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胡一元的儿子叫什么?_百度知道
明朝胡一元的儿子叫什么?
和拥护国王的大臣安南丞相黎季犛,自后他改名为胡一元,并传位给了他的儿子,杀害了原来的国王,那么他的儿子叫什么?请大家帮我查一下,告诉我,在这里我谢谢了
请问 大字下面一个互怎么拼啊.字典里没有.五笔也打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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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征安南之役
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方独立成国。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庆远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陈日昆，命令归还，但陈朝此时已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昆，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
动乱多事的安南
自明朝成立以来，安南陈氏政权已趋衰微，一直内乱不断，早在公元1371年，安南国王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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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南征安南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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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征安南又称明入越战争，越南称之为明与大虞战争（越南语：Chi?n tranh Minh - ??i Ngu），指的是征服越南胡朝（）的战争。安南古称，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以后，方独立成国。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陈日昆，命令归还，但陈朝此时已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昆，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1]后明成祖于1406年至1407年期间派兵攻打南安，最终安南独立，明封黎利为，从此不绝。这场战争最后以明朝胜利、胡朝灭亡告终，越南被并入明朝领土，标志着安南属明时期的开始。[2]地&&&&点北部时&&&&间1406年—1407年结&&&&果大虞灭亡，安南并入明朝领土参战方兵力明：不详；安南：21万主要指挥官、、、胡汉苍
自明朝成立以来，安南陈氏政权已趋衰微，一直内乱不断，[1]14世纪末期，皇帝在位的时候陈朝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而此时南方的正处于统治下的鼎盛时期，屡次入侵陈朝。亲征占城，最后没于阵中。虽是此战中的统帅，但由于与太上皇陈艺宗的裙带关系而免于被罢官。此后占城势力更加强盛，甚至一直打到都城下，大越无法制止。1380年，黎季犛率领陈朝军队第一次击败了制蓬峨。黎季犛凭借著军功完全掌握了陈朝的军政大权，将都城迁到了自己的势力圈顺化，随意废黜和拥立皇帝（共废立三帝：、、）。
1390年制篷峨阵亡后占城逐渐走向衰落。在解除外患之后，黎季犛大肆屠杀陈朝宗室，为篡位铺平道路。1400年，黎季犛改姓“胡”，废黜了陈少帝，篡夺了皇位，建立胡朝；并以的后代自居，改国号大越为大虞。[1]发动南征的明成祖[3]就在越南衰落、政权更替的时期，其北方的明朝逐渐兴起，取代了元朝成为了中国的新王朝。试图建立华夷秩序和，在安南与占城发生战争时派遣使者调停；随意废立君主引起了明太祖的不满，屡次拒绝了安南的朝贡。胡季犛篡位后，畏惧明朝来讨，长期向明朝隐瞒此事。不久胡季犛禅位给了次子，自称太上皇。1403年发生后，胡汉苍以权理安南国事的称号向刚篡位的上表，诡称陈朝子孙绝灭，自称是陈朝皇帝之甥，受到群臣的推戴，请求受封安南国王。明成祖怀疑其真实性，遣使前往调查，但胡汉苍召集安南群臣联名向明成祖上书，最终明成祖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诏书中并告诫胡汉苍：“作善降祥，厥显有道，事大恤下，往馨乃诚。”[1]
然而1404年，有一位名叫（一作陈添平）的安南人从（）进入明朝，自称是陈艺宗的儿子，将胡季犛篡位一事告知了明成祖。明成祖派遣御史前往安南调查此事。胡季犛害怕被发觉，派人追杀李锜，李锜成功逃回了明朝并将其全部告诉了明成祖，引起了明成祖的愤怒。而在胡季犛篡位后，安南趁占城国王新丧之际曾多次大举讨伐占城。占城国王占巴的赖（越南史料称“巴的吏”）多次向明朝求救，请求明朝讨伐安南，这也引起了明成祖的注意。[3]
1405年，明朝与安南又发生边境领土争端。明朝方面声称安南强占了边境的下属的领土，要求安南将这些领土交给明朝。胡季犛作出了让步，将这些领土归还明朝；另一方面则大举征兵整备军队，派黄晦卿加筑多邦城（今越南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在白鹤江（在今越南附近）埋下木桩，并在险要道路设下关卡重兵防守。[3]自明朝成立以来，安南陈氏政权已趋衰微，一直内乱不断，1400年，权臣篡位，建立，改国号为“大虞”。不久後自称太上皇，由儿子即皇帝位。由於前朝陈氏原是向明朝称臣，世世受明册封，凭著篡夺得国的胡氏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于1403年农历四月丁未（4月21日[4]）遣使赴明，向刚起兵夺位的明成祖声称陈氏“宗嗣继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5]，欲藉此声称自己具有统治资格，要求明朝册封。明成祖派杨渤到越南观察後，当地陪臣耆老跟随他向成祖上奏称“众人诚心推𡗨权理国事”[6]，明廷一时再没有怀疑的理由，便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1][7]
1404年农历八月乙亥（9月10日[4]），陈朝遗臣裴伯耆到明廷，控诉胡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灭此贼，荡除奸凶，复立陈氏子孙”[8] 八月丁酉日（10月2日[4]），有一位自称子孙，名叫的人（越南史籍写作“陈添平”，《》称他的身份本是“陈元辉家奴阮康”[9]），从入明，亦向明帝诉说篡位的经过，要求恢复陈氏统治。[10]其後，明成祖当著胡朝的来使面前，安排陈天平与他们会见，使一众来使都错愕下拜，甚至涕泣，适值裴伯耆在场，向来使责以大义，场面紧张。 明廷于是对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员查核实情，胡朝明白势不得已，唯有承认责任，要求“迎归”。
另外，明越两国又因领土问题出现外交风波。1405年，广西省思明及云南省宁远州土官向明廷控诉，辖境猛慢、禄州等地被越南所占。为此，明廷于该年农历二月，遣使责难胡朝，要求归还禄州，胡朝便被迫将古楼等五十九村交给明朝政府。[3][11]
胡朝虽然愿意息事宁人，但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其后，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节，都遭扣留，不许回国。明廷又派员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险要之地，以为日後南征的准备。[12] 另外，胡朝的南邻，曾於1404年遣使入明，声称遭到胡氏“攻扰地方，杀掠人畜”，并进一步“请吏治之”，[13] 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3]
不过，明成祖仍未敢轻言出兵。1405年年底，云南将领建议出兵，却遭明成祖反驳说：“尔又言欲发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怀远人为务。胡?虽扰我边境，令已遣人诘问，若能摅诚顺命，则亦当弘包荒之量。”[14]至於的处置，明廷则决定送归越南，并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为国主。[15] 越南方面，胡朝有感於对明关系紧张，亦积极防备，重编军制，在多邦城（说位于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加强防守，於各个河海要处装插木桩陷阱，整顿军库，招募人民有巧艺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对明主战或主和，意见分歧甚大，有官员认为只好“从他（明朝）所好，以缓师可也”，左相国则认为只决定于“民心之从违耳”，对明作战并无十足把握。[16]1406年，明朝派镇守广西都督佥事领五千士兵（《》称领兵十万），护送“前国王孙”（陈添平）回越南（《》把事件列在该年农历三月丙午，即4月4日；《大越史记全书》则列入农历四月八日，即4月26日）。当进入越南境内的支棱隘时，遇上截击，明军不敌，陈天平及部份士兵被俘。陈天平经胡朝审讯後，被“处陵迟罪”。明成祖得悉後大怒，便“决意兴师”。[17] 7月16日，远征军正式出师，朱棣亲往龙江饯行，这一天风和日丽，江面上百舸争流，旌旗蔽空，鼓角齐鸣，明军威武雄壮，军容之盛为开国以来所未有。[18-19]
同年年中，明成祖派官加封“征夷将军”，配印信。后来在行军时病卒，由副将代替）、左副将军、右副将军张辅、左参将、右参将等领兵[20]（《大越史记全书》称共有八十万人，中国学者、认为可能有夸大）[21]，分兵两路，开进越南的会师，一边向越南腹地步步推进，一边发出檄文向越人呼吁父子的行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国”，并列出胡氏“两弑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徵，剥削不已”等二十大罪，又称明军的到来是“吊尔民之困苦，复之宗祀”，[22]以使民心动摇。果然，不少越人“厌胡氏苛政，罔有战心”，[19]有助明军前进更为顺利。农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日），胡军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军亦看准该城位於河边，有较大面积的沙滩可供抢滩，於是分兵进攻，成功以火铳击退胡军象兵。其後，明军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东都升龙，并大肆掠夺，“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23]1407年年初，明军攻破后，向的首都继续前进，胡氏皇子领军退守（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与、会合。明将则进驻木凡江（在今越南，与黄江相接）预备出击。农历二月，沐晟沿江两岸击败胡元澄军，追击至闷海口（在今越南），因军中爆发疾疫，明军移师到咸子关立塞备战。农历三月，胡军集合水步大军七万，号称二十一万，与明军爆发咸子关之战。结果胡军溃败，大批兵士溺毙於该处河流，无数船只及军粮沉没，胡氏父子败逃，最终在农历五月十一日（6月16日）在奇罗海口（在今越南河静省奇英县）被明军俘获，胡朝灭亡，领土被明朝收复。据当时的统计，越南土地人口物产资料为：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24-25]胡朝亡后，明成祖在农历六月癸未朔（7月5日）下，声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越南原本的陈氏王室著想，“期伐罪（指）以吊民，将兴灭而继绝”，并打算对“久染夷俗”的人“设官兼治，教以中国礼法”，以达致“广施一视之仁，永乐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陈朝子孙被胡氏杀戮殆尽，无可继承，於是在越南设置交址都指挥使司、交址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及交址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将之直接管辖。[25-26]
朱棣对胡氏父子十分宽容，只将他们二人及少数近臣关押，、胡芮等人皆获赦免，然而朱棣的安抚却没有使安南平静下来。1408年，大军刚刚班师，以简定、邓悉、阮帅等人为代表的安南地方势力就起兵叛乱，攻击盘滩、咸子关，控扼三江府之交通，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等地安南民众纷纷响应，明朝驻军镇压不力，致使叛乱不断蔓延。简定起兵后，自称日南王，后为招揽人心，又立所谓陈氏后人陈季扩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陈季扩打着陈氏后人的招牌，得到安南人民支持。[25]最初，陈季扩曾以陈氏宗亲的名义派人到明朝讨封，不料因使臣无礼，触怒了朱棣而被杀。朱棣在张辅支持下坚持武力进讨的方针，调发云南、贵州、四川都指挥使司和成都三护卫军共四万人，由沐晟领征夷将军印，再征安南，不料这次战局却非常不利。12月，沐晟在生厥江与安南叛军激战，因轻敌遭到惨败，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俊突围不成，自经而死，交趾都司吕毅、参政刘显等人皆战死，安南形势大乱。[25] 1409年2月，迫不得已，再度启用督师，发兵二十万与沐晟协同作战，这时的朱棣正准备北征蒙古，因此要求张辅必须尽快平定安南事态。[25]
明朝士兵[27]“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张辅这时对安南形势已成竹在胸，他并不急于前进，而是在叱览山伐木造舟，“招谅江北诸避寇者复业”。待形势稳定后，张辅才率大军进至慈，破喝门江，克广威州孔目栅，在咸子关击败安南军。安南乱军聚集战船六百余艘，退保江东南岸。张辅率领部将陈旭等以水师进攻，乘风纵火，大破其众，擒其将帅二百余人。追至太平海口，将阮景异又以战船三百艘迎战，复为明军所破。11月，张辅乘大胜余威，派指挥朱荣、蔡福等率步骑兵先进，自率舟师为后继，自黄江至神投海，会师于，再分道入磊江，屡败叛军，在美良山中活捉元凶简定，连同他的党羽一起送往京师，次年1月，张辅又削平其它各处变乱，斩首数千人，筑成京观以镇服安南人民。[28] 扩退屯乂安，继续抵抗，张辅飞檄向朝廷告捷。当时明军第一次北征正好遇到重大挫折，同是“靖难”名将的淇国公丘福、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和安平侯李远率十万大军北征本雅失里，结果在胪朐河遭蒙古军伏击，丘福等皆阵殁。朱棣震惊之余，又见张辅获胜，认为安南不足为患，于是召回张辅，准备亲自率领大军北征蒙古。[28]
1410年，朱棣亲征漠北得胜而归，陈季扩趁机派使臣胡彦臣入贺并求封，朱棣一时高兴，特授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其属官分授都指挥、参政等职，然而陈季扩的本意是求封为安南国王，朱棣的诏旨既不能令他满意，遂继续称兵作乱。由于明军主力北上，留守的沐晟兵力不足，无法讨平陈季扩。1411年，为了彻底平定安南之乱，已经腾出手来的朱棣命令张辅三征安南，迫令“陈季扩表奏伏罪”，如不服罪，则以武力讨平之。[28] 一向主战的张辅到任后，立即布署进兵，安南人民此时对张辅颇为忌惮，加上明军重兵抵达，局势开始发生有利于明军的变化。张辅到任，首先申明军令，都督黄中素来骄横，屡违节度，张辅斩之以徇，由此官兵惕息，无敢不用命者。7月，明军大破安南将阮景异于月常江，缴获战船百余艘，生擒安南元帅邓宗稷等，又捕斩别将数人。次年8月，安南叛军以战船四百余艘，分作三队，在神投海邀击明军。张辅以锐卒冲其中坚，明军以钩牵连敌船，作殊死战，从中午鏖战至傍晚，大破敌军，乘胜进抵陈季扩的老巢乂安府，安南军民降者相继。[28-29] 1413年冬，张辅与沐晟会师于顺州，与安南军在爱子江决战。此役，安南兵仍然以象阵为前驱，明军按照张辅的部署，一矢射落，二矢洞穿象鼻，群象皆返奔，自蹂其众。明军裨将、、薛聚等人乘势继进，矢落如雨，安南兵大败。1414年1月，明军进至政，安南兵残部屯暹蛮、昆蒲诸栅，悬崖侧径狭窄，骑兵不得前进，安南兵遂以为明军必不敢轻进，而张辅却与将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四鼓掩至其巢，出其不意大破安南军，擒阮景异、邓容等。陈季扩只身败走老挝，张辅命指挥师佑率兵追击，连破老挝三关，终于在蒙册南磨将陈季扩活捉，与其妻子一起械送京师。至此，安南全部平定，张辅以叛军所占城地，设升、华、思、义四州，增置卫所，留军镇守而还，此时正好是朱棣二征蒙古的前夕。[28] 在明军的武力镇压下，交趾虽然再次平定，但明朝官吏不善于安抚，内部又勾心斗角，安南民心不附，为尔后的变乱埋下了祸根。1418年1月，安南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俭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起兵抗明，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明军无力镇压。1416年，朱棣迁都北京，明朝的经营重点逐渐北移，交趾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28]1418年农历正月，蓝山乡的豪族发动起义，自称“平定王”，盘踞该地与明军对抗。明军征讨数年，还未能将之消灭，便尝试采取利诱策略。据《·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的记载，1423年农历四月，明将、等给黎利军送来大批牛、马、鱼、盐，及谷物农器，目的在于招诱黎利。黎利亦派人赠送金银回礼，并暗中作出防范。明军了解到黎利不愿妥协，便扣留黎军来使，此举反令黎利更坚定信念，“帝（黎利）怒，遂绝之，将士发愤，皆誓死战”。[30]
1424年，黎利听从少尉黎只的建议，制定了“先取茶隆（在今越南），略定，以为立脚之地，资其财力，然后返斾”的方略，在越中地区日渐坐大，包围西都，进占、等地，明廷也不得不多派兵员赴越增援。1426年，黎利军进迫，明征夷将军会合十万大军迎敌。农历十月，在崒洞之役（又作𡨧洞。《》记载战事发生于农历十一月，《》则记载在农历十月）中，王通拟定设置伏兵，引诱黎利军队，但因军中的侦察人员被黎军所擒获，因而早有准备。黎利军便故意引诱明军，时值大雨滂沱，道路难行，明军遭黎利军四面夹击而大败。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说，此役中明军阵亡者有五万余人，被俘者万余人。[31]
明朝征夷将军王通在崒洞之役大败后，便争取机会重整军力，又佯作与黎利议和。黎利明白这一点，便继续进兵，攻取东都（河内）附近城池。到1427年正月务求把一部份明军部队围困在内，使之孤立无援。明廷派（越南典籍作“柳升”）再加兵十万前来增援。柳升抵达边境时，黎利曾要求“罢兵息民，立陈氏之后主其地”，唯柳升没有即时处理，只把信函原封不启，送交明廷，自己则领兵再战。黎利军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在支棱之役中击杀柳升（时在农历九月二十日，西历10月10日），明军又遭黎利军从各路进攻，陷于总溃败的状态。[32]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太子明仁宗即位，次年明仁宗去世，太子即位，是为明宣宗。明宣宗皇帝考虑到“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33]便允许撤兵。得胜後，就发布所起草的《》，称他自己的抗明斗争是“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提出中两国是“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因而有必要脱离明朝统治，自行建国，于是建立。[34]
其后，明英宗正统二年（1431年农历正月五日），明封黎利为，从此不绝，[35]黎利亦不愿与明朝为敌，从此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始终奉明朝。[36]明军之所以能够顺利平定安南，主要是因为胡氏政权多行苛政、民心不附，朱棣应陈天平之请，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又承诺复立陈氏子孙之贤者，这当然受到了安南人民的欢迎，亦不失为仗义之举，但得胜后自食其言，草率地决定将安南收复，却是明显的失策。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安南虽曾多次成为中国领土，但自五代吴权以来，已独立成国，一旦直属中国管理，必然遭到安南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安南可谓从此进入多事之秋。[25]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大虞被明攻灭，安南成为明朝的一部分。此后的二十年时间被称为越南第四次北属时期，亦称属明时期。[37]虽然明朝推行安南与中国同化的政策，将大量的中国文化和书籍输入安南，同时也将大量安南的书籍送往中国。为了争得安南人的支持，明朝任命莫邃、范世矜、杜维忠等安南人为官，与明人一起统治安南。为了获得安南士人的支持，明朝特意出资修葺了陈朝宗室和遗臣的坟墓，并为他们上了谥号，立庙祭祀。但这些行为仍然遭到了安南人的反抗。[38]
新手上路我有疑问投诉建议参考资料 查看明代科举中已有“同等学力”者 被称“儒士”
来源：
科举考试图
《明史·选举志》里有两段话容易使人们对明代科举全貌产生一些误解。
第一段话是：“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这段话的后面一句是对的，因为明朝任官有多种途径，通常说是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儒士等又是一途，吏员也为一途，这叫“三途并用”。但这段话的前面一句却有问题，那就是科举未必“必由”学校。有资格参加明代科举第一层级“科试”的有两种人，一是在府、州、县各级官学读书的“生员”，所谓“科举必由学校”，指的是他们；二是儒士，他们“未必”由学校，大略相当于“同等学力”者。
第二段话是：“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这句话反映了“三场并通”的儒士可以和生员一并参加乡试的事实，问题出在“间收一二异敏”。
由于这两段话，加上学校的生员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主流”，所以造成了后来人们对于以“同等学力”参加科举的“儒士”的不重视，甚至忽略不计，这就不免以偏概全。首先如上所说，由于“充场儒士”的事实存在，使得明代的科举“必由学校”之说并不全面。其次，明朝的“充场儒士”并非像《明史》所说的那样在人数和影响上微不足道。
郭培贵教授根据《福建通志》对明代福建举人身份的记载，统计出福建的举人有265位是“儒士”的身份。如果按照方志远教授关于乡试举人大约30取1的推测，仅福建一省，取得“同等学力”参加乡试的“充场儒士”应该有七八千人次。
明朝江西泰和籍大学士陈循在给景泰皇帝的奏疏中说：江西每当“大比之年”，除学校出身的“生员”之外，“同等学力”的儒士参加乡试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明英宗实录》卷268），而不是《明史》所说的仅“一二异敏”。当时的江西有七十多个县，泰和为科举大县，其他县以十分之一计算，全省每次参加乡试的儒士可达七八百人，这是通过了三场“科考”取得“同等学力”的“充场儒士”，未通过科考的儒士数量更加巨大。
那么，“充场儒士”的“同等学力”是怎么取得的？这里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被当地知识界特别是官府认定是“儒士”，即有学问。这个条件是“软指标”，人情的因素比较多。第二，要通过科举的第一层级“科考”，这个条件是“硬指标”。明朝“科考”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加而设置并完备的。开始由各官学所在的府、州、县主官负责，听命于各省的巡按御史；到了正统元年，在各省增设按察副使或佥事，称“提学宪臣”，简称“提学”；到弘治十八年，规定立“三等簿”考核学生，标志着“科考”的正式定型。“科考”的具体做法是：各省提学在三年的任期内，要在全省的官学生员中进行两次“统考”，第一次叫“岁考”，第二次就叫“科考”。只有在“岁考”中取得一二等（共六等）的生员，才可以参加“科考”。只有在“科考”中获得第一二等（总共也是六等）的生员，才能获得乡试的资格。
“儒士”们要获得乡试的资格即“同等学力”，不需要参加“岁考”，但必须参加“科考”。考什么？《明史·选举志》说是“三场并通”。哪“三场”？没有说。但根据乡试、会试的情况可以推测科考的情况。
明代的乡试、会试都分三场进行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一、“四书义”，有三道题，每题答二百字以上。二、“经义”，有四道题，每题答三百字以上；如果来不及全答，可省去一题。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对四书五经及各家注疏，特别是朱熹注释的熟悉程度，有标准答案，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客观题”或“基础知识”的考试。第二场考的是：一、论一题，答案要三百字以上。二、判语，也就是批示，共五条。三、代拟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的从政能力。第三场考的是：经、史、时务策，共五道题，可选三题作答。这场考的是考生对于时务和国家政策的见解。
“科考”所考的，应该也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三场考试都合格的儒士，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可以以“充场儒士”，也就是和通过科考的生员们的“同等学力”，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
在当时，由于重视“在校”的资格，对于“同等学力”是有歧视的。陈循在说到江西“大比之年”每县的“儒士”往往有一二百人时指出：一些学校出身的官员对“儒士”有成见，甚至“恶之如粪土”。陈循自己也出身于学校，而且是以状元的身份进入仕途的，但他引用《尚书》的话，“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又引用《孟子》的话，“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认为无论来自学校还是以“儒士”的身份充场，皆“盛世之事”，不得以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的儒士。陈循特别指出，以自己的原籍江西泰和县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大学士杨士奇就是儒士出身，始任庐陵县学训导，由吏部试用，后为一代名臣。而永乐十九年廷试第一的状元曾鹤龄，则是以儒士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
陈循举的这两个例子，杨士奇是以“儒士”选官（关于这类“儒士”，笔者当另文讨论），而不是“科举”儒士。曾鹤龄则是典型的“科举”儒士，先在永乐三年江西乡试中中举，后在永乐十九年的会试中名列第二，经廷试而为状元。（杨士奇《东里续集》卷27《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君墓碑铭》）
而在明朝，以“儒士”身份通过科举高中会元、状元，为非学校出身的“同等学力”者增光的并非只是一个曾鹤龄。
成化十七年，浙江余姚儒士王华廷参加科考并高中状元，后来官居南京吏部尚书（徐咸《西园杂记》），而且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儿子王守仁，号阳明，被称为明代气节、学术、事功第一人。正德六年，江西安福儒士邹守益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后来师从王阳明，被黄宗羲称为“江右王门”第一人，后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这位出身“同等学力”的儒士掌管了明朝最高学府。
广东南海县一直以本县在明代出了四位“会元”而自豪。这四位会元分别是伦文叙、伦以训父子，梁储、霍韬。其中，伦文叙和霍韬二人是以儒士的身份通过科举为会元的。《广东通志》惊呼：“伦文叙、霍韬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尝一日为诸生，是尤为异！”伦文叙不仅是会试的会元，还是廷试的状元；霍韬则官至礼部尚书，为嘉靖时期的名臣。
当然，以“充场儒士”的身份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并且建立卓越功勋的，还得推谭纶。谭纶是江西宜黄人，字子理。沈箕仲《谭司马公行状》言其：“生而沉雄，多大略，于书无所不窥。然时喜道家言，而志闲闲而气阗阗。嘉靖癸卯以儒士举于乡，登甲辰进士。”虽然是“儒士”出身的文官，谭纶却以军功和韬略著名，屡建奇功。他先后担任福建巡抚、两广总督，率领刘显、俞大猷、戚继光三大总兵剿灭东南沿海倭寇；继为蓟辽保定总督，与戚继光练兵蓟镇，防御北方蒙古诸部，时称“谭戚”。
不过，到了晚明，一方面是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官场的科举考试却更加讲究“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致使人才培养、人才选拔的路子变得更加狭窄，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明朝走向封闭、式微和败亡的命运。[责任编辑: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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