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三祺广场 渝尚鱼老人冬天用好吗

贡井区尚鱼老人鱼饵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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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推荐43·4以风占贵贱者(1),风从王相乡来则贵(2),从囚死地来则贱。夫贵贱、多少,斗斛故也(3)。风至而籴谷之人贵贱其价(4),天气动怪人、物者也(5)。故谷价低昂,一贵一贱矣。《天官》之书(6)。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风(7)。风从南方来者旱,从北方来者湛,东方来者为疫,西方来者为兵(8)。太史公实道(9),言以风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统于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杀也(10),天者(11)。如或欲春杀冬生,物终不死生,何也?物生统于阳(12),物死系于阴也。故以口气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温。使见吹吁之人,涉冬触夏(13),将有冻旸之患矣(14)。寒温之气,系于天地而统于阴阳,人事国政,安能动之?
根据风向预测物价的高低,风从王相乡吹来物价就高,从囚死地吹来物价就低。谷价有高有低,谷米有多有少,但斗斛并没有改变。风吹来了,卖谷的人依据风向就抬高或降低谷价,这是由于天上的气影响了人心和物价的缘故。因此谷价高低变化,有时贵有时贱。《史记·天官书》上说,在夏历正月初一的早晨,根据四方之风来占测一年的吉凶。风从南方吹来就会大旱,从北方吹来就发大水,从东方吹来说发生瘟疫,就西方吹来就发生战乱。太史公据实论事讲根据风向预测水、旱、兵、疫、是因为人、物的吉凶都受天的支配。使万物生长的,是春季;使万物衰亡的,是冬季。使万物春季生长而冬季衰亡的是上天。如果有人想让万物春季衰亡而冬季生长,万物最终既不生也不死,是什么道理呢?万物生长受春阳之气的支配;万物衰亡是由冬阴之气决定的。因此,用嘴里的气吹人,人不会寒冷;用气呵人,人不会温暖。让被吹气和呵气的人,经冬历夏,就会有挨冻受晒的忧患。寒冷的温暖的气,归属于天地而受阴阳的支配,人事与国政,怎么能够影响它呢?
43·5且天本而人末也(1),登树怪其枝(2),不能动其株。如伐株,万茎枯矣。人事犹树枝,能温犹根株也(3)。生于天(4),含天之气,以天为主,犹耳目手足系于心矣。心有所为,耳目视听,手足动作,谓天应人,是谓心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5),旒缀于杆(6),杆东则旒随而西。苟谓寒温随刑罚而至(7),是以天气为缀旒也。钩星在房、心之间(8),地且动之占也。齐太卜知之(9),谓景公(10):“臣能动地。”景公信之。夫谓人君能致寒温,犹齐景公信太卜之能动地。夫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
况且天是根本而人是末节。爬树摇树枝,不能动摇树干。如果斫伐树干,所有的树枝都会枯死。人事好比树枝,寒温之气好比树根树干。人为天所生,就含有天的气,以天为根本,好比耳目手足受心的支配。心里想干什么,耳目就听什么看什么,手足就会随着动作起来。如果说天会应和人,这就是说心是受耳目手足所支配的吗?旌旗悬挂穗带,穗带连接在旗杆上,旗杆往东穗带就朝西飘。如果说寒温之气是随君主的刑赏而来的,这是把天上的气当作系在旗杆上的带了。钩星运行到房宿、心宿之间,是地将要震动的征兆。齐太卜看见了这种天象,对齐景公说:“我能使大地震动。”齐景公相信了他。如果说君主能引来寒温之气,就好比齐景公相信太卜能使大地震动一样。人不能使大地震动,也就不能使天感动。
43·6夫寒温,天气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不能鸣钟(1),而萤大不爨鼎者(2),何也?钟长而篙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3),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4),必也。占大将且入国邑(5),气寒,则将且怒;温,则将喜(6)。夫喜怒起事而发(7),未入界(8),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发,而寒温之气已豫至矣(9)。怒喜致寒温,怒喜之后,气乃当至。是竟寒温之气使人君怒喜也(10)。
寒温之气,是天上的气。天极为高大,人极为卑小。小竹枝不能敲响钟,而萤火不能烧鼎煮饭,为什么呢?因为钟长大而竹枝短小,鼎高大而萤火细小的缘故。凭七尺长的细小身躯,想感动皇天的大气,它不会有丝毫效验,这是必定无疑的。占卜郡守将要进入郡的首府这件事,如果天气寒冷,就表明郡守要发怒;如果天气温和,就表明郡守会高兴。喜怒是有感于事情而发生的,郡守尚未进入郡界,没有见到官吏百姓,没有察明是非,喜怒尚未发生,而寒温之气已经预先来到了。如果怒喜能导致天气寒温的话,那么应该在郡守怒喜之后,寒温之气才能到来。这反而是寒温之气使郡守发怒或高兴了。
43·7或曰:“未至诚也。行事至诚,若邹衍之呼天而霜降(1),杞梁妻哭而城崩(2),何天气之不能动乎?”夫至诚,犹以心意之好恶也。有果蓏之物(3),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气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4),然后得之。夫以果蓏之细,员圌易转(5),去口不远,至诚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远,其气莽苍无端末乎?盛夏之时,当风而立;隆冬之月,向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温也,至诚极矣。欲之甚者,至或当风鼓箑(6),向日燃炉,而天终不为冬夏易气,寒暑有节,不为人变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犹不能致,况自刑赏,意思不欲求寒温乎。
有人说:“这是因为不十分虔诚,如果做事十分虔诚,就像邹衍仰天长叹而天降霜,杞梁妻痛哭而城墙崩塌一样,怎么天上的气就不能感动呢?”所谓至诚,还是就心意的好恶来说的。有瓜果这类东西,在人的面前,距嘴只有一尺远,心里想吃它,用口里的气吸它,是不能吸来的;用手拿取送进嘴里,然后就可以得吃了。就凭瓜果这样细小的东西,又圆又团极易转动,距嘴又不远,十分虔诚地想吃它,却不能得到,何况上天距人又高又远,它的气无边无际,无头无尾呢?盛夏时节,迎风站立;隆冬季节,向着太阳而坐。这是夏天想得到凉爽而冬天想得到温暖,算是极端虔诚了,希望得到凉爽和温暖最心切的人,甚至有的迎风煽扇子,有的对着太阳而又烧燃火炉,但是上天终究不会为了他而改变寒温之气,寒来暑往有一定的规律,不会为人诚心不诚心而改变。诚心想得到寒温之气尚且不能招来,何况君主施行刑赏时本来就没有想要得到寒温之气的意思呢。
43·8万人俱叹,未能动天,一邹衍之口,安能降霜?邹衍之状,孰与屈原(1)?见拘之冤,孰与沉江?《离骚》、《楚辞》凄怆(2),孰与一叹?屈原死时,楚国无霜,此怀、襄之世也(3)。厉、武之时(4),卞和献玉(5),刖其两足(6),奉玉泣出(7),涕尽续之以血。夫邹衍之诚,孰与卞和?见拘之冤,孰与刖足?仰天而叹,孰与泣血?夫叹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计冤情,衍不如和,当时楚地不见霜。李斯、赵高谗杀太子扶苏(8),并及蒙恬、蒙骜(9)。其时皆吐痛苦之言,与叹声同,又祸至死,非徒苟徙(10),而其死之地,寒气不生。秦坑赵卒于长平之下(11),四十万众同时俱陷。当时啼号,非徒叹也。诚虽不及邹衍,四十万之冤,度当一贤臣之痛;入坑坎之啼,度过拘囚之呼,当时长平之下不见陨霜(12)。《甫刑》曰(13):“庶僇告无辜于天帝(14)。”此言蚩尤之民被冤(15),旁告无罪于上天也。以众民之叫,不能致霜,邹衍之言,殆虚妄也。
万众人都叹息,尚且不能感动上天,邹衍一声长叹,怎么能使上天降霜呢?邹衍的处境,哪能与屈原相比?被拘囚的冤屈,哪能与投江相比?《离骚》、《楚辞》凄凉悲伤,一声长叹,怎能与它相比?屈原死的时候,楚国并没有降霜,这是楚怀王、楚襄王时的事情。楚厉王、楚武王时,卞和向他们呈献玉石,被砍掉了双足,卞和捧玉而流泪,眼泪流尽了接着就哭出血来。邹衍的虔诚,怎能与卞和相比呢?被拘囚的冤屈,怎能与砍掉双足相比呢?仰天长叹,怎么能与哭出血相比呢?长叹确实不如哭泣,拘囚确实不如砍足,衡量冤情,邹衍不如卞和,当时楚地也不见降霜。李斯、赵高假造遗诏杀害太子扶苏,并牵连蒙恬、蒙毅等人。当时他们都倾吐了痛苦的话,与邹衍的叹息声相同,又遭祸直到被杀死。不仅仅是被拘囚,在他们被害死的地方,并没有寒冷之气产生。秦国坑杀赵国降卒在长平城下,四十万人同时被活埋。当时他们的哭啼叫喊,不仅仅是叹息。他们的虔诚虽然不及邹衍,四十万人的冤屈,估计应当抵得上一位贤臣的悲痛;他们被活埋时的哭喊,估计应超过被拘囚者的呼号,当时长平城下也不见降霜。《尚书·吕刑》上说:“被杀害的百姓纷纷对天帝诉说自己没有罪过。”这说的是蚩尤统治下的老百姓受了冤屈,纷纷对上天诉说自己没有罪过。以万众百姓的含冤叫屈,都不能引来降霜,邹衍长叹降霜的说法,不过是虚假荒诞之说。
43·9南方至热,煎沙烂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1),父子同穴而处。燕在北边(2),邹衍时,周之五月(3),正岁三月也(4)。中州内(5),正月、二月霜雪时降;北边至寒,三月下霜,未为变也。此殆北边三月尚寒,霜适自降,而衍适呼,与霜逢会。传曰:“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6),寒谷复温(7)。”则能使气温,亦能使气复寒。何知衍不令时人知己之冤,以天气表己之诚,窃吹律于燕谷狱令气寒(8),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为须贾所谗(9),魏齐僇(10),折干摺胁(11)。张仪游于楚(12),楚相掠之(13),被捶流血(14)。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记其状。邹衍见拘,雎、仪之比也,且子长何讳不言(15)?案衍列传(16),不言见拘而使霜降。伪书游言,犹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17)。由此言之,衍呼而霜降,虚矣!则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
南方很热,能使沙子熔化石头酥烂,父子同在河水中沐浴。北方很冷,凝结的冰块能把土地冻裂,父子同在土屋中居住。燕国地处北方,邹衍被拘之时,周历的五月,是夏历的三月。中原地区,正月、二月经常降霜雪;北方很冷,三月下霜,不算是反常。这大约是北方三月还在寒冷,霜恰好自天而降,而邹衍正好仰天长叹,与降霜碰到一起。传上说:“燕国有一个寒冷的山谷,里面不长五谷,邹衍吹响律管,寒谷又变温暖了。”如果能使天气温暖,也就能够使天气再变寒冷。怎么知道邹衍不是希望能使当时的人知道自己的冤屈,想借天气表明自己的诚心,偷偷地在燕国的监狱里吹响律管想使天气寒冷,于是才向天呼号的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是什么原因降霜呢?范雎被须贾所诬告,魏齐侮辱范雎,折断了他的肢体肋骨。张仪在楚国游说,楚相拷打他,他被鞭打得流血。他们两人的冤屈,太史公如实记下了他们的情况。邹衍被拘囚,与范雎、张仪同类,而司马迁为什么避讳不记载呢?考察邹衍列传,没有记载他被拘囚而使天降霜的事。伪作的书和无根据的说法,好比太子丹使偏西的太阳回到正中、天上降下谷雨一样。由此说来,邹衍向天呼号而天降霜,是不存在的!那么杞梁的妻子痛哭而使城墙倒塌,是荒诞的了!
43·10顿牟叛(1),赵襄子帅帅攻之(2),军到城下,顿牟之城崩者十余丈,襄子击金而退之(3)。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军有哭者乎?秦之将灭,都门内崩(4),霍光家且败(5),第墙自坏(6)。谁哭于秦宫泣于霍光家者?然而门崩墙坏,秦、霍败亡之征也(7)。或时杞国且圮(8),而杞梁之妻适哭城下,犹燕国适寒,而邹衍偶呼也。事以类而时相因(9),闻见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墙朽(10),犹有崩坏。一妇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则一指摧三仞之楹也(11)。春秋之时,山多变。山、城一类也。哭能崩城,复能坏山乎?女然素缟而哭河(12),河流通(13)。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从军死,不归。其妇迎之,鲁君吊于途(14),妻不受吊,棺归于家,鲁君就吊,不言哭于城下。本从军死,从军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处也。然则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复虚言也。
顿牟反叛,赵襄子带兵讨伐顿牟。晋军到达顿牟城下,顿牟的城墙崩塌了十多丈,赵襄子鸣金而退兵。如果杞梁之妻痛哭而城墙崩塌,那么赵襄子的军队中有哭泣的人吗?秦国将要灭亡,咸阳城门向内倒塌;霍光家族要衰败,家里的墙自己倒塌了。是谁向秦宫、霍光家哭泣呢?然而城门崩垮院墙倒塌,是秦国、霍光家族败亡的征兆。也许是当时杞国的城墙刚好要倒塌,而杞梁之妻又恰好在城下痛哭,正如燕国天气正好变冷,而邹衍偶然对天呼号一样。两件事同属一类,发生的时间又恰巧相连,听到的人,有的因此也就相信两者真有因果关系了。再说城老了,墙就朽坏,也有自动倒塌的。一位妇人的痛哭,就能倒掉五丈城墙,如此说来,一个指头就能摧毁三仞高的柱子了。春秋时期,山峰多有变化。山和城是同一类事物。痛哭能使城墙倒塌,又能够哭垮山吗?你相信了晋景公穿着孝服去向河而哭,被堵塞的河水就流通了的说法,那么相信杞梁妻痛哭能使城墙倒塌,本来也就是应该的了。考察杞梁是随军出征战死的,没有活着回来。他的妻子迎接灵柩,齐庄公在路上吊唁,杞梁妻不接受这种吊唁,棺材运回家中,齐庄公到她家里去吊唁,并没有讲到杞梁妻在城下痛哭的事情。本来是随军出征战死,随军战死并不在城中,杞梁妻向城痛哭,哭的不是地方。如此说来杞梁之妻痛哭而城墙倒塌的事情,又是荒诞无稽的说法了。
43·11因类以及,荆轲秦王(1),白虹贯日(2);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计(3),太白食昴(4),复妄言也。夫豫子谋杀襄子(5),伏于桥下,襄子至桥心动(6)。贯高欲杀高祖(7),藏人于壁中(8),高祖至柏人(9),亦动心(10)。二子欲刺两主,两主心动。实论之。尚谓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轲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动,而白虹贯日乎?然则白虹贯日,天变自成,非轲之精为虹而贯日也。钩星在房、心间,地且动之占也。地且动,钩星应房、心。夫太白食昴,犹钩星在房、心也。谓卫先生长平之议,令太白食昴,疑矣!岁星害鸟尾(11),周、楚恶之(12);。。然之气见(13),宋、卫、陈、郑灾(14)。案时周、楚未有非,而宋、卫、陈、郑未有恶也。然而岁星先守尾(15),灾气署垂于天(16),其后周、楚有祸,宋、卫、陈、郑同时皆然。岁星之害周、楚,天气灾四国也,何知白虹贯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长平计起也(17)?
以此类推,荆轲谋刺秦王,出现白虹贯穿太阳的现象,卫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之战后的策略,出现金星侵犯昴宿的现象,也是荒诞的说法。豫让谋杀赵襄子,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桥头心动觉察。贯高预谋杀害刘邦,暗藏人在夹墙中,刘邦到达伯人县,也心动觉察。两人预谋刺杀两位君主,两位君主都心动觉察。据实而论此事,尚且说不是两人的精神所能触动的。何况荆轲想刺杀秦王,连秦王的心也没有被触动,怎么能使白虹贯日呢?如此说来,白虹贯日是由于天象变化而自然形成的,并不是荆轲的精气化为白虹穿过了太阳。钩星运行到房宿、心宿之间,是大地将要发生震动的征兆。大地将要震动,钩星就相应地运行到房宿和心宿之间作为预兆。金星侵犯昴宿,好比钩星运行到房宿和心宿之间。说卫光生对长平之战后的建议,使金星侵犯昴宿,可疑得很。岁星侵入“朱雀”的尾部,周国和楚国很憎恶这种天象。慧星出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灾害。考察当时的周国和楚国,没有什么过错,而宋、卫、陈、郑四国也没有恶迹。然而岁星首先侵入“朱雀”尾部,灾气在天空垂现,在此之后,周国、楚国才有灾祸,宋、卫、陈、郑四国同时都遭了灾祸。岁星使周、楚二国遭祸,天气使宋、卫、陈、郑四国受灾,怎么知道不是“白虹贯日”导致荆轲杀秦王,不是“太白食昴”引起卫先生在长平出谋画策呢?
招致篇第四四(本篇佚文存目)
明雩篇第四五
“雩”(y&鱼)是我国古代专门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王充在本篇阐明了自己对雩祭的观点。前一部分驳斥天人感应论,后一部分说明人君举行雩祭是对人民的关怀。他明确指出,“旸(晴)久自雨,雨久自旸”,水旱灾害是“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请求,终无补益”。他认为,君主不祭祀、不祷求,“恬居安处,不求已过”,天也仍然会“沛然自雨,旷然自旸”。人既不能用操行感动天,天也不因人的操行而施以谴责。但王充并不完全反对雩祭,他认为,不管灾害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久旱不雨,君主就必须举行雩祭,以表示“惠愍恻隐之恩”,“慰民之望(怨)”。这也是他认识上的局限性。
45·1变复之家(1),以久雨为湛(2),久旸为旱(3)。旱应亢阳(4),湛应沉溺(5)。或难曰:“夫一岁之中,十日者一雨(6),五日者一风,雨颇留,湛之兆也;旸颇久,旱之渐也(7)。湛之时,人君未必沉溺也;旱之时,未必亢阳也。人君为政,前后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时气也(8)。”《范蠡·计然》曰(9):“太岁在子水(10),毁;金,穰(11);木,饥(12);火,旱(13)。”夫如是,水旱饥穰,有岁运也(14)。岁直其运(15),气当其世,变复之家,指而名之(16)。人君用其言,求过自改。旸久自雨,雨久自旸,变复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术。试使人君恬居安处(17),不求己过,天犹自雨,雨犹自旸。旸济雨济之时(18),人君无事,变夏之家,犹名其术。是则阴阳之气(19),以人为主,不说于天也(20)。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
专门祈祷消除变异的人认为,雨下久了就成涝灾,天晴久了就成旱灾。
旱灾是上天对君主骄横的谴告,涝灾是上天对君主迷恋酒色的谴告。有人诘难说:“一年之中,或十天下一次雨,或五天刮一次风。雨稍微下久一点,就是涝灾的预兆;天晴久一点,就是旱灾的苗头。发生涝灾的时候,君主未必就迷恋于酒色;发生旱灾的时候君主未必就骄横。君主施政,前后一致,然而无论涝灾旱灾,都是因为碰上了当时的灾害之气。”《范蠡·计然》上说:“太岁运行到北方,庄稼被毁坏;运行到西方,五谷丰登;运行到东方,发生饥荒;运行到南方,发生旱灾。”这样说来,水旱灾害饥荒丰收是和太岁运转相关联的。太岁恰好运行到某一方位,灾害之气正好在世上出现,变复之家就针对这种情况编造出一套说法。君主采用他们的说法,找出自己的过错加以改正。晴久了自然会下雨,雨下久了自然会天晴,变复之家于是就把晴雨的变化说成是他们的功劳,君主认为正确,于是就相信了他们的占术。假如让君主安安静静地呆在那里,不寻求自己过错,上天仍然会下雨,雨后仍然会天晴。晴止雨止之时,君主并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变复之家,仍然要自吹他们的占术。这样说来,阴阳之气的变化是以人决定的,而不是统属于天的了。人不能用道德行为感动天,天也不会随从人的道德行为来谴告人。
45·2《春秋》鲁大雩(1),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祷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祸矣,此变复也(2)。诗云(3):“月离于毕(4),比滂沱矣(5)。”《书》曰(6):“月之从星(7),则以风雨(8)。”然则风雨随月所离从也。房星四表三道(9),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则湛(10),出南则旱。或言出北则旱,南则湛(11)。案月为天下占,房为九州候(12)。月之南北,非独为鲁也。孔子出,使子路赍雨具(13)。有顷,天果大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昨暮月离于毕。”后日,月复离毕。孔子出,子路请赍雨具,孔子不听,出果无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昔日,月离其阴(14),故雨。昨暮,月离其阳(15),故不雨。”夫如是,鲁雨自以月离,岂以政哉?如审以政令,月离于毕为雨占,天下共之。鲁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国之时(16),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赏罚异时,必以雨为应政令,月离六七毕星,然后足也。
《春秋》记载鲁国举行雩祭,是天旱祈求下雨的祭祀。天旱了好长时间不下雨,祷告祭祀求天福佑,就像人生了疾病,祭祀神灵解除灾祸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变复之道。《诗经》上说:“月亮靠近毕宿,马上就有滂沱大雨。”《尚书》上说:“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就会多风多雨。”如此说来,风和雨是随着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而来的了。房星以四颗星为标志构成三条通道,日月的运行,出入于此三道之间。出于北道就有雨,出于南道就有旱。或者说出于北道就有旱,出于南道就有雨,按照月亮靠近箕宿或毕宿这种自然现象被天下人用来预测风雨,月亮运行经过房宿北道或南道这种自然现象,被天下人用作观测涝旱的事实,月亮经过房宿的南道或北道不光是为了鲁国啊。孔子外出,让子路携带雨具,一会儿,天果然下了大雨。子路问这又是什么缘故,孔子说:“因为昨天晚上月亮靠近毕宿。”后来有一天,月亮又靠近毕宿。孔子外出,子路请求带雨具,孔子不听从,出去果然没有下雨。子路问这是什么缘故,孔子说:“那天,月亮靠近毕宿的北面,所以下雨;昨天晚上,月亮靠近毕宿的南面,所以不下雨。”这样看来,鲁国下雨本来是因为月亮靠近了毕宿,哪里是由于政治的缘故呢?如果确实是由于政令的缘故,那么月亮靠近毕宿预示天要下雨,这是天下所共同的。鲁国下雨,天下也都应该下雨。战国时期,各国政冶不同,君主施政,赏罚不在一个时间,一定要把下雨说成是上天应和六国的政令,那么上天就要使月亮靠近毕宿六七次,然后才能满足这种情况。
45·3鲁缪公之时(1),岁旱。缪公问县子(2):“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3),奚如(4)?”县子不听。“欲徙市(5),奚如?”对曰:“天子崩(6),巷市七日(7);诸公薨(8),巷市五日。为之徙市,不亦可乎?”案县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诗》、《书》之文,月离星得雨(9)。日月之行,有常节度,肯为徙市故,离毕之阴乎?夫月毕天下占,徙鲁之市,安耐移月(10)?用之行天,三十日而周(11)。一月之中,一过毕星,离阳则阳(12)。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离毕阳(13),其时徙市而得雨乎?夫如县子言,未可用也。
鲁穆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大旱。穆公问县子:“天旱不下雨,我打算晒巫求雨,怎么样?”县子不赞成他的做法。穆公又说:“我打算迁移集市,怎么样?”县子回答说:“天子死,要在小巷里集市七天;诸侯死,要在小巷里集市五天。为了天旱而迁移集市,不也是可以的吗?”考察县子的这种说法,是为迁移集市而求雨。考察《诗经》、《尚书》上的记载,月亮靠近毕宿就会下雨。日月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能因为迁移集市的缘故,靠近毕宿的北面而使天下雨吗?月亮靠近毕宿天下人用来预测涝旱,迁移鲁国的集市,怎么能改变月亮运行的轨道呢?月亮在天空运行,三十日一个周天。一个月之中,有一次经过毕宿,靠近毕宿的南边就天晴。假使以迁移集市的行为去感动天,能使月亮靠近毕宿的北面,那么在月亮已经靠近毕宿南面的时候迁移集市,能够让月亮再靠近毕宿的北面而求得下雨吗?像县子的这种说法,是不可采用的。
45·4董仲舒求雨(1),申《春秋》之义,设虚立祀(2)。父不食于枝庶(3),天不食于下地(4)。诸侯雩礼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5)。诸侯及今长吏(6),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7)?如云雨者气也(8),云雨之气,何用歆享?触石而出(9),肤寸而合(10),不崇朝而辨雨天下(11),泰山也(12)。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国邑(13)。然则大雩所祭,岂祭山乎?假令审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异川而居,相高分寸(14),不决不流,不凿不合。诚令人君祷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见在之水,相差无几,人君请之,终不耐行。况雨无形兆(15),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
董仲舒向天求雨,是为了发挥《春秋》的大义,所以设立土坛进行祭祀。死去的父亲不享用庶子所供的祭品,上天也不享用各诸侯国的祭品。诸侯各国雩礼所祭祀的,不知道是什么神灵。如果说是祭祀天神,只有天子的祭品天神才肯享用。诸侯各国以及现在的地方长官的祭品,天神是不享用的。天神不享用他们的祭供,他们怎么能得到天神的恩惠呢?如果说是祭祀云雨之气的话,云雨之气用什么来享用祭品呢?云雨之气沿着石缝蒸发出来,紧密地接合在一起,不到一早上的时间,普天下都下了雨,这是泰山上的云雨之气。泰山的云雨之气形成的雨,能够遍及天下;小山形成的雨,只局限于一个地区。如此说来,大雩礼所祭祀的,岂不是祭泰山吗?假使真的如此,也还是得不到雨的。用什么来检验呢?水聚集在不同的河道里,高低相差在分寸之间,不挖开堤岸,水不会流出来,不开通河道,两条河的水就不会汇合在一起。如果让君主在河水旁边祷告祭祀,能使相差分寸的水流汇合吗?呈现在眼前的河水,高低相差不多,君主祈求它,终究不能流出。何况雨在降落之前无形无踪,深藏在高山上,君主举行雩祭,怎么能够求得它呢?
45·5夫雨水在天地之间也,犹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赍酒食请于惠人之前(1),未出其泣(2),惠人终不为之陨涕。夫泣不可请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门子悲哭(3),孟尝君为之流涕(4)。苏秦、张仪悲说坑中(5),鬼谷先生泣下沾襟(6)。或者倘可为雍门之声(7),出苏、张之说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远,音气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8)。夫如是,竟当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离毕之阴,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毕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为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赍雨具之时,鲁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9);不求,旷然自旸(10)。夫如是,天之旸雨,自有时也。一岁之中,旸雨连属。当其雨也,谁求之者?当其旸也,谁止之者?人君听请,以安民施恩,必非贤也。天至贤矣,时当未雨,伪请求之(11),故妄下其雨,人君听请之类也。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12),惑人君。或未当雨,而贤君求之而不得(13);或适当自雨,恶君求之,遭遇其时。是使贤君空受责,而恶君蒙虚名也。
雨水在天地之间,好比眼泪在人体中一样。有人把酒食送到一个仁慈的人面前并提出请求,请求他哭出泪来,那位仁慈的人终究不会为他的请求而流泪的。眼泪不可以因请求而流出,雨怎么又可以因请求而得到呢?雍门子悲痛地哭泣,孟尝君被感动得也哭了起来。苏秦、张仪在深谷中悲哀地诉说,鬼谷先生眼泪流下沾湿了衣襟。有人如果能发出雍门子那样的哭声,说出苏秦、张仪那样的话来,也许因此就能感动上天了吧?再说天的耳目又高又远,声音气息与人不相通。杞梁的妻子已经又悲哀地痛哭,天不下雨城墙反而倒塌,如果是这样,究竟应当用什么才能招来下雨呢?鼓吹雩祭的人,以什么办法来感动上天呢?考察月亮出入于房宿北道,靠近毕宿的北面,很少有不下雨的。因此说来,北道是毕宿所在的位置。北道毕宿肯因为雩祭的缘故而下雨吗?孔子外出,让子路带雨具的时候。鲁国未必举行雩祭。没有举行雩祭,雨自己仍然下得很大;没有祈求,天自己仍然很晴朗。如果是这样,天的晴雨,自有一定的时候。一年之中,晴天雨天交替出现。当天下雨的时候,是谁求它下的呢?当天晴朗的时候,是谁禁止它不下雨的呢?君主听从别人的请求,举行雩祭来安抚人民施以恩惠,必定不是贤良的君主。天是极为贤良的了,这时不应当下雨,人为地请求它下雨,因此就随便下起雨来,好比君主听从别人的请求是同样的。鼓吹变复之道的人,不用类推的办法去验证它,凭空吹嘘法术,迷惑君主。或者这时不应当下雨,而贤良的君主祈求也不会下雨;或恰好上天正要下雨,凶恶的君主祈求它,正好碰上这个时候,这就使得贤良的君主受到枉然的责备,而凶恶的君主则获得虚假的名声。
45·6世称圣人纯而贤者驳(1)。纯则行操无非,无非则政治无失。然而世之圣君,莫有如尧、汤(2)。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3)。运气有时,安可请求?世之论者,犹谓尧、汤水旱。水旱者,时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审然,何用致湛(4)?审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从请求(5),安耐复之?世审称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于桑林(6),时立得雨。夫言运气,则桑林之说绌(7);称桑林,则运气之论消。世之说称者,竟当何由?救水旱之术,审当何用?
世人都声称圣人纯正而贤者不纯正。纯正则行为品德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则政治就不会失误。然而世间上的圣明君主,没有一个比得上唐尧和成汤的。唐尧执政时国家遭受洪水,成汤执政时国家遭受大旱。如果说是由于政治所带来的,那么唐尧、成汤都是凶恶的君主了;如果不是政治带来的,那就是运行的阴阳之气引起的。运行的阴阳之气出现有一定的时机,怎么可以由于祭祀祷告而出现呢?世上论说此事的人,仍然说唐尧、成汤时的洪水和大旱。洪水和大旱出现,是时节问题。那些小的旱涝灾害,都是政治造成的,假如果真如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旱涝灾害的呢?确实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导致了灾害,不去修正政治上造成的失误,而只是举行祭祀祷告,怎么能消除灾害而恢复常态呢?世人确实认为唐尧、成汤时的洪水和大旱,是由于上天运行的阴阳之气引起的,并不是由于政治失误导致的。天上运行的阴阳之气时机适当就自己形成,即使举行雩礼祭祀祷告,终究毫无补益。世人又说成汤遭大旱时,他曾经找出自己的六种过错在桑林祈祷,当时立即就获得了雨。如果说旱涝是自然运行的阴阳之气造成的,那么祈祷于桑林的说法就得排除;肯定祈祷于桑林的说法,那么自然运行的阴阳之气造成旱涝的看法就得取消。世上论说这件事的人,究竟应当遵循哪一种说法呢?而救水旱灾害的办法,到底应当采用哪一种呢?
45·7夫灾变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灾,有无妄之变(1)。政治之灾,须耐求之。求之虽不耐得,而惠愍恻隐之恩(2),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于子,孝子之于亲,知病不祀神(3),疾痛不和药(4)。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无益,然终不肯安坐待绝,犹卜筮求祟(5),召医和药者,恻痛殷勤,冀有验也。既死气绝,不可如何,升屋之危(6),以衣招复(7),悲恨思慕,冀其悟也(8),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无妄之灾,百民不知,必归于主,为政治者慰民之望(9),故亦必雩。
灾变大致有两种,有由于政治导致的灾害,有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政治导致的灾害,应该进行祈祷。祈祷即使不能得到天的保佑,然而表示了君主对百姓的一种仁慈怜悯的恩典,不由得不那样做的意思。慈父对于儿子,孝子对于双亲,知道有病必然祭祀神灵保佑,知道疾痛必然配药医治。即使知道是根本无法可治的病,治疗也没有什么好处,然而终究不肯让病人安坐家中等待死亡,还是要占卜求问是什么鬼神在作怪,请来医生配药,忧伤悲痛情意恳切,希望医治能有效果。亲人已经死亡气绝,无可奈何,还要爬上屋脊,摇动衣服招魂,悲哀悔恨思念不已,希望死者复活过来。雩祭者的用心,如同慈父孝子的用意一样。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老百姓不知道,必然怪罪于君主,执政的君主为了安抚民心,所以也心须举行雩祭。
45·8问:“政治之灾,无妄之变,何以别之?”曰:德酆政得(1),灾犹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变应来者,政治也。夫政治,则外雩而内改,以复其亏;无妄,则内守旧政,外修雩礼,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气(2),历世时至,当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验之?周公为成王陈立政之言(3),曰:“时则物有间之(4),自一话一言,我则末(5),维成德之彦(6),以乂我受民(7)。”周公立政,可谓得矣。知非常之物(8),不赈不至(9),故敕成王自一话一言(10),政事无非,毋敢变易。然则非常之变,无妄之气间而至也。水气间尧(11),旱气间汤。周宣以贤(12),遭遇久旱(13)。建初孟季(14),北州连旱(15),牛死民乏,放流就贱(16)。圣主宽明于上,百官共职于下(17),太平之明时也(18)。政无细非,旱犹有,气间之也。圣主知之,不改政行,转谷赈赡(19),损酆济耗(20)。斯见之审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21)。鲁文公间岁大旱(22),臧文仲曰(23):“修城郭(24),贬食省用(25),务啬劝分(26)。”文仲知非政,故徒修备(27),不改政治。变复之家,见变辄归于政(28),不揆政之无非(29)。见异惧惑,变易操行,以不宜改而变,只取灾焉!
问:“政治失误引起的灾祸和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用什么来区别它们呢?”答:君主德行纯厚政治得当,灾害仍然出现,就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君主德行衰微政治失误,灾害应和这种状况出现,就是政治引起的灾害。如果是政治引起的灾害,那就在外举行雩祭而在内修改政治,用这种办法来挽回它造成的亏损;如果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那就在内坚持原有的政治,在外举行雩礼,用这种办法来安抚民心。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历代不时出现,应当坚持本身一贯的做法,不应该改变政治。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周公为周成王陈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说:“有时灾祸会干扰政事,即使在一句话一个字上,我都没有错误,只是用有才德的人,治理好我承天命所得的百姓。”周公在用人理政方面,可算是很得体的了。知道异常的灾祸,不对百姓进行救济就不会消除。因此告诫周成王从一句话一个字开始,政事上没有过失,就不要轻易改变。然而异常的灾祸,由于意料不到的阴阳之气的干扰而出现。造成水灾的阴阳之气干扰唐尧,造成旱灾的阴阳之气干扰成汤。周宣王作为一位贤君,却遭遇长时间的旱灾。汉章帝建初元年,北面三州接连大旱,耕牛死亡人民贫乏,开放流民到谷价便宜的地方求生。圣主在朝廷宽厚英明,百官在地方忠于职守,就是太平盛世。政治上没有细小的过失,旱灾还有发生,是阴阳之气干扰造成的。圣主知道这种情况,不改变政治德行,调运谷物救济百姓,运送丰收地区的粮食去救济灾区。这种见解确实高明,救灾的方法是非常得当的。鲁文公在位时隔年一次大旱,臧文仲对鲁文公建议:“修理外城城墙,减少吃食节省费用,致力农业,奖励各人搞好本职工作。”臧文仲知道灾祸不是由于政治失误引起的,所以仅仅是加强预防措施,不改变政治。鼓吹变复之道的人,见到灾变总是归罪于政治原因,不考察政治上有没有过失。见到怪异就惊惧疑惑,改变道德行为,把不应当改变的也改变了,结果只能是自取灾祸!
45·9何以言必当雩也?曰:《春秋》大雩,传家在宣、公羊、穀梁无讥之文(1),当雩明矣。曾皙对孔子言其志曰(2):“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3),童子六七人,浴乎沂(4),风乎舞雩(5),咏而归(6)。”孔子曰:“吾与点也(7)!”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8)。“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9)。“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10),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矣。《春秋左氏传》曰:“启蛰而雩(11)。”又曰:“龙见而雩(12)。”启蛰、龙见,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谷雨,秋祈谷实。当今灵星(13),秋之雩也。春雩废,秋雩在。故灵星之祀,岁雩祭也。孔子曰:“吾与点也!”善点之言,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使雩失正,点欲为之,孔子宜非,不当与也。樊迟从游(14),感雩而问,刺鲁不能崇德而徒雩也(15)。
为什么说必定要举行雩祭呢?《春秋》上有关于雩祭的记载,作“传”
的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都对此没有讥刺的说法,应当雩祭是很清楚的。曾皙对孔子谈自己的志向说:“春末之时,春衣已经做好穿上,相约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鲁国设雩祭之所在沂水旁。“暮”,是晚的意思。“春,讲的是四月。“春服既成”,讲的是四月的衣服已经做好了。“冠者”、“童子”,指的是雩祭伴奏、跳舞的人。“浴乎沂”,讲的是涉过沂水,象征从水中出来的龙。“风乎舞雩”,“风”是讲唱歌。“咏而馈”,是讲唱着歌用酒食雩祭,歌唱咏诵而祭祀。解说《论语》的人,认为浴是在沂水中沐浴。风,是吹干身上。周历的四月,是夏历的二月,天气还在寒冷,怎么能沐浴后让风吹干身体呢?由此说来,是涉水而不是沐浴,雩祭是确实的了。《春秋左氏传》上说:“惊蛰时要雩祭。”又说:“龙星出现要雩祭”,惊蛰与龙星出现,都在二月,春天二月雩祭,秋天八月也雩祭。春雩是为谷苗祈求雨水,秋雩是为谷穗祈求长得饱满。现在祭祀灵星,就是过去秋天举行的雩祭。春雩废除了,秋雩还存在,所以现在对灵星的祭祀,就是每年的雩祭。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这是称赞曾点的说法,想用雩祭来调和阴阳之气,所以赞同他的想法,假如雩祭不符合正道,曾点想那样做,孔子应当反对,就不该赞同了。樊迟随孔子出游,对鲁国的雩祭有所感触而求问于孔子,这是批评鲁国不崇尚德行而光知道一再搞雩祭。
45·10夫雩,古而有之。故《礼》曰(1):“雩祭,祭水旱也(2)。”故有雩礼(3),故孔子不讥,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礼也。雩祭得礼,则大水,鼓,用牲于社(4),亦古礼也。得礼无非,当雩一也(5)。礼祭也社(6),报生万物之功。土地广远,难得辨祭,故立社为位(7),主心事之(8)。为水旱者,阴阳之气也,满六合(9),难得尽祀,故修坛设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义,复灾变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阴阳精气(10),倘如生人能饮食乎?故共馨香(11),奉进旨嘉(12),区区惓惓(13),冀见答享(14)。推祭社言之,当雩二也。岁气调和(15),灾害不生,尚犹而雩。今有灵星,古昔之礼也。况岁气有变,水旱不时,人君之惧,必痛甚矣。虽有灵星之祀,犹复雩,恐前不备,肜绎之义也(16)。冀复灾变之亏,获酆穰之报,三也。礼之心悃愊(17),乐之意欢忻(18)。悃愊以玉帛效心,欢忻以钟鼓验意。雩祭请祈,人君精诚也。精诚在内,无以效外,故雩祀尽己惶惧,关纳精心于雩祀之前(19)。玉帛钟鼓之义,四也。臣得罪于君,子获过于父,比自改更,且当谢罪。惶惧于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获过之类也。默改政治,潜易操行,不彰于外,天怒不释,故必雩祭。惶惧之义,五也。
雩祭,很古以前就有的。所以《礼记》上说:“雩祭,是祭祀解除水旱灾害。”自古就有雩礼,所以孔子对此不讥刺,而董仲舒发挥了它的大义。如果是这样,雩祭,是祭祀之礼。雩祭符合礼,发大水就击鼓献上牲畜祭祀土地神,这也是符合于古礼的。符合于礼就不会错,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一条理由。按照礼的规定,祭祀土地神,报答它生长万物的功德。土地宽广遥远,难得普遍祭祀到,因此建立一个社作为供奉土地神的场所,一心一意地供奉它。造成水旱灾害的是阴阳之气,它充满天地之间,难得全部祭祀到,所以修建祭坛设立牌位,恭恭敬敬地祈求,仿效祭祀土地神的道理,这是消除灾害,恢复正常状况的办法。把对待活人的办法推行于事奉死人,把对待人的办法推行于事奉鬼神。阴阳精气,也许像活人一样能饮食吧,所以供奉芳香的祭品,奉献可口的祭品,诚心诚意,希望能对自己的供奉给予报答。从推行祭祀社神方面说来,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二条理由。一年中阴阳之气调和,灾害不发生,尚且还要举行雩祭。现在祭祀灵星是依照古代的雩礼。何况一年中阴阳之气发生了变化,水旱灾害经常出现,君主的惊惧,必然是很痛切的。虽然有了对灵星祭祀,仍然要再举行雩祭,唯恐只有前一项祭祀还不够周到,这就是一祭再祭的含义了。期望消除灾害带来的损失,获得庄稼丰收的报答,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三条理由。行礼的时候心是至诚的,乐曲的节奏是欢快的。至诚可以用玉器丝帛来表达心意,欢快可以用钟鼓来检验诚意。雩祭祷告祈求,君主是极诚恳的。至诚的心意隐慝于内,无法表达出来,所以举行雩祭以尽量表达自己恐惧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诚心献到雩祭台前。用玉帛钟鼓来表达祭祀的诚意,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四条理由。大臣得罪了君主,儿子对父亲犯了过错,等到自己改正时,尚且应当对自己的罪过进行道歉。君主对旱灾惶恐不安,如果旱灾是由政治所引起的,就好比大臣得罪君主和儿子对父亲犯了过错一样。不声不响地改变政治,暗中改变道德行为,不显露出来,上天的愤怒不会解除,所以必须举行雩祭,为表达对旱灾的惶恐不安的心意,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五条理由。
45·11汉立博士之官(1),师弟子相呵难,欲极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横难,不得从说(2);不发苦诘,不闻甘对,导才低仰,欲求裨也(3),砥石劘厉(4),欲求铦也(5)。推《春秋》之义,求雩祭之说,实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殁(6),仲舒已死,世之论者,孰当复问?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党,为能说之(7)。
汉代设立博士这种官,老师学生互相责难,想要穷尽“道”的深奥,弄清是非的道理。不进行横加责难,就得不到正确的看法。不进行一再的追问,就听不到绝妙的回答。摇动簸箕选择谷米,是想得到精米;用磨刀石磨刀,是想使刀刃锋利。以上议论是为了推究《春秋》的原义,寻求关于雩祭的道理,证实孔子的想法,查考董仲舒的心思。孔子已经死了,董仲舒已经死了,世间上的论述者,又应当去问谁呢?唯有像孔子这样的人,董仲舒这样的人,才能去解释它了。
顺鼓篇第四六
顺,是训诂解释之义。本篇是为解释《春秋》鲁“大水,鼓,用牲于社”而作的。本篇主要论述水灾是怎样产生的?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消除它?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把《春秋》中关于“大水,鼓,用牲于社”的记载解释为遇到水灾要击鼓攻击土地神来加以消除。他们认为,水灾是“阴盛阳微”的产物,是由于代表“阴”的卑贱的“地”,凌犯了代表“阳”的至尊的“天”造成的,按照“卑不犯尊”的伦理道德,只有对“地”实行惩戒,采用击鼓攻击土地神的办法才能消除水灾。王充批判了这种观点,并指出“见有鼓文,则言攻矣”的解释是望文生义。他认为只有他的解释才是合理的,所以题名“顺鼓”。王充指出,“云积为雨,雨流为水”,雨、晴、水、旱是阴阳之气自然运行变化造成的。“旸极反阴,阴极反旸”,就如冬夏昼夜一样,是自然本身的变化。因此,用祭祀的办法以去解除水患,就像祈求冬变为夏,夜变为昼一样荒唐。天灾如人病,“祷请求福,终不能愈;变操易行,终不能救”。正确的态度是加以治理,就像尧对待洪水那样,既不祈求鬼神,也不改变政治,而是派禹去治理它。但王充也认为,击鼓祭祀对解除水患不会有效,可是作为一种向土地神告急的信号,作为君主有“恻怛扰民之心”的一种表示,也还是应该的。
46·1《春秋》之义,“大水,鼓,用牲于社(1)。”说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胁之(2)。”胁则攻矣。阳盛(3),攻社以救之(4)。或难曰(5):攻社,谓得胜负之义,未可得顺义之节也(6)。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党类为害(7),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阴阳缪■者(8),人君也。不自攻以复之(9),反逆节以犯尊(10),天地安肯济?使湛水害伤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伤,物也。万物于地,卑也。害犯至尊之体,于道违逆。论《春秋》者,曾不知难。
按照《春秋》上说的道理,“发生水灾,应当在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击鼓献上牲畜。”解释《春秋》的人说:“击鼓,就表示攻击土地神。”有人又说:“威胁土地神。”威胁也就是攻击了。阴胜过阳,就攻击土地神以此来消除水灾。有人责难说:攻击土地神这种说法,可以认为符合争胜负的道理,但是不能认为符合礼义的规定。君王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把地当作母亲来侍奉。母亲的亲族造成祸害,可以攻击母亲来消除祸害吗?由于政令违犯了正道,致使阴阳错乱的人,是君王。不责备自己以消除阴阳错乱所造成的灾祸,反而违背礼义冒犯尊长,天地怎么肯帮助他呢?如果大水伤害的是天,从不该以地害天的道理上,攻击土地神是可以的。现在大水伤害的是万物。万物与土地相比,是卑贱的。因灾害而冒犯最尊贵的土地之体,这是与道义相违反的。论述《春秋》的人,竟然不知道责难。
46·2案雨出于山,流入于川,湛水之类,山川是矣。大水之灾,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1),水土不同。以水为害而攻土,土胜水(2),攻社之义,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凿也(3)?以椎击凿,令凿穿木。今倘攻土令厌水乎(4)?且夫攻社之义,以为攻阴之类也。甲为盗贼,伤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5),而乃攻社。案天将雨,山先出云,云积为雨,雨流为水。然则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属,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乎?计山水与社,俱为雨类也,孰为亲者?社,土也,五行异气(6),相去远。
考察雨是产生于深山之中,流入于河川里面,大水这类东西,是山川所造成的。大水的灾害产生,人们不攻击山川。社,是土地神。五行的性质,水与土是不相同的。因为大水造成灾害而攻击土地神,土是克水的,攻击土地神的道理,不就像当今世上的工匠使用槌子和凿子的道理一样吗?用槌子敲击凿子,使凿子穿进木头。现在如果说攻击土地神是想让它去克水吗?而且攻击土地神的理由,又把它说成是攻击阴的同类事物了。某甲成了盗贼,伤害人民,某甲还在没有逃跑,抛开某甲而去攻击某乙之家,能制止某甲盗窃吗?现在雨就是水。水还在,不去攻击水神,反倒去攻击土地神。考察天将要下雨,深山里先出现云,云聚集而变成雨,雨又流为水。这样,山就好比是父母;水就好比是子弟。犯了重罪的人受刑罚要牵连他的亲族,应该惩罚他的父母子弟吗?惩罚他的朋友徒弟吗?衡量山、水与土地神,同样属于两类,哪一个更亲近呢?社,是土地神,五行中水、土属于不同的气,性质相距很远,所以攻击土地神是没有道理的。
46·3殷太戊(1),桑穀俱生(2),或曰高宗(3)。恐骇,侧身行道(4),思索先王之政(5),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6),明养老之义。桑穀消亡,享国长久(7)。此说者《春秋》所共闻也(8)。水灾与桑穀之变何以异?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违反,行之何从?周成王之时,天下雷雨(9),偃禾拔木,为害大矣。成王开金縢之书(10),求索行事(11),周公之功(12),执书以泣(13),遏雨止风,反禾(14),大木复起(15)。大雨、久湛,其实一也。成王改过,《春秋》攻社,两经二义(16),行之如何?
殷代太戊在位时,桑树穀树忽然一齐生长在宫廷中。有人说此事发生在殷高宗的时候。殷高宗惊恐害怕,惶惶不安地执行天道,思索执行先王的政治,复兴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贵族世家,起用被遗落了的隐士,发扬奉养老人的道理,桑树穀树就消失了,国家就长治久安。这是解释《春秋》的人所共同知道的事情。水灾与桑树穀树的变异有什么区别呢?殷王改变政治,《春秋》上攻击土地神,与道理相违反,应当遵循哪一种做法呢?周成王的时候,天降大雷雨,禾苗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造成的灾害很大。周成王打开金縢之书,搜寻历年往事,看见了周公的功绩,手捧周公祈祷的册书流泪悔过,遏止住了风雨,禾苗复原,大树又立了起来。大雨和长久的水灾,其实是一回事。周成王改正过错,《春秋》上攻击土地神,两种经书两种说法,按照哪一种说法执行呢?
46·4月令之家(1),虫食谷稼,取虫所类象之吏(2),笞击僇辱(3),以灭其变。实论者谓之未必真是(4),然而为之,厌合人意(5)。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变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复塞(6)?苟以为当攻其类,众阴之精,月也。方诸乡月(7),水自下来。月离于毕(8),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兽,兔、蟾蜍也(9)。其类在地,螺与蚄也(10)。月毁于天(11),螺蚄舀缺(12),同类明矣。雨久不霁(13),攻阴之类,宜捕斩兔、蟾蜍,椎被螺蚄(14),为其得实(15)。蝗虫时至,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16)。吏卒部民(17),堑道作坎(18),榜驱内于堑坎(19),杷蝗积聚以千斛数(20)。正攻蝗之身(21),蝗犹不止,况徒攻阴之类,雨安肯霁?
按照“月令之家”的说法,害虫吃谷禾庄稼,就捕捉害虫所象征的官吏,加以鞭打污辱,用这种办法去消灭虫害。据实论事的人认为这种做法不一定真能起作用,然而这样做了,可以满足迎合人们的心愿。现在招致久雨的原因在于政治和官吏本身,不改变这种政治,不惩罚那些官吏,而仅仅去攻击土地神,怎么能够消除和制止久雨呢?假如认为应当攻击它的同类,那么所有阴类事物的精华是月亮。用方诸向着月亮,露水自然会下来。月亮靠近毕宿,出入于房星北边一道,很少有不下雨的。月亮中的动物,是兔子和蟾蜍。它们在地下的同类,是螺和蚌。月亮在天空亏缺之时,螺蚌肉也会缩小,它们同属一类是很明白的。雨下了很久天不放晴,攻击属于阴物的同类,就应当捕捉斩杀兔子和蟾蜍,槌破螺蚌的壳,这才符合它的道理。蝗虫经常出现,或飞舞或聚落。蝗虫聚落的地方,谷草全部枯败。官吏差役和当地的老百姓,在路上挖濠沟掏坑穴,扑打驱赶蝗虫到濠沟坑穴里,把蝗虫耙在一起堆集之多要以千斛来计算,直接攻击蝗虫本身,蝗灾还不能制止,何况仅仅去攻击阴类事物,雨怎么能够停止呢?
46·5《尚书大传》曰(1):“烟氛郊社不修(2),山川不祝(3),风雨不时(4),霜雪不降,责于天公(5)。臣多弑主(6),。。多杀宗(7),五品不训(8),责于人公(9)。城郭不缮(10),沟池不修,水泉不隆(11),水为民害,责于地公(12)。”王者三公,各有所主(13);诸侯卿大夫(14),各有分职。大水不责卿大夫,而击鼓攻社,何知不然?鲁国失礼,孔子作经,表以为戒也(15)。公羊高不能实(16),董仲舒不能定(17),故攻社之义,至今复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将难之曰(18):久雨湛水溢,谁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复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过解天(19)。如非君臣,阴阳之气偶时运也,击鼓攻社,而何救止(20)。
《尚书大传》上说:“祭祀天地的时候不认真举行仪式,不祭祀山川之神,风雨失调,霜雪不按时而降,就对天公进行责罚。臣下不应弑君而弑君,庶子不应弑嫡长子而弑,五常紊乱,就对人公进行责罚。不修治城墙,不清理沟池,水泉不旺盛,水给百姓造成了灾害,就对地公进行责罚。”君王设置三公,各有所主管的事务,诸侯卿大夫,各有份内的职责。大水成灾不责罚卿大夫,而去击鼓攻击土地神,怎么知道不能这样做呢?鲁国因此而违背了礼,孔子修《春秋》才指明它并以此作为警戒。公羊高不能正确加以解释,董仲舒也不能作出定论,所以攻击土地神的作法,到现在仍然在实行。假使公羊高还在活着,董仲舒也没有死,我将要责问他们说:长时间下雨大水漫溢,是谁引起的?如果是君王,应当改革政治改变操行,以此来消除制止灾害;如果是臣下,应当惩罚那个人,把他的过失禀告上天。如果不是君王和臣下的过失,而是当时阴阳之气的运行偶然造成的,采用击鼓攻击土地神的办法,怎么能救治和制止水灾呢?
46·6《春秋》说曰:“人君亢阳致旱,沉溺致水(1)。”夫如是,旱则为沉溺之行,水则为亢阳之操(2),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丝萦之(3),亦复未晓。说者以为社阴、朱阳也(4)。水,阴也,以阳色萦之,助鼓为救(5)。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6),众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热不能胜也。今国湛水,犹大山失火也,以若绳之丝,萦社为救,犹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与人意(7),状天治以人事(8),人相攻击,气不相兼(9),兵不相负(10),不能取胜。今一国水,使真欲攻阳(11),以绝其气,悉发国人(12),操刀把杖以击之,若岁终逐疫,然后为可。楚、汉之际(13),六国之时,兵革战攻(14),力强则胜,弱劣则负。攻社,一人击鼓,无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旸一雨,犹一昼一夜也。其遭若尧、汤之水旱,犹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复塞其变,冬求为夏,夜求为昼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霁,试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犹自止。止久至于大旱,试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犹自雨。何则?旸极反阴,阴极反旸(15)。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16)?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瘅疾也(17)?祷请求福,终不能愈;变操易行,终不能救。使医食药,冀可得愈。命尽期至(18),医药无效。
关于《春秋》的解释说道:“君王骄横就会招来旱灾,迷恋酒色就会引来水灾。”如此说来,旱灾是君王骄横的行为引起的,水灾是君王迷恋酒色的行为引起的,为什么却要攻击土地神呢?攻击土地神的道理既不可理解,用红绳把社坛围绕起来,这种做法,仍然也不可理解。解释这件事的人认为社属于阴,红色属于阳。水,属于阴,用红色围绕它,辅以击鼓可以救治水灾。如果大山上失火,用瓦罐装水去浇灭,众人都知道这样不能灭火,为什么呢?火势盛大而水极少,热气使水不能压灭它。现在一个国家发生水灾,好比大山失火一样。用像绳子一样的朱丝,围绕社坛来救治水灾,就好比用瓦罐装水去浇灭大山上的大火一样。根据人的心意来推求天的心意,用人间的事情来比喻上天所治理的事情,人们互相攻击,气力不超过别人一倍,兵力不超过别人一倍,就不能取得胜利。现在一个国家发生水灾,如果真想要攻阴,以断绝造成水灾的阴气的话,应该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拿着刀和棍子去攻击土地神,就像年终驱逐疫鬼那样,这样做了以后才是适合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六国征战的时期,各国发兵战守攻防,力量强大就获胜,力量弱小就失败。攻击土地神,一个人击鼓,没有军队的威力,怎么能够救治大雨造成的灾害呢?一天晴一天雨,好比一昼一夜一样。国家如果遭到像尧、汤那时的洪水和久旱,就好比一冬一夏一样。如果有人想用人间祭祀的办法去消除水旱灾害,就像想使冬天变成夏天,夜晚变成白天一样。用什么来证实这一点呢?长久下雨不天晴,试让君王在高枕上安心躺着,雨仍然会自行停止。雨停久了就出现大旱,试让君王在高枕上安心躺着,旱久了就仍然会自行下雨。为什么呢?天气晴、早到了极点,就会转变成阴、雨;天气阴、雨到了极点就会转变成晴、旱。所以天地之间出现了大水,凭什么知道不像有水肿病的人呢?天地之间出现了久旱,凭什么知道不像有黄疸病的人呢?祷告祈求神灵赐福,病终究不会痊愈;改变道德行为,最终也不能够挽救。请医生诊病吃药,才有希望痊愈。命里注定的寿限完了,死期到了,医药也就毫无效果。
46·7尧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圣君知之,不祷于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1),百川东流。夫尧之使禹治水,犹病水者之使医也。然则尧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医也。说者何以易之?攻社之义,于事不得。雨不霁,祭女娲(2),于礼何见?伏羲、女娲(3),俱圣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夫《春秋经》但言“鼓”,岂言“攻”哉?说者见有“鼓”文(4),则言“攻”矣。夫鼓未必为攻,说者用意异也。“季氏富于周公(5),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6)。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7)。’”攻者,责也,责让之也。六国兵革相攻,不得难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责尊,为逆矣。或据天责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过,子可据父以责之乎?下之于上,宜言谏。若事,臣、子之礼也;责让,上之礼也。乖违礼义,行之如何?夫礼以鼓助号呼,明声响也。古者人君将出,撞钟击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为攻此社(8),此则钟声鼓鸣攻击上也。
尧在位时遭受洪水之灾,这是《春秋》上记载的大水。圣君尧知道了此事,不对神祷告,不改变政治,派大禹去治理洪水,所有的河流都疏通向东流去。尧派大禹治水,好比水肿病人求医治病。然而尧在位时的洪水,是天地的水肿病;大禹去治水,好比是洪水的良医。解释《春秋》的人怎么能改变这个事实呢?攻击土地神的做法,不符合于事理。久雨不止,祭祀女娲,在礼制上哪里见到过呢?伏羲、女娲,都是圣人,抛开伏羲而祭祀女娲,《春秋》上没有讲过这件事。董仲舒这种祭女娲的建议,其理由是什么呢?《春秋经》上只是说到“击鼓”,哪里说是“攻击”呢?解释《春秋》的人见有“鼓”字,就认为是“攻击”了。讲到击鼓未必就是攻击,解释者的用意和《春秋》经文有区别。“季孙氏比鲁国的公室还富裕,冉求却又帮他实行田赋制度,替他增加财富。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学生可以公开攻击他。’”攻的意思是责备,是斥责他。因此六国用兵相互攻战的事例,是不能用来指责攻社这件事的。这种说法又不对了。以卑下的身份去责备尊贵的人,是逆礼行事。或许是按照天意来谴责土地神吧。君王把土地当作母亲来侍奉,母亲有过错,儿子可以按照父亲的意志来谴责母亲吗?下对于上,应该用“谏”。这样做,是臣和子应遵守的礼节;斥责,是君王应遵守的礼节。违反礼节,怎么去行动呢?按照礼仪,击鼓是用来助长呐喊,使声音更响亮的。古时候,君王将要外出,就要撞钟击鼓,本来是用来警戒臣民的。一定要把击鼓说成是攻击土地神,这就等于把钟响鼓鸣说成是攻击君王了。
46·8大水用鼓,或时再告社(1)。阴之太盛,雨湛不霁。阴盛阳微,非道之宜(2)。口祝不副(3),以鼓自助,与日食鼓用牲于社(4),同一义也。俱为告急,彰阴盛也(5)。事大而急者用钟鼓,小而缓者用铃■(6),彰事告急,助口气也。大道难知(7),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犹先告急,乃斯政行。盗贼之发,与此同操。盗贼亦政所致,比求阙失(8),犹先发告。鼓用牲于社,发觉之也。社者,众阴之长,故伐鼓使社知之。说鼓者以为攻之,故“攻母”、“逆义”之难,缘此而至。今言告以阴盛阳微,攻尊之难,奚从来哉!且告宜于用牲,用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礼也;攻之用牲,于礼何见?朱丝如绳(9),示在旸也(10)。旸气实微,故用物微也(11)。投一寸之针,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12),笃病有瘳(13)。朱丝如一寸之针、一丸之艾也。吴攻破楚(14),昭王亡走(15),申包胥间步赴秦(16),哭泣求救,卒得助兵(17),却吴而存楚(18)。击鼓之人,伐如何耳(19)。使诚若申包胥,一人击得。假令一人击鼓,将耐令社与秦王同感(20),以土胜水之威,却止云雨。云雨气得与吴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霁晏(21),有楚国之安矣。
大水时采用击鼓的方式,也许是为了进一步向土地神告急。阴气太盛,久雨成涝天不放晴,阴气过盛阳气衰微,与天道不相适宜。光凭嘴祷祝还不够,另外用击鼓来辅助,与日蚀时击鼓用牲口祭祀土地神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向土地神告急,表明阴气过盛了。事情重大而紧急就使用钟鼓,事情不大不急就使用铃箫,表明告急之书,辅助光用嘴祷告。天道难以明白,大水久不消退,如果是由于政治所引起的,仍然先要告急,这才修政改行。盗贼之事发生,与此同样办理。盗贼出现也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等到寻求政治上的过失时,仍然是先发布文告。击鼓用牲口祭祀土地神,是让它发现觉察到阴气过盛了。社,是所有阴类之首,所以击鼓使社知道阴气过盛了。解释“鼓”字的人认为击鼓是攻击土地神,所以“攻母”、“逆义”之类的非难,就由此产生了。现在说击鼓是为了告诉土地神阴气盛,阳气衰,那么攻击尊上的这种指责,又从何而来呢?而且祷告适宜于用牺牲,用牺牲并不适合于攻击。祷告事由奉献牺牲,是讲礼仪;攻击而奉献牺牲,在礼仪上哪儿见到过呢?用朱丝或红绳把社坛围绕起来,是表示阳气的存在。阳气实在太微弱了,所以只能用细微的东西来表示。在经络穴位上投入一寸长的针,施放一丸艾绒,重病也能治好。朱丝好比一寸之针、一丸之艾绒也能起作用。吴国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逃奔出走,申包胥偷跑到秦国,向秦国哭泣请求救援,终于得到救兵,打退了吴军而保存了楚国。击鼓之人就看他诚意怎么样了。假使诚意像申包胥一样,有一个人击鼓就可以了。假如让一个人击鼓,将能让土地神同秦王一样受感动,以土能克水的威力,就能消退制止云雨之气。云雨之气就会和吴国害怕秦国一样,消散退入山中,遭受水灾之害的老百姓,就会得到雨止天晴的好处,有像楚国一样的安全。
46·9迅雷风烈,君子必变(1),虽夜必兴(2),衣冠而坐(3),惧威变异也(4)。夫水旱,犹雷风也,虽运气无妄(5),欲令人君高枕幄卧(6),以俟其时(7),无恻怛忧民之心(8)。尧不用牲,或时上世质也(9)。仓颉作书(10),奚仲作车(11),可以前代之时无书、车之事,非后世为之乎?时同作殊,事乃可难;异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图画女娲之象(12),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13)。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祐也。传又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14),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15),使天柱折(16),地维绝(17)。女娲消炼五色石以补苍天(18),断鳌之足以立四极(19)。”仲舒之祭女娲,殆见此传也。本有补苍天、立四极之神(20),天气不和,阳道不胜,倘女娲以精神助圣王止雨湛乎!
迅猛的炸雷猛烈的刮风,君子也要改变常态,即使在半夜里也要爬起来,穿戴好衣帽,正襟危坐,畏惧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水旱灾害就像雷风一样,即使是阴阳之气造成的意外之灾,如果君王高枕安卧,等待晴天的到来,就表明君王没有怜悯百姓的伤痛之心。尧不奉献牺牲,或许是因为古代的人纯朴的缘故。仓颉创造文字,奚仲制造车子,能因为前代之时没有文字车子这样的东西,就非议后世制作这些东西吗?时代相同而做法不一样,对这样的事才能进行非难;时代不同,风俗习惯有所改变,怎么能相互非难呢?世俗之人图画女娲的像,把她画成妇人的形体,又号称她为“女”。董仲舒的原意,大概认为女娲是古代的女帝王。男属阳女属阴,阴气造成灾害,因此祭祀女娲求她给予福祐。传上又说:“共工与颛顼争战想当天子,不能取胜,愤怒地撞碰不周山,使得天柱折断,地的四角塌陷。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砍断鳌的四足来支撑大地的四边。”董仲舒之所以要祭祀女娲,大约是见到过这本传。女娲本来就具有修补苍天、支撑大地四极的神通,天气不调和,阳道胜不过阴道,也许女娲可以用她的精神帮助圣王止雨消涝吧!
乱龙篇第四七
这是一篇替董仲舒所鼓吹的设土龙求雨的观点进行辩解的文章。“乱”字王充训为“终”,即透彻的解释。王充认为,历来人们对于设土龙求雨的解释都不够透彻,所以他专门写了这篇文章,取名“乱龙”。“乱”就是进行透彻的解释,“龙”就是设土龙求雨。
董仲舒提倡设土龙求雨的理论根据就是他的“天人感应”论。王充否认天有意识,但他从一些感性知识(如人学鸡叫,鸡也会跟着叫)出发,把一些传说(如叶公画龙,“真龙闻而下之”)当成事实,形而上学地加以推论,得出凡同类事物及其假象可以相互招致、感应的结论。他用这种理论对设土龙求雨作了牵强附会的解释,提出十五个例证和四条理由,说龙与云同类,设土龙可以使“云雨自至”。他的这种“透彻”解释,实质上是把无识的自然现象和有意识的社会现象混淆了。有人认为此篇是否为王充所作,或全为原作,似可存疑。
47·1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1),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2):“云从龙,风从虎(3)。”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4),云雨自至。儒者或问曰:夫《易》言“云从龙”者,谓真龙也,岂谓土哉?楚叶公好龙(5),墙壁槃盂皆画龙(6)。必以象类为若真是(7),则叶公之国常有雨也。《易》又曰:“风从虎”,谓虎啸而谷风至也。风之与虎,亦同气类。设为土虎,置之谷中,风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风,土龙安能而致雨(8)?古者畜龙,乘车驾龙,故有豢龙氏、御龙氏(9)。夏后之庭(10),二龙常在,季年夏衰(11),二龙低伏(12)。真龙在地,犹无云雨,况伪象乎?礼,画雷樽象雷之形(13),雷樽不闻能致雷,土龙安能而动雨?顿牟掇芥(14),磁石引针(15),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16)。他类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气性异殊,不能相感动也。刘子骏掌雩祭(17),典土龙事(18),桓君山亦难以顿牟、磁石不能真是(19),何能掇针、取芥?子骏穷无以应。子骏,汉朝智囊(20),笔墨渊海(21),穷无以应者,是事非议误,不得道理实也。曰(22):夫以非真难,是也;不以象类说,非也。夫东风至(23),酒淇溢(24);鲸鱼死(25);彗星出(26),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与彼云龙相从,同一实也。
董仲舒发挥了《春秋》上关于雩祭的道理,用设置土龙的办法招致下雨,他的意思是云和龙是同类之物可以互相招致。《周易》上说:“云气随龙而起,强风随虎而生。”根据同类相招的道理,所以就设置土龙,由于阴气、阳气构成的万物是以类相感召的,所以和龙同类的云雨就自然来到了。儒者中有人发问说,《周易》上讲“云从龙”,是说的真正的龙,哪里是说的土龙呢?楚国叶公喜好龙,墙壁上盘盂上到处都画有龙。一定要把相类似的东西当作和真实的东西一样,那么叶公所在的楚国就经常有雨了。《周易》上又说“风从虎”,讲虎一呼啸而山谷中的风就吹来。风和虎,也同属于一类。假设做一个土虎,放它在山谷之中,风能够吹来吗?如果土虎不能够产生风,土龙怎么能够产生雨呢?古代畜养龙,乘车时驾驭龙,所以有豢龙氏和御龙氏。夏代的朝廷上,两条龙经常在那里,夏朝末世衰败,两条龙就潜伏起来。真正的龙在地上,尚且没有云雨产生,何况是与龙相似的假龙呢?按照礼制,画雷樽就刻画得有云雷之形,没有听说雷樽能够引来雷,土龙怎么能够引动下雨呢?玳瑁壳经摩擦能吸引细小的东西,磁石能够吸引铁针,都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东西,不能借用别的相类似的东西。别的东西即使很相似,也不能够吸引这些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构成它们的气的性质不相同,也就不能互相感动。刘子骏掌管雩祭,主持设置土龙的事情,桓君山也曾用玳瑁、磁石不是真的怎么能吸针取芥来责难过刘子骏,刘子骏理屈词穷,无法回答。刘子骏是汉朝足智多谋的人物,学识渊博,理屈词穷无法回答的原因,是由于桓君山用这种事例来加以指责是错误的,而自己却不懂得其中的真实道理。我说:用土龙不是真的作为理由提出责难,这是对的;但不用相类似的东西可以相互招致的说法来解释,这是错误的。春风吹来了,酒满出来了,鲸鱼死了,彗星出现了,按照天道这些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并不是人为的。这些事情跟那种云和龙相互感召是同一个道理。
47·2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动,常以真气。今伎道之家(1),铸阳燧取飞火于日(2),作方诸取水于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3)。土龙亦非真,何为不能感天?一也。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4),消炼五石(5),铸以为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剑偃月之钩(6),摩以向日(7),亦能感天。夫土龙既不得比于阳燧(8),当与刀剑偃月钩为比。二也。齐孟常君夜出秦关(9),关未开,客为鸡鸣而真鸡鸣和之(10)。夫鸡可以奸声感(11),则雨亦可以伪象致。三也。李子长为政(12),欲知囚情,以梧桐为人,象囚之形。凿地为坎,以卢为椁(13),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则木囚不动(14),囚冤侵夺(15),木囚动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16)?将精神之气动木囚也?夫精神感动木囚,何为独不应从土龙?四也。舜以圣德,入大麓之野(17),虎狼不犯,虫蛇不害。禹铸金鼎象百物(18),以入山林,亦辟凶殃(19)。论者以为非实。然而上古久远,周鼎之神(20),不可无也。夫金与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龙者如禹之德,则亦将有云雨之验。五也。
太阳,属于火;月亮,属于水。水火经常以真气相互感动。现在的方士,炼铸阳燧从太阳那里取火,制作方诸从月亮那里取露水,都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东西,是人为的结果。土龙也不是真的,为何不能感动天而得雨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一条理由。用阳燧从天上取火,五月丙午那天太阳正中的时候,熔炼五种矿石,用它们铸造成铜镜,才能够取得火。现在随便拿刀剑月牙形的弯曲部分,摩擦以后用它对着太阳,也能和天相感应而取得火。土龙即使不能和阳燧相比,却可与刀剑的月牙形弯钩相比。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二条理由。齐国的孟尝君连夜想逃出秦国的函谷关,关门未开,食客学鸡叫而真的鸡应和起来。鸡可以由伪装的叫声所感应,那么雨也可以由相类似于龙的东西所引来。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三条理由。李子长治理政事,想要了解囚犯的情况,用梧桐木做成假人,像囚犯的形象。在地上挖一个坑,用芦苇做成棺椁,把木做的囚犯躺卧在里面。囚犯罪有应得,那么木囚犯就不动,囚犯冤枉受害,木囚就移动而出。不知是囚犯的精神附着在木头人身上了呢?还是囚犯的精神之气感动了木头人呢?如果囚犯的精神能感动木囚,云雨为什么偏偏不能受土龙的感应而到来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四条理由。舜凭借他的圣德进入大山脚下的旷野中,虎狼不伤害他,虫蛇不伤害。禹铸了带有百物图像的大铜鼎,把鼎带入山林,也避开了灾祸之物。解说这件事的人认为不真实。然而上古时代时间是很久远了,关于周鼎神奇的事,不能说没有。金与土同在五行之中,假使堆制土龙的人也有像禹那样的道德,那么也将有招致云雨的效验。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五条理由。
47·3顿牟掇芥,磁石、钩象之石非顿牟也(1),皆能掇芥。土龙亦非真,当与磁石、钩象为类。六也。楚叶公好龙,墙壁盂樽皆画龙象,真龙闻而下之。夫龙与云雨同气,故能感动,以类相从。叶公以为画致真龙,今独何以不能致云雨?七也。神灵示人以象不以实(2),故寝卧梦梧见事之象。将吉,吉象来;将凶,凶象至。神灵之气,云雨之类。八也(3)。神灵以象见实,土龙何独不能以伪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4),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5),立桃树下,简阅百鬼(6)。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以卢索(7),执以食虎(8)。故今县官斩桃为人(9),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10)。夫桃人非荼、郁垒也,画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画效象,冀以御凶。今土龙亦非致雨之龙,独信桃人、画虎,不知土龙。九也。此尚因缘昔书(11),不见实验。鲁般、墨子刻木为鸢(12),蜚之三日而不集(13),为之巧也。使作土龙者若鲁般、墨子,则亦将有木鸢蜚不集之类。夫蜚鸢之气,云雨之气也。气而蜚木鸢,何独不能从土龙?十也。
玳瑁壳能吸引细小之物,磁石、象牙不是玳瑁壳,都能够吸引细小之物。土龙也不是真的龙,应当与磁石、象牙为同类而能够招致云雨。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六条理由。楚国叶公喜好龙,墙壁上盂樽上都画有龙像,真正的龙听说了就下到叶公那里。龙与云雨的气性相同,所以能相互感动,因为是同类而相互应从。叶公因为画龙而招来了真的龙,现在设土龙为什么偏偏不能招致云雨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七条理由。神祇向人们显示的是虚象而不是实体,所以睡觉时在梦中见到的都是事物的虚象。如果是吉,吉象就出现;如果是凶,凶象就出现。神灵所具有的气,与云雨同属一类。神灵通过虚象预示将要出现的真实事情,为什么土龙偏偏不能以假的招致真的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八条理由。上古时代有两个叫神荼、郁垒的人,兄弟二人具有捉拿恶鬼的本领。他们居住在东海度朔山上,站立在桃树之下查看天下的恶鬼。鬼不讲什么道理,胡乱给人造成灾祸,荼与郁垒用芦索捆住他们,抓他们去喂虎。所以当今天子砍桃树作成木头人,让桃人站立在门旁,画上虎的形象,把它附在门框上。桃人并不是荼和郁垒,画的虎也不是吃鬼的那只虎,刻桃人,画老虎,以模仿它们的形状,希望用它们来抵御凶祸。如今土龙也不是招致雨的真龙,只相信桃人和画虎能御凶,却不知道土龙能招致云雨。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九条理由。这些还只是沿袭古书上的说法,没有见到过实际效验。鲁般、墨子用木头雕刻成老鹰,飞了三天能不降落,是因为做得很巧妙。假使堆制土龙的人像鲁般、墨子那样,那么也将会有木鹰高飞不落之类的事情。飞鹰的气,也同云雨之气。气能使木鹰飞起来,为什么偏偏不能与土龙相应从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条理由。
47·4夫云雨之气也,知于蜚鸢之气(1),未可以言。钓者以木为鱼(2),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击之(3),起水动作,鱼以为真,并来聚会。夫丹木非真鱼也,鱼含血而有知(4),犹为象至。云雨之知,不能过鱼,见土龙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鱼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5),刻木象都之状,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将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6)?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龙之神亦在土龙。如匈奴精在于木人(7),则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龙。十二也。金翁叔(8),休屠王之太子也(9),与父俱来降汉(10)。父道死,与母俱来,拜为骑都尉(11)。母死,武帝图其母于甘泉殿上(12),署曰“休屠王焉提(13)。”翁叔从上上甘泉(14),拜谒起立(15),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图画,非母之实身也,因见形象,涕泣辄下,思亲气感,不待实然也。夫土龙犹甘泉之图画也,云雨见之,何为不动?十三也。此尚夷狄也(16)。有若似孔子(17),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犹共坐而尊事之。云雨之知,使若诸弟子之知,虽知土龙非真,然犹感动,思类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体象(18),则谓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19),夫人死,思见其形。道士以术为李夫人(20),夫人步入殿门,武帝望见,知其非也,然犹感动,喜乐近之(21)。使云雨之气如武帝之心,虽知土龙非真,然犹爱好感起而来。十五也。
假如形成云雨的气比使木鸢飞翔的气聪明,因而不能用来说明问题。钓鱼的人用木头雕刻成鱼,用红漆漆在鱼身上。把木鱼迎水飘浮而击水,水被激起,木鱼浮动。游鱼以为它是真鱼,一齐游来聚会。红漆的木鱼不是真的鱼,鱼是活物应当有知觉,尚且被木鱼的形象所引来。云雨的知觉,不能超过鱼,见到土龙的形象,怎么能够怀疑它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一条理由。这还只是鱼类,它的知觉不如人。匈奴内心害怕郅都的威风,刻一个木头人像郅都的形状,用乱箭射木像,没有一箭射中,不知是郅都的精神附着在木像上了呢?还是匈奴害怕的心理附着在木像上了呢?如果郅都的精神附于木像上,天龙的精神也会附在土龙上。如果匈奴害怕的心理附在木像上,那么雩祭者的精神也就可以附在土龙上。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二条理由。金翁叔是休屠王的太子,他与父亲一同来归降汉朝。父亲在路上死了,他与母亲一同来,汉朝拜他为骑都尉。他母亲死后,汉武帝画他母亲的像放在甘泉殿上,像上题字“休屠王焉提”。金翁叔跟随皇帝上甘泉殿,拜见他母亲的画像后站立在像前,向画像哭泣眼泪沾湿了衣襟,哭了很久才离开。图画上的像,不是他母亲的真实身体,由于见到母亲的形象,眼泪就流下来了,被思念母亲情绪所激动,就用不着他母亲真的出现。土龙好比是甘泉殿上的画像,云雨见到它,为什么不感动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三条理由。这还只是夷狄之类。有若的像貌酷似孔子,孔子死后,弟子们思慕他,共同推有若坐在孔子的座位上。弟子们知道有若并不是孔子,还要共同推他坐孔子位而尊敬地侍奉他。云雨的智慧,假使和孔子的弟子们的智慧一样,即使知道土龙不是真龙,然而仍要被感动,因思慕同类而到来。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四条理由。有若,孔子的弟子们把他的形体、容貌和孔子相比较,就说是很相似。孝武皇帝宠爱李夫人,李夫人死后,他很想见到她的形体。道士以法术变出了一个李夫人,李夫人走入殿门,武帝望见她,知道她不是真实的李夫人,然而还是很激动,高兴地想亲近她。假使云雨之气像武帝的心一样,即使知道土龙不是真龙,仍然会因爱好土龙感应兴起而到来。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五条理由。
47·5既效验有十五,又亦有义四焉。立春东耕(1),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2),秉耒把锄(3);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4)。顺气应时,示率下也。今设土龙,虽知不能致雨,亦当夏时,以类应变,与立土人、土牛同一义也(5)。礼,宗庙之主(6)。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与木主同,虽知非真,示当感动(7),立意于象(8)。二也。涂车、刍灵(9),圣人知其无用,示象生存,不敢无也。夫设土龙,知其不能动雨也,示若涂车、刍灵而有致(10)。三也。天子射熊(11),诸侯射麋(12),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13),示服猛也(14)。名布为侯(15),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也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四也。
已经列举了十五个例证,还可以举出四条理由。立春举行耕田仪式,用土堆成人像,男女各二人,手中拿着耒和锄;或者堆塑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能够耕地。顺应节气时令,表示给老百姓做个榜样。现在设置土龙,即使知道不能招致云雨,也应当在夏季的时候,用与真龙类似的土龙来应付旱灾出现,这与堆塑土人、土牛是同一个道理。这是第一条理由。按照礼制,宗庙里的神主牌位,用木板做成,长一尺二寸,用来象征先祖。孝子进入宗庙,一心一意地侍奉它,即使知道木牌位不是祖宗,也应当尽力孝敬,表示出虔诚侍奉的意思。土龙与木牌位相同,即使知道不是真龙,也应当受到感动,对土龙表示自己的心愿。这是第二条理由。涂车、刍灵这类东西,圣人知道它们没有什么作用,为了表示祖先像还活着一样,不敢缺少这些东西。设置土龙,明知道它是不能招致云雨的,但就像用涂车、刍灵殉葬一样,是为了表示尽心而已。这是第三条理由。天子射熊头箭靶,诸侯射麋头箭靶,卿大夫射虎头豹头箭靶,士人射鹿头猪头箭靶,以表示征服凶猛的东西。把画着熊、麋、虎、豹、鹿、猪的布靶子取名为“侯”,是表示要射杀暴虐的诸侯之意。画熊、麋等物的头像在布靶上,把布靶取名为“侯”,说明礼是注重具有深刻含意的形象,为了显示寓意而取名的。土龙也就同画上熊麋的布侯一样。这是第四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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