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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真正作者是老子与孔子（图）
日 09:07&&&&作者：易道禅&&&&来源：新浪博客&&&&
智者老子哲人孔子　　一、《易经》是老子与孔子的合著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它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百家和后世华夏文化潮流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还对世界文化产生过一定影响。　　《易》的版本有很多种，比如司马迁自序“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就为今本所无。这个“易”，一说非出自《易经》而乃《易纬》，一说或出自失传的“三易”之《连山易》或《归藏易》。　　但《易经》的真实作者，几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流行的说法是《周易》为周文王所作，《易传》（十翼）为孔子所著，是为《易经》。这个说法，除了周文王演《周易》为后世基本肯定之外，孔子作《易传》则几乎没有人相信了（除了孔门传人和新儒家流派）。　　孔子一生删诗书修礼乐，大量的整理典籍，但就是没有自己的著作，没有通过著书立说来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于儒家学派来说是很尴尬的事情。因为他们要抗衡道家，抗衡道家领袖老子的著作《道德经》，就必须要证明孔子是有著作的，而且不止五千言，那就是《易传》。易传不止一篇，而是十篇。这下就可以证明孔子的治学本领在老子之上，孔子的思想价值在老子之上。　　但否定孔子作《易经》的大学问家大有人在，例如欧阳修、龚自珍，就坚决地说孔子根本与《易经》无关。当代学者钱玄同精心考据后认为“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断言“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甚至认为孔子根本连《易经》也没读过，更不要说编撰了。　　当然，崇尚儒家学说的学者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康有为康圣人更是斩钉截铁地说：“凡‘六经’皆孔子所作”。今人金景芳也完全肯定《易传》为孔子所撰。也不知他们的底气和依据从何而来。他们只是深信，却没有任何考据。　　为什么会有人认定《易经》与孔子无关呢？原因就在于《论语》中孔子自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还在于《十翼》中很多篇章中提到“子曰”。孔子“述而不作”是儒家典籍中记载的，如果孔子竟然有作，岂不是自打耳光不能自圆其说么？“子曰”也只能是他人记录或转述，岂有自己称自己为子的么？　　其实完全否定或完全肯定的人都走向了极端。《易经》被奉为儒家经典之首，足以证明孔子与《周易》是发生了关联的。他“述而不作”是早期的一种治学方法，这与他晚年接触到《周易》后爱不释手韦编三绝，于此发生了亲自著述的可能，完全是两回事。他的著述依旧不是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是仍然以整理古籍的态度来阐发自己的心得体会。只是，《易经》不仅与孔子有关联，还与老子有关联。　　老子竟然与《易经》有关联？这一定会让饱学之士们大为惊讶。两千年来无数的学者专家，研究来考证去，猜测或推理了很多人是《易经》的作者，都得不到学界的一致肯定。这就便宜了孔门传人和儒家学派，依然信誓旦旦地认定《易经》的作者为文王与孔子。这么多学者专家就是没有想到过老子与《周易》的关系。流传的说法是文王拘而演周易，这没错，但文王至多只将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作为殷商的诸侯之长，不过是当时的一部落老板，其文化程度还不足以能演绎出卦辞和爻辞，这个事情就落在了后来在周朝掌管国家重要秘笈和典籍的老子身上。只有老子的智慧和思想，才能把一部简单的古谶占卜册子升华为具有哲学宇宙观的大智慧经典。　　老子在世时就很有名气，这名气从哪里来？自然是他的智慧和博学。不然同是智者的孔子也不会数次去拜见。　　孔子“窃比我于老彭”，但老彭是谁？迄无定论。据有资料认为老彭或者就是老子。但老子并非“述而不作”，一部《道德经》足可证明。不过孔子在世时并未读到《道德经》。如果读到，他会真正拜老子为师的。他几次去见老子，其实主要是想索取典籍资料，因为老子管理着周朝守藏室，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什么样的书籍和文物没有见过？孔子带点家乡的腊肉干给老子，老子送几捆竹编给孔子，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我在这里明确地认为，《周易》本经即卦辞和爻辞为老子亲自所撰写。孔子最后一次拜见老子时，老子就把自己蛰伏周守藏室几十年潜心分析研究撰写的“六十四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辞”交给了他。老子很低调，对孔子只说这是先王周文王演绎的六十四卦占卜书，但却是比《连山易》、《归藏易》更适宜“道”理的“易”。老子已熟知孔子爱好“先王的陈迹”。　　孔子是第一次接触到《易》，老子告诉他是周文王的六十四卦占卜之书，他就以为整个《卦辞》和《爻辞》也是周文王所著。于是钦佩、感慨，认为周礼周仪周文化，就是牛逼，就是精妙。老子当时也没在意署名这些事，也许那个时候并无这种风气或专利意识，写文章只是解惑求道，并无图名图利。　　孔子不知道《周易》其实就是老子所著。孔子一生虽“述而不作”，但那是早年讲学阶段，现在对于《周易》痴迷到忘形的地步，便怀着对周文王和周朝礼制的崇敬心情开始努力对《周易》作阐释工作，于是归纳整理出《易传》中的几个篇章。孔子撰写的篇章为后来的儒家门徒们改窜来修订去，就造成与孔子语境不大相符的状况，比如“子曰”的自述方法，与古文修辞脱节，但与《论语》对话体类似。而其孔子的思想和理念却保存下来，我倾向于“十翼”大体上仍为孔子的笔风。　　综合其来，《易经》的体系为：原始八卦为伏羲所创，文王演绎为六十四卦，并卦画符号与卦题而成“易”的初始结构；老子作“本经”的“六十四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辞”，孔子作“十翼”中的《彖传》（上、下）、《象传》（大、小）、《文言》、《系辞传》（上、下）、《序卦传》、《说卦传》和《杂卦传》。一部《易经》，老子贡献了“本经卦爻辞”，孔子贡献了“易传十翼”。　　故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周易》本经和《易传》十翼合为《易经》，作者应为老子与孔子合著。　　但这种合著不是两人的共同愿望而所为，因为老子不知道孔子会醉心于古谶占卜并撰写心得体会，孔子也不知道老子送给他的典籍为老子本人所撰。于是历史就在这美丽的附会中诞生了一本奇书。两个伟大的智者和哲人不经意间共同完成了一部指导中国历史、社会、思想、文化、科教的煌煌巨著。　　二、《道德经》是《易经》的对应文章　　与《易经》并世而立的千古文章是大智慧宝典《道德经》。这个大智慧体现在五千言中论宇宙、论政治、论社会、论自然、论人生。这五论囊括了人文与自然的一切。　　老子为什么没有将自己写的《道德经》五千言交给孔子呢？后人编撰了一个老子出关将《道德经》交给关伊的典故。其实老子虽然后来出关，但绝无将《道德经》交予关伊之事。《道德经》也绝不会是在现场当场一挥而就的产品。那是老子早就写好了的，因为他自己比较钟爱《道德经》，绝不轻易示人。老子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起了很深刻的变化。《道德经》和他早年摆弄六十四卦所写的卦爻辞，其基本观念就有所变化。《周易》崇阳抑阴，而《道德经》对阴阳各取褒贬，但基本上主阴次阳。这和他立意要归隐的思想开始扣合。　　《周易》的“周”，并非指周朝，而是周而复始的意思，与“易”之变易之意合起来就是宇宙与自然轮回变化的意思。元亨利贞开宗明义已经点明了主题。　　但是，虽然《道德经》在方法论上有不同的阐述方向，却在认识论上和《易经》有相通的地方。道为天道，德为地德。天之道为阳，古圣人言：“万物已循因缘,恒大者则为天道”，地之德为阴，《管子·问》曰：“理国之道，地德为首。”民间俗语天之道为阳道，地之德为阴德。所谓道德亦即阴阳之理，这跟《易经》的乾为阳坤为阴的阴阳之理基本一致。且“易”古义就是日月，也即阴阳之和。　　《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此来看，老子的宇宙论就是宇宙天地是被创造出来的，是举一反三的。《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等于是讲万物生成始于太极。整个“太极”观与“道”在本质上其实没有区别。只有儒家学者说有区别，这是怕儒家的终极思想来源被认为是出自于道家思想观念。　　为什么有这些共通的地方呢？原因在于《道德经》其实是对《归藏易》的义理阐述。《归藏易》是三“易”之一，《周易》的写作就是在《归藏易》的影响之下参照完成的，或者说是对《归藏易》的整理改编发展，也未可知。但老子并不满意自己写的《周易》，反复揣摩研究《归藏易》，要以微言大义给《归藏易》做最高总结。《道德经》就是在这种情绪下写就的。它和《周易》有交叉点，也有不同点。老子认为自己对六十四卦作的卦辞和爻辞，仅仅是尊重周文王，是对他的遗作的阐释和发挥，但并不能真正代表自己的思想。真正代表自己思想的是对《归藏易》的解释、论述，即《道德经》。　　《归藏易》作为早期“易”之一种，也有六十四卦，只是演绎的方法与《周易》并不一致。这或许也证明《周易》六十四卦是周文王被拘羑里无聊之际模仿《归藏易》或《连山易》而自定的卦题和卦符次序。老子是在《归藏易》的影响下为《周易》补充卦辞和爻辞，换言之，《归藏易》应该有简单的卦辞和爻辞，但绝无《周易》那么丰富和深奥。然而就是这简单的《归藏易》卦辞爻辞文本，也让老子觉得言犹未尽，干脆补写一篇大义纲要，这一写就是五千言，这一写就是八十一章。　　有人说一部《道德经》就是《易经》的注文，非也，《道德经》是《归藏易》的注文。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经》是《易经》具有对应关系的文章。　　老子虽然没有将《道德经》书简送给孔子，也没有交给关伊，但是却是留给了自己的老师常枞的后人保管。老子是否骑着青牛出走函谷关，那是传说，但是他潜隐而寻道去了倒是真的。老子知道天道可畏，“道可道，非常道”。　　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敬畏天道！　　《道德经》是后人所见个人著述最早的经典，与孔学著作《论语》由后学积萃相比，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儒家的《论语》和《孟子》都是后人记录或集体创作，道家的《道德经》与《庄子》都是个人创作，这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属性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们这个民族，因为儒家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自此整个社会重视集体性的行为，而对个人创造、个人发明基本采取轻视和压制的态度。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单独分章节提老庄（《老子》、《庄子》）不提孔孟（《论语》、《孟子》），就是对个人原创著作的尊重，而对那种述而不作或集体创作的著述多少有些不屑。　　与鲁迅对孔孟不屑态度有所不同的是胡适。胡适早年勇猛异常的打倒孔家店，晚年却老老实实尊孔，回到了原点。一生研究先秦哲学的胡适，却忽视《易经》，认为“不足道”，也对道家的臧否持暧昧态度。　　但鲁迅、胡适二人虽然都很轻视《易经》，却不约而同的重视《道德经》。　　鲁迅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胡适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这里就隐约出现一个课题，到底是《易经》的文化蕴意高于《道德经》，还是《道德经》的文化蕴意高于《易经》？在儒道两家都在争《易经》是自己学派的宗源时，鲁迅和胡适的态度起到反衬的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易经》到底是儒家的境界，还是道家的境界？而《道德经》与《易经》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如果当年老子送给孔子的不是《周易》而是《道德经》，那么儒家学说的真谛是否会有所变易？道家与儒家是否还会分庭抗礼？　　主流学术界认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是积极入世，倡导只有个体为社会和他人作出奉献，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际并非如此，儒家的中庸与和谐，恰是对社会的逆流对时代的反动，是对历史的进步发展有所阻碍。　　在对孔子的看法上我不怎么同意思想狂人黎鸣老先生的观点，但在对老子的看法上，我却毫无异议的完全赞同。道家的人格力量是无为，是自然本性，是在超越于世俗的利益得失中发现和定位自己的人生境界。道家的思想是个人自由主义的先导，也是尊崇自然与社会规律的人本价值观。　　我虽然对孔子很是崇敬，但是对儒家给后来的中国文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以为然，甚至深恶痛绝。自孟子以降，经董仲舒、朱熹之流把孔子学说糟蹋得不成样子，让儒学变异变质，整个国民精神与社会元素，无不打上儒家的烙印，摧残和阻塞了一个曾经富有朝气喷薄横溢的中华文明源流。　　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待于清理和比较两部著作的异同。如果《道德经》于《易经》有很大的共同点，那么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实际上就是道家学说，而道家的领袖人物老子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确是无与伦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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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历史名人教你说情话！孔子鲁迅等被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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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风杂文文丛（第2辑）：孔子论·鲁迅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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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志坚人到中年“半途如家”之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是福建杂文当之无愧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在杂文理论研究和创作两端，均有独特发现和不俗业绩。近年来沉湎于孔子与鲁迅的对比研究中，在锐利观察当下世相的同时，常发思古之幽情，知其者谓其心忧，不知其者谓其何求。　　——朱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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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批孔子鲁迅是从哪些方面批评孔子的
鲁迅批孔子鲁迅是从哪些方面批评孔子的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也曾明确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鲁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着眼于孔夫子“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着眼于“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华盖集·马上支日记》),着眼于历代封建帝王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儒家的传统——精神“麻痹术”(《坟·春末闲谈》).诸如,称儒家传统代表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坟·灯下漫笔》)；称顽固坚持儒家传统的国粹派为“现在的屠杀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对“业儒”的男尊女卑,“表彰节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坟·我之节烈观》)的说教的揭露；对“圣人之徒”鼓吹“伦常”、恩养、“孝”、“烈”的批判；等等.对于孔子学说中,类似这些直接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东西,也就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崇尚的东西,鲁迅是深恶痛绝的.　　鲁迅在分析和评价孔子时,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进取”的精神.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对于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这一段议论,固然含有对孔子“深通事故”的讥讽,但并不是对孔子其人全盘否定,孔子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谈鬼神,是值得称道的,所以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鲁迅这段议论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贬,也有褒.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曾论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有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孔子欲得的是,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时,便求其次,即急于进取之人,又其次,为洁身自好者.这是非常明显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对积极进取者也不反感.鲁迅还认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尽管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对于孔子的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鲁迅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之所以对孔子的本人评价采取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确实存着一定程度上的带有远见智慧,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着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东西,而这些又是孔子一生为之身体力行的.鲁迅做为文化革命的伟人对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和认同,与他对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岂只如此,鲁迅做为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还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以为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之需.　　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贬抑的最突出之点是对“诗教”和“思无邪”的否定.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直接了当地指出：“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对从孔子以来统治中国文坛两千多年的“诗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思无邪”是束缚人们意志,禁固诗人感情的教条.鲁迅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剖析了“思无邪”的严重危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人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鲁迅对孔子美学中消极因素的决绝态度.　　至于对孔子美学的褒扬和认同,就比较复杂了.首先要说明的是鲁迅的一些论述中,存在着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看法的矛盾现象.比如,鲁迅出身的没落封建官僚家庭,是世代为官,诗礼传家,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他少年时代就读私塾,受的也是儒家传统的文化教育,这是形成鲁迅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熟知孔子学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鲁迅是承认的.他曾不只一次说到：“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坟·写在“坟”后面》),“‘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熟读过的”(《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但是他又说：“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这显然是矛盾的,或者同他后来对“少看中国书”问题所做的解释相似,是“时间和环境”(《准风月谈·答“兼士”》)使然,是“五四”和二十年代初期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并不表明鲁迅对孔子学说的全盘否定.全面来看,对旧文学,包括孔子的言论和著述,鲁迅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说：“我也认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即《拿来主义》,强调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正确的态度是“占有,挑选”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