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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评三十家　
鹿兆海，鹿兆鹏——卷入凶险的政治漩涡，他的祠堂对这一批人不再具有号 召力。的确，强大的政治势力成了白鹿原历史之中一个不可捉摸的因素。它 最初更像是从外部楔入白鹿原的历史，它那神秘的运行轨道常常让白嘉轩不 知所措。尽管白嘉轩的苦心最终使黑娃重新匍匐到仁义精神之下，但是，政 治势力却在黑娃悔过自新之后出其不意地处决了他；相反，白孝文的阴险与 狡狯则奇特地得到了政治势力的庇护和嘉许。政治的逻辑是什么？这时，我 们不能不感到，政治与其他两种势力的角逐势必为《白鹿原》的故事带来一 个新的境地。　　然而，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停下来了。愈是意识到政治这支线索在小说中 的意义，我们就会愈是对这支线索上的故事感到不满。首先《白鹿原》之中 这方面的故事多半了无新意。地下活动，学生运动，接头，策反，叛变，包 围与突围，这些情节均未超出《青春之歌》、《红旗谱》或者《红岩》。这 并不是说《白鹿原》没有出现相应的精采片断和细节，而是说这些片断和细 节均未成为衍生故事的内核。白灵和鹿兆海抛硬币决定加入哪一个政党，鹿 兆鹏委托鹿兆海送走白灵，诸多此类意味深长的场景仅是零星地混杂于一批 似曾相识的故事之中，得不到单独的扩展，可以看出，这支线索上的故事已 经重新为编年史的时间顺序所降服。小说仅仅按照大革命时期、抗日时期、 国共战争时期排列人物的经历，叙事话语穿透时间的功能不知不觉地萎缩 了。这与其说缺少历史事实，不如说缺少与众不同的历史认识。在叙事话语这个层面上，或许我们还可以挑剔出一个更为隐蔽同时又更为重要的缺陷。一旦重新将《白鹿原》回想一遍，我们就会发现，政治势力 这支线索与其他两支线索之间出现了游离与脱节。如果说宗法家族权威与叛 逆者之间的搏斗形成白鹿原上一系列戏剧性故事，那么，政治势力与这两者 都没有一座相互衔接的情节拱桥。这两批人物所以撮合到一起，更多是由于 相同的时间、空间或者血缘关系——他们之间并未通过真正的性格冲突联系 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即使将政治势力这支线索上的故事抽掉，小说的 完整性并未受到明显损害。这恰好从反面证明，《白鹿原》的叙事话语出现 了破裂。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个破裂解释为一种疏忽。《白鹿原》是陈忠实的潜心之作，经过多年的酝酿和构思，陈忠实不可能无视如此明显的问题。所以， 我宁可认为，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破裂。也许，回溯民族命运的时候，陈忠 实并未详细考虑儒家传统与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无法 继续想像它们之间冲突与交织所形成的生动故事，可是，思想的回避并不能 代替叙事的回避。未完成的思想只能导致未完成的叙事。　　无论文学如何眷恋历史，文学并非历史。文学靠拢历史的时候，两者之 间会出现一种紧张。历史不可能驯顺地自动转换为文学。文学必须顽强地与 历史搏斗，尽可能制服历史事实，而不是被动地为历史事实吞没。这种搏斗 包含了对于历史的筛选、整理、识别、组织、想像、判断，而这一切最终将 体现于叙事话语之中。《白鹿原》让我们看到，一旦文学无力驾驭历史，历 史事实就会挣开叙事话语的控制而返回它的原有逻辑。这在《白鹿原》里面 留下了一个重大的艺术创伤。　　简 评南帆是比较出色的文艺评论家，选他三篇文章，两篇是评学术专著，一篇是评文学作品。被评的书虽然门类、品种、内容各异，格调有一致之处， 这体现了南帆的评论风格和个性。他立论视角比较高，善于从宏观把握作总 体论述，再逐步深入，抽精吸髓地剖析。他的文章思辩性强，有较浓厚的理 论色彩和学术气。属学术性书评。　　评《超越语言》在两种意义的辩论中，即鲁枢元与结构主义对语言在文 学中的地位的辩论中，他客观、冷静地分析两方面的争论，合理性与不合理 性，分析得入情入理，见解独到。他并未置身争论之外，而是置身争论之中， 提出语言超越的本义是什么？他是支持鲁枢元的观点的，说超越应是“作家 拥有了不懈的艺术冲动；冲出结构，奔向远方，寻找新的言语自由”，使语 言系统内部充满喧响，流动，生机勃勃，是作家选择语言，不是语言选择作家。　　《文化冲突与文学嬗变》的作者主张文学要参与文化的排演，要将她纳 入文化氛围考查，中国文学的焦点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 南帆客观地分析了原著，肯定作者立论的宏观视野，是高屋建瓴之论，涉及 了一批重要问题。南帆评析了文化、文学、文学史的关系，也提出文学如何 在文化冲突中保持自己的特征，委婉地指出了原著论述的不足。阐述了自己 的独到见解。对《白鹿原》的评论，像前两篇的风格一样，站在高处，用历史的眼光，政治的眼光概括作品的内涵，归之为三种势力的斗争，这种评论显然是高人 一筹，可惜对它的艺术得失几乎没有涉及。方鸣作者小传1957 年 6 月 6 日生于北京，籍贯湖北黄陂，中共党员。1978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77 级），毕业后于 1982 年底调入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 作至今。历任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副主任，《中国出版》编辑部负责人， 人民出版社策划室主任，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兼任中国图书评论学 会理事，全国优秀畅销书评审委员会委员。曾策划和编辑图书百余部，丛书 数十种，其中包括国家重点图书项目，并曾获十几个奖项。著有出版文集《裁 书刀》，并主编《20 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 等大型图书多部，及《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1995 年被评为全国优 秀中青年图书编辑。价值·价值学·文化哲学——《世界的意义——价值论》读后　　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三 个面向丛书》中的一种。这本书是作者在多年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是 国内从哲学上研究价值问题的第一部专著。这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价值论的基本内容，解释了价值和价值评价的问题；并试图对价值 进行哲学分类：物质价值（自然价值和经济价值）、精神价值（知识价值、 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和人的价值；最后，还对价值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探 讨。可以说，把价值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哲学的层次上探讨 价值问题，讨论人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无论从理 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价值问题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出现，表 达了世界（人的世界及人自身）对于人的意义。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标志着人类生存境界的提高和自我认识的深化。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 动中，总要从中发现出某种蕴含的意义，把握住世界及人自身的各种价值并 做出价值判断。这已经不是鉴别“真”、“伪”的问题，而是确认“好”、 “坏”，表示“满意”、“不满意”，感到“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了。 特别是现代人在巨大的技术社会和凝重的物质世界的对象面前，更需要探求 对象的意义，寻找自身的价值，证明自身的存在，确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因而也就形成了现代社会中纷繁的、交错的、碰撞的价值意识和价值观念。 早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就已经出现了一门系统研究价值问 题的学科——价值学（axialogy）。近 20 年来，西方价值学的研究更是日趋 活跃。在中国，这几年人们也已经喜欢谈论价值问题了，这无疑与中国社会 发展的现状和外界文化的传入有关。那么，需不需要建立一门具有中国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本书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不 过，既然是尝试，自然也就存在着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思路、视角和方位的问题，其自身也就需要进行一番价值评论。　　价值问题是一个十分广泛的问题。它能够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一个民族的 文化传统、心理建构和思维机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社会意识形态 和社会的历史发展水平。它需要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许多 人文学科的研究交叉融合。因此，价值的问题乃是文化的问题，是社会结构 中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整合的一个聚焦点。既然如此，当然也就应该在一个 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之中来考察研究价值的文化本体，探讨价值观念 在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说明各种价值观念在社会进化 和文化流程中的演变和发展趋向，——这就是文化哲学的研究思路、视角和 方位。我以为，价值、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必须改造为文化哲学的基本范畴， 价值学必须包括在文化哲学的整体建构之中。只有在文化的背景和文化的氛 围以及哲学的沉思和哲学的开掘中，价值问题才能得到丰富而深刻的说明。 这当然是一项辉煌的工程。现在的这本书，在价值哲学的体系建构上下了很 大功夫，更着力于工程的脚手架的搭建。这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似乎还缺 少一种文化的铺垫和装修，一种文化的神韵和风采。由此我想到，探讨价值 问题是必要的，建立一门价值学也是必要的，但更为必要的，是要努力创造 出一种文化哲学的精神。　　意志和智慧——读叔本华《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　　人们在谈论惬意的事情时总是兴高彩烈，让我们共享欢乐；而在诉说伤 心的事情时却往往涕泪交流，使我们为之恻隐。　　但是，当叔本华向我们描述这人世间的痛苦时，我们感受到的却是意志 和智慧。　　叔本华是一位痛苦的哲学家。他的书《意欲为人生之间的痛苦》也是一 本痛苦的书。我们愿意去理解这书中的痛苦？能够去同情这个痛苦的哲人 么？也许，我们还不会承认自己也是个痛苦的人，也不会去写一本痛苦的书 罢。　　“人生来就是痛苦的，其本性逃不出痛苦之股掌。”“一切生命，在其 本质上皆为痛苦。”这样的结论，不是太悲观了么？对，这不是乐观主义的 态度。我们素来习惯以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来贬斥悲观主义。我们通常认为， 乐观主义就是积极的，进步的；悲观主义就是颓废的，没落的，是与我们的 民族精神格格不入的。　　我们总是习惯于面带微笑，以表明我们内心的充实。微笑的面容已成为 我们这个民族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脸谱。记得“文 革”时期，许多外国人都曾发表过访华观感，说他们在街上看到的中国人都 面带笑容。确实，不知怎的，在那些灾难性的日子里，窗外总是锣鼓喧天， 欢声震地，我们总是春风拂面，笑脸相迎，像可爱的向日葵。那时候，我们还是“植物”，在阳光哺育下茁壮成长。　　植物是没有痛苦的，只有人才有痛苦。但只是在人真正成为人的时候才 会痛苦。不过，久痛之后，我们又会感受不到痛苦。痛苦表现了人的丰富性、 深刻性和敏感性。也许，哲学家都是痛苦的？因为，哲学就是痛苦。即使是快乐主义，也只是对人生痛苦的终极思索之后所反映的一种处世态度。其实，我们每一个 常人，又何尝没有过痛苦？生存的痛苦，情爱的痛苦，名利的痛苦，梦幻的 痛苦；还有个人的痛苦，国家的痛苦，民族的痛苦，世界的痛苦。这一切， 都曾使我们痛苦不堪，甚至痛不欲生。只是，很久以来，我们就已麻木了， 无聊了，我们忙活着，营计着，顾不上痛苦，也学不会痛苦。我们不再是婴 孩，能够以一种最本能的方式，肆无忌惮地用啼哭来表示他降临人世的痛苦。 在我们的成年，痛苦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它是朦胧的，飘 渺的，模糊的，“从来也不用想起永远也会忘记”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 然而，确实又是实实在在的痛苦！　　真切的痛苦，绝不只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整个的人群，它是人类的 宿命。由此痛苦，我们反而能进入到一个澄明的境界，达到无限，与神灵相 合。痛苦，是每一颗心灵的权利，但只是它的高贵的权利。即使是低卑的灵 魂，也会有它高贵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他就会感到痛苦。　　我们愿意探究自己的痛苦么？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痛苦么？痛苦是生命 的本相，同时更是意志和智慧的象征。我最欣赏叔本华的这样一个比喻：“意 志是琴弦，对意志的阻扰和妨碍是弦的振动；知识是音板；而痛苦则是声音。” 因此，在这个生命的“悲怆交响曲”中，痛苦不是沉沦，而是不甘沉沦；不 是迷离，而是醒悟；不是羸弱，而是刚健。　　　　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较多意志、智慧而较少痛苦，但是，只要有意志和智 慧，也就有意志的痛苦和智慧的痛苦。我们的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但不 论人们的面容是微笑还是苦恼，都难以揭示我们这个民族心灵的真正秘密。 既然我们遭受了苦难，我们就应该学会痛苦，我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意 志和智慧。1989 年 1 月《城市季风》，大风起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张勇进打来电话，告之杨东平托他捎话，说有一部 极好的书稿想交我出版，并言出后肯定畅销。我说没有一个作者不认为自己 的书写得好的，也没有一个作者不认为自己的书畅销的，得先拿来看看。　　杨东平我本认识，但不熟。我和他的前妻是朋友，好几年以前曾去他家 参加过 PARTY。当时北大的孙立平、中科院的顾昕、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都 在，大家玩得热热闹闹，尤以郑也夫善侃，唯杨东平一人坐在屋角，时而会 意笑，时做静思状。他在北京理工大学研究高等教育，过去我一直没有注意 过他写的东西，只知他是个大男，对少妻极好。　　稿子拿来了，竟有 40 多万字，书名是《京派与海派》。我稍翻了一下， 眼前顿时一片金光灿烂。我摸过的好书稿不知有多少，也不知多少次为之激 动不已，但这种奇异的感觉，只是在 6 年前编《第四代人》时出现过。我赶 紧和杨东平商量了一下，书名改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编入《满江红书系》中，立马出版。　　94 年 10 月，初版印了 6000 册，不久即全部销光。95 年 2 月再印 5000 册，销得更快。3 月 1 日开机第 3 次印刷，本计划印 10000 册，随即书店告 急，决定加印 5000；再告急，又加印 10000 册，一下子，纸张都供不上了。 这么厚一大本书，又是学术著作，定价 17.90 元，能卖得这么好，大概只有 杨东平敢断言。我呢，倒是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了：“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 个方向吹”。这本书，说的是北京和上海的城市文化，当然应该在这两个城市先热闹起来。出书前，莫扬独具慧眼，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大篇幅地连载了部分 篇章，引起各方反响，风起萍末。书出后，又在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 国际图书博览会和万圣书苑首先亮相。不过，总的说来，北京的新闻界反应 迟钝。之后，我又给上海新华书店的汪耀华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联合时报》、《文学报》等上海新闻界的朋友分别寄书，上海方面反应迅速。10 月 22 日，上海新华书店召开了“《城市季风》新书品评会”，会上 反映热烈，随即一批文章见诸报端，热销风头抢滩申城。11 月中旬《广州日 报》张穗华来京，看好该书，下旬即在穗召开“《城市季风》研讨会”，对 书末所涉及的广东文化兴起的问题进行了饶有兴致的讨论。对此，杨东平认 为，这表明广东人开始有了一种“文化自觉”。27 日广州购书中心开业，当 天即请杨东平签名售书，其时盛况空前，再掀高潮。　　此后，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又分别做了专题节目，全国各家报刊纷纷 发表书评，使这股劲风更是在全国吹得星火燎原。不管书中是不是议论了楚 汉文化，武汉却也成了“风口”，汉东湖路的一个书商就包了 5000 册。成都 被认为是下一个“风口”，似乎书迷和球迷应该是等质量的。同时，这股劲 风还有一种回旋之势。北京，市民争购场面自不必说，仅市供电局就买了 200 本发给干部学习。上海，在 3 月召开的市人代会上，作家宗福先向黄菊市长 “考问”上海文化问题并当场赠书，通过视频传媒引起不小轰动。随即上海 急电催书，但出版社已是无书可供。北京印刷三厂的两台对辊机正全力抢印 新书，力争新书 4 月上市，届时又将是一番风起云涌的壮观场面。因此《中 国青年报》有理由称该书是“第一畅销书”。不仅如此，海外许多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求书。据《读书》主编沈昌文讲，仅他寄送出去的书就有几十本。有朋友来信说，书已到美国哈佛大学 图书馆和日本内山书店，并说该书在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圈子里已有相当影 响。在港台和东南亚一带，报界更是推波助澜，让同胞们为之倾倒。台湾月 旦出版社的戚继华就称该书伴他度过春节良宵。　　都说是曲高和寡，却道是月清风高。一本高品味、重量级的城市文化专 著，怎能如此畅销，原因是大家都说好看。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的方虹说， 这本书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引人入胜。华东理工大学的许纪霖说，国外有好 多很好看的学术书，中国这样的书太少，所以东平的书就受欢迎。中央党校 的李书磊说，从写作的从容和耐力来说，作者很像个京派；而书的材料的选 取又一无禁忌，且文字很自由，这又说明他是一个海派。　　常言道小城故事多，殊不知大城故事少。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议论了那 么多年，却没有一部相应的大书问世，因而李书磊“对这本书有相见恨晚之 感”。特别是，这本书着意反映当代城市当代人的当代生活，不同于绝大部 分地域文化著作的纯历史学的考察。同时，这本书不只是一个焦点，而是以 一种多层面、多角度的散点透视，述说了时代、城市、文化和人的故事。所 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夏绍裘评价说，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北京和上海两个城 市生活的百科全书。1995 年 3 月简 评方鸣的三篇书评文章，风貌不一，前两篇是谈哲学、谈价值、谈人生的，读着读着像是见到两位学者向你走来，显得深沉、厚重，后一篇谈京海文化、 读之似见到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迈着轻盈的步伐出现在你面前，显得活泼。 两者各有风韵。同一个方鸣，写出两种风格的文章，可见他书评的多变性， 这是否就是方鸣的风格呢！　　方鸣评书，题在书内，评在书外，借题发挥，意广言衷。只用很少的笔 墨，三言两语道出原书旨意，便挑出原著论点，任意纵横发议。《价值·价 值学·文化哲学》是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的，《意志和智慧》是评《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的，这两本书的主题是谈价值，谈哲学，谈人生 的。方鸣在对原著评定之后便着重发挥自己的价值现，人生观。他说，价值 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对价值的研究和关注，便表示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提高， 自我认识的深化。价值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价值学必然包容在文化哲学的整 体建构之中，只有和文化、哲学联系在一起思考，开掘，价值才能得到丰富 而深刻的说明。他认为原著中缺少文化铺垫和装修，缺少文化神韵和风采。 方鸣如是说，评得还算坦率。叔本华的《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是讲人生 与痛苦的。方鸣承认这种痛苦，但是他说：在生命的‘悲怆交响曲’中，痛 苦不是沉沦，而是不甘沉沦；不是迷离，而是醒悟；不是羸弱，而是刚健。 这是他对痛苦的真心领悟。这似乎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痛苦。方鸣这 种评法，似乎也在开拓评书的另一种模式。方鸣为《城市季风》写了篇文章，给我的便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这一篇不知是否也可算‘书评’？按我本意，是想用事实说话，以信息报告的形 式，达到‘书评’之效果，但作为‘书评’可能尚勉强。”我觉得书评的形 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板着面孔说道理才算书评，从不同的切入点谈书， 同样会有好的效果。我欣赏，所以把这篇入选了。王一方作者小传1958 年 5 月出生于湖南衡阳。1978 年入大学（习医科），1986 年毕业，获医学硕士学位。1987 年供职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任助理编辑、编辑、 副编审。编发的重要图书有：《克氏康复医学》（合编）、《马王堆古医书 考释》（合编）、《现代心脏内科学》、《医学与人类文化》、《岳麓书院 建筑文化》等，曾获国家优秀科技图书奖（1992 年）、中国图书奖（1995 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合编，1995 年），多次获得中南区优秀科技图 书奖及湖南省优秀图书奖。现在青岛出版社工作。数，可数，非常数——读《数术探秘》　　在今日，“科学无国界”已成为一种共识，常举的例证就有数学。在当 代数学谱系中，绝找不到“法国数学”拟或“美国几何数”、“英国代数”、 “荷兰概率论”等术语。大概全球的数学家们都清一色地认识到“步调一致 才能得胜利”的道理，于是，便在某一个早上相约依照同一种思维逻辑来思 考问题，采用同一种标准评价成果。从此实现了数学世界的“大同”（这仅 仅是一种假想，事实上科学理论与认识在全球的整合是科学的区域“霸权” 的“殖民与扩布”的结果）。不过，数学史家们却常常抬杠，他们把目光投 向历史，从文化史的旮旯里找出一大堆证据来说明在整合的那一个早上之 前，确有着“中国数术”这种印有民族思维与区域文化特征的潜科学或准科 学认识体系的存在，并认为它不仅是现代数学区域整合前的认识遗产，一种 可作多向度文化阐释的“文本”，而且是数学史上浸透着东方神秘主义的“文 化化石”，敲开它的外壳，掏出它的内核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寻根使命。读 了俞晓群的新著《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很自然地想到 了这些。其实，早在 30 年代的中期，胡适之先生也有过科学寻根的探讨，他 在《人与医学》序中以医学为例曾提出“文化画布上的科学风景”的命题， 并不把“赛先生”看成是“纯种”的贵族，而是还有区域文化血脉因子的“文 化骡子”。只是，胡先生识高暇少，惯于开题而无力作深入的诠释。而俞晓 群的专著则对中国历史上数术发生、衍进的过程展开了详尽的论述，算是掘 了一口深井。这本书所囊括的具体内容包括象数、天数、礼数、命数、历数、 律数、医数、算数 8 大类，揭示出数的科学认识之外的社会、文化、宗教认 识内涵。在这里，数成了一块文化魔方，时而走向诡秘与恐怖，时而走向崇 高与神圣；时而镀上灵光，时而还原成素朴；时而空渺无垠，时而精细入微。 如果到老子那里去讨智慧，真应该仿“道，可道，非常道”的句式列出“数， 可数，非常数”的偈语。诚然，与西方数学发展轨迹相比，中国的数之学无 时不处在古代人文传统（包括相当的玄学成份）的遮蔽与“污染”之中，它 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浓厚的思辨色彩，臆测的推衍代替了自然数的逻辑演 算，有心法而乏公理，常为士大夫、筮师旁通的技巧，而不是专门家探骊得 珠和智力活动，人们热衷于藉此作世俗节目的解颐，而鲜有抽象的纯数学探 究。致使数之学沦为政治权谋、礼仪盛典、伦理教化、观天测象、占卜前程、 问医求药的工具，形成了发达的数术与孱弱的数学同在这种深刻的二律背反 局面。严格地讲，中国古代数术与舶来的现代数学科学体系之间缺乏必然的 知识续接，对它的历史阐释也许不在数学史的源流梳理本身，而在为古代科 技史乃至文化生活史找到一种别样的类型，为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揭穿一个谜 底。即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史实在是一部人文、科技交互纠缠的知识与方法的 杂合，在那个时代，科学有时还会认玄学为友。而科玄共轭的情形下，自然 不会有纯洁的数学。尽管在我们心中，不必忌讳这段不太干净的历史（西方 数学亦源于贪婪与博弈等丑行），但也不必对神秘外衣之下的数术遗产抱太 多的改良的希望，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能在现代生活中实现“创造性转 换”。我自知不懂数术之学，在此讲了一通外行话，祈请晓群兄多多包涵。 难为他在“正统”与“干净”的数学史之外垦出这块神秘的领域来，并做了 许多富有思想的阐释。　　[《数学探秘》俞晓群著，三联书店，1994 年版]几分天趣 几分乡愁——读《中日乡土玩具》　　田原先生的画集，前些年见到一册，是湘少版的《三百六十行图说》， 虽说所绘的内容是过去的生活，但经田原先生神笔，便成了一幅幅活鲜灵动 的民俗画卷。再缀上隽朴的文字，曾引出我浓浓的怀旧情愫。近日又得田原 新辑《中日乡土玩具》（仍为湘少版）尤其钟爱，闲来细细啖之，顿觉一份 稚拙质朴的天趣袭面而至。　　心耽于乡土题材的丹青高手着实不少，但挚恋孩提生活，醉心于乡土玩 具这类民间工艺品的画家大概不多。也许，在田原先生看来，艺术的原创体 验与超拔境界便可在这独自攀援的民间斜径上觅得，乡土玩具这块专用天地 里洒落着妙不可言的东方艺术感觉，某种大俗还雅的艺术造诣。所以，在他 笔下，无论是憨态可掬的瓷娃，灵动丑拙的泥狗泥猫，还是那俏皮的布猴， 稚秀的麦秸羊、帚草马，纸糊的虎豹，竹削的龙蛇，无不摄入一种气韵，栩 栩若有性灵，稚拙中透出厚重与笃实。亦无不浸淫着中日两国意趣相投的乡 土感觉，依然是疏笔重彩，意境则浑若天开。在田原先生心里，童趣的可爱 全在于它的自然质朴，稚拙与土气。有一回，女儿临桌观画，突然冒出一句 十分率意的评讽：“爸爸的画怎么总土里土气的？”田原闻之不但不愠，反 而大喜过望，引为知音。“我所求正是这份土气！”它是艺术的长青藤，它 的魅力将绵久不消，因为土气息与泥滋味中总是闪烁着人性的清纯与率真。 读田原的画是怡情而轻松的，常常会各有所获，画坛同好读出意境、风 格与技巧，学问家读出民俗积淀与文化交流，收藏家找到了摹本；而我却拧 出几分乡愁，几分怀旧的牵挂，还有几分人生过客的惆怅，对成年人来说， 儿时的感觉儿时的梦不过是照相簿里泛黄的相片所勾起的淡淡印痕；对都市 客来说，泥土的湿润与芳香深锁在理念中的“桃花源”里，这一切都渐渐离 我们远去，其实是我们在疏远它们。或许，作为生活的道具，我们不再需要 泥猴瓷马，我们的孩子有了变形金刚、电动水车、洋娃娃，也不再理会乡土 玩具，因为摩天楼使我们离开土地，悬在空中。四面的水泥路让我们忘记泥 的气息，也许我们应当庆幸现代生活带来的舒适与方便，但我们也失却了不 少生活的养料，包括田原笔下的天趣与率真，我们的生活内容以及艺术感觉 都在精致中流入浅薄，在喧哗中走向干涸，此时，我们的心灵正渴望着清纯 的流溢。这本乡土玩具恰恰为我们唤回几缕儿时的旧梦和泥土的根性。它是 一份信物，一种象征，给我们的都市生活溶入一种别样的情愫。当然，我们 也不必拒绝电动玩具、洋娃娃，却也应该学会用心灵去亲近那些泥猴瓷娃， 这个世界原本是重叠而丰富的。只可惜我辈仅能在田原的画幅和书本上解馋，而无法从他的实物收藏那里享受到立体的乡愁了。[《中日乡土玩具》田原画，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 年版]当代医学的挑剔者——读几本医学人文著作的札记　　医学，本是一门非常世俗的学问与技艺，古往今来都倍受关注，究其根 由，源于人们对自身生命的珍重。不过，随着医学的专门化与高度分化，公 众的目光已难以触及医学的内层，媒体除了给大众传播一些实用的保健知识 之外，便是鼓励大家为各种医学成就喝彩。殊不知，表面上愈加精致完善的 现代医学正面临着深深的内在困惑，它期待公众源于生命深处的理解，呼唤 来自思想层面的精神挑战。在此，就让我们来寻访几位怀揣思想柳叶刀的挑 战者吧！　　萨尔瓦多·E·卢里亚就是一位够格的挑战者。这位因揭示噬菌体增殖时 自发突变规律而与另外两位医学家分享 1969 年度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的 资深医学家，曾经为非专业人士写过两本书，着意张扬他的反叛立场。一本是 1973 年出版的《生命，未完成的实验》，该书旨在揭示生命现象与本质的 无穷奥秘，戏弄了人类认识的稚拙与浅薄，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足见其 影响之大。另一本书是他的自传《老虎机与破碎的试管》，这个颇耐寻味的 书名反映了卢里亚亦庄亦谐的思想风格，书中告诉大家的不是什么医学最新 进展，而是一肚子的责备，一脸的不恭敬。他大胆地将现代医学喻为张大嘴 巴“吃角子”（吞噬钱财）的老虎机。这一方面是指医学的基础研究耗费了 巨大的资财，但由于人类生命现象的异常复杂与还原论研究方法的天然缺 陷，现代医学只提供了一幅支离的生命图景，即所谓“破碎的试管”；另一 方面也涉及临床医学及整个卫生经济机器对社会财富的肆意挤占。一是对“生 命优先权”的滥用；二是健康代价支付的“马太效应”；三是高新技术与适 宜技术的失衡；都使得医学老虎机的“血盆大口”越来越“深”，还不包括 市场经济场景下商业贪婪与道德沦丧的雪上加霜，公众已经意识到现代医学 科学进步的高昂代价以及现代保健制度的深刻缺陷。卢里亚的妙喻无疑更加 唤起人们的“疑心”，点燃批判的情绪，向现代医学的科学神话举起人文的 投枪。尽管卢里亚有着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水准的科学业绩，但他不是一 位“唯科学主义者”，相反，在他的书中，极力张扬医学本质的二重性：既 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人学，需要人文滋润。他在自传中还现身说法，叙述 了他本人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化过程，由此托起了一个世纪的理性坐标，即科 学建构与人文精神的内在张力与双重变奏。也许不仅仅只是医学，“赛先生” 帐下一代学人都无法回避这个张力的冲击，他们的学术生涯与思想舟楫都在 这一复调中穿行，或升华，或迷失。回头来再说卢里亚，他愈到晚年思想愈 加洞明。最后的牵挂是生物工程学辉煌业绩映照下人类基因库的社会控制问题。　　另一位应该提及的思想剑客是查尔斯·罗森堡。与卢里亚相比，他更擅 长于“掘深井”，脱离个人生活体验去捕捉思想辉光。他有一本颇具影响力 的专著《来自陌生人的照顾》。这本书通过对美国 200 年来医院体系的建立 与现代医院制度的完善过程的反诘，提出另一个基于人的医学的现实悖论， 在罗森堡看来，现代医学不仅在卫生资源的分配上存在“马太效应”，而亲 情的分配也同样陷入这个怪圈。健康的人们生活在适意、温暖的家庭氛围之 中。尽情地享受来自亲人的照顾与心灵抚摩。而一旦病魔缠身，躯体与心理 遭受打击，发生困厄时，恰恰要撤走原有的亲情支撑，并被从原来的生活圈　　中推出，交给一群陌生的人们，去“苦其心志”，重新适应，甚至连获得一 次皮肤的抚摸都显得十分奢侈。毫无疑问，科学的医学有千百条颠扑不破的 理由来解释这种选择，如传染病隔离的需要，技术设施便捷使用的需要，专 业化与职业服务的需要等等；而医护从业者们也早已向希波克拉底庄严宣 誓，他们心中有百倍于常人的同情心和人性、人情，只需插上针头或掀动按 纽就会适时足量地、不分彼此地输送给患者。其实，这一切理由都难以自圆 其说，为什么苦难者要迎击更多的苦难？人们对于科学意义上的医学与人性 意义上的医学能否坐在一条凳子上已表示怀疑。且不去深究罗森堡的理性批 判，书封上那幅近似于工厂装配线的美式大病房和两眼发直的患者形象，就 足以映出作者发自心灵深处的忧虑，不知病中或无恙的读者作何思考？　　在挑战者的行列里有一位女性，她叫图姆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女性 哲学家之一。她以一本剖析自身罹患顽症（多发性硬化症）的痛苦体验而写 就的书挑起了一次思想肉搏。这本书叫《病患的意义》，揭示了病患对存在 着的生命呈现出的多重意义。在图姆斯看来，现代医学混淆了由医生（客体） 通过逻辑实证及理性建构的医学图景与病患者（主体）亲自体验的异常丰富 的病患生活世界的界限。前者是条理近乎机械、权威（不容怀疑）的“他们” 的世界，后者是活鲜、丰富的“我”的世界；前者是被谈论的、被研究的、 被确认的客观世界，后者是无言的体验，或被打断或被告知不合逻辑、荒诞 不经的主观世界。正是这一条条鸿沟，不仅带来医、患之间认识、情感、伦 理判断及行为等方面的冲突，也使得医学只配作为一堆“知识”、“信息”、 “技术项目”，而不能嵌入生命与情感世界。为此，患者图姆斯为现代医学 开出了药方，一是建议医学教育中重视医学与文学的沟通，鼓励医科学生去 阅读叙述疾患过程与体验的文学作品，以多重身份去品味、体悟、理解各种 非科学的疾患倾诉；二是亲自去体验疾病。在图姆斯看来，医生自身的病患 经历对于他理解病人的意义世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就是说，要透彻地认 识疾病、理解患者，仅有知识与技术是不够的。另一方面，理解病患主体与 过程是治疗成功的前提。它的深刻影响不仅表现在疾病自然过程的处理上， 还会渗透到患者生活的重建方面。对于那些不存在治愈与复原可能的慢性疾 病与不治之症来说，尤其需要重建一个以患者生活为中心的治疗目标，以帮 助患者在躯体损害与自我期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古人说：“三折肱而为良 医”，图姆斯的“折肱”未能成为职业称号上的良医，却为现代医学的精神 困境送去了一支燃烧着的红烛。最值得介绍的一位挑战者应该算刘易斯·托马斯了。以他压轴，分明是想表白他的思想利剑不仅犀利，而且双刃，较少片面、偏激，视野更广阔， 境界更高远。而且他是以一种真实生命的话语来叙述，毫不枯涩。尽管他在 中国思想界已频频亮相，出版过几种科学随笔集，但以思想史角度看，最能 见精神，现风采的，应该算他的思想自传《最年轻的科学》了。托马斯是一 位豁达的人，他的书没有一沾上思想就灰色、沉重，相反，书中流淌着诗性， 文笔轻松，文体自由，思绪逸放，但对当代医学的理解深邃，评述公允。譬 如“医学年轻，而且最年轻”的命题有如高僧说禅，可“参”却未必“透”， 有多向的诠释，不仅“壶中”天地宽，而且“壶外”联想也多，既可近距离 剖察，也可远距离思考，既可怀揣热肠，又可操练冷慧。过程意义也许在悬 案大白之上。说“医学年轻”，托马斯并未道出个甲乙丙丁的理由来作正面回答，总体把握是：20 世纪的医学前一只脚刚迈出半巫半医的丛林，另一只脚又跨入 科学主义与技术崇拜的迷误。书中他列举了抗菌药物发明之前医生在众多疾 病面前束手无策的窘态，分析了现代医学技术的三个层次，只有其中一小部 分是直指疾病本质的；他还从语义学上诠释了医学的词源学本义就是尝试错 误，而且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至今还常常犯错误，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孩 童在宽阔的马路上学步，年轻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现代医 学的歌手，“年轻”也意味着生机与活力，而且充满希望。可不是，抗菌药 物对大叶性肺炎的有效治疗就是本世纪医学科学由自发走向自在的杰作。青 霉素奥秘的发现证明了人类无穷的探索力，神经科学的长足进步使现代医学 实现对躯体高级调控形式的认识，以及心理、行为、精神领域的拓展。近百 年的医学科学成就比它以前所有的成就之和还要丰富，足以令人骄傲。不过， 想到还有众多的迷惑，这种骄傲便要打些折扣。托马斯没让我们盲目乐观。 如今，科学的医学已成为人类保健活动与医疗行为之主流，“霸主”地 位坚不可摧，但它应该有一点兼容的胸襟。在这方面，托马斯常常“喝两杯 酒”。在他的传记中，他深情地追忆本世纪上半叶的旧梦，诉说当年温情的 小镇保健制度，也深刻批判早期医学的玄学骗术，既赞扬 80 年代以后的医学 巨变，又批判高技术介入后亲情的失落，人性的分隔，与过分依赖技术突破 的片面。目的在倡导人文医学传统与科学的医学互含共生。惟有共生的时代才会有人类医学的成熟，才有永远的生机。　　艾赛·柏林曾为当代学人画像。一类人被喻为“刺猬”，这种人“将任 何事物连系到单一的中心观点之上，连系到一个或多或少一贯明了的体系之 中，他们藉由这样的观点和体系来理解、思考与感受这个世界”。另一类人 被喻为“狐狸”，他们追求许多常常互不相关，甚至互相抵触的目标，这种 人“所过的生活，所作的行为，所持的观念是离心式的，而非向心式的，他 们的思想是多向的，或是扩散的，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移动。”这里寻访到 几位挑战者大概都应归于“狐狸”之列，未来的医学也将是多元的医学，多 元的医学将造就更多的“狐狸型”学者。唯一遗憾的是这批“狐狸”都来自 西方，中国的“狐狸”尚未见身影。　　简 评王一方原来作科技出版工作，评科技图书是他的本行，评来得心应手。这里所选三篇书评，有评少儿读物的，也有评学术专著的。可见他评书并不 限门类。读书、评书宽泛。　　《当代医学的挑剔者》评了四人和他们的五本书。正如文章的题目中所 说，四人的五本书都是围绕对当代医学的“挑剔”作文章，挑剔当代医学的 不足。当代医学只从科学的角度寻找其脉络是远远不足的。应该从人学的轨 迹来研究，要参入人文的色彩，作为医学的补充。卢里亚提出：医学既是一 门科学，又是一门文学。罗森堡提出：因为没有把医学作为人学，患者一旦 得病，走进医院，将脱离亲情，苦不堪言。图姆斯则以自己的新体会讲医学 成为人学的必要性。托马斯一方面赞美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又批判高技术 介入后亲情的失落，人性的分融。因此“人文医学传统与科学的医学”必须 互含共生，“惟其共生的时代才会有人类医学的成熟”。科学、人学共生的 医学才能更完善，更富生命力。　　这是篇读书札记式的评论。着重介绍人及其思想，评论介绍图书也是以 作者为主。评论对原著的内容进行了提炼、评析、概括，使其目眉清楚。而 且倾注了自己的倾向性看法，实际是支持肯定了原著的观点。因为是札记， 一篇文章所涉及的人，书比较多，又是一人一段，评论稍略单薄。不过，尽 管是一人一段，对四人的评论相融为一，仍然成了一篇观点系统，对当代医 学挑剔具有系统见解的好文章。可见王一方是善于综合的。《数·可数·非常数》是评《数术探秘》的。对中国古代数学如何寻根，王一方认为《数术探秘》是对中国历史上数术发生，衍进的过程展开了详尽 的论述，挖掘了一口深井。这实际是对原著的充分肯定。评论认为中国古代 数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常常是“臆测的推衍”，与现代数学缺乏“知识 续接”，是两回事。因此，并不一脉相承。这大概是评论者的一家之言吧！《几分天趣，几分乡愁》，对原著《中日乡土玩具》评得比较简单。尽管这样，还是评得有趣，有十足的孩子气。王余光作者小传1959 年生，安徽无为人。198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副院长。主要撰述有：《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文献史》第一卷等，主编有《影响中国历史的 三十本书》，合作主编有《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国名著导读》、《塑造 中华文明的 200 本书》等。史学家的使命——读张舜徽著《中华人民通史》　　在史学被认为是背时隔世之学，史学著作逐渐受人冷落的今天，有些史 学家不禁深深的感叹：史学危机！不错，经济建设的巨流和现代化的浪潮迅 猛向前，人们无暇反顾，千余年来一直深受中国学人注重的史学，一下子跌 入了它的低谷。然而，历史不仅永远是人类生存的组成部分，也永远是人类 精神的组成部分，这样，史学就绝不会成为“死学”。　　每当人类前进一步，时势必给人类以新的挑战。史学，如同其他学科一 样，亦必将赋予史学家新的使命。　　在中国史学的领域内，通史的研究与撰述很受人们关注。摆在通史研究 者的面前，有两个重大研究课题，这就是：一，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 二，如何用一种最适合的体裁形式将这些内容表述出来。读了张舜徽先生的 新著《中华人民通史》（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有了不少新的启 发与收益。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度，早在两千年前，通史的撰述就已 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司马迁《史记》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成熟， 同时也为后世通史的撰述拓展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史记》在通史的内 容和体裁方面都作了极为恰当的处理和创新。在内容方面，《史记》虽然以 政治为主，记载了帝王将相等统治阶级的事迹，但在列传中也写了不少游侠、 刺客、龟策等社会下层的人物。司马迁把陈涉和秦末农民起义放入史书的重 要处着笔，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史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容的人民性。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其后的封建史家并没有继承《史记》的人民性，千余年 封建史学只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兴衰史，这些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它们是为君王而作的，为君王的统治提供借鉴 的。所谓“正史”、“资治”之史，之所以成为一部政治权力史，其原因正 如波普尔所说的，政治权力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而人们又易于对政治权力的 崇拜，当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把他们的愿望强加于人，过去许多历史 学家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视之下写作的。①本世纪初，梁启超等资产阶级史学家开始对封建史学进行批判，他们反对“君史”，提倡“民史”，要求把史学从封建君主专制淫威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提倡一种为“激励种族”而写史的精神，写“以全民为重心”的历史。 但这些仅限于理论的探究，缺少在通史写作中的具体实践。近几十年来新编 的各种通史，运用新的观点，纠正了旧史的许多偏颇和错误，着重叙述了劳 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歌颂了历代农民起义，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这 些通史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张舜徽先生在《中华人民通史》序中指出：这 些书“没有谈到几千年间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以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 国，在历史上，只看到汉族的活动事迹，看不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 用；在谈到事物发明时，只强调个别人物的成就，看不到集体创造的伟大。”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　　有鉴于此，《中华人民通史》在社会编中专列“痛苦的妇女”一节，详 细地叙述了封建时代妇女所受的束缚与摧残。同时，在人物编中，也充分肯 定了妇女在中国历史上所作的贡献。如政治家文成公主、王昭君、秋瑾，科 学家王贞仪、黄道婆。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近几年已受通史编撰者的注重。　　白寿彝在 1980 年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时就强调，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张舜徽先生再次提出少数民族在中国 历史上的作用，确实是十分有意义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华人民通史》 以较大的篇幅来记述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劳动人民的集 体创造以及他们在科学、文化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张先 生这部“人民通史”的人民性及人民为历史主人的宗旨。　　自从司马迁首先运用纪传体编撰通史，千余年间，纪传体便成了“正史” 编撰的固定模式。本世纪以来，史学家突破纪传体的框架，开始运用章节体 的形式来编撰通史。但章节体史书比较适宜作为历史教科书以供学校教学之 用，并不十分切合一般读者阅读。直到目前为止，通史的体裁问题一直没有 得到重大的突破。目前编撰通史所运用的体裁确有不少弊端，正如张先生所 说，这些书“每将几个相近的朝代联在一起讲，将治乱兴衰讲完以后，继之 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这样循环往复地讲下去，致使读者看完一段有关文化的 记载之后，又继着要看一段争夺相杀，战火连年的记载。知识既无系统，记 忆也就很难。”②如何编出一部适合广大读者阅读的中国通史，以使工人、 农民和一般干部于通俗易懂之处取得应有的历史知识，这确实是摆在每一个 通史研究者和著述者面前的艰巨课题。《中华人民通史》的问世，无疑为解 决这一难题作了大胆的尝试。史书语言的简洁明了，这只是一部书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基本前提。《中华人民通史》在体裁上的创新尤其值得重视。这部书打破了按王朝体系编写 通史的传统，它以事物为记载中心，将历史上重要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 的情况叙述得清楚明白，务求使读者从中得到系统的知识。全书共六编，第 一地理编。记载中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及其历史变化，民族，水利及建筑 工程，古都，行政区划和人口，重要城市，交通运输和远古的重要文化遗址 等。第二社会编。首列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作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更变的 线索，可使读者明了各王朝的名号、年代及其成败得失，有助于翻检旧史， 进一步深入学习。次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腐朽和罪恶，被压迫阶级的 反抗和斗争。第三创造编。记述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 的主要成就。第四制度编。从土地、赋税、货币、取官、铨选、教育、宗法、 礼俗、军事、刑法等十个方面阐述其基本情况及沿革。第五学艺编。就文字、 书籍、文学、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哲学、宗教、音乐、书画等方面阐述 了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伟大成就。第六人物编，详细记载了政治、军事、 英杰、医学、科学、工技、宗教等 200 人的生平事迹，成就与影响。结构井 然，知识系统，一卷在手，便可获得较为全面的历史知识。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撰述其通史，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况张 先生“以衰老之身，竭一人之力”，③而负此重任。一位在小学、经学、史 学、哲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学者，尚能兼顾普及，把知识交给人民，这 不能不说是学术界一大可喜的现象。　　当我们在感叹史学危机的时刻，又怎能忘记一个史学家所发出的肺腑之 言：“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对本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以及制度文物、 创造发明的成就，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亿万群众中的英杰人物，茫然无知， 或者早已淡忘了，便自然没有爱国思想，并且不知国之可爱者何在，更谈不 上关心国家的兴亡了。”④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就应当让人民了解本国 历史，使其油然而生拳拳爱国之心，激励其奋起向上，努力报国的志向。这　　正是时代赋予史学家的使命，这是伟大而高尚的使命。注文：
①参见波普尔《历史有意义吗？》，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 出版社 1984 年版。②③④《中华人民通史·序》。原载于《湖北社会科学》1989 年第 11 期， 又载《光明日报》1989 年 11 月 8 日通释古书的又一典范——读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汉书·艺文志》为班固《汉书》十志之一，是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 删拾其要而成的。由于《七略》一书早佚，所以该目更受学者所重。它是我 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图书目录，也是第一部史志目录，对后世图书的分 类、目录的编制及文献学研究，均具有深远的影响。这部目录将东汉前中国 人的知识和学问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为后人辨章学术源流、考镜图书嬗变，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因此，自唐代始，学者们就十分重视对《汉书·艺文志》的整理和研究。 唐颜师古注《汉书》，于《艺文志》的注释简括可靠，为后人的研读提供了 基础。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为最早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性专 著。其后有宋王仁俊《汉书艺文志校补》、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汉 书艺文志拾朴》、刘光蕡《前汉艺文志注》，以上为清人的研究成果。近人 研究《汉书·艺文志》的成果有瞿润缗《汉书艺文志疏证》、姚明煇《汉书 艺文志注解》、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李笠《汉书艺文志汇注笺释》、 李赓芸《汉书艺文志考误》、余嘉锡《汉书艺文志索引》、许本裕《汉书艺 文志笺》、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等。1983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是近年《汉书·艺文志》 最新的研究成果。至于在论著中论及《汉书·艺文志》的及报刊上的有关论 文，那更是不胜枚举。1990 年，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所著《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通释》）的面世，为《汉书·艺文志》的研究又写上了新的 一页。在此之前，张先生早年曾作有《汉书艺文志释例》，从甄审、著录、 叙次、标题、注记五个方面，分析《七略》与《汉书·艺文志》的异同，总 结出了《汉书·艺文志》的某些义例。今《通释》则是全面疏证《汉书·艺 文志》，旁征博引而建树颇多，可谓是张先生晚年的又一力作。《能释》一书，张先生在《自序》中就其内容作了说明，他说：“晚年重温是书（指《汉书·艺文志》），则复有笺记，爰理董而别写成编，凡前 人之说有可取者，悉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 附论说以评断之。”首先，《通释》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甄采。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的《周史六弢》一书之下，就采取了颜师古、沈涛、姚振宗三 家之说；《王孙子》书下采录了严可均、马国翰二家之说。这一方法即是传 统的“集注”，广采前人之说，保存并集中了丰富的材料，颇便读者。　　其次，《通释》对句读有误者加以订正。句读和标点是对原文理解的第 一步，不同的句读和标点往往会形成对原文的不同的理解，不正确的句读和 标点就会造成对原文理解的错误。《通释》对《汉书·艺文志》的句读和标 点极为审慎，有些地方纠正了目前一些通行本的错误。如《汉书·艺文志》 六艺略春秋类“春秋古经十二篇”，有书标点为“《春秋古经》十二篇”。《通释》标点为“《春秋》古经十二篇”。后者标点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第三，史证之偶疏者补之。如《国语》与《左传》二书，司马迁、班固都认为是左丘明所作。张先生认为：“两书断限不齐，详略又异；所载史实， 多有不合；甚至同记一事，而互有牴牾。从文体看，复不相类，其非出自一手，昭然易辨。”又，《孙子兵法》十三篇传世，后人多认为此书为曹操所 重编。张先生以新出土的材料证明，曹操重编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第四，间附论说以评断之。《通释》一书评断的内容非常广泛，多出作 者己见。有对一书作者的确定，如《世本》，张先生认为此书是战国史官所 辑，经秦汉时人整理成编。有对前说的评论，如《汉书·艺文志》孝经类有《尔雅》、《古今字》二书，章学诚认为此二书不当入孝经类。张先生认为： “汉人恒以《孝经》为五经之总会，故凡涉及诸经通训、经字异同之书，悉 附列于此。章说失之。”图书的归类，不能不受时人学术的制约，后人不当 以己见论之。张先生从汉人的立场看《尔雅》等书的归类，这正是一种解释 古书的重要原则，即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评断还涉及一书的注本或版本， 如《尔雅》，前人注疏有郭璞、邢昺、邵晋涵、郝懿行四家，张先生认为后 两家注本较好。这些评断对后学有裨益。　　采、正、补、评断，构成了《通释》一书的基本内容，张先生以此四步 骤向我们展示了解释古书的重要方法：首先要占有丰富的材料，广泛吸收前 人可取的研究成果，以广见闻，为立论提供基础。也只有这样，后学才能超 前人，才能有新建树。这是第一步。解释古书必须要有正确的断句与标点， 这样才能有正确的理解。这是第二步。对前人的疏漏与错误加以订正，以正 视听。这是第三步。在上三步的基础上，再作自己的评断，而这种评断不应 武断和臆测，而应持一客观的历史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公允评断而不曲古 人之义。这是第四步。这一方法不仅对解释古书适用，对于研究古代文化的 其他领域，也会给我们多有启发。原载《文教资料》1995 年第 3 期《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新成果——读《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自 1793 年问世以来，两百年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 广泛的影响。作为一部官修目录，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清代 著名目录学家周中孚在他的《郑堂读书记》中所说：“窃谓自汉以后，簿录 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 平，莫有过于是编矣。”正因如此，《总目》一出，后世许多官、私目录纷 纷模仿。无论是在分类、著录、考证方面，还是在提要的撰写方面，都受到 了《总目》的影响。时至今日，许多图书馆在类分古籍时，仍使用《总目》 的分类表。　　然而，一部好的目录，其作用并不仅限于目录的范围。中国目录家们素 来崇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作为一部优秀的图书目录，《总目》 “直承刘向叙录之绪，已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用。”（张舜徽《爱晚庐 随笔》第 259 页）对学术研究参考价值极大。同时，这部目录对我国士子们 求知读书也有深远的影响。1875 年张之洞在撰写《輶轩语》时，曾向四川读 书人大力推荐《总目》的功用，他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又说：“《四库提要》为读群书 之门径。”当代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曾将《总目》48 篇叙作为大学文科“国 学概论”一课的教本，并说：“余则以为此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中之门径也。 句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 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了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趣向矣。”（《四 库提要叙讲疏·自序》）鉴于《总目》的影响与作用，其问世后，就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它的研究。其成就综括而言略有三端：　　1.对《总目》的编纂、分类、著录、提要的研究。如王重民《论四库全 书总目》，对《总目》纂修的政治、时代背景、过程，《总目》的著录原则， 提要的思想内容，《总目》的影响等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在许多目录学或文 献学的专著和教材中，也都回避不了对《总目》的介绍或讨论。2.对《总目》的考误。其代表作有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二书。前者博采群籍，将有关可匡缪补阙《总目》 的材料汇为一编，间附作者己见，所补正的书达二千三百多种，后者为作者 五十余年的研究考证而作成，辨证的约五百种，纠缪订误，颇多建树。3.对《总目》叙的讲解。主要有 1926 年周云青《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1949 年张舜徽的《四库提要叙讲疏》。张先生《讲疏》的内容，如作者于《自 序》中所说：“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说籍资说明， 未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该书贯通疏说，颇便读者。　　最近，周积明新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作者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范围，着眼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讨论、考察《总 目》的方方面面，正如作者在该书《导论》中所说：“民族文化心理、时代 意识与个体意绪交相纽结，浑然一体，构成中国古典目录的文化品性。穿透 古典目录的物化外壳，追寻深藏其间的文化魂灵，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 度，新的领域去赢得对传统的更为深入的认识。在以当代眼光重新审视传统， 进而将传统转化为向未来伸展的新生命的巨大文化工程中，这显然是一项全　　新的、不可缺少的工作。”作者《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正从这一意义上展 开的。　　作者在这样的文化视野下，来讨论和考察《总目》的价值取向、文化学 术意义、批评方法和时代特征。根据这一内容，全书共分为四章。在考察《总 目》的价值取向一章里，作者从文化心理机制、政治学、时代精神和群体性 学术思潮等方面分析，认为经世实学是《总目》价值体系的核心，《总目》 所倡言的不是逃世、循世，而是经世、用世，不是穷究性理的坐而论道与“一 字音训动辨数百言”的繁琐考据，而是“有裨于世务”、“着意于时用”的 学术研究，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作者用较多的笔墨从经学、史学、文 学等方面，来讨论《总目》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并从中概括 出《总目》所体现的文化观念，即“推陈致新，后胜于前”；“今古异宜， 通变从乎时”；“无弃管蒯，难执一家以废其余”，其独到眼力引人注目。 在讨论《总目》的批评方法时，作者认为《总目》是多元批评方法的综合运 用，并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学术批评体系。具体看，《总目》所运用的批评方 法有四个方面：“穷源竟委”的历史批评；“长短较然”的比较批评；“援 据纷论”的归纳证明；“儒者气象”的批评风度。这些议论可谓发人所未发， 于传统学术批评的研究中开拓出新领域。作为《总目》的研究者，往往有两个敏感的问题难于回避：一是清政府修《四库全书》及《总目》的动机何在？一是对《总目》的价值判断。 对于第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多强调《四库全书》的编辑和《总目》的修纂是出于乾隆帝剿灭异端学说，“寓禁于征”的政治动机。而周积明先生则认为，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其更深层的动机在于：作为一项大 规模的文化活动，往往有一种文化大趋向作为深层的原动力。到了十八世纪， 中国古典文化在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已经隐含着整理历史典籍，进而批评总 结数千年学术文化的大趋向。只有从这一大趋向作为阔大背景，才能更为合 理地说明《四库全书》与《总目》的诞生。对于第二个问题，很多研究者有一种思维定势，就是肯定《总目》的学术价值而否定其思想价值，并把《总目》视为统治者的思想器具。周积明先 生认为，这显然是一种文化理解上的失误。周先生在书中不仅肯定了《总目》 在学术和文献整理上的价值，同时也提出，《总目》“是一笔弥足珍视的思 想资料”，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时代文化的信息”。这样一种见解无疑值 得引起学人们的高度注意。当然，一部历史典籍（或许也包括人物等）的价值判断，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不能不受到时代精神的制约和自身价值观念的 支配。关于思考和研究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价值困惑，周积明先生提出了一种 很富启发性的意见，他说：“这种思考和研究不是把传统文化因素视为已经 定型的范式，进而去批判它或赞美它，而是创造性地、成功地去理解它，和 它对话。只有以这样一种姿态去俯临传统，传统才会成为新文化创造的‘灵 感的源泉’”。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 年第 2 期简 评这里选入的三篇书评，有两篇评的是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　　我首先觉察出作者抓住根本的评论方法。在评《中华人民通史》的文章 中，作者抓住这样三点进行评说：1、扣住原作《中华人民通史》的人民性及 以人民为历史主人的宗旨；2、体裁上的借鉴和创新；3、作者普及本国历史 知识以了解国之可爱者何在的良苦用心。原作者张舜徽先生很看重自己这样 一部书，曾说过他一生学术就是为了这样一部书。之所以要写这样一部带有 一定的通俗性的通史。老先生以为自己负有一种使命，这是一种学术使命， 一种时代使命。他的这一种使命，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体现的。评论者抓住 了这样的三点，可谓识者。　　王君书评的特点，如果我没有失眼的话，则是深入浅出，能够把很专深 的学术问题，通俗而从容地向大众作出自己的解说。一位朋友对我说，能够 很平实地把思想说清楚，是一种很高的境地。第二篇更能说明作者有这一种 本事，把对一部繁难的学术专著的评说，归纳为“采、正、补、评，构成了《通释》一书的基本内容，张先生向我们展示了解释古书的重要方法”。最 后一段是对整篇书评的总结，也是对原作的总评。据我所知，在书评写作之 后，评论者得到著者的重视，成了原作者的博士研究生。第三篇书评，评论者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与被评书相关的学术背景作了介绍，使人对有关学术问题了然于胸。当然此法似不宜常用，用得过 头往往顾此失彼，喧宾夺主。借用评论者“史学是人类精神的组成部分”的话说开来，书评同样将成为我们读书生活里不可或缺的营养。李春林作者小传1960 年生，江苏连云港人。1983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此后一直效力于光明日报社，现主编该报的“读书与出版”专刊和《书摘》杂志。 已出版的著作有《大团圆——一种复杂的民族心理的映射》、《读书滋味长》、《案头山水》、《书声依旧》等。读《朱枫林集》　　《朱枫林集》，明人朱升撰，刘尚恒校注，“安徽古籍丛书”之一种， 黄山书社 1992 年 4 月版，定价 4.10 元。　　本书的选编体例，与我见到的所有个人诗文集都不一样，算得上是一本 奇书。　　朱枫林就是朱升。朱升最著名的言行是给朱元璋出了一个创基立国的高 招：“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高招六百年后被毛泽东化用成“深 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据《明史·朱升本传》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制词多升撰， 时称典核。”由此可见，朱升是朱元璋的大秘书。朱升代朱元璋“制词”， 秘书代首长“捉刀”，这种事情在古今中外都很平常，不平常的是朱升这位 秘书把以朱元璋名义发表的“御文”收到了自己的诗文集中，而且原封不动 地把这种最高级的“红头文件”放在卷首最显眼的地方。当秘书，替领导起 草、润色、修改文章，而且要在这部分笔墨生涯中永远穿着“隐身衣”，说 严肃点，这是“职业道德”；说轻松点，这是“戏游规则”。《朱枫林集》 的做法显然是违反了这种道德和规则，所以，我说它是一本“奇书”。清修《四库全书》时，安徽巡抚采进了《朱枫林集》，但四库馆臣对此书作了低调处理，不仅只将它“存目”，而且评价颇低：“然统观全集，文 章乃非所长；诗学《击壤集》而不成，颇近鄙俗。”朱枫林的诗文的确谈不 上精彩，但四库馆臣将它打入“另册”的根本原因恐怕不在于此。他们最不 能容忍的是朱枫林把皇帝的文章收在自己的文集里：“是编前八卷皆诗文， 而以官诰及太祖手敕编入第一卷首，与升文相连，殊为非体。”（《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枫林集》）“殊为非体”还算是客气的批评，如果搞文字狱或 者欲加之罪搞个什么别的借口，《朱枫林集》要吃不了兜着走。退一步讲， 即使不搞文字狱或欲加之罪，如果历代历朝的“秘书”们把代笔的文章都收 在自己的文集中，那么中国文化史就要重写了，起码版权官司要多如牛毛。 更令人奇怪的是，《朱枫林集》除了把“借”给皇帝的文章收归己有外， 还把借给朋友（可能还是女朋友）的诗文也要了回来，如“卷五”便收有“代 人作春闺怨十首”。如果说借给皇帝的文章收回来还可以用“鲠直”、“有 骨气”、“反潮流”等等勉强解释得通的话，那么把借给朋友（可能是女朋友）的诗文也要回来，就怎么也掩盖不住小家子气了。　　无论如何，有这一番“始借终收”，在浩如烟海的古书中，《朱枫林集》 便有了自己的“立异标新”之处，值得一读一记。1996 年 9 月 19 日读《清代史》　　《清代史》，萧一山著，“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　　我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对《清代史》的观点及其学 术价值进行评说，我着迷的是本书的叙述方式。　　据萧一山在“后记”中交待，20 万字的《清代史》是近 300 万字的《清 代通史》的简编本。简编的目的是解决读者的“难读之叹”。这番体恤读者 的苦心让人感佩。记得好像是郑板桥有这么两句诗：“删繁就简三秋树，立 异标新二月花”。《清代史》经过“删繁就简”之后，一点也不像“三秋树”， 干枝枯叶，一片肃杀，使人畏而远之；恰恰相反，由 300 万字简化为 20 万字 后，照样语言有味，面目可亲，红花绿叶，丰姿绰约，吸引人驻足玩赏，流 连忘返。这正是萧一山的高明之处。　　游谈无根，口说无凭，我还是举个例子吧。在《清代史》第一章“明清 之际”中，萧一山先用了一个比喻：在明清之际的舞台上，崇祯帝和多尔衮 是“老生”，陈圆圆是“小旦”，李自成是“丑角”，他的同伴张献忠是“黑 头”，“丑角”和“黑头”最终都被“武小生”吴三桂收拾了，而指挥“武 小生”的是两个“番将”——英王阿济格和肃亲王豪格。比喻过后，意犹未 尽，萧一山又引用了一首江淮之间的民谣：“朱家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 馍馍，送给对巷赵大哥。”老朱家和老李家打得热火朝天，便宜了爱新觉罗 家，满人几乎未费一兵一卒就“迁都北京，告庙祭天”了。改朝换代原来就 是这么回事！你说，这样的叙述文字能不让人乐于读而且读后刻脑入心吗？ 由此想到一个老话题：学术殿堂如何接纳更多的观众？我想，这是两方 面的问题。一方面，读者要好好学习，提高修养，以获得登堂入室的通行证； 另一方面，营造学术殿堂的工程师们也应在建筑工艺上作些改进，起码可以把门开得大一点，把门槛弄得低一点嘛。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我这本《清代史》是出版社赶制的几本征求意见的 样书之一，连版权页都没有，与正式出版的《清代史》相比，内容一样，衣 冠已非。有朋友开玩笑：你这本《清代史》有收藏价值。我希望这玩笑不是 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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