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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感何在？－－纵论中国历史之杂感（2）
　　这里不能简单把唐朝封建生产力的发达当作理由来反驳太宗皇帝功劳，很简单，如果按照国家历史教科书上纯粹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宋的自然科学技术发现发明、文化和军事工业发展比唐更加发达，而明代的造船、军事工业如火枪、大炮更是可与当时世界一流的欧洲工艺媲美，还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场萌芽。为什么日本人要在唐之后就不再送“遣宋使”、“遣明使”了呢？国人为什么都醉心回归汉唐大国时代，不是宋明呢？因为唐是强在其综合国力，包括的不仅仅是科技研发能力和生产力水平，更多的体现在国家军事，领土面积，对外政策和外交表现，外张和吸收的二元性强势文化（跟今天美国无异），民心、民性、民族心态和国民素质这些方面，而且其中犹以软实力为重。艺术界的说法是，唐时塑造的佛雕所具有的笑容和神韵，那种大方、宽容、雍容华贵的气质，那种吸纳万物包容世界的精神，后世中国人是不可能做出完全神似的赝品来的。因为，后世国人不会拥有同样的唐代艺术家独具之时代背景和底气，不可能临摹到这般自然天成的大国风范和完全由国家实力构筑起来的强者之尊。
　　总结起来，唐的“封建社会顶峰”不过是纯生产力解释说以及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不负责任扣上的帽子。难道宋之后封建生产关系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了？中国宋代就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所以必须认识到，温床效应不断深化的负面作用和生产力随时间不断发展的事实，而唐的成功更大程度应归功于开创出安定团结和平局面的领导者，或者说几代领导集团努力所促成的，不要老拿“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些模糊和自相矛盾的概念做口实淡化太宗皇帝的功绩。一句话，唐的繁荣和强大不是历史趋势的必然，而是众多因素偶然的结果，即历史的一个异数。偶然因素包括很多，最明显的偶然是在那个时空出现了李世民这个人物，最主要的偶因有其鲜卑贵族血统出身，赋予他虚心学习先进思想，不盲目自大故步自封，开放吸收并宽容多种思想并存的优点，尚武，重实际利益，果敢甚至凶猛等当时已迂腐汉人少有的性格，更可喜是他把自己的这种未受温床侵蚀之性格气质通过身为皇帝的无上特权，在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各个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依仗自上而下之宣传威势，灌输给国民这种精神气质，在当时几乎重新塑造了异于前几朝的整体国民性格，具体说是南方汉人国民性格。
　　看看当时跟中原唐朝敌对的突厥，就会明白这个于中国国民性衰变期中强大王朝突然违反历史规律异军突起的态势，而且一横亘就是300年。有着喜欢跟强者过招来促进自身进化之传统的土耳其民族祖先们，突厥民族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在太宗皇帝的主动强大外交军事攻势下，唐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北方游牧悍战民族与之比较还从没如此窝囊过，先是作为繁荣强盛唐帝国周边暗淡无光的一个民族，然后就被彻底驱赶到中亚。作为同样是蒙古高原、兴安岭区域发展起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突厥的表现跟前之鲜卑、氐等，后之契丹、女真、蒙古、鞑靼、瓦剌迥异，更显著突出唐这个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异数，深层次分析，是领导者方面的突变因素。当然，大家所醉心的唐朝最强盛期也不过体现在前面提及的100多年里，绝非中唐之式微，晚唐之惨淡了。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正好从某个侧面印证了温床效应。一旦另一条法则“盛极必衰”作用起来，让当时如日中天的李隆基都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跟玉环于马嵬坡阴阳相隔了。作为唐走向衰败的序曲一直被大众学者认为是一场中原之外的战争，天宝十载（７５１年）唐将高仙芝的三万大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东南部江布尔城）被大食（阿拉伯）击败，唐朝的疆域退至葱岭一线。所以尽管开元、天宝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但它的疆域极盛阶段却已经过去，六都护府的控制大为削弱，有的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年）安史之乱爆发，中唐内乱开始，唐朝倾全力对付，驻守西北的军队全部东调，吐蕃还乘机攻占了唐朝西北部领土。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武将叛乱、农民起事不断发生，但名义上唐朝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阶段，藩镇势力受到打击，朝廷的权力有所恢复。到９０７年（天祜四年）朱温废唐昭宣帝自立，就连表面的统一也不复存在，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
　　关于这个中国历史上分裂战乱的年代，纵然其不过70年左右，但是这次混乱给国民素质和国民性格造成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因为经过几百年安乐富庶生活，温床不断地进一步侵蚀着华夏民族的勇武之性和高尚民族气节，初唐中唐建立起来的大国风范也被自大、易于幻想、沉迷安逸生活和不思进取逐渐取代。早已习惯没有战争并不知战争为何物的百姓官僚对突如而至的民族大混乱简直不能适应。一夜之间，贵族们的高贵气质，民众对国家的自信、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如大厦倾倒般破灭，在朱温等奸诈、反复无常、极端邪恶之徒争夺、玩弄曾经膜拜的皇权过程中，以知识分子中坚力量为代表的人民大众逐渐丧失自我价值观，这个民族整体开始对以前稳定的道德价值体系产生怀疑和错乱。如分析五代十国给后世留下的“非凡”意义，可能正在于其普遍到社会每个角落的人心黑暗、陷害、不择手段、残忍、虚伪、尔虞我诈和民生凋敝导致的诚信沦丧，而并非残酷战争本身。上述危害只是对民族内而言，对外则完全表现出软弱和卑贱，比如，依靠辽国势力的后晋开国国主石敬瑭不仅割让燕云十六州，还对辽国自称“儿皇帝”，一国之君居然无耻到敢在人民面前说这种话，汪精卫之流都必须尊他为祖师，整体国民素质低下和信心脆弱，以及汉民族自信、自尊沦丧可想而知了。在这需要说明一点，如果就从此认为唐朝长期的安定和平造成五代十国期间人心泯灭，那就大错特错了。没有唐强盛这个异数，历史发展的规律，即温床效应照样会起软化作用，某一天的民族内乱和外族入侵照样给和平时期处于隐性的日渐低下民族性和脆弱、不思进取、乐于安逸的人心以充分展示的空间，不过是以战争掠杀、亡国等屈辱方式表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横亘300年的唐长期和平安乐，不过是使得后来一夜民族分崩离析产生出更大程度的破坏作用，就如爬的越高，摔的越惨。换句话说，当然也无冤忧唐朝存在的意思只是实事求是，没有唐这个异数提升，五代十国之余中国和汉民族的破坏不至于产生如此之大落差。
　　不可忽视的是，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无暇北顾，正好给处于北方契丹族的兴起以契机。发祥于潢河（今沙拉木伦河和西辽河）流域的契丹族，五代初崛起后建辽国，20年间疆域迅速扩大，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辽朝的稳定疆域，西起金山（今阿尔泰山），北至蒙古高原北缘和外兴安岭，东抵萨哈林岛（库页岛）。其南界的西段大致按今中蒙国界分别与西州回鹘、西夏相接；东段在今内蒙古、山西、河北境内与北宋为界。北方游牧民族在没有中国汉族政权束缚的情况下突然扩张到如此大的领土，并且推进到如此深入中原腹地只在东晋时候出现过。但这次汉族要对付的主角不再是为地盘互相争夺残杀的五胡，也不是深谙汉族先进文化、语言文字服装基本同化并虚心学习的鲜卑，换成一个野心勃勃、高原蛮野习气尚未脱离，文化落后并无主动融合态度，利益要求简单残暴并直指中原财富的单一民族。而且，正如卑鄙龌龊残忍黑暗的五代十国不能跟英雄辈出将星云集利益与气节共存的三国时代相提并论一样，经历过国民素质、民心大落和又几百年温床效应的北宋也已不是昔日之东晋。虽然同样承启于汉唐两个强盛朝代，而中国历史上这两段相似的历史，确产生完全不同之结局，之中变化的解释，除了必须考虑不同时空的具体情况，当然主要还得回归到温床效应规律上来。
　　９６０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年）北宋消灭了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基本上恢复唐朝后期疆域。但是它的北界已经退至今山西中部、河北中部及天津市区一线。五代十国的结束并不是统一的到来，因为新建立的宋朝只是消灭了山西和南方的割据政权，却因为当时辽国势力很盛，无力进取而接受了与辽对峙局面，并且从来没有打算取消西南的大理国。然后宋雍熙二年（９８５年）党项族在西北建立西夏。因此，辽宋时期仍然是分裂的继续。在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取代了辽朝以后，同时还存在西夏、西辽、大理和以后崛起的蒙古，中国历史上终于重现了南北朝的势态，一段历史在中国土地上又轮回一遍，造化乎？天意乎？
宋代发展起来的理学思想前面已经在讨论儒学残害民族性国民素质的系列中着重批判过，这里不再赘述其荼毒生灵的恶绩。
　　且说此时辽的疆域相当辽阔，它有相当大的农业区，掳掠霸占了领地内占总人口多数的汉族作为奴隶，而它的一部分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也应该是中原或中国，更勿提按今天标准了。还可补充一点，辽的疆域中包括由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这不仅是唐朝的故土，是传统中国一部分，而且也是宋朝一直力图恢复的。直到北宋末年与金结盟攻辽，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收复“所有五代以后陷没幽、蓟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经过70年五代十国大乱之后，汉族遭受到异族何等奇耻大辱，连传统意义上之中原政权领土都不能企及。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宋徽宗和钦宗二帝被掳北上，是为“靖康之耻”，北宋灭。
　　当然，历史车轮终于滚到最为令人羞耻的南宋王朝，具有讽刺意味是定都临安的南宋，又上演了当年老祖宗欺凌过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后主李煜的南唐一幕。文弱的南宋因金人肆无忌惮入侵而大大退缩。至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金皇统元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次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今秦岭以南。发展到此时，光看领土应该说金政权扮演的更象中原王朝的模样，不过它毫无文化根基的统治，不得民心的暴政、不思发展经济生产只求剥削压榨的管理思想及制度、和后来满清一样推行的民族压迫制度使得它的存在只是一个短命军事政权而已。令我曾想不通的是，元朝修史时，将《辽史》、《宋史》、《金史》并列，承认它们都是中国的政权。这样的话，只能解释为蒙元异族统治阶级妄想为自我统治中国制造口实，根本无视史实而牵强附会，把同为异族的辽、金强迫武力的长期占领当作代表中国的政权。其用意不可谓不毒，旨在蒙骗后世之人，使后代人在潜移默化中把元朝当作中国人自己的朝代尊奉，抹杀掉其血腥残暴杀虐主体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事实，从而实现把一个被侵略民族的历史观教化到默认接受侵略者“理所应当”并大唱赞歌歌颂其奴化统治的过程。
　　所以，国人都应该从所谓宣传民族大团结等政治需要的历史教材里清醒过来，不要再把屠杀自己祖先强占自己大好河山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当作“民族英雄”供奉了！再次重申本人没有大汉族主义的意思，不过我们应该，也有义务责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被“政治需要”所篡改的历史而误导，而这一误导将使我们的子孙盲目的还沉浸在“我们元朝有过空前疆域”的容光里，从而忘记当时汉人直到日本侵华，直到今天汉人民族性格中固有的软弱、自私、对外卑贱、纵情温柔缺乏忧患意识的残酷事实！如果不铲除之而建立起战国秦汉朝时期之民族气质和性格，不认识到我们所处之温床效应于国人性格的侵蚀作用，下一次亡国的到来不会象有人想象那么迟，而且绝不是危言耸听。只有建立起持续不断的忧患意识，并使我们的后代从幼儿时代就接受真正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才可以使他们认识到并建立起对温床效应的危机感，才能在下一代下两代人中不断地激发他们的斗志和创造出民族自我改造图强之动力。否则，没有意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土地几千年产生的温床和黑洞效应，将使我们的民族走向依靠自我欺骗在强大的美国，日本，欧洲之间充当受欺凌角色的道路。诚然，从蒙古族的角度讲，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蒙古元朝的太祖，但它不代表中国政权，因为此时之中国人民是被压迫在最低层，试问一些汉奸学者，怎么提出“中国元朝”这个概念的？因为蒙古贵族统治阶层从来不把自己的政权看做是中国或者中国人的代表，相反，最为鄙视和不把当时之中国人（汉人）当人看，蒙古人杀一个汉人的代价就是赔偿一头驴。而且蒙元把国人分为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金人和北方汉人（因为部分汉人在金统治下几代有些已混血），四等南人（南宋领地的汉人）。试问，这种政策跟日本人称国人为支那劣等人，用中国人做731部队实验品，说“杀个支那人跟杀只鸡”一样有什么区别？日本人根本就是学习蒙古人做同样的事情！但今天，我们因为蒙古人“成功”统治我们72年就要连杀父仇人都要认做“民族英雄”，祖先的血泪之耻何以得昭？他们的亡灵何以安息？固然今天我们不能再不切实际地怨怨相报拿蒙古族兄弟开刀，也不可能攻打收复外蒙，那是小孩思想。不过，不看清蒙古侵略中国和中国沦丧于蒙古铁蹄下的事实就是背叛民族的汉奸行为，而且忘记它更加可耻。有必要让我们的后代看到这段历史的真面目，绝不是教科书上写的那么美好，那都是头脑积屎的狭隘政治家为统治需要和表面上的民族团结搞出来的。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是让人民背叛历史，而且，我相信，即使正大光明地把中国在蒙古铁蹄下亡国和蒙古占领中国写进历史，今天的蒙古族兄弟也会心胸开阔地理解，而绝不会象有些统治者一样猥琐而不敢正视历史。这样只会让蒙古兄弟瞧不起的，汉人这么多代了还在给蒙古侵略者大唱颂歌，真是容易欺负和好统治的顺民。因为中国人自己今天继承的历史观还是当年蒙古侵略者建立的。可见，蒙古统治阶层洗脑和文化奴化工作做的是多么成功！这么多年来，日本人同样也看透了这个民族天性中的懦弱和容易征服。
　　另一个证明蒙古不把自己当做中国政权看的例子：从成吉思汗十五年（１２２０年）进行第一次西征开始，蒙古帝国的疆域迅速扩张到中亚、西亚直至欧洲。成吉思汗晚年实行分封，将今天山、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以西的土地都封给了三个儿子，从而形成三大汗国。由于大家服从成吉思汗，帝国还是统一的。蒙古帝国的大汗规定为从这四个国家选出，按照蒙古及北方游牧民族以幼为尊的传统，幼子是家族权力的老大，即继承大汗之位。窝阔台当大汗时，也还可以指挥各部。但到蒙哥（宪宗）、忽必烈（世祖）时，各部已不相统属，互相争夺大汗的位置，蒙古帝国实际分裂成元帝国与三大汗国。看看，蒙古人从来没把位于中国传统国土内的蒙古元朝当作自己帝国的中心，不过是四部分中一支，他们强调和争夺的最高权力和荣誉是大蒙古帝国的大汗称号。而且国人至今还在误解以为元朝就是以中原为重心，从而得出元朝是中国人的，非也。而且恬不知耻的汉奸史学家加上想往脸上贴金的民族自大分子，千方百计淡化蒙古族的利益，用元朝的称谓取代蒙古帝国。殊不知，蒙古帝国中蒙元的土地只包括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东部到今朝鲜半岛的东北部。西南至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今缅甸东北部和泰国北部的广大地区，虽然就这样也比今天的国土大了许多许多，但它仍然不过是蒙古大帝国中的一部分而已。这样大的疆域也是蒙古族祖先的，绝不是今天中华民族主体汉族的荣誉。同样的目的和行径，蒙古人做到了，只不过，日本人还没来得及做到那步而已。难道中国的汉奸知识分子和历史学者又要在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即中国整体被吞并后，把裕仁天皇当作“民族英雄”？
　　铁木真成吉思汗彻头彻尾是一个蒙古人，但绝不是中国人。生于今外蒙古，一生不会讲汉语，而且生平最瞧不起汉族人，视汉人为劣等和蒙古贵族驯服的动物而已。如果今天还有哪个意淫的家伙要抱着成吉思汗老人家的腿非认其为祖宗和民族大英雄的话，那我就只能送他四个字，“比狗还贱”。要知道，汉人在蒙元统治时代被列为最末等人，人皆可欺，民族地位、权利、自尊被压迫褫夺到最低，跟印度种姓制度里最低等的“贱人”是一样的。他生前是中国的侵略者，难道死后就该被追认为“中国人”了？另外，蒙古人的残暴绝对算是古今数一数二的。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杀，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国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国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一二三三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一二五四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人无算。一二五五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剌夷，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国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我真觉得把他列入这种地位的行为才是TMD民族耻辱！蒙古族的英雄成吉思汗固然会被后世中国人的寡廉鲜耻在另一个世界感到恶心和没面子居然死后与这种劣等民族为伍。不过到今天，中国的孩子还在误国教育的历史课上，熏陶于历史老师的讲述中，“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曾经创造率兵打到欧洲多瑙河的伟绩”云云。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听说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包括汉族的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耻辱，这就等同与中国人陪日本人一起参拜靖国神社一样的耻辱。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国人陪侵略者庆祝侵略者对我们的成功统治和所创造之“伟业”。后者是国人陪侵略者去悼念侵略者没有把“统一”大业完成而死难的烈士。
　　总的来说，到了元朝的南方汉人已经从整体上变的孱弱无力到了极端。文天祥这等还坚守着自先秦以降，汉唐民族气节的在温床效应侵蚀和异族虐杀下的最后阵地之人已是凤毛麟角。且不论他的气节是为谁而留，为赵宋王朝还是为他心中之“天下国家”，他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堪称真的是千古绝唱，他的铮铮铁骨够得上为中华民族之英雄。这里，要提到一场在美国人佩里之前600年日本本土遭受到的唯一一次侵略行动，即忽必烈征伐日本，注意不要又自大和意淫般地混淆为中国曾经侵略过日本，这次战争虽然失败告终，不过从头到尾都是蒙古人才有魄力和勇气干的。
　　由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激战四年，这场蒙古人之间的内战无利可言，自然使蒙古帝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日本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和出口国，这个富裕的岛国在急需硬通货的蒙古贵族眼里无疑是块肥肉。公元1274年，进攻日本的远征军由朝鲜扬帆出海，驶往九州岛，远征军共两万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丽人大约各占一半，还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北方汉人。面对第一次“蒙古来袭”，
此次战役日本史称“文永之役”，日本镰仓幕府调集部分正规军迎战，九州沿海各藩也紧急组织武士和民兵参战。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天，主要由武士组成的日本重骑兵队尤为英勇，他们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着箭雨列阵冲击敌人，与敌军贴身近战，使蒙古人的弓箭优势失效。至此元军伤亡惨重，进展无望，他们的败局已不可避免，由于箭和给养都即将用尽，元军无力继续守住阵地，他们只得上船撤退。蒙古人在东亚第一次遇到了装备训练和勇气都不逊于自己的对手。高丽人在战斗中主要负责近战，他们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冲击而损失惨重。故而高丽人对日本军人的战斗力，尤其对日本人的战刀印象深刻，据说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优良性能主要来自其独特后期淬火工艺的日本战刀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大马士革钢刀性能固然卓越，但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日本的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这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第一次侵日战争结束后，忽必烈认为日本人已领教了蒙古人的威力，遂再次派使者去日本要求臣服，但日本人很干脆地将蒙古使者斩首。忽必烈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在征服中国之后，他便着手准备第二次海上入侵日本。此时日本政局稳定，北条时宗对镰仓幕府和日本各藩的控制远胜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够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击入侵。公元1281年，蒙元帝国庞大的远征军由江浙和朝鲜两地同时出发。此次出征的军容十分壮观，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军队约二十万，其中蒙古人四万五千，高丽人五万多，汉人约十万，其中汉人大半为新附军，即收编的南宋军队。日本史称第二次蒙古入侵为“弘安之役”。八月一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风暴持续四天，元军南方舰队舰船基本被毁，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半。事实上，“神风”确实帮助了日本人，但如果没有“神风”，日本人同样能击退蒙古人。要驳斥目前流行的“神风说”，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神风”之前，日军和蒙古联军军已激战近五十天，蒙古联军遭重创，而且完全被日军压制。这场战争里自然不可能把蒙古军队的失败看做中国之失败，因为当时之中国人是根本连这种失败都做不到的。有个现象，日本人对蒙古联军中的汉人评价最低，在他们看来，汉军贪生怕死，士气低落，是标准的鱼腩部队。不过汉人打仗不行，做奴隶倒合适，因此日本人最后赦免了部分汉人，剩余的两万多人作了俘虏。日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标准把俘虏分四等，前三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全部被处死，四等唐人（南方汉人）免死后成为部民（贱民）。今天的博多湾还有一座名为“元冠冢”的小山，据说是当年元军将士的集体墓地。这里可见，当时之汉人民族性格已经低下到什么程度，连军队都因为口碑很好的“奴性”而可以赦免。无怪乎，二战中侵华日军说过，北方支那人比较勇猛，愿意牺牲生命进行抵抗，南方支那人则很易于征服。
　　从700多年前后不同时代日本人的口中，可以听出对中国人，特别是代表汉族正宗的南方汉人几乎同样评价。这是很值得人深思的地方，这让我突然想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南京大屠杀”几乎同是位于同一文化地理区的事实，这中间暗示着一种联系，一种非常悲情的联系。因为浸淫在温床之中最久的正是生活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到珠江三角洲之间并经过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后的汉族。他们也是经历过五代十国混乱，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受尽强悍金、元压迫和统治，并遭受满清民族压迫制度奴化最严重，针对汉族文化最深厚的江南施行“文字狱”迫害最厉害的地区，最根本一点，这里平原地势历代生活富足安康人民受到的温床效应辐射也是最大。尚武、坚韧、民族整体利益和气节已经在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方言、骨子里找不到了，已经养成对平和安逸生活极大惰性和不知反抗暴力的温良性格。由于这种对安良生活的惰性足以使他们忘却任何民族和国家的东西，一切在战乱的瞬间可以为了寻求自身生命和生活的保全而轻易妥协、投降，或者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任人宰割，令人蹂躏而不知反抗。由于在武力面前变得极易屈服，而且长期和平时间里追求个人利益的思维习惯和哲学延续到战时，就是个人生命得到保全而争相溃逃、民心严重涣散以致于整体失去团结一气的精神。这里我不是贬低任何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同胞，只是实事求是地论证一个事实的原由经过。所以当我问到住在我BLOCK里的一个来自杭州的兄弟，如果他在强敌攻到家来的时候会做何反应，他不假思索的回答，当然跑的越远越好。而我继续问他，如果敌人并不强大他又会如何，他居然说，既然敌人不强大就可以让其他人和军队去对付，他必然是会到最安全地方保命的，而且还要力所能及地把贵重财产转移并妥善处理。当时我是震惊了，虽然问他之前我已知道他可能会这样回答，但人人都如斯自私利己和自我保全，谁还会留下来坚守抗敌？谁还会牺牲自家保大家？谁还会送自家孩子上战场？谁还会舍生取义捍卫民族尊严？国家民族存在还有何意义？试想如果今日中国之主体社会都是这种思想，那么我看强国强军之意义也不甚大！老是在喊“落后就要挨打”，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也可以刺激国家国防、科技、教育等发展。但是为什么不想想，挨打根本原因除了社会制度腐败，科技落后，军事落后，最重要的是民族精神丧失掉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国民素质一旦跨掉，再先进的武器也保证不了亡国。人家只是用点武力威吓一下你，说不定你就投降割地赔款了。南京大屠杀时期蜷缩在一个工厂仓库里等死的中国人有两千多之众，却不敢联合起来冲出三个日本兵的把守。在晋北一个日本兵扛着挂太阳旗的步枪可以“扫荡”一个六百多户人家的村子。国人在最危难的时刻表现出的孱弱、驯良、自甘蹂躏固然是长时期温床效应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制度、文化思想大环境腐蚀侵害的结果。但最为惨不忍睹和恶毒之后果是奴颜婢膝的讨好侵略者的汉奸行径，以及自私自利、毫无民族尊严和民族荣辱与共之感。
　　有个规律叫物极必反，虽然在温床里呆了上千年，汉族为代表的中国人在蒙古元朝的压迫统治终究起来反抗了。这时的强势反弹使得汉族在亡国80余年后重新建立起一个强大中国政权明王朝。而这一次，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明朝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长的统一和平时期262年，远远超出鼎盛唐朝截止安史之乱的125年和平时期，如果不考虑西汉东汉之间的新朝和绿林起义，明取得的和平时期甚至跟整个汉朝的264年一样。毫无疑问，跟刘邦这种大流氓一致的是朱元璋同样也是奸诈和心狠手辣之人。其实明太祖的文治武功并不算非常了得，真正奠定明朝大业的人是明成祖朱棣，即主建北京城和紫禁城，迁都北京又编大典又铸大钟的永乐帝，当然他所创下的远不止这些小儿科般之功绩。说句心里话，中国历史上真正有伟人气质开创大业的明君，只能算始皇帝嬴政，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成祖朱棣。而这里有意义的现象是，除始皇帝外，后三位都是紧跟开国皇帝的二三代皇帝，既保持着勤政节俭和创立伟业的雄心壮志，又具备了集中稳定的国家权力和扎实国力军力，可谓赶上了意气风发正待干出一番事业的大好时机。
　　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皇子，洪武三年被封为燕王镇守燕京。皇太子朱标病逝后，其子朱允汶被立为皇太孙遂引起诸皇子的不满。1398年明太祖病逝，皇太孙朱允汶即位称惠帝，又为建文帝。宫廷内部争权力的矛盾日益激化，1399年燕王朱棣率“靖难”之师，以“清君侧”名义挥师南下，经三年苦战，于1402年攻陷南京，夺取其侄朱允汶之皇位，改元永乐君临天下。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棣身上有着跟李世民相同的一股狠劲和霸气。
　　蒙元被逐出中国之后，蒙古贵族势力内部互相残杀，遂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部居住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和今外蒙大部分地区；瓦剌部居住在今外蒙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聚居在今老哈河（位于内蒙古）和辽河流域一带。三部之间经常互相残杀，
并不时侵扰明朝边疆。永乐年间明成祖总共五次率兵深入北地亲征，打击居于漠北的蒙古贵族对内地的侵扰和破坏， 这就是明成祖远征漠北之战，而且最终都是以军事目的达到而胜利结束，确保了强悍蒙古对中国的后来屈服。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率50万大军亲征鞑靼，朱棣亲率精骑直冲敌阵，鞑靼首领逃遁，军师阿鲁台坠马后逃遁。朱棣乘机追击，斩杀无数。朱棣下令胜利还师。鞑靼部经过这次打击，降服了明朝，每年向明朝进贡马匹。明朝也给予其优厚赏赐，其部臣阿鲁台接受明朝赐和宁王封号；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明成祖率30万大军亲征瓦剌并重创之，次年瓦剌称臣贡马；鞑靼部在明朝帮他打败瓦剌后，经过数年的恢复，势力日渐强盛起来，对明朝，阿鲁台改变依附政策，重新反叛明朝，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月为了打击鞑靼的侵扰活动，朱棣决意第三次亲征，并大败之。回师途中朱棣又指挥军队夹击围歼兀良哈部并大败之。九月初，回师至北京；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以为明朝放松警惕不会出征，决意率众袭扰明朝边境。朱棣闻悉阿鲁台又来侵犯，决定第四次亲征，师至沙城（今河北张北北）。阿鲁台部众阿失帖木儿率部众降附。十月明军继续北上，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朱棣立即封其为忠勇王并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京；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朱棣决定第五次亲征。进军途中捕获阿鲁台部属，阿鲁台远遁，分兵搜抄未见踪影。七月回师至榆木川（今内蒙古林西北），十八日朱棣病死军中。
　　成祖朱棣还干过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由于明代初年，朝廷为了“海运粮饷，北征士卒”，非常重视发展海运事业。曾从全国调集13个省的钱粮作为造船经费，甚至还动用了建造皇宫的部分经费来造船，由于当时南京是明代的国都也是全国的造船工业中心，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调集能工巧匠400余户到南京增强造船技术力量。永乐初年，明成祖决定进一步发展海运事业，籍以促进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和友好往来，并提高国家威望。遂任用具备军事知识的郑和，加上其曾于1404年(永乐二年)出使日本交涉倭寇骚扰我国沿海地区的事件并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因而明成祖委派郑和以出使西洋的重任。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6月，郑和率领一支有62艘大船组成的船队，开始了其28年间七次下西洋的壮举，累计航程10万余里，到达过近40个国家和地区，第一次打通了中国到红海、东非等国的国际航线，是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我觉得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除了教科书历史所谓加深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之外，最重要意义在于推动我国造船工业、手工业、农业、商贸、交通运输以及航海地理等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具有很大意义，无怪乎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赞誉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永乐皇帝的雄才大略，毫无疑问中国式宣扬国威、不求拓展殖民地和扩大利益的出海行动是受到了中国国土疆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和中心帝国思想的局限。但归根结底是温床思想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中国已经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只不过一切表面繁荣遮盖了民族性和国民素质进一步堕落的残酷事实。伴随理学治国思想的八股取仕制度在明朝得到极大完善，明后期的阉党专权和以魏忠贤为代表的东厂和锦衣卫特务组织，就是政治制度腐败昏庸企图以极端镇压手段统治人民、肃杀异己争夺权利的表征。而且，明朝不仅没有清除蒙元时期遗留下之高压、残酷统治方式，还沿袭了蒙元为统治汉族实行的愚民政策，这种坑害自我民族利益的政策直接导致了汉族民族素质的直线下降，而且是呈扩大化趋势。如果说温床效应是通过国人自身不断堕落表现出的，那么黑洞效应就是通过北方异族的不断入侵来体现的。而经历这两种效应联合绞杀的中国之主体汉族，到明朝是无论如何不能用统治阶级的经天纬地来弥补的。
　　抛开民族性和国民素质不谈，明朝的科技、航海、造船和军事工业发展达到了很高水平。明代的火器在元式基础上更进一步，而且式样更是五花八门。从明初的洪武手铳到以后的永乐手铳，造工越来越精细。永乐手铳口径１４－１５毫米，误差不得超过１毫米；长度为３５－３６厘米，误差不得超过１厘米。由现存火器上的出厂编号做最保守的估算，当时明铳至少也有十六万四千多支。明军当中已经编成有专职使用火枪的部队，号称神机营。十六世纪中叶，西方的火绳枪传入中国和日本。当时明朝官员发现这种长管西洋火器填药量与射程比明制短管手铳更优越，马上交由军器兵仗局引进改良。明式的火绳枪叫鸟铳，有弧状把手和准星，利于三点一线射击。到大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１５５８年），明军大致已经有了１万多支鸟铳。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明军又在鸟铳的基础上发明了子母铳。１支鸟铳带４支子铳，可依次连续发射，射速大为提高。到了１５９８年，明代火器研制者赵士桢在土耳其火绳枪的基础上又改进出鲁密铳。这种火器弹药装填量高、射程远，威力比同期欧洲火绳枪大，更比当时日本战国时代的火绳枪轻便，因此在明军中大量装备。明支援高丽李朝的战争中打垮丰臣秀吉的日本联军，应该少不了子母铳跟鲁密铳的功勋。戚继光在平倭时期还发明了一种虎蹲炮。底盘有铁钉，可抓牢地面从而减少后座力、提高命中率。１炮能打出百多弹丸，是实施高密度面积打击的利器。而且该炮体积轻巧、机动力强，对潜进山区的倭寇作战成效显著。１５６８年，戚继光甚至把它装备到骑兵营，作为必备的骑兵炮作用跟现代的小型迫击炮相似。更为闻名的红夷大炮，最初是明代天启年间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上买来。红夷大炮就是长管加农炮，广泛为英国跟荷兰人使用在战船上。澳门葡萄牙人的３０门炮也是从英国船上掠夺而来。明廷得到这３０门炮，一部分用于军事仿制，（直到明朝灭亡，共造出大小红夷炮达５００余门）一部分则用于实战，布置在关外。袁崇焕宁远大捷就是靠这几门从葡萄牙人处买来的红夷大炮，把自许平生百战无败迹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炸得狼狈而逃，最后跟丰臣秀吉一样，愤懑成疾，郁郁而终。１６３５年，另一个明代火器研究家毕懋康更发明了燧发枪。燧发枪配有火石自动打火装置，不怕风雨并不须事先火绳点火，发射速度与精确度大为提升。相对于火绳枪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变革。明代燧发枪的自行研制并不比欧洲人晚多少。可惜的是当时已经明末崇祯年间，明室内有李闯农民武装攻城掠地，外有满清鞑子侵扰，大势已去。燧发枪还没有机会配备到军队，明朝就已经灭亡了。
　　凭心而论，即使汉族政权在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明廷也从没有停止过军事武备研发。明朝的国防工业水平，与同期被认为最强盛的欧洲相比当为伯仲之间。而且直到灭亡之前明朝跟西方的技术交流态度，素来是积极上进的，西洋出了新产品，很快明人就会想方设法搞过来改良创新。正因为如此直到17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的庞大中央帝国一直还存有敬畏羡慕甚至崇拜的心态。纵有贪婪的念头也不敢轻易付诸尝试，事实上无论是侵朝的日本人还是霸占台湾试图骚扰大陆的荷兰人，都必然受到中土的强烈反击。
　　在满清入关之后，形势才逐渐改变。或许是出自对于汉文化的自卑感，满清统治者强调所谓的“弓马立国”，以此来标榜自身胜利。满清军队里用的火器，基本上还是陈旧落后的火绳枪系。明末所研制的燧发枪，根本没有被满清统治者所采用。火枪营退出军事力量的主流，与明代的军事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火器在军事应用上开始受到冷落，军工研发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还逐渐倒退。于是中土跟西方甚至日本的距离从此日渐拉大。于是在郑成功痛打“红毛鬼”二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里，面对金发碧眼的洋人，竟然还有满清将领祈求用狗血鸡血来抵御枪弹，破其妖法。
　　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清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明亡。因为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首领霸占而“冲冠一怒为红颜”
的明驻山海关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大顺李自成军队。五月清军占领北京。顺治福临（清世祖）到达北京后于十月即皇帝位并定北京为满清首都。清军分路进攻明朝残余势力和李自成、张献忠军队，到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清军占领云南，南明桂王（永历帝）逃往缅甸。至此，除福建厦门、金门等地还在忠于明朝的郑成功手中外，满清鞑子已经占领了明朝的全部疆域。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军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次年，满清在台湾设府、县、总兵等官并隶属于福建省。也就是到这时候，台湾才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一部分。海盗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为了建立自我台湾政权，打着明室旗号赶走荷兰人的举动遂被“意想不到”地称做为“打退荷兰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了，这桩历史可形容为无心插柳柳成行，郑成功之本意在于占领台湾，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赶走占据该岛的荷兰人，如此英雄提法也可算好笑。因为在郑克爽投降清朝之前，中国领土根本不包括台湾，即使宋代曾设使管辖澎湖，但对于孤悬海外的台湾却是从没有正式派驻中央官吏进行管理的。这样宣传郑成功，无疑是为今天的统一添加宣传砝码，既然是务实政策那就应该支持。
　　在清朝征服整个中国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杀。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杀，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杀。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国，“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与其说忠于明朝，不如说保卫中国人自己家园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态在这一刻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英勇反抗着外国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攻杀。殊死搏斗后，于是其后就有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不过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但就这也够惨烈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记载有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后，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杀。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平定西北时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所以，必须认识到满清侵占我中国大好河山是继蒙元之后又一次的中国亡国之耻，这两次再加上日本20世纪的侵华就构成了最初提出的结论，即从秦汉以降，中国有着两次半亡国记录的屈辱历史。
　　现行历史教科书的错误是从满清入关开始的.教科书将满清入关视为内战，这就从根本上扭曲了清朝的社会性质。毫无疑问，基于满清入关时在文化、语言、民族利益上跟当时中国代表明朝及汉民族的根本不同，人们必须接受满清入关是外来侵略，从而也必然能得出清朝是一个殖民政权的结论。外来侵略者在征服了一个地方以后，必须考虑将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在这里他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将被征服者的后代在政治上帝国化，建立一个征服者后代和被征服者后代不分彼此的帝国政权；要么建立一个将征服者后代和被征服后代截然分开的殖民政权。汉朝等文化上的文明国家,信奉“有教无类”，所以一般都是建立帝国政权，而罗马和近代西方殖民者在文化道德上信奉野蛮人的“强者为尊”和种族主义，他们一般都会建立一个殖民政权。满清政府的民族等级制度在程度上已经跟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建立的种族隔离制度完全无异。清朝在社会制度上更类似于一种殖民者统治亡国奴的殖民地社会。分析清朝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民族等级制度，实际上就是分析汉人是否在政治上满化的问题。政治满化要符合两点：首先，统治者将汉人和满人一样视为政权的依靠力量；其次，汉人将统治者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从八旗制度来看,第一条从来没有实现过。从满大臣自称奴才来表示他们和统治者的特殊亲近关系来看，虽然经过了文字狱的愚民欺骗，汉大臣仍然未能做到自称奴才的程度，所以第二条，也未能在汉人中完全实现。
那么，汉人根本就没有在政治上被满化，从而可以看出，满清压迫统治中国人民实行的就是以民族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彻头彻尾殖民统治。
　　清朝建立的八旗制度，将征服者后代和被征服者后代截然分开，在政治，经济，司法，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形成了惊人的不平等，比之罗马殖民地和西方近代殖民地，在种族隔离方面的不平等，甚至犹有过之。
　　首先必须看到，清朝的政权牢牢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民族等级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权利牢牢掌握在某些统治民族手中.那么清朝的政治结构如何呢？事实证明，清朝的权利始终牢牢掌握在满清贵族手中。只有在清末统治者力不从心的时候，才出现过以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政治势力，而这三者无一例外都成了满清统治者的打击对象。有些大汉族主义者还陶醉于说清朝有多少多少汉大臣，这跟“乾隆是汉人的儿子”，“敌人在武力上征服了我们，而我们反而用文化征服了敌人”两种说法一样，都是一种亡国奴式的意淫！就如鲁讯所说“有些人做着奴才，却还以为自己是主子！”大汉族主义者总是津津乐道于某民族用了汉族的文化，其实清朝以自以为的“先进”满族文化为主，“落后”的汉文化只居于从属地位。有些大汉族主义的自豪，到有点象印第安人阿Q似的自豪西方殖民者用了他们的咖啡和可可一样无知和白痴。
　　清朝历代能影响朝政的实权大臣比如有，敖拜等四个顾命大臣、隆克多、年羹尧、
阿桂、和申、福康安、 肃顺等八名顾命大臣、曾国番、左宗棠、李鸿章、 北洋军统帅荣禄等。 然而，许多实际上政治力量还要超过这些权臣的大小王爷贝勒构成的满族高级贵族势力集团尚未计算在内，他们的意见往往才是皇帝倾听纳言的重点，他们才是真正能影响朝政的政治力量。从中不难看出，朝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汉族政治势力，在历次清朝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汉人政治势力的声音。唯一的例外是到了晚清实力不济慈禧废光绪的时候，曾经安抚过两江总督张之洞，算是汉族官员有了一点政治影响力。而曾国藩以前的汉大臣，无非是依附于满清贵族势力的附庸而已。这就好象民运人士或是香蕉人物当了美国议员，绝不能说是中国已经影响参与了美国的政治一样。一群有职无权的汉大臣不能说是汉人已经参与了政治，他们只是为满清贵族统治服务跑腿的附庸而已。所谓汉大臣多是干活的事务官员,而非权利官员。岳忠旗也算得大将了，然而有人造谣说他是岳飞后裔，纵然他本人竭力否认但还是马上受到审查，要是没有大小金川战争的成绩只怕他未必能够善终。所以他只是个负责打仗的事务官员，满清贵族眼中的工具而已，他本人根本不拥有任何政治影响力。
　　另外，满人被统治者视为清朝的政权基础，而防汉制汉为清朝一贯的基本国策。曾见过有人狡辩说八旗子弟受国家供养，是清朝尊重军人的表现。那么清朝果真尊重军人吗？从这里入手就可以看出清朝的防汉制汉之心。一，先不谈八旗子弟是否能称为军人的问题，先谈当年的汉奸三藩。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创全民皆兵的女真八旗制度，得兵六万。再加上努尔哈赤和各贝勒的巴牙喇(直属卫队)总共亦只七万余人，而当时女真总人口才仅仅三十万左右。满清能够打入关内，并很快占领中国，完全得益于以明朝旧部大汉奸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满人很少，以至于后来在攻下扬州、嘉定等南方城市进行屠城时，主要靠穿着满清军服的汉人杀汉人，不然光凭满人是杀不过来的。而且，满洲鞑子能迅速攻城掠地，也占据了李闯、张献忠农民军闹的中国正当混乱之时的天赐良机。设想，区区几万八旗兵一分散到几路作战后，早就散化成几千零星部队了，何以窃取整个中国江山？破大明的不是满人，是明朝自身腐朽的政治制度，无力的统治阶层，更主要是李闯农民军对整个社会制度和民族统一国防的破坏，加上为满人开关引路杀戮自己民族百姓的汉奸部队。由于温床效应之严重侵蚀，经历了历史上最长和平期后的国人大多变得史无前例地软弱和民心涣散。几乎重演了唐末的那一幕，不同的是，这次是汉奸引狼入室。所到之处，官员百姓皆望风而逃，被农民起义冲击而失去中央强力调度和指挥的军队做着无谓抵抗。说穿了，满清只不过是在汉族危难之时，落井下石又破门而入的狗贼强盗而已。其胜不在其强盛武力和战斗力有多高，鞑子皇帝津津乐道的“八色龙旗”部队在我看来不过是狗屁，这支努尔哈赤为了泻一己私愤宣誓“七大恨“从十三副铠甲发展起来的幼稚部队，因为无知而变得异常肆虐狂妄，其实无论从战斗力还是作战经验、机动性、军队建制、规模、训练、装备、兵源素质以及军队领导作战驾驭全局能力来说，跟经历百战、互相残杀的鞑靼、瓦剌部队想比都太嫩了。设想，要让努尔哈赤亲率的满人全部家底7万八旗兵，遭遇到不用成祖亲征的边防军，早被打成筛子了。这支部队面对的不过是明军主力在李闯农民起义摧毁后的残余地方部队和地主民兵武装，而且还依仗了训练有素的明旧部三万关宁精锐做开路先锋。因为明朝主力精锐已经在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对抗中消耗一空，八旗兵根本没有遭到明朝正规国防军的正式挑战，连场遭遇战都没有，更不用提阵地战了。加上南明王朝马士英等内乱分子为一己私利拥戴五毒俱全的福王为南明皇帝，而且南明政权在战略上天真地想联合满清，进秦中之地剿灭大顺残余势力，并幼稚地打算与满清划江而治。这种从根本上错误估计实际形势的战略思想必然导致了满清与南明实力上的此消彼长。插上一句，单论气节和大义，文人出身而无军事才能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固然是文天祥似的汉子和有民族志气的。但是他也逃不出读书人似的一时泄愤而导致扬州全城百姓被屠戮凌辱的下场。诚然他自己是自杀殉国了是值得敬佩和宣扬的民族精神，但他的做法是以几十万身家性命为代价的，相比而言怎么偏执和顽固的崇祯皇帝还知道给李自成留下口信要他善待吾国子民。话说回来，多尔衮率领的清狗跟吴三桂、尚可喜、耿尽忠率领之降部在南下途中遇到各地地主势力要么纷纷投降，要么望风而逃跟着南明继续向南跑了，象蒙古侵略中国过程中合川攻坚战一般的有名战役几乎没有。
　　还可一比，蒙古军队悍战和迅猛噬血的超强战斗力一直为军事学者所称道，从纯军事作战的角度看，我也很佩服蒙古部队骑兵之闪电速度和重骑兵部队兼有秩序和凶猛的战法，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从而才打下了疆域空前的蒙古帝国。相形之下，满洲鞑子的部队除了因无知而形成之狂妄外，几乎哪样优势都不占。不过，历史就是戏剧性地让其在汉奸指引下进入当时处于无政府极度混乱状态的中国内室。由于阶级利益完全对立的原因，汉族贵族和广大地主阶级对农民军起义建立的大顺政权非常不满，吴三桂不过是汉族地主阶层的一个代表而已。很简单的原因，当自己的财产无论土地银两还是女人被农民军染指后，地主阶层当然要反抗。当时国人上到贵族阶层，下到一般地主无一不是最关心闯王政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根本对关外的鞑子没正眼理会过。而吴三桂毫无疑问就是其中利益被触动后跳起来最高的一个。历史的偶然，明朝偏偏选择此人扼守防备鞑子的中国东北咽喉山海关。毫无疑问，起初只是想用满人力量对付李闯为自己失去的女人和利益找回平衡的吴三桂，由于混乱情势下突然展现在其眼前的九万里江山诱惑，加上已经引狼入室后无法挽回的情况，他和满清鞑子的贪欲和野心迅速膨胀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拿下飘摇无主的中国，他也死心塌地地做上了满清走狗。在把李闯赶出北京后继续向南攻陷的过程中，他瞬间就堕落成为了民族罪人并从此走上一条自取灭亡的不归路。这条狗的下场大家都很熟悉，当它贪欲又起想反咬鞑子主人的时候，被一刀斩杀而狗头落地。不过这条狗还算读过书的，明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想在主子下手前先下手为强企图自己翻身做主人，可那怎么行？千古颠扑不破的道理不能让你破坏了，只可惜一旦做狗，想往自己身上套人皮也没人信了，所谓一朝做狗，终身为狗，怎么也逃不了狗终究会被主子宰杀的命运。
　　所以说，三藩在满人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立过的战功当远在狗屎八旗之上，然而却遭到撤藩的命令。如果清朝把三藩士兵都象八旗一样对待,子子孙孙都由国家养着,那么即使吴三桂起兵造反，也不会后来有如此坚定和踊跃的追随者。
另外，曾国藩的例子就更加明显了：平定太平天国，对清朝来说算得上挽救其殖民统治不被破坏的特等战功了，没有曾国藩的话清朝说不定就让已经北伐到直隶的太平天国给灭了，然而最后曾国藩不过封侯而已，连公都当不上。而他手下的湘军更是清朝一再要求裁撤的对象。按理说，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本该是统治阶层的福音，就算统治者怀疑“愚忠的曾国藩&”的忠诚问题，那么将湘军置于国家直接指挥也是完全可以的。然而结果却是湘军被强行解散，这充分说明了满清统治者的防汉之心。现在再来看看满清统治者是如何处理汉族政治势力代表的：曾国藩被鸟尽弓藏，早早剥夺政治权利；左宗堂则死。满清政府借闹的沸沸扬扬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将左宗堂提拔的官员从上到下一并废黜，可惜他们手脚不干净，只给这些官员免职处分却没有“依法治罪”，证明了这从本质上是一次对汉族政治势力开刀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慈禧太后的名言，“宁与友邦，勿与家奴”。
满清贵族对后来戊戌变法的评价是“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六君子被杀的罪名其实就很明白地昭示了满清殖民压迫统治汉人的政策，那就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以这种防汉思维行事，自然就会建立一个民族等级制度。而且，当时汉族对满清民族等级制度的激烈反抗，已经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用民族划分阶层的殖民社会。现行误国历史书上所谓清朝时已经满汉一家，其乐融融的说法，只能骗骗无知小儿。
　　看看慈禧对洋人的言听计从，割地赔款跟付帐买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按她的说法才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要看到满清统治者在西方列强和倭寇瓜分中国时一点都不心疼的样子就着急，大家也不要埋怨慈禧是卖国贼。因为满清贵族压根就没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国家，按满洲人的思想，中国这快土地不过也是其殖民压榨的对象，只不过早来了167年，让满洲八旗子民们早早享受了几代人骑在汉人头上的日子。所以当西方列强开始武装侵入中国之时，满清政府统治者进行的抵抗没有表现出一点民族危难和保护自己家园的危机和紧迫，很简单，这都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园在满洲，即关外三省。不要忘记，顺治留给满清历代皇帝及皇族切记之遗训，如果实在不行了，我们从哪里来，还是回到哪里去。以30万人口的民族统治当时3000多万人口的民族，光想到这，满清皇帝每晚都不能睡的太塌实。所以，致力于对中国人民推行愚民政策最厉害的统治阶层也是满清异族殖民统治者。而且鞑子皇帝雍正实行的“文字狱”，更是要连汉族人民的嘴都堵上，而且不惜以酷刑、屠戮的方式来达到威慑压迫汉族大众，从而实现其奴化汉族，摧毁汉族文化与民族尊严的卑鄙目的。削发蓄辩、圈地跑马，这都是旗人干的落后事情来抹杀汉人文化和经济。明白了满清殖民统治中国的思想，也就不难理解其一直的统治政策方针，如防汉制汉、闭关锁国等等。而且，更能明白为何慈禧太后敢于挪用海军军费庆贺其六十大寿。因为误国历史教育和传统肤浅历史学者没有抓住清朝民族等级隔离制度殖民统治这一实质来认识问题，所以其解释往往是牵强和差强人意的。按照一般的历史解释，清朝腐败昏庸无能，招致了中国近代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才有了屈辱的近代中国历史。但是这些说法的背后还是表明解释者还在继承满清历史观改造的奴化路子，即还中着几百年来满清侵略者留下的遗毒，还把清廷当做中国中央政府的合法唯一代表。我宁可相信这些学者如此认识是因为考虑，承认清朝为中国政府有利于今天的祖国疆域统一事业。诚然，这样做是实际主义的，我也赞成可以这样认识，不过是对外关系中如此认识。对本国人民，还继承蒙元、满清的愚民政策，什么都想捂住，就显得太低估中国人民智商了。事实证明，愚民政策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总设计师也曾暗示过。
　　话说回来，其实历代满清统治者都不昏庸糊涂，对外政策该怎样比谁都清楚。只不过，他们完全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压榨和奴役的对象来进行统治，根本不把中国汉族等其他民族当做自己国民看待的。这种不把占人口多数人口当自己子民管理对待的统治方式，自然产生出令后来汉族学者看似“昏招”的政策方针，特别是对外方面。但从其满人八旗为清朝之根本的思想出发，就会发现所有满清对内对外政策都是很一贯持续并牢牢维护旗人和满洲贵族利益的。先看所谓旗人，１６６４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满军八旗加汉军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盖有３０余万人。那时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粮”。后来再经居心不良的汉奸代为策划，旗人纵不当兵也照样吃粮。因而有幸生为旗人，呱呱坠地时便开始领退休金、养老金，一领领了两百多年，终于把一个还算尚武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半变成了通都大邑里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之辈。但是这些剥削广大汉族人民血汗生活的寄生虫生活费是哪里来呢？就靠原是八旗大军后勤总司令部的“内务府”了。所以满清时代的内务府所管的钱包，一般都比“户部”（国家财政部）所管的要扎实得多。对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帐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乐。对下面的那些满族旗人的无业游民来说更是衣食父母。但是户部自有来自各项税捐的“国库收入”；内务府的钱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原是清史里还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可是简言之，在清军入关之前，它原是八旗的军需署。入关以后场面大起来，清承明制，在财政上内务府几乎与户部平分天下。丁银（人头税）、地银（钱粮）统归户部，但内务府有时也有一份！特殊税收如粤海关，浒墅关，部分盐茶丝瓷等税收有的就直接划归内务府了。此外满人入关后直接承继了明朝的皇庄土地，还无限的圈地，即圈无主与有主的土地为皇帝之私产，说穿了就是霸占中国的土地给侵略者皇帝一人享用收地租。因此满清皇帝也是所谓的大清帝国之内第一号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养活不了一个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项最大的收入，便是“升官发财”了。皇帝是一国最大的“官”，他也就发最大的“财”。从此卖官鬻爵横行社会，极大败坏了国人的心态和素质，而对这些殃及非自己子民的后果满清统治者是从来不用考虑承担责任的。
　　正因为满清统治者从不糊涂，更不昏庸。1894甲午年是慈禧的花甲６０万寿，花甲是那时富贵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庆典。为着“万寿”和“造园”，时任海军衙门总理的醇亲王奕儇挪用了2000万海军经费为慈禧庆贺。就在这造园、祝寿之时，中日关系，紧锣密鼓，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２１艘。其中９艘是１８８９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１０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２３海里）吉野号便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生力军。当时世界军备竞争激烈，日本海军之迅速发展，足令欧美震惊！它从世界的末位海军迅速窜升至第１１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已早越我军之上矣。正因为此，甲午中日海战时，中国对日本的军舰在航行节速、火炮数量、火炮发射速率上全部落于下风。最惨的对比是，日本战舰一分钟打五炮，中国战舰五分钟打一炮。而其实日本在发展海军之初，明治天皇登基时原无海军一点根基。日本那时是个农业小国，国力财力相当有限。然而维新之后面向大陆，全国处心积虑，购买“吉野”的银子不够，明治的皇太后甚至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而几位大败北洋海军的日本海军将领，伊东佑亨（１８４８～１９３４）正是自视超人的“藩士”，即武士出身，后来蒋介石最佩服之说出“不成功，便成仁”的那位。东乡也是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并在英国海军中搞了７年之久，与严复、刘步赡等同学。
　　所以说，日本的后起之秀，得益于其整体利益单纯唯一向外扩张的政治决策上层。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满清侵略者统治之下，不能真正代表国人利益的殖民政府当然无法提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主张，从而自然也无法落实并建立强大国防海军来保卫自我利益和家园。满清只是想到如何继续保持压迫统治，如何跟其他侵略者协调好合作关系分割霸占中国。没有本着中国国家真正中央政府代表的利益要求做指导思想，怎么能产生发展强大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方针来呢？所以，单纯地批评满清昏庸无能是幼稚和肤浅的，君不见俄国人刚产生要动外兴安岭的主意，鞑子就配置重炮和大军跑过去教训俄国人了，然后签订了中国近代唯一一个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为什么后来英、法、俄、美、日等掠夺中国其他地方如此大片土地满清都如赠于友人一般慷慨大方？前面已经说过，满清的真正家园是关外满洲，那才是其自己不能割舍和关心的自家土地，而且一直为满人后代完好保存着直到满清覆灭。所以当中国地方在近代被瓜分后，东三省不论土地还是资源、所有权等还是完整无缺。中国的其他领土完全是满人蚕食掠夺的对象，当然在外国友邦稍施武力的情况下放弃一些本属自己殖民的土地或利益来换取自己“继续有份”是显然视时务的，同时还可以显示满清的慷慨和大方也不至于太心疼，说到底也是抢来的，毕竟不是自家东西。
　　这也不难理解，到后来干脆满清和西方列强勾结起来联合统治、瓜分、殖民、压榨中国人民。西方列强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满清当他们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所以他们支持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而且西方列强也明白以汉人势力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夺取中国领导地位的后果，西方商贸、军事、政治、文化侵略势必在那时难以向在异族满清统治之下如此容易渗透进来，一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所有，他们各种形式的侵略和渗透必然招致最大程度的反抗。二是西方畏惧汉人的成熟文化体系、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智力程度，总之所有的一切就会恢复到明朝的态势。西方也深谙满清的统治思想，所有的一切都是侵占得来，不是我的江山领土可以随意糟践，不是我的人民生活安康不用考虑，不是我的人民素质可以随意践踏愚化，只要不触及满清贵族和八旗子民的世代剥削者地位和幸福生活，外国提出之任何要求可以答应。大家都是怀着同样针对中国的目的，既然是战友那就要互相扶持，共同镇压反抗的奴隶，从而更有效地压榨这些奴隶的土地资源、黄金白银、矿藏、劳动生产品、文明成果、智力资源和所有一切可以剥削的东西。所以，必须让今天的中国人都看到满清，这个趴在中国人民头上240多年的罪恶侵略者对汉族文化进行的摧残，对中国人民世代进行的吸血似的剥削压迫，和其粉饰自己为中国代表中央政府的险恶用心和手段，必然会使人民更深刻领悟世代受到的亡国奴统治。正如要分辨蒙古异族侵略者对中国的统治为殖民统治一样，不要再把满清政府当作中国之合法唯一政府代表。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封建统一朝代只有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和明。其他时间不是中国没有完全统一，就是处于亡国阶段，即蒙元、满清时代。而这样认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在论述蒙古异族侵略者统治一节里详细阐述了。
　　而到了清末，民族矛盾愈发激烈，在日留学生分成了两派。满族和汉族留学生是绝无交往的，看到这点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据此产生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想法。而说道满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原因，据马克思分析认为，清朝闭关锁国的主要原因是防止汉人与外界交往以后，激起他们原有的反鞑靼人情绪。中国一旦开放，清朝旧有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的一系列成果必将崩溃。而从文字狱和沿海内迁30里这些清朝绞杀汉族文化，闭关锁国政策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而且，满清一些规定象汉人不得进东北，和不得进入北京前三门内，这些都说明唯一一点，民族等级和隔离制度。而中国上世纪初兴起的“闯关东”，大批山东、河北等省人民纷纷迁移到东北，除了只看重表象的肤浅解释外，鞑子清朝的覆灭是最大原因，一朝制度被摧，几代人来在国人心目中最神秘的最后禁区终于可以进入，使得人们如潮水般拥向东北去寻找新生活空间和机会。东三省不再是满洲统治者自家的后花园，乱世中大批外来汉人中有实力的就扯旗自立山头，比如土匪张作霖。不得不说，满洲统治者为自己留的最后退路也确实是大片肥沃黑土地、丰富的矿藏和资源的地方，自然就吸引来了野心更盛的日本和苏联。尽管经过了200多年文字狱和满汉一家的虚假宣传，即使是宗旨为反抗洋人侵略的义和团，最初的口号也是“反清灭洋”，而改为“扶清灭洋&”只是一种为实际妥协的斗争策略而已，汉族对清朝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的强烈不满可见一斑。中华民族缔造者孙中山，虽然倡导后来的中国应该是个民族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新中国，但在其毕生的斗争中，写在各个纲领目标最前的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辨证历史唯物观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不应排斥任何爱中国的其他民族兄弟，共同来发展壮大中国并统一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来。但是，人们必须承认和认识到，满清殖民统治的实质和其实行的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是一个剥削、压迫、欺压广大以汉族为主体人民的罪恶侵略者统治阶层。只有清醒正确认识历史并反省历史，才能使今天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强者屹立起来。
　　本文主要走了两条线索，第一条是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危害，第二条也是最为重要、投入精力最多的，即温床效应和黑洞效应的主线，纵贯历史各朝代，其间穿插许多本人思考的观点和引用的论据。很多观点跟正统历史教育是不一致的，但是我尽量想实事求是地、保持自我观点原意地表达出来。当然也借用了一些网上其他前辈的观点和说法。之所以用一周时间写出此文，一是想把心中所感所想阐发出来，算是给自己做个书面见证，不至于以后淡忘，另外也想以飨各位网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欢迎批评指正。二是想通过论证存在于中国这块5000年悠久文明土地上的温床效应和黑洞效应，引起大家关注这个事实，作为一种民族危机感植入到国人的血液中，使之驱动每个人的工作和学习。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乐而忘忧的习性、国家富而不强的轮回使得汉民族遭受了屡次民族耻辱和亡国屈辱。所以，揭示操纵这种文明反复摧残又反复重建文明现象的规律就显得很必要了，而认识和懂得把握利用这个规律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如果中国想实现民族复兴这个口号的话。
　　Jeff/赵雄
　　于 2002年圣诞节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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