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了林彪_全文阅读_1-米花在线书库
谁杀了林彪_1
**************************本书由九六城堡TXT小说论坛会员叶圣筱为你整理制作，更多免费txt好书 敬请登录/?u=342083 九六城堡欢迎您的来临*************************谁杀了林彪 作者:王兆军目录:第一章 帝王的痛苦第二章 多病的狮第三章 天堂与地狱第四章 准备出山第五章 走资派第六章 第一头肥羊第七章 乱世英雄第八章 贵族面目第九章 将相不和第十章 风流处女叶群第十一章 高处不胜寒第十二章 杨余傅第十三章 一号通令第十四章 联美抗苏第十五章 天才的诱饵第十六章 上流社会第十七章 行动与反省第一章 帝王的痛苦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是个震惊世界的日子。　　那几天，中国天空没有一架飞机，官方几乎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从华盛顿到巴黎，从东京到台北，都猜测大陆发生了重大的事变。最初开始传说林彪死讯的中国人小心得无以复加，有些传播小道消息的人被人告到公安局，大约八千人因此而被捕，罪名是“用死来诅咒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　　后来的官方说明是：林彪急于抢班夺权，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果断，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斗争，林彪及其死党叛国投敌，匆忙中准备不足，飞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落得个折戟沉沙，暴尸荒野。于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但是，官方对整个事件的解释总给人临时拼凑的材料的感觉。它用时过长，内容却过分潦草。一时的震惊过去后，陆续有人提出疑问，渴望弄清楚林彪的死因。至今仍没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问题是：　　一．毛泽东是怎么事先发现林彪的反革命计划的？是不是有人事先向毛泽东报告了很多材料？如果有，那么这个人或这些人对毛和周，都是很大的功臣，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要极力表彰的。为什么没有表彰？谁是这个事件的无名英雄？　　二．整个九·一三事件看起来就象周、毛什么也没做，静看着一个大将军坐上一架劣等玩具似的飞机，飞了一会儿就掉下来摔死了。毛在林彪死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做吗？那是不是毛、周合谋的一次政变？林彪的逃跑只是为避难求生而落入阴险的圈套？　　三．即使相信林彪是乘坐三叉戟出逃的，可为什么三叉戟会坠毁？一九九四年一月，美国记者彼得·汉纳引用蒙古和前苏联专家的证据说，该三叉戟不是因燃料不足而坠毁的。但是燃料充足的三叉戟为什么要在那开阔地上冒险降落？飞机机翼上那个圆形的大洞，到底是被武器击中的呢，还是真的在起飞前碰了油罐？　　四．林彪不是个性情急躁做事潦草的人。为什么历来指挥若定的大将失去了行动章法，甚至显得无能、畏缩、懦弱和呆滞？林彪是名将，如果他要政变，就会有一整套应变计划，怎样发难，怎样控制形势，怎样攻击，甚至失败后的避难也都要安排好。而北戴河交通不便，对方耳目太多，不利于行动，林彪真的将那里作为指挥中心发动政变吗？　　五．官方描述的九一三事件中，几乎就是叶群和她儿子在忙乎，林彪象一个被搬来搬去的木偶。一个指挥千军万马，从东北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林彪会将这样的滑稽潦草的计划付诸实行？清醒缜密、独断专行的林彪，会在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上被一个愚蠢的女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左右？　　六．香港《镜报》一九九一年有连载文章——《相见时难别亦难》——描述叶群当年选美为林立果所挑的对象张宁访问林立衡的过程和感想。在那篇文章里，张宁肯定地说：“其实，当年关于对林彪的定性定案，以及所谓五十七号文件，是四人帮一伙盗用林立衡的名义，欺骗了世界舆论。”他们是怎样盗用怎么欺骗的呢？这种盗用，是不是现在的掌权人怕危害那些已作定论的“正人君子”的声誉？　　七．林立果对张宁说北京可能要发生重大事变，叶群的地位要下降，根据是什么？他叫张宁少说话，是指林立衡，还是指别的势力？为什么林立果说北京可能被敌人占领，而且要张从内部斗争考虑？　　八．林彪为什么在临行前流眼泪？林立衡将她父亲要跑的行动提前两个小时报告了周恩来，警卫部队为什么没在路上拦截他们？警卫部队还收到来自北京最高层的命令，要促使林立衡和她丈夫一起上飞机，但林立衡拒绝了。这个要一网打尽的计划是毛的主意还是周恩来的主意？三叉戟离开山海关机场后先是向南飞的，后来又回到起飞的地方，是不是要求降落而因机场灯火关闭不能实现？　　……　　本书描述和探讨的，就是林彪最后几年的政治生涯和他那不明不白的死。　　林彪是中国大陆当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他，正确地描述他及他周围的那些人，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儿。黑幕政治下的荒诞之谜太多，弄清楚很难。这些公开的刽子手和装成正人君子的家伙，曾经如此藐视中国人的胆量和智慧，以为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正因此，我们才特别希望识破他们。而且，认识林彪怎样一步步走向死亡比飞机到底怎样坠毁更重要。　　本书有三点是新的：　　一．从新的角度描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颠簸，以及他的理想和手段的冲突。　　二．从新的角度分析所谓贤相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这可能激起一些按常规思索的人的反对。　　三．对文革的起因、发展给予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有悖于很多人的习惯认识。　　无论怎样，作者真诚地希望和读者一起讨论所有书中提出的问题。　　酷热的夏天过去了。　　十月金秋，北京的空气凉爽宜人。　　美好的季节并没给毛泽东带来好心情。头天晚上，他本打算熬个通霄，将过去写的诗词好好整理一下，今天交出版社的。此事下边已经催了多次，他也答应了人家，可就是没有充足的精神去完成。昨晚刚改了两三首，就觉得困倦，和衣倒下了。倒下就倒下吧，好好睡一觉也不错。可偏偏又睡不好。一大早醒过来，就觉得情绪浑浊，心气狰狞。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看什么都没个界限。他找了半天原因，以为是叫屎憋的。蹲进厕所去，看了司马光的一篇文章，还翻了几页尼采的书，等待那肮脏的到来。半个小时过去，一点屎也没拉出来，尿倒是撒了不少。游荡到屋子里，想再做点什么，也没精气神了。他想：起这么早的人，肯定什么也干不成。　　丰泽园比以前清静多了。虽然主人照样还有事干，但主要的热闹是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那边了。这样也好，省得整天埋在那些事务中，什么大事都没时间考虑。事无巨细，样样躬亲，不仅对身心不利，而且会不得要领，再说，那也不是大家作风。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要真正做到心气和平，就不那么容易了。毛泽东看起来轻松潇洒，可实际上并不尽然。他经常觉得不放心，经常感到凄凉孤寂，仿佛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热闹。落寞的感觉从中南海的水面上一阵阵飘卷而来，叫人好生烦恼。时移事易，人们正在转移他们的关注，有更切实的人物和事件吸引他们。毛泽东有点酸溜溜的。　　警卫长李银桥今天挺高兴，因为主席起床早。　　毛泽东到湖滨散步，他不远不近地陪着小心。　　中办主任杨尚昆进丰泽园时，和他摆了摆手。　　虽然还没下霜，但荷叶已经衰老，失去了阳光下连天的碧绿，也失去了和风细雨中摇曳的韵致。岸边的柳树，样子依然婆娑，但没了那种旺盛的颜色和弹性。干瘦的柳树叶子落下来，浅唱低吟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不论是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还是镂金镶玉皇宫帝阙，都熬不过季节与光阴的折磨。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自言自语道。　　他今天看来并不那么高兴，神情落寞，目光游移惶惑。　　李银桥没有说话。主席情绪不好时，能不吱声就不吱声。　　一连三个夏天，主席都是在烦恼、忧伤，甚至是愤怒中渡过的。事大事小，都过去了。有时摧枯拉朽，扫荡敌人。有时游览山水，寄托性情。功业卓着辉煌，倒不能说虚度了年华光阴。但主席总是不高兴。“一九五九年夏天的那个会，开得不能再糟了。”主席说过：“我从杭州到武汉，第二次游了长江，心情本来很好。然后，从武汉到九江，在那里召开了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委书记会议。我做了些检讨。他们高兴了。可是烧香引出鬼来。到庐山后，彭德怀骂我的总路线，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　　庐山会议最初开得很顺利。毛说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他那时心情舒畅，除了游览山光水色，就是找人聊天，说古论今。他还说：要在大会上承认一些错误。刘少奇对周恩来说：“这样很好。他一开头，别人就好说话了。”　　可是三天后，主席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而且神神叨叨的。李银桥当时以为是因贺子珍的谈话勾起了主席的感情纠葛，心里沉甸甸的。尽管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好，但下边的人不好说什么，江青还是江青。　　有一天，接连来了几位首长。他们走后，毛问李银桥：“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　　李银桥说不知道。“他叫彭得华。得华啊！”毛神经兮兮地说。　　毛泽东的那副神情，既饱含着农民的狭隘，又别扭着帝王的刚愎。他摇头晃脑地琢磨着，狡黠的冷笑中洋溢着阴暗的神秘主义气息。毛的权力高台上到处布满多疑的雷达，而他具有将任何信号变成行动——千百万人都必须同时奉陪的灾难深重的运动——的特权。　　“得华。这个人想得中华啊！”毛泽东恨恨地说：“他故意改了名字，以为我不知道！”　　风云翻覆，雷电激荡，烟雨迷蒙。毛泽东这样一想，庐山会议的形势就立即变化。　　各地的诸侯都被毛泽东请来了。在北京工作的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来了。毛泽东每次接见新来庐山的人，都要说这样一句话：“我就是不相信人民解放军会跟着他彭德怀造反！如果解放军造反，我就只好上山打游击。”说这话时，他几乎总是抽着烟，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象一个孩子在思考严峻的问题。这时大家都轻松地帮毛泽东否定那种设想，在说解放军绝不会跟彭德怀造主席的反的同时，也顺便表示了自己的忠诚。　　毛泽东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回答。他几乎从每个人脸上都看见了怯懦、顺从和自私。他们不敢说真话，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一个皇帝的忠臣。他们没有胆量换个新皇帝，更没有力量再建立一个新朝廷。有些人还以为每个同伴倒下去都会给他自己空出地盘来，至少他们可以更安全些。这种情况是毛泽东期待的，可又是他所讨厌的。如果下边充斥这样一帮不敢说真话的人，处于宝塔尖端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历代皇帝都是这样。一旦有了新人可以拥戴，这些人马上就会随风转舵。只有那种敢于直言的人，如魏征，如海瑞，国家才能兴旺，帝王才能安全。而彭德怀恰恰就是这种人。毛泽东忘记不了那天的吵架。他质问彭德怀：“你已经骂了我二十天，指名道姓的，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彭德怀居然敢当面扯着嗓门骂他：“在延安你*了我四十天的娘，我*你二十天的娘不行？”那种平等的吵架是多么痛快！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够这样和他吵架了，政治上没有了挑战者，日子该是多么寂寞！　　整整一个夏天，毛泽东都被这种悖论所煎熬。他打倒的，他摧残的，他消灭的，正是他的理智所喜欢的；他保留的，他玩弄的，他爱护的，偏偏是他最蔑视的。论前者，他是昏君，但这个昏君又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的残酷中有着过人的聪明。论后者，他是超人，但这个超人的高傲中有着最庸俗不过的感觉。他喜欢挑战，这应当是勇士的品行。可他必须利用怯懦的人对付向他挑战的对手。他老觉得没有充分的力量对付对手，总要借助于什么。这一点，有时叫他感到羞愧，而且心惊胆战。唯一的安慰就是那个信条：在政治家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利用的。　　但是，他也自问过：这样一路打下去，世界将剩下什么呢？只会剩下奸猾小人、阿谀逢迎者、无胆无识和自私自利的人。那时即使战胜所有的人，也算不得英雄好汉。难道一个充满热情的勇士追求的未来就是那样悲观的世界吗？　　那个夏天，他的内心充满政治的空虚和哲学的痛苦。　　他很想找人谈谈，倾诉这无法排解无发渲泄的纠解。可是很难。他的威严和权力已经使他无法找到朋友了。七月三十一日，长期养病的林彪也来到庐山之前一个小时，毛泽东还打算和他谈谈自己心中那些旋风般的悖论，那些不可调和的对立和不可分割的统一。可是当他一看见林彪的样子，毛泽东马上就改变了计划，不再有一星半点和他谈心的欲望了。他不会懂的，肯定不会懂。他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人。在政治和哲学上，林彪能力肯定有限。　　毛对林彪说：“我请你来，不是游山玩水吆！”　　“我也不喜欢游山玩水。”林彪说：“要打仗吗？”　　毛泽东说：“庐山山高风大，树欲静而风不止。情况已经通报过，你大概看了。彭德怀要造我的反。不过我不相信解放军会听他彭德怀的。如果那样，我就再去井岗山。无非是再来一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毛泽东没有表现出和另外那些人谈话时的无赖样子。他期望林彪能够说点什么，即使夸奖彭德怀几句话也没有关系，甚至批评一下大跃进也行。那样他们就可以争论，甚至还可以有一线机会进入那些折磨他的哲学问题，即使不能酣畅淋漓地交流，尝尝味道也好嘛。他期许地看着林彪。　　毛泽东是很看重林彪的。林彪从一九二四年参加红军就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战功赫赫。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在山西照县附近穿上日本“皇军”的大衣，骑上高头大马在黄土高原上抖威风，被阎锡山的部下军人误认为是日军打伤。毛泽东特地电促林彪到延安疗养，并亲自骑马出延安三十多里地专程迎接这位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官。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主席时，毛泽东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那时毛就有意让林彪当副手。他希望这位副手和他的距离不是太大。　　“主席放心。”林彪说：“解放军是党的军队。主席指到哪里，军队跟到哪里。”　　就象一个娘养的多胞胎似的，林彪的回答和别人一样！毛泽东的希望破灭了。他迅速回到现实中来。也好，这样可以避免剥皮似的裸露和敲骨似的解剖，可以不让心灵的鲜血染红地毯，也用不到那些含蓄和隐喻拐弯抹角地寻找疲劳。如果不谈心，不谈玄，不关系感情问题，而只是处理眼前事务，毛泽东是驾轻就熟，一切得心应手。　　“跟与不跟，要打打才能知道！”毛将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说：“你得带兵打仗了。”　　“带兵打仗？”林彪微笑着问：“打什么仗？”　　“打政治仗。”毛泽东坦然地说：“不愿跟彭德怀造反的人，都得团结。不是假团结，是真团结，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没有问题。”林彪答应着，顺便问毛：“小平怎么没来？”　　“人家说摔伤了腿，要休养，不能来。”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不早不迟，偏偏是这个时候，也巧！不过，我们得拉住这个小个子。”　　在八月一日的会议上，林彪跟随毛泽东，向彭德怀展开了批评。　　彭德怀在后来的检讨中说：“一九五六年开八大时，我就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我一提出，就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他说‘还是划掉的好吧’。实行人民公社后，我去湖南农村调查，发现不但减产而且不够吃的，到处都是假报告。有个老乡亲写了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于是在庐山会议上，我于七月十三日，写了封信给毛泽东本人。次日，这封信被印发给全体会议成员。内容：大跃进有得有失，失是主要的；比例失调，每天几千万人去炼钢，明年要下马一些；假报告，不老实；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观主义。我说自己写这信是‘有张飞之粗没有张飞之细’。毛泽东说我：‘他很细，他是在招兵买马，有野心，是个伪君子。如果解放军跟彭德怀走，我就得打游击。’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我不服。”　　不管服不服，毛打倒了彭德怀。　　打倒彭德怀后，毛泽东曾经充满弃绝感地说：“这个彭德怀，好得很坏！”　　那个夏天，庐山上的一场政治决斗，就那样结束了。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心情很糟糕。他知道彭德怀说的事实。到各地走了走，到处是革命运动的惨烈景象。他不得不承认，经济已经崩溃，而自己无法收拾那个糟糕的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艰难而复杂的经济恢复工作交给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他们，行政上的事情交给周恩来，他本人则暂时退到二线。　　就是这个暂时的退居二线，就费了多少唇舌！上上下下都不同意。有人说：主席退居二线，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知道内情的，明白主席自己要休息休息，思考一些重大问题。可是不知道内情的，还以为上边发生了什么对不起主席的事情。刘少奇不同意，周恩来不同意，连陈云也不同意。就是那个邓小平还有点见识，同意了。毛泽东说：“说来说去，你们就是要背靠大树好乘凉，拿我作招牌。这一次我不让步，一定要你们干。我为你们遮风挡雨就行。当然，我也不能老给你们遮挡，等你们自己能干了，我就完全退下来，当个散仙。”　　毛泽东同时决定提拔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前，只留下了一条好狗看家。　　那是南方别墅里的一个晚上。晚风习习，满天星斗，流萤乱飞。　　毛和林，只有他们两个人，坐在紫藤萝架下的竹椅上。　　“要读书，展卷有益。不仅要读大书，小说也要读。”毛微笑着说：“我最近又读了《三国演义》。”　　林彪没说话，只是微笑。他知道，自己开口与否并不影响毛说话。　　毛深沉地叹息着，吐了一大口烟，看着满天星斗说：“诸葛亮失了街亭后，多亏一人断后。那个人是谁？”　　“是马超。”林彪说对了。　　他深情地看着林彪，继续说：“这一次，我没让彭德怀得逞。不是因为他要*我的娘，而是因为他想得华。吵架没什么，你*我的娘，我也*你的娘，平了。可是，有野心就不行。我就是喜欢和野心家斗。蒋介石有野心，张国涛、高岗也有野心，我把他们斗倒了。这一次，我又胜利了。但胜利是有代价的，很多人恨我吆！恨就恨吧。我想通了，来个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干脆什么都不要了，叫他们干去。无官一身轻！我要当几年徐霞客，游遍名山大川，享几年福。”　　林彪说：“但我们得留下一个东西。”　　“说得对。”毛泽东点点头：“你和我想到一起了。这个东西就是军队！我打算把军队都交给你，由你指挥。岳飞还有三千子弟兵呢！你得出来为我断后。你现在就是马超。”　　林彪微笑着答应了。　　在那毛林的蜜月年代里，他们两个在商量进退策略时，就象是一个人。　　毛没有看错，林彪是忠于他的。林彪掌握军队工作后，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大树毛的威信。毛简单地打倒政敌，连战场也没有收拾，就落荒而走了，留下林彪压阵。虽然经济问题并没有很快解决，但是从政治上看，至少对毛没有危险了。在后来的七千人会议上，那么多人检讨三面红旗和饿死几千万人的问题，舆论对毛形成了黑云压城似的包围。潮水一样的舆论，席卷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这时，只有林彪，只有他认为那个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是不是毛的责任。他坚决保卫与毛之间确定的神圣同盟。他顽固地说：“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去做，事情就顺利；而很多失败，恰恰是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结果。”他的讲话和大多数人的调子不和谐。在非毛的浪潮铺天盖地时，林彪仍然坚持他自己的腔调。这个行动使毛坚信林彪是自己最好的心腹和战友。毛泽东对江青说：“谁说墙倒众人推，败坏一起来。林彪就不是这样。这个人，政治上很成熟。”　　政治上的一时胜利和神圣同盟并没有给毛带来真正的欢乐。社会生活的惨烈图景仍然日复一日地给毛以冲击。一九五九年冬天，饥荒的消息来自四面八方，最严重的是河南、安徽和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也不轻。这些地方几乎天天都有关于盲流和饿死人的报告。就是在这样惨绝人寰的饥饿时期，山东与河南两省的领导人还争先恐后地在济南和郑州为毛、为七大首长盖大宾馆大别墅。他们想吸引首长多到那边去开会去休息，以便为自己接触首长提供更多的机会。　　饿死人的报告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大地上饥寒交迫的惨景。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责怪毛泽东，甚至没有人敢如实地反映死亡数字。到一九六零年夏天，毛泽东就从列车路边那些乞丐的眼神中看见了善良人的沉默。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开始感觉到越来越重的压抑。那个夏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糟糕，失眠也更严重了。　　毛的眼神渐渐变得忧郁，暗淡无光。他披着有三块纱布补丁的毛巾被，经常独自一人沉思冥想。他已经连续六个多月没吃肉了。一个雄心勃勃要在二三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国，刚刚吹牛两年，就达到了这个高峰——他的最高管理人都吃不饱肚子。饥饿和营养不良使他的两条腿开始浮肿。他不得不每天加些野菜充饥。那个夏天，毛泽东吃的野菜主要是马齿苋。周恩来说：“老是这样不行啊，吃点肉吧。”　　毛摇头说：“大家都不吃。你不是也不吃吗？”　　那天晚上，他召集身边的七个服务人员来吃饭。没有肉，当然更没有酒。所有的奢侈就是在菜里多加了些盐。毛泽东从一团烟雾中走向大家时，渐渐可以看见他面上的痛苦。他呼吸很重，手里拿着山东省关于饿死人的报告。　　当他将筷子伸向那盘马齿苋时，手里的筷子不停止地颤抖。他终于没能夹住那些半紫色半绿的野菜。他极其沉痛地说：“怎么搞的呀！怎么连饭也吃不上了？”　　警卫员荆山要给毛泽东烧一茶缸麦片粥。　　毛泽东摇头说：“全国都吃不上饭。我，睡不着觉啊！”　　荆山小心地叹息着。毛泽东坚持没要麦片粥。他反复问荆山这是不是真的，说明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些都是事实，希望这只是做梦。他在屋子里转悠了好长时间，才把李银桥叫来。　　“小李，我决定派周围的服务人员下去搞个调查。”毛泽东面无表情地说。　　“需要多少人？”李银桥问：“到哪里去？”　　“就去山东。”毛泽东对他们说：“只有一个要求，回来讲真话。”　　李银桥报告了周恩来。周当天晚上就把要派的人安排好了。　　次日，当杨尚昆前来汇报情况时，毛却变了主意。他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除了汪东兴外，你们都下去。不去山东了，改去河南信阳。那里情况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了一个药包。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了不起的毛泽东，你还知道体恤自己的服务人员，怕他们饿死！你的决定的确是无比的英明——不去山东，真是太对了！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从天上的飞鸟到地下的昆虫，从草根到树皮，老鼠、蝎子、蚯蚓、蛤蟆，一切可吃不可吃的都吃了，最后就只好吃人。到处都有用死人的肉掺着胡萝卜作成的丸子在出卖，卖丸子的人将猪、狗、牛、驴的骨头放在旁边，以便证明自己的货物不是人肉。鲁南的乡村死人最多，很多人死了没有人去埋，因为丧事事主没有办法提供饭食——如果有，还会死人吗？有一个叫作圣贤道的教会，宣扬说上级派下去的工作人员脱产干部的心可以生吃，有的村庄发生了生吃革命干部的事件。毛泽东想必是知道了那些血腥的故事，才没有派他的勤杂人员去山东。我们的领袖多么伟大！　　六个人临行前，向毛泽东告辞，问毛还有什么嘱咐。　　毛泽东指着他碗里的一种野菜，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认识这种草吗？它的名字叫马齿苋。这种草为什么营养高？因为它不怕太阳晒。为什么它不怕太阳晒呢？因为它当初保护过太阳。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人都受不了。于是有个叫后翌的人将太阳都射了下来。九个死了，仅存的那一个也受了伤。受伤的太阳落在地上，变成一只乌鸦。它想到树荫下休息，树不同意；它想到草下养伤，草也不同意。因为它们都曾经被太阳晒苦了。只有一种看上去不起眼的草，愿意收留那个受伤的太阳，情愿用自己的叶子掩护太阳。后来，太阳恢复过来，又飞上天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　　“原来那草就是马齿苋啊！”天真、忠诚而且倍受皇恩的服务人员感叹地叫。　　“是的。这种草很有远见。”毛说：“没有马齿苋，我们现在连个太阳都没有，黑古隆冬的多不方便！你们要有远见，也要教育朋友们坚持。去吧，回来告诉我个实际情况。”　　这些人回来以后，说：“人民不喜欢吃食堂，下边对吹牛很有意见。”　　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就对那些人说过，产量十万，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可他们还是捅到报纸上去。有些科学家也跟着瞎说，不科学了。都不对我说实话，我就是孤家寡人，事情就得砸锅，是不是？你们说了真话，很好。我党需要诚实的同志。”　()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到河北邯郸去调查。他们发现到处怨声载道，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了。邓颖超说：“死了这么多人，我看应当给主席写报告。”周恩来说：“主席不相信有那么多人饿死。”邓颖超说：“可那是事实啊，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为什么不能说？再说，主席也派人下去调查了，都是事实嘛。主席的指示，前些日子不是传达了吗？”周恩来看看自己的妻子，为妥善起见，补充说：“主席只相信自己看见的。明白吗？当然啦，你是党员，向上反映情况，也是你的权利。但一定要注意措辞，不能说得太冲了。一说急了，他接受不了，适得其反。”邓颖超说：“主席有时就象小孩子似的。”周恩来说：“这事全国都发生了，咱一两个人着急也没用。”邓颖超说：“早听彭老总的劝告，不至于此！”周恩来很不客气地瞪了妻子一眼。　　这年夏天，到处都是灾难，黑暗无边无际。　　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到处怨声载道。据各地区的秘密调查统计，从五九年到六一年已有两千万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死。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不要用这个数字。敌人看了会高兴，朋友看到会伤心。此即所谓亲者痛仇者快也。具体是多少，你考虑个数字，最大也不能超过一千万。”周恩来答应说一定照办没有问题。　　毛又问周：“你看，这样的结果，到底是因为什么？”周眉头紧锁，很认真地说：“原因是多方面的。苏修卡我们，影响了我们的工业生产。我们要独立自主，就得有钢铁。大家去炼铁，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加上自然灾害，事情就集中到一起了。当然，我们的干部工作方法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秋收。一句话，苏修卡脖子，自然灾害打棒子。”周恩来见主席仍然沉浸在迷惑和痛苦中，就补充了一句：“一个民族要独立自主，就得付出点代价。而伟大的民族是不会被困难所压倒的。”　　“说得对。你说得对极了！我们中国人，是不会，也不可能受制于人的。要想法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探险，就得学习。探险能不受到点伤害吗？上学能不交点学费吗？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不应当老是盯着几个死尸哭泣。要看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民族精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想到这么一层的！很多人只是悲天悯人的事务主义者，你不同。”毛泽东着实地夸奖了周恩来，并且约周恩来常来说话。　　周恩来是党内外至今最受人们好评的高层领导人。　　但是，他也是党内最老辣、最狡猾、最会看风使舵的人。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九年，原籍浙江绍兴的保佑桥。这是个大家族，叫做“百岁堂”——周家曾经有五代人不分家的盛况。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家庭，曾经出过一门三举人。作为旺盛而保守的家族，周家人都非常善于处理人事关系。　　周的祖父曾经当过江苏淮安知县。周在淮安读私塾，渡过幼年时代。后来，即十一二岁时，随四伯到沈阳，入教会办的盛京小学。在教师中，一位教史地的教师姓高，对章太炎推崇备至，并向周灌输顾亭林、王船山的学说，周对在《国粹学报》上写文章的黄季刚很景仰；另一位老师姓樊，喜欢保皇党，经常介绍周读《新民丛刊》，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这些既为周打下了文字基础，又使得周兼容了不同思想成分。　　他相信的，主要是儒家的秩序道德和纵横家的权谋。文革期间，他的弟弟周恩寿因为在政协里头和王光琦（王光美的哥哥）一起学习，被视为反党集团。谢富治呈报拘留，看周怎么办。周签字是：拘捕。周恩来六亲不认的立场人所共知。在后来汹涌发展起来的文革中，他说：“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　　周恩来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一九二零年随勤工俭学团赴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组织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有邓小平、李富春、蔡和森、李维汉、陈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军事将领。次年又介绍朱德入党。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权力基础。一九二四年回国，正逢国共合作，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当时的教官叶剑英结为至交。两年后，周出任中共军事部长，成为中共军队最早的实力人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与朱德、贺龙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成为中共军队的创始人。　　这个资格，使毛泽东不能不看重他。周恩来本身又是那种博问强记，经验丰富，办事细致，口若悬河，机智雄辩的人，毛泽东既戒备他，又不得不倚重他。每当艰难的时候，毛泽东都会从周恩来那里看见简洁的方案，高度的效率和合乎分寸的方法。　　虽然周恩来差不多为毛确定了近乎完美的解释灾难的方法，但毛在直感上仍然没有解除那几千万生命的压力。如果那个两千万的数字是确实的，那么实际上因为饥饿而死的就决不是这个数字。毛泽东，怎么会不了解他的部下呢？那些人是只知道向上爬的官僚，什么事情都能够编造出来。说他们是人，那不过勉强顶个人数是了。有了好事，他们将一说成五，说成十。有了坏事，又一再缩小。调查是两千万，实际上至少要翻一翻，四千万。　　四千万啊！它等于半个苏联，等于两个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十个新加坡，二十个比利时！然而，这么一些活生生的人，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突然消失了。四千万饿死鬼的冤魂换来了什么？没换到什么，连一个真实的数字都换不到，连良心的刺激都换不到，连公开的报导都换不到！如果屈死的人能够成为冤鬼，他们一定会释放鬼火吧？那些死骨所燃烧的磷火，应会煽动多少尚未泯灭的良心！他们的吼叫，应能震动多么沉重的历史？四千万生命啊，只换来这样一点点虚假的数字，我们太可怜了！　　毛泽东希望很快忘记这个数字。战争已经培养了他冷峻残酷的性格。死人无所谓。要奋斗，要胜利，就会有牺牲。可是这一次很讨厌，四千万生命的沉沦，使毛泽东久久难以轻松。他的心中充满怨恨、不解和不服气。怨恨谁呢？怨恨那些只知道做官不知道踏实做事的官僚。平时有屁不放，只报喜不报忧，到处都花团锦绣似的。实际上呢？狗屎！什么都不是，比不是还糟糕！如今可好，千人吃肉，我一人交钱。老百姓不把帐记在我毛泽东头上吗？！　　他迷惑不解，思绪纷乱。当年那个中国，何等的混乱，何等的贫穷，是我和我的朋友领导人民统一了中国大陆，打倒了那些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使中国得到了和平。难道和平不好吗？我们党同时也给社会建立了一个平均的分配制度，没有过去那种人剥削人的黑暗框框了。难道消灭贫富间的差别，也不对吗？　　正是为了长治久安，保卫这个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我们才实行了公有制，在城乡普遍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不是为了共产党的私利，而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地位与幸福。历史上只有陶渊明写过一个桃花源，可没有实行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也失败了。只有我们真正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难道我们坚持得不对吗？我们对大同理想的向往难道必然带来这样的灾难吗？我们能消灭地主、资本家、流氓、吸烟鬼、盗贼、花柳病，难道就不能消灭贫穷吗？正如周恩来说的，苏修卡我们，难道我们不应当自力更生搞好工业？抽调一些人去炼铁，难道就必然造成这样大的灾难？四千万人没有饭吃，难道那些做具体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仓库里有多少粮食？难道农民自己不知道粮食是好的，会让粮食撂在地里白白烂掉？如果那样，这个民族就得狠狠地整！ 第二章
多病的狮继彭德怀以后，林彪执掌国防部，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实际指挥者。　　这个平民出身的贵族，身材矮小，其貌不扬。除了他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之外，看不出来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他是中国当代、尤其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且有点神秘的人物。几十年里，他身边一直围绕着千军万马。他靠战绩和忠诚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的主要住所有三：毛家湾、苏州的别墅和大会堂。春天，他喜欢住在苏州。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比乡村要丰富方便，又不象大都市那样喧闹。苏州有艺术高超匠心绝妙的人工园林，也有气象万千的太湖、忙碌的运河与和无边的绿野。那里集中着古今文化的精华，处处赏心悦目。游人只合江南老。这千古一致的吟唱，委实是出自对江南的真感受。不仅江南的春天叫人神往，四季风景其实无不精彩。林彪虽然不常出来，但大自然的只鳞片爪还是感觉得到的。有时他会一直在那里度过冬天。只有天高气爽时节，北京才有别处难以比拟的神韵。那时他会回到北京，在毛家湾住上一段时间。如果夏天又不得不回北京，林彪通常也不到毛家湾，而从官邸搬到大会堂，住上两三个月。　　夏天炎热，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主要首脑大都搬到人民大会堂避暑。首长们喜欢大会堂，因为那里有空调，冬暖夏凉。不仅房子宽敞，而且也安静。各个大院的服务员也都喜欢住人民大会堂，因为这里有严密的警卫、方便的交通和完美的厨房，不仅首长的生活容易调节，他们也有更多的休息和娱乐。和当时很多首脑级官员一样，林彪也常在那里消夏。　　林彪通常住浙江厅。其他首脑也都有各自喜欢的部分。浙江厅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面积不亚于一个篮球场。两架高大的屏风伫立在门的前端。屏风上绣着孔雀展翅的图案和放大了的毛泽东诗歌《满江红》的手迹。大厅的整面墙壁都被墨绿色的金丝绒帷幕掩住了，大红的沙发显示着王室自在的高贵和故意装点的热烈。每天的情景都是这样：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轻重不同的说话声、缓急各异的电铃声、自制的咳嗽和风格不同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各种华贵的吊灯和壁灯照射着这个密封而高贵的世界。那是一个多么奇特的环境！这个环境集工作与生活与一起。上层社会的封闭、紧张与严肃，必须和生活的随意、轻松、安适结合起来。一边要过滤从五湖四海汇集来的消息，和所有的贵族交换意见。一边又要寻找机会休息。每个首脑都不得不随时理顺纵横关系以便保卫自己的安全并力求取得更大利益，同时又不能刺激或惊动任何有力量的对手。纠缠与和解，冲突与松弛，倾斜与平衡，黑幕后面的勾心斗角与光天化日下的招摇过市，从共产党掌权合理的自觉论证到不得不注意的平民温饱，从瞬息万变的世界风云到花样翻新的丑闻逸事，都在四周发生。即使不在这里发生，这里也应当知道。常言说，侯门深似海。这个海深不可测，整天浪花翻腾。不然的话，那些车队司机、厨房师傅、分管各种事务的秘书和管理员，不会整天都那么忙忙碌碌。　　唯独林彪的办公室安静。　　处于林家中心地位的那个人，好象总是那样寂寞，甚至可以说是太寂寞了。他不仅将秘书放在办公室的帷幕后边，连自己妻子的休息室也安排在很远的地方。他诚心是要避开喧闹，独自欣赏安静。在云水翻腾的海洋里，他就象紧贴着海底的巨石，牢固地趴在阴暗冷寂的深水里。有时帷幕轻轻抖动一下，人们可以瞥见他银灰色便装和光秃秃的头顶。可马上就消失了。　　他慢条斯理地踱出来，如同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灵，倏忽一闪就不见了。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剧烈的声音，怕骤变的温度，怕人多，怕疲劳，怕罗嗦，怕很多常人不怕的东西。尽管很多人在紧张地为他奔忙，可是这个无往不胜的战争之神并不喜欢那些不得要领的助手。他不喜欢轻易地麻烦他们。他不喜欢热闹。有人说是性格，有人说战争留给他太多的毛病——有些毛病已经渗透到心理和神经之中，一般的医疗方法对其已无济于事。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沉思。在无声、无光、无色彩的氛围里，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静默着，如老僧入定，似老叟承蝉。连向来深居简出，话语不多的铁腕首领邓小平，也不止一次赞扬过他：我佩服林彪的沉思和寡言。　　是的，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他所喜爱的。坐着，站着，不时地走动着，自言自语着，咀嚼着炒熟的黄豆，偶尔划一根火柴，黄昏时到院子里的小道上，下雨天在厚重的窗帘后……每天他都会那样默默地坐上五六个小时，上午三个，下午少则两个，多则三个。只有在无风的黄昏，他才到院子里或者大厅中走一会儿，光线强烈时则绝对不行。即使在睡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记录梦中思考的结果。这些结果和白天形成的文字往往丝毫不差。为了防止过错，他立下规矩：所有他批阅的电报和文件，一律压三个小时后再发。　　在神圣的大会堂里，他这样静默；在幽深的别墅里，他这样静默；在毛家湾的家里，也是这样用沉默打发日月。毛家湾的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皂角树，螺旋状的大皂角在树上吊着，当皂角摇晃但互相不能碰撞时，当夕阳的光辉不能清楚显示物体的边缘时，那风和光的度数就是他可以忍受的，这时是他出来散步的机会。一旦那些皂角能互相碰撞并且发出声音，环境就已经不适合了。这是个标志。没有皂角的时候，就看烟囱里冒出来的烟。　　毛家湾四周都是高墙。东边是一家医院和解放军总部，向来安静。北边是地安门西大街，平常车子少，噪音不大。毛家湾北部并不临街，它的邻居是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有人曾要设立一一五路电车，终点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据说没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是声音。毛家湾的西边是一些民房，要有好远才达到西四北大街。那些民房通常是非常安静的，连吵架的都很少。毛家湾的南边更安静，如果不是茅屋胡同那里有个解放军文艺社，来往的人更少。在毛家湾和大红罗厂大街之间，有一家小工厂，工厂里有个烟囱，一天到晚上都冒着懒洋洋的半黑半白的烟。当那里的烟能够向正上方升三四米时，是林彪可以散步的时候。但他对这种美好的室外散步并非十分在乎。如果室外不行，他就在室内散步，而且好象那是他更喜欢的形式。　　一句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静思默想。绞尽脑汁地想，搜肠刮肚地想，不遗余力地想。他很认真，但是不奇怪。几乎所有的高级首领都是这样决策。除了听从上边的指示，就是自己琢磨。每天的生活就是琢磨怎么对付人，怎样搞到更大的权力并且保持这个权力，一直到死。他们没有别的机器可以使用，也不相信别种办事程序，即使死在那种形式里他们也在所不惜。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神圣化，就一定会相信，那个形式能拯救一切美化一切。医生以为只要人人健康，这个世界就好了。鲁迅不相信，要救人的灵魂，以为劣根性一除，中国就强大了。平民百姓以吃穿为先，艺术家则相信审美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品德。政治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家则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们那种独特的看来极枯燥极乏味的生活。他们与外界联系的神圣道路是那些不断传来传去的文件。　　林彪也一样。他从那些文件里发现政治的冷暖阴晴，在文件里观察每个人地位的高低变化，欣赏自己和别人的能力、性格与精明程度。每一条批示里都能寻找到权力变化的蛛丝马迹，每一个圆圈中都有远近亲疏。那是真正的贵族游戏，上层社会的杂耍，非常严峻，非常复杂，稍微掉以轻心就会掉进人为的陷阱和魔鬼的圈套。这是最残酷、最难控制的战争，所以他们一般都需要尽可能的安静。　　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突然打乱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扰能使他产生一种情绪反射。他一生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种情绪，连他的妻子叶群都说不清那种情绪是什么。这种情绪不经常发生，然而一旦出现，就会显示两个非同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这时的林彪——中共最著名的将军，战争之神——就什么都不能做，不仅不能看书、听汇报，连吃饭都困难。他只能卧床休息，绝对的卧床休息。如果只是轻微的流汗，只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严重时，则必须休息四五天。一切恢复以后，他才能继续那种生活。他没黑没白地考虑着他的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他表示同意时，就抡起胳膊在面前划一个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划一个同样的记号；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就说“不予答复”，或者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　　这就是林彪的生活。如果你还要知道些别的，那么只有一点可以补充：他很喜欢孩子。无论是女儿林立衡还是儿子林立果，他都喜欢。林彪解放后到苏联养病，就是带着六岁的林立衡去的。他给女儿的名字——豆豆——也是来自他喜欢嚼黄豆的缘故。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秘密就是：这两个孩子和母亲——林办主任叶群——的关系都不好。林立衡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叶群生的，派人专门调查过。林立衡一直查到自己的出生证，上面赫然写着她的妈妈叶群的名字，她才不情愿地承认那个可悲的事实。　　这就是林彪的生命。他的生活内容非常简单，生活态度却非常慎重。这样一个喜欢把事情考虑得天衣无缝的人，却突然在据说是一场草率的未遂政变中死了。他的死亡对那时的中国来说，就象晴天的霹雳，把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震懵了。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从官方的路标小心地绕过去，才发现了大不相同的真相。这些真相，将揭示他们君臣间倾心的依赖和刻毒的攻讦。尽管岁月的风尘这样沉重严密，漆黑一团，人们的惰性也渐渐承认了刽子手的阴谋。尽管杀人的元凶依然作为那个旗帜上的图腾，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仍然保护着那个盘根错节的集团，被害者仍被关押在历史的铁牢里，密封的黑幕使人听不见那些冤魂的沉重喘息。但是真相是倔强的，它们不断撒下一些东西作成路标，引诱人寻觅那个“不”。　　要破译林彪的死，先应了解他生前的思想和行为。了解后者之所以比前者更有趣，也更重要，不是因为需要先验与假设，而是因为只是简单地了解林彪的死，远远没有了解他的生活更有意义。那样，可以使我们得到更为重要的东西。林彪的死是一只紧闭的蚌壳，小心地打开它，细致地话说从头，庶几可以得到珍珠，至少是真的肉。　　单薄多病、生活俭朴、淡泊寡欲、喜欢安静的林彪，解放后一直在休息养病。这种生活方式，最适合他当时的身心。就一般规律看，战争中倍受创伤的人，在和平环境中好好休息，是再好不过的了。被人看成颟顸老人的朱德，其实是最聪明的。林彪深深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他自己也喜欢安静的生活。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给林彪写过一封信，信后特别附录了毛泽东亲笔抄写的曹*的四言诗《龟虽寿》，鼓励林彪“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林彪得到毛的鼓励，喜上眉梢。那时他多么重要，然而又多么轻松！在政治上，他是毛的嫡系，不存在信任问题。生活优裕而安适，贵族的特权无处不在，优越自不待说。奋战沙场几十年，得到“常胜将军”的美名，也可以无愧于前人后人。他应当知足，也确实知足。　　那么，一个本来可以上天做神仙的人，为什么终于入地作了魔鬼呢？有人说，林彪出山是因为叶群。他们的哲学理由是：上帝为了制造恶作剧，总是将不同性格的人排在一起。安静的林彪有一个不安静的妻子。这种说法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林彪是有个精力充沛、欲望齐全、风风火火的妻子——叶群。　　叶群是个浑身洋溢着小家子气息的贵夫人。　　她喜欢大红色的地毯，这种强烈的底色和林彪的性格不和谐。不知是她要为林彪冲喜，还是故意糟蹋林彪。叶群为房间配上褐色的屏风，现代的玻璃橱柜，老式茶几，大沙发，使高大宽敞的房间不伦不类。她以为这样什么都有了，但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女人都会知道，将很多有价值的好东西合在一起，常常什么都不是。　　你看，在吊灯和落地灯的强光照射下，屋子显得多么富丽堂皇！那打开的玻璃书橱门旁边，立着一位个子不高，头戴五星军帽，上身披一件毛料军上衣，下着一条毛料黄色可脚小皮鞋的女同志，那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　　叶群平时很随便。缺乏性生活的日子，使她几乎忘记自己的女性羞涩。有时她会当着大家的面解开裤子让医生打针，有时坐在马桶上和秘书说话、讲文件，也讲家庭儿女的麻烦事情和比较一般的内部话题。　　因为林彪住在院子的中部，林办工作人员又不能打扰他的安宁，所以他们吃饭要绕道东门，出大街，再转个弯到食堂。食堂低矮黑暗，灯光昏黄没有精神。泥土的地面因为时间久远，显得潮湿而又肮脏。靠近老贾师傅的锅灶，有两张桌子，几条凳子，那就是林办工作人员吃饭的地方。每餐一菜，任你自选。　　叶群是个身材丰满、说话罗嗦的女人。她的职务是林彪办公室主任，就是管理整个林家大院的事务。上传下达、文件批阅、工作安排、交通、伙食、安全和来往等，什么都管。这里所有的人，秘书、警卫、厨师、驾驶员和医生等，都得听她的。而她，则听林彪的。　　她怕林彪，林彪一发怒，叶群就得悄声离开。但是，她毕竟是林彪的妻子，而且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过分夸大人家夫妻间的矛盾，是要上当的——再怕丈夫的女人都有影响丈夫的办法，再“气管炎”的男人，也能得到妻子的合作。叶群也有影响林彪的路数。　　叶群来了。她从写字台后边站起来，周围三尺都是威风。她离开那张摆着三架电话机和大量需要林彪批阅的文件的桌子，开始对秘书们和值日们发号施令。　　“孙秘书，我给你找来一个新手，叫何一伟。你教教他怎样看文件、选文件、摘录和综合文件，一直到怎样给首长讲文件。当然，工作嘛，谁都有个锻炼过程，不可能一下子驾轻就熟。但要积极地学。这里都是国家和军队的大事，第一要保密。第二呢，要会琢磨首长的心理。这么多文件，首长哪里看得过来呢？所以才找秘书。秘书看了后，就要好好选择。哪些是首长希望看希望听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都要心中有数。老是说些首长不要听的，而该说的呢，却没有讲。那就是我们的过错。讲文件要清楚，不能有口头语，不能有土话，不能有外语，也不能夹杂自己的意见。秘书只是提供材料，结论要由首长自己来做。西方有什么智囊团，什么东西都要由那些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先研究几个方案，叫首长决定取舍。那是资产阶级的做法。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搞那一套。首长根据情况，凭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慧，就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叶群好象知道自己已经说得不少了，停了下来。但她实际上觉得这些话并没使她过瘾，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刚才布置的这些工作，都是不得不做的，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在讲话方面，叶群总觉得自己有很多属于她自己特有的经验，那才是财富呢！　　炎夏时节，毛家湾的房子都空着。叶群想起来一件事，忙说：“孙志民同志，你带领两个人到毛家湾去，把那里墙上的古旧字画都扯下来。解放军现在是全国的榜样，毛主席很是表扬我们呢！形势发展这么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重要人物来。叫人看见了那些东西，不好。”　　“都扯下来吗？”孙志民问。　　“都扯下来。”叶群沉吟片刻后，又说：“首长给我写的那张座右铭先保留一下。”　　叶群说的座右铭，是林彪在一次和叶群的吵闹后写给她的，一共十个字：“说话莫罗嗦，做事莫越权。”　　知妻莫如夫，林彪看得太清楚。说话罗唆，办事越权，正是叶群最重要的两个特点。　　林彪当时就命令她：任何时候都必须把这个作为座右铭，天天背诵，不能忘记。　　叶群解嘲地说：“那是首长写给我的，但也是对所有办事人员的教育。”　　林彪有很强烈的大男子主义，他的出山与否几乎和叶群没有关系。　　在自己的卧室内静坐的林彪，看起来不关心外边发生的事情。他只是按照他的规律生活：听文件，用胳膊在半空中划圈，说几句话，或做个手势。除此之外，就是在房子里转，象个游魂似的，背着手一边走动一边思考。他的房子里通常有些木头架子，有的象风车，有的象滑梯。偶尔有了兴趣，他就做点类似爬山那样的运动，如百无聊赖的猴子。他讨厌文件，尤其讨厌那些重复不止的官话。他的静默与专注不仅在于政治，那些自由驰骋的思绪也经常把他带进朴素无华的故乡、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知己朋友的客厅里。　　林立果曾经不止一次地注视父亲的沉思。有一次，林彪发现了儿子好奇的眼睛，微笑着说：“我喜欢这样。我想的事情很多，有时想的是战争往事，有时想的是小时候的事情。”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黄冈人，一九零六年生。　　那是一个多么贫苦的家庭！一家九口人，只种二点二五亩地，除了交纳租税以外，所剩无几。父亲和哥哥经常去附近的城镇买棉花，母亲和哥哥都会纺线。纺车的温柔的声音在深夜里一遍一遍地周而复始，传到很远的地方去，又从很远的地方旋转回来。这样的声音就是我小时候的催眠曲，所有的梦境都缠绕在那纺车的声音上。还有父兄的织布机。那声音是何等的干脆。第一梭子下去，“哐当”。第二梭子，“嘎得”。那是他们在欢快运行前的准备，是梭子在上阵前的思考。千百条经纬，一点都不能错。打仗也一样。然后，梭子开始忙碌起来，织布机的声音变得流畅起来，好象凯旋军队的愉快的脚步声。　　父兄的织布机的声音和母亲的纺车的声音，成为林彪童年最美好的记忆。这两种声音，女性的柔和细致和男性的明快有力，构成了他性格的两个方面。他经常看着纺车，看母亲怎样把棉花变成线，那些细细的线怎样积累成一个个刖子。母亲有时叫他将棉花铺成小片，压上一根筷子，朝前一搓，棉花片子就变成了一个滚子，再把那个滚子中的筷子抽出来，棉花就变成一个筒子，母亲将那个筒子在那根旋转的铁轴子上变成长长的线条，又变成刖子，最后由父兄的织布机变成布匹。　　最有意思的场面是父亲刷线。妹妹把煮好的米浆倒进两个很大的盆里。她那一双干瘦的小手啊，安静地将线浸在稀溜溜的米浆里，务必使每根线条都沾上浆子。刷线要选很晴朗的日子。当太阳升上树梢，禾场上的湿气都蒸发光了，天地那时灿烂得耀眼！林彪经常慨叹：再也看不见那种阳光了。战争留给他的，是痛苦和灾难。他再也不能看那灿烂得如同白金似的阳光。在那阳光里，父亲将浸泡好了的线的一端固定在一个木桩上，哥哥就拉着那巨大的盛满米浆和线的大盆向远处走去，阳光下，他那健壮的影子多么清晰！当父亲说好了的时候，哥哥就转回来，到父亲的桩子前饶一道，然后再向前走去。　　他们是典型的平民，靠种田和织布养活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