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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校花校草，体验校园广场残袍――正统的道术探险 第721节;迅读网
残袍――正统的道术探险&&作者：&&分类：[鬼话]&&
第四百零七章 飞赴北极 “你知不知道咱们要去哪里？”左登峰答非所问，这个女人穿的太单薄了，虽然这里是夏天，但是到了北极直接就是零度以下。 “北极。”女人饶有兴趣的打量着左登峰，目光很是放肆。 “如果你的背包里没有衣服，后舱有棉衣和棉裤，你可以穿上一套。”左登峰闭上了眼睛。 “我真的看你很眼熟，可是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你。”女人并未罢休。 此语一出，另外几个士兵纷纷偷笑。 左登峰闻言微微皱眉，并没有搭理她，他被冰封了九十年，不可能有旧识存在。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的照片，这只猫我好像也见过。”女人的声音再度响起。 “你姓什么？”左登峰闻言睁开了眼睛。 “贾，我叫贾珍。”女人爽朗的回答。 “她叫贾珍，至今未婚。”另外一个矮个子女人出言打趣。 “贾正春跟你是什么关系？”左登峰转头问道。 “你怎么认识我爷爷，我想起来了，我小时候在奶奶家看见过你的照片。”贾珍终于回忆了起来。 “你奶奶叫纪莎？”左登峰挑眉问道。他离开文化所之后只照了一张相片，是被纪莎硬拉着照的。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这都多少年了，你为什么容貌没什么变化？”贾珍瞪大了眼睛。 “你的眼睛像你奶奶。”左登峰苦笑摇头，九十年是整整一代人的全部人生，对他来说只是闭目的一瞬，此时他的脑海里再度浮现出了当年跟纪莎接触的情景，纪莎骗过他，他也戏弄过纪莎，纪莎勾引他，他将浴缸结冰把纪莎冻了出来，这些并不久远的往事令他心中五味陈杂。 “左真人修为精深，延年有道。”旁边的中年道人趁机大拍左登峰马屁。 “你今年多大了？”贾珍出言再问，现在每一处安全区域都有修行中人庇护，那些修行中人的确比常人显年轻。 “我跟你爷爷奶奶是一代人，你喊我小兄弟是不对的。”左登峰闻言苦笑摇头，说三十岁不对，说一百多岁也不对，这个问题没法儿回答。 “你奶奶活了多大年纪？”左登峰出言问道。 “九十多，我六岁那年奶奶过世的。”贾珍出言回答。 “那你记事儿够早的，你爷爷呢？”左登峰点头再问，之前的人家孩子都很多，贾珍想必是纪莎小儿子的女儿。 “不到六十，文革的时候被批斗的上吊了。”贾珍面上并没有悲伤，因为她从未见过他爷爷。 左登峰闻言点了点头，纪莎和贾正春在抗日期间都是军统的特务，后来国民党败了，他们肯定要受到当权者的审判和批斗。 “把你爷爷奶奶的事情说给我听。”左登峰探手自旁边的木箱里拿出白酒喝了一口，他与纪莎和贾正春也算是故人，很想知道与他们有关的往事。 贾珍爽朗泼辣的性格与叶飞鸿有些类似，但是她比叶飞鸿要聪明，说话有条理性，根据其用词和用语来看她曾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不过她对于贾正春和纪莎的事情知道的并不多，因为纪莎死的时候她还很小，只是从长辈那里听说了两件事情，一是奶奶是一家之主，爷爷很怕奶奶，二是文革的时候有人告了密，是爷爷将罪过揽到了自己身上，保全了奶奶。 “左真人，我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个什么人？”贾珍也终于以左真人来称呼左登峰。 “他们都是好人。”左登峰出言回答。其实人是好还是坏很难准确判定，纪莎和贾正春当年的确为抗日出过力，也的确对八路军下过毒手，有功也有过，他之所以以好人评价他们是因为二人当年对他还是很友善的。 “有飞机，是日本的！”就在此时，前方的万小塘出言喊道。 左登峰闻声立刻闪身来到了驾驶舱，此时高空氧气含量不足，云层不厚，可以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云层上方快速飞过，向着东方飞去。 “这是什么飞机？”左登峰疑惑的问道，先前飞过去的飞机很小，机舱左右和驾驶舱都没有窗户。 “速度很快，是军用无人侦察机。”万小塘出言说道。 “不是说日本人都死绝了吗？”左登峰皱眉问道。 “兴许还有残余。”万小塘回头说道，飞机有自动驾驶动能，不需要时时操控。 左登峰闻言微微皱眉，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他要做的事情与日本人没有冲突，只要日本人不来捣乱，他就不会去招惹他们。 “左真人是这趟任务的指挥，大家要听从他的命令。”大头站到了驾驶舱的门口冲众人介绍。 众人闻言齐声应是，由此可见这五个人都是当兵出身。只有“金龟子”自己说好，因为他是道士。 “我会尽力把大家带回来。”左登峰环视左右，平静开口。 “咱们要找的是一块陨石，这块陨石具体多大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是黑色的。”大头冲众人说道。 “黑色的石头多了去了，怎样才能确定哪一块是咱们要找的？”士兵中有人出言发问。 “我们有探测仪，在那块陨石周围五公里就能有提示，越接近陨石，蜂鸣器响的越急。”大头出言解释。 “那块陨石有多大？”贾珍出言问道。 “不清楚，不过想必不会太小，好在我们不用全部带回去，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就行。”大头翻看着手里的资料。 “万一探测仪坏掉了，如何寻找目标？”其中一名士兵出言发问，有他们发问，左登峰就无需张嘴了。 “陨石在降落的时候会与大气层摩擦产生剧烈燃烧，燃烧的痕迹很容易分辨。”大头又开始翻资料。 “这块陨石会令周围的植物快速生长，如果某一区域有植物存在，目标应该就在那附近。”左登峰出言补充。 “左真人说的有道理。”大头开口附和。 “我们的敌人是什么？”贾珍一直咀嚼着那块白色的糖果。 “不清楚，由于有北极的磁场干扰，卫星对目标区域的定位和观测并不清晰，攻击咱们的就是咱们的敌人。”大头说了一句废话。 “目前的三处疑似地点彼此之间相隔多远？”左登峰喝了一口白酒。 “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大致在五百里的范围内。”大头抽出手里的资料递给了左登峰。 左登峰探手接过，发现是一张示意图，上面有两座岛屿的大体范围，这两座岛屿大小相仿，方圆一百多里，分别位于正北和东南，还有一处水下的礁子，位于西南方向，大小未知。 就在左登峰低头查看示意图的时候，贾珍靠了过来附身旁观，左登峰有感，扭头看了她一眼，一瞥之下发现贾珍穿的背心胸口很低，双球半露。这一幕令左登峰微微皱眉，贾珍此刻的神情自然之中带着笑谑，显然是有意为之。 “你很像你奶奶。”左登峰反手将那张示意图递给了贾珍，扭头收回了视线。 “那份对木头的分析报告带了没有？”左登峰冲大头问道。 “带了。”大头快速的找到了那份报告递给了左登峰。 左登峰先前观看的是那块遭受陨石辐射而产生变异的木头的元素含量，这一次他看的是那块木头的外观，那块木头长三米多，宽大约有一尺二寸，厚十公分左右，根据其体积和重量计算出了这种木头又硬又轻，质地要优于红松木。 “有没有那两座岛屿的具体情况？”左登峰抬头看向大头。 “没有，在此之前没人去过那两座岛屿和水下的礁子，由于磁场干扰，卫星也拍摄不到具体的画面，不过那里是无人区，爱斯基摩人不在那片区域生活。”大头摇头说道。左登峰是此行的指挥，大头无疑就是监军的角色，在古代监军并不是监视外派将军的，它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打杂和善后。 “土著人不在那里生活还是从来不到那里去？”左登峰出言追问。 “爱斯基摩人主要生活在北极圈附近，咱们要去的地方靠近极点，他们不可能在冰天雪地里跑上数千里到那个区域。”大头摇头说道。 “土著人在那里居住了多久？”左登峰再问，民国时期关于北极和南极的书籍很少见，他只知道北极有土著人居住，除此之外知道的并不多。 “他们是中国人在多年以前迁徙过去的，具体年代不清楚。”大头随即回答。 “当时去了多少人，去北极的原因是什么？”左登峰再问。 大头哑口无言，这个问题科学家都没弄清楚，他怎么会知道。 “左真人，您问这个干什么？”大头疑惑的问道。 “这块遭到辐射产生变异的木头之前应该是一艘船上的船板，如果土著人没有去过那两座岛屿，就说明那两座岛屿先前有人居住。”左登峰见贾珍又要靠上来，急忙将那张木材分析表递给了她。 “不可能的，那里最冷可以达到零下六七十度，人类没法儿居住，农作物也没法儿生长。”大头连连摇头。 “树都能长这么大，农作物为什么不能生长？退一步说即便他们不种植作物也可以渔猎为生。至于天气寒冷，他们可以住在地下。”左登峰正色摇头。 “您的意思是？”大头皱起了眉头。 “我的意思是咱们要去的地方有远古文明存在……”&&&&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道术必为天下裂,语文尚待弥缝者(下)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三 中国论文网 /5/view-4099847.htm　　为什么现代中国学术可以分化、分裂乃至对垒，学者却仍能保持基本的语言认同？我想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学术演进（不一定是进步），分科分化日益细密，通才型学者日益减少而专家型学者日益增多，学术话语的分野和沟通困难本来也属于正常现象。李泽厚1980年代末曾预言今后中国学术“将是一个专家的世界”（《李泽厚十年集·走我自己的路》）。抗战期间冯友兰也说过类似的话（冯友兰《新事论》第七篇《阐教化》），但那时专家和通才分化尚不明显，“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许多专家仍努力做通才。1990年代以后信息大爆炸，专家和通才彻底分开。通才型学者在学术话语上一般善于化生为熟，化难为易，化深为浅，善于在专门术语和日常语言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顾到各层次读者；专家型学者则各自为战，新旧、生熟、难易、深浅不同的话语日益隔绝，操同一学术话语的人聚在一起或能“相悦而解”（据说如此），操另一话语、依靠另一知识谱系的学者就只能望洋兴叹。统一的学界被不同的学术话语包围，分裂为彼此隔绝的若干小型“帝国”，这个态势一旦形成，对难懂的学术语言的指责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你想懂我们的话？请加入我们的圈子，否则免开尊口。这当然又加剧了“看不懂”的痛苦！ 　　尽管陈寅恪认为“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但与当代相比，现代学者很多还是通才与专家的结合，他们既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也有显示其博学通识的经典性普及读物（如鲁迅、朱自清、李四光、竺可桢、王力、费孝通）。通才与通才不容易出现交流障碍，通才的好处还在于既能耕耘“自己的园地”，也能欣赏和批评专家的专门之学，比如陈寅恪两次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提醒专治中国哲学史者要熟悉哲学思想发生的各种社会文化背景，“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便是站在通才地位衡量专门的哲学史研究（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在现代学术界所以享有特殊威望，就因他往往能以卓越的史家之通识补文学史、哲学史、语言学史、社会学史、医学史诸多专门学科之阙漏。若一人而兼具通才之识与专家之能，则其通才之识更能为其专门研究服务，尽可以专注于某一专门问题而不为此问题所拘囿，视野开阔，左右采获，上下议论于其间。这是通才型专家的特点。就“述学之语”而论，通才型专家在清儒所谓“窄而深”的专门之学上钻得再深，跑得再远，也能随时回到常识平面，其学术话语始终有来自“常言”和“常识”的支撑，不至于“思锐才窄”，往而不复，成为孤立枯竭僵化荒谬的“学术话语”，以为自给自足，顷刻可以憔悴{1}。易言之，在现代通才型专家那里，学术话语和民族语言共同体始终保持着适当的张力和互相滋养的关系，新名词、新话语和日常语言之间并非那么格格不入，学术研究因此也就不会过于逸出公共视野之外而变成独立王国。 　　2、现代学者多半也是文学家，这就更使他们的学术语言能够和不断创造、更新、生长的民族语言母体息息相关。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周氏兄弟、胡适、刘半农、郭沫若、陈寅恪、王力、赵元任、朱自清、钱穆、钱锺书——个个都是学者兼作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现代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并无森严壁垒。《古史辨》上有刘半农、周作人、俞平伯的小品文式考证和议论，这三位主要是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更非上古史专家，他们也完全不采取当时已兴起的长篇论文格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文学家身份和方式参与古史讨论。“古史辨派”不把这三位拒之门外，“古史辨派”自己的语言风格也明白洗练，他们对现代白话文学术语言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不独《古史辨》如此，现代中国影响巨大的一些综合性杂志如《东方杂志》、《新青年》、《新潮》、《新月》等都把文学创作和学术理论放在一起，这种编辑方针和《古史辨》异曲同工，有助于促进文学语言和学术语言的沟通。再看鲁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门外文谈》、《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以及其他大量收录在杂文集中的学术文章，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不可分拆，既无学术的空架子，也并不过事文饰。他甚至模仿标准“述学之语”写《阿Q正传》“第一章序”和《故事新编·理水》个别章节，用小说和杂文笔法来做“学匪派考证”。“读一篇极精彩的论文时，每每能浮起读文学作品的兴趣，而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又似乎能读出一篇论文来。”（胡绳《夜读散记·谈理论研究与文学欣赏》），现代作家和学者往往能让读者体会到这种文学语言与学术话语彼此渗透交相为用的胜境。1940年代末，胡绳就曾专门呼吁理论工作者要“学习鲁迅的文体”以造成中国学术的民族化（胡绳《学习鲁迅的文体》），现代作家和现代学者语言上彼此亲和，由此可见一斑。胡风也说过，鲁迅语言的好处在于一切名词术语都能为我所用，化为自己的表达，绝不依赖现成的概念术语，结果在鲁迅著作中，“思想本身的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竹内好也认为鲁迅尽管“一方面翻译了大量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却又终生与抽象思维无缘”，“他在气质上，也和借概念来思考缘分甚浅”（竹内好《鲁迅》）。胡绳、胡风、竹内好三人的说法，皆可谓真知灼见。 　　鲁迅当然也会有取自别人的概念，但绝非不加分析地拿过来作为现成的无需证明的东西来使用，比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硬译”和“阶级性”都是别人的概念，但都赋予了个人的理解和阐释，与其说是借用概念，毋宁说是鲁迅借用这些概念讲了自己的话。明白了鲁迅的意思之后，读者大可丢弃这些概念，而不必在鲁迅之后继续依赖性地使用这些未经个人消化的现成词语并使其“术语化”。鲁迅对别人的概念、术语始终保持一种距离，往往在怀疑甚至讽刺的意义上姑且一用。他本人研究小说史时使用的一些概念和提法就是如此。比如他认为《官场现形记》的特点是掇拾一些官场和民间流行的“话柄”（类似今天的“段子”）来眩人眼目，不善于刻画人物和叙述场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是鲁迅的重要观点，作为这个观点之核心的“话柄”一词却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借用研究对象内部的一个词语来指称鲁迅自己赋予清楚界定的文学现象，就地取材，夺胎换骨，读者看到这个词语，不会纠缠于它作为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会跳过这个词语，领悟到背后的所指。胡适十分赞同并且借用过鲁迅关于“话柄”的说法（胡适《官场现形记序》），但在鲁迅和胡适之后，“话柄”并没有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中一个化不开的棘手概念，而文学研究中哪一个概念通常不都是异常棘手的呢！鲁迅这种避免大量生产和借用非生产性僵化概念的论学方式在现代中国学者那里比较普遍，这使得他们的“述学之语”具有文学语言的直接性和透明性，不易板结为空洞玄虚的概念而诱使读者与同行做无谓的纠缠（胡适讨论屈原时用诸葛亮草船借箭故事提出的“箭垛式人物”的概念也是如此）。 　　当然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相得益彰要有一个度，不能妨碍学术表述的质朴明晰，也不单单是给学术著述增加一层文学的修辞，那反而要不得。关键是要找到文学语言和学术语言的契合点，亦即语言的高度及物性和表现力，从而达到韩愈所期望的气盛言宜、“物之浮者大小毕浮”的境界（韩愈《答李翊书》）。闻一多称这种境界是“文辞与意义兼到”，思想、学问和文章浑然一体，他认为这对文学家已颇不容易，至于“纯粹说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难，几乎不可能。也许正因为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达到的境界，有人便把说理文根本排出文学的范围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的可笑。要反驳那种谬论，最好拿庄子给他读”（闻一多《庄子》），闻一多认为庄子做到了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高度合一，“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世间本无所谓真纯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字里，思想别无存在的余地；同时，是一个字，便有它的涵义，文字等于是思想的躯壳”（闻一多《庄子》）。优秀学者的学问和述学之语必定是高度同一性的关系，有学必有言，有言必有学，不存在没有学问的语言，也不存在没有语言的学问。学问不好必然要在语言上反映出来，语言破碎必然显示着学问的驳杂不淳。这应该是凡以文章问世者皆心知其意的共识，不必（亦不易）详加解说。 　　3、现代知识分子在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时期，很快找到了一系列“改写汉语”的正确方法{2}。不妨就用胡适做代表，他曾被反对者目为白话文的“大帝”，老家绩溪则被讽刺地称为“上京”（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和白话文著作对现代白话文的影响无人可以替代，如果他有什么“作文秘诀”，那也是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 　　和“五四”以后众多优秀的白话文作者一样，胡适文章写得好，首先因为他古今中外书看得多，熟悉中国悠久的文言和白话的书写传统，由此养成一种“语感”，知道文章何为“通”，何为“不通”。“语感”好坏，除语言天赋外，主要靠后天培养，亦即平日读书养性与专题研究，二者结合就是“学问”。“语感”从“学问”而来，“学问”即“语感”，“语感”即“学问”，有怎样的“语感”便有怎样的“学问”，反之亦然。“语感”并非语言学家总结出来的那一套给人当拐杖来依赖的语法规则，而是读书、研究、写作过程中以直觉形态呈现的对语言规律和美感的自由灵活的把握，其作用远远大于单纯从语言学教科书上习得的外在语法知识。 　　“语感”是现代学者的看家本领，也是习惯于依赖外在语法知识的当代学者所欠缺的。“文从字顺”需要“语感”，克服原有语言共同体和新近发明的话语体系的裂隙，促成学术话语和日常语言良性互动，审定和大规模使用外来“新名词”、“新术语”，更需要良好的“语感”来“弥缝”。“新名词”、“新术语”的翻译既要真正了解一个概念在外来语言中的确切所指，更要在翻译者自己的语言中找到最匹配的词语，难度可想而知。严复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绝非夸张。章太炎可能是汉语世界第一个使用“外来语”一词的人（史有为《汉语外来词》），但他强调使用“外来语”必须和启用“废弃语”和“新造”术语一样，“特当审举而戒滥”（章太炎《文学说例》），甚至断言不通“小学”也就不会制造合适的“新字”（新术语）{3}。陈望道进一步指出，“为了精密正确，我们要拒绝偷懒的省力、无结果的容易、内容空泛的简洁和油腔滑调的流畅，而敢于接受沉着凝重的语体，担负创造新词新字，吸收外来语的麻烦；倘充实不妨详尽，倘严肃不妨粗糙生涩”（《再进一步》，日《中华》副刊），这就似乎已经触及了后来学者所谓使用外来语的“柔性规范”{4}。但并非有了好的外来语的译名就大功告成，无论怎样理想的一个或一套译名一旦进入本民族语言，必然引起或大或小的语言地震，惊扰周边语言，使其发生连锁反应，因此这以后的化生为熟、化难为易、化深为浅的“弥缝”，将是更艰难更紧要的持续性工作。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学人在这方面相对来说都比较成功，他们的文章很难看到与汉语格格不入因而含义模糊的夹生概念，以及这种概念对周边语言的侵害。在周作人的读书随笔和小品文中就能经常欣赏到他大段节译外国文学和学术著作而竟然不觉是在翻译的恰到好处、天衣无缝的“弥缝”。良好的“语感”使他们无法忍受新名词、新术语和固有语言体系的龃龉，也使他们懂得如何用尽浑身解数来“弥缝”语言生长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话语与常言、话语与话语之间的裂隙。从这角度看，语言认同的主要两个层面——日常语文和学术话语——是休戚与共的关系，不能以日常语言的惰性拒绝新的话语融入，但也不能以新话语的融入来任意破坏日常语言的规范。理想的状况是新话语应该能够为日常语言不断输送新鲜血液，日常语言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和能力有序地接纳新话语。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正确的“说”（包括“写”）必须基于对一种语言的正确的“听”，若无这种“听”，抢在语言的前头或落在语言之外，就是“不恰当的讲”，而在“不恰当的讲”中，事物也就“不能以其本来面目为我们的思所知”。“讲是对我们所讲的语言的听”（郜元宝译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所谓“听”而然后有所“说”的涵养，就是这里所说的“语感”。 　　胡适还有一项专利发明，就是认为白话文等于“写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固然容易给读书不多的人造成误会，诱导他们轻视文字的作用，以为写文章可以不读书，不借重文字，完全如黄遵宪所谓“我手写我口”就够了（胡适白话文理论这一侧面很快被周作人、郭绍虞、朱光潜、李长之、吴组缃等有识之士所纠正）（参见郜元宝《汉语别史》，《鲁迅与当代中国的语言问题》），但对那些饱读诗书的人，胡适的理论又不失为一种经验之谈，他告诉大家不妨用口语中固有的各种资源和智慧来充实文章，不妨用口语中固有的语法来调整和规范行文——这后一条对于刚刚摆脱（失去）文言文的声韵、节奏、腔调、字法、句法而走进似乎散漫随便的白话文世界的作者，尤其显得至关重要。“五四”以后优秀作者正如鲁迅所说，一方面从广泛深入的读书经验中领会作文方法，“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一方面则“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一定要它读得顺口”，用活的语言来充实、引导、核准书面文（鲁迅《写在〈坟〉后面》、《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胡适反复强调白话文的直白、清白和黑白之“白”，周作人提倡“絮语”式的“美文”（参见周作人《燕知草跋》，《美文》），和鲁迅“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意思相同。这可以说是现代白话文作者的第二条“作文秘诀”。如今只知道在本学科“理论话语”迷魂阵中打转念咒而写不通文章的学者，若非读书太少，就是不懂“向活人的唇舌学习”，或兼而有之。 　　第三，胡适竭力抨击各种现代“名教”玩弄虚无的概念游戏的恶习（胡适《名教》），这也不啻给后来所有大搞“话语崇拜”的学者们进一忠告{5}。“名教”只是崇拜“文字”，而这“文字”尚在日常语言系统中，至于许多“学术话语”则早已脱离日常语言系统，成为某种“元语言”、“超语言”，对后者的“崇拜”，危害恐怕要远过于单纯崇拜文字的“名教”。 　　凭这三点，胡适便有资格作为白话文理论权威，号召和指导大家对中国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书写系统进行全面“改写”，以顺应汉语言文字迟早要完成的现代转换，而他也并没有像当时许多反对者深惧而痛诋的那样，成为汉语言文字的千古罪人。 　　4、得力于一些关键人物的呼吁和警戒。在中国现代，语言文字不仅是文化表达的工具，更是文化保存和文化创造的归宿，兹事体大，舞文弄墨者无不究心于汉语言文字的进化与完善，甚至因为爱之深而恨之切，一度发生过取消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激烈主张。但无论爱恨不同或爱恨交加，笔下都不含糊。反之，文墨不通，语句破碎，不仅要不齿于冠盖之伦，也会腾笑于普通学子之口。 　　且看一些代表人物对语言文字如何再三致意，强聒不舍。 　　1903年章太炎亡命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倡保存国粹，而他心目中的国粹，第一就是语言文字，其次才是典章制度和杰出人物。他甚至认为，“文辞（文学）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章氏从其“文学复古”立场出发，认为文学是否感人，取决于作家是否懂得“本字古义”。他后来对此说法似乎有所纠正，即认为作者不仅要考究本字古义，也要看到本字古义在后世（口语、方言和白话文中）的衍变，但他又说这种工作比单纯考究文言更困难，因白话所依赖的口语方言“藏古语甚多”，“白话所用之话不知当作何字者正多也”，“是故不详识字，动笔即错”，“古人深通俗语者，皆研精小学之士”，“小学”修养必须达到颜之推、颜师古祖孙的水平，方能写白话文，他本人还“不敢贸然为之”，因此他的结论还是“非深通小学，如何成得白话文哉？”（章太炎《星期讲演会记录》第二章《白话与文言之关系》）由章太炎所引起的有关文学与文字之关系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无论如何，他对语言文字的爱护和珍重之情，仍然不难为有识之士所认可。 　　1936年日本大举侵华已成事实，华北即将不保，在那紧要关头，周作人致信胡适，与这位《新青年》时代的战友相约，以汉字为最后文化防线誓与日寇周旋，希望政治军事上失去的，要在文学和文化上重新夺回（周作人《国语与汉字》）。尽管木山英雄教授称这是周作人的失败主义者的梦幻般的抵抗（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但在周作人身上，不是也能看到从章太炎一直下来的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相同的信赖与爱惜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对语言学最感兴趣的一位作家，他说出门旅行或养病的时候，最想携带的书就是有关语法的著作，对西方修辞学和现代语言学，对中国古代的“小学”，周作人可谓如数家珍，他一生保持这方面的浓厚兴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探索现代“国语”和“国文”的建设之路。他给自己最高的评价，也就是“常识略具，国文粗通”（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苦口甘口》）。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他对自己与国文教学的姻缘非常看重，在他的意识中，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必须具有清楚的语言意识，都必须清楚地知道应该写怎样的文章，才算合格。周作人的“杂学”未必人人服气，但周作人在“国语文”写作上取得的杰出成就，凡是懂得一点白话文写作甘苦的人，都会肃然起敬。 　　1938年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特地提到鲁迅的文学天才在于“用字之正确”，诚为不刊之论，其基本着眼点和章太炎毫无二致（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我们几乎已经习惯地将“文学语言”的“美”理解为“正确”基础之上的进一步修饰，而不把“正确”本身看作“文学语言”最高的“美”。其实种种修饰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不就是“正确”地表达作者构思想像中的图景吗？文学语言只要“正确”，也就包含了“美”，这个道理古人揣摩得很透：“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答谢民师书》）换言之，“达”（正确）不只是“文”（美）的前提，真正的“达”必然也就包含了“文”。蔡元培对鲁迅的文学天才仿佛有点出人意料的概括，其实也就是苏轼所谓“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对“文学语言”的“美”的一些误会。“用字之正确”不仅是文学语言的美的极致，也是学术语言的最高境界。“正确”一词，几乎道尽了现代学者语言认同的全部内涵。 　　稍稍再往前推，1932年留学德国的冯至写信给《沉钟》时代的老友杨晦，为自己过去的诗歌感到羞愧，觉得那时他跟汉字太疏远，以后如果还写诗，首先要下一番“小学”的功夫，好好认识认识中国字（《沉钟社书信选粹（二）》）。这不正是章太炎理论的一个活的注脚吗？ 　　鲁迅乐于“咬文嚼字”，他对章士钊误解和误用“每下愈况”、“二桃杀三士”咬住不放，虽然夹杂着个人恩怨，但警戒大家不要轻率掉文，也情见乎辞。鲁迅和胡适一样始终反对“文字游戏”，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变成酱缸的罪魁祸首。他不仅告诫自己不要生造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字句，当他的学生胡风遭到围攻时，也肯坦然承认胡风在理论上太“拘泥”，文字“不肯大众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段关于胡风的话出于冯雪峰之手，但获得了鲁迅首肯，足见鲁迅如何看重理论文章的平易近人、清新可诵（叶圣陶对胡风的不满也集中于这点）。鲁迅固然以“用字之正确”显示了他非凡的文学天才，但他修改文章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也一样令人肃然起敬。正因为在文字上有一种“洁癖”，他才甘愿为青年作家担任校对，以苦为乐，甚至炫耀自己替人做校对的才能。 　　胡适白话文理论既针对一般白话文写作而发，自然也适用于学术论著。中国现代学术语言新范型的奠基者首推胡适，他在文、史、哲、教育、政治等诸多学术领域的开山性工作，留在学术语言上的影响和留在具体学术方法和学术观念上的影响，可以等量齐观。胡适对学术语言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把学术研究成果“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腐朽，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这也就是胡适心目中理想的现代学术语言，他是这样主张，也是这样实行的。受他影响，现代中国学术语言的主流基本达到了“四化”标准，而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语言是否“明白晓畅”，是否善于“四化”，是否可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说到对语言文字的监督，当然更不用说毛泽东将文风作为党风的表现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综合治理，还有政坛和学界权威如胡乔木、吕叔湘等对包括理论语言在内的语文全体日夜警惕的守望——这一切目标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鲁迅所说的“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一个“懂”字，蕴涵太多，远不止对“文学语言”的审美要求，而几乎囊括了文化人透过文字对自身文化准确而生动的把握，是语言和生活之间的全部灵性纽带。 四 　　对学术研究来说，所谓语言认同有多层含义。首先是“文从字顺”，要求学术论著应该没有用词不当或语法错误。这是基本的语言认同。其次指学术理论话语必须经过化生为熟、化难为易、化深为浅的一套融会贯通的功夫，必须具有中等水平以上读者通过学习和思索也能大致理解的稳定而明确的所指。再次，新的学术话语和旧的学术话语、新的学术话语相互之间，都要能形成有效对话。学术语言最好还能够和日常语言保持持续有效的交流，至少不能脱离日常语言而成为孤立神秘的符咒。学术语言甚至还应该像上乘的文学语言那样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客观情境与主观情志。这样的语言认同不仅表现为对语言文字的一种观点和态度，也不限于对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文字的深刻领悟与熟练运用，更联系着语言文字背后复杂深邃的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信息，是全身心的投入而非单纯理智的 关切。 　　语言认同终极意义上就是价值认同，但考虑到语言认同诸多不同层面，它往往又并不能直接等于某种具体的价值认同。具有基本语言认同、能做到“文从字顺”的学者们不仅很可能拥有截然相反的语言观（如《新青年》和《甲寅》、《学衡》），更可能在语言以外其他价值领域不共戴天，“十七年”和“文革”的语言现象就是如此。那时从现代延续下来的语文素养至少在学术界还不太容易马上丧失，即使最极端最荒谬的政治话语也不得不遵守起码的语文法则的约束，甚至在某些语文表达上还显示了天才的创造，但政治及其特有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自上而下的概念游戏强行绑架了文学与学术，语文正确而语义荒诞的现象很快就成为公开的秘密，文学和学术围绕一些强行推广、高深莫测、莫名其妙的既定教条、概念和话语体系疯狂地跳舞，最后演化为政治话语全面占领包括学术和文学在内的日常生活语言每个角落{6}。一篇批评理论或学术研究文章往往就是在遵循基本语法规则和用语习惯的前提下反复摆弄有数的几个当令的政治话语，最后使文章变成闭着眼睛念咒，和今日一些学者供奉着“现代性”、“文本”、“后殖民”、“帝国”、“政治”、“性别”、“资本”等概念而大念咒语，颇有几分相似。基本语言认同并非学术文化正常发展的充分条件，只是学术文化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也只有具备基本的语言认同，才有可能感受到正确的语言形式与荒谬的内容共存的痛苦并在痛苦中保持一种反思。如果失去基本语言认同，就不会有起码的生存领悟，整个文化势必陷入彻底的盲目与毫无自觉的 荒谬。 　　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国英语》中指出，一定的语言状况总是联系着一定的政治状况，尤其是集权政治必然表现为极端的语言游戏。在极端的语言游戏中，有学术良知的学者只能维持基本的语言认同，或转而伏藏于外文和古文天地。钱锺书《管锥篇》坚持使用文言与古往今来作者对话，不仅是要验证他四十年前所谓“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elasticity）不少”（钱锺书《与张君晓峰书》），也想远避时代的语言潮流而有所抵抗{7}。陈寅恪反复说旧体诗创作和欣赏不仅要善于运用“古典”，更要使“古典”与“今典”高度融合（参见陈寅恪《读哀江南赋》，《柳如是别传·缘起》），他在1950年代之后创作的许多旧体诗便是透过一般读者难以知晓的古典与今典的微妙关联，曲折传达他对当时政治的高度敏感。周作人、穆旦、巴金等一大批现代作家在1950年代以后投入大量精力于文学翻译，也是殊途同归。外文和文言是当时语言暴力下最好的逋逃薮，然而极端的语言游戏一旦放弃对学术的捆绑，学者就不能满足于消极的语言认同（“文从字顺”以及在文言与外文里夹带“私货”），而必须向自己和同行要求更高的语言认同，诸如各种学术话语之间的可沟通性，学术话语明确而稳定的所指，流行的学术话语与文化历史以及日常生活语言的有机联系等等。 　　今日许多学术著述不仅谈不上更高的语言认同，连起码的“文从字顺”也做不到。学术界打假之声盈耳，规范呼吁不断，结果只弄出大量莫名其妙的论文格式和装模作样的所谓脚注与尾注，唯独对学术语言毫不讲究。这就好像一个人不修边幅，却浑身挂满商标饰品，岂非咄咄怪事！ 　　没有语言认同，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创作和欣赏，不会有真正的人文科学建设，整个社会也无法维持有效的对话与交流。瑞恰兹说，“有史以来文明就依靠语言，词语是我们相互之间、我们与历史之间的主要纽带，是我们精神遗产的通道”，艾兹拉·庞德说，“词语的坚实有效是由该死的被人小看的文人学士来照顾的，如果他们的作品腐烂了（我指的不是他们表达了不得体的思想），当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的作品的本质即以词指物的方式腐烂了，那么，社会和个人思想、秩序的整个体制也就完蛋了”（均引自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词语破碎处，无物复存”，德国现代诗人史蒂芬·安东·格奥尔格这句诗，马丁·海德格尔在《语言的本质》和《词语》两文中曾经加以反复阐释，其目的也无非要说明语言和存在的高度统一性的关系不容破坏。王国维说，“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王国维《论新术语之输入》）。这基本可以概括上文所引从章太炎到冯至的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的语言认同，和这里所引瑞恰兹、庞德、海德格尔的话也可相通。语言认同不能简单归入“民族主义”、“国粹主义”、“保守主义”或“语言纯洁主义”，它毋宁更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文化与存在的双重自觉。 　　学术语言是社会语言的一部分，不仅相互之间需要维护基本的语文认同，和广大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读者群体之间也要有基本的语文认同，这样学术才能扎根社会文化的现实土壤而受到滋养，才能接受现实和大众的检阅，在滋养和检阅中健康发展。缺乏基本的语文认同，便谈不上学术共同体；和广大知识分子读者群缺乏语文认同的学术界即使形成了自己的共同体，也只能是一座封闭狭隘不宜久居的围城。 　　“道术必为天下裂，语文尚待弥缝者”，这是现代学术界所一再昭示的事实，也是当下学术界所应具备的自觉。任何人，不管工作如何重要，职位如何崇高，都无权破坏和践踏一个民族共同的语文平台，除非他是上帝，为要折辱人类的狂妄而推倒巴别塔、“变乱口音”。但维持语言认同的愿望，恐怕也并不比躲进“学术话语”或无人能懂的“文学语言”的小型“帝国”颐指气使，更加显出人的狂妄吧？ 　　马修·阿诺德因为批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南北战争中的常胜将军和实际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尤里斯·辛普森·格兰特文句不通，遭到马克·吐温的嘲讽。马克·吐温说格兰特将军一纸电文便可以改变美国历史，而像阿诺德这样的文士即便每天吐出成吨的正确典雅的英文，也不过尔尔。马克·吐温除了用格兰特对美国的巨大贡献来回护其语法错误（后者被形容为太阳黑点），还翻箱倒柜找出一本《现代英语文学：其瑕疵与错误》，据说该书捉到莎士比亚、弥尔顿、兰姆、司各特等二十多位名人的语言错误，并宣布挑剔格兰特语法错误的阿诺德本人的文章也有两处严重的语法错误和多处不规范现象。从阿诺德对格兰特的批评中，马克·吐温或许因为敏感地嗅到英国知识界对年轻的美国文化的优越感而被激恼（马克·吐温《格兰特将军的语法》），但马克·吐温在这过程中运用的逻辑，并不能成为今日学者和文人轻视语文的借口，否则对语文的监督机制将荡然无存，学者的语言认同随之解体尚属小事，全社会陷入语言混乱、语言暴力和语言狂欢才更可怕，而我们对此也并不陌生。 　　{1} 有关当前中国学术话语的危机与自我建构的策略，吴晓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2期）及《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学术月刊》2012年7期）多有创见。吴文虽然重在梳理西方哲学本身对哲学话语的反省，他批评中国学术之缺乏自我主张和学术话语过于封闭，自己也难以走出既有的哲学话语，但吴文无论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还是对中国学术困境的解析都有卓识，是近年来一篇难得的有思想也有“语感”的哲学论文，笔者构思此文过程中得到吴文启发不小，故特为标出，以鸣谢意。 　　{2} 这里借用耿德华（Edward Gunn）的Re-writing Chinese的提法，概指近代以来（尤其“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汉语书面现代化上所付出的努力、所提出的方案。参看Rewriting Chinese， style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ose， by Edward Gun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91。 　　{3} “近来学者，常说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引文见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姜玢编《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第146页至14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4} “所谓柔性规范，就是承认规范问题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承认影响规范的是具有多个因素，并在此认识上建立多因素参与的规范模式，按照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方案和力度去指导现实的规范工作”，“语言是一个非常有柔性的系统，我们只能以柔性的手段去处置它。与其夸夸其谈很多做不到的理想，设置许多硬性的规定，不如少说多看，有所为有所不为，甚至无为而治，静待自然选择。总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突出重点，模糊处理，留有余地，顺水推舟，因势利导，这样才能达到柔性规范的目的，也才是规范成功之所赖”（史有为《汉语外来词》，第195页至20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这里说的是一个个孤立的外来语的规范问题，却也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因为整个语言系统变化而必须担负的语文弥缝的任务。 　　{5} 有关胡适与现代名教及名教批判思想与当下文化的关联，可参看郜元宝《在新的“名教”和“文字游戏”中穿行》（收入郜元宝评论集《另一种权力》，华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尤其可参见金理《胡适“名教批判”论纲》，《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第43页至51页。 　　{6} 王蒙短篇小说《来劲》即戏谑地模仿这种语言/政治现象，参见郜元宝《戏弄与谋杀：追忆乌托邦的一种语言策略》，《作家》1994年2期。 　　{7} 钱锺书在给德国学者莫妮卡（Monika Motsch）著作的序言里说，“四十多年前真如隔了几世。那时候，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的人属于苏联日丹诺夫钦定的范畴：‘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passportless cultural tramps）。他们至多只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引文见艾朗诺《钱锺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东方日报》。“伊索式语言”也就是俄罗斯作家谢德林所谓“奴隶的语言”，它固然是被压迫者的语言，却也是被压迫者巧妙地反抗压迫的语言。“五四”以降，“周氏兄弟”对“奴隶的语言”最有心得，迤逦而至钱锺书，可见这种语言的反抗策略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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