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朝统治时期汉族的建筑风格音乐风格。。服装风格。。是否有因为元朝人的统治而产生了大的变化_百度知道
中国元朝统治时期汉族的建筑风格音乐风格。。服装风格。。是否有因为元朝人的统治而产生了大的变化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浅谈汉族民俗中的蒙古族文化因子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每当提起它的名字，人们便会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歌谣，眼前便会呈现出白云悠悠、河水潺潺、山花烂漫、牛羊成群、骏马奔腾、肉乳飘香的广阔无垠的草原美景，浮现出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曾经叱咤风云、纵横欧亚、英勇善战、气吞山河的伟岸雄姿。作为中国古代唯一一个建立了全国统一王朝的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文化在浩瀚的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然而，建国以来的历史文化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蒙古族文化简单化的倾向。在很多书籍或教科书上，蒙元文化常常只用一两笔就轻描淡写的代过了，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 为指导，要么是强调蒙古族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的一面要么就是强调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而忽视了这个曾征伐四方，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以草原本位文化统治了大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伟大民族对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民俗方面产生的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事实上，蒙古族文化，以其“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气魄，在对汉族文化的不断渗透和深入的过程中，对汉族民俗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蒙古族文化为什么会影响汉族民俗（一）蒙古族的民族迁移史是汉族民俗得以“蒙化”的大前提蒙古族的迁徙史表明，蒙古族的前身最早活跃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市（2），过着简单的游牧生活。在9世纪逐渐向西迁入蒙古高原后，社会经济才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国，之后他3次西征，锋芒直指西亚、中亚和欧洲。与此同时，蒙古军开始向南进攻，先后灭掉金、南宋，于1276 建立了统治全国的元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随着政治中心后来的南移，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也不断的向全国各地迁徙。元朝时的蒙古族，除了生活在蒙古高原外，还广泛的分布在中国西北、中原、西南、江南等地。“在西征的过程中，有大批的蒙古人留居新疆、青海、甘肃等地。成吉思汗分封时，蒙古族部落又随之进入今内蒙古东南部草原地带。元朝统一中国后，镇戍东北的蒙古族军队以辽河流域最为集中。今生活在云南的蒙古族也是元代驻镇蒙古军队的后裔” （3）。与此同时，以大都为中心的京畿地区（今北京、山西和河北省北部地区）也是蒙古人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另外，位于宋金交界处的山东、河南、湖北、四川境内的元代前期也有大量的元代屯军。元代河南、山东号称“天下腹心”，是蒙古军驻防的重点区域，据《元史》卷《世祖纪十四》记载，1327年前后，驻扎在此的蒙古军达11万户，蒙古语在当地十分流行（4）。同时，尽管很多人以为长江以南地区和蒙古族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作为元朝的经济中心，这里也驻扎过相当数量的蒙古族军队。比如说，扬州就是元世祖第九个儿子镇南王的封地，驻扎在此的蒙古族军队最多时达4万人。如今，蒙古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青海、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区的蒙古族自治州、县；其余散居于宁夏、河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区。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蒙古族人口为5813947人（5）。蒙古族文化就是这样随着蒙古族的迁移而不断影响着汉族文化的，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很多蒙古族民俗也逐渐为汉人所接受，为如今汉族人的生活注入了一定的“蒙化因子”。（二）蒙古族的“草原本位”统治文化是蒙古族文化得以保存并影响汉族民俗的基础。　　成吉思汗曾说过: “假如有一天我的子嗣和臣民都住了用泥土建造的房屋，那就是我所建立的蒙古要灭亡的时候了。”（6）与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蒙古族具有其特殊之处。我国古代诸北方少数民族王朝，大部分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了汉化道路，这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可是在草原游牧民族汉化的道路上，蒙古族的步履却要犹豫、艰难的多。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蒙古族的统治却对中华文化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蒙古建国前的漠北草原，千余年里各个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而自蒙古建国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却一直只有蒙古族一个主体民族，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统一政权解体之后亦不例外。蒙古族文化由此得以较为完好的保留下来，许多蒙古族民俗也随之影响着汉族，成为汉族民俗中的一部分，为汉族的生活和民俗注入了新的因子。汉族民俗中的“蒙化”因子（一）食肉饮酪传中原——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影响汉族民俗。
在蒙古族文化逐渐与汉族民俗融合的过程中，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许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习俗都和蒙古族有关系。而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品也都和蒙古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涮羊肉的起源。涮羊肉本是蒙古族的传统吃法，清代开始传入北京。尽管今天的很多汉族人都很喜欢吃涮羊肉，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涮羊肉实际起源于元代。据范玉春《文化寻根》一书所述，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统率大军南下远征，有一次正值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之时，便下令起火用膳，谁知伙夫们的羊还未宰好，敌人已经逼近，伙夫们紧急之下，将那些已经切成薄片的羊肉，抓了些在沸水里烫了一下，然后拌了些调料便送入帐中让将军填饥，忽必烈狼吞虎咽的的连吃了几碗，即跨上军马，率军迎战，结果旗开得胜。凯旋后忽必烈命令犒劳全军，要求伙夫们仍煮迎战前所吃的美味羊肉，这回厨师们精选了优质绵羊腿部的大三叉和上脑嫩肉，切成均匀的薄片，再配上多种佐料，涮后鲜嫩可口，将帅们赞不绝口，忽必烈更是喜笑颜开。厨师忙上前说道：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一边涮着羊肉片，一边笑着答道：“我看就叫涮羊肉吧，各位将军以为如何？”从此，涮羊肉成了宫廷佳肴，直到清代光绪年间，涮羊肉逐渐走向民间（7）。
如今，当布满大街小巷的重庆火锅、北京火锅、尤其是名声鹤起的“北京东来顺涮羊肉”，“内蒙古小肥羊火锅”等一片繁荣；当涮羊肉成为了中华名菜，对外走出国门，对内走入无数寻常百姓家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深受人们喜爱的菜肴其实却和蒙古族有着这样深远的联系。 2、牛奶、奶酪、酸奶等奶制品已经成为汉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主食，奶制品是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而以谷物、蔬菜为主食的中原地区起初并无奶制品可食。奶制品初传中原之时，只是作为非常珍贵的食品被上层社会食用，西晋时，有一尚书令体弱多病，晋武帝为表示宠信，特意“赐奶酪，太官随日给之”（8）。可见，在西晋，奶酪在北方汉族社会还是非常珍惜的食品。隋唐以后，随着北方民族的大量南迁，奶制品在南方也逐渐普遍开来。直至元朝时期，随着蒙古人的大量南移，酸奶、奶油、奶酪、奶皮子、奶豆腐等奶制品才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食品，正式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今天，作为中国的“乳都”，内蒙古的省会呼和浩特除拥有中国乳业的两大巨头“蒙牛乳业”和“伊利乳业”外，还拥有“草原情”“奈伦乳业”等众多乳制品企业，内蒙古的乳制品不仅名扬天下，而且占据了国内大部分的乳制品市场，在刚刚闭幕的第27届IDF世界乳业大会上，国际乳联主席Jim Begg先生指出，2005年全球乳业增长的50%即来自中国，“而在中国乳业的增长中，超过50%的贡献来自于以蒙牛等企业为代表的内蒙古乳业”（9）。走进任何一家超市，内蒙古“蒙牛”或者 “伊利”酸奶、液态奶都会占有一席之地，其生产的奶粉、奶酪、奶茶粉等其他奶制品也有着大批顾客。随着“伊利”成为北京2008奥运会的指定产品，“蒙牛”成功赞助举办湖南卫视“超级女生”以及2006年12月与全球最大的酸奶制品集团“法国达能”合作后，内蒙古的蒙古族乳制品在国际和国内社会都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每天饮用一定的酸奶或者牛奶也早已成为大部分汉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了，蒙古族的乳制品正以更强有力的方式在汉族民俗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千载琵琶作胡语——蒙古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除了蒙古族饮食逐渐影响汉族民俗外，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尤其是元朝时期，蒙古族建立了统治全国的中央集权，蒙古语也因此对汉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元朝时，“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10）。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尽管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像蒙古族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影响要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11）。
在这样的情况下，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元朝灭亡已经有700年左右了，但是，至今，在汉语中仍然有很多词汇来自于蒙语。比如说：
站：作为中途暂时停留的地方或承转机构（12）理解时就来自于蒙古语。元朝建立了中国古代最完备的驿传制度，在各地设有从事驿传的专门机构，称为“站赤”，其蒙古语原词为jamci, 意为“管理驿传的人”，后来才演变成专指驿传得承转地，再后来又衍生出“车站”的含义（13）。
胡同：来自蒙古语guolum, 原意为“井”，因行走取水，渐渐形成两边都有房屋的小巷，后来即以“胡同”来称北方巷道的通称（14）。
戈壁：源自蒙古语gobi, 意为“难生草木之地”，指沙漠、石滩，后世专指那些为粗沙，砾石覆盖的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
歹：在古代汉语中意为“残骨”，作为“不好”“坏”之意来自于蒙古语“tai”，在现代汉语中，“歹”的古意和原意已经消失，后来蒙古语中的“歹”字之意倒是成为了汉语的基本词汇（15）。
而在今天内蒙古的大部分汉族区域内，至今仍保留着由蒙语音译来的地名，如“呼和浩特”是蒙语“青色的城”之意；阿尔山是蒙语“神水”之意；而锡林郭勒、科尔沁、乌珠穆沁草原、乌兰察布、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名称更是鲜活的记载了蒙古族语言对汉族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中至今仍深深刻有蒙语的痕迹，蒙语对汉语至今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三）歌舞升平曲悠扬——蒙古族音乐和舞蹈对汉族民俗的影响元代，似乎是中国最重视曲艺的一个朝代。据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是颇为突出的，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搬演各种歌舞和杂剧，在当时的条件下，元代统治者常常无所忌惮地与艺人们交往（16）。这一方面是因为元朝统治阶级中多数人的汉语文化修养还不足以欣赏高雅的诗词，另一方面则是蒙古族的民族性格也难以对这种纯粹的书面文艺发生兴趣，所以歌舞伎乐为他们所特别嗜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异质”的侵入，它打破了传统的诗词文学与市俗文艺的不平等关系。这种态度直接导致金元入主中原后黄河流域的一片“蒙声”，使得蒙古族风格的音乐和舞蹈广为传播。1、汉族乐坛中吹来蒙古风“鸟儿离不开翅膀，蒙古族离不开歌唱”（17）。作为一个自古以来就能歌善舞的民族，蒙古族的歌曲内容多样，尤其是其蒙古长调民歌，粗狂豪放，曲调高亢悠扬。其内容非常丰富，有描写爱情和娶亲嫁女的，有赞颂马、草原、山川、河流的，也有歌颂草原英雄人物的等等，这些民歌生动地反映了蒙古社会的风土人情，听后常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随着金元入主中原，“蒙声”传遍全国，元人还创造了一种以具有浓重的胡乐色彩的北方流行曲调为基础的新曲调—北曲。北曲一扫汉唐以来歌曲作品鄙俗崇雅、保守尚静的特点，在审美风格方面表现出了自然质朴、酣畅淋漓、壮逸道劲的主体特点，从而使蒙古族风格的音乐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中，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而在近年来我国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蒙古族民歌更是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草原风格而大放异彩，深受汉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很多汉族艺术家在草原的歌海里采风，使蒙古族民歌得到进一步的整理、保护、和传播。在60年代风靡一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赞歌》，以及艺术魅力至今不衰的《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等歌曲，即是以蒙古族长调民歌为基础所创作的。在很多大型文艺晚会和慰问演出中，李双江等著名音乐家演唱的《草原夜色美》《草原之夜》等蒙古族歌曲，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蒙古族特有的“无伴奏混声合唱”，更是被许多汉族音乐家所喜爱，并逐渐成为汉族音乐文化中崭新的演唱形式。日，内蒙古草原歌曲带着这特有的“无伴奏混声合唱”和悠扬的长调走进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内蒙古草原歌曲的知名度由此进一步在国际歌坛得到加强。
而在200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蒙古族歌曲也是大放异彩。由内蒙古著名歌手齐峰演唱的《内蒙古酒歌》再次向全国人民展现了蒙古族的热情与豪爽，相声《我惯着他》中对蒙古族歌曲《月亮之上》的改编也反映了蒙古族歌曲的广为流传。而在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蒙古族小姑娘英格玛，在用清脆却充满了民族风情的童声为全国观众演唱了一曲《吉祥三宝》后，更是使得《吉祥三宝》风靡全国，中国华语乐坛也由此再次刮起了一股“蒙古族歌曲风”。除《吉祥三宝》外，《乌兰巴托的爸爸》、以及“凤凰传奇”演唱的《月亮之上》等蒙古族歌曲也唱响了大江南北，而《天堂》《蒙古人》《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草原夜色美》《雕花的马鞍》《蓝色的蒙古高原》《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也是耳熟能详的蒙古族歌曲，加上早已传唱全国的《敖包相会》《嘎达梅林》《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蒙古族歌曲真正成为中国乐坛红火的“草原一族”。如今，在中央电视台的许多节目、晚会或比赛中，汉族歌手们演唱蒙古族歌曲早已为人们所熟识，那些具有别样民族风情的歌曲，让不少汉族歌手在各种演出或比赛中脱颖而出，而很多汉族歌曲也由于明显的融合了蒙古族风情而为人们多喜爱。此外，无论是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吉祥三宝》还是从“星光大道”节目走向全国的“凤凰传奇”组合、“额尔古纳”乐队，亦或是伴随着蒙古族歌曲走向全国的德德玛、腾格尔、斯琴格日勒、玛希、齐峰等一批草原歌唱家和歌手，他们的崛起，进一步扩大了蒙古族歌曲在中国乐坛的影响力，使汉族歌曲的演唱和创作都相对更多地融入了一定的蒙古族音乐元素。2、 蒙古族舞蹈对汉族舞蹈的影响舞蹈是人类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人们首先需要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歌唱）；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于汉族的文字起源较早，文字使用较发达，加上农耕定居生活和儒家思想中“重伦理”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和浸染，汉族人更习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汉人在用音乐或舞蹈等表达方式上远不及少数民族发达，表达方式也远没有游牧经济状态下的少数民族表达起来奔放和直露。所以，尽管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如今都移入了大量的汉人，汉人的音乐和舞蹈文化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在这方面，蒙古族的舞蹈随着蒙元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断碰撞，以其爽朗、流畅，自由、舒展和豪迈的特色，极大地影响着汉族舞蹈。蒙古族舞蹈久负盛名，在国内和国际上取得大奖的舞蹈更是不胜枚举。著名的传统舞蹈有《安代舞》、《盅碗舞》、《筷子舞》等。当代创作舞有《鹰》、《马刀舞》、《驯马舞》、《奔腾》、《鄂尔多斯婚礼舞》等。其中由舞蹈家贾作光创作的《盅碗舞》和《鄂尔多斯舞》获得国际金质奖章，《挤奶员舞》获得国际铜质奖章（18）。蒙古族舞蹈以节奏鲜明、热情奔放为主要特点。女性舞蹈多节奏欢快，舞步轻盈，以抖肩、翻手碗等动作最为著名，表现了蒙古族姑娘热情开朗的性格。男性舞蹈则造型挺拔豪迈，步伐洒脱轻捷，于一挥手、一扬鞭、一腾跳间，给人以剽悍勇敢、雄健有力的阳刚之美。蒙古族传统舞蹈，有的强劲高亢，有的奔放洒脱，与柔靡不振的传统汉族舞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纵观汉唐宋等的汉族舞蹈，多以身轻似燕、顾盼留神、舞裙翩翩为美，这种“起舞弄清影” 的美感与“大风起兮云飞扬”般的蒙古族舞蹈实在相距甚远。而在如今的电视荧屏中，我们却时常可以看到热闹红火、气势非凡、豪放壮美、雄浑飘逸的舞蹈，这些舞蹈正是千百年来汉族舞蹈与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舞蹈融合后的产物，从一定程度上鉴证着辉煌灿烂的蒙古族文明。除了以上这些方面外，蒙古族文化还在许许多多方面影响着汉族民俗，比如以鄂尔多斯羊绒制品为代表的内蒙古羊绒或羊毛企业促进了汉民族对羊绒、羊毛的使用和开发；蒙古族特色的牛肉干为汉人所普遍喜爱；蒙古族的元杂剧是今天汉族戏剧产生的基础和雏形，是真正具有完备的文学剧本、严格的表演形式、完整而丰富的内容的成熟的戏剧；《嘎达梅林》、《达那巴拉》等蒙古族歌剧丰富了汉族歌剧的演唱形式，并影响了后来汉族歌剧的创作等等。
　总之，在对汉族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蒙古族文化以其“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胸襟和气魄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着新的活力，并逐渐成为汉族民俗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蒙古族的入主中原和向汉族地区的不断迁徙，使其在饮食文化、语言文化、音乐舞蹈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一定程度的影响了今天汉族民俗的形成。而正是随着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一次次大规模的融合、汇聚，才加速推动着整个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也正是在这种汉族民俗不断“蒙化”的过程中，才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日益壮大，汉族民俗文化的不断丰富，以及中华文化的长盛不衰与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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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肯定是有，但不会太大，元朝是游牧名族统治，所以比起汉族来说，各种行事风格更豪放点，所以受到元朝贵族的影响，音乐和服装风格更偏向于蒙族服饰，但也仅限于北方一带，建筑风格变不了多少，顶多国都会不一样，比较汉人多，蒙古人想改也改不了，有些时候不睡房子就睡蒙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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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不仅仅杀 戮肉体，在摧残汉人精神方面更严重！
我发现不少人很痛恨满清，却对历史上其他北方异族政权不甚痛恨，不少人还往往拿历史上的蒙古人来比较，以证明自己之所以痛恨满清，是因为满清比历史上的蒙古政权阴险，恶毒，蒙古人性格粗野却不阴险，所以他们只是杀了却没能扭曲汉人的“灵魂”，而满清则不然，满清用屠刀逼迫汉人剃发留、逼迫汉人该穿满人服装，并长期实施残酷的文字狱，所以满清才奴役了的精神，扭曲了汉民族的“灵魂”，等等。其实，蒙古统治时期，蒙古统治者不但在肉体上残酷地奴役，在精神上对汉人的奴役也是很残酷，也是很巧妙的，其手段之残酷巧妙，其后果之严重，与女真、满人的政权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时间隔得久了，大多数汉人淡忘了而已证明，一个人或者集团，若长期处于被歧视的状态，就会产生一种认同这种歧视，敬畏乃至崇拜歧视自己的人们或集团，因此就想努力摆脱这种受歧视的状态，就想同化到歧视者中，成为歧视者集团的一员。这点，从美国二战结束为止、世界各地移民纷纷主动同化到（白人安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英文字母缩写，主要是指自十七世纪起移住到美国的英格兰殖民集团的子孙和系人）中去的历史，以及如今WASP虽只占总人口的一半，但美国社会仍然是以WASP为主流社会的现实可以得到证明；也能从尽管原本有各色各样的民族甚至种族，如今却是“单一民族”的日本的历史得到证明；甚至能从二战期间，一些犹太人为了摆脱被歧视而积极协助纳-粹的事实得到证明；甚至还能从现在不少旅日国人不愿意教子女说汉语、甚至认为日语才是其子女的“母语”得到证明；也能从不少旅日朝鲜人（特别是韩国籍的）主动使用日本姓氏，隐蔽自己是朝鲜人身份，而在对少数民族比较宽容的中国的朝鲜人却毫无顾忌地使用朝鲜姓氏、、弘扬朝鲜文化，一部分人甚至还敢公然歧视，公然鼓吹“朝鲜”这两个极端事实得到证明，尽管旅日朝鲜人和中国的“朝鲜族”大都是在二战前日本统治期间从同时迁移到日本和中国东北。 蒙元统治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采取蒙古人至上、极端歧视的政策，所以不少汉人便主动向蒙古人同化了。例如，蒙古统治者虽然没有像满清用屠刀逼迫留、改穿满人服装那样，用屠刀逼迫汉人留蒙古式辫子、穿蒙古式服装的做法，但却采取种种措施大力推广蒙古语和他们当时使用的文字八斯巴字。例如在各地设立蒙古语学校，教授八斯巴文字。并用利益和官爵引诱汉人学习蒙古文，只要汉人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就可以免除“一身差役”，甚至还“约量授以官职”，即可以让这些汉人做官，汉人因而就能摆脱被歧视的状态。于是，学讲蒙古语、学用蒙古文字便成了当时汉人的“入仕之捷径”，而在汉人中蔚然成风！又比如，只要讲蒙古话，取蒙古姓，也能当官，所以不少汉人都取了蒙古姓或其他胡姓。例如，忽必烈之后，唯一当上宰相（左丞相）的汉人贺惟一，因蒙元政府有规定“台端非国姓不以授，太平因辞，诏特赐姓而改其名。”（《元史·列传第27》），即只有蒙古姓的人才能当御史大夫，所以，贺惟一是在得到蒙元赐姓“拓跋”，改名“太平”后，才得以当御史大夫，继而升为宰相。也正因为蒙古人极端歧视，所以不少汉人不但剃发留蒙古式，连服饰都主动改成了蒙古式的左衽袍衫这里有必要谈谈当时的汉语在蒙古统治下受到的摧残。由于蒙古统治者的长期歧视性的高压统治和强行推行蒙语直译文体的政策，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其口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带有明显的汉蒙混合语色彩：口语词汇，常常采用俗词意译外族语的词来代替汉语中的固有词，如“肚皮”表示“贿赂”，“先生”代替“道士”，“根脚”表示“官员出身”等等。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麽？”；“黄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黄半生的有”。还有用词尾加“每/们”表示复数。如：“我们”、“你们”就成了“我每”、“你每”；又如用“那的”表示“他”，“这的每”或“那的每”表示“他们”；还在否定句中将否定词置于句末等。当时的汉语中也大量使用“里”“根底”“上头”“行”等来对译当时的蒙古语中的变格形式。元末用作高丽人学习汉语用的“教科书”《老乞大》（大概是老契丹的意思）有这样的句子：“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我是高丽人，汉儿地面里不惯行”，“每日和汉儿学生每一处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少理会的有”，“官人们文书分付管酒的署官根底”，“你谁根底学文书来？”，“他汉儿言语说不得的，因此上不敢说语”，“咱弟兄们和顺的上头”，“我汉儿言语不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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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乞大》把这种语言称作“汉儿言语”。“汉儿”是蒙古统治者对北方以及前金国治下的、已经汉化了的契丹人、女真人等民族的统称。蒙元时期的这种“汉儿汉语”，即便是今日的我们，恐怕也不敢相信它们曾是用过的语言。若没有不畏强暴、前赴后继地发动推翻蒙元统治的大起义；若蒙元统治的时间再长些；若明成祖推翻蒙元政权后，不清除汉语中的这种异族成分，那我们今日使用的现代汉语恐怕就不能再说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不能再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具有悠久历史而又最富于稳固性的语言之一；不能再说“现代汉语的基础语法与古代汉语的基础语法大致相同，基本词汇也是古今相承，两者具有高度的稳固性，几千年来都没有多大变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编写组所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也不能说“古今汉语，一脉相承。”（《古今汉语词典》前言）；当然也不能说 “汉语普通话和各种汉语方言都是由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对应规律”（《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编撰的《音韵学基础教程》）了。就的语言受摧残的程度来说，蒙元统治时期是远甚于满清统治时期的。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制异常严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例如由等30人集体编纂，历时五年，於1716年成书的作为“正音”用的“官书”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倒是十四世纪蒙元统治时期，由南方人（江西）周德清“以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编撰的《中原音韵》，就没有纳入入声，所以不少人据此认为入声系统已在当时的中原汉语中消失。又例如由、等人奉旨编撰，於1724年完成的“官方”所修“正音”规范《音韵阐微》也继承了分尖团并保留入声系统等传统汉语的语音系统（该韵书共收录16000多个汉字，在每个韵部字下都注明该韵部与《广韵》以来汉语韵书而不是满语韵书的韵部关系）。再比如后，由被认为旗人（民族属性不详）的莎彝尊编撰的《正音切韵指掌》，其目的就是“特为习正音者作也”，即该书是专门教人说官话的工具书。该书的“正音”，当然也保持了尖团分立和入声音。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若失去了自己的语言，那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因此，蒙古统治者对灵魂的摧残绝不亚于满清。蒙元政权因是人口少数的部族政权，为了更稳固地统治中国，就必须要分化其统治下的人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待遇制度以离间。具体做法是，把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外国人，即“色目人”定为准统治阶层的二等人，把本属同一民族的汉人分成两个不同的被统治等级，即把旧金国内的汉人定为第三等人，把旧南宋内的汉人定为最底层的第四等人。两者不但等级不同，名称也不同，前者称之为“汉人”，后者称之为“南人”。这种不同的等级，从刑法的适用，到作为官僚、军人的录取和提拔，都带有明确的、实质性的差别。蒙元统治者让“汉人”地位高过“南人”，让这样就能起到阻碍南北汉族联合起来对抗蒙元异族政权的作用了。事实上，蒙元这种“分而治之”的离间政策是起到了一定效果的，虽然南北汉人都反感蒙元异族统治，但在反感的程度上两者有很大差别。若蒙元稍微重视一下中国民众的民生而不是一味榨取勒索以至于有“富在塞北、穷在江南”之说，那麽它很可能像蒙古人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的政权一样，能够维持较长的统治。若真是这样，那麽，南北汉族说不定就真的成了两个在民族特性、文化、习俗、心理特征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的不同民族了。蒙元政权内部的不停的内讧以及对的残酷统治，不但极大地破坏了北方经济和文化，使南北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差别，其南北分治、分化汉族的政策在南北汉族之间造成的裂痕也没有随之覆灭而弥合。如今南北汉人之间之所以存在着鸿沟和隔阂，跟自五胡乱华起，历史上有过多次异族对北方和中原的入侵和占领，导致南北长期分裂是分不开的，更与蒙元政权长期实施刻意分化南北汉族的政策有密切关系。换言之，历史上的异族政权、特别是蒙元政权是造成南北汉人之间的鸿沟和隔阂的罪魁祸首。
蒙古人的统治方式有点类似突厥系的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奥斯曼帝国为了稳固其统治，也制定过离间被其统治的民族的政策。例如只要放弃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就能得到税金等方面的优待。这一政策的结果使不少南部斯拉夫人、特别是地主阶层的人们就改信伊&&& 斯&&&& 兰教，成了今日巴尔干地区穆-斯林民族的祖先。这些改宗者，不但和其他南部南斯拉夫人不再是同族人，还兵戎相见。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区别统治政策，成功地起到了离间当地民众的作用，为原本为同一民族的人们后来变成相互仇恨相互厮杀的敌对民族。在蒙古统治者皮鞭加糖果的统治下，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身阶层，即地主阶级，成了蒙古统治者的奴才，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因为蒙元统治者只对如何榨取中国感兴趣，对公共事业既不热心。几十年统治下来，作为中国经济支撑的水利设施、道路、运河变得支离破碎，洪水、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瘟疫频发，中国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人民流离失所，饥馑、灾荒、瘟疫夺去了大批百姓的性命。就连明太祖，在十七岁时，其父母、大哥等亲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接二连三地死去，只剩下他和二哥，二哥只好外出讨饭，他进了寺庙，从此兄弟没能再相见，也就是说朱元璋成了孤儿。不堪忍受异族统治的汉人们纷纷起来***。可大多数地主和读书阶层不但不支持、不参加，不领导推翻异族统治的运动，反而站在蒙元统治者一边，组织“义兵”和“乡勇”镇压汉人大众起义。就连后来成为明太祖智囊的刘基、宋濂、陶安等有名望、又有教养的文人，起初也是反对推翻蒙元政权的。大地主刘基是蒙元至顺年间中举的进士。当方国珍起兵反元时，刘基居然向蒙元政府进言讨伐方国珍，还亲自组织了乡勇。可他没有料到，愚蠢的蒙元政府不但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夺走了他组织起来的军队，他只好隐居起来。隐居期间，竟作诗把没有得到蒙元重视的自己比作爱国却不被楚王接纳的屈原。刘基还把反元的汉人们称作盗贼、妖军。因为农民大都向地主阶级租用田地，又崇拜能识字读书的读书人，所以，这些地主阶级和读书人在农村的影响力相当大，要想成大事业，没有他们的支持是不行的。朱元璋不顾面子，派人以礼招纳刘基等人，都被拒绝。幸好朱元璋没有气馁，再三邀请刘基他们，他们才勉勉强强地到了应天府（南京）。朱元璋为之大喜，专门为这些“大儒”建了住宅，取名为“礼贤馆”。但中国其他地方，仍有不少地主、读书人继续支持蒙元，继续组织乡勇镇压反元力量。就是在明朝建立，并攻下蒙元首都大都（北京）后，西北，甚至部分中原地区，仍有拥护蒙元的汉人或加入蒙古人的军队、或自己组织“乡勇”支持蒙元，负隅顽抗，其势力还大到能数度进行大规模反攻的程度，例如组织乡勇，积极镇压中原反元势力的李思奇、孔兴以及张良弼兄弟就是这样的汉人，而那个改成了蒙古姓“扩廓帖木儿”的王保保还是蒙古残余势力中的“中流砥柱”、明朝的大患。王保保直到死都拒绝明太祖的招降，一直紧跟蒙元，与明朝为敌。反观满清，尽管没有向蒙元那样公然歧视汉人，还假惺惺地编撰四库全书和官修汉语字典，定期举行科举，培养了一大批奴才，可它覆灭时，却没有几个奴才、更没有几个汉人出来挽救它，当然也没有出现王保保式的汉人为它而跟中华-民国作战。汉人的语言也没有变成像上面提到的汉蒙混合语那样的汉满混合语。所以，尽管蒙古统治时间不如满清长，但它对汉人精神的摧残却是相当严重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明初朱元璋就下令禁辫发，禁胡姓，胡服和胡语，可还是不能彻底清除蒙古人的影响，之后不得不反复颁布该指令，才总算基本清除了蒙古人留下的恶劣影响。例如，虽然明朝政府有意识地清除汉语中的外来成分，但上面提到的“汉儿言语”，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的。由于明朝政府的努力，所以蒙古人基本上没有留下多少东西，但有一点，还是留到了今日。那就是贪婪好利自私缺乏正义感。蒙古统治使汉人失去了从前那种注重精神修养，讲究精神文明，崇尚正义节气的性格，使不少汉人变得贪利、自私、不讲节气。历史上的胡人，如司马迁、班固等人指出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他们对精神不理解当然也不会重视，只要觉得对自己没有用的，就不在乎，甚至废掉，而对自己有用的，就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据为己有。例如他们觉得种田不如养马，就想把中原变成养马场，觉得汉人是个累赘，没有用处就想全部杀掉，但一听说可以让汉人种田为蒙古人纳税纳粮、为蒙古人提供衣食住行方面的便利，就改变主意了；谁有本事从汉人那里榨取到更多财富，就让谁当官，例如，忽必烈虽被捧为“开国圣主”，也照样专用那些能为蒙古政权榨取财富的恶霸。开始是用回人阿合马，继而用卢世荣，又用桑哥，个个都是狠毒的吸血虫。为了榨取汉人更多财富，还规定凡是纳粟获功者可以当小官，而且只限于乡间无赖，结果天下风气日益恶化，贪污腐败日益猖獗，升官就能发财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明太祖推翻蒙元后，为了消除蒙元的恶劣影响，为了整顿官僚队伍而不得不用重典治国，不得不用各种方清除蒙元遗留下来的诸如擅权枉法，贪赃受贿，蠹政害民的恶劣风气以保证各级政府官员廉洁和高效率工作。可人们一旦沾上了这种恶习，如同吸鸦片一样，一般很难改变，所以朱元璋之后，特别是明朝中期之后，贪污腐败唯利是图不讲道德信义的风气便又开始蔓延起来。所以，我们不能为了证明满清的邪恶而抬高蒙元或其他历史上奴役过汉人的异族政权。这些历史上的异族政权，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对汉人，都曾犯下过滔天罪行。当然，正确认识历史不是为了宣扬仇恨而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正确区分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不能把历史问题当成现实问题而痛恨现在中国的某些民族。
主要是清遗比元遗多
我也反对，为了谴责清而抬高元的做法。
没有抬高元，只是各骂其该骂的而已……
楼主这么说，原来清朝不是最可恶的啊。
这才是汉人仇满不仇蒙的真正原因。。。。。。
222.45.129.*&&
满清对汉人剔发易服，导致汉人服饰丢失了200多年，而且现在还有大量脑残电视剧对满清歌功颂德，你说汉人能不仇满吗？蒙古人虽然也徴服过汉人政权，但是蒙古人没有强行改变汉人的服饰文化，而且现在根本没有几个讲元朝的电视剧，所以汉人不仇视蒙古人。&&
回复：8楼这你要感谢的大扫除做得彻底。 蒙元是阉割汉文化的开端，北方伪儒宣称晋以后中国已亡，之后那有奶便是娘。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蒙古伪儒为论述蒙元政权的合法性而发明的“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伪儒卷一九《传国玺论》:"二汉之亡，天地无正气，天下无全才，及于晋氏，……致夷狄兵争，而汉之遗泽尽矣，中国遂亡也"."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打破了作为“中国之主”的种族界限，这就从理论上为夷狄统治中国提供了依据.1260年，即位后，被任命为国信使出使南宋, 竭力敦促南宋统治者承认大蒙古国“中国之主”的合法地位并与之“讲信修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他提出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主张。 《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总结到: "又况、以圣人之道为沐猴之冠，而道丧于天下，尤可哀也夫！"：“使后世或妄以、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自宋亡蒙元始，汉道已丧于天下，可想而知用这样的价值观教育出来的殖民地能对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有多少自豪感？ 满清只是继承了蒙元的这种伪中华思想而已。可笑的是，后清仍继续施行这一政策……
蒙人不易汉文之礼 不兴文字之狱 汉人诗书未绝 满几亡汉之意识亡汉之风骨 可谓无耻
回复：10楼 你觉得9楼讲的扭曲“华夷之辨”算不算易汉文之礼？ 满清兴文字狱是因为用“华夷之辨”质疑其合法性。蒙元本来就明目张胆的歧视汉人，也不在乎自己的合法性，亡得快而已。一个是暗地里想合法化，另一个是根本没想过合法化，一丘之貉尔。 蠓元螨清都是夷狄。 之后已无中国的出处： 明 钱谦益海角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hra）。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chra）。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kra）。老大无归处，独俺银轮哭桂花（hra）。&&&&&&&&
天意如此，何必感叹历史？文化不存在优劣之分。没有蒙古的拯救焉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特派蒙古之手救华夏于水火。史学家称上帝之鞭！
这个帖子简直是胡说八道
宋朝灭亡是中国文明倒退最多的一大事件
12楼乃狼图腾的无耻言论.
现在应集中精力对付满遗
内&&容:使用签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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