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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模拟试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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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模拟试卷1
官方公共微信重读《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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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白鹿原》
　　　　作者：洪治纲　　　　一　　十三年后，当我再次重读陈忠实的《白鹿原》，依然觉得小说里饱含着许多难以言尽的精神意蕴。这些意蕴，枝展蔓延，常读常新，恰如卡尔维诺所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1]――是的，就我的阅读来说，《白鹿原》已经具备了某种经典的意味：初读时似乎颇为熟悉，再读时却又每有发现；它提供了某种广博丰沛的中国经验，却又迫使人们对这种经验进行再度审视与思考。　　我说的这种经验，便是《白鹿原》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魂的重新梳理和认定。这种精魂，既是厚厚的雪原中悄然长出的那株形似白鹿的“绿油油的小蓟”，又是一生讲究“慎独”却能时时指点迷津的白鹿书院掌门人朱先生之人格。它深深地植根于华夏大地之上，迎风斗霜，优雅而又顽强地生长着；它穿越了一次次历史的狂波巨澜，不动声色地实现了对一个个乖张生命的救赎。它看似拥裹在深厚的传统痼疾之中，却又融合了儒与道的精髓，以强悍的伦理姿态，直击人性的脆弱部位，理性、祥和而又毫不含糊地左右着我们的生存，并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展示出它那卓越非凡的整合能力。　　这是《白鹿原》的重要品质，或者说是它的精神内核。尤其是历史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四处泛滥的今天，这种来自民族文化结构深层的精魂，像小说中那只无迹可求却又不时显现的白鹿精灵，是一个让人警醒的价值存在。记得初读《白鹿原》时，我甚至有点排斥这种道德化和隐喻化的潜在价值――那时，我只是异常感奋于陈忠实对人物的塑造，譬如白嘉轩的宽厚隐忍，鹿子霖的自私狡猾，田小娥的放浪形骇，黑娃的刁钻鲁莽，白孝文的颠荡沉浮，白灵的率真浪漫……这些人物，带着乡土中的自然气息，甚至原始的野性冲动，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历史相互激荡，在个人与历史的分崩离析之中，为中国社会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遭遇的沉重与多难作出了生动的诠释。但是，重读之后，我却发现朱先生（包括白嘉轩）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化的存在。在他的身上，折射了陈忠实对革命化境域中的中国历史的极为独特的思考――这种思考，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而是超越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僵化思维，自觉而又深刻地意识到了本土文明的演进，绝对离不开对民族精魂的重新激活，离不开对传统文化中某些重要品质的重铸和丰富。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并不是动用传统/现代、保守/开放的二元对立思维，以突显传统文化的道德力量，来贬抑历史权力冲突中的暴力意味，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民族信念，牢牢地确立在创作主体的精神意志之中。也就是说，陈忠实的内心是希望借助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重要价值体系，在审时度势之中，直接回应纷乱历史中所出现的各种灾难。所以，《白鹿原》里的人性救赎意味和济世意味，要远远大于历史反思意味。这一点，可以从它的叙事结构上得到明确的印证。从白鹿书院诞生之初，作者便让朱先生带着理想化的启蒙意愿，意气风发地开始了民族文化的复兴；然而，突变的历史却以变幻无常的手段，不断地激活了白鹿原上各色人等的欲望，在革命化的政治意识统摄下，人性出现了疯狂的扩张，大种罂粟、乱伦、以欺诈获利、恩将仇报、官匪相通、政治投机、私仇公报……等等，启蒙也由此迅速地转换为救赎；而当一切历史的喧嚣终于搅乱了白鹿原最基本的生存秩序，甚至颠覆了人们的生存意志之后，无论是黑娃、白孝文还是鹿兆鹏、鹿兆海等等人物，又终于回到了白鹿书院，回到了朱先生的价值系统上来，并以此完成了人生的自我救赎。这种轮回式的叙事结构，不仅暗合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哲学境界，而且透示了创作主体光复仁义的明确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将白鹿原视为一个传统中国的小小的缩影，那么，在暴力革命与文化启蒙的双重鼓噪下，白鹿原的困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透过鹿子霖和白嘉轩的际遇，我们所能看到的微薄希望，仍然是朱先生所极力推崇的隐忍退让式的儒家文化伦理。　　但是，就《白鹿原》的叙事内蕴来看，陈忠实并不具备某种哲学上的严谨性。面对错综复杂的二十世纪前半叶历史，陈忠实更看重的，是被革命化的历史语境所催发出来的一团混乱的非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它们伴随着原始的人性冲动所散发出来的生命激情，将质朴的中国乡土社会肢解得七零八落。面对那些暴烈而又充满无序的生存现实，面对黑暗、混乱如雪崩般的伦理秩序以及充满玄秘和劫难的历史本体，陈忠实站在传统文化的整体高度，以全部的民族文化信念来对抗它，包括传统的道德规则和勇气。所以，在《白鹿原》中，那个民族精魂的绝对化身朱先生，尽管并不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其性格的多重性和立体性也并不比其他人物更丰富，甚至在某些行为上的矛盾性也值得商榷，但是，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作为一种高迈的价值标杆的存在，他依然以若有若无的方式，规约着白鹿原的生存走向，并不断地排除了一场场人性和历史的灾难。陈忠实对这个人物的用笔看起来非常吝啬，但他却是统摄所有人物的核心和枢纽。除了白嘉轩作为朱先生人格力量的一个重要印证之外，小说中几乎只有这位“关中大儒”朱先生的人生叙述得最为完整，直至死后若干年，仍散发出“圣人般”的卓越见识。　　这种对民族精魂的重铸和彰显，让人们在全球化的现代文化格局中，再度看到了作家对传统价值信念的一种审视和认同。其中所包含的宏大意识和中国经验，从某种意义上也印证了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所强调的相关问题。哈金就认为，“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2]为此，他极力倡导所有中国作家都应该建立起“伟大的中国小说”之信念，并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3]表面上看，这种“宏大信念”似乎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理想，是一个很难企及的终极目标，但是，如果细细地审度《白鹿原》，我觉得，陈忠实不仅具备了这种宏大意识，而且的的确确地道出了中国人所普遍保存的生存经验，并足以让我们从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二　　对历史的反思并不是一件难事。作为一位当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太多的、充满各种吊诡意味的革命记忆之后，每一位作家在重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历史时，都会有自己特殊的理解和判断。类似的作品不胜枚举，甚至优秀之作亦不在少数。但是，大多数作家通常依助于现代哲学（如格非《人面桃花》、李洱《花腔》）、原始人性（如莫言《丰乳肥臀》）或某种宗教（如刘醒龙《圣天门口》）来推衍历史深处的奥秘，来解决暴力对抗所引发的各种存在困境。这些作品当然也非常成功――它们以其独特的审美发现和生命思考，使文本成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生动注脚，也为我们洞悉历史的玄秘之门提供了各种有效的思考通道。而《白鹿原》却立足于民族文化内部，从精神本源上来审度中国现代革命史中所付出的代价，并进而确立了一种以慎独隐忍的儒家精神和自由超迈的道德风范为价值核心的“救世正己”的生存理想，这同样也让我们驻足沉思。　　为了更清楚地辨析《白鹿原》中这一“救世正己”、“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剖示陈忠实对民族精魂的思考与定位，我们有必要围绕朱先生的精神人格作进一步考察。在《白鹿原》中，陈忠实非常清楚文化保守主义的危险，也意识到了民族精魂与文化沉疴之间的纠缠关系。因此，当他将朱先生作为这种民族精魂的重要符号来进行演绎时，并没有将他置于叙事的前沿地带，而是放在所有矛盾冲突的背后，也没有将他置于白鹿村的内部，而是让他独立于荒僻之地――白鹿书院。这意味着，朱先生既是一个审视者，又是一个独立者。他拥有审视的必须距离，又具备自省的独立空间。“慎独”是他的生存哲学，而“济世”又是他的人生姿态，此亦即“内圣”而“外王”的儒家伦理。他以“慎独”的方式，确保自己遗世独立的完善人格，同时又带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意愿，试图以仁义隐忍的入世哲学来解决激荡的历史和失控的命运。但他毕竟是一个旧儒风范，其骨子里又不免带着保守者固执的文化风貌，甚至是道家的自然主义质色。譬如，有关朱先生的出场，作者是这样叙述的：“他一身布衣，青衫青裤青袍黑鞋布袜，皆出自贤妻的双手，棉花自种自纺自织自裁自缝，从头到脚不见一根洋线一缕丝绸。”[4]这种既崇尚自然质朴又彪炳传统守旧的衣着装扮，显然折射了他那复杂的内心意绪。又如朱先生的那句被四乡八里反复传诵的经典名言：“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5]这种不为物役的思想，似乎也暗合了某种道家的人生境界。　　但更重要的，还是朱先生的处世哲学。所谓“内圣外王”，按儒家的思想伦理，便是“救世”必先“正己”。为此，朱先生首先将“正己”视为人生第一要义。“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6]如何“正己”？那便绝对地“慎独”――坚决保持独处时亦能谨慎不苟。他一再强调：“君子慎独。此乃学人修身之基本。表里不一，岂能正人正世！”[7]这种“慎独”思想，正是儒家思想的要义之一。《大学》中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8]这里的“慎其独”，既有“诚其意”之旨，又有“著其善”之意――所谓小人，就是经常在一个人独处时，为恶而无所不至，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善的重要，而是独处之时便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而君子则无时无刻不专著于诚和善。《中庸》中也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9]这里的“慎其独”似乎表明的是一种“道”，但如果我们根据《中庸》第二十章里“诚者，天之道”以及第二十一章里“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中的“道”来理解，所谓“慎其独”仍然是指“诚”。“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就是要时时保持内心的诚，它与《大学》里的“诚其意”一脉相承。这也就是说，朱先生念念不忘的“慎独”，从本质上看，就是按儒家的伦理要求完善个人的内心生活。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时时从诚从善，那么，他就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地达到了“正己”的要求。朱先生的确是这样努力的。他清晨即起诵读，终日清茶淡饭，且毕生不入仕途，这种高度自律的结果，使他在白鹿原不仅成为一个圣人，甚至成为一尊神――很多乡野平民都视他的话为某种准确的预言。　　当然，“正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独善其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也是朱先生的最终理想。因此，朱先生几乎是严格地按照“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不朽”准则来规范自己的。在“立德”（即“慎独”）的同时，早在世纪之初，他便执著于兴办书院，以传统经书启蒙幼童，以期大化天下，成就白鹿原为仁义之地。尤其是处在那种特殊的历史风云之中，面对权力、暴力、欲望以及启蒙思想的相互冲撞所引发出来的疯颠现实，“救世”几乎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使命，朱先生更是期望以“立功”的手段来实现“救世”愿望。当然，他的救世方法依旧是儒家精神――仁义，隐忍，向善，恭谦等等。从大的方面来看，对非道义的行为，他强悍地抵制；对向善的言行，他赞赏有加。他不仅以果断的气魄禁烟犁毁罂粟，还在饥荒之时鼓动开仓放粮，以大道之行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从小的方面看，他同样也是一丝不苟。譬如，白嘉轩因为鹿子霖的奸诈而与鹿家闹起了土地纠纷，想让朱先生出谋划策，结果朱先生给了白、鹿两人“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的忠告，让他们两家握手言和。譬如，白孝文与田小娥勾搭成奸之后，以至于弄光了家产，而朱先生并没有责怪这个后辈，只送了他两个字：慎独！譬如，鹿兆海在临赴抗日前线时，特地向朱先生求字一幅，朱先生听罢激动不已，以至于双手颤栗而不能书，只好将手浸入冷水之中，然后提笔为兆海写下了“砥柱人间是此峰”的赠言。又譬如，当白嘉轩抛却前仇，执意要为残害自己的黑娃救命，朱先生得知后，便以少有的激情大赞嘉轩：“以德报怨哦嘉轩兄弟！你救下救不下黑娃且不论，单是你有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你跟随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10]在公祭抗日牺牲的兆海之后，朱先生又血气高涨，联合在白鹿书院修编志书的其他八位老先生，决意亲赴战场抗击倭寇。在“立功”颇见成效之后，朱先生又转向“立言”，带领数位老先生修纂志书，四处筹措经费，最终完成了五册二十九分卷的《滋水县志》。似乎是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之事，朱先生“顿时觉得自己变轻了”，于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他经过一翻梳洗之后便无疾而终。　　有趣的是，有关朱先生的死，作者整整动用了十页的文字来叙述。陈忠实不仅让朱先生精心的安排了自己的后事，而且在他临终之后，让他的妻子“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朱先生才是白鹿原上真正的“白鹿精魂”，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魂。“人们在一遍一遍咀嚼朱先生禁烟毁罂粟的故事，咀嚼朱先生只身赴乾州劝退清兵总督的冒险经历，咀嚼朱先生在门口拴狗咬走乌鸦兵司令的笑话，咀嚼放粮赈灾时朱先生为自己背着干粮的那只褡裢，咀嚼朱先生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问卜的趣事，咀嚼朱先生只穿土布不着洋线的怪癖脾性……这个人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11]朱先生不仅在生前为世人留下了自己完美的一生，而且在审时度势之余，也为后世同样留下了“天作孽，不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的警语。这是来自某种神性的预言，还是他面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深刻的判断？抑或是他最终领悟到了传统文化的精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存？　　答案将永远也无法出现，其实也没必要追究最终的答案。就多难的现代中国历史而言，向善、抗暴、追求仁义而又不忘济世的人生，同样也是一种普世的价值操守。因此，我以为，对民族文化精魂的探讨与彰显，既是陈忠实的一种精神信念，又是《白鹿原》的审美目标。它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可感知的人生经验，也为作家的独特思索架起了通向读者认同的桥梁。　　　　三　　《白鹿原》的复杂，当然并不仅仅在于陈忠实对民族精魂的探寻、演绎和彰显，还在于他对历史本身的深度质疑，尤其是暴力化的革命史在权力、人性和利益上的彼此纠葛。就像小说中写到的很多百姓卖壮丁那样，人们总是将革命化的历史语境作为自己的生存机遇，并企图藉此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满足自身的最大欲望。这种历史的盲动主义最终引发了乡土中国的人性劫难，而陈忠实显然想从这种劫难中打开阶级史的缺口，并进而反思暴力存在的合理性，很有些“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伦理意味。记得拉什迪在谈及君特?格拉斯的小说时也曾说过：“格拉斯在历史中穿国过境所学到的就是怀疑。现在他不信任所有那些宣称拥有绝对真理形式的人；他怀疑所有总体的解释，所有宣称是完整的思想体系。”[12]陈忠实的《白鹿原》显然也折射了这种历史怀疑论的主观意图。所以，他在表现历史本身的暴力冲突时，除了在抗日战争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带着明确的价值立场之外，对党派之争等等均取以超然的姿态。这种超然的叙述姿态，既为他再现历史现场提供了一种客观化的视角，也表明了他对既往史观的不信任――其背后，仍然潜藏了儒家传统缺失的缘由。这一点，可以从朱先生死前对现实的郁闷心境中看出――白灵、黑娃先后屈死，鹿兆鹏不知去向，白孝文大显投机才干，而自己的救世之力却日渐苍白。如果深而究之，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打倒孔家店”的结果？还是像陈忠实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人类社会从封建性走向现代性的必然趋势？对此，恐怕谁也不能说得清楚。　　但我们必须相信的一个事实是，一个民族的演进是绝对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根、语言和社会规范一直都是界定何谓人类的三个重要元素。”[13]倘若抛开语言这一勿需争辩的元素，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根”和“社会规范”，那么，我们或许将无法绕过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所彰显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它那内外兼修的理性主义本质。在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时，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虽然没有宗教，但是中国人却有信仰，这信仰便是天地人的合一。在这种“天人合一而育万物”的信念里面，其实也隐含了西方宗教的“上帝创世”观。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神之社会里，其实都是由人来建立的，这便突出了某种“入世”的功能。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各种宗教都在中国可以找到存在的根基。[14]我以为，钱穆的这种见解点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魅力和活力之所在――就像孔子所言：“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所追求的是心神合一，“通天人，合内外，皆此心，皆有神，皆有礼。”[15]对此，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儒学家余英时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也有相类似的表述。这也表明，完全跳开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生存环境的余英时，同样也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强大生命力。尽管他在不少论著中也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现代儒学的困境，甚至认为儒学已成为“游魂”，其焦虑意识和批判意味从未消停，但从总体上看，他的自信力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研究对象之中。我甚至推断，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已不具备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他可能决不会选择这种领域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　　我之所以重提这一看似陈旧的话题，甚至觉得《白鹿原》在彰显民族精魂方面尤显重要且意义深远，是在于儒家的诸多思想对于现代社会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引鉴价值。仅举一例，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在《民主与领袖》一书中就特别地将孔子和亚里斯多德并举，并认为孔子的思想能够提供现代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品质。儒家“以身作则”的修身精神（其内核便是“慎独”）完全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这是儒家可以贡献现代民主的一个典型元素。[16]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国内的不少学人甚至是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却丧失了一些自信力。最典型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尤其是西方霸权文化在第三世界的大量侵袭，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思想界就曾有不少人大谈“文化殖民”的问题，以为西方国家侵略野心不死，只不过现在开始，由先前的军事殖民和经济殖民慢慢地改为文化殖民了，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我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论调颇有几份怀疑，关键在于文化自身必须拥有特殊的生命力。一种文化，如果它拥有强劲的生命力，如果它能够直接为现代文明的建构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那么靠“殖民”的手段是不可能消灭它的；反之，如果它已不具活力，不必动用“殖民”它也会自然消亡。看看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中国文化依然风姿绰约，这足以证明“文化殖民主义”是一个二元对立论下的思维怪胎。　　正因如此，余英时在《现代儒学论》里并没有去奢谈文化殖民的危险――凭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判断，他应该更清楚文化殖民的后果――但他更多的坚持人本立场，认为儒学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即“入世化”），唯有如此，儒家似乎才可以重新获得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在“余英时作品系列”的总序中，他就曾说到：“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在这种努力下，他终于在2006年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他的获奖，一方面得益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清理的西方人文价值理想，但我想，另一方面也更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特殊的魅力和活力――这一点，或许才是本质的原因。在人文领域中，其研究对象本身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承传价值，那么，往往会影响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余英时的获奖，在很大意义上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的表现，也是东方人的生存智慧（尤其是儒家思想）被西方社会重新评估和接纳的表现。尽管这是一个题外话，但它无疑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所触及的精神本源的重要性，也体现了《白鹿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哈金所说的“中国经验”。　　而这，也正是我在重读《白鹿原》时感受最深的地方。不过，也有不少人曾对朱先生所崇尚的儒学思想进行过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毛崇杰先生的《“关中大儒”非“儒”也》一文。在该文中，作者指出：“朱先生的道德行为是一种‘自律’而非‘他律’，因而‘儒’只是朱先生的一个外壳。朱先生的每一件关涉政治道德的行为，立乡约，清营退兵，赈灾民，发‘抗日宣言’，收教黑娃使弃恶从善……直到把县志稿本中的‘共匪’改成‘共党’，都不是来自朱先生自身之外的驱使，并无一是先圣遗训使然，有些甚至是与儒教宗法制度相悖的。”在经过一翻分析之后，作者进而认为“朱先生的德行总体上与儒教‘他律’相悖，”甚至是一种带有现代和后现代意味的美学意味。[17]我以为，这种论断显然值得商榷。其一，“他律性”是否只是儒家的思想？换言之，仁义和向善的追求，是否可以简单地认定为仅仅是一种满足人类的“利他”意愿而并无自我慰藉的功能？如果进一步追问，儒家的恬退隐忍方式在最终的结果上是否也包含了“利我”的意愿？否则，何来“小不忍而乱大谋”之说？其二，儒家思想的包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所强调的儒学，从本质上并不是简单地恪守先圣遗训。这一点，我曾在前述中征引了钱穆先生的话，而《白鹿原》中所体现出来的，也正是这种包容性的姿态，就像朱先生一方面带有强烈的“济世”愿望，另一方面又不愿以牺牲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而入“仕途”一步；一方面主张在田小娥的破窑上造塔镇妖，另一方面又宽容剪辫风波；一方面反对党派之争的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又在公祭兆海时火烧日寇头发。这并不是作者对朱先生精神一统性的破坏，恰恰相反，它们体现了儒家“仁智信”并举的灵活性。识时务者为俊杰，朱先生的“智”其实在终极上始终对准大是大非的原则。其三，我们在面对一个具体的文本时，是否有必要坚持自己的既定成见或理论体系，并以此来判断作品的合理性？我以为并无必要。贯穿在朱先生精神生活中的“儒学”是否是一个“外壳”，既不能通过朱先生自身的某些小小的矛盾行为来否定，也不能简单地对照圣言遗训来否定，更不能仅靠自己对儒学的理解来否定。如果我们细细地看看孔子的某些日常言行或癖号，其中也存在着与他所倡导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呢！所以，针对作品本身的整体倾向进行阐释，或以更开阔的思维进行论析，或许更有意义。当然，反过来说，《白鹿原》所形成的不同见解，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至少表明了这部作品的的确确拥有丰富复杂的审美意蕴。　　[1]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第3页，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　　[2]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青年文学》2005年第7期。　　[3]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青年文学》2005年第7期。　　[4]陈忠实：《白鹿原》，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5]陈忠实：《白鹿原》，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6]陈忠实：《白鹿原》，第5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7]陈忠实：《白鹿原》，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8]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第8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朱熹语：“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　　[9]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第18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　　[10]陈忠实：《白鹿原》，第4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陈忠实：《白鹿原》，第5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2]布罗茨基等著：《见证与愉悦》，第343页，黄灿然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13]布罗茨基等著：《见证与愉悦》，第341页，黄灿然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14]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5]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6]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26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17]毛崇杰：《“关中大儒”非“儒”也》，《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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