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兴衰对执政党建设的启示（下）&试卷
苏联的兴衰对执政党建设的启示
（下）&试卷
[考试时限]：60分钟
[分数]：98分
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苏联作为反法西斯的主力，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和威望，与美国共同安排世界秩序，建立社会主义阵营，主宰半个世界的命运。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世纪30年代苏联完成工业化，在资本主义大危机的背景下，苏联一枝独秀，令世界羡慕。
3、到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危机四伏，粮食不足，民众不满。
4、苏联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上天。
5、赫鲁晓夫时期，由于苏联声望提高，开始插手第三世界事务。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62年、1963年以后，苏联危机因素减少。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发展到了顶峰。
8、从1977年开始，苏联局势每况愈下。
9、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走向停滞和衰落。
11、苏联经济发展存在片面性，兴盛中潜藏危机。
12、苏联社会建设落后，民众成为国家的主人。
13、苏联搞工业化，建设了许多大项目，较多是利用犯人的无偿劳动。
14、长期以来苏联的农民被看成是落后阶级，是改造的对象。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20～1921年，苏联镇压工人和农民的反抗。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62年6月，苏联残酷镇压了新切尔比斯克工人的不满。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30年后，苏联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政治局。
18、苏联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无定制、无任期。
19、戈尔巴乔夫能够上台执政是因为苏共别无其他的选择。
20、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一直影响到戈尔巴乔夫。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50年，斯大林召开过5次政治局会议。
22、斯大林是通过党内残酷的斗争登上高位的。
23、苏联民众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没有得到经济实惠，少数人发财，大众的生活却日益恶化。
24、实现最切实的民主需要人民当家作主。
25、戈尔巴乔夫时期因为搞一步到位的民主，造成社会的无序化发展。
26、列宁曾说：“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27、苏共长期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89年9月中央全会专门讨论民族问题，却没提出任何可行措施。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88年2月，在阿塞拜疆苏姆盖特发生反少数民族的暴乱 。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89年6月，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发生反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31、苏联倍受攻击的是（ ）问题，苏联最后失败还是因为这一问题。
）获得最高权力主要是个人的才干和掌握着克格勃等强力部门。
&安德罗波夫
&勃列日涅夫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52年，斯大林召开过（ ）政治局会议。
34、新经济政策这一符合苏联国情的政策，因为（ ），结果被斯大林抛开。
&搞一步到位的民主
&无经济支撑
&缺少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
&以上均错误
）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走向个人权利的顶峰既有政策的正确，也有党内斗争的作用。
&安德罗波夫
&勃列日涅夫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51年，斯大林召开过（ ）政治局会议。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34年，苏联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把党代会年会制改为（
），苏联镇压农民反集体化的起义。
&20世纪20年代
&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40年代
&20世纪50年代
40、苏共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更多考虑的是（ ）。
&以上均错误
41、到1937年苏联已经变成了（ ），成为欧洲的最强国。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建立了世界上（ ）核电站。
）执政初期开始整顿秩序。
&勃列日涅夫
44、到1990年，苏联的社会总产值下降（ ）。
45、俄罗斯联邦面积占苏联的（ ）。
46、《别洛韦日协定》于（ ）签署。
&以上均错误
47、（）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48、苏共曾设想建立世界最（ ）的制度，民众实实在在掌握政权。
49、俄罗斯联邦人口1.48亿，占苏联的（ ）。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28年，苏联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积为（ ）。
&4.9平方米
&5.8平方米
）建立起了一套系统的干部任命制度。
&勃列日涅夫
&戈尔巴乔夫
52、“斯大林模式”最本质的特征是（ ）。
&社会主义公有制
&对斯大林个人的崇拜
&高度集权，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
&是苏联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创新
53、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中，优先发展的是（ ）。
&机械制造业
54、在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新反对派”的斗争中，（）充分利用干部任命制来消除异己。
&勃列日涅夫
&戈尔巴乔夫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13年，苏联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住房就很紧张，人均（ ）。
&4.9平方米
&5.8平方米
56、苏联繁荣的只是几项经济指标、少数部门，（ ）极其落后。
&与民众生活相关的
57、苏联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其在（）建立的国家发展模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不能激发民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民众只是完成计划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末60年代初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
&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
58、俄罗斯联邦面积约（ ）多万平方公里。
）改革，没有克服危机，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
&勃列日涅夫
60、到199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下降（ ）。
61、从对世界的影响看，苏联兴盛的两个高峰时期是（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
&20世纪7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末期
&20世纪90年代初期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苏联的（ ）都有很大发展。
63、《别洛韦日协定》由（ ）国家的领导人签署。
&乌兹别克斯坦
64、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是建立（ ）的新社会。
65、苏联在国家体制层面缺少民主，主要表现为：（ ）。
&政治上高度集权，党代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直接管理国家，最高领导人独断专行
&干部任命制、终身制、特权制
&经济上单一的所有制和计划经济
&思想上不能容忍有不同意见
66、从1926年1月起，苏联组织分配部获得了直接为（
）选拔干部的权力。
&合作社机关
67、奥托·鲍威尔在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时指出：“如果这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是特别的社会主义——专制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里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支配着（），用自己的暴力手段使人民的全部力量服从自己的劳动计划，让他们参与自己的劳动组织。”
68、二月革命中（
）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22年3月底，苏俄代表赴热那亚会议途中在里加与波罗的海沿岸3国，即(
）达成在会议上一致行动的协议。
70、第二国际后期，召开过（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巴黎代表大会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71、苏联衰落的原因主要有（ ）。
&苏联经济发展存在片面性，兴盛中潜藏危机
&社会建设落后，民众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
&没有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失去道义支持
&作为国家权力核心的苏共不重视自身建设
72、作为国家权力核心的苏共不重视自身建设，主要表现在（ ）。
&党内没有讨论的民主气氛，思想文化没自由
&强化保密制和新闻检查
&没有建立起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
&无外部监督、内部监督职能弱化
73、苏共的失败对执政党建设的启示主要有（ ）。
&共产党作为新社会的领导者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必须从关心民众最切实的利益做起
&共产党的使命是教会民众运用民主权利
&妥善处理好历史问题
74、苏联的解体，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苏共失去政权是为历史的错误付出的代价，其主要表现为（）。
&失去民众信任
&苏共二十大，平反不彻底，留下隐患
&长期掩盖错误，伪造历史
&历史真相一旦揭开，造成了苏共难以承受的冲击
75、苏联的出现与解体是影响20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其发展的历程告诉后人：共产党并非天生先进，要长期执政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建立（）、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76、在二月革命中（ ）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
77、第二国际后期召开过（ ）、巴塞尔代表大会。
&巴黎代表大会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78、下列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叙述正确的是（ ）。
&形成于1936年
&排斥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
&阻碍了苏联的民主与法制建设
&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79、“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上存在的弊端表现为（ ）。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高度集权，破坏民主与法制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
&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影响苏联各方面的建设
<font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6F19年3月斯大林被选为（ ）。
&政治局委员
&组织局委员
&国家监察人民委员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苏联共产党：一个大党老党兴衰的启示
　　20世纪的人类社会充斥着沧海桑田般的变幻，苏联剧变堪称是20世纪留给世人最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之一。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发生了剧变的悲剧，最后解体了、垮台了，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需要全面深刻的加以总结。”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何认真借鉴前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真正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高执政意识，巩固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纵观前苏联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到底有哪些历史经验教训呢？
　　一、以创新的精神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
　　列宁指出，在大约半个世界纪的时间中，为寻找马克思主义，俄国进步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专制之下，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洲在这方面的最新成果，
“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列宁时期，俄国的革命环境十分恶劣凶险，艰难险阻接连不断，但整个俄国革命和建设却生机勃勃。为什么？从理论上讲，是因为列宁时期是苏联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正确的理论能够反映并指导革命的实践。列宁以他伟大革命家的胆略，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把握住俄国的具体情况和革命发展的决定性环节，没有屈从于任何的思想牢笼和俄国历史文化包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国情的正确结合，及时地提出了“帝国主义论”、“一国胜利论”等一系重要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进而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晚年列宁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深刻地提出了一些富有建树和历史远见的理论和措施。
　　斯大林对确立和坚持列宁主义是有重大贡献的，但在其内容的解释上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误导性。其一，泛化。在时间和空间、外延和内涵上把列宁主义无限扩大和绝对化。其二，神化。利用党内外广大群众怀念和颂扬列宁丰功伟绩的深切感情，对列宁宗教式的颂扬，并对列宁主义作教条化的诠释。其三，工具化。在列宁逝世后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路线为名，利用其对列宁主义解释权的垄断地位，清算和自己有不同意见者。
　　列宁以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钦定教科书的形式，把科学的、生机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同时又把一些错误理解的一些经不起实践经验的东西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甚至通过共产国际和情报局推向世界，使东欧国家深受其害。
　　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长期展开思想文化斗争，混淆了学术、艺术和政治的关系，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各种批判和打击会接踵而来。因此，很多干部思想中有明显的“守旧性”和思维“惰性”，理论工作者满足于虚假的理论繁荣，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思辨性、现实感，失去主动地研究现实问题的理论勇气和创造精神。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青年一代。例如，在社会矛盾、市场经济、民族理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对时代的估计，对现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的认识出现严重偏差。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上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受严峻的历史局势（外国封锁和国内战争，经济落后和物质生活匮乏，旷日持久的党内路线斗争等等）所迫，受文化素养不高和不健全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势的困扰，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往往采取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的态度，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选取那些能解燃眉之急的论点，从而未能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精髓和实质。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不牢和功底不深，势必更容易为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蒙骗。苏联建国初期所处的独特历史环境和条件，使得苏联哲学丧失了与外界的天然联系，割断了与世界思想界的交往、联系、对话和交锋；它在人为的封闭的环境中，在无真正对手、从而总是不战自胜的情况下，逐渐地丧失了从前通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竞争和斗争求生存而发展创新的本能。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后期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成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惩罚。
　　在思想宣传工作中，思想工作偏重灌输而且严重脱离实际，理论教育内容空洞陈腐，流于形式，一味按抽象原则大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轻描淡写，无视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这往往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宣传教育成了“瞎子和聋子的对话”。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苏联社会上开始出现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从长期的“左”，一下子跳到了右，搞意识形态多元化。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思想闸门被打开后，对教条主义的强烈反弹，使原先蛰伏的各种思潮汹涌而至，苏共原有的意识形态部门和思想理论界便毫无招架之功，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最后，戈尔巴乔夫竟主动地从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造成党内公开分裂和思想混乱。
二、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借用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毛泽东也曾说过，像斯大林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出现。
　　列宁时期，尽管政治上险象环生，党和国家“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仍然按时召开，党内民主依然生气勃勃。在坚持“两个必须”（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绝对必须执行，每个决议首先是应当执行，只有执行以后才可以向有关的党机关申诉；某个决议一旦被通过，只要代表大会没有撤销，就必须无条件的执行）确保党的统一的同时，坚持“十二项可以”：在全国及地方的党代表大会上，可以作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党员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将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党的领导层之间可以进行争论和相互批评；党员可以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列宁可以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在可能发生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对中央表决的信任与不信任案；党代表可以在党的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质询；普通党员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可以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会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可以而且应该监察、检查党的最高层机关与高层领袖。
　　列宁逝世后，由于激烈的党内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苏联体制没有像列宁晚年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相反，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
　　从党内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上看，一方面压抑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妨碍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性的发挥，使整个党的素质、创造力、领导能力全面下降；另一方面使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造成了普遍的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以及信息误差增大等现象，使整个机制深深地陷入了越来越运转不灵的困境之中。这种机制还把大批有独立创新思想的人排除出党的队伍，为日后出现的反对派提供了潜在的政治资源．
　　从干部选拔和任用机制上看，委任制造成了少数人说了算，任人唯亲、拉帮结伙、裙带关系等风气盛行，造就了一批唯命是从、只看上级脸色行事，既缺乏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又缺乏群众观点的干部。这种机制也为那些投机分子大开了方便之门，一旦形势有变，觉得有机可乘，这些人便摇身一变，成为反党的急先锋，并且乘乱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而领导职务终身制使党的各级领导层失去朝气和活力，很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从党内监督机制上看，苏共党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一是党的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缺乏独立性。斯大林时期，苏共监察机构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权力不断弱化。显然，如果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督自己，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效果可想而知。于是，人们所期望的清明廉洁的政治就只有寄托于当政者的民主素养和道德良心，但这往往靠不住。二是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一度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三是苏联和苏共的监察机构演变成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机构，显然用官僚主义的办法反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是不太现实的，至少是不彻底的。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大政方针和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斯大林不说（斯大林曾让古比雪夫一夜之间编出国民经济发展表），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够一步步把苏联的改革之车推向泥潭，不也是由于他的权力同样没有受到制约和监督吗？苏联解体前，绝大多数党员和群众主张保留苏联和社会主义，但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所作所为无可奈何，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垮下去。不仅如此，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还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一些心术不正和怀有政治野心的人还会通过不怀好意的歌功颂德，实行“精神贿赂”，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大清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埋藏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权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而且这种体制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列宁在世时，已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和努力，但由于过早去世而成为憾事。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把高度集中的体制强化到极致，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有探索病原的主观愿望却摸不准脉搏的大夫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庸医，给苏共那套锈迹斑斑的运行机制蒙上了一层缓和的外衣，而且又赶上大发石油财的时机，更无变革的动力。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只是过渡性人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时间在悄悄地流逝，问题像地下的溶岩，急剧地积聚。不触动苏联体制是历届苏联领导人在位的前提。苏联领导人展示自己才能和作为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极为有限。他们即使看到了体制的缺点和毛病，也只能对之进行修修补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在7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同时也能制止一些人特别是领导人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是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结果，捅的漏子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失控，“民主”成了一些人利用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民主化”导致多党制的发展，党内派别的迅速崛起，党的领导作用被削弱，党的领导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公开性”成了给党的历史抹黑的工具，“政治平等”成了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向共产党夺权的借口。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苏共陷入绝境。苏共在改革问题上的战略性错误，导致了改革和民主化的变形，党本身也被自己带动起来的潮流吞没了。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苏共陷入绝境。
　　三、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是脱离群众
　　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作过调查问卷，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还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不具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同时，每5人中就有1人指出自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　&
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变成的新显贵。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使他们实现了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迅速置换，完成了从特权阶层向一个阶级的转变，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苏联建国之初，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和防止自身的腐化堕落。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大公无私、勤政爱民的典范，从来不搞特殊化。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逐渐察觉到党和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对此，列宁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忧虑：
(1)不仅十月革命后接受下来的许多国家机关，
“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57355;，而且新的苏维埃新机构也受到了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污染和侵蚀，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日，列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每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列宁为了说明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他把官僚主义成为国家制度上的“脓包”，并且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
“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
(2)更让列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工农检查院竟也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机构。1922年4月列宁批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
(3)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党政不分、外行领导内行、无组织无原则的争论等影响了党的稳定和团结。列宁指出，“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甚至连从国外进口一批罐头也要政治局决定。（4）一些党员干部因陶醉于胜利而骄傲自大，甚至主观武断、盲目决策。对此列宁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列宁在晚年，为反对官僚主义，进行过不少探究和努力，列宁对受贿行为十分憎恨，要求对违法乱纪的现象都要进行追究，不管违法乱纪者的职位多么高。针对某地党组织纵容姑息一些腐败现象，1922年3月列宁满怀义愤地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出，“可耻和荒唐到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这从他晚年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来，但由于病情和某些人为因素，有些工作使他力不从心，执行起来也打了不少折扣。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使本已高度集权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又由于代表机构（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作用和影响大大削弱，体制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斯大林时期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超过50倍，同时一些官员还可以得到相应的数额巨大的“红包”。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拒为已有”。
　　到了勃列日涅夫，特别是其执政后期，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终身制，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削弱和破坏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开始形成。特权阶层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但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特权阶层
(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特权，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讲：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苏共在苏联执政以后，有相当多的党员由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追求权力的升官发财者。因为这时候入党并不能享受任何特权和有什么好处，相反地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而且
“这时候冒险家、野心家和骗子手以及一切不坚定的人，决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产党飞黄腾达（倒可能预料到会因此上绞架或受拷打）。”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者面临的，则是飞黄腾达、特权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需求。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四是权力商品化。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四、必须在不断改进和完善执政方式的基础上遵循执政规律
　　在取得政权以后，俄国党由一个领导革命暴动的党变成了执政党。对此，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全党都应当学习如何管理俄国，放弃战斗命令制。党应该把执政前后革命的方式、方法区分开来，不能用急风暴雨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仅仅依靠革命的热情，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化。列宁认为，在这场竞赛中取得胜利的关键是党善于学习，学会经营管理，而恰巧“我们所缺乏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显然，“只靠工农的满腔热情和牺牲决心是不够的”。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面临的是一场考试。“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
“现在我们俄国负责的和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在这方而的本领，比任何一个旧店员都差。我再重复一遍，必须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列宁强调，
“我们在管理面前几乎一无所知”，“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是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的全部情况，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沿着这一思路，列宁对执政党建设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逐渐阐明和实践了关于执政条件下应该建设的一些重要原则。但是历史给予列宁的时日太短，列宁没有来得及对执政条件下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作出系统的解答。例如，党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党和国家机器的关系上，列宁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列宁也不十分清楚。列宁有时说党来领导、苏维埃来管理，有时说党的任务是管理俄国，有时说党只进行“总的领导”，有时又说党和国家的上层机关不能不融合在一起。
　　斯大林时期，党内政治斗争使斯大林在把列宁的基本原则、不确定的思想和临时措施都作为绝对真理继承下来的同时，忽视了列宁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东西，即探索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主要是继承了其中强调集中的一面。在实践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高度集中、缺乏民主为主要特征的党的建设模式．这种过度集中的模式是与党执政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尽管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为防御外来干涉和加速建立国家工业基础时期这个模式都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功绩，但总的来说，这个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赫鲁晓夫时期，吸取了斯大林的一些教训，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革。但是，他的改革除了一些修修补补补（如强调党的集体领导），还草率地做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原则（如把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提出了一些不严谨的和错误的理论关点（如全民党）之外，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弊端的标本兼治的办法。勃列日涅夫则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以前的模式，尽管剔除了斯大林模式中比较极端的部分（如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党是沟通人民与政府之间联系的桥梁，党既不能把自己混同于群众(它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不能融入国家权力，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苏联共产党的执政中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党未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定位问题，党从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成了权力机关本身，才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弊端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作为政党，苏联共产党越俎代庖．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的也管不好的事情，其结果是，不但搞乱了政权动作的基本逻辑关系，而且党组织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化、政化、官僚化了。由此可见，政党获得权力后，尽管有了实施党的抱负的优越条件，但如果不能建立科学的体制、用科学的方式去实现领导，同样有无法实现目标和自身变质的危险。
　　五、生产力标准是衡量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内容
　　纵观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史，可以发现，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条件，是推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对于社会主义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中文第版第4卷第16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断言：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要“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增量。”（《马恩选集》第1版第1卷第272页）否则“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39页）众所周知，俄国革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中取得胜利的。因此，新生的苏俄政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更为突出和重要。战争结束后，列宁不失时机地强调：现在，“经济工作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政治”。
　　十月革命后，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把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世界革命，特别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上面，认为只有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俄国。这样，俄国党就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发动世界革命上面。譬如，共产国际的建立，一个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发动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包括向华沙进军、在德国组织革命暴动等一系列举措都是在“世界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用列宁的话讲，就是“把宝押在国际革命上面”。（《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72页）到列宁晚年，西方革命浪潮逐渐下降，西方革命胜利无望，列宁又把发动世界革命的视野转移到东方，对东方革命寄予了很大希望。在苏联历史上，世界革命的思想或强或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清理和克服，甚至有时被“发扬光大”，几乎历届苏联领导人都打过世界革命的旗号。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世界革命的方针在实践上并没有给苏联带有多大的好处，反而大伤了苏联的元气和精力。如果缺乏强大的物质经济前提导致俄国革命先天不足的话，那么无法实现的世界革命蓝图则使俄国革命后天失调。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战胜了所有的反对派后，逐步取消了新经济政策，把整个国家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大清洗大镇压，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大镇压留下十分严重的后果。以阶级斗争促经济发展的办法只能是使原本落后的俄国经济雪上加霜。赫鲁晓夫上台后，试图把原来苏美各霸一方的尖锐对抗变成苏美合作共同主北京宰世界。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对外扩张和争霸，不顾国内人民生活，大搞军备竞赛，使国民经济严重军事化，狂热地卷入与美国军备竞赛的漩涡之中，严重掣肘了苏联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阿&切尔尼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13-14页）这样，在长时期内，苏共的根本任务不是放在经济建设和发展和生产力上，而是放在大搞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政治斗争上，耗尽了国力，造成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阻碍了科技进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和国际斗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加速度”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改革碰壁后，把重心转向政治改革，大讲一些“新思维”、“民主化”、“公开性”等很花哨的东西，结果经济更加困难，更加恶化。
　　首先应该承认，苏联在70多年的发展中，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苏联在短短时间内就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尤其是军事和某些科技方面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例如，30年代初西方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的失业工人无路可走，苏驻美的贸易公司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苏联。可惜这样的动人片断并不太多。综上所述，苏联70余年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最终却陷入了难以解脱的危机；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苏联虽然取得过某些优势，但却以全面的败北而告终。苏联的社会剧变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经济危机至少是引发剧变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和因素。
　　苏联体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意味着它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历史相对性，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不在于其产生条件的特殊，而在于其长期僵化，后人当然不能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视为时代的错误，但“把一种在特定情况下所采用的资源配置方式凝固化，并且把它说成是惟一符合社会主义本性的体制，是没有根据的”。苏共固体守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孤立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之外，致使国内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业结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最终导致国家分裂，政权易手，江山易帜。
　　应看到，苏联这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备，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潜伏着许多深刻的矛盾。正如以后的实践所表明的，它难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高效和平衡发展，而且有些矛盾当时已经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为：农业偏枯，轻工业落后，重工业孤军奋进，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俄罗斯的粮食产量为8600万吨，到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尽管苏联的领土面积由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并入而明显扩大，但粮食产量只为8250万吨，其他农产品也大多低于战前水平。总起来，苏联的经济建设有很多问题，经济未能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未搞好，应该讲是苏联剧变的基础性因素。
　　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苏联一直实行粗放型的、低效的、浪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质量不高，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上，盲目地提升生产关系的纯度，从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1936年斯大林匆忙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
1939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又过早宣布苏联已进入“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这些提法大大超越了苏联社会发展阶段，导致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主张。例如，排斥经济规律，用强迫命令的办法作为管理经济的主要办法，急于缩小集体农庄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了全民所有制，搞“一大二公”。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1956年）提出苏联“正在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苏共二十一大（1959年）上，赫鲁晓夫就宣布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苏共二十二大（1961年）通过了由赫鲁晓夫主持制定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党纲认为，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已经过渡到“建设共产主义时期”，并提出了望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在大会上，赫鲁晓夫亲口许诺，这一代的苏联人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甚至开出“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菜单以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农业产量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其结果是“七五计划”的大部分指标没有完成，陷入浮夸风，使经济陷入困境。在其他方面，国内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混乱现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批评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估价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和前景”。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即“建成论”）。这表明，在苏联长期存大的超越阶段的理论开始向接近实际方面前进了一步。基于这种理论，赫鲁晓夫时期急躁冒进、高指标的计划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了纠正。但是“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仍然有夸张和不切实际的因素，尤其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一段时间内把着眼点放在为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准备条件下，急于过渡的思想又有所抬头。一方面，理论上过分宣扬苏联社会主义的“发达”和“成熟”，夸大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处于徘徊状态，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科技的差距有所扩大。苏联政治经济的消极因素、薄弱环节和体制上的积弊都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粉饰掩盖下来。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体制日益僵化，缺乏生机和活力，愈来愈保守的勃列日涅夫不可能进行大胆的改革，甚至“改革”一词也不敢提了。1965年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时经常使用“改革”一词，但在1971年苏共24大后，就不准用了，改用“完善”一词。1984年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苏联的任务是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苏联正处于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起点论”。“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不是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补充。但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估价上，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第一，安德罗波夫承认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一再强调苏联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物质、社会和精神条件都不具备，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阶段，目前苏联仅处于这一阶段的“起点”；第二，强调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十分复杂，充满矛盾，强调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应该讲，“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又向客观实际方面迈了一大步。契尔年科上台后，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提法，并在理论上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指出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具有自己的各个阶段、自己的一贯性的任务和自己的各个时期，并阐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分若干个小阶段，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契尔年科把发达社会主义及其不断完善看作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并把这个时代的建设任务严格限制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从理论上清除了冒进倾向。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必须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改革”。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完善论）。为改变苏联经济落后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战略”。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高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又提出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认为目前苏联完善的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令人可惜的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碰壁后，匆忙转向政治改革，最后不是“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而是“抛弃”了苏联社会主义。
　　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将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起来，否定并排斥市场作用。在经济体制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不能适应7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步伐，也不能灵活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因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落差越来越大。例如，波罗地海三国与北欧几个国家、二战前处于同等的起跑线，但几十年过去了，彼此的距离越来越大。十月革命前，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居欧洲第五位，70年后则居欧洲的倒数几位。按美元等于1.3卢布折算，苏联职工月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18.8%。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长期落后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就会在与东西方对比中，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寻找新路时，一些苏联人又想当然的把经济模式和社会制度之间划了等号，把经济落后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苏联解体垮台，不是缺乏大炮和导弹，而是缺乏面包和黄油。
　　社会主义经济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但是，光有发展速度还不行，必须处理好积累与消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决不能以长期牺牲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代价。当然，从长远看，执政党搞不好经济必然要下台，但搞好经济也不一定就能保住政权；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社会公平处理得较好的国家，政局也可相对稳定。苏共执政期间，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工业、科技和国防实力而言，苏联曾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苏共并没有解决好经济发展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重积累、轻消费，重军备、轻民用，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实力，80%的工业与军工有关，在与美国展开的军备竞赛中军费开支过重，忽视了农业和其他各种民用工业的发展，使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长此以往，人民群众对现行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虽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并未触动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式。戈尔巴乔夫向西方大举借债，落入了“债务的陷阱”（1985年苏联外债为250亿美元，1991年则为1200亿美元），为90年代的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1991年苏联不得不宣布停止偿还1991年的贷款本金。这加剧了社会动荡，进一步降低了党的威信，政治反对派乘机兴风作浪。
　　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经济是基础，“发展是硬道理”。经济上不去，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就难以抵制。苏联出问题，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几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还摆脱不了“短缺经济”的困扰，人民长期过紧日子，从而造成民众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羡慕西方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
　　六，必须高度重视并慎重稳妥地处理民族问题
　　沙皇俄国是个民族大监狱，历史上的民族积怨甚深，潜伏着巨大的离心力。据此，列宁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自由联合、建成统一的不分民族的共产党等思想，教好的解决了民族问题。列宁之后，苏共在民族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一是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民族进程等同于社会进程，片面强调民族融合的趋势。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是个自愿自然和长期的过程，人为的加速，会适得其反。苏联一方面刻意粉饰太平，掩盖矛盾，另一方面，用阶级斗争解决民族矛盾，结果更加深了民族积怨。
　　二是只反地方民族主义，不反大俄罗斯主义，助长了大俄罗斯主义的滋长，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压抑感。在肃反运动中清洗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卫国战争中有的民族被强行迁移，人为地造成了更深的民族隔阂。
　　三是强制少数民族地区搞单一经济，人为地“拉平”地区差距。不能根据各自的特点，建立相应的经济部门，形成适宜的经济体系。结果，不仅严重损害了民族共和国的经济利益，滋长了不满情绪，而且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经济发达地区民族的怨言，俄罗斯人就说“我们总不能一直充当奶牛”。
　　四是以长官意志代替民族特征作为民族地区归属划分的依据。在苏联，各民族构成体的边界，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划分，不是由各方协商决定的，而是由中央划定的行政界线，这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五是未能解决好中央和地方民族的关系。一方面中央权力过分集中，使地方和各民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束缚，引起地方民族的不满；另一方面，又盲目地迁就一些地方民族的过分要求，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泛滥。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固执地认为主要危险来自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保守派”，漠视激进民主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对于苏共苏联的主要危险，使对待民族问题的方针一错再错，造成了事与愿违的后果。
　　七、共产党必须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削弱、放弃党对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的绝对领导等于自毁长城
　　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坚强柱石，西方反共势力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突破口之一，是离间党与军队的关系。历史上，苏联国家一直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但80年代中后期逐渐放弃了这一原则，军队“非党化”、“国家化”的言论此起彼伏，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军队和强力机关大肆泛滥，党与军队关系逐渐疏远，对军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急剧下降。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决议虽然坚持在军队中保留党的基层组织，反对军队“非政治化”，但却将军队政治机关由党的机构变为国家机构，只负责军队的教育、文化和行政工作，不再有指挥权，以后又规定：“苏联共产党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同时允许其他政党按平等“竞争原则”在军内活动，从而削弱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此外，戈尔巴乔夫贸然启动的军事改革加剧了军内分化，为民主派和民族分裂分子在军队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对单方面裁军缺乏周密考虑，造成军人安置困难；在推行“公开性”，“民主化”时放任媒体对军队攻击，恶化了军民关系。在“8&19”事件中，军队一片混乱，有的采取消极态度，有的拒绝服从命令，有的倒戈。
　　八、必须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
　　和平演变战略是国际敌对势力在二战后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加速了苏联共产党的垮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不仅是苏东长期积累的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长期干涉、渗透、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果。彼得&施魏策尔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曾作为专家参与策划美国瓦解别国的秘密战略。他在《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1996年出版）一书中详细叙述了美国为实现搞垮苏联的战略而从四个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和行动：一是以隐蔽手段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给予财政、情报和后勤方面的支持，以确保反对派在苏联控制下的华约的心脏地带得以生存；二是对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提供财政与军事援助，并且极力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对其内部稳定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三是千方百计压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减少苏联的硬通货收入，使其难于摆脱财政困境；四是对苏联进行技术封锁，以便在与苏联进行技术竞赛过程中保持领先地位和消耗苏联的财力。他在该书的序言中露骨地说道：“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的案子而不考虑谋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戈尔巴乔夫执政7年间一直担任美国驻苏大使馆大使的马特洛克，在他撰写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承认，并具体记述了西方是怎样挑拨苏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怎样鼓励、帮助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乌克兰、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开展民族分立主义活动的，特别是在“18．19”事件期间，他们是如何帮助叶利钦打败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在戈尔巴乔夫推行议会代表竞选期间，他们是如何帮助激进民主派战胜对手而当选的，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怎样以种种利诱手段促使戈尔巴乔夫成为西方颠覆苏联的最得力的政治工具的，以至苏联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的领导地位的条文。总之，在整个苏共苏联演变、解体过程中，无不打上了西方敌对势力从未间断地进行和平策反的烙印。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诱导下，一步一步地让出阵地，交出政权，走向毁灭的。这一点，从苏联剧变后西方大国对一些前苏联政治家的回报中也可以看出。　
　　九、共产党必须处理好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
　　革命前，俄国都是落后的农民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农民问题自然是最重要的课题。列宁认为农民问题
“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列宁晚年，提出了利用合作社改造农民的设想：第一，承认农民对个人利益、私人买卖利益的关心，把农民的个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第二，要把合作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第三，在合作化中贯彻自愿原则，使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第四，使全体居民参加合作社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决不能急躁冒进，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只能靠成功的典型示范；第五，提调农民文化水平是顺利推行合作化不可缺少的条件。1921年10月，列宁听取了一国营农场场长叶梅利杨诺夫的汇报后，严肃批评了当时土地改革中吃“大锅饭”、急躁冒进、侵吞公共财产和不会管理的现象。他指出：“一方面是侵吞，另一方面是不会工作”，“我们这里性急的人很多”，“即使在一块很好的土地上也会长出杂草”，
“就会把事情弄糟，以至丧失一切”。
　　列宁之后，斯大林过早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匆忙地推行全盘集体化运动，实行国家对集体农庄和庄员的全面控制。农民成为农庄庄员后，地位低下，处处受控，极度不满，普遍消极怠工。斯大林创建的集体农庄制度虽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调整改革，但基本状况未变。长期积累的农民问题得不到解决，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造成农业长期落后并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粮食和肉类的产量仍停留在沙皇时代的水平。
　　第二，妨碍了人的素质的提高。庄员受到严格的控制，自由加入和退出农庄只是无法兑现的一纸规定，庄员连到城市去都需事先得到领导批准。庄员长期生活在农庄这个封闭落后的狭小天地里，思想保守，自私心理严重，习惯于服从命令，安于因循守旧，缺乏竞争勇气和上进的动力，对政治和国家大事不关心，但在某种情况下又十分偏激，容易被人利用。
　　第三，使国家难以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统一体，使中央权力在许多地方被割断。一些人把自己管辖地区视为领地封邑，横行霸道，实行家长统治，这造成民众的不满，危机四伏。
　　在苏联剧变中，凡是在居民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即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共产党失败的得最惨重。这不是偶然的。首先，在理论上始终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例如，把革命前的知识分子，统统称之为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知识分子”，始终不承认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主义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在政治上，知识分子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在历次政治清洗和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首先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第三，知识分子一直缺少发挥他们积极性和创造性所必须的宽松环境，不敢进行自由的理论研究。第四，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抹杀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知识分子的待遇相对地越来越低，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知识分子身上被扭曲得最严重。
　　长斯积累下来的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最后虽然没有导致火山爆发，却在人民的冷漠中葬送了社会主义苏联。可以说，苏维埃政权得于农民和知识分子，而在相当程度上又失于农民和知识分子。
　　十、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并得到人民拥护的外交政策
　　苏联的崩溃，主要是对内政策失误造成的。对外政策的失误，加重了对内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困难，是苏联最后走向崩溃的催化剂。苏联对外政策的要害，是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和大党主义。
　　斯大林的外交，是以捍卫和扩展苏联国家利益为主轴的，他“支持”世界革命主要表现为苏联的直接干预和插手，常常以实力为后盾，牺牲弱者利益为代价。还有，把兄弟党、兄弟国变成父子党、父子国。一些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要有莫斯科指定。更有甚者，同帝国主义共同瓜分势力范围，如1939年苏德共同瓜分波兰和苏联强吞波罗地海三国，1945年同苏联达成瓜分战后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在苏南冲突中，把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国际。　
　　赫鲁晓夫执政后，对西方则强调“缓和”。但他并没有放弃“老子党”和大国霸权主义思想，仍然试图用各种办法以致靠强权控制各社会主义国家。如对东欧国家改革的干预、对中国的施压和孤立。
　　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苏联对外政策更向“左”摆，变本加厉地贯彻“老子党”和大国霸权主义思想。他对中国加强军事压力，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导致中苏关系更加紧张，甚至在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他干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政，1968年纠集某些东欧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阻止那里的改革，引起各国更强烈的反对，使苏联更加孤立。勃列日涅夫的“进攻”行动，使一度有所缓解解的东西方冷战重新激烈起来，并发展成为苏美之间一场规模空前的高技术领域的军备竞赛。勃列日涅夫的对外进攻性战略，不仅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使苏联国内经济为庞大军费开支和援外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耗尽了国力，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加深了人民的不满，从而加速了苏联的衰败。苏联方面承认，它为了同美国对抗，费去了7000亿卢布；为了同中国对抗，花费了2000亿卢布；为了进行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是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擅自决定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先一无所知），花费了数百亿卢布。这些花费，加重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加深了人民的不满，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用“新思维”解决苏联大国霸权主义、大党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是他的许多措施缺乏慎重思考和周密的布置，过于简单、草率和天真，过高估计了西方政治家的真诚，过低估计了国际政治丛林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结果问题一发而不可收拾。
　　总之，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教训惨痛而又深刻，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如果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对照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的教训，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剖析苏东剧变的利器。换句话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历史王朝兴亡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透彻把握，是对现实情势特别是转型中的中国的深刻变化的准确洞悉，是以世界眼光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登高远眺。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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