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
列举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 5
列举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 高一的
第一次：洋务派与顽固派。 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技来维护清朝统治；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护清朝统治。第二次：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顽固势力包括洋务派）。 论战围绕“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 论战实质是：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第三次：革命派与保皇派（保皇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 论战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 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政体之争。相同点：都促进了历史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是这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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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頑固派與洋務派的論戰，討論要不要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
第二次：頑固派、洋務派與維新派的論戰，討論要不要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
第三次：維新派與革命派的論戰，討論要不要在中國實行民主共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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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论战：19世纪60、7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论战。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如何防止外来侵略，防止农民起义，维护自身的统治，成为统治者们要解决的问题。而西学在更广泛的局面的传播，也对以儒家学派为核心的文化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之体，是否兼采西方文化，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课题。为挽救危机，解决时代课题，统治阶级内部分歧产生了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围绕体与用关系展开了斗争，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论战。洋务派继承和发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倡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主张在维护固有的制度和纲常礼教的前提下，采用西方的实用科技，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顽固派则以传统文化的卫道者自居，仇视一切外洋事物。他们坚守“夷夏“的精神堤防，主张以”忠信为勇，礼仪为干橹“抵御外侮，反对”西学为用‘“师事夷人”主张对传统文化原封不动。为抵制办洋务，顽固派不断挑起事端，他们视西学为“异端邪说”，西方“技艺”不过是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而加以反对。此次论战，大体上限于要不要学习物质文化局面，但毕竟冲击了传统“夷夏之辩”的保守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第二次论战：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同顽固势力的论战，论战中顽固势力包括洋务派。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为扩大税源，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爱国救亡，发展资本主义的戊戌变法运动。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进行变法改革。他们的主张和措施与顽固派和洋务派维护传统统治的主张相矛盾。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要不要废“八股“，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方面。此次论战是维新和守旧的论战，是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维新派在论战表达了资产阶级兴民权，设议会，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对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政治学说。通过论战，维新思想冲破重重阻挠顽强的传播开来，形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第三次论战：1905年到190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论战。 19世纪末，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面对内外困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广泛建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年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1905年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同盟会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思想论战。大力宣传其政治纲领。双方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基地进行论战。论战主要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等问题。论战内容广泛、战场多元、时间长、规模大、争论激烈。它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使更多的人冲破改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为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第四次论战：1919年7月到1921年7月，中共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为了思想领域反封建，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核心，北京大学为活动基地，形成了新文化阵容。他们并肩作战，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坚决批判。但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容开始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到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边。 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社会制度。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张。李大钊很快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有力地回击了胡适的挑战。他针对胡适的论点，指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不能把问题与主义分开。社会主义者必须研究怎样把理想应用于实际环境。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胡适认为提倡“根本解决”是空谈，对马克思进行有力评判。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和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斗争的第一回合。接着爆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认为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实现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主义。李达对基尔特主义进行反驳。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实业，这个道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根本行不通。只有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才能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论战中还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陈独秀等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有坚强组织纪律性，才能形成力量，夺取政权，最终才能消灭国家。通过论争，马克思主义在多个方面得到阐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中国近代史上的四次论争，我们认识到论战中充满着先进和落后、创新和保守、开放和封闭、正确和错误的斗争。通过论战，正确的思想得到弘扬，并得到发展光大，逐渐成为新阶段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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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1．基本线索： 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学习西方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接受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文革结束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演变历程： （一）19世纪40～60年代：主要学习西方物质文明。 （1）内容：①魏源、林则徐主张“向西方学习”；②洪秀全、洪仁\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③洋务派与顽固派论战。 （2）特点：①先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革命领袖探索救国道路；②向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③显示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起步；④“师夷长技”、深受工业革命的影响；⑤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新阶段。 （1）内容：①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顽固派进行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的正面交锋，使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②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保皇派之间展开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 （2）特点：①中国先进分子在认识西方问题上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②由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已从书本和口头上变为了资产阶级的实际行动，相继兴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④从学习日本走改良道路转变为学习欧美走革命道路。 （三）新文化运动前期：发展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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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史上关于人生意义的三次论战
&&&&&&本期共收录文章17篇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人开始认识自己中国论文网 /6/view-3484732.htm　　二、启蒙运动：从审视人生到审视社会　　三、俄国民主运动：唤起了改造社会的责任感　　自从地球上产生人类以来，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就开始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宗教神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神”统治人的哲学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生哲学。　　人类认识的对象从来都是三部曲：自然、社会、人。人们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也就逐步认识了自身。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的　　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点燃了无数哲学家智慧的火花，而且也萦绕在每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的心灵中。古人思索过，现代人在思索着，未来的人也将会思索。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得好：“未经考究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思索和考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人生哲学。　　正如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进步，都伴随着一场人生意义的论战，并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一样，在世界近代史上，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三次关于人生意义的论战。而且，随着近代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日益加深，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人开始认识自己　　这个时期关于人生意义的论战的焦点是：究竟是上帝主宰人生还是人主宰自己？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机智地批判了基督教神学，大胆地肯定了自我的自然本性，竭力说明人的幸福不在“天国”或“来世”，而在现实之中，论证了个人幸福的合理性。　　在中世纪，在神学家笔下，人生被描绘成这样一副可怕的图景：人是生而有罪的，所以必须匍匐在上帝的面前，虔诚地向上帝祈祷、赎罪。现实的生活算得了什么呢？仁慈的上帝为他的儿女准备了“幸福的天国”；热情、智慧、力量算得了什么呢？信仰是进入天国的门票。　　十四世纪以后，一些工商业城市兴起了，攫取实际利益的愿望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人生，证明尘世生活的合理性，砸碎人们的精神枷锁。意大利文艺复兴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　　在人文主义者的笔下，人不再是那样的渺小，他们同神一样伟大而高贵。被誉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的但丁，在他的不朽诗篇《神曲》中宣告：“我实实在在敢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　　人文主义者系统地阐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生观：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追求现世的幸福，因为“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一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快乐、爱情、荣誉和自己所欲的一切。　　——人们为什么要追求幸福呢？这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本性决定的。本性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人们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获得幸福呢？通过个人奋斗，而个人奋斗需要有热情、智慧和力量，所以，就应当把宗教信仰扔在一边。　　总之，和极端蔑视人的价值的宗教相对抗，他们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宗教桎梏。世俗的一切都被神圣化了，它们再也不是邪恶，而是合情合理的东西。“神”统治人的世界被冲破了。　　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恩格斯语）。人文主义者提出的新人生观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最初的呐喊。尽管由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们不可能了解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不懂得社会解放是个性解放的前提这个道理，但对人的肯定和对尘世利益的肯定为资本主义发展在思想上开辟了道路；强调个性解放、崇尚热情和智慧，则造就了一代巨人。“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但丁的这句名言被一代又一代的革新家当作了座右铭。　　二、启蒙运动：从审视人生到审视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过后二百多年，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优势的资产阶级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于是，以此为背景的启蒙运动，引导了一场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人生观，从审视人生走向审视社会，把个人命运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进展。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还不得不给自己的思想披上宗教的外衣，那么许多启蒙学者就连这外衣也焚毁了。他们宣布：现实中的一切，都必须站在人的理性面前受审，不被理性认可的东西，便没有存在的权利。一方面，他们进一步把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宣布为“趋乐避苦、自我保存”。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了人生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保障个人幸福的前提，而一个丑恶的社会环境却是埋葬个人幸福的坟墓。要充分实现个人价值，就必须建立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是保证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民主。　　卢校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人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获得幸福的前提，是人的本性。在原始人类那里，个人是充分自由的，没有任何束缚。当人们结成社会之后，人并没有失去自由。理性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社会决不扼杀人的自由，它只是把个人自由变为公民自由罢了。所谓公民自由，就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自由挑选社会的管理者，干预社会政治事务。社会只不过是大　　家的一种“契约”，是保障大多数人的自由的组织形式。所以，要保障社会不被少数人操纵，就应当承认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干涉政府事务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表现形式就是民主。　　可是当时的法国却处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现实中的人们“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了彻底打破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对资本主义的束缚，他们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学说出发，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成了大革命的旗帜。狄德罗说：“如果不把最后一个国王绞死在最后一个祭司的五脏之内的话，那么，人们是永远不会自由的。”拿破仑高度赞扬启蒙运动，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革命”！　　在肯定了人的价值之后，开始注重实现人的价值的社会条件，这是启蒙学者比人文主义者更胜一筹的地方。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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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
列举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
　　第一次：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19世纪末）　　19世纪70年代以后,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过渡到以资本输出为主.同时,各国还纷纷在中国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此时,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积极奔走呼号,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饱满的热情宣传维新思想,同以荣禄、李鸿章和徐桐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场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　　通过论战,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第一次给封建顽固派以异常沉重的打击,猛烈抨击了封建的旧制度、旧思想和旧文化,广泛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和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等进步主张,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阔了眼界,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二次：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年）　　20世纪初,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庭”,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是,当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为清政府的假立宪所迷惑,继续鼓吹改良,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对革命派进行了恶毒攻击,这种倒行逆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有力还击.　　这次论战也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通过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揭穿了改良派企图通过改良来遏制革命的真面目,辩明了革命道理,受到了普遍的拥护,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三次：前期新文化运动（年）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受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资产阶级队伍一度壮大起来,为了启迪广大人民的觉悟,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陆地,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同封建势力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　　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提倡民主,反对封建的特权政治；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愚昧；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次伟大战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唤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促使他们抛弃腐朽的封建思想,追求民主与科学,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四次：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他主张“少谈些主义”,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是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　　通过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