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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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导言
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凄惨的故事。倘若在这些恐怖的故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暴行的话，那么，没有几次劫难能在程度和范围上与二战期间的南京暴行相比。
在美国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日开始的，这一天日本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袭击了珍珠港。欧洲人把二战开始的日子定在日，这一天希特勒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闪电般地袭击了波兰。在非洲人看来，二战开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译注)。对于亚洲入来说，战争的开始则必须要追溯到日本对东亚军事控制的第一步--1931年侵占满洲。
正像希特勒德国在5年后所做的一样，日本用高度发达的军事力量和种族优越感，着手建立其统治邻邦的权力。日本人很快攻占满洲并建立“满洲国”政府，该政府表面是在他们使用的&傀儡&--一个早被废黜的皇帝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是在日本军方的控制之中。4年后，也就是1935年，察哈尔和河北部分被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30年代是十分艰难的。
的确，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才最后从中国的土地上撤走。
毫无疑问，日本军队统治的14年有无数难以描绘的残暴事件。在许多曾遭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城市和村庄中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清楚。有枣味的是，我们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是因为一些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外国仑车当时把消息告诉了外界，一些中国人也侥幸生存下来，成翟目击证人。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做为例证，揭露日本狂妄的军事冒险主义表面下的纯粹邪恶，那就是他们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一故事。
除了在日本人之间，南京暴行的大致情况已是无须置辩的。1937年11月，日本侵占上海后，马上对新建不久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日，霹京沦陷，日本士兵在这里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鲜见的囊暴屠杀。数万名年轻人被包围着驱赶到城外，然后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有的则被当作刺刀练习的活靶子，或是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连几个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到处弥漫着腐烂的人肉臭味。多年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譬叩专家们估计，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约有超甚260，000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手中，还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超过350，000。
本书仅对日本人在南京的残暴行径予以最朴素曲概述，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量化的记录来评价这桩人类历史上的暴行，而是旨在弄清事实，吸取教训而使警钟长鸣。然而，程度上的差别常能反映类别的不同，为了帮助读者了解60年前在一个被称作南京的城市里发生的大屠杀的程度，我必须耍举出一些统计数字。
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长。他们的血登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难者的数字看，南京的暴行超过了历史上许多最残暴的屠杀。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了150，000人；天主教军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1543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将数以万计再洗礼教派教徒在火刑柱上烧死。--编注)；还有帖木儿，他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在1400年和1401年在叙利亚修建了两个头骨塔，但相比之下，日本人则大大超过之。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为更好地想象这个比较值，我们还必须了解基他一些统计数字。南京的死难者总数--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中的平民死亡总数。(英国平民死亡总数为61，000，法国为108，000，比利时101，000，荷兰是242，000。)有人把飞机轰炸当作大规模破坏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历史上最猛烈的空袭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杀。英国人轰炸德累斯顿，引起了一场大火，当时国际上接受的死亡数字为225，000人，但更客观的统计为6万人，另至少有3万人受伤。南京遇难的人数则要多得多。确实，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还是用最高的35万，南京死难人数比美军轰炸东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约80，000-120，000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广岛和长崎两次爆炸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4万和7万)的总和还要多。看到这些，怎不令人震惊?
我们不仅应当记住南京的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还应该记住他们被杀害的残忍手段。中国的男人在日军的刺刀训练和砍头比赛中被当成活靶子。估计有20，000-80，000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一些日本兵在强奸了妇女之后，剖开她们的肚子，切掉她们的乳房，把她们活活地钉在墙上。还当着家人的面，父亲被日本士兵逼迫奸污女儿，儿子被逼奸污母亲。日军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烤人肉等暴行，还尝试种种穷凶极恶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头上穿上铁钩把整个人吊起来，或是将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看着他们被德国牧羊犬撕碎。此情此景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就连南京城中的纳粹觉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称这场屠杀是&野兽机器&的工作。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与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和在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不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美国出版的多数历史文献都没有注意这次大屠杀。在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的一次彻底检查中，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的、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也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的。例如，《美国二战图片史》(1966)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幅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在共计1065页的温斯顿&邱吉尔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9)中，找不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字，在共947页的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作《二战风云录》(1975)中也是如此。在长达1178页的格哈特&温伯格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仅仅被提到两次。只是在998页的罗伯特&莱基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1987)中，我才发现一段关于这次大屠杀的记载：&希特勒的纳粹所做的一切使其胜利蒙羞的事情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将军手下的日本士兵&。
我是在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故事是我的父母讲给我听的。他们曾经历多年的战争和革命年代，后来才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当上了教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他们是在二战时期的中国长大，战后又随着家人逃亡，先是到台湾，最后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理科。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州的尚佩恩一厄巴纳，置身学术界，从事物理和微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他们从未忘记中日战争的恐怖，他们也希望我不会忘记。他们尤其是希望我不会忘记南京的暴行。我父母没有亲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后来又告诉了我。他们说，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因为愤怒，他们在向我述说时声音颤抖起来。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在这场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的战争中所犯下的一次最丧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体的细节和范围，也很难区分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中学时，我寻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想更多地了解这次大屠杀的情况，但一无所获。我觉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么骇人听闻，真的像我父母坚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残酷的屠杀，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写下来?作为一个孩子，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去伊利诺伊大学浩瀚的图书馆系统继续调查，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闯入我的生活几乎是在20年之后了。这时的我已为人妻，作了一名职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听一个搞电影片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片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暴行的纪录片，但由于搞不到资金，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工作。
这位朋友的话重新激起了我的兴趣。不久，我就同两个纪录片制片人谈起了这个题目。一位叫邵子平，是华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的上届主席，协助制作过录像带《马吉的证言》。另一位是汤美如，一位独立的电影制片人，曾与崔明慧合作了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进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圈子里。他们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华人，像我一样，都认为应当在所幸存的受难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直至讨回南京浩劫的赔偿。还有人要把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后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过程中，忘却自己的历史遗产中的这一重要部分。
近年来，在华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区--像旧金山的海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和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着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宣传有关日本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博物馆和学校里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和照片，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事实和图片，还在像《纽约时报》一类的报纸上发表整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公告。一些社会活动团体还利用科技，巧妙地通过一个键钮就能将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超过25万名读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该会由亚洲保护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全球联盟提供赞助。这时，我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已不是什么民间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这次会议是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举行。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着海报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是最可怕的照片：虽然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但我对这些照片毫无思想准备--完全黑白的图片：被砍下的人头，被刺刀剖开的肚肠，赤裸裸的妇女在强暴者的逼迫下摆出淫荡的姿态，她们脸上扭曲的痛苦和耻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难忘。
在一个眩晕的瞬间，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类的经历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们从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任何人都会被卡车或巴士撞倒，生命随之在刹那间消失。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死亡是毫无意义也不公正的对生命的剥夺。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过程。如果你被一辆巴士撞了，也许有人会乘你受伤的时候偷走你的钱包，但更多的人会来帮你，抢救你宝贵的生命矗有人会拨急救电话，有人会奔跑到街上叫当班的警察，还有人会脱下大衣，叠起来垫在你的脑后。这样，即使这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也能从这些很小却很温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关心。挂在库帕提诺墙上的照片却展示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会因他人的狂妄念头而遭到毁灭，而这种死亡在第二天就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那些带来死亡(即使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一幕悲剧)的人竟还羞辱受难者，逼使他们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耻辱中死去。这样对死亡的残忍的不敬，这样人类社会过程的倒退，将只会缩成历史的一个脚注。除非有人迫使这个世界去记住它，否则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害的小错，也许会，又也许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心悸。
在这次大会期间，我得知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已经完成：《天堂之树》和《橙雾帐篷》，另外还有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画册《南京的暴行：一段无法否认的图片史》。但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叙事纪实的著作。在对大屠杀的历史进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我发现，写作这样的一本书所需要的材料其实一直就有，在美国就可以找到。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在日记、胶片和照片中记下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人参考。但为什么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或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原始资料去为南京大屠杀写出一部纪实作品或一篇论文呢?
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是一个奇特的谜。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或广岛原子弹爆炸那么举世皆知，是因为受难者自己在保持着沉默。
但是，一个答案的出现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我又在想，为什么南京暴行的受难者没有发出呼吁正义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们曾发出了呐喊，为什么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得不到承认
呢?我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由于冷战的诸多原因，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1949年以后，新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国赔款一样)。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威胁&，美国急于得到它从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这样，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历的惩罚，而它的战时同盟国却没有逃脱。
另外，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的确，我在南京听说，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接近日本关于南京暴行的档案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另外，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参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着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众，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接受采访。
在写作本书期间，使我困惑和气愤的是，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监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是在战后，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在进行本书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激怒着我。相形之下，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千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中，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正是因为某些日本人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我才强烈地感到写作本书的必要。
除了以上这一因素，本书也是对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的回答。近年来，人们努力地试图迫使日本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种努力被称作&打击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对日本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作所为的谴责看作是对整个日本民族谴责，那么，这不仅会伤害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伤害了日本人民。本书无意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构成。本书探寻的是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恶魔，能撕去那层使人成其为人的社会约束的表皮，同时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强这种约束力。今天的德国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让这个国家忘记60年前发生的事情。由于认识到奴隶制丑恶，并在100多年的种族隔离之后解放了奴隶，美国南部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认自己在半个世纪前所做所为的错误，它的文化将不会进步。实际上，我惊喜地发现，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参加了关于南京暴行的会议。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我们想同你们了解得一样多。&
本书叙述的是两个相互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暴行。一个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讲述的是日本人怎样清洗敌方首都数十万无辜的平民。
另一个是关于掩盖事实，讲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国际社会的缄默姑息之下，企图从公众意识中抹煞整个大屠杀，进而剥夺被害者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本书第一部分&大屠杀的历史&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罗生门》的影响。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在竹林中》改编的电影，讲的是10世纪发生在京都的一起强奸谋杀案。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十分简单：一个强盗拦路抢劫一名过路武士友其妻子；妻子被强奸，武士也死了。但当故事中的人物从各种角度出发叙述事情发生的过程时，故事也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强盗，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个现场目击者对发生的事情的叙述相去甚远。读者就要将所有的叙述集中起来，亲自判断其中的真假虚实，通过这一过程作出主观的也通常是个人臆想的一种较为客观的假想。任何讨论犯罪公正性的课程都应该包括这个故事。它指出了历史的实质。
本书从3个不同的危度讲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从日本人的角度。讲述了一次有计划的侵略--日军奉命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干。第二个是从中国受难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当政府面对外来侵略无力保护市民时，一个城市的命运。这部分收录了一些中国人的故事，有失败、绝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个是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角度，作为外来者，这些人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刻是英雄。在大屠杀期间，很多西方人士冒着死亡危险帮助中国平民，并向外界发出警报，通报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浩劫。在本书关于战后时期的章节中，我们再讨论美国人和欧洲人出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曾身临屠杀现场的同胞的话所持的漠然态度。
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阴谋企图使南京暴行远离公众的种种势力。我还列出了近年来人们为挑战被歪曲的历史，所做的种种努力。
为澄清真相，每一种尝试都注意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维护他们集体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这一时期面对其所做所为时完全赖帐。面对历史，他们的回应不仅仅是在本应留下痛苦记录的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是，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最丑恶方面的内容。与之相反，他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帮助这种神话去代替历史。
时至今日，面对世界舆论，日本仍拒绝对其战争行为表明悔意。甚至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尽管战争法庭审判一些日本领导人有罪，日本人还是设法逃脱了文明社会的道德审判，而德国人则要为他们在那段梦魇般时期的行为接受谴责。在继续逃避审判的时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桩罪行的主谋。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我最大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乔治&桑塔亚(，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编注)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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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在一次大战中日本在协约国一方，但在战后的岁月中，许多国际商人和消费者特意抵制日本产品。尽管欧洲和日本都是凭借一次大战的胜利，扩大了各自的海外帝国，但是人们用另类的眼光看待日本的扩张。由于反感日本在新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更反感日本企图将西方的殖民主义模式套用在根据“巴黎和约”即《凡尔赛和约》，由于在巴黎签署，有时也被称作“巴黎和约”。——译者所得到的前德国殖民地，西方金融家开始在中国更大规模的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租界和其他特权转让给日本，中国人民群情激愤，组织一场范围广泛的抵制日货的运动。这些行动进一步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并使日本大众认为：日本又一次成为一个国际阴谋的受害者。
经济的衰退对日本普通民众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剧增，贫困的农民和渔民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妓院。恶性通货膨胀、劳工风潮以及1923年的一场大地震进一步加剧了业已存在的严峻形势。
这一时期，日本日益流行着一种观点：为了避免大规模的饥荒，日本需要征服新的领土。日本人口从明治维新时期的大约3000万增加到1930年的6500万。［7］这使得日本越来越难以养活其民众。日本的农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使每英亩粮食产量达到极限。到二十年代，农业产量停止增长，而不断增长的人口迫使日本每年进口大量的粮食。在1910年到1930年这一时期，稻米进口增加了三倍。过去日本依靠纺织品的出口来支付这笔进口费用，但是现在纺织品的出口却受到外贸需求减少、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歧视性关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到二十年代，日本陆军中的年轻激进分子认为军事扩张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在《致青年人》一书中，陆军中佐桥本欣五郎写道：
要想摆脱人口过剩的压力，摆在日本面前的仅有三条路……移民、进入国际市场和领土扩张。由于其他国家的歧视日本移民政策，第一扇门，即移民，已经对我们关闭。第二扇门……由于关税壁垒和废除通商条约也正在关闭。当三扇门中的两扇已对日本关闭时，日本应该做什么？［8］
另外，一些日本政论家指出其他国家有着广袤的领土，抱怨世道不公，特别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最充分地利用他们的土地资源，没有达到日本农民所收获的粮食亩产量。他们不仅嫉妒中国的辽阔土地，而且也垂涎西方的领土。军队的宣传员荒木佐渡（Araki Sadao）问道，为什么日本要以142270平方英里的土地，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毛之地，来养活6000万人口，而像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却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只需养活650万人口？日本为什么要满足这样的现状？这些差别是不公平的。对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来说，美国也占有“不公平”的某些最重要的优势。荒木佐渡指出，美国不仅拥有300万平方英里的国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实际面积分别为：774万平方公里、997万平方公里、936平方公里。——译者而且还有70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9］
如果向太平洋的西进运动是十九世纪美国的“天定命运”，那么中国就成了二十世纪日本“天定命运”的扩张目标。日本这一高度自尊、同质的民族不可避免地会将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看成是供其利用和开发的囊中之物。而且日本的占有欲望也不仅仅限于亚洲。［10］1925年，即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签署的限制主力舰条约即1922年华盛顿条约，又称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对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的吨位和数量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译者（该条约确定日本为世界第三海军强国）三年后，日本激进主义分子大川周明（Okawa Shumei）出版了一本书，不仅坚持认为日本的天定命运是“解放”亚洲，而且认为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该书的结束章节中，他几乎天启般地预测两国之间的一场圣战，这一预言的灵验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他写道：“在一个新世纪到来之前，西方和东方必然要决一死战。这一理论已在美国对日本的挑战中得到体现。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是日本，而代表欧洲人的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这两个国家注定要打仗，但只有上帝知道战争何时爆发。”［11］
到三十年代，日本政府发现自己陷入政治纷争之中，一些人主张利用日本的新技术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而另一些人则想利用日本对其邻国的军事优势进行对外扩张。这两种主张相互竞争，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支持，他们要求建立军事独裁政府，限制个人的财产，国有化产权并控制亚洲。这些主张激起了中下级军官的野心，他们的农村背景及年少气盛使他们天生不信任东京的政客，并迫不及待地要求得到权力。尽管这些军官彼此争斗，但他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革新社会，清除一切官僚、经济和政治障碍，以完成他们所认为的报复欧洲、称霸亚洲这一神圣使命。
这些激进分子逐步地迫使政府中的温和派做出一系列的让步。但由于对变化的速度感到失望，他们开始密谋推翻政府。1931年他们策划了一场政变，但后来放弃。1932年，一伙海军军官在东京发动了恐怖袭击，杀死了总理大臣犬养毅，但没能实现军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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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严重的暴行还在后面。
12月7日，当日本军队进一步向南京逼近时，松井将军在苏州的战地指挥部发起烧来，这是他的慢性肺结核的又一次发作。［7］松井病得的正是时候，因为他的指挥权正要移交给一位皇族成员。仅仅五天前裕仁天皇将松井调离一线，派自己的姑夫朝香宫鸠彦到前线接替他。根据这一命令，松井将负责整个华中战区，而身为中将，在陆军服役三十年的朝香宫则成为上海派遣军新司令，作为皇族成员，朝香宫所拥有的权力将超过南京前线所有的将领。
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在南京。
他与中岛中将和柳川中将的私人关系比与松井的要密切，因为他曾作为陆军情报处官员与中岛和柳川在巴黎共事过三年。裕仁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选择朝香宫接替这个职务，外人不得而知，不过伯格米尼相信这是为了考验朝香宫。朝香宫曾在1936年2月的兵变中，在一个政治问题上站在裕仁的弟弟秩父宫的一边反对裕仁。在皇族的名单上，裕仁将他作为态度“不好”的皇族成员单独挑出。显然，裕仁是将这一任命当作是给他姑夫一次改过的机会。［8］
在当时，这似乎是一微不足道的变化，但后来对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性命来说，这一改变却是至关重要的。
很难描述日本军队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许多细节，是数年后由松井和他的同事在战争犯罪审判时提供的，或是由可能不可靠的消息来源提供的，因此在引用时需谨慎对待。但是，如果他们的证言是可信的话，那么，下面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出于提防这个新来的皇族成员和士兵们可能的滥用权力，松井对进攻南京的部队发布了一系列的有关军纪和道德的命令。他命令日军在南京城外数公里处停下重新部署，只允许少数军纪严明的大队进入中国首都，并完成占领任务。这样，这支部队“在中国人的面前表现优良，从而使他们对日本产生信任”。［9］他还将他的参谋人员召集到他病床前，并宣布：
皇军进入敌国首都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将吸引世界的关注。因此，不得让部队以混乱的方式入城……让他们事先了解要牢记的事项和城墙内外国权利和利益所在的位置。绝对禁止士兵的抢劫。必要时，部署岗哨。抢劫和引起火灾，即便是不小心造成的，也要严惩不贷。派宪兵和辅助宪兵与部队一道入城，以防发生违法行为。［10］
但松井无法控制的地方正在酝酿着事端。12月5日朝香宫乘飞机离开东京，并在三天后到达前线。在战地指挥部（战地指挥部大约在南京东南方10英里的地方）不远处的一座被遗弃的乡间别墅里，朝香宫会见了他在巴黎的同事中岛将军，最近他的左臀部受伤，目前正在恢复中。中岛告诉朝香宫，日本人将要包围南京附近的30万中国军队，中岛这里有夸大的成分，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认为，中国守军人数为15万。参见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6页。——译者初步谈判表明他们准备投降。在朝香宫听到这一报告后，据说他的司令部发出了一系列的命令，并盖有他的个人印章，并标有“绝密，阅后销毁”的字样。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命令的明确信息是“杀掉所有俘虏”。［11］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命令是否由朝香宫本人发布的。（原著页下注：朝香宫情报参谋长勇后来向其朋友承认，是他自作主张伪造了这个命令。另一位日本军官田中隆吉说，1938年4月，当时任日本陆军74大队大队长的长勇告诉他一件有趣的事情。长勇说，当他的部队向内地推进时，大约有30万中国军队被切断了退路，于是他们放下武器，并向日军投降。据长勇说：“要安置这么多的俘虏，要给他们食物，这是个大问题。”长勇想到了一个解决食物问题的权宜之计：“我立即命令所有部队:‘我们必须全部杀掉这些俘虏。’于是我以（军）指挥官的名义，用电报发出这些命令。命令的文本阅后即销毁。”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故事的真伪，但必须指出，即使长勇的确伪造了屠杀命令，这也不能免除朝香宫对这场大屠杀的责任。朝香宫本可以下命令取消正在进行的屠杀，并将他的情报参谋送上军事法庭。）
到日本军队进入南京时，消灭所有中国俘虏的命令不仅仅是停留在文件上，而且传达到中下级军官。日，日本陆军第66大队收到了下面的命令：
大队通讯员2时收到了联队长的命令：遵照旅团指挥部的命令，处理所有的战俘。处理方法：将战俘分为12人一组。分别枪毙。
下午3：30，召开了中队长会议，就如何处理战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战俘平均分配给各中队（第一、二、四中队），按50人一组从关押地带出枪决。一中队在部队驻地以南的庄稼地执行任务；二中队在驻地西南的洼地执行任务；四中队在驻地东南的庄稼地执行行动。
战俘关押地的周围必须严加守卫，我们的意图绝对不能让战俘发现。
各中队在5时前完成准备。从5时开始执行任务。7时30分结束。［12］
该命令有一个残忍的逻辑。没有食物可以提供给俘虏，因此他们必须被杀掉。杀死他们不仅可以解决食物问题，而且可以消除报复的可能性。另外，死掉的敌人不会组成游击队。
但是执行这一命令却是另一回事。当日本军队在12月13日黎明时分突破城墙冲进城里时，他们进入了一座人口远远超过他们人数的城市。历史学家后来估计有超过50万的平民和9万中国军队被困在南京，而进攻该城的日本士兵只有5万人。中岛知道屠杀数以万计的中国俘虏绝非易事。“要处置一千人、五千人或一万人，即使只是解除他们的武装都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他们制造麻烦，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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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士兵大规模投降后，实际上已没有人来保卫南京平民。由于对此很了解，日本人在日大批涌进南京，占领中国政府的办公建筑、银行和仓库，在大街上随意开枪杀人，有许多中国人是在跑开时被从背后击中的。日本士兵用机关枪、手枪和步枪向聚集在中山北路和中山中路及附近小巷内的伤员、老妇人和儿童们开枪。他们还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杀害中国平民，到处杀人：无论是在大街还是小巷，在简易的掩体，还是在政府建筑内，或在城市广场。受害者呻吟、尖叫着倒下，这座沦陷的首都——它的大街小巷血流成河，许多鲜血来自那些奄奄一息、但无力逃脱的人们。［19］
当日本人在南京挨家挨户地搜查中国士兵时，他们系统地杀害了这座城市的居民。他们也在市郊和农村屠杀中国人。在城墙外，在小河边（实际上河水已被染成红色），在池塘旁，在山坡上，到处尸体成堆。［20］在南京附近的村庄里，由于怀疑那些平民可能曾经当过兵，日本人向任何一个过路的年轻男子开枪。但他们也屠杀明显不是士兵的中国人，例如老人和妇女，如果他们对用日本人用日语发出的“这边走”或“那边走”的命令表示犹豫，或不理解的话。
南京城墙壕沟边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
在12月的最后十天里，日本人的摩托部队开始在南京巡逻，同时，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把守着所有街道、大路和小巷的入口。日军挨家挨户要求市民开门迎接胜利的部队，但是店主一开门，日军就向他们开火。日本皇军用这种方式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市民，然后洗劫他们的商店，并将那些对他们无用的东西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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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祈求他的原谅，闭上眼睛，耳边响着少尉的咒骂声，将刺刀猛地刺向那个吓呆了的中国人。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跌入坑里。“凶手！罪犯！”我骂自己。［50］
对新兵来说，恐惧是一种自然反应。一名日本人的战时回忆录描述了一队日本新兵在目睹老兵将一群平民折磨至死时，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他们的军官预料到了这种反应，并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所有的新兵都是这样，不过他们自己很快将做同样的事。”［51］
新的军官也要有一个锻炼“胆量”的过程。一名叫富永少壮（Tominaga Shozao）的退役军官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从一名天真无邪的青年变成一台杀人机器的过程。当富永被分配到广岛第39师团232联队时，他是一名刚从军校毕业的少尉。当他被介绍给他的部下时，富永惊呆了。“他们目光邪恶，”他回忆道：“那不是人的眼睛，而是虎豹的眼睛。”
在前线，富永和其他新的候补军官进行了强化训练以增强他们对战争的忍耐力。在这一训练中，一名教官指着拘留中心一名瘦弱的中国人说：“这就是磨炼你们勇气的原材料。”教官日复一日地教他们如何砍头，如何刺死俘虏。
最后一天，我们被带到了训练场。24名俘虏被反捆双手蹲在那里。他们被蒙着眼睛。附近挖了个长10米、宽2米、深3米多的大坑。联队长、大队长、中队长都坐在事先安排好了的座位上。田中少尉向联队长鞠躬，并报告说：“我们现在开始。”他命令一名值班的士兵将一名俘虏拖到坑边，当该俘虏拒绝时，遭到拳打脚踢。日本士兵终于将该俘虏拖了过来，并强迫他跪在那里。田中转向我们，并轮流审视我们每个人的表情。“应当这样砍头。”他说道，并拔出他的军刀。他用一把勺子从水桶里舀了一勺水，倒在刀刃的两边，然后嗖嗖地甩干刀上的水，以弓形姿势举起他的军刀。田中站在那个俘虏后面，稳了稳身体，张开双腿，随着“嗨！”的一声，人头飞出一米多远，身体中喷出两股鲜血，流进坑里。
那景象是那么可怕，我觉得简直要窒息了。
但富永逐渐学会了杀人，当他越来越适应时，他不再觉得他的部下目光邪恶了。对他来说，暴行成为例行公事，几乎是家常便饭。回顾自己的经历，他写道：“我们将他们变成这个样子。家中的好儿子、好父亲、好兄弟被带到前线厮杀。我们将人变成了杀人的魔鬼。三个月内，所有人都变成了魔鬼。”［52］
一些日本士兵承认，对他们来说杀人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外，其他所有个体生命，包括他们自己的都毫无价值可言。曾目睹南京系列暴行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给我的信中对他的战友们的行为做了极好的评论。在京都府福知山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中，他得到的教育是“效忠重于泰山，而我们的生命却轻于鸿毛”。他回忆道，在战争中，一个士兵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马革裹尸。为天皇而死就是最大的光荣，被俘虏则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们的生命毫无价值，”东史郎在给我的信中写道：“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必然变得更不重要……这种人生哲学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53］
在一次次的采访中，曾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老兵们都诚实地讲述了他们经历的那种完全丧失同情心和犯罪感的时刻，即使是在凌辱手无寸铁的平民时也是如此。永富角户（Nagatomi Hakudo）坦率地谈到南京陷落时他的心情：
我记得卡车载着我们沿着一条已被清理过的道路行驶，两边是成千上万被屠杀者的尸体堆。当我们停下，从后面将一群中国俘虏拖下车时，野狗正在啃噬着尸体。当时日本军官建议测试我的勇气。他拔出军刀，在上面吐了一口唾液，突然他猛地挥刀，刀就落在蜷缩在我们前面的一个中国男孩的脖子上，顿时人头滚落到人群中，身体向前栽倒，两股鲜血从脖子里喷出。那名军官建议我把这颗人头带回家当纪念品。我记得，当我接过军刀开始杀人时，我自豪地笑了。［54］
经过了近六十年的反省后，永富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作为日本的一名医生，他在候诊室里修建了一个忏悔佛龛。病人可以看到他在南京受到审判以及他所犯罪行全部口供的录像带。原文如此。——译者这位医生的绅士、礼貌的举止和他令人恐惧的过去相矛盾，人们真难以想象他曾经是一个残忍的杀人狂。
“几乎没人知道，日本士兵用刺刀挑起婴儿，将他们活活地扔进开水锅里，”永富说：“他们轮奸十二岁少女到八十岁老妇，一旦她们不再满足他们的性要求，日本士兵就将她们杀死。我砍过人头，将人饿死过，将人烧死过，还活埋过人，总数超过200人。这真可怕，我变成了一只动物，干了那些毫无人性的事。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解释我所干的事，我真是个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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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進城之際，有些錢財、權力和見識的居民早已聞風而逃，去了未知的地方。大約一半的南京居民離開。戰前，南京的本地人口超過100萬。到12月，人口已經降至約50萬。［1］但是，數以萬計的農村難民湧入南京，他們認為城牆內是一個安全之地，所以他們離鄉背井來到南京。
滿載難民的貨車由鎮江開往南京。
中國軍隊撤離後，仍留在南京的往往是最無助的人，非老即幼，非窮即弱。他們沒有能力離開南京。
由於沒有他人保護、沒有個人資源、沒有未來計畫，這些人有的只是希望，希望日本人善待他們。許多人可能設法使自己相信，一旦戰鬥停止，日本人對他們當然會以禮相待；一些人甚至可能相信日本人是更好的統治者——畢竟，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中國政府拋棄了他們。由於厭倦了戰火、轟炸和圍城，實際上，當侵略者的坦克、大炮和卡車隆隆地駛進城裏時，有零星的人群去歡迎日本侵略者。當日本軍隊從南門和西門排著整齊的隊伍進城時，有些中國人在自家的視窗掛起了日本國旗，而另一些人甚至高聲歡呼。［2］
但這種歡迎是短暫的。目擊者後來稱，進城後不久，日本士兵以六至十二人為一夥在城裏遊蕩，並向他們看見的任何人開槍。［3］老人面朝下倒在人行道上，顯然是日本人一時興起從後面開槍所致。平民的屍體散落在各個街區——許多人除了見到日本人撒腿就跑外，並無任何挑釁行為。
在軍事法庭的紀錄和中國ZF的檔案中，有關接下來所發生事情的描述，儘管駭人聽聞，但卻幾乎千篇一律，少有變化。內容大致如下：
日本人常常將他們能抓到的任何男人當作囚犯，並數天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但許諾要給他們食物和工作。數天后，日本人用鐵絲或繩子將這些人的手腕牢牢捆住，然後押往一個偏僻的地方。由於過於疲勞，或已脫水而無法反抗，這些人順從地前往，還以為會得到食物。等到他們看到機關槍，或是帶血的軍刀和刺刀，或掩埋屍體的大坑——坑裏堆著排在他們之前的同伴的屍體，並散發著屍體的氣味，再想逃跑為時已晚。
日本人後來說為了節省有限的食物，並防止俘虜暴動，他們不得不處死俘虜，並以此來證明其屠殺俘虜行為的正當性。但是沒有什麼理由能夠成為日本殺害數十萬中國平民的托詞。他們手無寸鐵，無法暴動。
當然，在南京並非所有中國人都這樣任人宰割。南京的浩劫並不僅僅是大規模犧牲的故事，也展現了個體力量和勇氣。有些人徒手挖開表土，從屍坑裏逃出；有些人緊緊抓住蘆葦在冰冷江水中堅持數小時；有些人被壓在他們朋友的屍體之下一連數日，然後設法脫身，並拖著傷痕累累的身體輾轉來到醫院，這裏指的是位於鼓樓的金陵大學附屬醫院，即今天的鼓樓醫院的前身。當時它是惟一還在運行的醫院。——譯者憑著頑強的求生意志才得以生還。還有一些婦女躲在地洞或壕溝裏長達數星期，或沖進起火的房屋內去搶救她們的嬰兒。
許多倖存者後來將他們的經歷告訴記者和歷史學家，或是在戰後，去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或南京軍事法庭作證。1995年夏，我採訪了一些倖存者，得知日本人屠殺許多中國人，顯然沒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只是為了取樂。這就是倖存者唐順山的看法，他當時已經八十多歲了，住在南京。1937年，他奇跡般地從日軍的一次殺人比賽中僥倖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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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轰炸，数以千计居民被迫离乡背井，流落街头。与这些倒霉的平民不同，在大屠杀期间，唐顺山实际有一个安全避难的地方。［4］当时他二十五岁，在一个鞋匠那里当学徒。当时唐与其他两名学徒躲在城北一条叫小门口的巷子里，他的朋友（唐称他们为“小和尚”和“大和尚”）将门板卸掉，并将门洞用砖头砌好，这样从外面看，它就像是一面普通的墙。他们坐在屋内的泥地上好几个小时，听着外面的尖叫声和枪声。突然，唐顺山产生了亲眼看看日本士兵模样的念头，他的麻烦也就从此开始。以前一直听说日本人长得很像中国人，但他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因此无法证实这一点。现在是亲眼看看日本人的好机会。唐顺山最终无法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他要他的朋友把砖头从门口移开，让他出去。很自然，他的朋友劝他不要出去，并告诫他如果日本人发现他在外面闲逛，就会杀死他，但唐顺山不听劝告。大和尚和小和尚与他争吵了好一会儿，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让步。他们冒着危险，在原先是门的地方拆开一个洞，唐顺山钻了出去。
一到外面，唐顺山就后悔了。一幅近乎超现实的恐怖景象吸引住他的视线。就在他的面前，他看到了男人、女人的尸体——甚至还有小孩和老人的尸体，大部分是被刺刀刺死的，“鲜血溅得到处都是”，唐回忆着那个可怕的下午：“就像是天上下了一场血雨。”
然后，唐顺山在街上看到另一名中国人，远处有八九名日本人正在走过来。唐顺山和那名陌生人本能地跳进旁边的垃圾箱里，并将稻草盖在自己的头上。由于又冷又怕，他们浑身发抖，结果连垃圾箱也跟着抖起来。
突然，盖在他们身上的稻草不见了，一名日本士兵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并怒视着他们。唐顺山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名日本士兵已用军刀将他旁边的那个人的头砍了下来。鲜血从受害者的颈部喷出，那个士兵弯下身，就像是拿战利品那样，把人头拎起来。“我吓得动弹不得，也无法思考，”唐回忆道：“我想到了家人，我知道如果我死在这里，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接着，传来了命令唐顺山出来的声音：“滚出来！”一名中国人大声喊道。唐怀疑他是为日本做事的汉奸，“滚出来，要不然我就把你干掉。”
唐顺山从垃圾箱爬出来。他看到路边有一水沟，他想要跳进去，然后再设法逃走，但发现自己由于过于恐惧，连腿都迈不动了。接着，他看到一队日本士兵押着数百名中国人沿着街道走来，日本人命令唐顺山与他们一起走。当他与其他人一起走的时候，他看到街道两边散落着尸体，这使他感到非常悲伤，甚至觉得生不如死。
不久，唐顺山来到一个池塘边，旁边还有一个刚挖好的长方形的坑，里面大约有60具中国人的尸体。“我一看到这个刚挖的坑，我就想他们要么将我们活埋，要么就是要将我们在这里杀掉。我吓得魂飞魄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突然想到要跳到坑里去，但这时我看到两条日本狼狗在咬尸体。”
日本人命令唐顺山和其他中国人在大坑的四周排队站好，他就紧挨着坑边，九名日本士兵等在一旁，他们给唐顺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穿着黄色的军服，戴着嵌有星的帽子，拿着寒光闪烁的刺刀和步枪。在这么近的距离，唐顺山看到日本人的确很像中国人，不过，此时此刻，他已经吓得顾不了这些了。
接着，使唐顺山感到害怕的是，日本士兵开始了比赛，比赛看谁杀人杀得最快。一名士兵端着机枪在旁边警戒，随时准备将任何试图逃跑的人打倒，另外八名士兵两人一对，分成四组。每组的分工是一人用军刀砍头，另一人将头捡起，并扔在一起。这些中国人一动不动地站着，沉默无语、心惊胆战。他们的同胞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杀，数！杀，数！”唐顺山说道，并回忆着杀人的速度，日本人笑着，有一个人甚至在照相，“毫无怜悯之心。”
唐顺山感到很难过。“无处可逃，我准备一死”，想到他的家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切，他感到非常悲伤。就在他沉浸在这样的思绪中时，混乱开始，并使他回到现实中。在他前两排，一名孕妇开始为性命而抵抗，她拼命地抓住一名企图将她拖出去强奸的日本士兵，没有人帮助她，最后日本士兵将她杀死，并用刺刀剖开她的肚子，不仅拉出了她的肠子，还将蠕动的胎儿拉出。唐顺山认为，那一瞬间，他们所有人都应该反抗，杀死日本人，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全部丧生。但是尽管中国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日本加害者，并完全有可能制服他们，但没有一个人敢动。所有人都可怕的驯良，唐顺山回忆道，说来令人伤心，站在那个坑前的所有人中，只有那位孕妇显示出了一点勇气。
不久，一个拿着军刀的日本士兵向唐顺山走来，一直走到离他仅有一排的距离，这时唐顺山突然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这种运气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当那名士兵将他前面的中国人的头砍下时，受害者的尸体倒在唐顺山的肩膀上，在这一外力的作用下，唐顺山向后倒下，并与尸体一起掉到坑里，没有人注意到。唐将他的头藏在尸体的衣服下面，如果日本人坚持当初的砍头比赛的话，他的这一雕虫小技是不会起作用的。开始的时候，日本士兵用受害者的人头计分，但后来，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不再是通过砍头，而是砍喉咙来杀人。这挽救了唐顺山一命——坑里有十几具尸体堆在那里，他们的头完好无损。
杀人游戏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唐顺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假装死掉。日本人将其余的尸体推下坑，堆在他身上。唐顺山回忆道，后来大多数的士兵都走了，只留下一人拿着刺刀，对还没有死的人补刺几刀，以确保所有人都死了。唐顺山也挨了五刀，但没有吭声，然后就昏了过去。
大约在那天下午5时，唐顺山的师兄弟大和尚与小和尚来到坑边，他们希望取回他的尸体，因为他们从其躲藏的地方的砖缝中看到日本人把唐顺山和其他人押走，并推测现在他和其他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当他们看到唐顺山在尸体下面还在动时，他们立刻将他拖出来，并将他送回家。在那天被杀死的数百人中，唐顺山是唯一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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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如果在南京发生的屠杀规模和性质是难以理解的，那么，同样，强奸的规模和性质也是难以理解的。
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史中最大规模的强奸之一。《违反我们的意愿：男人、妇女与强奸》（Against Our Will：Men ，Women and Rape），这一划时代著作的作者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相信，除了1971年巴基斯坦军人强奸孟加拉妇女事件外（在一次起义失败后，在9个月恐怖统治中，据估计有20-40万妇女被强奸），南京的暴行可能是战时强奸平民的最严重的事件，她怀疑南京的暴行在规模上甚至超过了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对妇女的强奸。［15］不过由于波斯尼亚的强奸统计数字不可靠，她很难进行精确的表述。要确定南京大屠杀时被强奸妇女的精确数字是不可能的。估计数字从2万到8万不等，［16］但是日本人对南京妇女的所作所为却不可能完全由一页统计报表来估算。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全部的精神损失，因为许多经历这一梦魇的妇女发现自己怀孕了。中国妇女在南京遭受强奸而怀孕的话题十分敏感，从来没被全面地研究过。据我及中国历史学家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官员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中国妇女站出来承认她的孩子是日军强奸的结果。许多这类孩子被杀死。根据当时在南京的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的说法，有许多中日混血的小孩出生时被闷死，或被溺死。［17］人们只能推测在面临抚养她们不想要的孩子，或是犯下杀婴行为的两难选择时，中国妇女所经历的犯罪感、羞辱感和自我厌恶感。毫无疑问，许多妇女无法进行这样的选择。在1937年至1938年之间，一位德国外交官报告，有“无数的”中国妇女投江自杀。［18］
然而我们的确知道在南京要成为一名强奸受害者是多么容易。日本人强奸各个阶层的南京妇女：农妇、学生、教师、职业妇女、基督教青年会职员的妻子、大学教授，甚至强奸尼姑，其中有些人还因遭到轮奸而死。［19］日本人还有组织地招募妇女。在南京，日本人在打家劫舍，搜捕被怀疑为士兵的男子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找妇女。有一些日本人实际上还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索要钱财与“花姑娘”。［20］
这使南京的年轻女子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是留在家里，还是去南京安全区（一个由美国和欧洲人守卫的中立区）避难。［21］如果留在家里，她们有在家人面前遭到强奸的危险；如果去安全区避难则有在路上被日本士兵抓获的风险。根据魏特琳日记，这些妇女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为：如果留在家则很有可能遭到日本人的凌辱；如果去安全区，他们的家人，特别是丈夫往往会因为是单身汉，而被当作是中国士兵给抓走。——译者对南京的妇女而言，到处都是陷阱。如日军编造在某些市场可以用大米和面粉交换鸡鸭的故事，但是当妇女到达现场准备交易时，她们发现一个小队的日本士兵正在等着她们。［22］一些日本士兵雇用中国汉奸就潜在的强暴对象进行事先踩点。［23］即使在安全区，日本人制造事端将外国侨民引开难民营，为他们绑架中国妇女创造便利的条件。
中国妇女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强奸。据估计三分之一的强奸发生在白天，［24］幸存者回忆，日本士兵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面前，在街道中央扯开受害者的裤子强奸妇女。［25］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宜强奸中国妇女。日本士兵在尼姑庵、在教堂、在神学院、在圣经培训学校强奸妇女。［26］17名日本士兵在南京神学院的操场轮奸一中国妇女。“每天，24小时”，《大公报》报道了南京大规模的强奸：“无时无刻，日本士兵不将无辜的妇女拖到某个地方去。”［27］日本人就连老妪也不放过。母亲、祖母、曾祖母不断地遭到性侵犯。一名日本士兵强奸了一位六十岁的妇女后命令她“用嘴将他的生殖器清理干净”。［28］当一位六十二岁的老妇人抗议，她年纪太大，一老妪正在遭受日军的侮辱、欲哭无泪。
无法性交时，他们“就用木棍对她一顿暴打”。［29］一些八十多岁的老人被强奸致死，至少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妇人由于拒绝日本人的性要求被日本人开枪打死。［30］
如果说日本人对待老妪的方法令人发指，那么他们对儿童的行径则更是难以想象。小女孩在遭到残忍的强奸后，数周无法行走，许多不得不进行手术治疗；［31］另一些则不治身亡。中国证人目睹了日本人在街上强奸十岁不到的女孩，然后用军刀将她们劈成两半。［32］在一些情况下，日本人割开小女孩的阴道，以便更容易强奸她们。［33］
即使怀孕后期的孕妇也在劫难逃。［34］日本人强奸临产、正在分娩，或产后刚几天的妇女。一位怀孕九个月的受害者，遭到强奸后，不仅胎儿死亡，而且精神也完全崩溃。［35］至少有一名孕妇被活活踢死。［36］这些妇女尚未出生的胎儿所遭受到的对待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在轮奸后，日本士兵有时剖开受害者的肚子，并拿出胎儿取乐。
对妇女的强奸时常还导致对受害者全家的屠杀。［37］这种屠杀最典型的例子被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和欧洲人详细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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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日本士兵一面慢慢地来回踱步，一边估量着她。突然，在他还没弄清发生什么之前，李秀英先发制人，她从床上跳下，并从他的皮带上拔出他的刺刀，然后背靠在墙上。“他吓坏了”，李秀英回忆道：“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妇女也会反击。”他抓住李秀英拿着刺刀的那只手的手腕，但李秀英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领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咬他的手。虽然这名士兵是全副武装，而李秀英穿着行动不方便的棉旗袍，但她却奋力拼斗着，两人相互抓着对方，并相互对踢，直到该士兵处于下风，并大声喊叫寻求帮助。
其他士兵跑了过来，毫无疑问，他们不敢相信所看到的场景。他们端起刺刀刺向她，但无法刺中她的要害部位，因为那个日本士兵妨碍了他们。李秀英面前的日本士兵又矮又小，她抓住他的衣领可以将他甩起来，进而将他作为盾牌，阻挡另两个日本人对她的刺杀。后来日本士兵对准她的头部乱砍，她的牙齿被打掉，满嘴都是鲜血，她将血吐向日本人的眼睛。“墙上到处是血，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李秀英回忆：“我心里并不害怕，我气极了。我只想跟他们拼，把他们杀掉。”最后，一名日本士兵将刺刀刺中她的腹部，她眼前一片漆黑，昏了过去。
日本士兵以为她死了，便扬长而去。当李秀英的“尸体”被人抬到她的父亲那里时，她父亲已感觉不到她的呼吸，并开始为她的后事做准备。他叫人将李秀英抬到学校后面，挖了一个坑，准备埋葬她。幸运的是，下葬前，有人注意到李秀英似乎还在呼吸，她的嘴里冒出带血的气泡。朋友们立刻将她送到金陵大学医院，医生为她37处刀伤进行缝针。当晚，仍处于昏迷状态中的她流产了。
李秀英与日本人搏斗的消息不知怎的传到她丈夫那里，他立刻向部队请假三个月，并借钱回南京。1938年8月，他回到南京，发现他的妻子面部肿胀，刀疤交错，被剃光的头上新长出的头发就像是猪鬃。李秀英的这些伤疤会让她的余生既痛苦又尴尬。黏液不断地从她的鼻子两侧的豁口流出。变天或生病时，她就会流泪（日本人刺伤了她的眼白，但她眼睛却没有瞎，这真是一个奇迹）。每次照镜子，看见这些伤疤都会使她想起日那个恐怖的日子。“现在，五十八年后，皱纹已将伤疤掩盖，”我到南京她的公寓采访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但我年轻时，脸上的疤痕既非常明显，也很可怕。”［66］
李秀英相信与生俱来的个性和她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她具有反抗的意志。不像其他中国妇女，从小就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她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在她十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这样，李秀英在一个只有男性的军人家庭中长大。她的父亲、兄弟、叔叔不是军人就是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她成为一个假小子。少女时期，由于她的脾气太火爆，她的父亲不敢教她武功，显然是担心她会欺负附近的小孩。在近六十年后，李秀英已是儿孙满堂，身体硬朗，热爱生活，但也保留着火爆脾气的名声。她说，她很后悔当初没有跟父亲学武功，要不然，那天她会杀死那三名日本士兵。
〔编者按：据媒体报道，李秀英老人已于日在南京去世，享年八十五岁。1946年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期间，李秀英曾提供书面证词，作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主要证据之一。1998年，日本右翼文人松树俊夫在其《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中，诬蔑她是假证人，为此李秀英在1999年向日本法院提出侵害名誉权诉讼，几经审理，日本最高法院裁决李秀英胜诉。此时已是2005年1月，李老的家人称之为“迟到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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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只是八年戰爭中，日本眾多野蠻記錄中的一個事件。在南京大屠殺之前，日本已經作為亞洲第一個違反戰爭法的國家而聲名狼藉，日本不僅將空軍作為戰場上的武器，而且作為恐嚇普通民眾的手段。這裏指從1937年8月開始的對南京及其他中國城市的轟炸，引起國際抗議。——譯者接著，日本武裝部隊又發動了始於上海，經由南京，並深入內陸的系列戰役，造成重大傷亡。
儘管日本的話語中沒有“最後解決”中國人問題這一說法，但是日本帝國政府批准了在中國某些地區消滅所有人的政策。其中最兇殘的就是在華北地區實行的“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1］原因是共產黨遊擊隊在那裏與日軍進行了激烈有效的戰鬥。在日記中，一位灰心喪氣的日本大佐透露了這一殘忍政策是多麼簡單明瞭：“我接到上級的命令，這個地方的所有人必須殺掉。”［2］
這一政策的結果導致了1941年範圍廣泛的恐怖主義行動，目的是消滅華北農村的所有人。這一行動將那裏的人口從4400萬減為2500萬。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朱爾斯?阿徹（Jules Archer）認為日本人屠殺了1900萬人中的大部分，這些人從這個地區徹底地消失了。［3］不過其他學者推測數百萬人逃到了安全地帶。《中國血腥的世紀》（China Bloody Century）的作者R.J.拉梅爾（R.J.Rummel）指出，即使只有百分之五的中國人口成為屠殺的受害者，數量也達到近1000萬人。［4］
日本人還對中國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生物戰試驗。由於懷疑某些村莊幫助美國飛行員于1942年4月對東京進行的空襲，即著名的“杜利德空襲”（Dolittle Raid），由杜利德領導並策劃的對東京第一次空襲。——譯者有些生物戰是針對這些村莊而進行的報復。在那些轟炸機可能降落的地區，日本人屠殺了25萬平民，並在一面積為兩萬平方英里的地區，破壞了所有的中國機場。［5］戰爭期間，華北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的整個城市和地區被定為生化武器襲擊的目標。我們現在知道日本飛機在上海、寧波和承德等城市散播帶有鼠疫病菌的跳蚤，並將裝有各種致病——如霍亂、痢疾、傷寒、鼠疫、炭疽和副傷寒——的燒瓶投入河流、水井、水庫和房屋裏。［6］日本人還將這些致命的細菌摻入食物裏以便感染中國平民和軍隊。帶有傷寒病菌的餅被丟放在露營地周圍，以誘使饑餓的農民食用。日本人在釋放數千名中國戰俘前，將注有傷寒和副傷寒病菌的食物分發給他們。
最終的死亡的人數也幾乎難以置信，在157.8萬至632.5萬之間。［7］R.J.拉梅爾提出了一個保守的數字：死亡394.9萬人，這其中除了40萬外其餘都是平民。但是，他也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由於日本的搶劫、轟炸和醫學試驗所造成的饑荒和疾病使得數百萬人死亡。如果這些死亡人數計入最終死亡人數，那麼，人們可以說在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中，日本人殺害了1900多萬中國人。對中國抗戰犧牲的人數有各種估計。——譯者
大多數人都無法確切地理解日本官兵犯下這些暴行時的心態。不過許多歷史學家、目擊證人、倖存者以及加害者自己推測了日本皇軍如此赤裸裸殘暴行徑背後的動因。
有些日本學者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和中日戰爭期間的其他暴行是由一種被稱為“壓迫轉移”的現象引起的。［8］根據《隱藏的恐怖：日本二戰中的戰爭犯罪》（Hidden Horrors：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的作者田中雄喜的說法，日本現代軍隊自建立之日起就潛藏著極大的殘忍性。原因有二：一是日本軍隊對官兵的獨斷專行和殘酷虐待；二是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度的特性，這種等級地位是由與天皇的遠近而決定的。在進攻南京之前，日本軍隊也使自己的士兵蒙受無盡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為軍官洗內衣褲，或是謙恭地站著，任由自己的上級打耳光，直到被打得鮮血直流。［9］用奧威爾（Orwell）英國作家（），代表作《動物莊園》和《1984》。——譯者的話說，司空見慣的打罵士兵被描述為軍官“愛的行動”，海軍通過“鐵拳”來整肅軍紀的做法常被稱作“愛之鞭打”。［10］
研究表明，那些最無權力的人一旦掌握了等級制度中更下層人的生殺大權，往往是最暴虐的。當日本士兵到海外後，日本社會中僵硬的長幼強弱次序所產生的憤怒突然得到一個發洩的管道。在外國土地上或是日本殖民地，日本士兵——天皇的代表——對他們的臣民擁有極大的權力。在中國，甚至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被認為比當地最有權和最知名人士的地位要高。不難看出，多年被壓迫的憤怒、仇恨和對上級的恐懼會在南京以無法控制的暴虐形式爆發出來。
多年以來，長官無論選擇以何種方式對待他們，日本士兵只能默默地忍受；而現在的情況則是日本士兵無論如何對待中國人，中國人都必須接受。
學者們認為暴行的第二個因素是許多日本士兵對中國人充滿敵意的蔑視，這種蔑視是通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教化的培養而形成的。儘管日本人和中國人有著——如果不是完全相同——類似的種族特徵（也許正是這一點威脅到了日本所認為的他們的獨特性，當然是以一種扭曲的方式），但日本皇軍中卻有人將中國人當作是次等人，殺死這些人在道德心理上沒有什麼負擔，就像捏死一隻臭蟲或殺掉一頭豬。實際上，無論在戰前還是在戰爭中，日本各級軍人都經常將中國人比作是豬。例如，一位元日本將軍對記者說：“坦率地說，你對中國人的看法與我的完全不一樣，你將中國人看做是人，而我卻把中國人當作是豬。”［11］一名日本軍官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把中國俘虜十人一組捆在一起，然後將他們推入坑中，再將他們燒死，這名軍官在解釋他的行動時說，他殺中國人時的感覺與殺豬沒有什麼區別。［12］1938年，日本士兵東史郎在他的南京日記中吐露：“現在一頭豬比一個（中國）人更值錢，因為豬肉能吃。”［13］
第三個因素是宗教，由於將暴力賦予了神聖的意義，日本皇軍使暴力成為一種文化需要，這與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宗教信仰力量一樣強大，這一力量驅使著當時歐洲人的行為。1933年一位日本將軍在一次演講中宣稱：“每一顆子彈都必須注入帝國的精神，每把刀尖都必須錘煉進大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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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日本人懷疑他們在中國使命的正義性，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士兵永富說，他所受到的教育使他深信，日本天皇是世界當然的統治者；大和民族優於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控制整個亞洲是日本的天定命運。一名當地的基督教牧師問他：“上帝與天皇誰更偉大？”他毫不懷疑“天皇”是正確的答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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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比上帝地位更高的實體站在自己一邊，對日本軍隊來說採取下一步行動就不那麼困難了——相信戰爭，甚至是與之相伴的暴力，最終不僅使日本人民受益，而且戰爭的受害者也一樣受益。在一些日本士兵看來，暴行是日本取得勝利的必要工具，它將有利於所有人，並有助於在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框架下創建一個更好的中國。日本的教師和軍官在毫無道理毆打他們的學生和士兵時也持有這一心態，在他們的巴掌和拳頭落在他們的受害者身上時，他們堅持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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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正是松井將軍在試圖證明日本壓迫中國的正當性時，他對日本人的這一自欺欺人的主流心態做了最佳總結。1937年，在他前往上海前，他告訴他的支持者：“我上前線不是與一個敵人去作戰，而是懷著去撫慰兄弟的心態動身的。”［16］後來他在談及對中國的侵略時說：
中日之間的爭鬥一直是“亞洲大家庭”兄弟間的爭吵……在那些日子裏我一直認為我們必須將這一爭鬥看做是促使中國進行反省的一個方法。我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我們憎恨他們，恰恰相反，我們十分熱愛他們。這就像一個家庭一樣，當長兄對胡作非為的小弟弟忍無可忍時，他不得不懲罰他，為的是使他改邪歸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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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戰後歷史是如何發展的，南京大屠殺將永遠作為人類榮譽的一個污點而存在。但是使得這一污點特別令人反感的地方，是歷史對那一事件從未有一個恰當的總結。六十年後，日本作為一個國家仍然試圖再次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將他們掩埋在土中，而是將南京受害者置於被遺忘的歷史角落。在西方人們對南京大屠殺幾乎一無所知，這是對受害者不光彩的進一步的冒犯，原因是很少有人試圖向公眾系統地講述該事件和提供相關的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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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初衷是向那些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免他們遭到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者進一步的羞辱，並為南京數十萬受害者的無名墳墓奉獻我寫的墓誌銘。最終，本書卻成為我個人對人類本性陰暗面的探索。人們可以從這一事件中汲取一些重要的教訓：其中之一就是人類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紙。有些人認為日本民族具有不同尋常的邪惡，是一個危險的種族，永遠也不會改變。但是在閱讀了數箱有關日本戰爭犯罪的檔案以及世界歷史中的古代暴行後，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在二戰中的行為與其說是危險民族的產物不如說是一個危險政府的必然。這個政府在脆弱的文化氛圍中，在危險的時代裏，能夠向人們兜售危險的貌似理性的說教，而在正常情況下人們的本能是能夠識破這些說教的。南京大屠殺應該被當作警世良言，告誡人們，人類很容易讓自己的孩子被塑造成高效的殺人機器，並喪失人性。
從南京大屠殺應該汲取的另一個教訓是權力在種族屠殺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過人類歷史中大規模屠殺的人士注意到，政府高度集權是極其危險的——在一定意義上，只有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才會使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成為可能。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世界研究大規模屠殺（democide，這一辭彙是將demology（人口學）和genocide（種族滅絕）兩詞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合二為一。——譯者拉梅爾創造的一個辭彙，包括種族滅絕和政府主導的大規模的屠殺）的泰斗R.J.拉梅爾完成了對本世紀和古代暴行系統和量化的研究，這是一個規模宏大的研究，他用一部關於阿克頓勳爵阿克頓勳爵（）被稱為“歷史法官”，他是十九世紀最有個性的人物之一，並被公認為是他那個時代最有學問的英國人之一。他將自由史作為其終身研究物件。他認為政治自由是宗教自由的基本條件和保障。——譯者（Lord Acton）戲劇的臺詞概括了他的研究：“權力導致屠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屠殺。”
拉梅爾發現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制越少，政府越有可能根據其領導人的心血來潮，或是心理陰暗面的衝動行事，發動對外戰爭。［18］日本也不例外。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可以被認為是由軍隊和皇族精英所控制的獨裁政權可預測的必然結果，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話。這一不受制約的權力將整個民族用來實現少數人病態的目標，而這一進程的啟動是由不受約束的政權來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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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汲取的第三個教訓，也許是所有教訓中最慘痛的一個，它在於人們的思想是如此容易地接受種族屠殺，並使我們所有人都成為難以置信的事件的消極旁觀者。南京大屠殺成為世界的頭版新聞，然而，當整個南京遭受屠殺時，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袖手旁觀。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的反應與對發生在波黑和盧旺達的暴行的反應可怕的相似：當成千上萬的人以難以置信的殘忍方式死去的時候，全世界都觀看過了報導，但卻袖手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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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南京受害者所遭遇的不公平的境况，人们只需对战后日本政府和德国政府对其受害者的赔款情况做一比较即可。虽然仅仅靠金钱无法使被屠杀的受害者复活，也无法抹去幸存者记忆中的创伤——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至少能够传递这样的信息：受害者的遭遇象征着他人的罪恶。
德国政府至少已经支付了880亿德国马克的补偿金和战争赔款，而且还在2005年前再支付200亿德国马克。［19］如果人们将德国政府支付的所有钱计算在内，这包括个体受害者的赔款、财产损失赔偿、补偿性的退休金、国家法定赔偿、特别案例的最终赔款以及根据与以色列和其他16个国家达成的战争赔款协定，那么总数几乎达到1240亿德国马克，折合美元近600亿。而日本对其战争罪行几乎没有支付过任何赔偿。甚至瑞士这样的国家都保证将出资数十亿美元建立一个基金，用以归还从犹太人账户上盗取的资金。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日本的许多重要官员仍继续相信（或假装认为）他的国家从未做过需要进行赔偿的事，甚至是需要进行道歉的事，并认为他们的国家被指控犯下的许多最严重的暴行实际从未发生过，而证明它们的确发生过的证据则是由中国人和其他蓄意打击日本的人伪造的。
今天，日本政府所持立场是：所有的战争赔款问题都已经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中得到解决。但是仔细研究该条约，人们会发现，该问题只是被推迟到日本的财政状况改善后解决：“人们意识到，日本应该向盟国支付战争赔款。”该条约在第五章第14款规定：“然而，如果日本要维持一个能够养活其人民的经济，对所有这些破坏和苦难进行战争赔款，并在同时履行其他的义务，人们也意识到日本目前资源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冷战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是日本不仅逃避了战争赔偿的责任，而且从美国得到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有助于美国的前敌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和竞争对手。目前，亚洲对日本重新恢复军国主义的前景非常关切。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推动日本增强军力，这使得许多战时遭受日本多年侵略的人们感到不安。菲律宾外交部长、普利策奖得主、二战期间曾是麦克阿瑟副官的卡洛斯&罗莫洛（Carlos Romulo）警告说：“那些忽视历史的人，往往会成为历史的受害者。”他也理解日本文化所激发的具有竞争性的日本民族精神。“日本是非常坚定的民族，他们也很有头脑。在二战结束时，没有人会认为日本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强国，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是了。如果你给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机会，他们会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20］
但是冷战结束了。中国正迅速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其他战时曾经遭受日本欺负的亚洲国家，随着其在国际经济领域崭露头角，可能会挑战日本。在未来的数年里，人们可能会看到声讨日本战争罪行的激进主义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人口统计上，美国公众将变得更加亚洲化。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的职业主要集中在科学领域），年轻一代的华裔美国人和华裔加拿大人在法律、政治和新闻领域迅速增加其影响力。过去，在北美从事这些职业的亚洲人数量有限。
在我开始写作这本书和完成的这段时间里，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有了实质性的增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日本对战俘进行的活体试验以及其他日本暴行的小说、历史书籍、报刊文章迅速增加和传播。旧金山地区的学校正计划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纳入教科书中。华裔房地产开发商也已经制定了建造中国大屠杀纪念馆的蓝图。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美国政府开始回应活动人士的要求，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去面对他们战时历史。日，美国司法部确定了一份需要进行监视的日本战犯名单，以禁止他们进入美国。1997年4月，前美国驻日本大使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告诉媒体，日本应该诚实、直接地面对历史，他还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日本能对战争罪行进行充分的道歉。［21］南京大屠杀甚至将进入提案，不久将被提交给美国众议院。［22］1997年春，美国国会成员和人权活动人士共同草拟了一个法案，谴责日本在二次大战中虐待美国及其他国家战俘的行为，并要求日本正式道歉，并为战争罪行赔款。
迫使日本政府正确面对其战时遗产的运动甚至在日本也得到了支持。在日本，官方否认战时暴行的做法，在那些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日本人的日本市民中引起了羞愧和尴尬。有一些人相信，如果日本在未来指望得到邻国的信任，那么他们的政府必须承认自己的过去。1997年，日本“和解社团”（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在过去的战争中，日本既傲慢又自大，侵略了其他亚洲国家，给许多人带来了痛苦，特别是中国人。自三十年代前后的十五年中，日本不断地对中国发动战争。战争的行为延续着，使数千万人成为受害者。在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对日本过去的错误进行道歉，并请求你们的宽恕。［23］
当代日本人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他们可以继续欺骗自己：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一场神圣和正义的战争，日本输掉这场战争只是由于美国经济实力太强；或者他们可以完全摆脱他们国家的恐怖遗产，方法是承认这样的事实：因为日本输掉了那场战争，无法将它的“爱”强加到更多的民族头上，因此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如果当代日本人在维护史实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就有这样的风险：他们就会同他们的战时先辈一样在历史上留下污点。
日本对其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不仅有着法律责任，而且有着承认它的道德义务。最起码，日本政府需要向受害者进行正式道歉，向那些在暴行中丧命的人支付战争赔款；最重要的是，要向下一代日本公民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如果日本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并尽早翻过其历史上的黑暗一页的话，这些早该采取的行动对日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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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南京的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从一开始许多组织和个人不断地给予我支持。尽管无法一一感谢几年来所有为我奉献出宝贵时间和专业知识的人，但是，我依然要在此特别向一些人表示感谢。
我的父母张绍进和张盈盈博士是最早向我讲述南京大屠杀事件，并强调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人，他们花了许多时间阅读本书的初稿，为我翻译一些关键文件，在电话上长时间的讨论中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对此我深受感动。他们是大多数作家所梦想有的那种父母——智慧、充满热情、给人以灵感。只有我自己能够真正理解在写作本书过程中他们对我的重要性。
我的编辑苏珊&拉碧娜（Susan Rabiner）也认识到本书的历史意义，并鼓励我写这本书。在数星期、数月的时间里，她不仅逐行的校阅，而且由于她的真知灼见，为本书增色不少。她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在她作为编辑主任，行政事务繁忙和在她离开Basic Books出版公司前所经历的个人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在今天的出版界，鲜有像苏珊这样兼备文学才能和严肃非小说类作品的专业知识，并真正地关心作者的编辑。能与她如此广泛地一起工作不仅是一种乐趣，而且是一种殊荣。
史维会在我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对我非常支持，向我提供了照片、文章和全世界重要的关系。我特别要感谢史维会的丁元夫妇（Ignatius and Josphine Ding）、臧大化和吕建琳（David and Cathy Tsang）、张碚（Gilbert Chang）、魏乐（Eugene Wei）、J.J.Cao 和张国灏（Kuo-hou Chang）。
那些帮助翻译重要文件的人士充实了本书的文本内容。为了完成这本书，需要利用四种文字（英文、中文、日文和德文）的原始资料，我必须仰赖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善意和帮助。我的朋友芭芭拉&梅森（Babara Masin），一位杰出高科技行政主管人员，精通五国文字，奉献出她的许多宝贵时间将许多德文报告和日记翻译成英文。圣地亚哥的杉山智子（Satoko Sugiyama）不仅志愿为我翻译了日本战时日记，而且帮助我与日本老兵东史郎之间进行通信。
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Charles Burdic）和汉堡的玛莎&贝基曼（Martha Begemann）帮助我找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前主席约翰&拉贝的后人。我要对拉贝的外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表示感谢，她为我详细地描述了拉贝的生平，并给我拉贝的报告和日记的复印件。还要感谢《朝日新闻》的杰夫&海能（Jeff Heynen），他非常友善地将他翻译的拉贝文件给我。
由于好几位朋友的帮助，我在东海岸的研究取得圆满成功。纽约的汤美如借给我许多与她的杰出的纪录片《以天皇的名义》相关的材料。在纽约，邵子平和其家人亲切好客，为我提供膳宿，甚至让我使用他们的汽车往返于纽黑文的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在我逗留华盛顿特区期间，《华裔美国人论坛》（Chinese American Forum）的前出版人李圣炎夫妇以及历史学家玛丽安&史密斯（Marian Smith）无私地为我提供了交通、住宿和精神上的支持。在国家档案馆，约翰&泰勒（John Taylor）指导查阅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大量材料，帮助我找到了军事和外交报告、美国破译的日本外交文件档案、美国战略服务处（OSS）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译者的档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和法庭证据。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档案管理员琼&杜菲（Joan Duffy）和玛莎&斯莫利（Martha Smalley）十分热心，向我介绍传教士的日记和大屠杀的照片。
太平洋基金会资助我到亚洲旅行。在南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孙宅巍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向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档案，并带我前往当年日军在南京的各个屠杀地点。翻译杨夏鸣、王卫星长时间的和我一起工作，帮助我翻译档案和采访大屠杀幸存者的录像资料。
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恩函安排我到研究所继续研究大屠杀。《中国时报》的记者卡罗琳&林（Caroline Lin）热情地向我提供了与该主题有关的她的熟人和档案。老兵林保丁、林荣坤、程君清、王万勇和刘勇忠不加保留地让我接触了他们的资料。
好几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克服了过去的恐怖的阴影，向我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包括洛杉矶的钮先铭，南京的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刘永兴、潘开明、唐顺山、夏淑琴，台湾的尚兆富（音）和朱泉玉（音）。
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欧美目击者和他们的家人都十分慷慨地奉献他们的时间和信息，接受我的电话采访，向我提供照片、文件甚至是大屠杀的影像资料。他们包括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莫顿&贝茨（Morton Bates）、坦亚&康登（Tanya Condon）、弗兰克&蒂尔曼&德丁（F.Tillman Durdin）、马里恩&菲奇&埃克特（Marion Fitch Exter）、罗伯特&菲奇（Robert Fitch）、玛吉&加勒特（Marge Garrett）、彼得&克勒格尔（Peter Kroger）、艾玛&莱昂（Emma Lyon）、戴维&马吉（David Magee）、安吉和哈里特&米尔斯（Angie and Harriet Mills）、佛瑞德&里格斯（Fred Riggs）、查尔斯&索恩（Charles Sone）、利兰&斯图尔特（Leland Steward）、伊迪丝&菲奇&斯沃普（Edith Fitch Swapp）、马乔里&威尔逊（Marjorie Wilson）和小罗伯特&威尔逊。
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 Mitter）和克里斯琴&杰森-克林曾堡（Christian Jessen-Klingenberg）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的卡罗尔&格卢克（Carol Gluck）和哈佛大学的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在我的书出版前，花时间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他们的学术建议，使得本书增色不少。
在旧金山，数名日本人和亚洲人与我会面，并表达了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否认战争责任的看法。我非常感激村川治颜博士在日帮助组织的研讨会并感谢Citania Tam慷慨地为此次会议提供场地。我还要感谢参加会议的度沼彰（Akria Donuma）、伊藤景子（keiko Ito）、岡健二（Kenji Oka）、秦健（音）、川末子（Sueko Kawamshi）、山路広津（Hirokiu Yamaji）、山路紀子（Noriko Yamaji ）和山路康弘（Yasuhiro Yamaji）。
在我完成本书期间，其他各个方面给我提供过帮助的有：Simon Avenell、Marilyn Bolles、Frank Boring、Mark Cajigao、Julius Chang、Barbara Culliton、Jim Culp、Edward Dodds、 Mark Eykholt、David Farnsworth、Robert Friedly、 Richard Fumosa、Chris Goff、Paul Golob、Gilbert Hair、井口広、Ron King、Petrus Liu、David McWhirter、Dale Maharidge、Karen Parker、Axel Schneider、John Sweeney、寺尾茂久、Marijorie Traverso、王鄂、 Gail Winston、吴天威、尹集钧和史詠。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布莱顿&道格拉斯（Bretton Lee Douglas）博士，他毫无怨言地忍受了日本在中国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他的爱、智慧和鼓励给了我完成这本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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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截取张纯如《南京浩劫》一书部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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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7楼 平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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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倭狗，说这样的话情有可原，如果你是个中国人，说这样的话，说你是狗，真的侮辱了狗，你是个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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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0楼 平海人 】:
【回复 38楼 rsnm_147 】: [i]【回复 37楼 平海人 】: [i]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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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倭狗，说这样的话情有可原，如果你是个中国人，说这样的话，说你是狗，真的侮辱了狗，你是个杂种[/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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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样的人品，我能相信你的话吗？你的文章能相信吗？明显不可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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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乎你这杂种信不信，谁拿你当人了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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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中国人，不是狗，都会相信的
你敢在大街上说这样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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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兴趣跟你这样的弱智狗东西废话，浪费口舌，你对着墙壁狂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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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能出南京没被日本屠城的证据吗？？借用你的白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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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刀进行曲》 词曲：麦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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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岂能容日寇逞凶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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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中国人素质是没你们日本优秀.现实中的中国人的行径,
的确猪狗不如,但是话说回来,那不是日本人就可以如此屠杀我们
中国人的理由.
反对日本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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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贴,向张纯如和楼主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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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数目，我自己也不大相信中国可以统计确切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中国是战胜国，要求日本不做出伤害中国感情的行为是中国应有的权利，而东京审判是以法律的形式给中国公道，从法律上来讲，应该已经尘埃落定，日本对中国公布的死亡数字的质疑不会影响东京审判的结果。
然而，中国自然保留着后继的权利，比如将日本战犯的灵位移到日本的靖国神社一事（试问日本的二战战犯又“靖”了日本的什么国？），二战的中国劳工问题，日本二战遗留在华化学武器问题，中国的慰安妇的问题，这才是中国应该着手努力去做的东西。
字打到这里，我又有些感慨，日本应该有正直的人知道日本的责任，他们有实际的行动，中国则难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缺乏深刻的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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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移时移，看法观念亦易，不变即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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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那是要挨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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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们勾结起来祸害中国来了，欺人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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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们勾结起来祸害中国来了，欺人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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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6楼 平海人 】:
【回复 45楼 rsnm_147 】: [i]我没兴趣跟你这样的弱智狗东西废话，浪费口舌，你对着墙壁狂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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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不回帖。我将继续坚持屠杀不存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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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大概是他奶奶被小日本强奸之后的脑残儿童,原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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