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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篡位“野史五说”破绽百出 改诏说法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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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是弑父篡位还是合法继位？
　　几百年来，史学家遍查经史，不断找寻雍正继位的破绽，怎奈多数论据臆想成分多，甚至自相矛盾互为抵触。与之相对的是，认同雍正合法继位一派却能言之有据、自圆其说。
　　雍正篡位“野史五说”破绽百出
　　野史中关于雍正篡位的说法，归纳起来有五种。
　　一是“雍正改诏说”。康熙皇帝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_的，谁知雍正却暗地里把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这样诏书就成了“传位于四子”。
　　二是“隆科多改诏说”。康熙病重时，发了一道谕旨，叫远在西宁的十四子允_紧急回京，传位给他，可是隆科多却把遗诏捏在手里没有发出去。等到康熙皇帝驾崩后，隆科多假传圣旨立了四子胤G。
　　三是“隆科多改诏说”的另一版本。康熙刚咽气，隆科多赶紧从“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取出康熙密藏在那里的传位密诏，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
　　四是“年羹尧改诏说”。年羹尧是当年的川陕总督，传说雍正的母亲曾与他私通，入宫八个月就生下了雍正。所以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改诏的事是年羹尧干的。
　　五是“雍正投毒说”。康熙在畅春园病重时，皇四子胤G进了一碗人参汤，康熙喝了就撒手归天了。
　　这五种说法基本为杜撰，其真实性与否早已被史学家和档案学者彻底否定了。
　　首先，改诏之说根本不成立。清代的用语规范，档案中凡写到皇子时，都要写成“皇某子”，而不能写成“某皇子”。如果雍正仅将“十”字改成“于”字，岂不是将“传位皇十四子”改成“传位皇于四子”了吗？这完全不符诏书的行文规则，满汉臣工一眼便知，怎能蒙混过关？另外，清代人写“于”字是用繁体的“於”，而不是现在简体字的“于”字，所以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一说，完全是凭主观的臆断编造出来的。
　　还有一种民间说法，称雍正在自己的名字“胤G”与皇十四子“胤_”的名字里动了手脚。胤_以前曾经叫过“胤祯”，与雍正的名字不仅谐音且字形相同，胤G若在诏书里玩把偷梁换柱的游戏，神不知鬼不觉，想必没人会发现，但这种说法更不靠谱。
　　皇十四子的名字，在康熙三十六年所修的《宗室玉牒》写作“胤_”，他在抚远大将军任上亦用“胤祯”一名，雍亲王受封后，为避免读音重复，“胤祯”之名又改回到“胤_”，故其名始曰胤_，更名胤祯，复名胤_，雍正即便篡改诏书，也没必要用皇十四子过去的旧名，那样做，岂不是画蛇添足？再者，“祯”与“G”二字固然字形相近，但就算把“祯”改成“G”字，即便改得巧妙，也不能不显痕迹，精明的雍正怎会出此下策？
　　至于说隆科多改诏一说，也实属子虚乌有。康熙若真降旨召胤_回京继位，按程序应由内阁承办纂写诏书，诏书的传递由兵部所管的驿站负责发送，隆科多既非内阁大学士，又不是兵部主管，作为一个步军统领就能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凭他一个小小的隆科多就能阻止康熙召回胤_？换个角度考虑，就算康熙想传位给皇十四子胤_，但胤_此时正在千里之外带兵，从下达诏书到他抵达京城，至少需要二十几天的时间，在诸皇子争位激烈、形势一日数变的微妙关口，二十几天的时间里国无帝君，岂不天下大乱？以康熙的英明睿智，断不会如此草率行事。
　　隆科多从“正大光明”匾后偷取诏书私自修改之说，是完全不懂历史常识的偏见。将传位密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制度，是从雍正朝才开始的，康熙时代根本没有实行这一制度。
　　至于“年羹尧改诏说”，就更为荒诞不经。该说法称雍正帝是年羹尧的私生子，但历史中的雍正皇帝比年羹尧还大，雍正怎么可能成为年羹尧的私生子呢？“雍正投毒说”也令人怀疑。《大义觉迷录》中记载了当时社会一个流言：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新皇帝胤G)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那时，大清皇室确有喝人参汤补身的习惯，但康熙本人尤其在他晚年却不喝人参汤。康熙五十一年，苏州织造李煦奏报江宁织造曹寅病重代请皇帝赐药，康熙在回复的折子上批道：”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
　　《康熙朝起居注》中记载，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又说：“南人最好服药服参，北人于参不合，朕从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康熙对人参入药如此抵制，他怎么可能饮参汤呢？而且，由于皇子为争夺储君之位彼此暗算手段频出，康熙防人暗算时刻警惕，谋害他谈何容易？从目前留下的史料看，康熙是久病缠身，患了重感冒，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高龄体虚，引起并发症，才导致死亡的，基本算是寿终正寝，雍正投毒谋害说恐为无稽之谈。
　　康熙看中了雍正的儿子弘历
　　按这一脉络，雍正当为受命继位。既然康熙有心将皇位传给他，此前总该有一些征兆，那么，是否存在康熙有意传位胤G的迹象呢？答案是肯定的。
　　康熙晚年，对胤G的差遣明显增多，特别是在祭祀上。冬至祭天，孟春祈谷，四时享太庙，都是大祀。大祀除皇帝亲行外，即为天子指定的亲信王公。每逢大祀，康熙必亲力亲为，轻易不让人代替。到了晚年身体不好，实在不能成行，才派人代祭。胤G屡次受命主持大祀，表明他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已经有了与其他皇子分庭抗礼的资本与社会声望。
　　康熙死后一个月，朝鲜迎接清朝告讣使的官员金演就听译员讲，康熙病重时“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G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G第二子(弘历，后来的乾隆皇帝)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康熙对胤G最大的顾虑是他年纪较大，已近四十，较之胤_等皇子没有年龄优势。但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因为康熙看中了雍正的儿子弘历，康熙若想让弘历将来继承大统，就必须立胤G为帝，这样弘历将来才能名正言顺地子承父业。
　　康熙晚年确实宠爱弘历，常令其陪伴左右，因爱孙而增加对胤G的好感，选他为嗣君，并非没有可能。乾隆继位后曾回忆说，康熙曾召见他的母亲，夸他母亲有福相，当时就有一种预感，“即今仰窥皇祖(康熙)恩意，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
　　乾隆前期文人肖](shi)笔述，康熙病危之时，“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朝鲜人对此事的记录比较详细，朝鲜官员金演听译员讲，康熙病剧，“解脱其头项所带念珠与胤G，曰：‘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
　　《雍正朝起居注》记叙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胤G生母仁寿皇太后的话：“钦命予子缵(zuan继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这就是说，连望儿成龙的胤G生母都没想到，胤G能在众皇子中脱颖而出，竟后来居上！“起居注”比“实录”成书要早，可靠性更大些，这说明，胤G继位是有一定真实性的。
　　康熙弥留之日，《清圣祖实录》中记载胤G奉召至畅春园，三次见父皇，康熙告诉他自己病势转重。这时，胤G负有祭天重任，正处斋戒期间，如果康熙不特意召唤他，他是不能离开斋所的。否则，他擅自到畅春园，就违背了皇帝的旨意，会被谴责并处罚的。康熙之所以病重期间屡屡传召胤G，必有特殊使命，绝非父子间的寻常召见。胤G自己也说，自己于十三日晋谒乃翁，还作了交谈。
　　不过，有人就此提出质疑，既然康熙有意传位给胤G，为何不当面宣布立他为储君，何劳隆科多代传？其实，若了解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的历史，就能了解康熙鉴于皇子纷争，从而多年不立太子，不给任何皇子暗示的苦衷。直到自己生命垂危时刻，也绝不面封胤G，仅由隆科多代为转达，待他死后再行宣布。隆科多自己也深知，承担这样重大使命，将来必为新皇帝猜忌，早晚遭受杀身之祸。但既然康熙命他转达，皇命在上不可不从。后来雍正登基后翻脸治隆科多之罪，其中一条是说隆科多曾讲“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白帝城的典故产于三国时期，是指蜀汉皇帝刘备为关羽复仇却被东吴名将陆逊火烧连营溃败到白帝城，病危急召丞相诸葛亮觐见，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的旧事。隆科多出此言，意味着他当初的确是受康熙之命辅佐胤G的。
　　胤G继位是时势的选择
　　从大势上看，康熙最终选择胤G为大清之主，是时势的选择。康熙皇帝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晚年为政过宽，厌倦朝政，以致朝堂言路闭塞，朝纲松弛，国库空虚，特别是他两次废立太子，造成九王夺嫡，削弱了国之根本。他的继位者需有铁腕手段，才能收拾残局，而胤G具备这样的品格。实践证明，胤G的能力的确在众皇子之上，他继位后施行的一系列改革，证明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是一位“心怀天下”的杰出政治家。康熙将大清江山交给他，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另外，封建王朝立储君，一般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雍正位居第四，在康熙的前三个儿子已经在皇位争夺中被淘汰出局的情况下，雍正比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_占有优势。胤G比胤_年长十岁，无疑更加老辣，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人生阅历更深厚。雍正的生母是乌雅氏，正黄旗出身，在宫中地位尊贵。雍正的养母是康熙的表妹皇贵妃佟佳氏，与八皇子胤T的母亲出身辛者库罪籍、汉人之女的身份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此，雍正继位具备了天时地利，加上他善于揣摩父皇的心意，耐心隐藏夺位的真实想法，韬光养晦，没有像胤T那样锋芒毕露，明目张胆结交朝臣，将自己装扮成为富贵闲人，自号园明居士，暗中控制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人―隆科多与年羹尧，终于在二十多年的夺嫡大战中获胜。
　　不过，即便如此，从种种迹象分析，英明的康熙皇帝为以防万一，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他是将皇四子胤G与皇十四子胤_放在一起考察的。他把一位皇子留在自己身边，将一位皇子派到军队里锻炼，这样即便出现闪失，也提前预留后手。如果不是自己突然病危，这种考察还将继续下去。甚至有人猜测，康熙打算效仿朱元璋传位给孙子建文帝的先例，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废太子胤i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孙子弘皙。毕竟康熙对亡妻赫里舍氏感情很深，赫里舍氏所生太子胤i两度废立，虽然不再启用，终究难斩父子情缘，皇位不传儿子传孙子，也是一种交代。后来，乾隆继位后，贵为亲王的胤i之子弘皙因生反心被乾隆镇压，其恩怨根源难说不与康熙朝的储君疑案有关。
　　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康熙的确委托隆科多口授传位遗诏，因病危，没想到自己死得这么快，以致满文本传位诏书语焉不详，而汉文本遗诏根本就没来得及写。胤G情急之下只能和隆科多合谋代写，并借机软禁各皇子以控制局势。
　　至于雍正谋害父皇阴谋篡位之说是怎么炮制出笼的，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雍正继位，挫灭了另外几个有夺位之心的皇子的梦想，继位后，又采用铁腕得罪了无数的皇亲国戚，使其后世子孙对雍正恨之入骨(前文提到的金恒源就是雍正的主要竞争对手皇十四子胤_的后人)。这些人到处说他的坏话、散布于他不利的流言，后世以讹传讹，将雍正的形象越描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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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篡位“野史五说”破绽百出,改诏说法不成立
雍正是弑父篡位还是合法继位？
几百年来，史学家遍查经史，不断找寻雍正继位的破绽，怎奈多数论据臆想成分多，甚至自相矛盾互为抵触。与之相对的是，认同雍正合法继位一派却能言之有据、自圆其说。
雍正篡位“野史五说”破绽百出
野史中关于雍正篡位的说法，归纳起来有五种。
一是“雍正改诏说”。康熙皇帝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禵的，谁知雍正却暗地里把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这样诏书就成了“传位于四子”。
二是“隆科多改诏说”。康熙病重时，发了一道谕旨，叫远在西宁的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传位给他，可是隆科多却把遗诏捏在手里没有发出去。等到康熙皇帝驾崩后，隆科多假传圣旨立了四子胤禛。
三是“隆科多改诏说”的另一版本。康熙刚咽气，隆科多赶紧从“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取出康熙密藏在那里的传位密诏，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
四是“年羹尧改诏说”。年羹尧是当年的川陕总督，传说雍正的母亲曾与他私通，入宫八个月就生下了雍正。所以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改诏的事是年羹尧干的。
五是“雍正投毒说”。康熙在畅春园病重时，皇四子胤禛进了一碗人参汤，康熙喝了就撒手归天了。
这五种说法基本为杜撰，其真实性与否早已被史学家和档案学者彻底否定了。
首先，改诏之说根本不成立。清代的用语规范，档案中凡写到皇子时，都要写成“皇某子”，而不能写成“某皇子”。如果雍正仅将“十”字改成“于”字，岂不是将“传位皇十四子”改成“传位皇于四子”了吗？这完全不符诏书的行文规则，满汉臣工一眼便知，怎能蒙混过关？另外，清代人写“于”字是用繁体的“於”，而不是现在简体字的“于”字，所以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一说，完全是凭主观的臆断编造出来的。
还有一种民间说法，称雍正在自己的名字“胤禛”与皇十四子“胤禵”的名字里动了手脚。胤禵以前曾经叫过“胤祯”，与雍正的名字不仅谐音且字形相同，胤禛若在诏书里玩把偷梁换柱的游戏，神不知鬼不觉，想必没人会发现，但这种说法更不靠谱。
皇十四子的名字，在康熙三十六年所修的《宗室玉牒》写作“胤禵”，他在抚远大将军任上亦用“胤祯”一名，雍亲王受封后，为避免读音重复，“胤祯”之名又改回到“胤禵”，故其名始曰胤禵，更名胤祯，复名胤禵，雍正即 便篡改诏书，也没必要用皇十四子过去的旧名，那样做，岂不是画蛇添足？再者，“祯”与“禛”二字固然字形相近，但就算把“祯”改成“禛”字，即便改得巧妙，也不能不显痕迹，精明的雍正怎会出此下策？
至于说隆科多改诏一说，也实属子虚乌有。康熙若真降旨召胤禵回京继位，按程序应由内阁承办纂写诏书，诏书的传递由兵部所管的驿站负责发送，隆科多既非内阁大学士，又不是兵部主管，作为一个步军统领就能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凭他一个小小的隆科多就能阻止康熙召回胤禵？换个角度考虑，就算康熙想传位给皇十四子胤禵，但胤禵此时正在千里之外带兵，从下达诏书到他抵达京城，至少需要二十几天的时间，在诸皇子争位激烈、形势一日数变的微妙关口，二十几天的时间里国无帝君，岂不天下大乱？以康熙的英明睿智，断不会如此草率行事。
隆科多从“正大光明”匾后偷取诏书私自修改之说，是完全不懂历史常识的偏见。将传位密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制度，是从雍正朝才开始的，康熙时代根本没有实行这一制度。
至于“年羹尧改诏说”，就更为荒诞不经。该说法称雍正帝是年羹尧的私生子，但历史中的雍正皇帝比年羹尧还大，雍正怎么可能成为年羹尧的私生子呢？“雍正投毒说”也令人怀疑。《大义觉迷录》中记载了当时社会一个流言：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新皇帝胤禛)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那时，大清皇室确有喝人参汤补身的习惯，但康熙本人尤其在他晚年却不喝人参汤。康熙五十一年，苏州织造李煦奏报江宁织造曹寅病重代请皇帝赐药，康熙在回复的折子上批道：”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
《康熙朝起居注》中记载，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又说：“南人最好服药服参，北人于参不合，朕从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康熙对人参入药如此抵制，他怎么可能饮参汤呢？而且，由于皇子为争夺储君之位彼此暗算手段频出，康熙防人暗算时刻警惕，谋害他谈何容易？从目前留下的史料看，康熙是久病缠身，患了重感冒，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高龄体虚，引起并发症，才导致死亡的，基本算是寿终正寝，雍正投毒谋害说恐为无稽之谈。
康熙看中了雍正的儿子弘历
按这一脉络，雍正当为受命继位。既然康熙有心将皇位传给他，此前总该有一些征兆，那么，是否存在康熙有意传位胤禛的迹象呢？答案是肯定的。
康熙晚年，对胤禛的差遣明显增多，特别是在祭祀上。冬至祭天，孟春祈谷，四时享太庙，都是大祀。大祀除皇帝亲行外，即为天子指定的亲信王公。每逢大祀，康熙必亲力亲为，轻易不让人代替。到了晚年身体不好，实在不能成行，才派人代祭。胤禛屡次受命主持大祀，表明他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已经有了与其他皇子分庭抗礼的资本与社会声望。
康熙死后一个月，朝鲜迎接清朝告讣使的官员金演就听译员讲，康熙病重时“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弘历，后来的乾隆皇帝)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康熙对胤禛最大的顾虑是他年纪较大，已近四十，较之胤禵等皇子没有年龄优势。但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因为康熙看中了雍正的儿子弘历，康熙若想让弘历将来继承大统，就必须立胤禛为帝，这样弘历将来才能名正言顺地子承父业。
康熙晚年确实宠爱弘历，常令其陪伴左右，因爱孙而增加对胤禛的好感，选他为嗣君，并非没有可能。乾隆继位后曾回忆说，康熙曾召见他的母亲，夸他母亲有福相，当时就有一种预感，“即今仰窥皇祖(康熙)恩意，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
乾隆前期文人肖奭(shi)笔述，康熙病危之时，“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朝鲜人对此事的记录比较详细，朝鲜官员金演听译员讲，康熙病剧，“解脱其头项所带念珠与胤禛，曰：‘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
《雍正朝起居注》记叙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胤禛生母仁寿皇太后的话：“钦命予子缵(zuan继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这就是说，连望儿成龙的胤禛生母都没想到，胤禛能在众皇子中脱颖而出，竟后来居上！“起居注”比“实录”成书要早，可靠性更大些，这说明，胤禛继位是有一定真实性的。
康熙弥留之日，《清圣祖实录》中记载胤禛奉召至畅春园，三次见父皇，康熙告诉他自己病势转重。这时，胤禛负有祭天重任，正处斋戒期间，如果康熙不特意召唤他，他是不能离开斋所的。否则，他擅自到畅春园，就违背了皇帝的旨意，会被谴责并处罚的。康熙之所以病重期间屡屡传召胤禛，必有特殊使命，绝非父子间的寻常召见。胤禛自己也说，自己于十三日晋谒乃翁，还作了交谈。
不过，有人就此提出质疑，既然康熙有意传位给胤禛，为何不当面宣布立他为储君，何劳隆科多代传？其实，若了解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的历史，就能了解康熙鉴于皇子纷争，从而多年不立太子，不给任何皇子暗示的苦衷。直到自己生命垂危时刻，也绝不面封胤禛，仅由隆科多代为转达，待他死后再行宣布。隆科多自己也深知，承担这样重大使命，将来必为新皇帝猜忌，早晚遭受杀身之祸。但既然康熙命他转达，皇命在上不可不从。后来雍正登基后翻脸治隆科多之罪，其中一条是说隆科多曾讲“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白帝城的典故产于三国时期，是指蜀汉皇帝刘备为关羽复仇却被东吴名将陆逊火烧连营溃败到白帝城，病危急召丞相诸葛亮觐见，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的旧事。隆科多出此言，意味着他当初的确是受康熙之命辅佐胤禛的。
胤禛继位是时势的选择
从大势上看，康熙最终选择胤禛为大清之主，是时势的选择。康熙皇帝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晚年为政过宽，厌倦朝政，以致朝堂言路闭塞，朝纲松弛，国库空虚，特别是他两次废立太子，造成九王夺嫡，削弱了国之根本。他的继位者需有铁腕手段，才能收拾残局，而胤禛具备这样的品格。实践证明，胤禛的能力的确在众皇子之上，他继位后施行的一系列改革，证明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是一位“心怀天下”的杰出政治家。康熙将大清江山交给他，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另外，封建王朝立储君，一般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雍正位居第四，在康熙的前三个儿子已经在皇位争夺中被淘汰出局的情况下，雍正比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禵占有优势。胤禛比胤禵年长十岁，无疑更加老辣，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人生阅历更深厚。雍正的生母是乌雅氏，正黄旗出身，在宫中地位尊贵。雍正的养母是康熙的表妹皇贵妃佟佳氏，与八皇子胤禩的母亲出身辛者库罪籍、汉人之女的身份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此，雍正继位具备了天时地利，加上他善于揣摩父皇的心意，耐心隐藏夺位的真实想法，韬光养晦，没有像胤禩那样锋芒毕露，明目张胆结交朝臣，将自己装扮成为富贵闲人，自号园明居士，暗中控制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人——隆科多与年羹尧，终于在二十多年的夺嫡大战中获胜。
不过，即便如此，从种种迹象分析，英明的康熙皇帝为以防万一，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他是将皇四子胤禛与皇十四子胤禵放在一起考察的。他把一位皇子留在自己身边，将一位皇子派到军队里锻炼，这样即便出现闪失，也提前预留后手。如果不是自己突然病危，这种考察还将继续下去。甚至有人猜测，康熙打算效仿朱元璋传位给孙子建文帝的先例，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废太子胤礽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孙子弘皙。毕竟康熙对亡妻赫里舍氏感情很深，赫里舍氏所生太子胤礽两度废立，虽然不再启用，终究难斩父子情缘，皇位不传儿子传孙子，也是一种交代。后来，乾隆继位后，贵为亲王的胤礽之子弘皙因生反心被乾隆镇压，其恩怨根源难说不与康熙朝的储君疑案有关。
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康熙的确委托隆科多口授传位遗诏，因病危，没想到自己死得这么快，以致满文本传位诏书语焉不详，而汉文本遗诏根本就没来得及写。胤禛情急之下只能和隆科多合谋代写，并借机软禁各皇子以控制局势。
至于雍正谋害父皇阴谋篡位之说是怎么炮制出笼的，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雍正继位，挫灭了另外几个有夺位之心的皇子的梦想，继位后，又采用铁腕得罪了无数的皇亲国戚，使其后世子孙对雍正恨之入骨(前文提到的金恒源就是雍正的主要竞争对手皇十四子胤禵的后人)。这些人到处说他的坏话、散布于他不利的流言，后世以讹传讹，将雍正的形象越描越黑。&
来源：辽沈晚报,□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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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是篡位还是合法继位？ 两派观点均“证据确凿”
雍正是弑父篡位还是合法继位？
大清朝二百多年的江山，有三大历史悬案未解：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位。前两大悬案尚有脉络可寻，唯独这雍正继位悬案直到今天仍众说纷纭。对峙两派都言之凿凿地坚称铁证在手，却谁也驳不倒谁。
从继承大统到猝然离世，雍正13年的帝王生涯由生到死全是谜，似乎他的每一步都有如影随形的“污点”，以至于本来的“康雍乾盛世”竟被戴有色眼镜看人的后世史学家硬给改为“康乾盛世”，而在江湖野史中的雍正形象更是不堪入目，他的皇位来得不明不白，他蒙骗康熙欺凌弟辈，贪暴嗜杀酷爱抄家，最后被仇家取了项上首级一命归天……这是历史中真实的雍正形象，还是别有用心的一派胡言呢？
民间野史中的“一字之改”
民国初年，有关清朝皇室历史的野史纷出。其中，燕北老人撰写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蔡东藩作的《清史演义》、柴萼著的《梵天庐丛录》、孙剑秋所写的《吕四娘演义》、《血滴子》等，将雍正的身世悬谜写得绘声绘色有如亲见。
关于雍正的继位，燕北老人给出了以下三种说法：一是雍正的生父“卫某”把康熙传位十四子的遗诏中的“十”字改为“于”字，因雍正在康熙的十几位皇子中排行第四，改了这关键一字，诏书中的“传位十四子”就成了“传位于四子”了；二、三两种说法都是说，雍正自己进宫窃取遗诏，改的也是这个“十”字，变成“传位于四子”和“传位第四子”了。
燕北老人在《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里揭秘说，雍正的生父不是康熙皇帝，而是一位姓卫的无名下人。故事梗概是，康熙一日见到卫某之妾，爱之，召入宫，却不知卫某之妾此时已怀有身孕，是年六月雍正出生，实际上雍正非康熙之子，而是卫某的儿子。
卫某之妾入侍康熙以后，康熙可能觉得霸占人家妻子有伤人伦过意不去，出于补偿心理将卫某召为御前侍卫，紧随自己左右以示恩宠。在康熙弥留之际，卫某借职务之便偷改了传位诏书，让自己的儿子胤禛(zhen)，即后来的雍正捷足先登。
燕北老人又说，“胤禛之母，先私于(年)羹尧，入宫八月，而生世宗。 ”这就令人糊涂了，雍正到底是卫家儿，还是年家儿呢？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是在康熙四十八年，史载，“(年羹尧)当抚川时，年未三十”，可知年羹尧应生在康熙十八年以后，而雍正则生于康熙十七年，后出世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先到人间的人的生父呢？
康熙传位遗诏里的重重玄机
无论是顶雍正一派还是倒雍正一派，无论是官方史料还是小说家言，在雍正继位一事上，首先都是拿康熙的传位遗诏说事。
这份所谓的“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件所署时间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看似康熙逝世那天写的，而雍正却未当天公布，3天后即十六日才公布遗诏，鸿胪寺官只宣读了满文本，这是完全不符合皇室规矩的。
按大清皇室规定，皇帝传位必须同时公布满文本和汉文本两份遗诏，以便让满汉群臣人所共知，以证明嗣皇继位的合法性。康熙皇帝若选定胤禛(雍正帝)为自己的接班人，怎么可能只留下满文遗诏而不留汉文本遗诏呢？同理，若这两份遗诏都在，雍正怎么可能只读满文本而不读汉文本呢？要知道，当时他的竞争对手皇八子胤禩(si)、皇十四子胤禵(ti)等本就疑心重重，在如此关键时刻，精明过人的雍正怎会为政敌留下这般要命的把柄呢？
对宣读诏书的鸿胪寺官只读满文本而不读汉文本的重大纰漏，御史汤保等人当时就参奏，指责鸿胪寺官没有宣布汉文本，胤禛就此做了说明，但雍正的解释十分笼统而模糊，浮皮潦草不了了之，根本就没有讲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来，给人的感觉是，雍正有点心虚。后世学者由此判定，汉文本遗诏根本不是康熙的亲笔，是胤禛自己搞的，不能作为认定胤禛嗣位的可靠证据。
这份汉文本遗诏的原件书写得比较草率，有四处涂抹，一个错字，这些虽无害原意，但说明此遗诏是仓促写成的，当是雍正即位初时之作，不是后来慢慢加工成的。
而且，即便是满文本传位遗诏也存在破绽。著名清史学家金恒源先生发现，他所见到的两份满文本《康熙遗诏》中均无“皇四子胤禛继位”的明确说明。王钟翰先生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也证实，这份遗诏的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更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八人同受面谕”说备受后世质疑
雍正继位后，面对外界对自己继位合法性的质疑，曾举出一个重要事例，即“八人同受面谕”。雍正说，康熙临终前召见了7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皇子和大臣隆科多，下达了传位给他的遗命。当时他受命在天坛祭天，是被紧急召唤赶回康熙寝宫的。也就是说，他受命继位一事是有目共睹的，是有很多现场目击人的，是连自己的政敌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
但在《雍正帝篡位说新证》一书中，金恒源先生却指出，“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金恒源为何做出如此定论呢？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晚9点左右去世的，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1至3点间“急召”胤禛，胤禛到达康熙所在的畅春园之前的上午7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当了皇帝7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
金恒源对此倍感不解，如果康熙真的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禛的一贯为人和围绕胤禛继位合法性展开的宫廷斗争的惨烈程度，胤禛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7年后才作宣布的。
另外，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十三等众阿哥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这一重要活动，因此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编造的伪证。而伪造《康熙诏书》的不是别人，正是雍正的嫡系隆科多！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的判断与金恒源一致，他认为《康熙遗诏》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的可能。
如果遗诏是伪造的，那么雍正与隆科多又是怎样接近病重的康熙皇帝，又是如何伪造遗诏的呢？金恒源的推论是，胤禛奉康熙皇帝之命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他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人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
在康熙已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禛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隆科多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若无隆科多的支持，雍正篡位绝无成功的可能。
金恒源说，在《圣祖实录》中，对胤禛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一字之改，充分暴露出胤禛、隆科多等人的阴谋伎俩。
胤禛、隆科多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用最快速度造成胤禛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
金恒源还质疑说，胤禛、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戌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禛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时。当时京城气温很低，康熙的遗体装殓存放不存在问题，太平盛世的皇帝的大行之礼非同小可，新主子必然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禛为何如此急不可耐为康熙送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的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就范。至于所谓的《康熙诏书》的内容，则任凭雍正、隆科多君臣自由发挥。
“天下第一闲人”实为争权忙人
客观而言，在九子夺嫡的储君鏖战中，胤禛隐藏得很深，他惯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让康熙觉得他是一个忠诚纯孝无意党政的皇子，一方面又四处买好假装不介入争位派系，借此愚弄对手以减少自身威胁。但私下里，雍正却暗地活动网罗党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擅玩权谋、工于心计的党争忙人。
胤禛表面上装作与世无争，与僧侣往来诗酒互答，把自己装扮成“天下第一闲人”，实际上却对皇八子、皇十四子集团争夺皇位恨之入骨。比如，他的手下戴铎密报，称皇十四子礼遇陈万策收买朝廷重臣，胤禛在回复戴铎的书信中妒火中烧地批复道：“程(应为陈)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 ”
由于自己在储君争夺战中，一度不是康熙的最佳人选，胤禛对此心知肚明，绝望时也曾想到过后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他的奴才戴铎在福建任知府后升任道员，眼见主子争储无望，就向胤禛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
戴铎说，台湾远在海洋之中，沃野千里，而台湾道兼管兵马钱粮，我不如谋调这个职位，“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戴铎的悲观估计，也折射出胤禛当时争夺储位的不利局面。
康熙本人对胤禛不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胤禛的年纪。有史料称，康熙认为胤禛年纪太大，已年近四十，在古代，高寿者也不过六七十岁，八九十岁的老者极为罕见。清宫的皇子皇孙十几岁甚至几岁早夭者比比皆是，若让胤禛继位，新皇帝已四十多岁意味着可能将不久于人世。
那么，刚刚稳定的朝政立刻又要出现皇位无人、人人垂涎的动荡局面，这是康熙无法容忍的。而胤禛的同母弟胤禵，不仅武功卓绝屡建功勋颇得康熙欢心，而且年龄比胤禛小十岁，拥有年龄优势，自然是继承大统的热门人选。
在当时复杂环境下，康熙的皇子们为这高高在上的皇位已经争红了眼，阴谋阳谋、阴招损招无所不用其极，一生英雄盖世的康熙皇帝为此大伤脑筋，以致两废太子，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他甚至预感到未来的皇位之争必有一番血雨腥风，但也只能听之任之，无能为力。
据说，康熙病重之时，胤禛为父皇进奉了一碗人参汤，康熙喝罢便魂飞魄散一命呜呼。有位当年逗留在清宫大内的西洋传教士归国后写了本回忆录，说康熙临死时叫声很惨，恐怕是当年北宋“斧声烛影”的翻版。 （张松 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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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
来源：光明网
核心提示:雍正这样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电视剧作者对此的赞赏。岂止赞赏，电视剧实际上是青胜于蓝地强化了这种“雍正思想”，它不仅把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而且连传统文化中也作为正面价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言直谏的精神也加以百般嘲弄与攻击，而把目不识丁的皇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这样的价值观真叫人目瞪口呆！如今人们常对“宫廷戏”、“辫子戏”充斥荧屏啧有烦言，对清官、忠臣形象满天飞而公民、人权意识萎靡不振多有批评。但老实说，象《雍正王朝》这样连东林、海瑞式的书生意气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扬家奴意识的作品还真少见，这样咒骂清流而崇尚趋炎附势的作品比50年代的《海瑞罢官》都差远了。
我并不认同“文革”时所谓“人民史观”以及那时对“帝王将相文艺”的左倾讨伐，但如果“帝王戏”越过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荣”，恐怕也不那么正常。而且正如“文革”中从前期“横扫帝王将相”到后期大颂“法家帝王”一样，这二者常常是同出一根的。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从80年代起，在当时盛行“荆轲刺孔子”式的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史学界与文艺界都一反民国以来对“满清”的贬斥，竞相掀起歌颂清代帝王的浪潮。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尔衮、孝庄文皇后，个个雄才大略，人人奋发有为，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这种全盘否定远古传统与极为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朝并存现象很耐人寻味。90年代后随着“文化热”的主流从“反传统”到“弘扬传统”的转变，“大清颂”的调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现“满台大辫子”、“五个乾隆（或x个慈禧等等）闹荧屏”的景观。这里除了市场经济中娱乐文艺自然繁荣的成分外，为免罹文网而回避现实的遁世自娱式“说古”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戏说乾隆”式帝王剧在大陆出现了青胜于蓝的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戏说”式帝王剧明言为游戏之作，有的更以“不是历史”、“纯属虚构”相标榜，供人消遣而已，谁也不会把它当成历史来解读。虽然这种“文化快餐”如果太滥，会引起“雅文化”方面的不满，尤其是如果它因免罹文网而繁荣，更会引起忧患意识对玩世遁世倾向的批评。但对这些作品本身人们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戏说”嘛，何必当真？
但近来帝王剧出现了新景观，这就是号称“历史正剧”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资、高档次、权威参与、台长制片、“大片”派头、“主旋律”驾驶、舆论宣传加上市场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热”。面对这个满口现代话语的“改革皇帝”、清朝“第三代领袖”的大红大紫，一些史学家乃至爱新觉罗后人纷纷作证说雍正的“政绩与人品”的确伟大，该剧从“大的氛围”、“历史事件”直到“器物层面”的细节都很“真实”云云。倒是据说改编所自的小说原作者二月河在意外惊喜之余还是委婉地表达他对这个“高大全”的雍正难以认同，对电视剧“把雍正塑造成无私无畏的，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人”颇有微词。
的确，电视剧中的雍正与二月河小说中的形象已判若两人，而与历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万里。应当说这部片子在艺术上还是比较精彩的，要求创作的作品完全真实而不虚构更无必要。问题在该剧编导打着“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雍正。而该剧也确实是按照极鲜明的价值取向来编排的，并非消闲性的“戏说”可比。然而该剧不仅远离历史的真实，而且这一远离所体现的取向更属落伍，它渲染的与其说是“改革”皇帝不如说是“文革”皇帝。无论就其“高大全”的创作手法还是就其影射史学的“法家帝王”模式而言，它都与“改革”无缘而与改革前的“文革”遗风相承。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标志着近年来帝王剧景观的一个新发展，而如果说遁世的“戏说”本无害，欺世的“胡说”就更无益了。予以辩正，诚属必要。
“胡说”之一:无私的“道德皇帝”
历史上的雍正政绩虽无剧中夸张的那样显赫，但应当说还是一个有为之君。传统史观因其残暴而抹杀其政绩的确不公，近年来史学界在这一点上是几成共视的。然而在专制的“家天下”，有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为奇。即如唐太宗的杀兄诛弟、霸占弟媳、逼父夺位，武则天的连杀亲子乃至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明成祖的叔夺侄位、株连“十恶”，隋文帝的谋杀小外孙而篡其国，等等，本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之恶、专制极权具有“道德淘汰机制”，历史上九重之内的宫廷阴谋、厚黑者胜，都是不胜枚举的。今天的历史观没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国能力与其“得国之正”混为一谈。过去人们以雍正“得国不正”而漠视其治国之绩，如今的电视剧为张扬其治国之绩而把他的“得国”说的高尚无比，其实都是基于同一种陈腐观念。
当然更重要的不在于观念而在于事实。与历史上的其他“得国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点在于他的“得国”不仅在后世常受谴责，而且在他在位时就顶着他的严刑峻法而“流言”四起。为了平息指责，雍正挖空心思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以自辩，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剧就是以这本奇书中的雍正自道为基础而进一步拔高的。根据这种说法，雍正本无心于大宝，只是目睹时艰，“为社稷百姓着想”，又受了父皇嘱其改革除弊之重托，才勉承大任，接受了康熙的传位，做了这“有国无家”、尝尽“人间万苦”的社会公仆。而他的政敌则个个阴险恶毒，以私害国害民，大搞鬼魅之伎，与他不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线斗争，而且有善与恶、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的人品较量。他们不顾雍正的宽宏大量，怙恶不悛，死不悔改，不仅在雍正继位前妄图篡国，而且在整个雍正年间都猖狂作乱，从煽动社会风潮、策划宫廷阴谋直到发动军事政变，为迫坏“新政”、谋害雍正而无所不用其极。而雍正在忍无可忍时才发动正义的反击，但依然宽宏待敌，仁至义尽。通过雍正自己粗茶淡饭，却给大逆犯曾静享用丰盛御膳，自己大义灭亲杀爱子，却对主要政敌“阿其那（狗）”不忍加诛等“感人场面”，电视剧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爱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荡皇恩！
这样的胡说也未免太离谱了。封建古代的宫廷阴谋往往成为千古之迷，说法众多难以统一并不奇怪，可是在雍正问题上无论怎样众说纷纭，严肃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会相信《大义觉迷录》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评价雍正政绩的人在内。因为该书的拙劣编造早在当时就已是欲盖弥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为禁书。正如我国一流清史学家集体编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简史》所说:“由于胤禛与隆科多合谋取得皇位，事出仓促，密谋不周，以致漏洞太多。雍正即位后，花了很大气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意觉迷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对这样一种连雍正的儿子和制定继承人都羞于示人的编造，我们的编导却不仅全盘接受，还锦上添花，真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冯尔康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倡导给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誉雍正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但冯先生对雍正伪造历史的劣行也深有体会。中国素有标榜直笔的“史官文化”，虽然实际上历代帝王都干预修史，造成“实录”不实，但象雍正那样不仅伪造历史，而且图改档案，伪造史料，则还是罕见的。在对照了雍正“加工”过的《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档案与故宫中幸存的原件后冯先生也感叹曰:雍正“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宫中档案要改，何况《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种爱好当然不是闲得无聊，实在是他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国”而言，虽然九重之内的许多细节已成千古之迷，民间种种流言也未必可信，但今天已能确证的事实是:
第一， 康熙暴卒于畅春园时，胤禛与负责警卫的隆科多控制着局势，真情如何只有他们二人清楚，而《大义觉迷录》所讲的“八人受谕”之说纯属编造。他为何要编呢？
第二， 所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仍存故宫内第一历史档案馆，它之为雍正伪造是铁证如山的，正如大力为雍正“辩诬”的冯尔康先生也指出:“毫无疑问，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当然，冯先生并不认同雍正“篡位”说，但他没有解释:不篡位为什么要矫诏。
第三， 康熙末年诸皇子在朝臣中声望最高的皇八子胤禩，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十四皇子胤禵，而胤禛并无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继位大出人们意料。这一背景是明摆着的。
第四， 雍正即位后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赵昌诛杀，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称此举“使举国震惊”。接着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发的朱批谕旨全部上缴，严禁“抄写、存留、隐匿”。这显然有杀人灭口与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 隆科多与年羹尧是雍正继位的关键人物。隆掌宫禁，传“遗诏”，而年则为雍正派往西北监控争位主要对手胤禵的亲信。即位后雍正一时不顾君臣之礼地大捧他们，称自己不识隆才，“真正大错了”，说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对年更称为“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还检讨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闻。然而大位一稳，雍正很快翻脸杀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杀隆科多时还特别宣称先帝临终是“隆科多并未在御前”。当时被视为“遗诏”传人的人如今竟被认为根本不在场！如非杀人灭口而是仅仅因为其他罪过，这从何说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的亡灵，弃康熙常住的畅春园、避暑山庄而不住，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创建西陵作为自己的归宿，等等，都是后人断定雍正“得国不正”的根据，这一切决不是“雍正的政敌造谣”所能解释的。
显然，雍正谋位成功只是“厚黑学”成就，何尝有丝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他“结党谋位”至少在康熙52年，即康熙死前9年已开始，“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罹罪的程度”。当然，专制时代宫廷斗争毫无道德可言，“谁上台手脚都不干净”，雍正的政敌也未必见得比他好。但无论胤禩还是胤禵，其治国思想都于史无征，他们之间的争夺既谈不上是道德之争，也谈不上是政见、路线之争。
如果说雍正夺位问题尚有疑云的话，剧中其他地方对雍正的美化就更是“胡说”了。曾静一案雍正的处理即使从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残忍地将只有思想异端的吕严沈三族株连惨杀，却留下“现行犯”曾静为他宣讲《大义觉迷录》，电视剧居然把这描写成仁慈之举！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适如常”，他的猝死虽然史无确证，但包括推荐雍正之治的杨启樵、冯尔康等在内的海外清史界多认为是妄求长生迷信丹药中毒而亡。电视剧却描绘雍正长期抱病操劳，为治国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敌胤禩、胤禟被他囚禁后不久几乎同时死去，死前被贬称猪、狗，受尽虐待，一般都认为是被雍正授意虐杀。而电视剧不仅将二人被镇压的时间又雍正初移到雍正末年，以显示二人一直搞破坏，而雍正一直忍让，还描写雍正宁诛己子也要谨守父训，决不肯杀弟弟！如此等等。为塑造这个高大全道德偶像，真是不遗余力了。
“胡说”之二:“天下读书人”挑衅“改革皇帝”
如果仅仅出于道德宣传而抬高雍正倒也罢了。这部长剧的特点恰恰是“胡说”而不是“戏说”，它对“历史”的创作并非游戏之笔，而是按鲜明的观念来剪裁、组装的。这一观念就是:“天下读书人”清流误国，结党乱政，而“改革皇帝”依靠家奴治国，为民作主，两条路线斗争贯穿“新政”始终。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该剧精心编造，把历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据乾隆说也“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的“八王” 胤禩说成雍正一朝反对派势力的总首脑，让他活动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虚构的阴谋兵变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这个臆造出来的总司令麾下聚集了编者想象得出来的一切恶势力:从贪官污吏、关外满州八旗守旧贵族直到举着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读书人”。
也真亏他想得出来！极端反汉化的关外八旗守旧贵族与代表汉文化正统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团结起来与皇上作对！
尤其对于“天下读书人”，编导表现了集中的仇视，片中屡屡出现当代某“学者”关于“清流”乃万恶之渊的现代话语，突出表现雍正杀言官、诛谏臣、惩治“科甲朋党”、为得罪“天下读书人”而不惜“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种种豪举。应当说历史上的雍正的确有此倾向，他对科举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宁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妄谈国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尤为厌恶。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雍正当然不希望臣仆们腐败自私，也要奖廉惩贪。但他最不能容忍那种“海瑞罢官”式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沽名钓誉”的“巧宦”比那种惟命是从的贪官更坏，他因此惩处了一大批“操守虽清”而奴性不够的儒臣，如李绂、杨名时等。虽然喜欢奴才而讨厌“海瑞”是历代皇帝的通病，但传统儒家意识形态还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义的。而雍正不但在行为上不能容忍独立人格，在理论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观，公开批判“洁己沽誉”的清流传统，因此他的确有典型性。
在今天看来，传统人士的确有诸多劣根性，在意识形态上道德虚伪的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体制上科举入仕之途造成知识人与官吏身份合一，作为依附于皇权的权贵层他们不仅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甚至也缺乏西方传统中那种抗衡皇权的贵族精神。而在某种情况下，儒生的迂腐确实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生任用奴才，对雷厉风行地贯彻其治国主张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当时背景下确也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说雍正的“反儒”与现代意识对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对的不是“天下读书人”对皇权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它要消灭的是“读书人”的个性，要发扬的则是刀笔吏的奴性。
雍正这样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电视剧作者对此的赞赏。岂止赞赏，电视剧实际上是青胜于蓝地强化了这种“雍正思想”，它不仅把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而且连传统文化中也作为正面价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言直谏的精神也加以百般嘲弄与攻击，而把目不识丁的皇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这样的价值观真叫人目瞪口呆！如今人们常对“宫廷戏”、“辫子戏”充斥荧屏啧有烦言，对清官、忠臣形象满天飞而公民、人权意识萎靡不振多有批评。但老实说，象《雍正王朝》这样连东林、海瑞式的书生意气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扬家奴意识的作品还真少见，这样咒骂清流而崇尚趋炎附势的作品比50年代的《海瑞罢官》都差远了。
《雍正王朝》为弘扬“雍正思想”而在编造“历史”上走得多远，以下可见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范总督”是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鄂尔泰通常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绩与影响包括雍正的评价更胜田、李一筹。但电视剧却突出田、李而隐去鄂氏，为什么？因为鄂是科举入仕，而田只是监生，李更非“读书人”。但李虽读书少，却是个大财主，他是康熙末年“ 入赀（捐钱买官）为员外郎”而进入官场的。而电视剧为了突出“清流误国、奴才救国”的主题，把这个李员外“变”成了“要饭的叫化子”出身、被胤禛收为家奴后才苦尽甜来！显然编导这一创作是要表达“读书人犯上作乱，工农干部才忠于领袖”的观念。
田文镜、李卫的确是忠心事君，政绩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极一面。尤其是田文镜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是个“放卫星”的高手，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钱粮超额受表扬，但雍正八年大水灾，田匿灾不报，还谎称“民间家给人足”并严催钱粮，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邻省。邻省告发，雍正查明属实，却为田开脱说:田“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之所欺耳”。类似的情形发生多次。田后来留下骂名，固然有他为皇上办事敢于得罪地头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麻他同样是不可否认的。总之，雍正厌“清流”而用奴才是实，但程度没有那么甚，效果更没有那么好。而电视剧在这两点上是夸张得太离谱了。
雍正年间有过严惩李绂、谢济世、陆生楠“科甲朋党”一案。这其实是个大冤案。李、谢分别于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参劾田文镜，据说是因“天下读书人”受压制而不满。陆生楠并未参与劾田，只因是谢的同乡而受株连，三年后又有人告发他有“抗愤不平之语”遂罹文字狱之难。这三人的确都有“读书人”的牢骚，但只是各自行事，何来“结党”之说？更何况李、谢之劾田文镜也不是没有田的过错。因此后人多称三人之冤，就连今日最推崇雍正的史学家如冯尔康等也认为此案“未免冤抑”。然而到了电视剧里，却变成了三人带领大批“读书人”出身的官员，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发难于朝堂。李谢相隔数月的各自上疏也变成了三人领衔的大批人一再集体上疏请愿闹事。于是伟大领袖一举粉碎这个知识分子反党集团也就义正词严，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的证明了。
循着“天子圣明，为民作主，奴才忠诚，书生可恶”的“雍正思想”，电视剧几乎把从清初以来的一切坏事乃至作者认为坏而其实未必坏的事都算到了“读书人自私”的帐上。吕留良的反清复明思想本在雍正以前，且与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抗清斗争一脉相承，而电视剧却把他说成一些因“科举不顺”而心怀怨望的自私“读书人”的反社会行为。曾静的反清直接受吕留良影响，也是民族矛盾的体现，而在电视剧里却成了“读书人”反对“新政”的小丑行径，其原因是“新政”使“我们读书人都没有了好处”！
科举制度造成了“儒的吏化”，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皇权操纵下形成的“缙绅”，具有知识分子与专制官僚、“读书人”与皇家奴才的双重身分，也因此享有了皇权赋予的种种特权。在“官民一体当差”与摊丁入亩这类改革中，某些缙绅出于私利而百般阻挠，但他们正是以专制官僚于皇家奴才的身份、而不是以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身份这样做的。电视剧对专制皇权大加歌颂，却把一切罪恶归咎于“天下读书人”的清流、清议与知识分子的敢讲真话（当然是相对而言），这不是颠倒黑白么？
总之，《雍正王朝》在弘扬“雍正思想”方面甚至超过了雍正本人，为此还可以剪裁历史、编造神话，看了这种片子真使人怀疑现在是不是“雍正十四年”？
“胡说”之三:“改革皇帝”还是“文革皇帝”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国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个承前启后的人。就个性而言，他的勤政与果敢也是比较突出的。但电视剧为弘扬“雍正思想”而把他神话为千古一帝，甚至丑化康熙时代来突出雍正之治，则很成问题。实际上雍正的许多治绩，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续力，其成也就不那么辉煌。
雍正打击缙绅势力，推行“一体当差”，这实际上是清初顺康之际借“奏销案”压抑缙绅并从制度上缩小其特权之举的继续。至于“摊丁入亩”，作为“并税式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只是许多实行中的一次，作为人丁税向土地税的转变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就政策本身而言，体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摊丁入亩称为“清代一条鞭法”者。而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只是继康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试行而逐渐推广，其普行于全国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负担问题也未完全解决，象陕西关中的一些县仍然是“地丁属地，差徭属人”。更不用说“并税式改革”本身就有一个“鞭（编）外有编”、简而复繁的循环律，雍正的实践并未打破这一循环。
电视剧在雍正“平定西北”问题上大加渲染。而实际上雍正时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边政大失败的时期，冯尔康的《雍正传》曾以《调度乖方，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为标题专节详述，明确指出西北大败“应当归咎于雍正调度乖方”。事实上，清朝对西北用兵起于康熙，毕于乾隆，雍正一朝虽有青海之捷，总的看来是败多于胜，无足称道的。
雍正设军机处强化皇权，也是电视剧阐释雍正思想的浓重之笔。但姑且不论这种强化在今天看来是否值得歌颂，就算值得，我国历史上，专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边亲信秘书班子来架空“外朝”的动作，在历史上也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直到当代，不也发生过用“中央文革”架空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的事吗？——雍正的这一次有算得上什么大手笔？关键在于独夫们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亲信秘书，但秘书地位一高也就转化为新的“外朝”，下一位独夫只好又物色一个新的秘书机构来架空了。
本剧对雍正的颂扬到剧末出现一个“数字化”高潮:据说康熙末年留下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而经雍正同志大治之后，推行留下的国库存银已达5000万两矣！这数字其实是个巧妙的游戏:康熙末年国库鳟银是800万两而非700万两，但这是康熙年间的低潮而非最高数字。而雍正末年国库存银，一说三千余万，一说只有2400万两，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达到过5000万两的最高额。编导妙笔生花，把康熙年间的最低数字（还有误）与雍正年间的最高数字变成了“康熙末”与“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四倍之增扩大了七倍多！
当然，即使从800万增至2400万，也堪称伟大成就。问题在于“国库”之富不等于国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国家之福。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代中国，国富民穷的状况十分常见，国穷民富的情形也间或有之。两宋朝廷长期困于财政拮据，号称“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而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发现宫中藏银达7000万两之巨，比雍正时的国库要多多了。西汉末新莽朝廷灭亡时，仅集中于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之多，其数据说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而明王朝与新莽王朝都是在饿殍盈野的社会危机中爆发民变而灭亡的。按编导的逻辑，崇祯皇帝与王莽这两个亡国之君不是比雍正更伟大么？雍正时民间与康熙时相比总体如何，史无明证，但从前引雍正最欣赏的总督田文镜在河南放卫星的后果看，是很难乐观的。
电视剧极力把雍正宣传为一个“改革皇帝”，其以史喻今之意十分坦白。雍正的确敢有为，但“有为”就是“改革”么？某种变化是否能称为“改革”取决于一定的价值立场。从一个立场看来是“改革”的事情在另一个立场看来就可能是“反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时期也常讲“改革”，甚至提倡“与传统”“彻底决裂”，而他们最仇恨的“传统”便是民权、民主、民营经济。强化极权、专制与统制经济便是他们讲的“改革”。于是在“批儒评法”闹剧中一大堆“改革帝王”照耀过市，秦皇、殷纣皆成明星，雍正那时也曾被列为“法家”而与有荣焉。而作为今日改革的先声，那时中国的健康力量却发出了“秦始皇的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呼声。当时“四人帮”还把汉代《盐铁论》中力主盐铁官营、专制国家垄断经济的桑弘羊捧为“法家”、“大改革家”。而当时就有人在海外针对性地写了《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一书，认为主张民营经济的贤良文学家们才是“盐铁论战”中的改革派。
贤良文学们算不算改革派姑置不论，至少桑弘羊作为一个符号是与那时的“文革”价值观相表里，而与今日的改革相对立的。的确，既然不是在“戏说”历史，也不是在搞价值中立的纯粹考据，而是要借古喻今，那么我们只能说:所谓改革就是要弘扬民权，而不是弘扬皇权。是取向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而不是取向于“重农”抑商、专制极权。是要建立法治社会，而不是保证“以一人治天下”。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是文字狱。——而历史上的“真雍正”与今天的《雍正王朝》，究竟是取向于上述两个方向中的哪一个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雍正王朝》实际上比“真雍正”还“雍正”，这又是为什么呢？
即使排除借古喻今，纯就历史上的真雍正而论，我们也要看到胤禛的时代毕竟已不同于秦始皇、桑弘羊之时。从全球论，雍正的时代英、荷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美、法的革命也已在酝酿中。从中国论，明清之际中国已出现所谓“启蒙思想”，即真正的改革思想，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提出以“众治”代“独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 相形之下，胤禛那种连传统儒家规范推行都嫌专制的不够、而赤裸裸要求“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言行居然也被称为“改革”，这岂不是对改革概念的大亵渎？
看着《雍正王朝》，我有一种回到“文革”时代的感觉。此剧“影射失学”式的“胡说”方式，“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法，以及指导其编造“历史”的“法家史观”和夸张“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叙述模式，都与“文革”时如出一辙。“文革”时夸奖秦始皇坑儒，《雍正王朝》则表彰胤禛镇压“科甲朋党”。“文革”时夸奖秦始皇焚书，而雍正正是文字狱的行家。“法家”最恨儒生议政而主张“以吏为师”，《雍正王朝》也攻击清流坏事而主张家奴治国、酷吏治国。“法家”崇尚法、术、势，而雍正恰是清帝中最精于阴谋与权术之道的。“法家”与雍正都最讨厌儒家宽仁之说以为妨碍专制，而“文革”中对“法家”的惟一批评则是嫌其还是过分宽容，“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多个儒，镇压反革命不彻底。”《雍正王朝》同样是比“真雍正”更雍正，多次通过剧中人之口埋怨皇上对曾静、胤禩等政敌太宽仁了！
“文革”中曾经大捧“法家”的“上农除末”、唯重“耕战”、“盐铁官营”、“利出一孔”的经济统制政策，以配合现实中的关闭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雍正在清帝中也正是最强调重农抑商的。他曾宣称农民最贵，不仅工商下贱，连“不肖士人”（这也反映了他对“读书人”的轻视）也不如农，因此创为“老农总吏”之制，选拔模范“老农”授予八品顶戴，结果在专制制度下只选出了一批作恶乡里的村霸。在农业政策上雍正只重粮食，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结果导致一些地方官府强行毁掉已种的经济作物令农民改种粮食，致使因失农时而绝收。雍正使政府干预强行进入传统时代一般不进入的农户经营中，导致了破坏性的结果。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雍正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他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这样摧残工商、禁锢市场、统制农业的强硬政策，在有清一代也属保守，而且效果也极坏。
与其他“新政”不同，电视剧对雍正的这些作为避而不谈——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毕竟已搞了20多年了！——但这些行为不也很合乎“法家史观”中的“文革皇帝”模式么？
总之，若说电视剧宣传的是“改革皇帝”，那么“四人帮”大概就成了最典型的“改革派”——而我们这20年做的又算什么？
显然，《雍正王朝》宣扬的与其说是“改革皇帝”，勿宁说是“文革皇帝”。而究其实，则是宣扬封建主义，而且是比封建传统中的儒家更为极端的专制极权主义。20多年前，这种祸害曾伴随着所谓的“法家帝王”的幽灵给我们带来浩劫。改革20年了，我们却又一次看到“法家史观”指导下拍出的“胡说雍正”。而且是盗“改革”之名，打着“第三代”的旗号俨然以“主旋律”自居，这真让人感到愕然！
无疑，《雍正王朝》的收视是相当火爆的。考其原因，除了声势、频道、时段上的优势外，我以为有两条:
首先是人们已经厌烦了泛滥已久的“戏说”式宫廷剧，因而对于风格迥异的“胡说雍正”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部片子也的确拍的很精心，可看性强，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当然就这一点而论，许多观众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新式的“另类戏说”片，以消遣之心观看的，他们未必体会到“胡说”者表达的“微言大义”。正如近年来“样板戏”、“红太阳”的一度走红未必意味着人们认同“文革”一样。
其次，经历20多年后我们的改革已进入微妙阶段，利益调整剧烈，公正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增加，不确定因素增多，人们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种文化积淀的作用，人们隐约产生了对某种“改革皇帝”的期待，期待他能以铁腕扫清积弊，带领人们走出八卦阵，赐予社会以公平与安宁。而电视剧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但就这一点而论，“胡说雍正现象“便令人担忧:人们难道真能指望一个雍正式的人物来拯救自己与社会吗？
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社会不会有真正的进步。民主，带来的可能是政客一味顺应民情。但权贵固然常常是错的，群情也未必一定是对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于不仅要不畏权贵，而且要不畏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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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后裔确认
有关雍正(胤?)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最大谜案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康熙钦定雍正，雍正是合法继承了皇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是篡位，在康熙病逝前后，雍正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篡夺了皇位。近日，上海学者金恒源(爱新觉罗?恒源)在专业期刊《史林》上撰文指出，根据对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发现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受面谕”是雍正后来的伪作；现存“遗诏”也是大臣隆科多受雍正之命所伪造。
此前的合法继位派学者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7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皇子和大臣隆科多，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的遗命，这些史事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那么，康熙临终前是否接见了8位大臣，并真的颁布了一份遗诏吗？
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前几年，台湾学界宣布又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据李学智的判断，目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全部是康熙去世三日后，由胤?伪造的。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遗诏的事实。
“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学者认为，康熙去世前曾对八位大臣面谕，皇位由皇四子继承。那么这里的“八人同受面谕”是确有其事，还是雍正事后编造的？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晚9点左右“宾天”的，而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1至3点间“急召”胤?。而胤?到达畅春园之前的上午7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在当了皇帝7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金恒源认为，如果确实存在康熙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7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
胤?、隆科多阴谋勾结的证据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就在十日胤?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胤?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人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在康熙已经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隆科多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这里面若无隆科多的支持，绝无成功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祖实录》中，对胤?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一字之改，充分暴露出胤?、隆科多等人的阴谋伎俩。
胤?、隆科多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用最快速度造成胤?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
金恒源指出，清史专家王钟翰早有雍正伪造《康熙遗诏》的说法。所谓《康熙遗诏》，完全是雍正命隆科多“撰书”(起草)的作品。据李学智介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75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
可见，康熙去世时，胤?、隆科多并没有能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康熙留下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遗言”。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下独自起草了《遗诏》，十六日宫内宣读的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疑云重重的康熙大殓
金恒源指出，胤?、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晚7至9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刻(即晚上七至九时)。当时京城气候已经寒冷，尸体装殓存放不存在问题。太平盛世的皇帝大行之礼非同小可，新主必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为何如此急不可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就范。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九、十等众阿哥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有关的重要活动。
(本文相关资料来自于金恒源先生的《雍正帝篡位说新证》一文，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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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名爱新觉罗&胤祯（公元日－日），康熙皇帝第四子，康熙病死后继位，为清代入关第3帝。在位13年，传说为侠女吕四娘报家仇所暗杀，终年58岁；一说为正常死亡，葬于河北泰陵（今河北省易县西）。
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
雍正的主要功绩有
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谈起雍正，就会想到他的继位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
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允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雍正后来所讲康熙弥留前遗命传位雍正的情形，仔细推敲，矛盾甚多。如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允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
由于雍正夺位篡立，激起了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除皇十三子允祥以外，雍正的其他兄弟大多反对雍正继位。胤禵是争夺皇位的对手，被从前线调回，永远禁锢。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是雍正的死对头，雍正痛恨入骨，将二人迫害致死。皇十子胤（礻+我)和皇三子胤祉、胤祉的儿子弘晟均被永远囚禁，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贬秩，连雍正的亲生儿子弘时也不满其父的作为，竟站在八叔胤禩一边，被雍正处罚致死。据朝鲜的记载，雍正上台，被杀的宗室、官员达数百人。连康熙身边一位照料皇帝起居的内务府官员赵昌，在康熙死后也立即被杀，引起举朝震惊，这大概是赵昌太了解康熙去世和传位的真相，因而得祸。康熙生前长住畅春园，死后葬在东陵，而雍正长住圆明园，别建西陵，似乎要远远躲开父亲。须知雍正的迷信思想很浓厚，如果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就会有这类悖于常理的举止。雍正后来似乎也愧恧不安，乾隆说:胤禩、胤禵&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将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这是不是雍正受到了良心谴责的内心表露呢?
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这样说并不是要抹煞他的历史功绩，应该说封建统治者骨肉相残是经常发生的。封建社会中，即使一个英明的君主也往往要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夺取和巩固统治，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努尔哈赤都有屠兄弟、杀儿子、逼父亲的行为，雍正并不是个例外。他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勤于政务，洞察世情，以雷厉风行的姿态进行整顿改革。雍正统治十三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承上启下，为以后乾隆时期的繁荣盛世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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