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大决战渡江战役役讲话

渡江战役时,蒋介石为什么不放弃西北,把胡宗南军队调来守长江_历史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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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时,蒋介石为什么不放弃西北,把胡宗南军队调来守长江
当时中央军就剩下40万大军比较完整了。共军都打到长江了,呆在西北有什么用啊。这时候不是保地盘,而是保军队要紧。如果放弃西北,把的大部分部队调来守卫一线,肯定能给共军制造更大的麻烦。到有长达三个月的,足够调兵遣将了。而现实中是在守一带,中央军守南京至上海,结果是中央军顽强抵抗,而西北军不战而逃。
  一、胡宗南的出身和...
死の审判是团长 楼主的...
如果有那么高的行动力、执行力,令行禁止的话,就不会输那么惨。
谁肯让底盘让驻扎,还是?
如果守住了长江,李代总统还肯让位吗。
庆双“蛋”、赢战功、得好礼!
水水水 ~-------我随便一打就是十五个字不信你数
老蒋有那么差吗?历史上有守住长江的先例吗?全调长江以南死的更快
那时已经是桂系“李宗仁”的事了,老蒋已经下野
如果国民党守住长江,李宗仁在党国内部威望将大增,肯定不会让老蒋回来,长江以南将是桂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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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
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 历史话题 &|&提问者:网友&|&提问时间: 昨天 最完美的答案:题目;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后,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来年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结合抗战胜利后的有关史实说明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及你对这一历史转折点的认识。答案;(1)原因:①军事上: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国共兵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②政治上:中共领导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的斗争;③经济上: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和积极性。(2)转折点:①蒋介石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在1946夏,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947年夏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始战略反攻,后经三大战役,渡江战役,1949年4月占领南京,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②帝国主义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抗战胜利后,美国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企图独占中国,1947年解放军战略反攻后到1949年推翻国民党统治,消灭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其他参考答案:是指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建立根据地后,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开始转为战略反攻。?是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站稳脚跟后,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开始转为战略反攻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由鲁西南南渡黄天险,进入中原地区,将战争引入国统区,揭开我军全面反攻的序幕!随后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转入全面反攻,各战区部队相机而动,主动出击,大量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扩大解放区,为日后的三大战役、大进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我军转入全面反攻,是解放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点。国共两党两军的历史对决。这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亦是变革到了就要的关头,退一步万丈悬崖,近一步海阔天空,亦是"国共"内战进入生死关头.是国共两党两军的历史对决。千里跃进大别山啥意思?说的不清晰问题都还没描述完整渡江战役蒋介石惨败原因 国军中将为中共提供绝密情报 - 红色秘史 - 红潮网 历史故事网
渡江战役蒋介石惨败原因 国军中将为中共提供绝密情报
&& 解放战争中,蒋介石节节败退,直退到长江天险,希望借此做最后的一搏。其实他哪里知道,中共早已在其军事指挥高层安插可靠内线,拿下长江天险早已在解放军的筹谋中。
日午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百万之众,在五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在这个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件中,中共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获取国民党苦心制订的长江防御军事计划,为解放军渡江成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地下工作者中,不可不提广州人许锡缵和长期在广州工作的吴仲禧。
“与虎同舞”的名门子弟
许锡缵从1936年起,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便投身国民党政府的空军。
抗战爆发不久,他随军撤退到四川成都,在国民政府战时空军基地,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他出身于广州高第街名门,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许崇灏,身居高位,叔父更是蒋介石的老上司。这一切,都使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不易被人察觉。1943年10月,国民政府选派40名航空骨干去美国学习,他顺理成章地被列入名单。作为中共党员,他立即请示上级,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批复:同意出国学习,保留党籍,回国后找党。
1946年秋天,许锡缵回国,到南京后顺利进入了国防部第六厅,任第二科科长(中校军衔)。他所在的部门,虽然不直接参与作战策划,但可通过工作关系接触各种军事机密,这就为情报工作提供了条件。他曾将国防部第二厅的密码、国防部组织机构与各厅局处负责人名单以及美国援助国民党新式武器名录等送交上级。
“深藏后院”的北伐老将
另一位中共地下工作者也正潜入国民党军事首脑机关。他就是挂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吴仲禧。吴是北伐老将,曾跟随张发奎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师参谋长、师长,参加过汀泗桥战役、贺胜桥和武昌战役。1937年秘密加入了中共,当时42岁。抗日胜利时,随张发奎率部进入广州。内战爆发后,吴仲禧奉调去南京军事参谋院任中将参议,后又出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此时他的职位都没有军事实权,但却可以利用关系从事情报工作。根据当时中共南方情报负责人潘汉年的指令,吴仲禧继续潜伏并相机行事。
关键时刻获取绝密军情
转眼到了1948年。
国民党在长江防守问题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8月,总参谋长顾祝同在一次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作了关于长江防御战备方案的报告,内容涉及江淮地区和江南一带的兵力部署,以及江南第二线兵力编练计划。吴仲禧一次调迁,获得了掌握军事部署的机会。当时,徐州地区酝酿着长江以北的一场大决战,他被国防部调去“徐州剿匪总部”。接到调令后,他立刻向香港的潘汉年汇报。潘指示他抓住时机,获取核心军事情报。赶任不久,吴仲禧便从参谋部门抄录了徐州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兵力、番号、部署的全部资料。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长江已成为双方较量的舞台。而国民党军事大本营中,对于防御战备存在很大分歧。以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为代表的少数派,依仗蒋介石的支持,否决了多数派的意见,决定“不守淮”,即放弃江北,重兵防守江南。这一重要情况,经由两位参与作战计划的将领告知吴仲禧,吴迅即向上级报告。
掌握长江防御实权的汤恩伯,不久便向沿江守备的十个军长下达作战命令,明确各军的位置和任务,以及后勤补给的细则。隐蔽在汤恩伯司令部内的一位参谋人员(中共地下党员),将消息转告吴仲禧,因为上海情报线已断,吴立刻将情报转给香港分局。
紧急关头出席军事会议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陆续南迁广州,国防部第六厅亦安排撤退。此时,许锡缵“临危请命”,要求“坚守岗位”至最后,厅长赞赏其“忠勇可嘉”,同意他负责该厅留守处,并代表第六厅出席国防部各种大小会议,还会同三厅、二厅、兵工署有关人员、乘船溯长江而上,视察马鞍山、裕溪口、芜湖等渡口的形势,并商讨军事部署。在此期间,许锡缵将一份《长江水文图》弄到手,并向我党报告长江多个渡口的设防情况。
当解放大军浩浩荡荡饮马长江时,摆在我军军事首脑面前的国民党绝密文件已经有:《国军京沪总部江防工事构筑要领》、《空军长江下游防备》、《国军江防兵力配备》、《国军江防军舰分布》以及《使用燃烧弹阻止共军渡江计划》等,这是多条情报线共同取得的战果。但渡江作战还需要依据更详尽的对方军事部署信息,特别是临战的最新动向。
日上午,南京国防部第三厅留守处在励志社召集紧急会议,部署长江防御的最新任务。第三厅负责人讲述了最新兵力配置和反渡江作战细则后,保密局负责人提出了以下措施:(1)在长江下游沉没大批木船和石头,堵塞水道;(2)必要时,在长江各渡口附近倒进汽油,燃烧封江;(3)在长江两岸各渡口附近村庄的水井大量放毒。
最后宣布:第(1)(2)项由部队实施,第(3)项由保密局直接执行。
散会后,许锡缵马上驾驶吉普车飞速向党组织报告。于是,出现了下面的镜头:
当天晚上,一个“跑单帮”的商人越过军事封锁线,悄悄登上长江北岸,亲自将这个情报向解放军指挥部报告。次日清晨,一架运载国防部撤退人员和物资的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当它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后,一个军官匆匆走下飞机,随即到广州东山梅花村会见他的“女友”。于是,中共中央从香港秘密电台迅速获得了这个情报。当渡江战役的炮声响起时,许锡缵和吴仲禧,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身着国民党军服,以内心激动而外表平静的姿态迎来了这一天。
注:吴仲禧原是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许锡缵在解放后一直在北京,从事新中国航空事业,80年代初是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
出身广州高第街名门的许锡缵(左),其共产党员的身份,让任国民党元老的父亲(右)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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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最早建言退守台湾 蒋介石无奈的战略抉择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日,南京城内一派节日气氛:全城大街小巷飘扬着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到处悬挂着彩旗和五颜六色的横幅标语。上午9时整,在中山陵举办的“庆祝国民政府还都暨广州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典礼”开始。一身戎装、满面春风的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到达陵寝顶层。蒋介石在礼炮声中发表致辞:“今日中正与我们同胞,仍能在首都相见,聚首一堂,这是何等欣慰,实在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中国论文网 /1/view-6346236.htm  作为公认的陆海空军大元帅和世界公认的中国战区同盟军最高统帅,蒋介石有理由为全国抗战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而骄傲,而全国人民也对他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抱着很大的希望。但在“衣锦还都”的欢乐和希冀下,蒋似乎也还“清醒”地意识到,他的“革命”道路并未终结:“今日沈阳虽已收复,而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还需要我们全国同胞为国家、为民族精诚合作,继续地努力奋勉,来保持我们最后胜利光荣的战果”。   “衣锦还都”不久, 5月22日,国民党在东北就取得“重大胜利”,廖耀湘部进占长春。23日,蒋介石飞赴东北,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此次长春收复之速,共匪主力失败之惨,实在想象之外,非有上帝保佑,何能有此奇缘也。”这次国共两军在东北交锋所体现出的战略实力,蒋对部属们这样说:“我这次到东北,曾召集前线将领,问他们这次在东北的剿匪战役中,共产党的战术究竟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据此,蒋认为:“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初见倾心的台湾之行   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共产党的华北战略要地张家口。国民党中央统帅部认为,共产党军队在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当天下午,悍然宣布要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17日,陈诚对中外记者说,“至多五个月”便能消灭中共军队。   在占领张家口之后的第十天,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飞抵台北,纪念台湾光复一周年,这是蒋首次踏上台湾的土地。1918年8月,蒋介石曾自香港赴上海,船经基隆,但当时的台湾已是日本属地,自然无缘光顾。想到台湾被日本割占的历史,蒋当年或许感慨不已。28年后的10月21日下午,蒋介石与宋美龄飞抵台北,乘车直驶草山温泉,22日,在圆山忠烈祠祭祀革命先烈及抗战死难军民。23日,蒋介石飞抵台中,经雪峰、草屯子、埔里等地,抵达风光秀美的日月潭,沿途受到了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蒋也深感高兴和欣慰。当晚,他和宋美龄入住绿树掩映的涵碧楼,其景致被蒋叹为“佳绝”,认为乃平生理想的风景胜地。次日,蒋介石在前往台北中山堂参加台湾各界纪念光复及欢迎蒋氏夫妇大会时,长达十余里的街道两侧挤满了民众,“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蒋介石目睹此情此景,内心受到巨大冲击,他感慨万分地对身边的宋美龄说:“四十年革命奋斗,八年与日本恶战,现在终于得到了报偿!”当天,他在纪念大会上致辞说:“这实在是我平生感到最愉快、最光荣的一天。”“中央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会议献给蒋介石的锦旗上写着“功昭寰宇”,送给宋美龄的锦旗上写着“德溥蓬莱”。当时正逢蒋介石60寿辰,异地祝寿也为这次台湾之行增添别样的情趣。   初次的台湾之行,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且愉快的印象。 10月27日他在台北接见当地士绅名流时说:“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令我印象深刻。台湾是一片干净土,应珍重建设,使之成为全国模范省!”回到南京,蒋在日记中也写道:“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计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   此时对剿共信心满满的蒋介石,或许还没有想到日后会有撤退到台湾的那一天,但对台湾的良好印象对于其日后选择迁台的决策肯定不无影响。   蒋经国首提撤退台湾   “剿共”战局的发展不如蒋介石所愿,倒应验了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48年堪称国民党军事上崩溃的一年。11月2日,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不仅东北尽失,还付出了47.2万军队的代价。这一战后,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而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国共双方的军力对比,已经颠倒过来了。   11月6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徐州为南京的门户,11月18日,解放军逼近徐州东数十公里的碾庄,南京告危。11月19日,蒋介石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与党政干部商讨时局,迁都一事被正式提出。蒋虽未置可否,但他却针对某些人提出的“迁都即散”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所谓重心,不是首都位在哪里,而是系于余之一人也。”并强调:“万一南京将来不守,我亦必于其它地区继续剿共,须知今日共匪所欲得者,非南京也,而为我一人也。”   经历了最初的踌躇满志,蒋介石此时的心情正如他在日记里写的那样“冬日饮寒冰,雪夜渡断桥”。11月24日,他与蒋经国商谈时局之时,已深感党、政、军干部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如欲复兴民族,重整旗鼓,必须舍弃现有基础,“缩小范围”,另外选择一个“单纯环境”,进行根本改造,另起炉灶。   南京不保后,作为退守之地,国民党只有西南、华南、台湾可供选择。而蒋所言的“单纯环境”指的就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台湾。其实,在1948年的6月26日,奉命到上海“打虎”的蒋经国就曾建言撤退台湾,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做后退之准备。儿绝非因消极或悲观而出此言,即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   除蒋经国外,建言蒋介石迁台的还有一人,就是其幕僚、曾在哈佛攻读“国家战略学”的张其昀。张力主“东撤”台湾的理由是:首先,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1.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台岛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2.台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3.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位于太平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4.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国民党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
  另外,台岛长期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当局极易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持社会安定。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去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和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候即可“反攻大陆”。   1948年底,蒋介石面临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崩溃,在经济、外交上均遭致命的挫折。经济上,伴随着金圆券的迅速贬值,财政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外交上,宋美龄赴美求援迭遭冷遇。12月25日,中共方面通过新华社宣布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批战犯名单》,蒋介石与李宗仁分列第一、二位。也是在同一天,时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了“与共党谋和”的建言,并立即得到李宗仁、甘介侯等人的支持。白在主张中提出“总统下野;释放政治犯;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等五项要求,并表达了“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的拥戴立场。五天后,白崇禧又于12月30日发出“主和”通电,并旋即得到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的响应。   面对桂系的步步进逼,蒋介石一面不得不做出下野的决定,表示“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一面又开始抓紧布局台湾,开始将国库黄金、故宫文物等向台湾转移。11月24日,蒋介石将原驻湖南衡阳的葛先才部调驻台湾。12月9日,决定修建金门、马祖要塞。在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的同时,蒋介石也在考虑更动台湾的党政人选。12月29日,他安排自己的心腹陈诚任台湾省主席。   蒋桂之间的“负和博弈”   在做了上述安排后,日,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宣布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在幕后,蒋氏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秘密掌控党政军三方的运行情况,而张道藩、谷正纲、吴忠信、俞鸿钧、汤恩伯、陈诚等心腹亦先后来到溪口“密陈”舆论、内政、金融、军事等事宜,商议与密定有关“对策”,而国库的剩余黄金亦在其安排下继续运往台湾。   在此危局下,蒋李其实都各有自己的算盘:李宗仁想趁蒋危难之际把蒋挤下台,借“和谈”制造所谓的“南北朝”,进而割据江南半壁河山;而蒋则利用李做挡箭牌,争取一段喘息机会,一俟元气恢复,再把李一脚踢开。   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无疑是一场“负和博弈”,没有赢家。桂系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不仅得不到蒋的支持,还处处遭到掣肘,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已先后几批被蒋运至台湾,而李宗仁知道后也无可奈何,只好通过“和谈”来吸引舆论支持,增加对抗蒋介石的资本。1月22日,在就任“代总统”的当天,他就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谈判。他认为“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四川和云南两省,西康、甘肃、青海这些内陆的边远地区,以及新疆和西藏这些广大的地区,共产党势力还未到达。”“即使是共产党南下,他还可以退到重庆,可以像当年蒋抵抗日本人,那样在那里抵抗共产党人。”令李宗仁有一些底气的是,“南北朝”的策划不仅为美国所支持,连斯大林都反对解放军打过长江,认为解放军过江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而事实却是,李宗仁在寻求外援上碰了一鼻子灰,而通过与共产党谈判达成划江而治的如意算盘更是痴心妄想。   若能与共产党达成“划江而治”的方案,这自然为蒋桂双方所乐见,但在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的长江防务部署上,蒋桂又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桂系从广州的防务出发,主张将兵力布防在湖口以西;而蒋介石部署的防御重点却在湖口以东。蒋的企图自然是为撤往台湾做打算:长江一旦失守,集中于湖口以东的数十万大军就可以向上海撤退,然后由海路撤往台湾。作为国民党内的两大派系,桂系在前台指挥迁都广州的同时,蒋介石却在幕后做撤台的准备,可谓互相拆台。   桂系毕竟斗不过蒋介石。最后,70万的江防军依照蒋介石的意图做了具体部署。结果,貌似强大的长江防线却在解放军的渡江战役中一触即溃。国民政府留京各机关紧急撤往广州,李宗仁则乘专机抵达桂林。   日,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浙江定海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引述了一句所谓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外战不出(四)川,内战不出(台)湾。”可谓用心良苦。这次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正式拍板:撤守台湾,建立“反攻大陆,复兴党国”之基地。   走一步看两步的“菲律宾计划”   此时作为蒋介石曾经的靠山,美国对蒋去台一事却大泼冷水。美方不仅不予援助,反而出面阻止。美方认为,中国内战大局已定,如果蒋介石退守台湾岛,中共军队势必东征,一旦胜利,台湾岛便落入中共之手,美国在远东围堵共产主义的“战略链”将大受影响。于是,杜鲁门政府决心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台湾岛扶植一个与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的地方政府,以避免台湾岛落入中共之手。   1949年2月底,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秘密致电美国驻台北领事韦克?伦茨,要求他游说台湾省政府与大陆国民党机构脱离关系。伦茨向陈诚提出:“美方每年提供2500万美元的援助,但台湾省政府必须与南京分离,经济贸易要与大陆绝交,由陈诚主持台政。蒋公(介石)若愿意留在台岛,则以‘政治避难’为名。”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陈诚回答:“我追随蒋先生二十余年,不忍临难背叛而自立。”美方知道“陈诚是会对委员长紧跟到底的少数将领之一”,要利用陈诚抵制蒋介石进入台湾不太可能,于是伦茨又转而把目光锁定在台湾岛内编练新军的国民党名将孙立人身上。虽然孙立人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政治态度颇为亲美,但他还是向蒋介石电告了这一消息。   蒋介石对此也早有准备,他担心一旦真的无法入台,便准备去菲律宾组织“流亡政府”。据菲律宾档案显示,早在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他就曾通过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接触了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得到后者“愿意收留”的肯定答复。7月,极少出访的蒋介石访问菲律宾,与菲总统缔结反共联盟,实际上是为其流亡做准备。
  日,蒋介石从浙江定海突然飞抵澎湖马公岛,逗留期间,蒋介石派陈质平飞往台湾高雄告诉孙立人:一旦大陆沦陷,蒋介石不想流亡海外,而要暂居台湾。如果孙立人将军不同意的话,蒋介石就只能到菲律宾去了。孙立人听后极为不安,连忙随陈质平飞赴马公岛,对蒋介石表明“唯总裁之命是从”。   从幕后复出台前   飞赴桂林的“代总统”李宗仁尚存以两广、西南一带负隅顽抗的一线希望,但他深感这个“代总统”不过是一傀儡而无实权。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可以用总裁的名义控制一切、指挥一切。日,李宗仁在桂林召集桂系要员拟定了一份给蒋介石的“谈话记录”,声称与其让李宗仁“徒拥虚位,无裨实效”,不如自请解除“代总统”职务。“仍由总统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蒋若不复位,则交出权力,尽快出国,并将库存黄金运回等要求。   5月3日,正在上海筹划防御的蒋介石收到这份谈话记录。当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父亲正当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准备力挽危局的时候,李宗仁突然从桂林来了一封信,那时,他不但滞留桂林,不到广州处理公务,而且还要写信来向父亲谈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在这内外夹攻的环境中,父亲的内心沉痛,是不难想象的,因此用坚决的态度给李宗仁复信。”蒋在5月6日复函行政院长何应钦,坚决拒绝出国,要他转告李宗仁,请李“莅临广州,领导政府”。并表示“从今日起,遁世远引,不问政治”。这当然不是蒋的真心话,因为此时他正在忙于布置福建和台湾的防务,还需要李宗仁在广州为其粉饰门面,所以在对李做出空头承诺的同时,还加紧对桂系的分化,以逼李就范回到广州。   5月26日,蒋介石飞抵台湾高雄的寿山,着手研究台湾整军、整党和防务问题。6月14日,由陈诚出面宣布“台湾省币制改革”,以稳定金融。6月24日,蒋介石在台北市以北13公里处的草山为自己选定一幢名叫“士林”的别墅作为住宅,并决定成立总裁办公室。   布守台湾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对大陆战场全然不抱希望,安置完台湾,蒋介石就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7月14日,从菲律宾访问归来的蒋介石到达广州并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提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和西南、东南两个分会。委员会由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担任正副主席,张群、陈诚分别担任西南和东南分会主席。通过非常委员会,蒋介石实际上全面剥夺了李宗仁的权力,恢复了对党、政、军的控制。而李宗仁自忖孤掌难鸣,也未敢提出任何异议。   随着战事的进行,广州的安全已经不保,广州是和谈未破裂前所决定的迁移地点。和谈破裂后,解放军渡江,深入浙赣等省。至于政府将迁往何处,各方意见虽有分歧,但以迁往西南省份为主。蒋介石也把希望寄托在西南地区,他说:“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如果在大陆上完全放弃了,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必须保持这一地区,成为复兴基地。”日,行政院会议决定政府迁往重庆。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蒋介石在心痛之余,仍想再盘踞大陆一隅,以图“反共复国”。然而,他已无力支撑这座已经哗啦啦倾倒的大厦。10月12日,搬迁广州不足半年的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重庆办公。两天后,广州解放。17日,解放军又解放了厦门,自此,蒋介石在沿海地区已无立锥之地。   最后的大陆岁月   广州解放后,广西还有白崇禧率领的数十万桂系大军。白崇禧的打算是顽抗不成就逃往海南,联合海南岛的粤系,以图东山再起。但这次有着“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却失算一时,解放军已预先封锁了出海口,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到12月初,除第1兵团1万余人逃往越南外,近30万大军全部被解放军消灭或整编。   桂系的军事失败使李宗仁失去了与蒋介石对抗的最大本钱。在广州期间,一些黄埔系将领和蒋系政客已有请蒋复出的企图,但还不敢公开提出。等到了重庆,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桂军又远在湘桂一带,李已经失去同蒋争权的本钱。11月4日,白崇禧甚至表示,他个人主张李宗仁仍为“代总统”,请蒋复出为“总统”。李宗仁也知道,四川的地方问题、人事纠纷等没有蒋介石的支持,自己也很难有所作为。但他又不愿受蒋介石的摆布,更不愿列名于“劝进”之列,便于11月3日以“出巡”为名,离开重庆,做了“落跑总统”。11月20日,他以治病求医之名去了香港,半月后飞往美国,从此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总统“落跑”,重庆中枢无主。11月11日,蒋介石决定“顺从众意”,赴渝以“无名义”负责主导。蒋介石飞抵重庆,只见军情一片混乱,为挽回败局,他急电已从西安逃到汉中的胡宗南部驰援重庆。但一切已无法逆转,11月29日,解放军兵临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再迁成都。当时重庆城内慌乱不堪,蒋介石在逃往机场途中,车队数次被堵,最后不得不步行前往,午夜才赶到机场,只好在专机上过夜。第二天凌晨飞机才匆匆起飞。   此时的蒋介石可谓诸事不顺,12月3日,他在成都举行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对黄埔学生的检阅,没想到在升旗仪式中突然旗绳崩断,旗子竟从半空中落到地上。而三个月前,也是在这个检阅场,蒋介石假牙落地的尴尬场景还记忆犹新,这不禁令人浮想联翩。蒋介石的情绪也大受影响,他用嘶哑的嗓音勉强说了几分钟,阅兵式便不欢而散。   从汉中赶来增援的胡宗南见重庆已无希望,马上改变计划。12月5日,蒋介石要胡宗南组织16个师的兵力进行成都会战,因士气低落、斗志全无,成都会战亦不了了之。12月9日,蒋介石闻讯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率部起义,知道在大陆已无法立足,乃于第二天黯然登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这次离开大陆,蒋介石应该知道对他意味着什么。作为与大陆的告别仪式,临行前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齐唱“中华民国国歌”。这次离开之后,蒋介石的双脚就再也没有踏回过大陆。   在撤离大陆前,蒋介石把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胡宗南,但胡宗南随即便将其转交给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自己抢先逃出了已被围困的成都。12月27日,成都解放。胡宗南在蒋介石严词督责下于28日飞返国民党残部集结地西昌。三万五千余名残军孤立无援,无法久守,解放军于日解放西昌,这颗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钉子也被拔除。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在大陆有组织的战斗乃为之告终。”   此时,蒋介石若忆起自己三年前那句“一年期可削平之”的话,不知心中是何等滋味。   (参考资料:林桶法:《1949大撤退》;张同新、何仲山:《从南京到台北(蒋介石败退台湾真相始末)》;《蒋介石传》;马寿春:《1949:美国曾想阻止蒋介石退踞台湾》;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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