名的牧野之战有关。商朝末年，商王纣昏聩无能，崇信奸臣，残害忠良，迷恋女色。岐山周原一带的周人最早起事，响应者有八百诸侯，蜀王鱼凫也派兵参战，古蜀国精锐征战在外，国力空虚，被敌人偷袭得手。率兵灭蜀的正是杜宇，在子民拥戴下，杜宇自封为蜀王，是为望帝。金沙遗址发现后，不少学者猜测，金沙就是杜宇的国度，金沙遗址年代在商末周初，这正是杜宇的活动年代。
2007年12月，我曾与云南省昭通市文管所所长游有山到鲁甸县野石村考察这里的古遗址，鲁甸野石遗址出土了大量“鸟头形”陶器，与三星堆鸟头形陶器几乎如出一辙。游有山说，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朱提是昭通古称，古代是濮人地盘，濮在上古，族系繁多，多伴水而居，故又有百濮之称。蜀王杜宇部落，可能正是一个来自昭通的濮人部落。
杜宇最大的功劳，就是带来了农耕文化。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蜀王鱼凫时代，古蜀人尚以渔猎与畜牧为主，农业经济并不占太大比重。《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教民务农”，而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三星堆遗址中红烧土里有很多禾本植物茎叶印痕”，可能是粟、皮大麦之类，可见当时的旱作农业已经颇为发达，成都平原就在此时完成了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过渡。
究竟是巴人来到成都平原，还是杜宇以战争取代了鱼凫，传说时代的古史，真伪莫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金沙古国继承了三星堆诸多基因，比如青铜雕像、金面具、玉戈等等；而随着巴人或者杜宇部落的进入，古蜀国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颇具代表性的变化，便是祭坛与宫殿的出现。
成都驷马桥外，曾经有一座边长为140米，高10米的土台，为四方三层型，形制很像一个去顶的金字塔，形制、结构与1983年发现的上海福泉山祭坛大体一致，应该是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国家祭坛。学者段渝在《四川通史》中，提出了羊子山土台建筑工程的问题。他认为，羊子山土台“总面积约10733平方米，估计用泥砖130多万块，用土总量在7万平方米以上。若征发2万人修建，至少要3年或4年才能建成。”
成都十二桥遗址曾出土过一些残长5米的木构件和一些残长12米的地梁，从这些巨大的零件看来，这里或许曾经屹立着一所高大宏伟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上，金沙与羊子山、宫殿遗址同属于十二桥文化，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同一古国的产物。
规模宏大的祭坛、宫殿暗示着古国的实力，它们的出现，背后必定有一个强大统一政权的支持。《华阳国志》记载，古蜀国“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褒斜在陕西汉中附近，熊耳、灵关靠近云南。在古代，疆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砝码。杜宇也好，巴人也罢，三星堆国亡之后，他们的迁徙建立起一个更为恢弘的古蜀国。异域文明与古蜀文明也在不断的交流中碰撞、迸发。
鳖灵治水：楚文化进入成都平原
杜宇晚年，洪水再次肆虐成都平原，《蜀王本纪》记载，三峡一带的鳖灵部落，为了躲避楚人追杀，逃亡到成都平原，被杜宇委任为相，治理洪水，“蜀得陆处”，又成了人民康乐、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鳖灵最终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是为丛帝。开明王朝传位12代，统治古蜀国300多年，公元前316年，秦军由金牛道入蜀，蜀亡。
随着鳖灵的进入，楚文化也悄然进入成都平原。日，成都商业街发现了一处长30米，宽21米的船棺合葬群，最长的一具18.8米，直径1.7米，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历史上的船棺安葬的风俗，是从荆楚一带发源并流传到全国的。而自春秋以后，水田在成都平原大为盛行，平原的低洼之地此时被大量运用起来，成为旱作农业的必要补充，而荆楚之地，却有着悠久的水田开垦历史。鳖灵的逃亡其实是一个部落的迁徙，楚人的耕作技术、丧葬习俗无疑会随之带到成都平原。
李白有感于古蜀历史的扑朔迷离，三星堆、金沙遗址也往往被视为外星人的文明。而在我看来，古蜀国是不同时期的文明在成都平原的产物，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的巫师与军队、杜宇、鳖灵部落是它流动的基因，迁徙或许带来了短暂的动荡与征战，然而，几乎每一次迁徙，都给成都平原创造了新的契机，成都平原也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全国的迁徙者与逃亡者。
如果将眼光触及四川历史，秦灭蜀后，强迁六国豪强入蜀；两晋流民入蜀就食；五代十国，前蜀、后蜀稳固的政权吸引着中原仕子、百姓远道而来；清代“湖广填四川”，两湖、两广、浙江、江苏、陕西等地百姓纷纷入川，以及抗战年间的高校内迁、建国后的三线建设。今天，当我们追溯成都平原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时，那些曾经匆忙的背影，那些曾经给成都平原带来光荣与梦想的背影，那些流淌着四川血液的背影，再次清晰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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