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文彬：论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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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文彬：论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作者：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 17:13:04
　　[摘 要] 鲁迅是现代小说鼻祖，人物形象构建是后世作家创作的源泉。通过悲悯的人物形象，对国民精神奴役和心灵创伤的揭露；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意在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以达到唤醒群众，启迪心志，更新观念，振兴民族的思想文化启蒙的目的。
　　[关键词] 鲁迅 小说 　　　　　　　　　　　　　
Lu xun's novels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series 　　
　　[pick to] lu xun is the ancestor of modern novels, the figure later writers construction is a source of creation. Through the sympathy of the national spirit character image, the Revelations of en And the criticism to the national quality to cause social "LiaoJiu attention" to awaken the masses, enlightened mind, renew the idea,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the nation cultural enlightenment purpose
　　鲁迅是文学艺术的巨匠，更是思想的巨人。鲁迅作品总是奏响时代的最强音，折射出灿烂的光辉。鲁迅说过我也并没有把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鲁迅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从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阻碍社会进步中，感悟到了新文化启蒙的价值。在“为人生”的文学思想指导下，鲁迅把小说创作视为能够为唤醒群众麻木的灵魂，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的工具。通过悲悯的人物形象，来对国民精神奴役和心灵创伤的揭露；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意在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以达到启迪心志，更新观念，振兴民族的思想文化启蒙的目的。
　　一 封建时代的悲歌－－农民形象
&　　鲁迅小说再现了旧中国农民的现状，反映了中国农民苦难的生活。启示人们勇敢地摧毁这个无情的社会，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情怀，道出一曲悲歌。
　　（一）窘迫而麻木的农民形象
　　《故乡》中，润土的形象给无数的读者生命的震动，引起对那个时代的反思。三十年前的一个天真烂漫，朝气蓬勃的小“英雄”，而今完全变成了一个迟钝以至于麻木的木偶人了。“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做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做声。”断断续续地诉说后只是沉默，吸烟，只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劳动力不少，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生活非常难，种出来的东西，“挑去卖”，而折本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苛捐杂税太多，剥削太重。说不明来龙去脉的苦，只是往肚子里咽。“多子，饥荒，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一句深沉的感叹，就把压在润土身上的大山全包容了。
　　封建等级观念和迷信思想，造成润土精神上的麻木与落后。少年时与“我”友好相处，有着深厚感情，并亲热地叫“我”为“迅哥儿”的润土，在二十年后却十分隔膜起来，十分木纳而且沉默：“他站住了，脸上显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到：‘老爷’”。还拉着儿子水生规规矩矩地“给老爷磕头”。这是我不愿意的，而润土却坚持要遵照这一传统观念来行事，并且传给下一代。可见，封建等级观念已深深扎根于这个被压迫农民的思想中了。封建的迷信思想，使他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像上。润土在述说自己的凄苦时，没有一点反抗的表示。在“我”搬家后，润土除了挑选桌椅抬称和草灰肥料外，还选中了一副看似无实用价值的香炉和烛台。而在润土眼中，香炉和烛台可以改变他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希望通过“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痛苦。桌椅抬称，是农村生活中所必须使用的劳动工具，他依然准备在贫穷的乡村中过着低下的生活；世道不太平，就可以摆起香炉和烛台来供奉，以求“神灵”来保佑他奴隶般的生活过得安稳些。润土就是这样麻木，墨守陈规，相信鬼神才是主宰自己命运的落后农民形象。
　　通过人物描写，表现鲁迅对农民的一种迫切希望，希望他们从政治，经济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向着一种新的，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去寻找幸福。
　　《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制度压迫而精神被扭曲变形的破产农民典型。鲁迅指出：“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实际所经历的不过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阿Q就是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使阿Q在经济上没有独立的权力，而过着一种奴隶般的生活。在政治上，阿Q受尽地主阶级的残酷迫害，毫无权利。有一次，因为说自己姓赵，并且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横遭恶骂和毒打：“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他没有家，常年寄宿在土谷祠里，处处遇到的都是禁止与迫害，不准他姓赵，不准恋爱，不准参加革命，最后却无辜的走上刑场，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喜剧性情节的人物，而走向了悲剧的结局。在与假洋鬼子，王胡，小D等一般闲人的冲突中，也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在经济上，阿Q受到惨重的压榨和剥削。除了“一条万万脱不得的短裤”外，一无所有。只好帮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四处流浪。“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农民典型。
　　封建等级观念使阿Q在精神上形成了麻木，落后的性格弱点。在封建制度的毒害下，形成了他自轻自贱的自我安慰，即“精神上永远是胜利的”奴性性格。尽管他一贫如洗，却又十分满足于“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的话来自我安慰。他三十多岁了，仍是单身，却说“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了！”之类的话。当人们嘲笑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甚至斥骂说“你还不配！”。当他被闲人痛打的时候，就在心里设想为“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心满意足地感到自己获得了胜利。当人们逼着他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生”时，他甚至自轻自贱地承认自己是“虫豸”。在这样的屈辱中，竟又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当阿Q在赌场上输光的时候，顿时感到了失败的痛苦。但立刻又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打了两个嘴巴，感到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心满意足地躺下了。阿Q就是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时就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的典型。在强者面前，他自甘受辱，然而在弱者面前，他又竭力欺侮。欺侮比他更弱的尼姑。阿Q在遭到假洋鬼子的毒打之后，便把屈辱的愤概发泄在小尼姑身上，摸着她新剃的头皮，叫她“秃儿”，并呆笑着说“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在众人的笑声中，阿Q便觉得自己的功勋又得到了赏识，于是更加放肆地调戏小尼姑。
　　鲁迅指出：“在停滞和腐败的封建社会中，必然会出现‘国民性的堕落’，形成了不少‘国民的劣根性’。阿Q 的“精神胜利法”和“欺软怕硬”的奴性性格，正是这种制度下的产物。
　　通过对润土和阿Q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形成农民麻木、健忘、自欺欺人的奴性性格的根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社会的阶级矛盾。
　　（二）苦难受害者的女性农民形象
　　鲁迅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是受压迫，受歧视，没有社会地位的。而祥林嫂正是这样制度下的产物。
　　夫权的镇压，悲剧人生的开始。祥林嫂被迫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也是很正常的事，在封建社会，娶一个媳妇就是娶一个劳动力。然而丈夫的去世，标志着他就像一件商品那样可以被自由转让，为了摆脱被人摆布的命运，于是逃到鲁镇去做工。然而夫权的强大势力，在人们心里已根深蒂固，没有人敢站出来阻止。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被婆婆抓回后，又被卖到深山里，经过强烈的反抗也无济于事。儿子阿毛的诞生，使他的生活暂时有了依靠，然而命运又一次作弄，丧夫失子的痛苦，使她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封建社会里，如果一个女人失去了男人之后，是没有独立存在的权利的。族权使她没有立锥之地，接踵而来的就是大伯的收屋，赶她出门。求生的欲望使她第二次来到鲁镇帮工，她面对的是政权的强大打击，被视为“不详之物”，“伤风败俗”之类，不准参与祭祀，这对她无疑是致命的打击。精神的彻底崩溃，使她变得有些失常。
　　祥林嫂死于封建的阶级剥削与压迫，特别是封建精神枷锁的折磨。而好心同情她的柳妈和普通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了在精神上摧残她的帮凶。她曾多次向人们诉说儿子被狼吃的经历，渐渐人们脸上也失却了刺激的关注。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又冷又尖，我们没有再开口的必要了。而“善女人”柳妈，用流行的迷信思想来迷惑她。这使得一个无知的农村妇女花了大半积蓄来捐门槛。然而社会对她的仍是歧视，不准动祭祀，这给她精神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热闹的祝福声中死去。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缠绕着她；关于魂灵的有无。对于一个无知的妇女来说，生前没有给她生存的权利，死后即把希望寄托在阴间。即当她虔诚地向佛教忏悔之后，鲁四老爷还是不准她动祭器，于是一句关于魂灵有无的启发便展现于眼前：封建的卫道者势力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幌子，几句咒骂的语言，就深刻的道出一个道貌岸然的外表下掩藏着虚伪、冷酷、自私、残暴的本性。 祥林嫂悲剧的深刻性表现在她想做奴隶而不得，更表现在封建的传统观念作为一把有形与无形的匕首对她的扼杀。“几千年的封建等级观念与制度，规定了人的大小、贵贱、上下，而妇女是处在这种制度的最下层的被人凌虐的受害者。
　　《明天》中的主人公单四嫂子是死了丈夫的寡妇，与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但是唯一的儿子也离她而去。是一个下层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造成她悲剧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封建节烈观和封建神权。鲁迅指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贞洁励天下”的封建节烈观，乃是所谓的“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欲要女人守节”的思想反映。单四嫂子就是在这种制度下的受害者。封建节烈观使她安于现状，与唯一的儿子过着艰苦的生活。可以说，在封建社会，她是个很符合道德规范的“节妇”：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界定说，大约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她便节得愈好。
　　单四嫂子在两年前死了丈夫，只有唯一的儿子，在生活上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她并没有改嫁的意思。她唯一的生产资料就是有一辆纺车，每天过着超负荷的劳动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如此凄惨的生活也未能压碎单四嫂子的心，是因为在她的心中还有着“明天”的希望。这明天就是她三岁的宝儿。更何况天真幼稚的宝儿对她说：“妈！爹卖混沌，我长大了也卖混沌，卖许多钱――我都给你。”从儿子那天真可人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幸福。无疑，这给了单四嫂子心灵上极大的安慰。也只有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她才能“享受”到。儿子就是她一生的希望。这大约与封建节烈观的“夫死从子”的思想有很大联系吧。将儿子养大成人就是她的心愿，她的自豪。单四嫂子当然不会去想“再嫁”“发财”之类的事，节妇最大的希望是子嗣的“孝”。然而天真的宝儿许她以“孝”心，这给生活上极其拮据的她无疑是莫大的补偿和安慰。“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从这一点上看，单四嫂子是封建节烈观中“节得愈好”中的一个。正是这种节烈观使她安于现状，没有任何反抗和要求。唯一的希望就是唯一的儿。
　　而封建神权的扼杀，使她这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没有了。夺去宝儿生命的是疾病，更是代表着封建迷信的神权。这是一群“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伙”在单四嫂子心中塑起的一座神像。宝儿生病以后，她就四处求神拜佛，希望用顶礼膜拜来恳求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她儿子的性命。单四嫂子所求的神签，一个个都是上上签，所还的愿都是最虔诚的誓愿。昼宇中悬挂的也写着“诚则灵”的匾额。而单四嫂子得到的结果却是“诚则不灵”。吃过“单方”之后，宝儿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一天天加重。封建迷信塑立的一座座偶像，使愚民们像吸食鸦片一样对它顶立膜拜，于是把逢凶化吉的命运交给神像和神道之中。单四嫂子就是这样的愚民，对此，她深信不疑。正如《祝福》里的祥林嫂一样，以为虔诚地捐了门槛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封建传统礼教只不过是用来杀人的幌子，使相信这种“信念”的人们，不知不觉中掉进了“杀人团”的陷阱。转离求其次，求医。当单四嫂子虔诚地许下愿，抽了签后，宝儿的病仍一天天加重。“神”的偶像在她的意识中出现了暂时的动摇。“在她的面前只有去诊何小仙这一条路了”――又是唯一的一条路。为了抢救儿子的性命，保住自己唯一的希望，单四嫂子不惜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塞进口袋，去求医问药了。何小仙在诊脉的“指甲足有四寸多长”，标志着他是一个医术高明的神医，其实又是一个杀人团伙的帮凶。而在“单四嫂子的心里却暗暗纳罕，计算宝儿的命该有救了。”指甲长，尚且代表着他不同凡响，一定是得道的高医。这只手定能逢凶化吉，挽救宝儿于危难边际。可是这位小仙的回答玄而又玄。像单四嫂子这样粗笨女人是不会理解的。她急切地问心中这位偶像――“活菩萨”：“不妨事了么？他……”，得到的却是“先吃两贴”，似是而非的回答。最后，干脆闭上眼睛菩萨般彻底不语了。宝儿的病可想而知，又是一个被“无意识”的杀人团伙吞噬的对象。而单四嫂子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毫无光明的明天。孤苦一生的单四嫂子，只有坐在太大，太静，太空的屋子里，想着孩子生前的情景，渴望在梦中见到她的宝儿。
　　封建节烈观使她没有享受到人类所应当享受的正当权益，过着极苦，极难的生活。封建神权使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膜拜之中。使她最终过着悲惨的生活。在单四嫂子身上更多的是等待与顺从，幻想着“明天”会更好。
　　（三）自私，冷漠的地主阶级农民形象
　　《祝福》中，鲁四老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传统的观点认为鲁四老爷是一个自私，冷漠，封建卫道者；甚至被看做是逼死祥林嫂的刽子手。鲁四老爷在本文中到底是代表那个阶层？对祥林嫂的死要付多大的责任？要对文章进一步的剖析，从他的语言以及动作对他进行认识。
　　在本文中，开篇作者描写的第一个场景就是“我”回到鲁镇后前往鲁四老爷家情景。在这个场景中，作者写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又“大骂新党和康有为”。整篇小说作者没有描写过鲁四老爷的外貌，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但从这段话中看得出，鲁四老爷具有旧社会普遍的传统老学究的摸样，表面上是斯文儒雅，又自命清高。其实本文写于1924年，康有为的政治时期早过了，离辛亥革命也过了十几年。鲁四老爷大骂新党和康有为只能表明他要装做关心国事，其实并不了解。又表现他思想的迂腐守旧，连康有为的思想都难以接受，那么孙中山的理论更无法理解。这样短短几句话，一个活生生的形象跃然纸上。
　　接下去则是对鲁四老爷书房的描写：“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这段十分细致的描写则集中进一步体现了鲁四老爷的的身份，爱好以及立场。书房里的两本书都是宋代理学的入门书，一幅对联也是出自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文章。但是似乎陈抟老祖的“寿”字在这儿有些不合时宜，陈抟老祖是科举不中而去做道士的，好象和书房的气氛格格不入。这恰恰却可以看出“道学先生”鲁四老爷的另一面，他在内心也有渴望退隐长寿的生活情趣。并非是完全的讲理学的老监生，也为后文他对祥林嫂的忌讳埋下了伏笔，既有对寡妇的厌恶，也有她“克夫克子”的迷信思想。
　　祥林嫂死的时候，鲁四老爷高声的说过：“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作者开始时以为骂的是自己，还诧异过，不安过，可见这话骂的还是很凶的。鲁四老爷因为恰好祝福时节，祥林嫂偏偏在这会儿死了，所以心中很是愤恨。把他的迷信，忌讳甚至尖刻的性格再次表现出来。 　　鲁四老爷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村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讲理学”且具有“监生”的身份，是个封建文化浸淫颇深的人。在小说中，他那为数不多的话语十分令人震惊，典型代表就是两个“可恶”“然而”。祥林嫂首次到鲁家做工，中途被婆家劫走后，鲁四老爷说了第一个“可恶！然而……”。区区四个字，即道出了其冷酷、自私及以封建卫道士自居的性格内涵。说“可恶”，主要是恨祥林嫂的婆家劫她回去有损自己的家门体面及尊严；说“然而……”，是其一转念觉得在妇女“出嫁从夫”的礼法面前又无话可说：婆家将她弄回合乎礼法。第二个“可恶”“然而”是分两次说的。完成了劫持任务，卫老婆子来鲁家“说说清楚”了。她还未开口，鲁四老爷先甩出了个“可恶”。这两个字显然是对着她来的：骂她既当“介绍人”又当劫持者的鄙污，憎她介绍“逃妇”来又合伙劫其去，败坏了自己的门风。“然而”是在卫老婆子道歉，又讲了一大堆好话后说的。这时鲁四老爷心里已然是无可奈何的态度，于情于理这桩事也符合封建法度。只要再荐一个好的，也无所谓了。应该说，这两个“可恶”“然而”是本文中画龙点睛的妙笔。看似两次简单的八个字，能集中体现鲁四老爷面对事件冲突时的心理活动，揭示性格本质。有中小地主的对家门面子的维护的虚荣，也有知道祥林嫂被抓而只扫自家门前雪的冷漠，还有对所谓的封建法度的奴顺和卫护等种种特征。
　　在祥林嫂死的过程中，鲁四老爷因她是寡妇而嫌弃她无疑是精神方面的主要原因。从他前后两次都皱眉，后一次更变本加历是因为她做了第二次寡妇而让四嫂禁止她参加祭祀活动。由此本文中四嫂的各种语言，动作，神态可以清楚地看到鲁四老爷的影子。四嫂其实是鲁四老爷的传话筒，只是做了和说了鲁四老爷想做和想说的话和事情。这样，鲁四老爷有了更饱满的形象。
　　由此可见，鲁四老爷的确是自私，冷漠，是封建卫道者。但本小说主要还是为了突出整个鲁镇人的无意识感，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对祥林嫂的死负有责任。把鲁四老爷一个人看做是致于死地的凶手是不恰当的。通过分析，鲁四老爷应该只是一个小地主，在祥林嫂被其婆婆掳走后，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午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可见鲁四并不“阔绰”。而自私，冷漠，好议人长短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普遍的庸俗，在祥林嫂的再嫁中他也发表了他的意见，唯恐给自己带来晦运，可是，这样的迷信思想吗我们现在的人也普遍存在？这种思想应该受到批判是无可非议的，鲁四老爷有这当时社会的局限性。的确，鲁四老爷是鲁迅先生的笔下极力打击和批判的对象，他的自私冷漠令人发指。可他既没有克扣祥林嫂的工钱，也没有打骂祥林嫂，祥林嫂的婆婆把她抓回去作为商品换回儿媳时，他甚至觉得“可恶”。如果说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悲剧命运起了毁灭性的作用”那么就太过分了。鲁四老爷毕竟是一个更为冷血的“看客”罢了。他还是属于中下地主阶级，和祥林嫂是雇佣关系，除了有嫌弃她的表现，也并无封建经济和自由剥削，不能称他为刽子手。只是他的自私冷漠在他身上体现集中一点，而与祥林嫂同一阶层的柳妈才更可悲可恨。鲁四老爷是一个缩影，只是我们批判封建文化的一个对象。
　　二 挣扎无奈的灵魂－－知识份子形象 　　
　　知识分子是鲁迅小说重要的描写对象，作者亲身经历了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变化，对各类知识分子做过深刻的观察，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他们历史进步作用，一方面演示了他们精神的痛苦和自身的危机。下面我们走进鲁迅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封建科举制毒害的知识份子形象
　　《孔已己》和《白光》揭露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但又各具特色。科举制度的毒害使孔乙己形成了苟活、爱面子的性格弱点。孔乙己是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无身份，无地位，整日只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然而总又想保持读书人的身份，在酒店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是一个十年寒窗，却“终于没有进学”的老童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科举思想，使他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习惯和自恃清高的迂腐思想。轻视劳动，不愿意劳动，四体不勤，逐渐便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不劳动，标志着生活没有物质保障，“君子固穷的德行，哪怕饿到将要讨饭的地步，也不愿意撒下读书人的身份，抛头露面，于是就形成了偷盗的恶习,同时处处以读书人的言行保持旧家子弟的臭架子。满口“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之类的话。当他因偷盗而被讥笑的时候，也引用“君子固穷”的话来自我诓慰。当有人问“孔乙己，你当真识字么？”孔乙己就会“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逼问和指教小伙计写不合实用的“回”字的四种写法，以此来卖弄自己的学识和身份，还向那些来要茴香豆的孩子说“多乎哉，不多也”的陈腐语气回答,显示出身受科举制度的毒害。
　　如果说孔乙己是一个潦倒的知识分子，他的遭遇使人感到心灵的震撼而刺痛，那么陈士成则是一个疯狂的老童声。使人看到的是一个追求发财梦而不能的拜金主义者，在他身上充满了铜臭味，使人感到恶心，痛心。
　　他也是一个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旧式知识分子。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又有着本质的不同：狂人是一个清醒的反封建战士，而陈士成却是一个真正的疯狂幻想家。在作者笔下，想揭露的不仅是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而且对人物主观上的堕落也是一种否定。他一生的梦想就是通过科举致士的道路爬到上层去实现自己升官发财，荣华富贵的美梦。在封建社会里，如果一个人中了举，那他就能平步青云，有美好的前程在面前。正如陈士城所幻想的那样：“捐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都千方百计地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要清高可以作官，否则不如谋外放。”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极大诱惑力的影响，所以心中对美好梦想的渴望欲强烈。然而，残酷的的现实却无情的撕碎了那颗充满狂热的心。科举制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于笼络知识分子的一个手段而已，当这个美丽的梦无法实现的时候，结果也只能像他这样。
　　当科举致士的美梦彻底毁灭之后，对财富的热烈追求使他最终走向了灭亡。当榜上无名的时候，于是另外一种美丽的发财梦在他的心里诞生了，那就是祖上留下来的埋藏在房子下面的金银财宝。一场惊心动魄的伟大行动付诸实施了，坚受住落榜的沉重打击，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幻觉和幻听，而没有人来分解他的悲痛，在漆黑的夜晚，只有一道闪亮的白光指引着他走向了宝藏的地方：在如饥似渴的强烈驱使下，散发出一种兽性的冲动，使他陡然似“狮子似”的勇猛。第二个强烈的刺激，宝藏的落空，几乎使他精神失去控制，白光怂恿他去“山中探宝”，万流湖里的月光又引诱他去“水中捞月”，使他终于由一个癫狂而向灭亡。在这里，作者要强烈控诉的是封建教育制度是怎样在摧残一个人的灵魂，将一个有着美好追求的上进青年送进了坟墓。这不仅是不合理的考试制度，而且也是对人性的摧残，使人的心灵遭到扭曲变形，而把升官发财看成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道路。
　　通过对这个具有典型形象的刻画，人物本身所具有的贪婪与丑恶达到了深刻的讽刺，同时，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对造成人物悲剧的那个社会阶级更是无情的批判。
　　（二） 封建守旧遗老的知识份子形象
　　《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是一个表面上装出一副“整理国史”的学者，而内心却是一个封建复古气息极浓的伪学者。作者用代表封建强大势力的贤良女校作为活动地点，是为了揭示这一人物的肮脏灵魂。这个曾作为反封建斗争成果的女子学校，没能经受住腐朽势力的反扑。作为女师大校长，在聘书的落款上公然表现出一股陈腐的复古气息，已变了原有的性质。教务长万瑶圃提倡迷信与复古，可见这是怎样一种束缚、腐蚀女学生们个性发展的强大机构。作为这一活动的中心人物，高干亭，可想而知，又是怎样一个铜嗅十足的复古者。他是一个不学无术，肚子里没有一点墨水的假道学者。在备课的途中，心里想到的是辞职的历史教员为何偏偏在这时候走了，讲课的内容为何在《东晋之兴亡》，而不在三国。全是他一窍不通的地方。他似乎博古通今，学惯中西，可实际上却错把高尔基当成是姓高名尔基，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高儿础，可见，他连起码的历史常识也没有。在课堂上，紧张得直冒汗，不敢看学生，偶尔偷偷瞟一眼“半屋子都是眼睛，还有许多等边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两个鼻孔，这些连成一气，竟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闪烁地汪洋地正冲着他的眼光。”这种穷形极相的描述，美丽而深刻的语言，把人物内心刻画得十分精致，人物虚伪的本质也一泻无余。同时在他的灵魂中又表现出鲜明的流氓性，他本是“吃、喝、嫖、赌”样样都做，却要到贤良女校去教书，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去看看女学生。在赌场上经常设下骗局骗钱。另外，他又是一个顽固的复古者，当他第一次去上课就出丑后，于是露出一副凶恶的面孔，对女学生发出严厉的咒骂。一系列人物的内心活动，充分暴露了他封建复古派的立场。
　　不学无术的骗子，灵魂肮脏的流氓，狡猾顽固的复古者，写出了高尔础真实的本来面貌。与此相雷同的是鲁迅的另一篇杰作《肥皂》。在作品中，作者也大力塑造了一个假道学家的形象，主人公四铭，是一个鼓吹“国粹”提倡“忠孝”，大力攻击新文学，维护旧道德的典型。是反改革派的代表。在戊戌变法的浪潮中，四铭曾做过“奉旨改良”派。但是，他的“维新”与“改良”的目的，并非为了革新。当学生们起来大谈“解放”“自由”的时候，四铭就拍案大怒，决定要“与周围的坏学生以及恶社会宣战”了。这个曾以“维新派”自居的四铭，眼看“五四”风暴来临时，就以“挡风墙”自居。这位“忠孝是大节”的国粹家，不信国粹的皂胰子，却要用洋货――香皂来满足他的邪念。他开口闭口骂“鬼子”，却又努力把儿子送进“中西折中”的学堂，其原因是这个学堂的英语课“专是‘口耳并重’的”。这就充分暴露了封建卫道者虚伪的本质。
　　通过对《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以及《肥皂》中的四铭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把代表着封建传统的假道学家们卑污低下的灵魂做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三）封建的破坏者，反抗者的知识份子形象
&　　《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中的猛士，觉醒的先驱者，理想的追求者和探索者。在浓重的封建势力笼罩的黑暗社会里，这种艺术形象的出现，就像点燃的火把，在黑夜中闪烁光芒。 　　狂人是一个真实的“迫害狂”患者，作为真狂者，狂人突出的心理特点是“恐惧”。他认为周围的人都想加害于他，现实变成了吃人的世界，“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凶暴残忍得像恶魔：“青面獠牙，抿着嘴笑”，“睁着怪眼睛”，“满眼凶光”,显示出吃人的神态,因此，对于四周的景象都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他们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吃人成了他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他见了月光的出现和赵家的狗的眼睛，便联想到先前的发昏和现在的怕得有理。他看见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开始，进而是街上的女人打儿子：“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眼睛却看着我。以为是要谋害他。接着是狼子村的佃户讲吃人心肝的事，从而得出一个推理：“他们会吃人，未必就不会吃我。”当狂人进一步联想“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的时候，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就是吃人者的匕首。吃人的判断正式在他的头脑中确定下来。当他翻开历史书，得到确切的旁证：“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从此，狂人这一反常的逻辑思维，得出许多荒谬的推理来：医生替他把脉，他认为是揣一揣肥瘠，认为医生是刽子手扮的，因这功劳，也分得一片肉吃；而医生对他哥哥说：“赶紧吃吧！”原意是指“赶紧吃药”，而他却又“发现”“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如此等等。这是一个迫害狂患者恐惧心理的具体表现。 　　狂人的另一个心理特征是“敏感”和“多疑”。这是一副“心造”之“境”。如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和那间黑沉沉的小屋，都是狂人想象中的情景。年轻人的“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我点头”，他是“忽然来了”，等“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显然，这是狂人冥想中的一种情景，“我”与“一个人”之争，实际上是狂人的自我思辩。至于那间“黑沉沉”的“屋子”，虽然是实际存在的，但也是一间变了形的小屋，那“横梁和椽子”，直“发抖”，又“大起来”了，沉重地“堆在我身上”，“要我死”，要我死就是他的意思……这些都是狂人变态心理的自我表现，同时，主人公那颗极度受恐惧而颤抖的心，就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上，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那些想要合伙吃我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愤怒与同情。在二十年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酒水揣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在病中，他也诘责道；“从来如此，便对么？”当他觉得吃人是一件残忍的事，于是真心诚意去劝转。“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从“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联想，到“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和“救救孩子”的呼喊，异常清醒地表现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向往。
　　从象征主义的角度看，通过狂人的形象，象征了一种思想，是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我”是一个通晓古今历史的变乱兴亡，深知科学知识的现代人。在探究生命的悲剧命运的时候，把他与一个现代中国人的生命，放在与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对立中去表现。“一路上的人”相，引起“我”去想，想起这些，“晚上总是睡不着”，经过研究，那些想害我的人，也都是受害者。再一研究，才明白：“古来时常吃人”，历史上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地睁着怪眼睛看我。――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总之，人的生存与仁义道德处于十分尖锐的矛盾当中，传统礼教窒息着人性的发展，愚昧和迷信扼杀人们，呼唤“新的生命”为“美好的人生”成了这一反封建的主题。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是一个觉醒的反抗者。作为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较早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害的一代觉醒知识分子。在行动上表现出勇敢坚决的鲜明态度：青年时候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甚至还和别人吵架打起来。在思想上，勇于向传统文化进攻：他不但在课堂上宣讲“ABCD”之类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新兴社会科学知识，借以抵制、取代“子曰诗云”等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而且认识到向群众进行思想启蒙，有利于消除传统文化对下层民众的毒害，以及对改革运动的重要意义；他不但热心于教学内容，社会意识等局部的改革，而且自觉地探求从总体上改革中国的方法。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表现出一种敏捷精悍，都透射出一种“射人的光来”。
　　封建传统文化的强大势力，使吕纬甫最终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变得消极颓唐了。他不再讲“ABCD”之类了，开始按照传统文化的路数在别人家教一些“子曰诗云”的旧学。在失败颓唐的进程中，他做了两件毫无意义的“大事”；一是按照母亲的心愿，千里迢迢为死去多年的弟弟迁葬，然而在骨骼、头发、衣服都找不到的情形下，包一包黄土装进棺材，以骗取怀旧的迷信和母亲的安心；另一件事是为了母亲的意愿，从千里之外，带来一朵剪绒花送给隔壁家船夫的姑娘。但这位姑娘早已在封建礼教的毒害下含恨死去。他没有思考姑娘死去的原因，而是把它送给她的妹妹。做了等于没做。他把自己的人生道路比喻为蜂子或蝇子，原先“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临别的时候，他说：“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预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最后一分……”。这就是一个在改革的浪潮中，一遇到挫折，就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过日子，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时代知识分子。一个从战士到俘虏，从进取到颓唐的失败的反抗者形象。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也是一个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战士。他接受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和新思想的洗礼，有比一般民众较多的自觉自主意识。他对旧中国的传统黑暗强烈不满，经常做些无所顾忌的言论和行动，来对封建意识和习惯势力进行抗争，对宗法社会里的制度和习俗表示极大的轻蔑和愤概。
　　现实面前，他失败了，颓唐了，于是采取了“骄傲”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这个社会进行报复和反抗。他以八十元的月薪，当了军阀部队一名师长的顾问，也是他向“公众”复仇的一种方式。从此，他“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连用八个“新”来形容自己“新”的生活。这是一种对敌人“玩世不恭”的反抗。然而面对死亡，他并不畏惧，临死的时候，嘴唇边还挂着冰冷的微笑，似在嘲笑活着的人，也在“冷笑这可笑的死尸”。在肉体上，魏连殳消亡了，但是在精神上，他却永远胜利了。另外如：在为祖母送殓的时候，族长们都以为“这个吃洋教头”的新党，关于一切丧葬仪式。一定要改改新花样的，所以早就聚议定当，定下了三个条件，要他必行。于是人们都咽着唾沫，准备看戏。以为一定会有一翻奇异的争斗的。不料，魏连殳面对众人的挑衅却以一句“都可以的”收场，使围观的人大失所望，一切都“照旧”了。但人们还是惊异和不满，那是因为魏连殳还没有“哭”。在送殓时，他“始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大殓已完，在不该哭的时候，他却失声长嚎。这痛苦的嚎叫像旷野中一匹受伤的狼，“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他要用这哭声来反抗族人们对他的逼迫，来反抗这个不合理的旧制度。鲁迅在《那娜走后怎样》里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到是疗救。正无须震撼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魏连殳就是这样一个以无戏可看的方法来回报那些无聊的看客。
　　通过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的描写，生动的再现了时代悲凉，知识分子的无奈。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选择和不同结局。从中看到知识分子承担的历史使命，这也决定了他们注定的悲剧命运。
　　鲁迅创作，《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总共几十来篇，字数加起来还不如一部中等长度的长篇小说。鲁迅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其中涉及的人物形象却不少。鲁迅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这些小说人物，可以穿透时间与空间的帷幕，涵盖广阔的社会内容，从遥远的地方走到我们面前，使我们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躬身自省。
　　鲁迅文学之所以成为具有现代文学之祖，是基于人的觉醒和基于启蒙精神的展示。是对个性精神的肯定与民族自强的要求，是对国民愚昧状态的深刻揭露与沉痛反思，是对压迫群众的真挚关怀以及对个性主义、个性解放的深切呼唤。作为我国伟大的民族精神界之战士，他用高超的艺术技巧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把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显示了光辉灿烂的文学业绩，奠定了他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成为二十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语言大师，而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01）
　　[2]鲁 迅 《呐喊》 新华出版社[M]2002（01）
　　[3]鲁 迅 《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M] 2006（12）
　　[4]葛松超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J]作家研究 2007（08）
　　[5]白志坚 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C]集宁师专学报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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