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地区古代历史的概况
牡丹江地区古代历史的概况
牡丹江地区，位于祖国的东北部，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处于葱葱郁郁的白山、清澈晶莹的黑水之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牡丹江地区的古代历史，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至今尚无一个较系统而完整的研究成果。也没有一部较权威的、认识较一致的史志集成。但是，经过多年来考古方面的研究表明，这里和黑龙江省全境及整个东北地区一样，是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从来不是单一民族的活动地区。
作为地区性古代史，对于中国古代来说有着四重意义。
一是本地区的古代民族，在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主动自愿地臣服于中原王朝的。这主要是本地区古代民族同华夏民族、中原王朝在经济、文化上源远流长的紧密联系和频繁交往的结果，而不是民族压迫的产物。二是本地区现代民族包括汉、满、朝鲜、锡伯、蒙、回等民族，大多都由本地区古代民族发展而来。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为开发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奠定祖国东北疆域，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三是在历史上，本地古代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古代史上，本地区曾有多个民族先后进入国家阶段，统辖大半或整个中国，成为中国历史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同时，这些民族徙居中原和其他地区后，同汉族和其他族错落杂处，逐渐融合并吸收别的民族于自身之中。四是从历史发展总体上看，牡丹江地区及黑龙江省全境古代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原始社会考古学来说，距今一万到三百多万年是旧石器时代；一万年左右是中石器时代，为时很短；中石器时代之后至距今五千年之前是新石器时代。从人类学、人种学来说，三百多万年是猿人阶段，其中后二十到三十多万年是现代人种形成阶段。一万年前是民族的萌芽阶段，至新石器时代民族形成。
牡丹江地区，当然也包括全黑龙江地域，考古界至今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化遗存，但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迹。我国历史和考古界历来把全东北古代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全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划分为西、中、东三个区域，牡丹江流域、绥芬河流域、海浪河流域、穆棱河流域等广大地区属于东区范围。
我市的考古工作者，在牡丹江市郊东村化石点发现并出土了多件猛犸象、披毛犀、野马骨骼等多件化石文物。据考古界的推定，古人类正是伴生这些古动物的人群，他们是以猎捕猛犸象、披毛犀等古生物群为生存依靠的人群。以此推断，我们牡丹江地区虽然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有关人类存在的实体文物，但还是可以认为，这里在旧石器时代，很可能有古人类群生存的。
新石器时代牡丹江地区人类发展状况
当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经过中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时，其原始社会形态也由原始群、氏族，发展到氏族部落阶段。出现了部落群、部落联盟，也称部族，原始民族确然形成。但是，从牡丹江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全境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来看，大概只进入氏族部落阶段，而尚未组成部落群，更未组成部落联盟。
我市文物管理站，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的有条有理考古工作，在牡丹江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物近百件，场地十余处。其文物有石凿、石斧、石铲、石锄、石刀、刮削器等石器类就89件，陶盅、陶碗等红褐色陶器类8件，还有驯化特征的小陶猪等。这些丰富多样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以及十多处遗址中的遗迹的多种形式，完全可以重现出牡丹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也可以说在五千多年前古人类的普遍生活方式。
根据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发现和断定，新石器时代，整个黑龙江地区的人类分为三大族系，即西部的东胡――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系；中部的濊貊――& 离――夫余――豆莫娄系；东部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后来学者称之为通古斯诸族。牡丹江地区是东部族系的主要地区。同时，按考古学习惯，把三大族系分布的由西向东地域三种文化类型分别为铜钵好赉文化、昂昂溪文化和新开流文化。新开流文化类型或其文化因素分布广泛，自牡丹江中游为中心，北到黑龙江下游，西到松花江下游，东到日本海，南到兴凯湖至牡丹江上游等广大地区。其存在时间，大致距今六千到五千年之间。相当于公元前四十――三十世纪。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相一致，均处于不见文献直接记载的“传说时代”。其经济类型属于渔猎经济，而原始农业可能已发生。从生产工具看，有大量的压制石器，亦有磨制石器。从生活器皿看，虽然器型较单一，但已普遍使用，且纹饰丰富多彩，制作业较精细。
根据这种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来看，与肃慎族的居住地域正好相应。为此可以推定，新开流文化类型的居民，可能就是肃族的先世。
商、周时期（公元前十六世纪――公元前221年）
――青铜文化时代牡丹江地区民族发展状况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由于整个黑龙江地区各民族的自身努力和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各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地区各族的族称，于此时出现于中原古文献的记载中。这反映出中原与东北两大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增多了中原人士对边疆民族的了解和认识。
根据多部史料记载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牡丹江地区最著名、最古老的民族就是肃慎。同时，也是我国东北方的著名古老民族。肃慎人是白山黑水这间广阔地域地地道道的一个主人。肃慎人分布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牡丹江地区是其活动的中心。据《竹书纪年，五帝纪》载：“帝舜二十五年（约公元前2100年），肃慎来朝，贡弓矢”。虞舜（帝舜有虞氏）是中国原始社会的传说人物，在舜二十五年时，肃慎就来朝贡献弓矢了。据有关史料记载（“竹书记年，五帝记”、“淮南子，原道训”、“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记”、“国语”、“尚书”、“左传”等），自虞舜至夏（禹）、成（汤）、周（昌）时期，肃慎与中原关系一直很密切。也就是说，从传说中的舜、禹时代到有文字记载的商、周时代，肃慎始终来朝。这反映了肃慎族在遥远的古代就与中原华夏各族的政治集团有了从属关系。他们这种倾心内向，一直得到历代史学家的赞誉并传为美谈。
西周初年（约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于是肃慎氏贡棤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在箭杆上刻有“肃慎氏之贡矢”为记，这是有关肃慎族贡献“棤矢石砮”的最早记载。周成王时，洛邑告成，大会诸候，肃慎来朝，贡献了如像现在鹿一样的动物“大麈”。在公元前1055年，周成王伐东夷成功，肃慎来祝贺，周成王念其远道来贺非不容易，给予了当时高规格的慰勉。在周康王时，（公元前1026－1011年），肃慎又来朝贡，关系更加密切了，所以周朝把肃慎族居住的地区视为自己的北方疆土。
历史文献的记载证明，肃慎在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着的。但由于记载的概略，肃慎的起源、地理位置，史学界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迁徙”说和“定域”说。每一种说法又包含着不同的具体的观点。
关于“迁徙”说，涉及到对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看法。据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把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区划分为黄河中上游，长江中游和东方沿海等三个地区。这恰与古代历史传记中不同部落集团的聚居地区、活动地区略有相符合的方面。这三个地区的部落集团，分别为黄河中上游的华夏族，长江中游的苗蛮族，东方沿海的东夷族和南方的百越族等四个集团。中华民族是经过这四个集团的融合、繁衍，逐渐发展而成的。这个过程的完成，大约要到秦汉之际。这就是中国人的四个主要来源。“迁徙”说之一认为东夷与东北民族是同一民族，当起于山东半岛，再由登州海中之脊而移居于东北。其残留于山东半岛者，即以肃慎为氏。其移居东北的时代在有史以前。肃慎一族是由汉族所蜕化。“迁徙”说之二认为：古老肃慎族是约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从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向北方移动，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从山东半岛经渤海湾进入东北境内的。还有人从甲骨文中找到肃慎字样，就在山东，后又迁徙东北。“迁徙”说之三认为：辽宁锦西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同河南仰韶文化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在旅顺发现的人体骨骼与汉族人体骨骼相近，而认为是古代肃慎的骨骼。
关于“定域”说，大致有三种。一种认为吉林西团山文化即为肃慎文化，认为西团山文化的历史主人，是文献上的肃慎，并认为吉林以北也是肃慎居住之地。另一种是将肃慎地域更向北推，认为肃慎在黑龙江下游，广布于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之间的地区。再一种是通说，即肃慎在今牡丹江中游至黑龙江下游的广大地区。
为确定肃慎族的地理位置，经考古界、史学界专家对“山海经”、“史记”、“逸周书”、“左传”、“三国志”、“新唐书”及“吉林通志”的研究、对比，对宁安镜泊湖南端的莺歌岭遗址和出土文物的考证，肃慎族的地理位置，应在今牡丹江中游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其中心位置，居于宁古塔一带。这在考古学上亦得到相应印证。而莺歌岭上层遗址，可能是肃慎人的文化遗存。
根据莺歌岭遗址出土的文物和牡丹江地域其他各部位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如：石凿、石斧、石铲、石刀、刮削器等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来判断，古老的肃慎族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原始农业生活。特别是肃慎族以“楛矢石砮”作为向中原王朝进献的主要贡品而屡见记载于历朝史册，使“楛矢石砮”不仅是肃慎族社会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的标志，而几乎成为肃慎的同义词。中原地区历代史册，只要提到肃慎，便必然联系到“楛矢石砮”，反之亦然，只要记载“楛矢石砮”，就必然说到肃慎。我国历史上中原和边疆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阶段虽然有级大差异，但中原的人们对肃慎族的“楛矢石砮”却史不绝书。
那么，“楛矢石砮”到底是什么呢？“楛矢石砮”就是以桦木为杆，以石为镞的箭。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早期铁器时代牡丹江地区民族发展状况
秦汉时期，中国基本上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多年的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在汉族的先进文化影响下，整个东北地区和黑龙江全境，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均有程度不等的发展。这一时期整个黑龙江地区西部有鲜卑族，中部有北夫余和滨海地区的北沃沮族，东北地区的挹娄族。挹娄是肃慎族的后裔。
根据考古发现和历代史料记载，在秦汉时期即早铁器时代的挹娄人居住地区在今长白山以北，包括张广才岭以东地区，老爷岭以西，牡丹江中下游以及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汇流地带。这一地区“土地多山险”、“处于山林之间”。据“后汉书”和“通典”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古肃慎，宜即魏时挹娄”。其居住地区中心区，就在牡丹江中游今宁安地带。在宁安分布着牛场、大牡丹、东康、东升、渤海砖厂等考古文化遗址，在牡丹江市郊的光荣、渡口、丰收、小莫、龙头山及海浪河流域的考古文化遗址，都出土了大量有关文物。这些出土文物足可以说明，挹娄的经济生活是原始农业与畜牧、狩猎同时并存的。这与有关文献记载相符合。“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死者其子即葬之于郊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后汉书·东夷传·挹娄）。养猪多，是挹娄人很突出的特点，与西部各族养马、养牛、养羊有明显的区别。
挹娄人“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铁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后汉书·东夷传·挹娄）。挹娄人的弓箭比肃慎又有突出进步，即已发明了在箭镞上施敷毒药以增强杀伤力的技术，这种“毒”应为巨毒植物的浓汁。挹娄人挟弓矢，便乘船，好寇盗，其东邻的北沃沮和西邻的夫余都受到极大威胁。挹娄“自汉以来，臣属夫余”（三国志·魏书·挹娄传），并不自通中原。其弓矢之著名，并不是向中原进贡的原因，而是以反抗夫余的租赋过重和寇抄北沃沮而闻名的。一直到三国两晋时，才自通中原。据《三国志·魏书》的记载，在公元226年才遣使入贡，物品中有“皮骨铁铠三十领”。
挹娄人的社会仍处于原始社会的阶段，“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穴居以深为贵”(后汉书·东夷传·挹娄)，在他们的民族社会当中，还未出现部落联盟。因为他们经常反抗西南的夫余和寇掠东南的北沃沮，其私有制可能已经产生，邻人的财富刺激着他们的欲望，这就意味着军事民主制的发生，原始社会日渐解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589年）
——民族急遽融合时期牡丹江地区民族发展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在经历了魏晋时期短暂统一之后，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形成南北朝的对峙，在较长时间内，中原地区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政权，王朝较频繁的更替着。这是一个民族大移动和大融合的时期。鲜卑族离开故土而南迁，走向了与中原汉族相融合之路。而在黑龙江西部的室韦族开始发展兴起。在黑龙江中部的北夫余开始北迁，改称豆莫娄。在牡丹江地区为中心的挹娄，在晋时又称肃慎，到北魏时又转称勿吉。于是就形成了勿吉七部，并收服了夫余和北沃沮而出现的粟末靺鞨和
号室靺鞨。挹娄曾受到夫余的阻隔，不能直接通往中原，而到晋时的肃慎和北魏时的勿吉，却与中原王朝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东北地区出现了各民族的新的组合。据《魏书·勿吉传》记载，北魏时有勿吉兴起。“勿吉”是过去“窝集”的转音，满语为森林之意，即森林中的人。而《魏书·勿吉传》又称其为“旧肃慎国也”，这支力量的崛起，是肃慎、挹娄长期发展所致。因为此时的勿吉“其人劲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
魏书·勿吉传）。在社会经济方面，“其国无牛，有车马，佃则耦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水气咸，冬有树挂。多猪无羊，嚼米酝酒，饮能至醉”。“善射猎，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常七、八月造毒药傅箭镞，射禽兽，中者便死，煮药毒气亦能杀人”（
魏书·勿吉传）。这些记载反映了勿吉人已经开始有了农业生产了。在农作物方面，有粟、有麦、有葵等，并开始能酿酒喝了。在畜牧业方面养猪多，也有马，善于射猎，也能捕貂等。比较完整的反映了勿吉的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情况。从整体方面来看勿吉同肃慎、挹娄，是大同小异。社会发展阶段仍处在原始社会的晚期，还没有形成部落联盟。正如《魏书·勿吉传》中所记载：“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关于肃慎、挹娄、勿吉的关系问题，一般认识是属于同一联系，后者源于前者，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
据史书记载，勿吉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自北魏延兴五年（公元475年）；至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勿吉朝贡不绝，因其向中原朝贡，自然也带回了汉文化。其间朝贡的道路，也是整个黑龙江全区域通往中原地区最早的有关交通路线的记载。
隋、唐、渤海时期（公元589年——公元936年）
——中原集权下的牡丹江地区民族发展状况
隋唐时期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约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唐带是我国古代封建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极其重要的阶段。自唐朝开始，中原王朝在东北，在整个黑龙江流域陆续设置了一系列行政机构。这一时期，在黑龙江西部地区为室韦族，东部地区为靺鞨族。靺鞨族是隋唐时期居住、活动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古代民族，系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族发展而来。“靺鞨”之名最早见于《北齐书》（公元563年），《隋书》称“靺鞨即古之肃慎氏”，《唐书》谓“靺鞨，盖肃慎之地，后称谓之勿吉”。在《北史·勿吉传》中所记载的勿吉七部，与《隋书·靺鞨传》中所记载的靺鞨七部都是同一个七部。即粟末部、泊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黑水部及白山部。其中拂涅部在牡丹江流域及张广才岭一带，号室部在东宁及绥芬河流域。这两个都是在牡丹江地区居住的靺鞨族群，其他五部分布在吉林以下松花江北流域地段，吉林延边地区、黑龙江双城子、五常地区和阿什河地区。靺鞨诸部的社会经济与北魏时期的勿吉大略相同。有原始农业，采用耦耕,种植麦穄；畜牧以养猪为主，以食肉的来源，用皮做衣穿。没有大的君长，大的部落联盟也未出现。但是，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现象。富有者，有猪数百头之多，如果其酋长死后，实施多子相承的规矩，属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正向阶级社会过度的时期。靺鞨族的文化类型与勿吉的文化类型的区分尚不够明晰，可以称为勿吉——靺鞨文化类型。
靺鞨时代的陶器极富特色，可称之谓“靺鞨式陶器”。一般为泥质陶，手制和轮制并存，中等火候，多呈灰褐、黄褐、黑褐等色，也有红褐色的。1972年在东宁县绥芬河上游东宁砖厂，就发现了两件靺鞨式陶罐。一件黑褐色，口外侈，深腹微鼓，平底，颈部有一道绳索状的附加堆纹；另一件腹部有一组复杂的纹饰，由平行弦纹，蓖点纹，波浪纹组成。同时还出土了直口重唇深腹小平底罐，在团结还出土了甑底。1979年牡丹江市文物考古人员在北安乡西村还发现了三个靺鞨罐。
靺鞨时代的铁器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也有了足够完善的武器，如刀剑、匕首、矛、镞、铠甲、马具以及生产了工具斧、锛等。这就意味着靺鞨时期，牡丹江流域以及全黑龙江地区的早铁器时代即告结束，而步入了普遍用铁的时代，也反映了靺鞨人在金属加工方面的较高超技术水平。说明了靺鞨族是勤劳善战的民族。在黑龙江全域考古工作中，也出土了些石器，如刮削器、石锤、石镞、砺石等文物，这也证明靺鞨族并没最终排斥石器；同时也出土了大量马骨、猪骨和其他动物骨骼。马是靺鞨人的骑乘、运载和狩猎工具，猪是他们的重要衣食之源。这也表明了靺鞨人的经济生活是畜牧、农耕和狩猎并存。同时这也是靺鞨文化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
唐朝初年，东北大地发生了两件对靺鞨暨东北广大地区各民族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当然，这对于牡丹江地区古代历史的记载来说，这是最为辉煌，最详尽具体，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巨制。
第一件事是高句丽的灭亡。
唐高宗在隋朝四次伐高句丽、唐太宗亲征辽东、常年袭扰战法奏效的基础上，乘高句丽国内矛盾激化，联合新罗，先灭百济，进而彻底消灭了高句丽。这件事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原来高句丽统治或控制地区，出现了真空，受高句丽统治的一些靺鞨人，摆脱了控制寻找民族的发展道路。
第二件事是在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发生了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大起义。
唐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开始在东北设立府州。公元618年，把隋朝柳城郡改为营州总督府，公元624年改为营州都督府，府治设在营州。营州是唐朝统治东北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和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共居区。从人员成份上看，有契丹人、奚人、乌桓人、鲜卑人、突厥人、高句丽人和靺鞨人。当时掌握营州军政大权的赵文翙是一个不太识大局，不懂民族政策的家伙。他整天醉生梦死，寻花问柳，视各族群首长为奴仆，一不顺心非打即骂，使各族首领和民众敢怒不敢言。当时正逢营州一带连续几年遭受灾荒，农牧无收，民不聊生。赵文翙本应该关心人们的疾苦，打开粮仓赈济难民，关心民众疾苦，但他却熟视无赌，继续花天酒地。于是一场由于不堪忍受唐朝地方官吏压榨而引起的反唐斗争就发生了。
举兵反抗的是契丹贵族代表人物李尽忠和孙万荣。他们杀了赵文翙，李尽忠自封为“天上可汗”，孙万荣为将，兵有数万，所向披靡。在营州生活了三千余年的靺鞨人和高句丽人也参加了李尽忠的反唐队伍。营州靺鞨人的领导层是大氏集团。当时唐朝当政的武则天，为了分化反唐队伍，瓦解叛军，以笼络手段封靺鞨酋长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像为震国公，并赦免他们的反唐罪行。但乞四比羽和乞乞仲像两位首领，拒绝封爵，乘着营州大乱，唐朝势力被削弱的有利时机，做出了一个对靺鞨民族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决定：带领本部人马和部分高句丽人，东渡辽河，向故土长白山一带进发，走自谋发展的道路。第二年，契丹人叛乱被评定，武则天命投降唐朝的契丹降将李楷固及索仇等人率兵东击逃亡的靺鞨人，在迎战追兵的作战中，乞四比羽不幸阵亡，而乞乞仲像也病逝，其子大祚荣接替了首领的地位，并进行了一次大决战：天门岭大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刚刚逃离营州的靺鞨部族来说，这是生死修攸关的一场战争，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为粟末靺鞨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提高了大祚荣的威信和地位，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和独立的信念，为日后创建渤海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大祚荣终于将粟末靺鞨部族带回故地，来到了长白山东北坡、牡丹江上游地区落脚。多年来流离失所的其他靺鞨人都纷纷投奔大祚荣，甘愿受他的领导。受过中原文化熏陶和经过实践锻练的大祚荣，在政治上越来越发成熟了。他文武双全，礼贤下士，依靠靺鞨人和高句丽贵族，聚集钱财，练兵牧马，安寨筑城，于公元698年，在现吉林省敦化市附近建立了震国，自立为震王。靺鞨发展至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声名赫赫的“海东盛国”，自此有了雏形，著名的“海东文化”也从此拉开了序幕。通过多年来的考古出土文物的发现，也实证了这一时期的发展。仅牡丹江市考古工作者近些年来就发现出土的唐代和渤海时代的文物就有365件，其中包括石器类8件、陶器类314件，骨类1件，红铜器类1件，铜器类33件，铁器类8件，发现场地二十余处。
对渤海国最初为何叫震国，有多种说法。一是大祚荣对中原古典文化有较深的了解，也可能受易经学的影响，认为他建的王国正处于中原王朝的东北方，而易经学中伏羲先天八卦图中的东北方为震，所以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就按先天八卦的方位取向叫“震国”了。二是认为大祚荣的父亲曾被封为“震国公”，大祚荣就把“震”字做为国号。
大祚荣为什么姓大？可能大祚荣的父亲曾任大舍利（官名）便取姓大氏。当时靺鞨人，多数是没有姓大的。
公元705年，唐中宗为重振朝纲，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到震国进行首次友好访问。大祚荣以敏锐的战略性眼光，毅然确定了与唐朝的隶属关系，甘愿领队称臣。为表示对唐朝的忠诚，还按藩国的规矩，派二儿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到长安唐庭入侍。唐中宗很是欣慰，留大门艺为宿卫，并准备马上再次遣使正式册封大祚荣。但是，由于当时唐朝东北边陲和契丹与突厥之间战火连绵，硝烟弥漫，一直到公元712年唐玄宗执政时才派遣郎将崔忻以外交官身份前往震国，传达皇帝谕旨，册封大祚荣三个职衔：一是左骁卫员外大将军，这是朝官，为虚职。二是渤海郡王，这是实职。三是怱汗州都督。定国名为渤海，原粟末靺鞨部族号和震国之名不再使用了。震国之名用了十五年。
渤海政权是以粟末靺鞨为主联合高句丽和其他靺鞨人建立的。大祚荣等粟末靺鞨人接触并带回了发达地区的生产方式和文化，高句丽人承袭了高句丽国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使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处于较高的起点之上。当然，渤海国臣属于唐朝是历史的必然。虽然大祚荣主观上想摆脱唐朝统治，但随着唐朝与突厥、契丹势力的消长，受东北亚大格局的制约，只能进入唐朝的管理框架之内。这是渤海国继续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
公元719年，深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在位22年的渤海国创始人大祚荣去世了，渤海国举国哀悼，并立即派使者到唐朝报丧。唐玄宗亲自招见了使者，赐帛五百段，对大祚荣给予高度评价。并册封其长子大武艺为渤海郡王，兼领“九姓燕然都督”还专派吴思谦以代理外交官的身份千里迢迢去渤海吊唁。渤海为大祚荣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溢之为高王。
渤海国与历史上其他民族政权一样，一旦强大了一些，总要千方百计开拓领土，兼并弱者。大武艺继位后，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南征北讨，创功立业。没用几年就先后征服了拂涅部、铁利部、越喜部等几个较大的靺鞨部落，使疆土不断的扩张，这时的疆域，东越绥芬河达到沿海地区，南入朝鲜半岛达清川江一线，西至北流松花江中下游地区，北抵兴凯湖、乌苏里江中上游地区。
做为渤海国第二代领导人大武艺，他为人机敏，足智多谋，但他也有些刚愎自用。在处理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时受到一次不小的震动。
事情就发生在与黑水靺鞨的关系问题上。因为黑水漠河当时是一个强大而又松散的部落联盟，有16个大小不等的独立部落，分散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点以下到入海口的广阔地区。时而在渤海国北部称雄称霸，与唐朝往来非常密切，经常带着珍贵物品途经渤海国送至唐朝，有时一次就献许多价值不菲的金、银、布、牛黄、人参、珍贵工艺品和土特产等。唐朝对黑水漠河的顺从行为也非常满意，尽力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赐给他们大量的生活必须品，还不时地为黑水府的官员们封衔授官。这一切，让大武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产生了政治上的危机感和感情上的饥饿感。他下定决心用武力手段来征服黑水靺鞨。但是对这样一个战争性的大问题，渤海国首脑们形成了对立两派。一是大武艺为首的主战派，另一派是以大武艺二弟大门艺为首的反战派。因大门艺对其父大祚荣的外交政策有较深的理解，对唐朝的军事实力也非常了解。如对黑水靺鞨开战，就是背叛了唐朝，而以渤海现在的实力，等于以卵击石。但大武艺听不进这番逆耳之言，硬性的实施军事行动。而大门艺感到这样做后患无穷，经过几次挫折，设法投奔了唐朝，向唐玄宗汇报了大武艺的举动和自己的遭遇，为此而备受朝廷礼遇。唐玄宗授予他为左骁卫将军，以嘉奖大门艺，并赏赐了许多东西。而大武艺对黑水漠河的军事行动，仅仅取得了有限的胜利，远没有达到征服黑水漠河的目的。当大武艺得知大门艺很受唐朝器重时更是火气冲天，于公元732年，兵分两路奔向唐地。但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大武艺在唐军毫无准备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暂时占一点便宜，后来事态发展，使他不能不害怕了。到此时方知，以前的想法是井底之蛙。为使渤海转危为安，变祸为福，他安排大诚庆等人到唐朝呈送“请罪表”表示自己追悔莫及和痛改前非的心迹。唐玄宗从大局出发，原谅了大武艺。从此，大武艺易弦更张，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渤海国在公元698年立国，至公元926间，历时229年，十五代国王，王都也迁徙了四次。
第一次是公元734年之前，由大武艺将王都由敖东城（吉林省敦化）迁到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第二代国王大武艺之死和第三代国王大钦茂即位都在此地。
第二次是公元755年前后，由大钦茂将王都迁至上京龙泉府（即宁安市渤海镇）。
第三次是公元785年，大钦茂将王都迁至东京龙泉府（吉林省珲春八连城）。大钦茂亡死，大元义继位后被杀和大华玙即位，都在这里发生。
第四次是约公元794年，由大华玙将王都复迁至上京龙泉府，此后一直以此为都，约占渤海国存在的三分之二以上。那么，为什么渤海统治者们如此钟情于上京龙泉府这个城市呢？
从政治态势上看，渤海国的南部，西部除唐朝直接区外，还有契丹、突厥等实力强大的游牧民族，渤海国要发展，必然会受到他们的制约。为此，把渤海王都建立在离强大势力和动乱地区远一些，选择一个可随意驰骋的地区作为政治中心，是渤海国王的如意之想。
从地理因素上看，上京龙泉府是比较开阔的盆地。南北60余里，东西百余里，有镜泊湖，有牡丹江，土地肥沃，便于发展农牧鱼业，而东侧，南侧是长白山脉的老爷岭，西侧是长白山的张广才岭，绵延数百里，山峦起伏，密林遍布，如两扇巨大无隙的屏风，牢牢地拱卫着上京城的两翼。
从军事上来看，渤海国的潜在敌国新罗、突厥、契丹，想进入上京龙泉府，要经过数百里的崎岖山路和多处隘口险坡，这里是利于防而不利于攻的地域。
当然，上京龙泉府的选定与渤海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也密切相关。城市功能由用于防御性的城堡寨垒向经济文化及商业贸易型的城市发展。城市的建设也开始由小变大，建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皇城，这是渤海国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的一个成果，是渤海国处于进取态势的一个标志。
渤海国的首都上京龙泉府，是东北亚及亚洲历史上的一枝奇葩。被称为寒北长安，是“海东文化”的一簇鲜艳夺目的花蕊，是“海东盛国”的繁荣昌盛的景象。上京城的建筑特点有四个方面：
一是规模宏大。上京城不仅是渤海国百城之首，五京之魁，也是当时东北亚最大的城市。从公元八世纪亚洲范围来看，名列第四。第一是唐都长安，城区面积84平方公里；第二是唐东都洛阳，城区面积45平方公里；第三是日本的奈良平城京，上京龙泉府的城区面积为16平方公里，与奈良平城京的大小差不多。
二是上京龙泉府地处最北，在古代寒冷的中高纬度地区，建设这样规模巨大的城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整个东北地区自开天辟地以来至清朝中期所建的首屈一指的大城市。
三是至今保存完好。我国现有闻名于世界的六大古都，即长安、洛阳、南京、北京和杭州。记载了数千年来的政权更迭，宏基伟业和腥风血雨。但是，伴着沧桑巨变，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些都城遗墟，大都湮没在高楼大厦之中。今人只能对着极少数的残迹旧痕、碎砖片瓦和相传的文籍典故来藉古凭吊。而渤海国王都的遗墟，由于地处海东大荒，1000余年很少受扰动，至今保存完好，是国内千余年前的任何故都都难以企及的。
四是形制规范。上京城的形制师承唐朝的长安城。如坐北朝南，由外城、内城、宫城三城环套而成。形成了外城套内城，内城套宫城，宫城位于全城北部中央，众星拱月，万水朝东，王权至上的天命所归理念。外部城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短，采取中轴对称布局等。面对这样恢宏的渤海国上京城，人们不仅常常想，在一千多年前，在北国荒凉的地域，这偌大个城市，是动用怎样的智慧和力量建设起来的呢？为此，近百多年来，它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我国、俄国、日本、朝鲜以及欧洲，北美等国家难以数记的史学家、考古者的关注。
一千多年前，渤海上京城的建设者们，未必说得出系统工程的原理，但他们的行为却能体现出趋利避害，巧用地势；就地取材，巧为利用；取料成池，巧建苑囿等。其中，最能集中体现其高超智慧的是玄武岩的开发和运用。
上京城附近，遍布火山爆发形成的灰白细质玄武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其石质坚硬，内部发育的蜂窝状孔隙，有助于减轻岩石重量，从而总体上降低了各类建筑物的重量。蜂窝状的孔隙还能削弱温度传导系数，有利于北方建筑物的保温。玄武岩的质地还便于加工成规整的形状，如条石、础石、角石、板石、异型石、石雕等。渤海上京城的建设者们，把天赐的石源，优良的石质与上京城的建设完美的结合起来，宫殿、门阙、廊庑、亭阁、官廨、寺庙、城垣、宅邸、坊墙、道路、桥梁、沟渠等建筑，无一处不巧用玄武岩石。同时还把采石形成的南北长822米，东西宽570米的巨大石坑，巧为改造利用，建成了一处渤海王室的湖光山色俱佳的苑囿――即如今的玄武湖风情园。可以这样说：渤海上京城的建设者，巧用了玄武岩，而玄武岩又成全了上京城。如果不能科学、大量的利用玄武岩之利，是不能建成这个亚洲屈指可数的大城市的。在建成上京城的同时，又结合自然环境的奇特，充分发挥了建设者的智慧和才能，形成了含有春夏秋冬，湖江山川，远近高低，昼夜晨夕等名震古今中外的上京八景。这八景是：镜泊飞瀑，德林地貌，长溪荷菱、丹崖夕照、红山银雪、地下森林、东苑春晨。
上京城是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有关资料记载，渤海国昌盛时，总人口约300万左右，上京城的人口约有15万至20万人。城内人口相当密集，结构复杂。有王公贵族，文武百官，文人学士，富商巨贾，小商小贩，僧侣道士，工匠杂役，军兵逻卒等。还有来京进行各项活动的中原汉人、突厥人、契丹人、回纥人、高丽人、日本人等，真可以说是“人烟浩穰”，“栋宇密接”，“商旅辐辏”，“邸否骈列”。上京城附近的人烟稠密程度可以从城北牡丹江上的桥梁　情况侧面反映出来。在流经渤海上京城西部和北部的牡丹江不到5公里的江段上，有5处以上渤海时期的古桥址，分坐落在现在的江西村、上官村、牛场、下官地、下窨子村等处的江面上。现在居住在这一地段的居民只有一座“三陵桥”便觉得绰绰有余。而那时，在环绕京城不长的江段上竟有五座桥依次飞架，足以证明渤海国上京城居民之稠密，水陆交通繁盛。也足以证明上京城不仅是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通往中原，海北诸部，滨海地区，高丽、日本等国的经济渠道也紧紧拴在一起，使渤海商贾的足迹遍及亚洲的东北角。
渤海国是唐王朝下属的一个边域地区的政权，但仍是以王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政体渤海国王名义虽未称皇帝，实际上是这个地区的主宰者。与中原一样，讲究血统、门第及嫡、庶之分、无论是财产的继承，还是权位的分配，都同宗法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王族内部，嫡、庶之别犹如泾渭分明，基本上是按父死子继、嫡长继承的方式，特殊情况下才以兄终弟及为补充形式。
渤海国在十五代国王的统治下，其国运基本上可分为上升、中衰、中兴、衰亡四个阶段。第一代国王大祚荣到第三代国王大钦茂时期，为渤海国的上升时期，体现了渤海国蒸蒸日上的特点。
第四代国王大元义到第九代国王大明忠，王的数量占渤海国三分之一强，但其统治时间只有25年左右，只占存国时间的九分之一。这一段为中衰时期。
第十代国王大仁秀和第十一代国王大彝震在位时，是渤海国的全盛时期，成就了一个赫赫有名的“海东盛国”。接下来的国王大虔晃和大玄锡，保持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维持了“海东盛国”的形象。
渤海国的最后两位国王，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走到了渤海国灭亡。
渤海国十五代国王的具体情况是：
第一代高王大祚荣是渤海国的创始人，是全东北历史上难得一遇的人物，具备了历史上许多开国之君的特点。他的历史功绩是把靺鞨人组织起来，由诸部落分立而进入了国家统治时期，为靺鞨的发展、为东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祚荣于公元719年去世，做了二十二年渤海国王，享年70余岁，是位长寿多子女的首领。
第二代武王大武艺，是大祚荣的长子。嗣位时约四十岁左右。在位十九年期间，拓疆辟地，开阔了渤海国的疆土，并开辟了渤海同日本的往来航线，有承上启下之功。
第三代文王大钦茂是渤海诸王中政绩最突出的一位。他完成了武夫创业到文官治国的过渡，改革统治机构，用封建官制取代了军政合一的部落首领制，同时他大力提倡学习中原文化，一边在当地办学，一边向唐朝输送大批“留学生”，培养了一大批熟悉汉籍经典和政治制度的本地人，使中原科学文化开始大量向渤海国涌进。他推行中原的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大钦茂做了五十七年国王，死时是公元793年春，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第四代废王大元义，是大钦茂的族弟，嗣位不足一年被国人所杀。即位后无年号，死后无谥号，在《渤海国志》中称其为废王。
第五代成王大华屿，是大钦茂的嫡孙。即位时间在公元793年，即位后将渤海国从东京迁至上京龙泉府。在位不足两年便病故，被谥为成王，渤海人对他是予以肯定的。
第六代康王大嵩璘亦为大钦茂之孙。他即位时正逢渤海国内部混乱，邻国也出难题，但他内柔外刚，以灵活果敢的策略理顺朝纲，为维护渤海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在位十六年间，把危机重重的渤海国领上了康庄大路。公元809年，大嵩璘正准备大展宏图、中兴国势的时候不幸而卒。唐朝对他很重视，曾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其政治地位不亚于其祖父大钦茂。
第七代定王大元瑜为大嵩璘之子，即位后被唐宪宗册封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在位不足五年，于公元818年卒。被谥为僖王。可能是一位做事谨慎的国王。
第九代简王大明忠，系大言义之弟，公元818年正月即位，死于同年五月。死后被谥为简王，可能是执政时间太短，没有可称道的事情。
第十代宣王大仁秀是大明忠之父，其四世祖大野勃为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之弟。他是以旁系王族子弟而入大统的。他的上任使渤海国出现了“中兴”，开始进入“东海盛国”之世。他乘南疆之外的新罗连年遭灾到处饥民遍地，王族之间互争王位，公开叛乱的有利时机，挥师南下，使新罗受到严重打击，退到大同江。同时又转手讨伐了穆棱及兴凯湖地区一带的拂涅部、乌苏里江中下游的铁利部、虞娄部。打败了素称强悍的黑水靺鞨人，将兴凯湖以北、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一带的广大地区，置于渤海国的有效控制之下。在原来基础上设置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他还借鉴中原王朝的经验，极力推行儒家三纲五常学说，以达到从思想上维系大氏王朝的目的。他统治渤海国十三年，为渤海国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公元830年与世长辞。谥号“宣王”。
第十一代王大彝震是大仁秀之孙，在渤海国的十五世国王中，以武略功卓应该说是武王大武艺和宣王大仁秀；而以文治绩著的应属文王大钦茂和第十一代国王大彝震。大彝震即位时渤海国已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被称为“尊礼义而封部和乐，持法度而渤海晏宁”，成就了名扬天下的“海东盛国”。大彝震“仰慕华风，崇儒敬佛”，是往唐朝输送“留学生”最多的一个国王，把自己的儿子也送到唐朝学习。这些来自肃慎故地的青年人经过中原文化的熏陶都有很大的长进。其中大彝震之子最为争气，才思敏捷，能诗善赋，在中原很有影响，受到中原文人墨客的称赞。而大彝震对留唐归来的知识分子大都委以重任。他在位二十八年，于公元857年卒，其谥失载。此后渤海诸王年号及谥号皆失载。
第十二代王大虔晃系大彝震之弟。史籍上对其记载较少，但他两次遣使日本，将唐《长庆宣明历》和梵文《尊圣咒》传到日本，是渤海国和日本交流史上值得称颂的大事。
第十三代王大玄锡其世系不详，何年即位，何年去世均无记载。其原因是唐朝已经开始没落，无力过问边疆之事，互相之间的来往就更少了。
第十四代王大玮瑎，其史料记载更少，只是据《唐会要》记载的一句话，即唐照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十月，赐渤海王大玮瑎敕书”，而确定有这么个渤海国王。
第十五代王大諲撰是渤海的最后一个国王，史料记载很少。公元926年正月，契丹攻陷渤海国上京城，大諲撰着素服，举素幡、摔白羊、率群臣三百余人投契丹。
渤海国虽地处大荒遐域，与中原地区发展上有差距，但受中原唐朝灿烂如锦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影响，其政治体制有着“全盘唐化”的味道。自大钦茂时派人到唐朝“习识古今制度”，输入唐礼，亦步亦趋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到大彝震时期，在宫阙、文字、礼乐、官府制度及京府州县之制上，基本上有着“全盘唐化”的状态。
渤海国的中央政府机构与唐廷一样，设三省六部，只是省与部的名称与唐不同。其三省是：政堂省、宣诏省、中台省。六部是：忠部、仁部、义部、智部、礼部、信部。
其政堂省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大体如现在的国务院，主管行政、司法、领典百司，是业务职能部门的最高领导机关。政堂省的一把手叫大内相，相当于唐朝的尚书令，即宰相。内设左允、右允、管理左右六司，这就形成了大内相对国王负责，而左右允向大内相负责的管理体系。
政堂省所属的忠、仁、义、礼、智、信六部是具体的职能部门：
忠部—相当于唐朝吏部，即现在的组织人事部。
仁部—相当于唐朝的户部，即现在的农业、财政和税务三家部门的综合机构。
义部—相当于唐朝的礼部，即现在的礼宾部门。
智部—相当于唐朝的兵部，即现在的军事和四总部，是国家的军事机构。
礼部—相当于唐朝的刑部，即现在的公、检、法部门，是国家最高的政法机构。
信部—相当于唐朝的工部，即现在的林业、水利、交通、建设等部门。
忠、仁、义三个部门的直接主管部门是左允，礼、智、信三个部门的主管部门是右允。
宣诏省相当于唐朝的门下省，类似现在的政府办公室。是仅次于政堂省的第二个重要机关。负责人叫左相，官位低于大内相。其职能是安排国王的日常机关和各种重大活动等。
中台省相当于唐朝的中书省，类似如现在的智囊机构和文秘室，负责人叫右相，官位低于大内相。其职能是为国王草拟各类谕旨、命令和指示，起草重要文件等。
渤海国三省六部之外还有一台、一院、一监、一局、七寺。
一台是中正台，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台，是监察机构，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司之过错和恶行。
一院是文籍院，相当于唐朝的秘书监，掌经籍图书之事。
一监是胄子监，相当于唐朝的国子监，掌儒学训导之事。
一局是巷佰局，相当于唐朝的内侍省，掌王室后宫的命令传达、警卫、生活服侍等事宜。
七寺是：殿中寺，掌管服侍国王宫廷生活。宗属寺，掌管王族事务。太常寺，掌管礼仪祭祀。司宾寺，负责接待外宾活动。大农寺，掌管全国仓储、营田事宜。司藏寺，掌管财货、储备、贸易事宜。司膳寺，掌管宫廷的酒醴、膳食等。
渤海国还有三师三公制度。三师是指太师、太傅、太保；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司空。还把官员级别分为九品，一品最高，九品最低。还实行了公、侯、伯、子、男等的封爵制度。
渤海国全盛时期其疆域面积与现在的东北三省的总面积差不多，包括吉林省绝大部分，黑龙江省的大部分，辽宁省的小部分及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朝鲜半岛的部分地区。其具体建制的区划是：上京龙泉府，就是现在宁安的渤海镇。辖龙、湖、渤三个州。中京显德府，在吉林省和龙县西城乡古城村头头道平川西南，辖卢、显、铁、汤、荣、兴六个州。东京龙原府在吉林省珲春境内八连城，辖庆、盐、穆、贺四个州。南京南海府，在现在的朝鲜咸镜北道的镜城，辖沃、晴、椒三个州。西京鸭绿府，在吉林省白山市临江镇，辖神、桓、丰、正四个州。
其他还有十府，即：长岭府在今吉林省桦甸苏密城。扶余府在今吉林省农安。鄚颉府在今黑龙江省阿城一带。定理府在今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东平府在兴凯湖以北的穆棱河流域。铁利府在今黑龙江依兰一带。安远府大体在兴凯湖以东至海一带。怀远府在安远府之西、铁利府以北一带。
渤海国在其存在的229年期间，向中原政权唐朝进贡朝觐有150余次。派出留学生300人左右。同时，又与日本保持着密切的友好的睦邻关系，共先后访问日本34次，日本访问渤海13次，建起了一条传播文明和友谊的东北亚丝绸之路。渤海国的民族在建立起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渤海文化，即著名的“海东文化”。海东文化有着靺鞨的基因，有着中原文化的风采和高句丽等民族文化的有益营养，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一簇绚丽夺目的花束。
诗歌是海东文化这束鲜花中最艳丽的花朵。渤海人爱诗，渤海国多诗人。在日本的《文华秀丽集》、《凌云集》、《经园集》、《续日本记》中，仍保存有渤海使者的一些诗篇。渤海国的诗歌是在吸收唐诗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咀嚼消化，达到了较高境界。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清词来”，即反映了唐诗东传的盛况。
渤海国的绘画艺术在文献上失于记载，但在考古发现的贞孝公主墓中的壁画、宁安三灵乡二号墓室内的壁画以及在吉林省考古发现的渤海墓中的壁画，均反映出渤海国的画家们的创作手法与高超的绘画艺术水平。
渤海人创造的渤海乐，丰富了东北亚的音乐宝库。《日本文化史》明确说明：“现存的舞乐中，大靺鞨、新靺鞨、新乌苏、古乌苏、进走秃、退走秃、敷手、贵德、昆仑八仙、地久，这些乐舞被认为是渤海国传来的。”在日本《雅乐》一书中讲：从渤海国传来的“新靺鞨”现在还经常被演奏，给喜爱雅乐的人所熟悉。日本至今流传着四个人表演的“新乌苏”和六个人表演的“古乌苏”。
渤海国的民俗风情也是很有特点的。比如“善骑射”，这被中原和相邻的民族所认同。还善打马球，这是渤海人最刺激的活动方式。还有投壶、围棋也是渤海人的两种游戏。其中投壶就是盛酒的壶口为目标，用箭矢往里投，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责饮酒。滑雪、豪饮也是渤海人的爱好和特点。更为突出的是渤海国提倡妇贞，保持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渤海国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弘扬佛教，古寺兴隆。尤其是五京之地，更是兴盛。据考古资料证明，上京龙泉府有寺庙遗址九处，中京显德府发现了五处，东京龙原府发现了四处，在最边远的率宾府（在俄罗斯滨海地区）也发现了两处佛寺遗址。佛教活动的开展和佛寺的兴建，也使僧侣成为渤海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他们不仅参加佛事活动，还参加王室的活动，介入政治，在社会上充任各种角色，更是对外联系的手段之一。
而至今，一座历经千年风雨，地处我国最北、时间最久远、保存最完好、依然挺立在原址的石灯幢，就是渤海国弘扬佛教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记载渤海国曾繁荣昌盛、精神面貌、文化艺术的一个具体的形象的象征。
渤海国在弘兴佛教的同时，民众中还流行着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这种原始宗教的产生和其他古老宗教一样，是出于对自己始祖的起源，对那些天地万物、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等现象的存在和矛盾运动、还不被人们理解，以为有神在主宰一切，通过在丰富的幻想中创造出来的。萨满教不像《圣经》、《古兰经》、《佛经》那样有庞大的成文经典，没有精微的思辨哲理，但它反映的善恶观、是非观是明晰的，稳定的。萨满教没有巍峨的殿阁，也没有庄重肃穆的大神堂，其主要的活动方式是以“跳大神”的形式来“消除灾祸，保佑人的平安”，“为病人祭神赶鬼”，“祈求生产丰收”。再就是组织民族性的祭祀和民族的新居地。
&&& 辽、宋、金、元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388年）——牡丹江地区的民族状况
辽、金、元三朝是我国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辽、金政权与北宋、南宋对峙，是唐朝以后五代十国以来中原地区封建割据局面的继续。这种情况延续了三百多年，直到元朝才重新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
契丹族统治阶级建立了辽朝（公元907年—公元1125年）和女真族统治阶级建立的金朝（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均统治过当时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当然包括我们牡丹江地区在内，这也是在民族融合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时期。在长期征战和社会变动的过程中，契丹族和女真族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大量汉族北迁到这些民族的居住地区，共同劳动，互相交流，促进了这些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十二世纪末，蒙古诸部统一，忽必烈即汗位后，改国号为大元。元朝（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统一了中国。从此后，即使是王朝更迭，但在中国历史上已基本不复出现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而一直存在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辽、金、元时期，我国历朝政府，对牡丹江地区继续行使有效的管辖并不断加强。
风光无限的渤海国，到十世纪初开始走下坡路了。到公元926年被契丹灭亡了。
契丹，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宇文别部的一支，形成一个部落联盟。联盟的首领称可汗，每三年由各部落酋长选举一次，以旗鼓作为统帅权力的标志。公元907年，契丹英雄耶律阿保机被选上可汗，在历史舞台上大展拳脚，废除了部落联盟的旧制度，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契丹国家（后称辽），登上了皇帝宝座，自号天皇王，年号神册。公元916年至924年，阿保机进击西北的吐谷浑、党项、沙陀等，获得了重大胜利。又在公元926年2月14日包围了渤海国扶余府（今吉林农安县）。三天后，城防崩溃，守将被杀，打开了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的门户。公元926年2月23日，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渤海国首都。
渤海国以大諲撰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兵临城下，内力不足，外无应援的形势下，感到山穷水尽，于上京城被围的第三天，决定“请降”。第五日，渤海国的大諲撰身着素服，举素幡，牵着白羊，率五百名官员出城投降。
阿保机准降，“优礼而释之”，并没有很为难渤海国王，仅派遣近侍康末怛等十三人进城收缴兵器。但是，渤海国王的屈膝投降的举动和康末怛的傲慢激起了渤海国基层士兵的强烈愤慨。城内渤海“逻率”杀掉了进城收缴兵器的契丹官兵，自发地组织了抵抗，大諲撰也被迫重新举起了反抗的旗帜。阿保机见渤海国降而复叛，大发雷霆，下令全军从东、南、西三面攻城。渤海军民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是血流城垣，无力回天。大諲撰和重臣的意志被摧垮了，他们知道抵抗是无效的，覆亡的命运彻底不可避免了。又在天门上竖起了白旗，身着素服，惶恐至诚地请罪于阿保机的马前。至此，声名赫赫的“海东盛国”灭亡了。
渤海国被灭，契丹占领其全境后，耶律阿保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于公元926年2月28日下诏，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上京城改为天福城，册其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封了一些大臣，完整地建立起一个小朝廷。所谓“东丹”，就是东部的契丹。实际上是契丹的一个特区，它保留了渤海国的基本制度，有一个国家的政权体制。东丹王的权力很大，仅次于契丹王。耶律倍即位穿“天子冠服，建元甘露”，即有自己的年号。对文武官员有完全的任免权，对其国内一切事务有决策权。东丹国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中台省，配置了四名宰相：左大相是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右大相是原来的渤海的老相，左次相是渤海司徒大素贤，右次相为耶律羽之。四名丞相中有两名是渤海旧臣。从史料中也看出渤海人还担任其他一些官职。虽然四相中有两名是渤海人，其实际上是作为对渤海贵族官员的笼络和怀柔。其形式上保留渤海的外壳，而实际上是契丹的傀儡政权。契丹统治者规定，东丹每年向契丹“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十五万端布中，有“细布五万匹，粗布十万匹”，还有其他土特产品，并且“有战则用为前驱”。强迫渤海遗民为契丹统治者效力卖命。
在辽代的牡丹江广大地区，自东丹傀儡政权建立之日起，其社会内部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首先是渤海遗民的顽强反抗。契丹统治者不但使渤海民族“国破”，还使他们“家亡”，给当时的渤海人民造成巨大的苦难。渤海人民就以从不停止的起义斗争来回答。这种反抗斗争，一直持续到辽朝灭亡。其时间之长，为历史上之罕见。在公元929年冬天，渤海国上京龙泉府被契丹兵强行大火烧毁。据有关资料记载，同时被毁灭的城市有一百零三个，遗民被大批强行迁徙。这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契丹进攻渤海时期，许多渤海人被俘虏，被迁到契丹本土，成了契丹贵族的“头下户”。第二个阶段是东丹南迁之时，把上京龙泉府所属诸州县人户从牡丹江流域迁至今辽阳地区，把其他各京、州、县人户也全都迁走。依据《辽史·地理志》统计，迁居辽东、辽西、昭乌达盟一带的渤海人总数约有四十七万人之众。还有一部分人逃离故地，投入高丽，其总数约达到十数万人。契丹统治者的这些高压行为，使渤海遗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在渤海上京府被占当年三月份，安边、莫颉、定理三府军民举起了反辽旗帜。五月份的时候，定理、南海两府两次爆发了起义，铁州宋将起而响应，长岭也“复叛”，一时间声势浩大。而后渤海国王大湮巽的弟弟，乘契丹国王耶律阿保机病故，诸王公卿送灵柩至上京临潢府的时机，率兵马大举攻击扶余城及长岭府等地。其他各地反抗也有许多。这些反抗由于力量分散，相互间不能配合，都被各个击破了，但也给契丹统治者造成巨大的压力。
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也是十分激烈的。契丹国的创始国王耶律阿保机和皇后述律平共有三个儿子。长子耶律倍，次子耶律德光，三子李胡。耶律阿保机喜欢长子，皇后述律平偏爱次子。皇后述律平对手心手背的儿子付出的感情相差悬殊。她对长子耶律倍对汉文化亦步亦趋特别反感。对耶律阿保机以东丹国安置耶律倍以后掌契丹大权打基础特别恼火。她为了她喜欢的耶律德光将来继承契丹皇位，想出了一个架空耶律倍的办法。在耶律阿保机去世后，她临朝称制，摄行皇帝大权。使用特殊方式，让二子耶律德光被立为天皇王，并利用各种借口，杀掉了一大批耶律阿保机的老班底。把东丹王耶律倍软禁在今辽宁省辽阳。而耶律德光实行了烧毁上京及渤海国其他城市，大批迁徙渤海遗民，把东丹南迁到当时的东平。在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其兄耶律倍投到后唐去了。牡丹江广大地区，也被造成经济、文化及民生的极大破坏，给后来的发展造成了严重不良结果。
辽建国后，由于原渤海国中心地区—牡丹江广大地域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土地也开始荒芜。而这个时期较活跃的是生活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的生女真人。
生女真人由隋唐时代的黑水靺鞨演变而来。据记载，有二十多个部落。其中完颜部是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分三大支系。其中一支是金始祖函普系，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后迁居到阿什河流域。居住在牡丹江地区的还有蒲察部，居住在宁安西、海林、五常交界处。邬林答部，居住在海浪河一带。还有坞塔、斡准、职德三部居住在绥芬河流域。
辽代时期的生女真人，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完善的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在婚姻形态上，虽然已以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为基本形式，但尚存在浓厚的原始氏族社会之遗风。这种遗风表现在：其一，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比封建宗法社会要相对高一些，自由得多一些；其二，尚保留有自寻配偶的遗习，主要流行于平民阶层中。其三，仍残留着抢婚之风。其四，更有“偷婚”之俗，即每当正月十六“纵偷”之日，则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显然是自愿的婚配采取了偷婚的形式。其五，表现为“男下女礼”，即在女家举行结婚仪式。届时女方家属“无大小皆坐炕上”，新郎“罗拜其下”。这大概意味着对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母权制”的虔诚怀念和歉意的慰藉吧。其六，为“入赘”之俗，“既成婚，留于妇家执仪来役，长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此俗既反映了母权制时期男子出嫁的旧俗残余，又是对女方家庭给予实际的劳役补偿。
生女真社会文化阶段较比辽朝管辖的燕云之地落后许多。没有本族文字，通常“以结绳为约束”（高丽史），到生女真完颜部始祖函普时代（十世纪初）仍是“刻木”记事，即“刻木为契，谓之家赋。赋敛调度，皆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北盟录）
在居住方面，习惯于“依峪而居，联以木栅。屋高数尺无瓦，或以草绸缪之。垣墙笼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三朝北盟会编）。家家户户用火炕取暖、抗寒、除湿，火炕围着屋，修的长，烧干树木。在衣着方面因地寒不产棉絮，衣服是用畜类的皮毛，为穿着衣物的基本原料。在生产方面拥有农业、畜牧、渔猎、园圃、采集和冶铁、纺织、酿酒等门类。由于生女真人居住地势的繁复和生产生活的多样化，练就了生女真人的娴熟技术，竟能骑着马上下悬崖如飞，渡江过河不用船，伏在马上而冲过去的状态。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完颜部由民族社会进入早期的奴隶制社会，并凭自己的力量统一了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各部，为反辽起义奠定了基础。辽天庆五年（1115年），完颜阿骨打率女真族起义，打败了强大的辽军，于当年正月，在群臣簇拥下，完颜阿骨打登上了皇帝宝座，并下诏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公元1125年，历经多次大战，辽天祚帝被金军俘虏，辽朝至此灭亡。
随着金国政权的建立，女真统治者为了追求土地和财富，满足奴隶主贵族集团的贪欲，开始向外扩张，发动了对宋的战争。在新兴的奴隶主政权的打击下，腐朽的北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终于灭亡。金兵把抢掠的金银、巾帛、珍宝，以及典册、图书、礼器和许多工技艺人带到金国当时的中心，黑龙江阿城地区。金朝对宋发动的战争，一方面给中原人带来极大痛苦，使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的胜利女真族大量迁居中原，加速了民族的融合。同时，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科学也很快传到金朝当时的中心地带和整个黑龙江地区，使这里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揭开了全黑龙江和牡丹江地区古代史上的崭新一页。
仅据我市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工作，在牡丹江地区10个遗址中，就发现出土了金朝时代文物73件。其中陶瓷类21件、骨类2件、青铜和铜器类9件、铁器类40件、翡翠类1件。
在金朝建国后，牡丹江和全黑龙江一样，仍实行着奴隶制的统治，实行授田制。奴隶主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可按比例占有不同数量的耕地。也有最高数量的限制。一个大奴隶主，有牛一百二十头，所属居民人口一千左右，可占有土地一百六十多顷。
公元1135年，金太宗吴乞买病死后，金太祖的嫡孙完颜亶继承了皇位，史称金熙宗。他的上台在金代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他首先废除了带有氏族社会残余的“兄终弟及”制，采取了世袭的“父死子继”制。这种传位制度的变化，象征着重大的社会变革，即奴隶制逐渐崩溃，封建制逐步确立。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女真族内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女真族接受了汉族、契丹族地区先进的封建所有制的影响。金熙宗为适应这种社会变化的新形势，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在政治上做出了重大变革。首先调整已经落后的官制，统一金朝内地和汉地的官制，废除了过去实行的勃极烈制度（即部落联盟首领制），改用了辽宋的汉官制。在地方官制上，仍按辽宋旧制，设路、府、州、县四级。而到公元1149年完颜亮登上皇帝宝座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封建集权制，进行了一系列更加激烈的政治改革，并把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从黑龙江阿城迁到燕京即现在的北京。北京，作为我们国家的首都就是从金代开始的。
在金代的牡丹江地区，仍然实行着路、府、州、县与猛安谋克并存的体制状况。猛安谋克制是女真族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军政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与县州制并行存在，主要掌管女真族本身事务。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之长也。到金太祖二年即公元1116年以后，明确规定三百人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
在牡丹江流域这个地区，金代行政区域叫胡里改路，开始置万户，后改置节度使。太具体的边界划分已无证可考，大体是北到松花江，东到乌苏里江及绥芬河流域。而作为猛安谋克组织在牡丹江地区的为胡里改猛安。
金代在全黑龙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较空前的。但是在牡丹江地区和过去相比并不非常突出。只是在耕地面积上，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黑龙江、松花江、嫩江、牡丹江、绥芬河、乌苏里江沿岸的平原上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达到了古代农垦史上的一个高峰。在手工业、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展。冶铁、油行、布行，金银行等的存在也有记载。在商业交往中，也广泛使用铜钱。
在金代，牡丹江地区及黑龙江全域的文化与宗教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变化，达到了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合流。女真族原先本无文字，阿骨达建金后，命完颜希尹造女真本族文字。完颜希尹“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含本国语，制女真字”（金史。完颜希尹传）。于公元1119年颁行，是为女真大字。后来完颜亶（金熙宗）又来用契丹字和汉字偏旁，制成女真文字，于公元1138年诏令颁行，称女真小字，通行较广。女真字颁行后，与契丹字、汉字同时使用,是法定三种通行文字。公元1191年，契丹字被明令废除，汉字依旧通行，比女真字得到更为普遍而广泛的使用。
在宗教方面萨满教是女真人的原始宗教。这种原始宗教一直流行到近代满族、赫哲、鄂伦春、鄂温克各族人民中。金朝建立后，在汉人和契丹人影响下，女真人很快接受了佛教和道教。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代“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这时萨满教主要流行民间和偏远地区，而统治阶级主要是信奉佛教与道教。
金朝末年，在蒙古大军的进攻下，在整个东北地区的统治日趋瓦解。公元1215年，原金朝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于十月在东北地区混战的情况下叛金自立，自称天王国号大夏。公元1216年10月被蒙古军击败，被迫投降蒙古。公元1217年4月，蒲鲜万奴转战回女真故地，建东夏国。据1984年我市郊区八达沟口出土的“金就叠篆文古州之印”，宁安出土的“不古阿邻谋克之印”，海林出土的“合重浑谋克印”，“
金就叠篆文古州之印”证明东夏国完全模仿金朝体制，在设州县同时，而延续了女真族传统的猛安谋克制。
公元1233年，东夏国被蒙古军所灭，整个东北地区也被蒙古军占领。公元1234年，金哀宗完颜守绪亡于上蔡，上蔡城被蒙古军攻破。至此，历经了十代帝王，一百二十年历史的金朝被蒙古灭亡了。
蒙古族是一个在公元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间，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多个游牧民族统一后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的起源，是一个复杂问题，历来说法各异。概括的说来，约为三种说法，即东胡（鲜卑）说、匈奴说、突厥说。其主流说法是蒙古族的主体部分是来源于东胡——鲜卑。其线索较清楚。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尚未统一草原各部之前，还处在部落的分散状态，政治上各自隶属于辽金王朝，被称为“盟骨子”、“盟古”、“阻十”或“阻”等。到成吉思汗统一草原以后，才统称为“蒙古”。
成吉思汗又名铁木真，出生在鄂嫩河流域的儿只斤部。其父也速该是个有势力的奴隶主。在铁木真少年时，其父在向金朝进贡的途中，于乌尔逊河畔被塔塔尔人杀害。从此，成吉思汗家境没落，其少年时代是在苦难中度过的。艰辛的身世，纷繁的争战，险恶的环境，陶冶了青少年时代的成吉思汗，使他成为一个英勇善战，勇于克服困难的民族英雄，为他以后统一蒙古各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经过了十三年的艰苦的征战，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在《蒙古秘史》的记载中，对这一时期的情况，做过这样生动的描写：“星天旋转，诸国争战，连上床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世界翻转，诸国征伐，连进被窝睡觉的工夫也没有。”
在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召开了全部落联盟大会，诸部拥立他为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又于1212年起，率兵南征，经过几代人十多年的征战，蒙古灭西夏、金和南宋，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地跨欧亚两洲，纵横一万余里的蒙古大帝国。公元1271年，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中国又出现了大统一的局面。
在元朝时代，史料中对牡丹江地区的情况记载极少。在考古方面，发现的文物也很少，总的只发现2件，一件是铜佛像，一件是瓷碗。在史料记载方面仅有以下几点：一是牡丹江地区整体归中书省管辖。这个省辖境相当大，据《元史.地理志》记载，辽阳行中书省“为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牡丹江地区在七路中属东宁路管辖。在府的管辖是斡朵邻军民万户府。州的管辖是东祥州（宁安东京城）。在手工业发展方面，仅汉有居住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的女真和水达达人善于织布，是白布，大概是用麻织成的。在交通方面记载有一条驿道，从今吉林，宁安东京城，沿绥芬河而下，到现在的俄罗斯的克拉斯基诺古城，即渤海国时代的盐州。
明、清时期（公元1368年——公元1911年）
——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与巩固时期牡丹江地区的民族状况。
公元1368年，即洪武元年11月，明朝大军攻克元大都（北京），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为了接管整个东北地区的统治权，1371年，设置了定辽都卫，全权管理整个东北地区。1375年，即洪武八年十月，把定辽都卫改为辽东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辽东都司建立后，为了肃清元朝的残余势力，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明太祖朱元璋的继承者明成祖朱隶，采取了军事征讨和招抚羁摩两项措施，并取得了全面胜利。公元1409年永乐七年，为了推动对东北边疆各族的发展和驻营，又建了明朝在东北地区带有军事性质的最高行政机构——奴儿干都司。按当时设置的卫、所、站行政管理体制，在牡丹江地区设有忽儿海卫（牡丹江中游到下游），斡朵里卫（在牡丹江下游）、速平卫（在绥芬河流域）。
明朝时代，居住在牡丹江地区的主要是建州女真。其主体部分有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两支女真人组成。这两个部族的名称是安当时居住的地域名而定。胡里改是金朝时代牡丹江的称谓，斡朵里在牡丹江下游元代的万户府所在地。据史料记载，牡丹江地区建州女真，是历史上著名的部族。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胡里改部酋长阿哈出率领部众，沿牡丹江中下游移动，迁至今宁安市，以后又沿着蛤蚂河子东行，翻过漫平的张广才岭，越过穆棱河谷，进入绥芬河流域定居下来。而后又迁到了辽宁新宾县。
斡朵里部女真人，在酋长猛哥帖木儿的率领下，从牡丹江下游迁到图门江的珲春一带，以后又进入了朝鲜东北部会宁地区。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又发生了部族内的杨木荅儿与猛哥帖木儿的分裂事件。杨木荅儿率部分人员回到了牡丹江和绥芬河地域。两者之间进行了多次的较量，公元1433年，猛哥帖木儿父子被杨木荅儿等杀害。猛哥帖木儿之弟凡察与猛哥帖木儿另一个儿子童山率全部与胡改部会合，于公元1438年共同迁往吉林珲河上游聚居下来。建州女真两大部落多年辗转迁徙，终于聚居在一起，标志着明朝统治下的建州女真族的形成。
具有关史料记载：“女真人知耕种、缉纺，居处饮食，颇有华风”。在农业方面，在十六世纪后期有很快的发展，在手工业方面掌握了鼓风和淬火技术，把铁进行加工，制造成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作战武器。在畜牧业方面，他们畜养马、牛、羊等，马匹也是他们对外贸易的重要产品之一。在建州女真人中，做渔猎和采集方面的人占有一定的比重。
东北地区，白山黑水之间，特别是牡丹江地区是满族的故乡，清朝的“龙兴之地”。在明朝末年万历年间，建州女真分裂为多个部落，呈现“各部锋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混乱局面。我国历史上的较杰出人物女真族民族英雄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就是在这样的动乱年代里，用了近六十年的时间，征服了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女真各部，并招降了贝加尔湖至额尔古纳河的蒙古诸部，统一了整个白山黑水之间的广大地域，建立了后金（清朝）政权，改变了明朝的卫、所制度，实行了以原来的血缘民族和地域村寨为基础的八旗制和姓长、屯长制两种形式。对东北地区多民族实行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管辖。
努尔哈赤（公元1559年——公元1626年）姓爱新觉罗，出身于建州左卫贵族家庭。他最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小说，又曾多次到过北京，深受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在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二十五岁时，其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在随明军征讨建州指挥使王杲子阿台之战中被杀。努尔哈赤认为他的祖父、父亲之死应由建州女真分裂出的苏克苏护部首领尼堪外兰负责，为此他起兵征伐尼堪外兰，并迅速攻下其居地图伦域。这是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开始。
努尔哈赤起兵后，节节胜利，从万历十一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583年——公元1593年），仅用十一年时间就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接着以宁古塔（海林市旧街）为基地，开始了统一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的活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了后金政权。到公元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控制“自东海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鸭绿江“（太祖武皇帝努尔哈赤实录）的广大地区。公元1621年又占领了沈阳、辽阳等地。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去逝，其子皇太极即位。公元1635年，皇太极宣布废除了女真族名，定族名为“满州”，这就是满族名称的由来。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了中国。
牡丹江地区在大清帝国建立后的一百多年间，是整个东北地区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牡丹江地区的中心，就是“宁古塔”，即现在的海林市旧街和宁安市的宁安镇所在地。也是渤海国时期上京龙泉府的地带。“宁古塔”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清大事志》中，标明宁古塔之名用于明朝万历三十六年，即公元1608年。又据《柳边记略》记载，宁古者是满族语言六个的意思，塔者是“居址”的意思，宁古塔是指当时这一地面上居住着六个大部落而产生的地名。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就派大将在宁古塔一带驻军，从此开始，宁古塔就逐渐成为了东北政治、军事统治中心，带动了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的快速发展。
公元1636年，为了不断加强宁古塔的军事力量，由当时的驻防的章京吴巴海，建筑宁古塔将军城。吴巴海建成了一座用“石垒城垣，高丈余，城方二里，东西各一门，城外边墙五里余，四面四门”的宁古塔将军城（后称旧城），即现在的海林市长汀镇地域。
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因宁古塔旧城“年久颓坍”，加上军事作战快速出击沙俄的需要，清政府决定宁古塔将军巴海监造宁古塔新城，即宁安镇，并将驻地迁往新城。公元1676年，宁古塔将军衙门迁往现在的吉林但宁古塔将军称谓没变，直至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才改称谓吉林将军。
自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派兵驻宁古塔时起，公元1610年称宁古塔昂帮章京，公元1653年清政府又决定在宁古塔设宁古塔将军，后称宁古塔将军衙门；宁古塔将军在政治上对所辖吉、黑两省区，行有皇帝钦准的权力；对属城属地官员配置有举荐和委任的权力；对边防战事有自行决断的权力。在当时通讯极不便利的情况下，多次抗击沙俄侵略的战斗都是由驻守在旧宁古塔城的将军决策指挥而获胜的。
宁古塔这座名城和在这里任职的宁古塔将军们，在这个牡丹江地区的中心，组织各族军民维护国家统一，开发、建设、守卫东北边疆，抗击外敌入侵，平定地方骚乱，做出了不可磨灭、永垂史册的丰功伟绩。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宁古塔的梅勒章京海色，率兵痛击俄哈萨克巴罗夫匪帮的战斗，是中国正规军对沙俄入侵者的第一次作战，并把匪帮打得仓惶逃窜。
顺治十四年、十五年，公元1657年公元1658年，宁古塔昂帮章京沙尔虎达，两次击败沙俄入侵者，并将骄横一世的沙俄匪首斯捷潘诺夫击毙。
在公元1659年至1665年间，都曾发生过多次抗击外敌入侵的重要战斗，而宁古塔这座名城一直是抗击外敌入侵的重要基地。向前线提供兵员、供给军械、料秣、船只、马匹等等，都以宁古塔为中心。而这里任职的海色、沙尔虎达、巴海、萨布素、尼哈里、海塔等将军们，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见，当时以宁古塔为中心的牡丹江地区，对整个东北，甚至全中国的重要性。这又是牡丹江古代史历程中的一段辉煌。
在牡丹江考古者的多年来的努力下，在牡丹江的卡路村、老爷庙等多个遗址，出土了清代文物五十件。其中：陶器类3件、铁器类3件、瓷器类12件、纸类15件，翠玉类1件，翡翠类1件、铜类5件，石类1件，珐琅类1件、玉类7件，绢类1件。这些文物的发现，也见证了清朝时期牡丹江地区的发展状况。
在清朝取代明朝以后，改变了明朝在东北地区实行的卫所制度。以其原来的血缘氏族和地域村寨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各级组织。其主要形式有两种：
一是建立了具有军事、政治、生产、生活技能的八旗制度。八旗分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和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并将统治下的许多民族都编入八旗。如满族、汉族、达翰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等等。把蒙古族特设左右两翼、十旗进行管辖。
二是建立了姓长屯长制，即对未编入八旗的居民，当时称为边民，以村屯或氏族为单位，各设屯长、族长，分户管辖。
在康熙二十三年即公元1684年，清朝为解决东北地区的&&& 粮食问题，对土地占有制度方面实行了三种形式，最早是在宁古塔管辖地区实行的。
一是官田，也称官庄，系指清王朝直领的土地，根据其耕垦者和经营方式，又分为兵屯官庄和旗屯官庄两种。兵屯官庄就是驻防的八旗官兵来耕种，这是集体耕作的性质。到雍正、乾隆以后，设立了旗屯官庄。其实行方式是由宁古塔将军于八旗开户人内选出能种田的壮丁，携带家口前往开垦。所谓“开户”就是既有自己独立经济和户籍档案，又和主人保持隶属关系的半自由人。官庄的编制情况，据有关文献记载，官庄以十壮丁为单位，选一人为庄头，给田一百二十垧，牛六头或八头。每庄交粮额数由“庄头”总负责承担，各庄丁分别负担。宁古塔地区的壮丁，“非种田，即随打围烧炭。每人名下责粮十二石，草三百束，猪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芦一百束。凡家中所有，悉为官物。衙门有公费，皆取办官庄。”
二是旗地，是指清朝政府圈给八旗官员和八旗兵丁的份地，也包括官兵随缺地和站丁地等。旗地开始于公元1625年宁古塔为中心的牡丹江地区。一开始，旗地由八旗官兵和其他旗人耕种，但后来愈来愈多的具有私田的性质。八旗的官员和部分上层“旗兵”等旗人，也是设立庄头，拨丁耕种，交纳定额税租。而八旗兵丁的土地经营方式，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了。一般旗兵没有奴仆，仅同家属经营耕种。下层旗兵因兵役负担过重，加之自然灾害，无力耕种旗地，只得招民佃种。清朝政府为了旗地制不被破坏，在乾隆以后，明令禁止“旗民交产”，严禁一般旗地私典与民。但是，这无济于事。民人除垦种官田外，又佃耕一般旗地。于是，在官田向民地转化的同时，也必然会有一般旗地向民地转化的趋势。为此，清初以来实行的旗地日趋崩溃。
三是民地，就是指人民所拥有的土地。清朝政府虽然一再严禁汉族农民出关谋食，但是，“流民”仍以不可阻挡之势涌进东北地区。在乾隆三十六年即公元1771年，在东北地区开始编户籍，这一年，牡丹江地区及整个黑龙江和吉林部分地区的人口约9万多人。而到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以曾至四十五万多人。四十二年间，人口增加了四至五倍。其增加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入恳的汉族农民。而开发的土地也近三十八万八千垧。 谨宁古塔周围就达到六万伍千响。
清代是汉族人大批涌入东北地区的高潮。特别是在牡丹江地区，明清之际，居《宁安县志》记载，就有一批汉族人因避乱而入居宁古塔镜泊湖附近。在清朝建国后，尤其是实行部分开禁的咸丰、同治朝以后、更是有大批汉人迁入本地，使汉族成为本地区主体民族。进一步加强了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开发。在清代，居住在本地区的汉人主要是由汉军，站丁“流人”和“流民”组成。
& 汉军，指编入汉军八旗，取得旗籍的汉族人，也被统称为旗人。
& 站丁，绝大多数来自吴三桂旧部，其祖籍大多在山东，河南。吴三桂被平定后，把他们支遣到这里垦殖荒地，由于他们带来了汉族的农垦方法，使本地的农业有了发展。
& 流人，就是清朝为了加强君主专政的统治，把内地各种汉族的“犯人”流放到“地远天寒的宁古塔”。他们或以科场之罪、或以文字狱、或以反叛之嫌而被流放，这种遣犯被称为“流人”。流人到后，除了充当水手，站丁和壮丁外，其全部赏给满洲官员为奴，并分别编入旗籍。流人的到来对当地农、副业技术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如：“宁古塔地方不知养蜜蜂，有采松子或采樵者，于枯树中得蜂窝，其蜂无数，汉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遇喜事，汉人自为蜡烛，满洲人亦效之”。可见，流人在宁古塔为中心的牡丹江地区引进和推广汉族的一些农副业技术方向，是有一定贡献的。
& 在以宁古塔为中心的牡丹江地区有影响的著名流人有：陈敬尹、吴兆骞、吴振辰、方洪乾、杨宾、杨越、钱威、祁班孙、张贲、陈昭令、方享孝、方娄冈、张缙彦等等一大批人。他们为当时、当地的文化艺术较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流民，指冲破封禁而入居东北的垦民。山东、河北一带农民因土地兼并、苛捐杂税以及天灾的逼迫而破产，他们长途跋涉，冲破封禁，由南向北，经水陆两路进入东北地区垦荒。“始而为佣工，远出投身服役，继而渐向旗人佃中田亩”，而且“借旗田之名，额外开荒，希图存身，旗人亦借以广取租利，巧为护庇”（清高宗实录）。在宁古塔“华人则十三省，无省无之”（宁古塔记略）。由于“流民较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也就是说，屯子里的汉人越来越增多了，旗人也学会说汉话了。
& 由于汉人多了。垦地扩大了，生产技术提高了，粮食产量也增加了，推动了手工业、商业和交通的相应发展。当然，这必然带来了城市的经济繁荣。在城镇里，更是“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宁古塔纪略》说：宁古塔城内“有东西大厅，人于此开店贸易，从此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柳边纪略》亦记载：宁古塔东关有三十二家商铺，其中有二十三家是流寓的汉人经营的，“贾者皆流人之中之尊显而儒雅者”。康熙以后，这里已是“商贩大集，南方珍货，十备六七，亍肆充溢，车骑照耀，绝非昔日陋劣光景”。
& 对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在牡丹江地区有了重要发展。其主要的经济作物是烟草。据有关资料记载，“吉井将军所属的宁古塔盛产烟”。当时宁古塔许多亍道的店铺都卖烟，且比别的地方便宜，当地人吸的烟全是宁古塔所产。
& 手工业的作坊也逐渐增多，主要有榨油、酿酒、制革和车船制造等。这些作坊是本地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如榨油类，有香油、豆油、苏子油，据《黑龙江外记》记载：“惟苏子，可榨油多种之”。酿酒业也开始发达。“用黄米造酒，又名秋酒。而烧酒即白酒，岁不下数万斤”。制革业方面，用盐、硝熟皮法，制出的皮革洁白而柔软。车船制造方面多种多样，有桦皮车、独木船等。
& 在贸易方面也与各地来往密切。因而宁古塔与朝鲜会宁府六百里路程，每至冬闲时，宁古塔地方商民人等，用他们采集的名贵土特产品人参、貂皮、木耳、蘑菇、等与朝鲜人民交换食盐、耕牛、犁铧以及布匹等生产生活用品。在于内地的经贸上，宁古塔市场上有江南机织布、绸缎、江浙的茶叶、川广的药材等。而苏州、山西的商人也来到这里采购，把当地的土特产运销各地。
& 在交通方面，宁古塔是白山黑水广大地区之间最早设立的驿站。在公元1625年时就有通往盛京的驿站。在清入关后又设置了由宁古塔至盛京、山海关而到达北京的驿道。并且，也有了一套较完整的管辖体制。
& 在文化艺术方面，由于“流人”的大批到来，传来了中原地区的文化，推动了牡丹江地区乃至整个黑龙江及东北地域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 清朝到康熙皇帝执政的时代，他很注重文化、礼仪的教养。起初，他对宁古塔呈送的一些奏章文笔简陋，是颇为不满的。对这一点，作为宁古塔的军政首脑的宁古塔将军、总管也是早有知闻。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他们聘请“流人”中的名士为其幕府的“笔帖式”（即书记）为其代笔以外，也着手开办了“官府学房”。在康熙皇帝的直接关怀下，正式批准在宁古塔设立官办的“满洲学房”康熙皇帝亲自审阅了由尚书常寿查郎阿为宁古塔“满洲学房”。编写的十则教材。还特为这书房命名“为龙城书院”。其校舍由官府出银建造、编修。宁古塔将军还聘请了一批有学识的流人到“龙城书院”任教。宁古塔名士多出于其门，为宁古塔培养出一批人才。
& 在流人中，以教学授徒为生者也数不胜数。吴兆骞、李召林、胡子友、吴英人、王建强等人，都曾在宁古塔开办私塾，招收满汉学生。到康熙十五年即公元1676年，宁古塔流人开办的私塾已经有十多所。特别是吴兆骞，在公元1665年还被宁古塔将军巴海聘为家塾教师，为巴海的两个孩子授课。
& 被流放到宁古塔的“流人”们，还带来了中原的图书文集，诗词歌赋。昆弋名曲及民间歌舞。如流人吴兆骞出塞时“凭牛车载所携书万卷”。流人杨越也携《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历代古文选》出塞。这些被流放的人们，不拒艰难，千里之遥把书籍带到边远的宁古塔，并辟建书社，传播中原文化。当时宁古塔流人辟建的书社有十余处。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方拱乾的“坦庵书房”、张缙彦的“外方庵书房”、祁班孙的“漠北书房”、吴兆骞的“望蜀书社”、杨越的“读书草堂”、都本裕的“北疆书社”等。这些书社开了东北地区的先河，是东北地区最早的书社。
& 流人张缙彦等人在宁古塔发起成立了“七子之会”诗社，每月活动三次。这是清代牡丹江地区及整个东北地区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东北地区的第一个诗社。他们写下的许多诗文和学术著作，真实的反映、记录了当时宁古塔地域的风土民俗、山川物产、名人铁事，为后人研究宁古塔至东北地区的清代历史、文化和民俗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有：方拱乾的《何陋居集》、《苏庵记》、《绝域记略》，吴兆骞的《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词赋协音》，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徽音集》、《域外集》、《归云轩稿》、《怀旧诗集》、《杜诗分类》，杨越的《宁古塔诗汇》，杨宾的《柳边纪略》，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张贲的《白云集》，方与三的《其旋堂诗草》，姚琢的《唐人诗略》等。这些著述对宁古塔为中心的牡丹江地区及全东北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 在宁古塔的流人中，还有一些擅长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及棋艺之人，如陈卫玉、善谐笑的围棋，王化龙的洞箫，方享咸的书画，在当时都颇有影响。张纪彦，李兼汝，祁奕喜等，还把戏剧类艺术带到了宁古塔。而吕留良之孙吕懿兼和周长卿还把中医药带到了宁古塔。
& 在歌舞及民间文艺方面，牡丹江地区的满族人，有其自己的表现形式。据有关资料记载：康熙年间宁古塔地区的满族人，在喜庆的日子了，经常开展群众性歌舞活动。“满洲有大宴，主家男女，也必更选起舞，大率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作势，曰莽式，中一人歌，众人皆以‘空齐’二字和之，谓之曰空齐。犹如汉之歌舞，盖以此为寿也”（《柳边纪略》）。这是一种男女齐歌共跳的集体歌舞，也就是流行至今的秧歌舞。
& 由于大批流人长期在宁古塔为中心的牡丹江地区生活，其子女与当地满族人子女联姻，而且后来这种现象愈加盛行，促进了牡丹江地区满、汉两个民族的融合与团结，为牡丹江地区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 牡丹江地区的古代史，是一个没有完整记录，没有系统的独立研究的十分确定的历史。但是，牡丹江地区古代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同中原地区有着及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而且，有两个极特殊、极紧密、极辉煌的阶段，这就是唐代的渤海时期和清朝时期。
& 研究牡丹江地区各民族的往昔过去，就是了解牡丹江地区的历史钥匙。而这把钥匙，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的长期的，花大力气去修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