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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乞讨办学的武训“平反”为何要静悄悄
[导读]万里：“解放后教育很有成绩。但错话错事也很多，批了武训。你们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的名誉。他要饭所得用来办学，却给他戴上一顶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帽子。现在有这样精神的人，应该表扬。”
这里的平反静悄悄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毛泽东病逝，而江青则关进了秦城监狱。“平反冤假错案”工程启动，此时距离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有半个甲子，当年一些参与批判武训的人，也开始有所反思。最早提出为武训“平反”的文字，大概是张经济——一个与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毫不相关的人所写的《希望给武训平反》。该文刊发于山东曲阜师范学院1980年第四期的《齐鲁学刊》（双月刊）。接下来，该刊又连续刊发来信来稿综述《关于武训和电影的评论》，立场鲜明地要求为电影《武训传》及武训本人恢复名誉。这份刊物1981年发表的冯毅之的《要从的调查中吸取教训》，和4年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发的《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司洛路同志谈的写作情况》，因是来自“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的第一手材料，迄今仍是研究《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最核心文献之一。而官方对武训平反的最早公开回应，是在1983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全国普通教育会议上讲话时曾提及：“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的名誉。”两年后，胡乔木在北京“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对武训批判做了否定性发言，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武训平反问题，至此进入实际操作层面。但平反工作，出于“以免把事情搞得复杂化”考量，进行得遮遮掩掩。最终虎头蛇尾了事。《齐鲁学刊》一声惊雷在《齐鲁学刊》刊发《希望给武训平反》之前，张经济已经在到处投稿，呼吁为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平反。他工作于江苏无锡市公安局崇安分局，在文革期间曾去过武训的家乡，“耳闻目睹当地干部、群众对武训的冤、错、假案很是不平，言辞之间极其崇敬这位穷苦人的教育家。”他个人也认同这个观点，所以自文革结束的1976年起，就开始不懈地给媒体写信。1978年，在海峡对岸，台湾《山东文献》发表了沈景鸿《乡贤武训》、张培鸿《圣丐武训行乞所唱的歌谣》以及《武训传略》等文，纪念武训。这代表了彼岸华人世界的另一种价值观。而在大陆，为武训平反的呼声也酝酿着，即将蔚为风潮。1979年11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即有人提出，对于“武训传批判”这一历史公案，应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而《齐鲁学刊》是较早公开表达这种立场，且引发舆论很大反响的媒体。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的张经济文章，堪称一声惊雷。“还有一些‘禁区’并未打破，对武训的评价就是一例。至今，他的名誉还没有恢复，他的冤案还没有昭雪，学术界、教育界仍不敢提到他的名字，难道这种状况应当继续下去吗？！”张经济在信中说，“武训何罪？还不是因为他忍受屈辱为穷孩子办了义学吗？这有什么罪？这个为穷人办了好事的老实人，竟然在他死后几十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惹下了大祸，惨遭批判，被打成：清朝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平心而论，这三顶帽子硬套在武训的头上，是缺少根据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也是江青等人从50年代起就搞文化专制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这封来信仍有着时代的痕迹，譬如他在论证中还强调：“清朝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据学界考证，清廷并未嘉奖武训黄马褂——笔者注），并没有以此欺压过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同孔子每收一名弟子需缴十条干肉相比，总要进步得多吧。”“他本人并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终失败，那只是当时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该文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新闻社以电讯稿的方式，转发了这篇文章，《文汇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和山东本地的党报《大众日报》，也都转载了该信的摘要。接下来，《齐鲁学刊》趁热打铁，又在接下来一期的刊物上发表李士钊《对问题应进行学术性探讨》。李士钊原为上海武训学校校长，1951年编著的《武训画传》亦被毛泽东在社论中点名批评。李士钊在文中回顾说：“一部电影有缺点与错误,进行适当的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活动。但是,后来的发展,使这一学术领域的活动变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政治思想运动,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变成了对关于武训的各种著作及其作者的批判,问题牵扯之广,时间持续之长,在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很突出的。至于对《武训传》的作者(主要是孙瑜和我)的批评,更是极尽讽刺、挖苦和奚落之能事,完全离开了学术讨论的范围。特别是江青插手搞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后,使一切不同意见都处于窒息状态。”他希望能够回归学术层面，重新评价《武训传》。而《齐鲁学刊》连续两期刊发的来信来稿综述《关于武训和电影的评论》，则汇集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与学人意见——如北师大教育系曾文聪、南京师院俞润生、辽宁大学中文系刘卓等。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应予平反。媒体已经有了讨论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空间，但官方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直保持沉默。据说195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层，对平反有反对意见。万里：能否恢复武训的名誉？按照武训重孙武玉泉的回忆，李士钊曾于1980年与聊城师范学院的相关人士来武庄，重新调查武训。“他说上面要调查，为武训恢复名誉。把村里的老人都叫来，了解情况。当时我们家连茶壶和碗都没有，不得不到另一个村民家里去。”武玉泉对笔者说，李士钊没有在武庄住宿，当天就离开了。但此后数年，他又来过武庄多次。但官方一直迟迟不予表态。在官方表态之前，1951年“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原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所撰写的文章《要从的调查中吸取教训》（《齐鲁学刊》1981年第1期），值得单独做一介绍。他应是最早公开提出武训批判是“冤家错案”的“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冯毅之在文章中做了自我检讨：“我当时的觉悟不高，政治水平低，思想不解放，盲目崇拜也很严重，又加上受了‘盲从也比不服从好’谬论的影响，在调查中虽然感到有些不实事求是，却从未敢怀疑过批判《武训传》会有问题。”“就调查材料来看，武训为办义学叫穷孩子念书，他掏钱募捐，积累基金，他自己却吃粗穿破，甘心情愿地做了一辈子乞丐。他最后买了三四百亩地，都是托人管理的，所有收入他未用分文，都用于办义学了，这样怎能说他是大地主呢？义学基金是放过债，但他自己不曾经手，所收利息也全部归义学使用，他自己没有买过一件新衣，吃过一顿好饭，又怎能说他是剥削人的大债主呢？他为了讨钱办义学，什么苦行的事都干，什么难堪的洋相都出，见人就下跪叩头，甘做儿子，学驴叫狗爬。对于这样一个被义学迷了心窍、完全忘私为穷人谋利益的人，说他是大流氓，实在是太不公道了。”冯毅之最后说，只有真正彻底地实行民主，提倡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认真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才有可能避免像《武训传》批判这类是非颠倒的冤假错案发生。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齐鲁学刊》未再刊发有关武训平反方面的文章。按张明《为武训的研究说几句话》一文的说法，聊城师范学院教师李绪基、孙永都也曾在1981年访问了《武训传》编导孙瑜和“武训历史调查组”的部分同志，但是和《齐鲁学刊》一样，他们也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调查材料未能问世。可见在平反武训问题上，阻力仍然巨大。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武训传》平反的表态，因此显得难能可贵。万里曾先后两次做类此表态，最早的一次是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全国普教会议上，万里说：“解放后，教育很有成绩。但错话、错事也很多，批了武训。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的名誉。他要饭所得用来办学，却给他戴上一顶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帽子。现在如果有这样精神的人，应该表扬。”大概是万里讲话的影响，1984年开始，武训故乡山东冠县开始有所动作。中国文联副主席吴作人为“武训先生故居”题了字，这年秋天，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则先后写了“武训纪念堂”、“武训先生之墓”及“山东堂邑武庄武训学校”、“山东堂邑柳林武训学校”两块校牌。但真正的变化，还要等到1985年胡乔木的公开表态。胡乔木：武训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日晚，万里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张绍虞——此人1954年任堂邑师范学校（原柳林武训师范学校）校长，两人就武训平反问题进行了对话。一个月后，李士钊根据张绍虞的复述整理了对话内容：张绍虞：武训这个人，现在看可不可以为他平反？万里：我已经两次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为他平了反。话是我讲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很同意。张绍虞：你两次为武训平反的讲话，下边都不算数！群众为武训平反搞了些民间活动，领导既不支持也不表示反对。万里：那好，这么办吧！你回去由县里向地区行署写报告，再由地区行署向省府打报告，由省府向国务院打报告，国务院作一次专门研究，然后批回去为武训平反，恢复武训师范。张绍虞：武训这个问题，省里是否有权为之平反？万里：省里有权为武训平反。哪个朝代办教育都是对的。武训这个人不能批判，正如斯大林不能批判，孔子也不能批判。孔子是位老教育家，他在教育史上有重大贡献不能批判，武训办学还有罪吗？1951年5月批判武训时，我正在重庆，就不同意。后来听说是毛主席带头批的，我就不好说了。因为牵扯儒家、法家的不同观点问题而没讲的。毛主席是个伟大人物，后期有些错误，如果每个问题都批判他也不好，所以有几句涉及毛主席的话我都叫勾了去了。因为不宜上报，不宜广播。张绍虞：原堂邑柳林武训师范是1951年批判武训后，先改为堂邑师范，以后又改为柳林师范的。可是1962年下了马。万里：下了马，现在可以恢复。你回去可以找李昌安同志（山东省省长），他可以向国务院打报告，批一下就行了。张绍虞：因为批判武训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株连，如《武训画传》作者李士钊就曾受株连，他原来是十三级干部，后来变为十七级的（实际是由原文艺三级降为文艺十级）。你和李士钊熟吗？万里：我不熟悉。这个事你回去要抓紧办，争取在十三大之前办完，凡是因批判武训受株连的干部、群众都要彻底平反。张绍虞回去后立即行动。7月30日，冠县人民政府向聊城行署和山东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提了三点建议和要求：1.为武训彻底恢复名誉，推倒强加于武训的诸如“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等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同时，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恢复名誉。2.修复柳林镇原“崇贤义塾”遗址、“武林”遗址和“武训故居”，供人们瞻仰和游览。3.恢复和重建武训师范学校。修复和重建项目共需投资530万元，鉴于地、县两级财政困难，呈请纳入国家计划。冠县的报告还未获山东省政府批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就于日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称，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1951年）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胡乔木还说，对《武训传》导演和演员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胡乔木做出否定建国初对《武训传》批判的讲话时，李士钊也在现场。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了这个消息，表明胡乔木的讲话代表中央，并表达出强烈的平反武训信号。“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在胡乔木讲话两个半月之后，山东省省长李昌安和宣传部长郑维民接见了张绍虞和冠县副县长许公绥。李昌安在提到万里与胡乔木的讲话后表示：是否存在平反问题，怎样平法，由中央决定。省政府会把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的意见集中起来向国务院写个报告。李昌安透露，万里此前来山东时，还向李昌安问及张绍虞是否来省政府找过，让省政府给国务院写个报告。张绍虞和许公绥显得有些急迫，郑维民部长回答说，平反涉及好几个层次，包括武训的问题、电影的问题和武训师范学校的恢复问题，要组织人研究，查找资料。李昌安说，恢复武训的名誉是肯定的。但怎样恢复还要中央说句话，省里不能定。武训师范也要恢复，名字不一定叫武训师范。等中央同意后，再一项一项落实。日，山东省政府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及4点意见：一、为武训恢复名誉，山东省主要通过内部处理的方式，拟于明年召开一次“武训学术讨论会”，对强加给武训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诬蔑不实的罪名予以推倒。会后在《大众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讨论会消息和介绍武训生平及其兴学精神的文章，以此来表明武训名誉已经恢复。二、武训批判涉及的问题和造成的影响是全国性的，不仅仅是山东一个省。因此，建议请国务院考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三、遭到破坏的“崇贤义塾”遗址、“武林”遗址和武训故居等，可逐步恢复，供人们瞻仰游览。武训师范学校，酌情重建为冠县师范学校，鉴于地方财政比较困难，请国家财政给予支持。4个多月后，日，国务院做出批复：“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胡乔木同志作了指示：‘武训其人，过去大加挞伐是错误的，现在如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最好在彻底查清当时指责各项问题的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这与武训传之涉及陶行知、孙瑜等一大批人有所不同。’请遵照乔木通知的批示精神斟酌处理。”在胡乔木讲话之后，国内报刊曾刊发数篇关于武训的文章，包括《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发表了孙瑜的《关于如何编导电影的真实情况》。在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后，他本人还拍过《宋景诗》（1955）《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等电影，但到了文革，则受到严厉的批斗，还被抄了家。而今，他终于可以放下包袱再就《武训传》发声。《聊城师范学院学报》也在1985年第四期，将四五年前因“极左思潮”干扰而未能刊发的文章，公之于众。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全国媒体出现一次不大不小的宣传武训的热潮，包括《人民日报》还曾摘要转载北京《群言》杂志刊发的《批判对教育的影响》（作者刘季平）。日，全国人大代表刘兰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做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工作中的部分情况和要求》的发言。她提的建议包括，恢复过去以“武训”命名的三十多所学校，修复武训墓、故居和纪念堂；恢复各级教科书中有关武训的篇章；重新放映《武训传》；为《武训传》批判受株连的干部、群众进行政治上的彻底平反。此时，山东省正沉浸在召开“武训学术讨论会”的期待中，聊城师范学院为配合讨论会的召开，正在编辑出版《武训史料丛刊》和《在江青炮制下的背面》。但国务院“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的批复，让“武训学术讨论会”胎死腹中。刘兰盈代表关于公开放映《武训传》等建议，自然也无人落实。和胡乔木最初讲话时党媒的宣传相反，官方正式为武训平反时，选择了静悄悄的方式。消失的武训故居和被唤醒的记忆在武训重孙武玉泉的记忆中，1980年代末期，正是武训平反的困顿阶段。“武训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要等到1991年。这一年3月25日，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放出一则20天前的消息，称武训研讨会筹备会议已于3月6日在冠县召开，冠县武训故居委员会、聊城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等单位是发起单位。会议决定9月下旬召开武训研讨会。研讨会9月25日召开时，主办单位又多了冠县县委、县政府。来自北京、江苏、山东等省市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丁方明和陶行知之子、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系教授陶成等人发来了贺信。会议为期两天，按照国庆节这一天《聊城日报》的报道，大家认为：“武训兴学是有着时代局限的，这种局限是武训本人无法解脱的，不能因其局限性就全盘否定武训本人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虽然是在为武训正名，但这些专家学者们，似乎比宣称“哪个朝代办教育都是对的”的万里更加坚持原教旨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武训的局限性这一前提。这是1990年代初的舆论氛围。武训的后人此时则被政府淡忘，他们甚至相当长时间内不知道武训已经被平反。1989年，冠县柳林镇武训纪念馆筹建小组开始修复武训墓，但并未通知武玉泉等人。以至于保存在他那里的李士钊撰写的《叔先祖武公墓志》并没有刻碑。甚至于连文革期间掘墓后，被武玉泉父亲偷偷埋在一块麦地里的武训遗骨，也未移葬墓中。武训墓内空空如也。之前屡屡提及的“武训故居保护”，并未得到贯彻。“武训故居有三间正房，一间门楼。房子山头都歪了，用棍子顶住，成了危房。我们和县里说了好几次，希望拨款加强保护，县里说找这个事没意思。我父亲1993年为此还去京上访，但一直没解决。那一年，就把故居拆了重建。”武玉泉之子武成田对笔者说。冠县曾一度想在武训墓东侧建武训祖居院，还拟在柳林镇对外主要交通干道上设置武训故里坊。这些想法遭到武训后人的反对。武玉泉为武训长兄武谦的重孙，虽然武训后来与武谦分家，但分家后一直居无定所，所以他们认为，故居应指武训在武庄的祖宅。1999年，冠县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有柳林镇武庄村的武训故居。但政府的行动晚了一步，此时武训的故居已经过1993年的重建。武训后人有一连串的想法，想要把武训的故居做大。全国政协委员舒乙2007年还曾提案修复武训故居，并认为其有资格成为全国级重点文保单位。山东省政府对舒乙的答复是，武训祠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关于在武庄建立武训故居纪念馆的问题，根据考证，当年武训与其兄分家后，一直居无定所，无故居可言。由于该镇已有武训祠，且规模较大，功能比较完善。因此，从尊重历史保护和现实情况出发，当地将在进一步保护和利用好武训祠，搜集相关文物和资料进行集中展示，充分发挥其文物保护单位的作用方面多做文章。言外之意，武训分家前的故居，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保护和扩展。这大概和1993年武训祖宅已在政府的轻忽下，而被拆除重建有关？毕竟它已非原版文物。一次静悄悄的平反，最终让我们失去了一间有资格成为国家文保的老屋。2011年，武训批判60周年。笔者来到冠县柳林镇。武训祠及墓所在的武训纪念馆，空空荡荡，大门紧闭，已连续多年不对游人开放。即便在武训的故里，他仍是一个被轻忽的人物——直到今年的电影《武训传》解禁面世，所有关于他的记忆才重新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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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韩玉印：可别以为举债扩校是效法武训　　江苏省邳州市的一些高中教师反映，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正常领过工资，并不是财政拖欠工资，而是工资卡被法院冻结了，他们甚至还会收到法院发来的传票。据记者调查，当地不少学校为追求星级，找老师作担保，举债扩建校区，或者向私人借高息贷款，直至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2月2日《京华时报》） 　　大量举债扩建学校，貌似与武训行乞兴学好有一比，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仅事与愿违没有评上四星级学校，还留下了好几栋烂尾楼；巨额的债务，不仅让作为担保人的老师工资卡被冻结，严重的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而且不断接到法院的传票，还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 　　武训行乞兴学，是因为吃尽文盲苦头，决心通过行乞办让老百姓都读得起书的学校，那么，邳州不惜举债建设的冲动从何而来？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第一、“如果评上四星级领导才有政绩”；第二、“评上四星级，学生的收费标准就高，原来一个学生收4800，现在一个学生可以8000(元)。” 　　如果说教师做担保，是因为“当时校长找老师担保，不可能不答应。”不如说教师们受了校长“钱途一片光明”蓝图的蛊惑。多收费肯定肉肥汤也肥。 　　如果说教师做担保，是因为“学校当时资金周转困难，因为没有财政拨款，需要学校自己筹钱。”不如说是受政绩冲动，学校与政府责任倒置的结果。因为办学条件的改善，政府才是主要责任一方。 　　如果说这种不切实际的“教育大跃进”，都是验收“星级学校”惹的祸，不如说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应该说“星级学校”验收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促进教育基础设施达标，促进办学条件改善。 　　那么，扩建所造成的巨大浪费，校长“人走茶凉”，更与武训置地蓄资办学的理念，相去十万八千里。学校扩建的过程不仅明显处于失控和盲目状态，更没有经过精打细算，很明显是责任机制不完善的结果。因为很少有人对烂尾工程负责。 　　教育的初衷，本是传道授业解惑，多些干净、少些功利。从学校大规模借债建设的动机不难看出，举债扩建让“学校升星”，是带有极大的功利性的。而学校举债升星为多收费，更与办好教育为人民背道而驰。 　　如此大规模举巨债、铺摊子的行为，显然不是一个校长就能任意而为的。谁该为这种“拍脑袋决策”负责，无论如何都不该讳莫如深，“往事”不要再提，这不仅是讳疾忌医的表现，更为下一次“拍脑袋决策”埋下了祸根。 　　举债扩校与武训行乞办义学不同，如果说武训是有私心的（吃尽文盲苦头），那么，举债扩校打着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旗号，实际为了政绩，为了多收费，可别以为这是效法武训。 　　稿源：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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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读《李达评传》　　　　“为虎作伥”是一个警策的故事，所揭露的世事的乖谬和人性的窳劣，令人扼腕而叹。然而千古以下，为虎作伥者不仅人才辈出，其中甚至还有原为打虎英雄如冯妇一般的好汉。　　李达，字鸣鹤，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人，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三人领导核心”之一。他于年两次赴日留学，在日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比陈望道翻译第一本中文《共产党宣言》还早了三年，他在日本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仅《唯物史观解说》一书，至1932年就再版14次，可见其马克思主义造诣之深、影响之大。1920年回国后，他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从1921年2月起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全面主持党的筹建工作，直到一大的召开。他主编了《共产党》理论月刊，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相当于后来的中宣部长）,与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组成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领导。　　但很快，李达于1923年脱党，回到长沙，辗转于湖南、上海、北平、广东等地，埋头著述和教育，坚持在讲坛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进化史等课程，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社会学大纲》、《先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等专著和多种译著，成为蜚声学界的“红色教授”。国民党当局害怕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强令他讲授他不熟悉的法理学。李达义正辞严地说：“我是学者，我要按自己的体系讲。”显然，李之脱党，绝非其信仰或胆气有了变化。　　根据后来李达的自述，其当年脱党的原因很多：一、认为陈独秀定下的党的路线有问题；二、瞧不起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水平”；三、痛恨张国焘在革命党内搞政客伎俩；四、不满陈独秀在党内以“老头子”自居的霸道作风；五、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研究比实践重要得多……他曾经这样当面骂陈独秀：“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是先把人杀了再跟人家认错”，义愤填膺，正气凛然。据《李达评传》作者王炯华教授考证，李达曾在上海和陈独秀发生过尖锐的冲突，在关于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他（陈）是主张党内合作的，似乎已经由他决定了。他问我（李）的意见怎样？我回答说，我是主张党外合作的。我的理由还未说完，他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好像要动武的样子，幸亏在座有一两位同志劝住了。我心里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但他在当时已被一般党员尊称为‘老头子’，呼‘老头子’而不名。我当时即已萌发了脱党的决心。”从中国当代史的进程来看，李达当时所有不满的指向，后来都演变成中共的党内积弊——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差、党内的“非布尔什维克作风”、领袖个人专断等——以至于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李达的脱党，表明他对这些隐患有着高度的敏感和洞察力。　　不料，事过境迁，当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这位当年对“信仰”、“理念”那么看重，对 “权谋”、“专制”那么厌恶的正气书生，在《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批判、胡风案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思想战线的重大斗争”中，全部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其下手之狠，调门之高，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无出其右者。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李达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武训是个反动派》及《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批判胡适时，他接连写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等六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批判梁漱溟时，李达出版了《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批判胡风时，他又写了《提高警惕，认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提高警惕，对一切反革命派作斗争》等文章；而在毛发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李达著文宣称：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问题不外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武装起来……打垮这思想上的三大敌人”，这样的犁庭扫穴剑指命门，不是有深湛的理论修养，还真是做不到的。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李达的这些文章，没有一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后，李达又成为一名“反右”权威发言人，他主持了武汉大学和湖北社会科学界的“反右”大会，发表了《批判马哲民的“实践与认识”》、《徐懋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整风运动的辩证法》等批判文章，还曾在专题发言中上纲上线，认为费孝通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的动机就是向党进攻，“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他甚至说这篇文章“不是费孝通个人的抒情之作，而是章罗联盟的一个宣传文件”。据章伯钧之女章诒和的回忆，章伯钧在成为“右派”后曾在家里对来访的罗隆基说：“我怎么会跟你联盟！”（参见章诒和著《往事并不如烟》），可见“章罗联盟”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而李达的这种判读则似空穴来风。在其时任校长的武汉大学，1957年共划定右派分子429人，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为全国高校第一；中文系某班27名学生就有24名“右派”！这当然有历史原因，但李达作为校长，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李达却决不是一个见风使舵、只求邀宠的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党风急速恶化，知识分子们基本上是“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整个社会渐趋鸦雀无声。而李达却在大学应该怎样办、“教育革命”该怎样搞、“三面红旗”该如何看、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当代顶峰”等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正面抗争。据《李达的最后十四年》一文介绍，李达曾与到武汉视察的毛泽东当面争论，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无限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主观唯心的口号”，而毛则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放大，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在六十年代初期亲睹民生之艰后，李达甚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逆鳞上书，批评“人民公社运动”及浮夸风，引起毛的极大不满、将其打入冷宫。但李达既不检讨，也不认错，表现出在那个年代难能可贵的独立人格。显然，李达完全不同于那些以追随威权、注解“导师”为理论追求的“专家学者”，也决不会在思想专制的旗号下去甘做鹰犬、扫荡异己。但是，李达在五十年代“思想理论战线”的作为，客观上就是在为虎作伥——舍此之外，难作他论。正是这样一对显而易见的矛盾，使我不仅为之扼腕而叹，还不能不深长思之。　　对此，《李达评传》为我们剖析了诸多原因，诸如时代局限、社会风气、当下形势、外界压力等等，一一梳理诚非易事。我只想就自己的感受，从李达内心深处那片遮蔽心智和良知的云霾，清理出这么两种成分，引以为戒——　　一、对“科学思想”的倾心认同。　　李达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学术专攻，并倾心认同。而马克思主义是以黑格尔哲学为其思辨内核的，除了把“绝对理性”置换为“社会基本矛盾”之外，基本上全面继承了黑格尔的真理一元论和历史决定论，并在其上添加了科学主义的色彩和“客观规律”的光圈，极力对丰富、复杂的人类精神活动进行科学化演绎，将“真理”、“规律”、“本质”、“必然性”一类概念作为其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将自己的思想建构阐释为“揭示客观真理”，而将事象的丰富多歧、思维的复杂成因、理论的建构特质及其与被解释的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理论解说（包括理性思辨）自身的局限和偏差，完全漠视了。这其实正是康德所批判的“理性的僭妄”。只不过，这样的简单化和绝对化，既在实践上满足了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对“亡国灭种”的集体性焦虑，又在理论上暗合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定于一尊”的习惯性思维，使李达这种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为是寻得了“方向和道路”，有了精神的归宿，因为，“绝大多数儒家学派都理所当然地认定：记录在儒家经典中的古代圣哲所具体说明的道德原则与政治原则，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对‘理’的最终了解。”（参见林毓生著《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意》），在李达（及其当年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这里，只不过是用马克思取代了“古代圣贤”而已。　　李达浸淫于这样的理论思维中，自然坚定地奉行着真理一元论、历史决定论、因果规律论、矛盾斗争论，而与“多元”、“选择”、“或然”、“宽容”等等思维方式，几乎绝缘：理论只有“对”和“错”，非此即彼；认识只有“真”与“假”，不可调和；只有规律的决定，没有意志的选择；只有必然的命令，没有或然的比较——秉持这种理念的人，难免会滋生“横句四句”那样的自负，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极易被使命感怂恿，产生“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浩然正气”。 于是哲学有了“党性原则”、思想上要搞“斗争哲学”、理论则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使命……这样的命题就顺理成章，而学理上的分歧和异见成了“向真理挑战”， 借高压要人放弃思考成了“纠正错误思想”，打击异己成了“捍卫真理”，等等，都成了自然而然的“理论工作”，都可以借了“坚持原则”、“不讲情面”的思考而显得大义凛然。——理性的堤防就这样被“哲学政治化”的缺口冲决，象牙塔中的研究者就这样成了“理论战线”的狙击手。　　二、 对政治人物的虔诚供奉。　　开国前后的毛泽东，对李达是尊重有加的。他从西柏坡发给李达的邀请信，和颜悦色地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令李达“捧读再三，心潮澎湃”；李达兴冲冲应召，立刻就荣膺“法学筹委会副会长”、“哲学筹委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在初进北京之时，毛还曾让李达睡在他自己的床上，让李感激非常，多次比为东汉时期严光与光武帝的“抵足而眠”。作为一个曾经虔诚求道的读书人，李达对家长制、独裁者有着天生的反感，从他早年和陈独秀的关系即可见一斑，但那是指向一个具体对象时的天性流露，而不是基于个人权利理论的坚定信念，对理论和政治的认识，更缺乏西方那种“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精神传统。所以，当文治武功震惊中外的毛泽东重演“内圣外王”的旧戏，对他这位早就中道退出的“合伙人”不仅不责备、反而敬重有加时，李达就深深感动了，就由衷折服了，当初对“老头子作派”的严厉审视和提防，也就放弃了。在这样的“知遇之恩”、感戴之情的主导下，李达开始重蹈中华士子的覆辙，压抑自我，紧跟领袖，委屈心智，服务“盛世”，对自己客观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懵然不知。他本来就有“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见《李达自述》）的布道热情，现在又晕眩在毛的人格魅力之中，惟恐不能为“伟大领袖”效犬马之劳。在这样的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的心态下，他对 “毛泽东思想”的服膺乃至幻化，也就不奇怪了。　　五十年代初，李达多次为毛的著作虔诚作注，热情洋溢地讴歌毛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而在追捧毛泽东、鼓吹“改造知识分子”等方面，李达也是摇旗呐喊的干将，并以自己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 “理论界的鲁迅”（这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予李达的评价）的权威身份虔诚配合，立下汗马功劳。在其主编的《社会发展史》一书中，李达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社会观”，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与扩张”，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总路线”；他还为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出版专门的阐释论著，说它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称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精辟的分析和光辉的补充”——这些鼓吹，为毛的“导师”形象添加了一道浓重的油彩，也是李达“哲学政治化”的鲜明印迹。　　其实，政治人物的“理论兴趣”是很可疑的东西。一般来说，政治家考虑的是在现实斗争中趋利避害，削弱或消灭敌人，壮大或美化自己，这和学术思想所需要的“素心”和价值立场悬置，是完全不同的。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在西方是一个早已被抛弃的幻想；而朱熹的“内圣外王”之说，却似乎在中土长盛不衰，对政治和学术两界翘楚都极具诱惑。而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让学术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多半只会掉进政治的陷阱。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曾对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区别做过极好的阐述：“在（实际政治）这种场合，立场鲜明甚至是一个人难以推卸的责任。这里所用的词语，不是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将其他人的政治态度争取过来的手段。它们不是为深思熟虑疏松土壤的铧犁，而是对付敌手的利剑，是战斗的工具。与此相反，如果在讲座或课堂上以这种方式使用词句，那未免荒唐透顶。……如果教师感到他被期待着利用这些素质，那会是一种极为堪忧的局面。如果听任所有的学院教师在课堂上扮演领袖的角色，情况将更为严重。因为，大多数以领袖自居的人，往往是最不具备这种角色能力的人。”　　我们无权责备先贤，说他们没能超越时代的禁锢去践行韦伯的主张；但我们却不能不告诫自己：在今天的实践中绝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李达评传》王炯华著　　　　　　　　　　　　　　　　　　　　　　　　　　　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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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若引申到朱熹“内圣外王”云云，我不赞成。从大处说，一则那时也并没有知识分子，二则对百余年来&主流学术“对宋明理学的彻底否定实质上是“扭曲的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学起于南宋，展布在明。理学的践行者对当权的大胆批评，显然不是以学术&服务”于政治。其实，区区一个海瑞，已经够心惊肉跳了，若真有一班道学先生，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从小处说，“内圣外王”本属政治哲学，照批判家的逻辑搞政治哲学研究统统归类于“服务于政治”，韦伯本人何以免俗呢？政治哲学归根结底就是帝王师，霍布斯、洛克以降，西学之中也绵绵不绝。韦伯本心从政素无掩饰，其学术视点往往以实际政治为始。较之朱熹屡遭政治迫害、因学术而被构陷的寂寞境地如何？　　　　于今日而言，&内圣外王&究竟该如何看，有什么样的思想史意义、政治意义，当然可以讨论。若因袭前人熟语套话，百年动荡一概归咎传统，也不是个道理。　　　　
　　很好，很好，“我们却不能不告诫自己：在今天的实践中绝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告诫很有用，学习很努力，成效很不错。
　　学习成果展示绝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这样的“知遇之恩”、感戴之情的主导下，李达开始重蹈中华士子的覆辙，压抑自我，紧跟领袖，委屈心智，服务“盛世”，对自己客观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懵然不知。　　—————————————————————————————　　　　所以说，人再聪明，如果不坚持原则，这种聪明也只能为他人和自己带来噩运。　　
　　　　对李达等一代人，我倒觉得是应该责备&先贤”的。　　　　阿伦他在《主义的起源》中讲了“自我厌弃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瓦解，造成了人群的“原子化”，为塑造做了重要的铺垫工作，而自身最终逃不过被毁灭或被驯服的结果。近代的几批中国知识分子以启蒙、西学为旗号的文化批判就是这样一种作用，而左翼的陈独秀、李达等的所作所为又超过了一般范畴的瓦解。李达以叛逆者起，以恭顺的驯服工具终，个人动机与理由姑且不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的驯化过程，这类事例在纳粹德国、前苏联都很常见。要检讨其中的缘故，是从所谓传统中找缘故，还是从我国现代化历程中去寻找根源？我觉得前者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　　　　当其事任其责，不能率作恕辞。　　　　
　　在“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的敦敦教导下，在这样的“知遇之恩”、得骨之恩，感戴之情的主导下，绝对不能象某些笨狗一样，只知道封人，而不知道删贴，最后留下如此的“滑稽”证据。　　　　现在一定要清洗干净，让哪盖在龟头的上帽子，批在龟脖上的长衫，稳妥的存在，让他和人一样一样的。
　　　　呵呵，申明两点：　　　　第一，对版务有想法的，请到版务区开贴；　　　　第二，个人恩怨的陈芝麻烂谷子的，请各人私下解决。QQ、msn、站短，找场子单挑的，各随自愿。　　　　灌水歪楼的一概删除。
　　作者：关不羽　回复日期：　10:05:41　
　　　　　　　　对李达等一代人，我倒觉得是应该责备&先贤”的。　　　　　　　　阿伦他在《主义的起源》中讲了“自我厌弃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瓦解，造成了人群的“原子化”，为塑造做了重要的铺垫工作，而自身最终逃不过被毁灭或被驯服的结果。近代的几批中国知识分子以启蒙、西学为旗号的文化批判就是这样一种作用，而左翼的陈独秀、李达等的所作所为又超过了一般范畴的瓦解。李达以叛逆者起，以恭顺的驯服工具终，个人动机与理由姑且不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的驯化过程，这类事例在纳粹德国、前苏联都很常见。要检讨其中的缘故，是从所谓传统中找缘故，还是从我国现代化历程中去寻找根源？我觉得前者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　　　　　　　　当其事任其责，不能率作恕辞。　　-------------------　　你和楼主有相通的地方。。不过有个地方我觉的你指代的和楼主有偏差。。　　　　相对于背叛组织，瓦解传统文化，真正让人做出这种叛逆行为的，真正更大的叛逆，就是理性的僭妄。。　　　　或者可以这么说，理性的僭妄，未必一定反叛传统，可理性的僭妄，都一样制造。。只不过可能分，传统的，和不传统的。。或可能不传统的，比传统的更厉害点，或相反。。　　　　从某个角度来说，叛逆不叛逆传统，只是理性的僭妄或可能的表现，而被所吸引，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自我厌弃的分子，的确会造成人们归属感的断裂，而被虚拟的象征吸引。。可如果打个比喻，自我厌弃的知识分子是自杀，那自我膨胀的知识分子，就是杀人。。　　　　李达是属于厌弃呢?还是膨胀呢？或许兼而有之。。
启蒙的虚无，所谓知识分子，或人用知识而带来的变异。。相比关先生的钟情传统，有传统就一切都好。。佛洛依德用人的无意识本能，批判的更冷酷，更无可救药。。　　　　
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人的无意识本鞥几十完年，人的理智不过个几千年，所谓的理智的种种借口，不过就是换个皮包装出来的无意识本能。即有求生的本鞥，也有求死的本鞥。。　　
求生的本能，可以解说为意志的最大控制，我为天子之类的，意志压倒其他意志。　　　　
所谓求死的本鞥是什么？就是在时间上有起有终生命状态，去羡慕石头或一些无生命物质，恒定的状态。。比如永垂，比如不朽，比如万世基业，甚至比如天下大公。。　　　　　　
作者：关不羽　回复日期：　10:05:41　
　　　　　　　　对李达等一代人，我倒觉得是应该责备&先贤”的。　　　　　　　　阿伦他在《主义的起源》中讲了“自我厌弃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瓦解，造成了人群的“原子化”，为塑造做了重要的铺垫工作，而自身最终逃不过被毁灭或被驯服的结果。近代的几批中国知识分子以启蒙、西学为旗号的文化批判就是这样一种作用，而左翼的陈独秀、李达等的所作所为又超过了一般范畴的瓦解。李达以叛逆者起，以恭顺的驯服工具终，个人动机与理由姑且不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的驯化过程，这类事例在纳粹德国、前苏联都很常见。要检讨其中的缘故，是从所谓传统中找缘故，还是从我国现代化历程中去寻找根源？我觉得前者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　　　　　　　　当其事任其责，不能率作恕辞。　　-------------------　　你和楼主有相通的地方。。不过有个地方我觉的你指代的和楼主有偏差。。　　　　相对于背叛组织，瓦解传统文化，真正让人做出这种叛逆行为的，真正更大的叛逆，就是理性的僭妄。。　　　　或者可以这么说，理性的僭妄，未必一定反叛传统，可理性的僭妄，都一样制造。。只不过可能分，传统的，和不传统的。。或可能不传统的，比传统的更厉害点，或相反。。　　　　从某个角度来说，叛逆不叛逆传统，只是理性的僭妄或可能的表现，而被所吸引，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自我厌弃的分子，的确会造成人们归属感的断裂，而被虚拟的象征吸引。。可如果打个比喻，自我厌弃的知识分子是自杀，那自我膨胀的知识分子，就是杀人。。　　 　　
理性的理性的僭妄，或许都可算做这些的催化剂。。最后走向的是生命的终点，速朽。。而不是石头的终点。。
　　订制两个半月的生命　　shidi　　/publicforum/content/no01/1/121420.shtml　　
　　　　呵呵,说漏嘴了吧,原来在某些人心中,关天就是一赌场???!!!　　　　深挖思想根源,原来...是把茶馆当作了冒险家的乐园...　　　　难怪不惜自打嘴巴,也要混成个小跑堂的...　　　　还把网刊弄成了钢管舞...默哀中...　　
　　小羽真年轻啊 起码比我年轻
　　小羽真年轻啊 起码比我年轻
　　回关不羽：　　　（1）我想，对前贤的“责备”与否，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如果是总结教训以鉴将来，则“责备”必不可免，否则没有进步可言；如果是评价前贤以寄追缅，则“责备”自当慎重。　　　　　　（2）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叛逆者起，以恭顺的驯服工具终”的悲剧比比皆是，不特中国独有，因此当然不能仅仅“从所谓传统中找缘故”，即便是“从我国现代化历程中去寻找根源”，怕也不行？关兄的追问超出了敝文的命意，我所总结的“两种成分”，或许包含在关兄此一命题所应该得出的许多结论中？　　　　　　
　　回adai1982：　　极认同你的这一观点——//叛逆不叛逆传统，只是理性的僭妄或可能的表现，而被所吸引，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自我厌弃的知识分子是自杀，那自我膨胀的知识分子，就是杀人……李达或许兼而有之。//　　　
　　pia pia 我就溜达，我可顽皮了呢!!
　　没啥兴趣，拿分走人了。
　　　　再记号一下。
　　啦啦啦～～～～～：）））））
　　呵呵，007再申明两点：　　　　　　　　第一，007对版务没有想法，版务早就是鸡肋了，从这前任首席现任实习贱狗？？？被包庇开始。。。　　　　　　　　第二，007只是单纯来围观这前任首席现任实习贱狗？？？的，这个世界有个道理叫认赌服输。你只要承认那条贱狗就是你，那我一定去要个封号啥的处分，这有何难啊？否则你授你的精，我围观贱狗、研究动物学、宠物饲养，两不相扰。哈哈。　　　　　　　　　　作者：007揪实习贱狗鼻　回复日期：　15:35:34　
　　　　　呵呵，大家猜猜下面这话当初是哪条？？？贱狗说的啊。。。　　　　　　　　　　　　　　　　　　　　==========================================　　　　哈哈，这个世界有个道理叫认赌服输。你只要承认那条贱狗就是你，那我一定去要个封号啥的处分，这有何难啊？　　　　　　　　　　　　再猜猜下面这个又是哪条？？？贱狗发给007的呢。。。　　　　==============================================　　　　　　　　操作 发送者 接收者 消息内容 发送日期 　　　　　　 ？？？ 007踩实习贱狗鼻 通知 由于您在社区关天茶舍版块中违反以下规定：人身攻击 您的007踩实习贱狗鼻ID已被封杀，解封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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