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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11-13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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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的书籍
晚清民国西方驻华外交官、传教士、探险家、摄影家、作家、记者等所著有关中国之摄影画册一组40册提要：此组内含1891年詹宁斯译本《诗经》、1898年柯乐洪《转型期的中国》、1899年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1902年Nellie Blessing-Eyster《真实的中国贵族教徒Tong Sing Wing》、1912年何德兰《中国新生活》、美国北长老会秘书长布朗（Arthur Judson Brown）《旧中国与新势力》、1916年美籍中国观察家哈丁（Gardner L.Harding）《中国现状》、1930年D.L.Browne《从中国到切尔西》、1937年Hans Vogel《真实的中国》、1945年《皇家御用摄影师Cecil Beaton中华民国影集》等，共收录影像及插图近千幅，真实再现了晚清民国的中西交流与碰撞、时政见闻、民俗风情、社会与经济形态等，为同一藏家历数十年之功用心收集，现整体移转上拍，或可填补国内部分领域的研究空白。史料珍贵、保存较好。说明：此次上拍之珍贵西文善本及汉学经典，涵盖晚清民国时期在华各个领域之代表人物，如英国传教士及汉学家詹宁斯（M.A.William Jennings）、《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柯乐洪（A.R.Colquhoun）、英国殖民主义代言人包罗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明恩溥（Arthur H. Smith）、美国北长老会秘书长布朗（Arthur Judson Brown）、美以美会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国摄影家塞西尔o比顿（Cecil Beaton）等，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述了孙中山、戴季陶（Tai Chi-tao）、张治中（Chang Chih-chung）、杨宪益（Yang Hsien-yi）、吴国桢（K.C.WU）、全增嘏（T.K.Chuan）、扬子江、十三陵、武昌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为史料研究之重要参考文献，有些照片更是北京、上海、广东、香港、保定等地最早期之留影而仅见于此书者。当为藏家珍之重之。备注：此组每部皆有独特及珍贵之处，如柯乐洪，19世纪英国前殖民官员、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经缅甸侵入中国的计划出自其手；明恩溥，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之先河，鲁迅先生推崇备至，26项基本性格引证丰富、文笔生动；何德兰，1888年来华，兼任北京汇文书院教习，其夫人是慈禧太后及众多达官贵妇的家庭医生，与上层社会过往从密，多次为光绪翻译并提供西方书籍，亲眼目睹了清朝的全部最后岁月；曾为伊丽莎白女皇、邱吉尔、香奈尔、奥黛丽o赫本、玛丽莲o梦露、巴巴拉o史翠珊拍照的御用摄影师塞西尔o比顿，在二战期间作为战地记者，独自远赴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国家，记录下了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战地作家在那个特殊时期与环境下的特殊印象。此次购藏当为诸位同道及爱好者宝之，以后再难遇到或有此类大规模、成系列及如此高质量者。现只择要列举，相信深入研究所获必将更大也。--2014秋季拍卖会-文贤家旧藏 纸杂文献（一）-上海泓盛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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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抗战前期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调解国共争端的努力
摘要：抗战爆发后，国共虽实现了合作，但矛盾冲突却不断。国民参政会成立后，黄炎培以其为依托，对国共争端进行了调解。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在抗战前期的努力虽未能消除国共的根本分歧，但缓冲了国共冲突，维持了合作抗日的大局。在此过程中，黄炎培作为中间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对国民党的民主化抱有期望，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他越来越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同情和合作。
关键词：黄炎培& 国民参政会& 国共争端& 国民党& 共产党
&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内部的问题中最尖锐、也是对抗战影响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共关系问题了。&卢沟桥事变后，国难当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度携手，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的局面。但在抗战过程中，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两党的建国方案、抗战路线以及对抗日民主党派的态度存在着许多差异。这些差异及产生的矛盾甚至军事冲突在国民参政会中都有诸多表现。为了弥合国共双方的隔阂，促使共同抗击日寇，国民参政会成立后，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方法，为调解国共争端进行了努力。在抗战大局之下，中间派参政员的努力，虽然没有根本消除国共之间的分歧，但毕竟对国共冲突起了缓冲的作用，维护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推动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黄炎培作为中间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对国民党的民主化抱有期望，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他越来越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合作。
一& 黄炎培的期望和国共分野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共两党在民族危机面前停止了内战，开始合作抗日。同时，国民党政府也极力缓和与在野政治势力间的矛盾。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大会决议，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的民意咨询机构，藉以吸收全国力量，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统合之下进行抗战。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在汉口召开。黄炎培在1927年以后，屡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这时也被遴选为参政员，并得到蒋介石的器重。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了国内各党派的密切关注。中间派系的政治人物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一时感到满意，对参政会也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指出，目前的国民参政会是&民主政治的发端&，希望国民政府对国民参政会的决议，能够&虚怀接受，迅速实行，切勿再形成过去&国难会议&那样空谈无补的会议。&第三党的章伯钧认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不仅表现国内更进一步团结，使政府与在野党之间，以及各党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得以改善和确定，且可正告敌人：中国将继续抗战到底，争得最后胜利，以击破敌人新的引诱阴谋。&中共也指出：&现在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参政会，既是战时的相当民意机关，我们便要求国民参政会，真正能实行他的相当民意机关的职权和组织& ，希望&政府给予国民参政会真正代表民意的各种权利&。可见，在期望参政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这一点上，中共与中间党派参政员是一致的。蒋介石也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开幕式上承诺：&乘此抗战时期，藉参政会各位先生的努力，为国家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表达了国民党企图通过国民参政会的民主色彩笼络其他党派的政治策略。黄炎培是日日记：&蒋介石委员长致词分三点，中一点认本会为民主政治之起点&，显然对蒋介石的承诺感到满意。这一切表现了抗日战争初期团结向上的气氛。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在&九一八&事变后即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黄炎培就要求&中国人都要把所有的力量拿出来，不许有丝毫收藏着，不许有半点消耗掉，要完完全全用在为我们国家民族求生存的大目的之下。&国民参政会成立后，黄炎培又将实现&中央与地方&、&人民与政府&、&各党派的合作&作为自己在国民参政会中工作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要把全民族的力量都集中到抗战中来，用以抵抗日寇。本着这个理念，在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召开之前，黄炎培强调指出与会参政员要&抱有民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要&公忠谋国&，而&不要谋一集团的功名&。要有&&成功不必为自我&的态度，大家要抛弃相互猜忌的观念。因为一有猜忌，就不免相摩相擦，乃至相争相骂了。&在他看来，&欲求抗战的胜利，须得每一个人努力于抗战条件的增进，最重要的胜利条件是什么？就是全国一致精诚团结&。国共两党都掌握有军队和政权。而广大中间党派则没有武装，又无政权，所以他们守都希望国共团结抗战，并把维护国共团结抗战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黄炎培在参政会调解国共争端的工作就是本着这个理念来进行的。
但在事实上，尽管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派之间，达成了一致抗日的意向，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各政治派系尤其是国共之间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国民党对参政会的实际功能确定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已为全国人士一致之呼声，此次政府召集国民参政会，即为先求全国人士意志之集中，精神之团结，俾得由此使已统一之政权，更加统一，已集中之力量，更加集中，已整齐之步伐，更加整齐，明乎此，则国民参政会今后之旨趣与责任，可以思过半矣。&就是借参政会强化国民党的独裁和专政。《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颁布后的第二天，参与制定《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潘公展就用嘲弄的口气写道：&按照严格的法律观点，未来的民意机关应该是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所决议召集的国民大会，未来的民主政府应该是制定宪法颁布了以后所依据而产生的政府，除此以外实无他途可循&。 参政会虽然成立，战前非法的政治领袖也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但国民党并没有开放党禁，各党派的存在仍然是不合法的。参政会没有决定国家大计的权力，这就预示了参政会内党派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
政治民主在抗战期间并没有获得发展，蒋介石和国民党坚持要以&军政&、&训政&来为&宪政&创造条件，也就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抗战开始后，国民党虽允许中共和中间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但其内心深处不愿中共和中间党派发展壮大，继续采取党禁政策。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更强化了对中共和其他党派的限制。2月，参政会一届三次大会上，针对国民党对其他党派的压制政策，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提出&予各党派以法律上保护&的要求，引起国民党参政员强烈反对。黄炎培作了调解，但没有成功：&（2月18日）审查会第四天，余为主席，遇到一件困难事。共产党董必武提一案&&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颇责政府施政失当，要求对各党派予以法律上保障。国民党员大反对，余居中调停，修正通过。董失望，告假不到会。&&（2月19日）八时，审查会第五天，董必武案结果不能圆满，董又拂衣而走。&中间派参政员虽然期望国民党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政治，但也不希望太激进，引起和国民党的冲突。修正通过后的提案，把董必武的提案中关键性主张 &予各党派以法律上保护&删除了。
同年9月召开的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中共和中间派的参政员分别提出了保障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提案，在审查宪政提案的会议上，参政员们就&结束党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黄炎培系审查会主席，尽力调和党派冲突。最后大会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蒋介石在此次会议闭幕词中，承认&本届会议以此案为最重大之贡献&，并指定包括黄炎培在内的19名参政员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对于这个结果，黄炎培是满意的。他在日记里自慰说：&余为参政员，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各党派间合作。余以两年来之周旋，政府及各党派对我都还不至歧视。此次第四届大会为内政审查会主席，审查七个关于宪政提案，各党代表争论虽烈，而卒获圆满结果，在余总算对参政会尽了一分心，当观今后如何耳。& 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又许诺于日召开国民大会。黄炎培与中间派对国民党抱有希望，一场民主宪政运动兴起了。
中共对于民权主义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性主张，毛泽东说：&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同中间派的和平的合法的争取民主政治的运动不同，中共是一个武装革命组织。如何因应抗战局势和战略利益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即&（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在抗战初期，要求&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而国民党则企图收编中共军队，限制中共军队，削弱中共军队，甚至消灭中共军队，借抗日战争的机会，达到消除各军事派系的目的，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完成国家的统合。因此，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必然与国民党发生摩擦和冲突，尤其是和在敌后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的发生，对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间派参政员在参政会的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冲击。
二 &调解国共争端
为了解决国共争端，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在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中，曾决定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但华北慰劳视察团并没有消除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双方的军事冲突反而愈演愈烈，&二十八年，冲突又蔓延到山东，因共党所属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已游击到山东。于是长清、寿光、鱼台、橘叶、莱芜、蒙阴、博兴、招远、丘县、东平、峄县、郓城等地都发生了冲突。&对此，黄炎培忧心忡忡，在1940年1月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闭会后的驻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对陈诚说：&所有党派摩擦无论如何要减少，党派摩擦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民众间接影响到军事身上，目前不能再有党派摩擦。&殷切希望国共之间团结抗日。
由于&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日，在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何应钦作了《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的军事报告，将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现象呈现于广大参政员面前。黄炎培反应非常强烈，他在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一直认为，我们抗战之为胜为败，都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大家努力，则胜利确有把握，但绝对糊涂不得。一大意就有失败的危险，因为我们该知道失败的危险并不是不存在的&。中间派参政员对此问题非常关注，他们纷纷提出解决国共问题的提案。
黄炎培参与了梁漱溟的《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的联署。关于这个提案的提出经过，梁漱溟有比较详细的交待。据梁漱溟自己所言，该提案撰写好后，&觅同人联署时，许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签名。只有几个熟人，如黄炎培、冷遹、江恒源、张君劢、罗文干、胡石青、左舜生、张申府，晏阳初诸公帮忙，和几位老先生如张一麟、钟荣光、胡元倓、张澜，光昇诸公热心此案之提出而签名。& 该议案指出参政会对调解国共争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窃念执政之国民党，于抗战起后，既招致党外在野人士，始而为国防参议会，进而为国民参政会。原期团结共商国事。今双方行动虽不起于参政会内，须知亦并不在会外。国民党方面蒋总裁固明明本会之议长也。共产党方面为首负责人毛君泽东，固明明吾参政会同人也；双方不协，是本会尚未能发挥团结作用有以致之也。设今于此问题，不加解决而听其扩大，则参政会应职其咎。吾同人举不得辞其责而亦大亏负执政之国民党之初心也。&以前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虽然对国共争端有过调解，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提案提出来。这个提案的提出，标志着中间派参政员首次意识到国民参政会在调解国共争端中的地位，此后中间派参政员一直将协调国共争端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个提案认为国共问题不要拘泥于&一枝一节究问其是非曲直&，应以党派关系为突破口，&问题之解决，似应从厘定党派关系入手，以求得较今日更进一步之团结。&根据这一原则，该案提出&由大会电促毛参政员等迅速出席并请议长制定三人至五人（毛参政员在内）组织特种委员会，切实研究解决方案。然后提交大会通过，以求绝对避免内战而维国本&，提出用特种委员会来解决国共争端。
黄炎培虽然参加了梁漱溟提案的联署，但现实的残酷环境，又使他有所顾虑。在梁漱溟准备提出该议案时，他就曾劝其不要贸然提出，应先请示议长蒋介石，至少应该先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说明。梁漱溟也知道其中的困难，对于组织特种委员会事宜，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他说，&其实在我早知问题解决非易，并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会内会外造成强烈不许内战的舆论空气，俾军事行动收敛一下，而寻求合理解决途径。其次，则希望在大会电促之下，毛先生果然来渝一行，情势或有转移，为问题解决开其端。&事实上，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希望借参政会造成不许国共内战氛围的目的并未达到。但在审查该议案时，蒋介石很巧妙地对中间派进行了笼络，同意成立特种委员会。梁漱溟是这样记述的：&国民党方面对这个议案的态度，初时很震动，声言不给通过；但蒋却很巧妙，亲笔写了一张字条给我，大意说：&这是军纪问题，本不能加以讨论的，但你们要讨论亦可以。&同时嘱王世杰通知我，提案可以修正通过，希望我不必发言，以免引起争论。&这样本应郑重讨论的提案，&不到两分钟，便办妥。&根据该议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由张伯苓、黄炎培、褚辅成、傅斯年、张君劢、毛泽东、李中襄、左舜生、秦邦宪等11位国民参政员组成，黄炎培为召集人之一。
在蒋介石对中间派的安抚下，特种委员会作出了对国民党有利的决议。4月9日，该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两项决议：&（一）一切军队，无论何种番号，一律服从最高统帅之命令，绝对不得自由行动；（二）如有军队怀疑于邻近军队之行动者，应将事实报告上级长官，听候最高统帅之处置，在未奉命之前，不得自由行动。& 14日，该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一、对于地方政治制度及其职权，必须经中央正式订定公布，以举统一之实。此事希望中央从速解决。二、各地民众应绝对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服从国家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办法，应予一律撤销，以收团结之效。（外传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嗣知未经领袖批准，特补述于此。）三、关于货币，希望中央就地方需要予以相当数量之供给，同时取消局部施行之通货，以免紊乱币制。四、经济抗战，应命令各方严切执行，绝对不使敌货流通。&随后特种委员会工作宣告结束。
客观的说，特种委员会决议虽有利于国民党，但它把横亘在当时国共之间最为敏感的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广大参政员的关注。尽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开幕式中致词一再强调：&我们两年前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经过本会决议，是我们全国一致遵守的信条。&共产党在大会召开前夕也一再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一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全国的团结，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团结，首先是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但从后来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凶，摩擦事件也越来越多& 的事实来看，特种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不可高估。正因如此，有人问黄炎培对特种委员会的看法，黄炎培不无感慨地说：&国共摩擦，几如阴阳两极，根本调和不可能。但有时间与区域关系，可当稍稍为力&。在日的日记中，黄炎培写道：&余之为参政员，到今日任期告满。自问三大目的：一、助成民众与政府合作。二、助成地方与中央合作。三、助成各党各派、无党无派间合作。虽二年来不断努力，而所得甚微，尤其是第三项使我痛心。&这说明黄炎培对国共纷争的不可调和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从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以后，国共问题成为国民参政会的重要工作之一，&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便名正言顺地正式进入了议程。&从这点来看，特种委员会的作用应该得到肯定。
黄炎培调解国共冲突没有取得成效，深感中间派的调解活动缺乏力量，也无法贯彻自己的政治方针，于是着手筹建中间势力的政治组织。他在日的日记中写道：&访张君劢新村四号，见述民族文化学院现况。梁漱溟、左舜生来。本日报端发表新参政员名单，余仍被选。因共君劢、漱溟、舜生商新组织问题。余以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午赴机场送月笙回港，则已先行。下午三时，再至君劢家，共三人续商组织问题，至夜餐后散。&梁漱溟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黄炎培提出，现在我们这些人虽有了一个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但依然是各自一摊，没有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大家都同意这个建议。&对国共冲突的忧虑、对民主宪政的追求，相互激荡，不久促成了中间势力的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应运而生。
三 &走向对中共的同情和合作
特种委员会不能承认中共的军事方针和权利，严重限制中共的发展，自然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中间派参政员当时对国民党还抱有希望，也不能理解中共的政策方针。6月14日，黄炎培在和周恩来长谈时，曾善意地劝告：&中共最好（一）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二）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的贡献。& 根据周恩来的分析，中间派对中共友好，但劝中共让步，实际对国民党有利，这是中间派在相当长时间内的表现，包括调停内战。
但是，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发展，遭到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桂系）、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攻击，是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黄桥的反击作战中歼灭韩部1万1千多人。国共冲突持续扩大。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中共发出&皓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率10万兵力向皖东北进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率5万兵力向皖东进攻。加大了对中共的军事压迫。本着全民抗战共御敌寇的愿望，中间势力希望中共&取缓和缓转的政策，勿使国共分裂&，向国民党让步。11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该电在驳斥国民党&皓电&的造谣污蔑及荒谬命令后，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决定将江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这一立场，在政治上赢得了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的同情。17日，黄炎培在张申府家，与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解决办法，与中共接触日渐增多。27日，又与沈钧儒、张君劢、邹韬奋、李璜、左舜生、张申府等人，&谈和平建国问题，国共问题，改革政治问题。&
国民党对握有武装的中共，并不想让其发展壮大。日，当中共部队按预定计划北上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少数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是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八年抗战中，中共损失最为严重、最惨烈的一次事件。对这次&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中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1月25日，周恩来将中共方面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 交给国民党代表张冲，要求其转交国民党中央。29日，&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正式发表，其内容为：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任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在此前后，中间派自身也受到国民党的压迫。早在1940年5月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污蔑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要在重庆搞暴动，命令国民党特务监视他们的活动。10月，民主人士杜重远在新疆被捕。11月，马寅初为职教社演说战时经济问题，因大骂发国难财者，被当局软禁。12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二届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中，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张申府及民主人士杜重远等被取消参政员资格，而增加了国民党参政员的比例。此后不久，邹韬奋经营的生活书店、青年党的成都国魂书店也被国民党封闭。
皖南事变发生前，八路军正经历了百团大战以及续后的反扫荡战役，与日军血战。中共在前线杀敌，国民党却反过来消灭了中共的新四军军部。中共的政治遭遇和自身受到的压制，使中间派开始左倾。事变发生后，黄炎培非常同情中共的处境，与邹韬奋、沈钧儒等和周恩来就皖南事变的处理问题交换了看法，2月10日，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等与周恩来商议处理皖南事变的办法，交谈中，涉及到中共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的问题。周恩来提出在新四军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以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对中共的做法表示谅解，但为了保证全民团结抗战的局面，促使中共出席，他们提出两个办法：一、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将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提交参政会要求讨论，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二、成立一个党派委员会，从政治上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中共的十二条将在此会上提出。但对于党派委员会的具体事宜，并没有讨论。黄炎培等中间党派参政员提出成立党派委员会作为皖南事变后调解国共争端的组织，表明在调解皖南事变的过程中，中间党派开始谋求政治上的发言权。
2月19日，周恩来决定接受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的建议，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的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向&小党派及有正义感之参政员二十余人&送去了抄件。在这份函件中，&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即将召开的参政会。这封信同样也到了黄炎培的手中。中共强烈要求解决皖南事变，并将之作为是否出席参政会的坚决态度，使黄炎培感到事态严重，他立刻与左舜生等人，去找王世杰，指出&时局严重，必须设法解决。&22日，在沈钧儒家，黄炎培与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梁漱溟、章伯钧、张澜、罗隆基、邹韬奋、周士观等人，商谈参政会提案问题时，他们将原来提出的成立党派委员会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提出在参政会下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解国共关系和讨论民主问题。24日，黄炎培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向蒋介石提出三点意见：&（甲）望蒋适可而止；（乙）军纪固重要，但亦须注意收集民心；（丙）请蒋把眼光向外。&他一再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要求国民党不要因此导致国共关系的破裂，慎重处理皖南事变。黄炎培未说新四军违令的重话，而说国民党绝对错误，表明了他同情中共的政治态度。次日，黄炎培、沈钧儒又一同去找王世杰，希望王氏代他们约蒋介石，准备当面向蒋介石建议成立特别委员会。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召开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行政助理居里正好访华。2月8日，蒋介石在与居里谈话中，居里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希望国共之间团结抗战的愿望。蒋介石虽然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被中共和第三国际的宣传与谣言所迷惑，但为了在国际上树立中国全民团结抗战的形象，迫切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鉴于参政会召开在即，为了争取中共参政员出席，27日，蒋介石召见了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等人。这次的交谈内容重点有三个：其一：力促中共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军队与党派断绝关系，军队国家化；三，酝酿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以便讨论上述两个问题的执行。特别委员会由委员九人组成，蒋介石为主席，各党派负责人参加，但不限于参政员。对中间派参政员提出的成立特别委员会成立事宜，蒋介石表示了同意。
成立特别委员会的构想提出伊始，对中共和中间派参政员都有巨大的诱惑力，在中共看来，&如果各党派委员会果能成立，那就无疑开创了一个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场合&。而对中间派参政员来讲，他们还是本着团结抗战的理念，希望国共能共同抗击日寇，不要在内讧中消耗了民族的力量。这个委员会一旦成立，势必给他们调解国共纷争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因此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对成立特别委员会事宜非常热心。他们即刻与周恩来商议成立事宜。鉴于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后成立的特种委员会所做出的决议对中共不利，周恩来认为特别委员会不能隶属国民参政会，受国民党直接控制，否则作出的决议仍然对中共不利，中共肯定不会接受这种于事无补的决议，也就谈不到要根本解决国共争端了。因此周恩来指出特别委员会&可以在参政会外公开商讨十二条及一切国家大计，中共愿参加；但委员会名额应扩大&，并再次强调必须在&十二条&有满意解决的办法，完全有保证之后，才能出席参政会。
特别委员会是建立在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和国共对该会的隶属问题上的一致。但国共对该会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中共要求特别委员会不能隶属于国民参政会，以防成为国民党压制共产党的工具。国民党控制了国民参政会，坚持其隶属于国民参政会。如果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则该会根本不可能成立，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调解国共争端的愿望也势将落空。考虑到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局势，有些中间派参政员当时就对这个委员会能否成立表示怀疑，左舜生就曾说过：&如中共不出席（参政会），则委员会无望&，沈钧儒甚至说出了丧气话：&委员会这仅是我们希望有。&黄炎培也希望中共&应对组织委员会与出席参政会分开。&言外之意是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中共强烈要求特别委员会不能隶属国民参政会，是因为已经预见到了参政会的决议可能对自己不利。3月4日，也就是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召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对出席参政会的国民党参政员演说《本党目前对于中共问题之方针与态度》，虽然强调&对于国内政治问题，只要与抗战建国根本大计无妨，本着与人为善的宗旨，终可以容忍&，&对中共仍应采取过去宽大态度，促其改过自新&，3月6日对全体参政员的讲话中，也声明只要能达到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目的，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对于共产党参政员，更望其毅然接受参政会公意，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但在通过关于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的临时决议中，仍然认为参政会为国民参政机关，于法于情，都不能接受任何参政员的出席条件，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条件，以为本会造成不良之先例；仍盼望中共参政员坚守拥护统一之宣言，出席参政会，使一切政治问题，通过正当途径解决 。国民党没有表明妥善处理皖南事变的诚恳态度，中共参政员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特别委员会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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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等中间党派参政员的调解作用仅在于尽量缓和国共之间的矛盾，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皖南事变后，&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有鉴于此，中间派加快了自身的联合。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鲜特生私邸&特园&召开秘密成立会，同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公开发表，宣言表示，&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尽人可晓&&国家统一，夫岂难定，申言之，即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是已。&11月16日民盟在重庆公开宣布成立，民盟虽然仍处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之下，但终于争取到公开活动的权利。 在调解国共争端的过程中，黄炎培与国共双方有了更多的接触，逐渐了解了双方的不同立场，终于从政治立场上偏向于国民党一边，转变为更多的同情于共产党一边，调解皖南事变的争端是这一转变的开始。到抗战后期，国民党日趋腐败和独裁，越来越失去了民心，1944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之后，明显地表达了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走向了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政策的道路。
&&最后修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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