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多名士名士都是一群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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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都是一群什么人?
来源:鲁迅&&发布日期: 22:47:53&&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魏晋第一药人,首先服用五石散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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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不羁,不拘小节,放浪形骸.淡泊不追求名利,具有隐士风范,注重精神上的感受.大体这样的人.魏晋名士风度及其社会成因_百度知道
魏晋名士风度及其社会成因
唐代杜牧《润州二首》诗云:“大抵南朝都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
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大体相同的心态,这种心态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多角度的交织及其影响所造成的,是那个时代多棱镜在知识分子思想感情上的折射。当然,心态不是意识,意识却能反映心态。心态往往是左右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择向,从而影响他们在思想、感情和人格等方面深层次的内涵。而心态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范,即风靡一代甚至几代的文化思潮的特征,即所谓风度。关于魏晋风度,早已成为魏晋特定文化的术语,然而,史家对六朝士风之研究,往往只及正始、竹林、中朝,涉于东晋者,也仅是将其视为士风之终结时期,至于南朝,则很少有人问津。为此,本文将就南朝名士风度与魏晋名士风度加以比较,以就教于同好。
一、任情执性的魏晋名士风度
《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踮,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股士风从一开始出现就表现为对儒家正统严整规范的背离倾向,他们借用了老庄的自由放任的思想,在对现实失望和抛弃社会责任感后,以狂放的行为来表现他们对现实环境的否定和自我解脱。因而他们的个性对礼教的冲击开始时带有较重的政治色彩。他们为受到自己在政治上藐视的对象的限制而痛苦,但人们又不能无限地承受痛苦,为了不超出痛苦的极限,他们便以饮酒来麻醉自己。“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裈衣”的刘伶就是傲岸绝俗之人,《世说新语·文学》记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与刘伶同为竹林名士的阮籍,他的酒瘾——痛苦与个性也并不亚于刘伶,乃至为酒求官,他如此嗜酒,也同样说明内心的痛苦之深和个性色彩的强烈。正如王忱所说:“阮籍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为保全生命,阮籍为人交“至慎”,然而这种“至慎”,需要多少酒精的麻醉,是以多少痛苦为代价而作出的忍耐,这对他们的个性,又是何等严酷的戕害!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原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来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魏晋人曾以“标新立异”来形容支道林对《庄子·逍遥游》的解释。(《世说新语》)其实这个成语正是魏晋文人思想和行为的高度概括。《世说新语·伤逝》记:“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叫,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这里无论王粲本人的怪癖,还是众人的这种独特的悼念方式,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怪异色彩。又见《世说新语·任诞》云:“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闲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这些近乎变态和可笑的怪癖,其实正可透视出当时环境的令人窒息和魏晋士人对个性的执着。
任情率真也是魏晋士人个性表现值得骄傲的方面。在崇尚自然的魏晋人看来,每个人应该按照他生来具有的品性去生活,不管是平和还是急躁,是慷慨还是鄙啬,只要是他自己个性的自然流露,不是虚伪的面具,便应肯定。《世说新语·方正》记:“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王述并不想为别人的舌头活着,他就是要以率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王述的率真举动并非空谷绝音,在荀粲对妻子的笃情,王戎在丧子后的哀痛中,已分明可以感觉到与王述率真个性的相通之处,正如王戎所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世说新语·伤逝》)就连一些本身并不足取的极端行为,也可见出自然本性。“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王戎家有一棵李树,果实甚美,卖李子时,恐怕别人得果种再种,于是“恒钻其核。”这也罢了,爱财成癖,却又率真如此 。“王戎女适裴颜,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均见《世说新语·俭啬》)虽然吝啬并不值得夸耀,但却是王戎真性的自然流露,也不失为名士的个性,就是不同流俗, 尽其所哀,尽其所乐。宗白华在其《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此话畅快。
二、风流闲雅的南朝名士风度
东晋、南朝名士的特征已没有了前代名士的激烈急切和悲愤精神。魏晋名士有时甚至是自戕生命,如《晋书·卷49·阮籍传》有记:“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决。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脊骨立,殆至灭性。”唯其如此种行为方式才益显示内心世界的怫郁和愤懑。
东晋南朝名士风度之特征在深度层面上,不如正始,竹林的精神深刻,亦不及正始,竹林之玄远,缺少了那种殉道精神和临刑东市、索琴弹奏的富于悲慨意味的色调。东晋以后由于偏安江左形势所带来的士人心态确有差别,表现为与竹林名士不同的情调和理想,但在人格修养及学术意识上与正始、竹林有继承性。诸如清静、宽和、高谈能言、追寻怡然之精神境界。《陈书·卷23·王瑒传》:“王瑒性宽和及居迭职,务在清静。”《南史·卷32·张邵传》“(张)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高谈鲜能抗拒。”
王俭为萧齐宰相时,说:“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确实,东晋南朝士人的标志是风流。其具体表现特征即“风流、闲雅”四字。《建康实录》载,谢安“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流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安徐曰:‘如此将何归耶?’ 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谢安与众人的区别,正在于是否对环境保持审美距离。谢安忘掉了被狂风巨浪吞没的危险,把自己宁静的目光,投向大自然那壮观的气势,从中得到一种强烈的审美快感,所以他能在危险的环境中镇定自若,神采飞扬,沉于审美的愉悦之中。临危不惧、临变不惊、临乱不慌,是一种风度,其外在的闲雅是反映出内心的博大、沉淀。这种名士风度常常是面临着意外的惊人事变来显示从容镇定的。《南史·卷23·张邵传》附《张融传》载,张融“及行,路经嶂险,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风,终于惧色,方咏曰:‘干鱼自于还其本乡,肉脯复何为者哉。’又作《海赋》,文辞诡激,独与众异。”《南史·卷23》载“(王惠)尝临曲水,风雨暴至,坐者皆驰散。惠徐起,不异常日,不以沾襦而改。”他们的风调用张融的自画描述,就是:“(张)融,天地之逸民也。进不辩贵,退不知贼,不然造化,忽若草木。”(《南史·卷23·张邵传》附《张融传》)这是一种精神性超越和升腾。
南朝名士有自已独特的生活行为方式。例如《南史·宋书·卷93·王弘之传》记:“上虞江有一外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往来经过的人不识弘之,有人便问:“你这位渔师钓到的鱼还卖不卖?”弘之答:“亦自不得,得亦不卖。”但是他傍晚时常提着钩的鱼到上虞郭,经过亲友家,每每总是放一两条鱼在门内方才离去。可见南朝名士们的生活行为方式没有多少因世事激愤所导致的怫郁,而是散淡中与世无争,与世无缘。身在世内,却作世外之游,即逍遥游,刘宋时谢惠近乎对联的话“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最能代表南朝人风调了。
南朝名士风度之格调不同凡俗,有其特点的情味,显得层次高雅超脱。《南史·孔珪传》载:“(孔珪)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诞之内,草菜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效蕃?”南朝名士已趋于情调型,脱俗型,使其在美学人格上更富于意味。
酒是魏晋风度的构成内容,也遗传给了南朝,不过南朝饮酒方式已有变化,趋于雅致化、情调化,不再象竹林阮咸大瓮饮酒、群猪争饮那样的放浪,而是独酌,顾影自怜般地细缀慢饮,极大地改变了竹林名士的饮洒方式,实质上是文化、审美情调的改变,例如袁粲“好饮酒吟讽,独酌庭中,以此自适。”(《建康实录》)颜延之“布衣疏食,独酌郊野。”这便使中国士大夫雅文化情调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从而从一个特定的视角体现了南朝士风。这是一种不遵矩度、规范约束的生活、处事行为方式,十分独特和富于个性色彩,而且不以世人之评判为转移,所左右,显得十分执著,内含着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自信心理。《南史·卷42·萧子显传》描述道:“子显风神洒落,雍容闲雅,简通宾客,不畏鬼神,性爱山水,为《伐社文》以见其志。饮酒数斗,颇具才气。”这可以说是南朝名士形象及其素养的典型刻画。
在南朝士风笼罩下形成的精神氛围,使得广大士子甚或皇家宗室亦受其风染,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情调与志尚。《南史·卷41·齐宗室》载,萧钧“居身清率,言未尝及时事。会稽孔珪家起园,列植桐柳,多构山泉,殆穷真趣,钧往游之。珪曰:‘殿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邪?’答曰:‘身处朱门,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珪大美之。”对此连清抗绝俗,傲视王公的张融也十分赞尚,叹曰:“衡阳王(萧钧)飘飘有凌云气,其风情素韵,弥足可怀,融与之游,不知老之将至。”可见,名士之风已波扩于社会各阶层。
概而论之,自正始以来,士风不是划一化的。正始士风是药,仪容美貌;竹林名士是酒,放荡不羁;中朝名士是清谈,挥尘玄言。而东晋南朝士风则表现为优雅从容静定,这是人格塑造和形象素描中的社会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的变化,“风流闲雅”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准和理想。这一时期不再追寻为社会历史环境、条件所规范的狂放不羁和高蹈玄远,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风流”包含有灵气、睿智、飘逸和洒脱,既是外在的风姿,又是内在的气韵。
如果把历史的发展视为人的发展的历程,那么南朝士风就是人的精神的特性,主体性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是由外扬到内敛,从挥扬蹈厉到潇洒文雅,从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到内心世界的体味,这是一个转折、凝缩进而沉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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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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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12开《世说新语》由广陵书社出版。&基本全新。《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宋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全书原八卷,刘峻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政事、文学、方正、德行、言语、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可能是出自多人之手,刘义庆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都参加了它的编撰。世说新语刘义庆(403~444)字季伯,原是南朝宋彭城(现江苏徐州)人。曾任南兖州刺史,爱好文学。《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人编写的古代笔记小说,被鲁迅称为“一部名士教科书”。《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可能是出自多人之手,刘义庆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都参加了它的编撰。《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先分上,中,下三卷),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于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人物间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世说新语》(又名《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在《世说新语》的三卷三十六门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十三门都是正面的褒扬。如: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德行》)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褒扬了管宁的淡泊名利。又如: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这既是对邴原的褒扬,也是对公孙度善于誉人的褒扬。至于下卷23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褒扬之意比较明显,如容止、自新、贤媛。有的看似有贬意,如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溺惑,但也不尽是贬责。有的是贬责,如“谗险”中的四条,以及“汰侈”中的一些条目。也有许多条目只是写某种真情的流露,并无所谓褒贬。既是真情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风流的表现,所以编撰者津津有味地加以叙述。例如: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这种任诞表现了对竹的妙赏,以及对竹的一往情深,或者在对竹的爱好中寄托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又如: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这简傲就正是阮籍的可爱之处。总之,编撰者大量采集了编入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态度是客观宽容的。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嵇康面对死亡表现出了难得的镇定,这种名士的“雅量”显示了他非凡的气度。《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辅助材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彭城(现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爱好文学,《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敏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他尊崇儒学,晚年好佛,“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他所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过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是刘义庆本人。《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当然,因为刘义庆当时人在扬州,听说了不少当地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当时扬州的故事。如成语“咄咄怪事”,就是源自于曾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的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后,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每天只是用手指在空中写写画画。扬州的吏民顺着他的笔划暗中观察,看出他仅仅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借这种方法来表示心中的不平。可惜的是,《世说》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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