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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西湖清趣图」高清完整版欣赏｜图像中的南宋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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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允许严禁转载?文艺机构合作推广｜同时关注钱报娱乐微信show一点「touchshow123」________________想要了解南宋西湖，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西湖清趣图》不可不知。关于这张画的创作年代，学者仍有争议，但多数认为它所表现的正是南宋晚期的西湖人文景观。早在十几年前，海外学者已用这幅画研究南宋西湖。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术史系专家李慧漱教授，就曾写过一篇《南宋临安图脉与文化空间解读》，文章中，就用《西湖清趣图》，来比对各种史料，研究南宋时期的西湖与临安。早前，网上鲜有此画的高清资料，杭州知名画家林海钟专门还从美国搜集了高清图拼成画作影印本珍藏家中。最近弗利尔公开藏品高清图像，终于有更多人可以欣赏到它。1月29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何兆泉，还在浙博进行了一场名为《图画中的南宋西湖——读&西湖清趣图&》的讲座，试图运用图像与文本的互证，结合考古发现成果，进一步详细解读画作中所蕴含的细节。郑嘉励说，如果《西湖清趣图》所表现的确为南宋西湖，那么，这张画作的价值恐怕不亚于甚至要超过《清明上河图》。先来欣赏完整版的《西湖清趣图》，图后，还有讲座内容的完整分享。·《西湖清趣图》完整版·原作32.9*1581.1cm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藏观看请将设备屏幕横置并关闭自动旋转完整卷由多图拼接而成 略有误差请谅解图像与文本——读《西湖清趣图》郑嘉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兆泉 （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一｜引言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藏《西湖清趣图》，阙维民、李慧漱等学者早有提及，但自2013年7月以来，始引起文史界广泛关注，并引发持续争论。事实上，一幅画的真伪状况很复杂。判断《西湖清趣图》是南宋画、宋末元初画抑或更晚的明清作品，均需要从卷轴材质、运笔设色、风格技法等深入剖析。除此，也应关切绘画的题材与内容，以图像结合文本，从制度、风尚、仪物、景观等角度，对照互证，庶几逐渐逼近真相。本文无力对《西湖清趣图》作全面的考证，更多运用图像与文本的互证，结合考古发现成果，尝试进一步解读。二｜画卷概况《西湖清趣图》为水墨设色纸本长卷。不计引首及题跋等内容，画作主体部分纵高32.9、横长1581.1 厘米，卷轴宽度大于《清明上河图》，长度更是《清明上河图》的三倍。《清明上河图》所绘未必是清明时节，但《西湖清趣图》描绘湖滨桃红柳绿和南山耕作等场景，可以较明确地判断其表现的时间大约在农历三四月间，适值暮春初夏时节。西湖桃红柳绿南山耕作据弗利尔艺术馆的介绍，整幅画首尾具体又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首，长96.9 厘米。上题 “西湖清趣”四个篆字，落款为“吏部郎中兼翰林侍书程南云书”，有“广平程氏”四字方印。程南云（），字清轩，号远斋，江西南城人，落款印章所称广平，指程姓郡望，并非籍贯。程南云好书画，尤精篆隶，永乐（）间以能书征，修《永乐大典》，累官太常卿。程南云题款第二部分是简笔示意草图，长76.2 厘米，无款识、印章。置于引首之后、画作主体之前，颇似巨幅长卷的平面导示图，简单描出断桥、处士桥、苏堤六桥及雷峰塔等标志性景观。细审之，此处描绘的雷峰塔是七层宝塔，与后面主体部分的五层雷峰塔，并不一致。因此，推测此图或为后人增补，与后面的画卷非出于同一时期。有学者认为草图中“城中城”是清代旗营，据此对画作主体作一刀切的判断，值得商榷。简笔草图简笔图中的七层雷峰塔第三部分是卷轴主体，长1581.1 厘米，共十四接。围绕西湖为中心，自钱塘门开始，经断桥、孤山、苏堤、南山路等地，逆时针绕湖一周，最后仍至钱塘门结束。画面无款识印章，但绘画者在酒店旗幡或桥梁等位置留下多处楷书题记，如在钱塘门酒库旗幡上题写“揀打諸庫上等高酒”，明显属南宋临安城的风貌特征。类似文字尽管有限，却提供了宝贵的信息。第四部分是篇近1500字的跋识，共45行，长141.3厘米。落款署名题跋作者是“樊榭山民厉鹗”，时在雍正五年（1727）九月六日，其下盖有两款方印，分别为“厉鹗私印”和“太鸿”，最后又有一印，刻“志在山水之间”。厉鹗（）是清代杭州籍的文学名家，字太鸿，号樊榭，博学多识，著有《樊榭山房集》、《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该跋信息丰富，择其要者，有如下几点：一是揭明该画收藏者是广陵（扬州）的王承武，“承”字最初误作“绳”字，故被圈去，以旁注形式更正。雍正四年（1726）八月，厉鹗与朋友到王家借观《西湖清趣图》。其实，前面提到的引首处，就有两方印文，分别是“心榖堂珍藏”和“心榖□王氏珍玩”。弗利尔艺术馆判断这可能是王承武的私人收藏印。二是推测该画出于南宋画院名手，“惜不书名，上有岳坟，当是孝宗以后人”，甚至疑为李嵩的作品。李嵩（）是著名的宫廷画师，钱塘人。厉鹗《南宋院画录》卷五《陆深李嵩西湖图跋》谓：“此卷购得之长安，当是《西湖图》。第有苏堤而无岳坟，岂思陵（高宗）时画耶？或云李嵩手笔，然无题识可考。”可见，以岳坟之有无，推断南宋西湖图的创作年代，倒很契合厉鹗的思维习惯。三是应王承武之请，结合《武林旧事》、《梦粱录》等文献，对绘画中涉及的园亭寺观，一一作了考证标识。厉鹗跋文考厉鹗生平游历，与扬州结缘颇深，雍正四年确曾到过扬州。值得注意的是，跋语尽管推断该画出于南宋画院名家，但厉鹗编著《南宋院画录》收录李唐以下南宋院画画家96人，却并未提及《西湖清趣图》，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南宋院画录》作于康熙六十年（1721）冬，而《西湖清趣图》题跋成于雍正五年（1727），前著未及收录后来的见闻，似亦不足深怪。据弗利尔艺术馆的介绍，《西湖清趣图》系1911年从一位叫程宽（音）的中国人处购得，1931年由一名叫木下与吉的日本人在弗利尔艺术馆作了装裱。目前，艺术馆鉴定该画为14世纪元末明初的作品，但同时承认，卷轴主体部分描绘的是南宋西湖的图景。依照常理，既然《西湖清趣图》是反映南宋西湖的写实长卷，最大的可能自然是当时人摹写之实景，或者至少是后人临摹南宋西湖图的仿作。须知“画鬼容易画人难”，随着城市山水寺观园亭的变迁，后世画家如何能够如此真切地再现南宋西湖？至于说明清画家故意伪造这幅近16米的长卷，更与情理不通，因为写实长卷中城楼、园林、亭台、寺观、桥路无数，顾此失彼，有可能露出的任何破绽，均会使其原形毕露。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通过图像与文本的互证，逐步考察画卷。如果能找到确凿的材料，证明图画中的内容完全不符合南宋实际，哪怕只有一条实证，就足以推翻《西湖清趣图》是南宋画作的立论。但事实上，我们至今未能找到这样的铁证，反而有更多的细节，不断证实《西湖清趣图》与南宋旧事的契合。三｜图文互证细节（一）西湖印象从南宋李嵩《西湖图》和南京图书馆藏南宋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看，南宋后期的西湖，别无今日所见之“湖中三岛”——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湖中三岛”形成于明清时期，近人钟毓龙《说杭州》对此有明晰阐述，此为今日论西湖者的常识。李嵩《西湖图》宋刻本《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南宋的湖心，除却孤山，别无岛屿。这是《西湖清趣图》符合南宋西湖的基本特征之一。其次，南宋后期西湖的苏堤、白堤、孤山的位置，与今大致吻合。从宋末元初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的相关记载，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宋末苏堤、白堤之位置，至今未有大改。《西湖清趣图》中白堤、苏堤的相对方位，与今相仿，亦符合南宋西湖的特征。（二）城门《西湖清趣图》绘出湖滨的城墙，可知杭州当时有城墙，图中出现的所有城门洞均作方形（梯形）。钱塘门描绘尤为工细，显然属于地栿石上立有排叉柱的“过梁式”木构门洞，而非元末重建后的圆形券顶城门。“排叉柱”城门，指门洞内两侧壁沿边置有柱础，密集排列直柱，柱上架梁枋，从而形成梯形的门洞间架结构。北宋李诫《营造法式》卷三《石作制度》“地栿”条：“造城门石地栿之制：先于地面上安土衬石，上面露棱广五寸，下高四寸。……混内一寸凿眼立排叉柱”，梁思成注曰“城门石地栿，是在城门洞内两边，沿着洞壁脚敷设的。宋代以前，城门不似明清城门用砖石券门洞，故施地栿，上立排叉柱以承上部梯形梁架”。2008年发掘的湖州子城东城墙遗址，两宋时期的排叉柱城门基址保存甚佳。 排叉柱城门，在唐宋盛行。入南宋后，因“发券”技术的成熟，始有券顶的圆形城门的流行。元明时期，发券城门已普遍取代早先的排叉柱城门。湖州宋代排叉柱城门基础遗址元灭南宋之初，为瓦解地方武装，大肆拆毁南宋故境的州府城墙。元周润祖《重修捍城江岸记》：“皇元大一统，尽隳天下城郭，以示无外，独台（州）城不隳，备水患也”。今浙江境内只有台州等少数地方，因防洪需要允许保留城墙。杭州的城墙，入元后毁圮，直至元末张士诚盘踞杭城才得以重建，元代的多数时期，杭州无城。刘基《筑城词》“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即此谓也。《西湖清趣图》中城墙完好，显系元初拆毁城墙之前的杭州，或元末重建之后的杭州。但是，元末重建的杭州城，均采用“发券”的券顶门洞，明清时期亦如是。凤山水门至今犹存，是杭州唯一存世的古城门，学界普遍认为其为元末遗构，即圆形券顶门洞。《西湖清趣图》所见城门洞，一律作方形，只能是南宋的西湖，明清人很难设想此种排叉柱城门。这一点，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与各种清代版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完全不同。宋本的城门洞作方形，无拱顶特征，而清道光、同治本的《西湖图》则按当时情形，改绘成拱顶城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见为排叉柱城门，而明人仿作，凡涉及城门者，多为券顶城门。由此可见，《西湖清趣图》以描绘南宋西湖的可能性最大。又，咸淳八年（1272）成书的董嗣杲《西湖百咏》称：“城之西有四门，曰钱湖、曰清波、曰钱唐。出此三门，皆不见湖，独涌金门，正与湖水相对，建楼掩之，关闭风水。”南宋末，湖滨的四座城门，钱湖、清波、钱唐三门外是看不见西湖的，唯独涌金门直面西湖，所以“建楼掩之，关闭风水”。此处的楼即涌金门（丰豫门）外的丰乐楼，本系西湖边的官库酒楼，后为缙绅同年会拜乡聚的场所。《淳祐临安志》卷六记曰：“旧名耸翠楼……楼据西湖之会，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坞，历历栏槛闲，而游桡画鹢，棹讴堤唱，往往会合于楼下，为游览最。……淳祐九年，府尹大资政赵公与始撤新之，瑰丽宏特，高切云汉，而运工敏成，民不知役。自是上延风月，下隔嚣埃，遂为西湖之壮。旁为花径曲折，亭榭参差，更与兹楼映带云。”《武林旧事》卷五：“旧为‘众乐亭’，又改‘耸翠楼’，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间，赵京尹与重建，宏丽为湖山冠，又甃月池，立秋千梭门，植花木，构数亭，春时游人繁盛。”文献所谓三门“皆不见湖”、而涌金门外起丰乐楼“关闭风水”，以及有关丰乐楼的景观如楼台、湖亭、秋千、花木等等，查考图画所绘，均高度符契。钱塘门钱湖门清波门涌金门（丰豫门）及丰乐楼（三）招幌图中有若干文字标识，主要题于官方酒库或西湖酒肆之招牌或布幌，系标识性的广告文字。如钱塘门往西有一楼分别有“拣到诸库好酒供应细食”、“钱塘酒库”、“上等碧香”等三处文字。其他还有“好酒细食”等多处酒楼题记，特指美酒好菜。上述题记具有典型的南宋色彩，后世并不常见。《都城纪胜》曰：“大抵店肆饮酒……若命妓，则此辈多是虚驾骄贵，索唤高价细食，余要出著经惯，不被所侮也。如煮酒，或有先索到十瓶，逐旋开饮，少顷只饮五六瓶佳者，其余退回。”南宋承北宋之制，为供养庞大的军政开支，施行榷酒制度。据《咸淳临安志》卷五五统计，仅政府垄断的“行在赡军激赏酒库所”就分“大库”十三个、“小库”九个，另外还有“碧香诸库”若干。“碧香”是官库美酒之名。《武林旧事》卷六《诸色酒名》：“蔷薇露、流香（并御库），宣赐碧香、思堂春（三省激赏库）……”同书卷三《迎新》还记载临安官库开煮新酒的习俗“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先至提领所呈样品尝，然后迎引至诸所隶官府而散。每库各用匹布，书库名高品，以长竿悬之，谓之‘布牌’。”图中的所题文字，有的揭示官方酒库之名，有的书写各色酒名，或即周密所谓的“布牌”之属。招幌文字（四）澄水闸《西湖清趣图》另有一处出现了文字标识，即“澄水闸”。澄水闸，主要分流由凤凰山等一带来西湖的水源，《淳祐临安志》载：“澄水闸，在长桥南，熸火寨上，南山水流，分为三道。雨甚，则泥滓侵浊西湖，故于省马院之后，特置堤岸于湖侧，引水直至澄水闸。”澄水闸之后为长桥，宋元之交的董嗣杲《西湖百咏·长桥》诗序云：“在胜景园东。在昔，此桥跨水甚长，桥亭且壮丽，日填月塞，皆民居矣。桥西有寺，南对凤凰山，又有澄水闸，东抵清波门。湖桥此最短，而长名自若。”长桥不长，画面与记载亦相符。澄水闸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南山胜迹》：“长桥颇短，而以长名者……其南旧有澄水闸、南闸，宋时，钱湖门内诸山之水分为三道，雨甚则侵浊西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出省马院后，为水渠，引至澄水闸入湖。而南闸者，亦分方家峪之水，引归长桥，谓之三渠，皆有石桥，今亦湮废。”在《西湖游览志》成书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前，澄水闸早已无存，若为明清人的写实作品，是无法绘出澄水闸的。（五）岳坟《西湖清趣图》中，苏堤之北，绘有岳坟。岳坟岳飞因“莫须有”罪名被害。绍兴三十二年(1162) 七月，岳飞平反，在九曲丛祠觅得遗骨，将岳飞改葬于栖霞岭下。嘉定十四年（1221）下诏改赐智果寺为岳坟的功德坟寺，并赐额“褒忠衍福禅寺”，此即今日岳庙之创基。景定四年至咸淳三年（），重建褒忠衍福寺，“计屋二十四间，过廊四间，僧舍四间，神祠四间，穿堂一所”，并别筑数椽以备子孙上坟时休憩之用。画中的岳坟，封土呈馒首状，其外围以圆形的围墙，坟前无供桌、无石像生，亦无秦桧、王氏等奸佞跪像。今日岳坟的石像生、奸佞跪像，为明代以后陆续添修，南宋无之。浙江南宋时期的品官墓葬，墓前设石像生，是为惯例。但是，墓前出现供桌，却是元明以后开始流行的礼俗。《西湖清趣图》的岳坟，前无供桌，符合南宋特征。（六）雷峰塔《西湖清趣图》中的雷峰塔，呈五层八面的木构廊檐结构，是为今日所见南宋雷峰塔最具体的图像。雷峰塔五层八面的雷峰塔，是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重修后的形象。《淳祐临安志辑佚》卷五《院》著录有当时的修塔记文《庆元创修记》。2000年，雷峰塔遗址出土《庆元创修记》残碑，文字全同。重修后的雷峰塔，塔西有塔院显严院。《西湖清趣图》雷峰塔下，绘有规模可观的塔院，即显严院，位于雷峰塔西面，符合“旧在塔西”的记载。南宋雷峰塔及塔院的布局：雷峰塔居中，前有山门，后为法堂，与塔对峙，僧堂、两庑位于塔的南北两侧，与湖州飞英塔南宋寺塔布局一致，这些遗迹部分已为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所证实。南宋后期，塔院热闹非凡，终日梵音不绝。入元后，塔院萧条已极，境况远不如昔。《西湖清趣图》描绘的塔院，规模可观。明嘉靖年间，雷峰塔遭火劫，木构廊檐尽毁，惟馀砖身，直至1924年倒坍。据《西湖清趣图》中的雷峰塔，知其为庆元元年（1195年）之后、明嘉靖年间之前的西湖，如果结合塔院的考察，则应属南宋后期。（七）赵公堤《西湖清趣图》苏堤的自北数起第二桥（东浦桥）和曲院相接处，绘出“小新堤”，亦称“赵公堤”。小新堤《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苏公堤”条“苏公堤，自南新路直至北新路口”，自南而北，凡六桥，依次为：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跨虹桥。同卷“小新堤”条，“淳祐中，赵京尹与自北新路第二桥至曲院筑堤，以通灵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夹岸花柳，比苏堤，或名赵公堤”。《梦梁录》卷一二《西湖》记载与此同。《西湖清趣图》中的苏堤，亦作六桥。《西湖清趣图》赵公堤图像，堤中绘有“三亭”形象，与《武林旧事》“中作四面堂三亭”同，如此细节之吻合，恐非巧合。 小新堤筑于淳祐二年（1242），为宋末的湖上名胜，《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设专条记之。据近人钟毓龙《说杭州》，小新堤在“明代荒芜，遂成陆地，今已无遗迹可寻”。据此，知《西湖清趣图》描绘的是淳祐二年(1242)之后、明代之前的西湖。（八）望楼图卷中绘有望楼三座，其中城外两座，城内一座。南宋临安人口稠密，又“板壁居多”，故火灾频仍。城内外望楼高耸，上设兵卒昼夜值岗，有眺望警备的作用，但主要为巡防火灾，及时发现火警，组织扑灭。《梦粱录》卷一0《防虞巡警》：“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多为风烛之患……盖官府以潜火为重，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及于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如有烟焰处，以旗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其灯。若朝天门内以旗者三，朝天门外以旗者二，城外以旗者一；则夜间以灯如旗，分三等也。”《梦粱录》不仅记载了望楼的功能和制度，更详细记录临安城内外的望楼共有23处。此外，《咸淳临安志》卷五七《武备》也记录了望楼十余处。两书均提到钱塘门外水磨头后设有望楼，该地点与图中所绘位置吻合。水磨头后望楼清波门外望楼城内望楼（九）水口杭州本是江海故地，城内水质咸苦恶劣，自唐代李泌始凿六井，引湖水以便民，西湖遂为城市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引湖入城，城内开凿井池，沿西湖处则有水口，所谓“潴而汲者为井，导而入者为水口”。李泌之后，历代地方官都极重视西湖水源的保护和引水入城工程的治理。元祐间苏轼知杭州，以原先竹筒修渠容易废坏，遂采纳西湖僧子圭的建议，“用瓦筒盛以石槽，底盖坚厚，锢捍周密”，泽被后世。及至南宋，乾道四年（1168），周淙重修诸井。淳祐七年（1247），赵与因水涸浚湖，奏报：自涌金门北至钱塘门一带荷荡，正系六井水口。旧为府第占据，租佃牟利，填塞秽浊，今已支钱回买，先就此处用工。欲更于荷荡界至之外，用石砌结，疏作石窗，立为界限，澄滤湖水。舟船不得入，滓秽不得侵。使井口常洁，咸享甘泉，实为都民久远之利。朝廷下旨照办，而且命“锄掘菱荷，毋得存留”。其后有贵势之家“侵占翳塞”者，也都遭到临安府的弹劾，“请于朝乞行除拆”。咸淳六年（1270），潜说友再次重修水渠，“更作石筒，袤一千七百尺，深广倍旧，外捍内锢，益坚缜。然后水大至，每五十尺穴而封之，以备淘浣。且于水所从分之处浚海子口，以澄其源。井之上覆以巨石，为四穿，以便民汲。”以上材料，俱见《咸淳临安志》卷三三《山川十二·六井》。《西湖清趣图》再现了自涌金门至钱塘门的六井水口，石砌红栏，外立界限，与赵与奏疏中描写的“用石砌结，疏作石窗，立为界限，澄滤湖水。舟船不得入，滓秽不得侵”的情形一致。宋版《咸淳临安志·京城图》，以文字形式，在城墙上方标示出南宋六井水口的名称，依次为：涌金池水口、镊子井水口、相国井水口、杨家府水口、激赏库水口、小方井水口。不曾想，《西湖清趣图》将维系临安城命脉的六个水口，一一摹写出来，忠实再现了南宋晚期西湖水口形制及立限保护水源的形象。涌金池水口图23. 镊子井水口图24. 相国井水口图25.杨家府水口和激赏库水口图26.小方井水口宋刊《咸淳临安志·京城图》标示六水口（十）杈子《西湖清趣图》全面摹绘西湖周边的园林府邸，但只在净慈寺以东、澄水闸以西的一处大门前，清楚画出一列朱红杈子。《都城纪胜》提到，南宋临安酒家门前有时也会陈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但朱红色杈子更多还是用于官府或贵势之家门前，表示对行人的禁约限制。杈子，亦作“叉子”，程大昌《演繁露》卷一《行马》中说：“行马，晋魏以后官至贵品，其门得施行马。行马者，一木横中，两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于门，以为约禁也。《周礼》谓之陛枑。今官府前叉子是也。”《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描写开封皇城说：“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至于南宋临安的情况，《梦粱录》卷八《大内》谓：大内正门曰丽正，其门有三，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峩壮丽，光耀溢目。左右列阙亭、百官待班阁子。登闻鼓院、检院相对，悉皆红杈子，排列森然，门禁严甚，守把钤束，人无敢辙入仰视……内后门名和宁，在孝仁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门，金碧辉映，与丽正同。把守卫士严谨，如人出入，守闉人高唱头帽号。门外列百寮待班阁子，左右排红杈子……和宁门外红杈子早市买卖，市井最盛……尤其是和宁门，既是皇城北门，又处京城御街南端，是联系皇宫大内与临安市井的重要门户。故和宁门外红杈子一带，市井繁华，《梦粱录》反复提及。问题是，《西湖清趣图》为何在偌大的西湖唯独画了这一处朱红杈子？其实，如果了解该园主人的身份，即可释然。杈子所在门庭原系南宋御园别馆，庆元三年（1197），高宗吴皇后将它赐给韩侂胄，后者大加修葺，成为湖上著名的园林即南园，陆游有《南园记》记之。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被杀于玉津园，南园重新收归御前。《淳祐临安志》卷六：“长桥南园，旧名庆乐，在长桥之西，故平原郡王韩侂胄园也。后归于御前，淳祐中赐嗣荣王（与芮），内有西湖洞天。”《武林旧事》曰：“（南园）中兴后所创。光宗朝（按：当为宁宗朝）赐平原郡王韩侂胄，陆放翁为记。后复归御前，改名庆乐，赐嗣荣王与芮，又改胜景。”荣王赵与芮是理宗的亲弟，淳祐年间，理宗又将御园赐予赵与芮。理宗去世后，赵与芮之子即皇帝位，是为度宗。赵与芮旋又进封福王，至蒙元灭宋还在世。《梦粱录》卷一九《园囿》云：“南山长桥庆乐园，旧名南园，隶赐福邸园内，有十样亭榭，工巧无二，俗云鲁班造者。射囿、走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丽，野店村庄，装点时景，观者不倦，内有关门，名‘凌风关’。”凌风关，陆游《南园记》和周密《武林旧事》又称“凌风阁”。考图画细部，王府入门有一高阁，上筑平台，四面围以朱红围栏，异于其他园林风格，或即凌风阁。另外，关于庆乐园，宋版《咸淳临安志·西湖图》也标识出了具体位置，可互为参证。南宋后期，庆乐园属赵与芮，赵与芮是理宗亲弟、度宗生父，是地位尊崇的亲王贵胄，因此才会仿照大内门户和中央官衙等布置，在府邸门前特设朱红杈子，防限来往行人。此等门前陈设的细节，如实反映了南宋后期严密的等级制度。庆乐园前的杈子（十一）皂伞图中人物繁夥，但构图若在高远之处俯瞰西湖，几乎所有人都不辨面目，大致分明的只有舆服色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很多的皂伞，即黑色高伞。从图中看，此类皂伞显然不用来遮风挡雨。大家知道，包括伞类在内的服饰功能，除了实用，还有表示身份和审美价值取向的意义。特别是等级森严的时代，朝廷对上至帝后、百官，下至士庶的舆服用料、色彩、装饰等作出琐碎的规定，防止紊乱名分。试举一例，北宋元祐后，朝廷明确皇太后出入用黄罗伞；皇太妃用伞，最初用青盖，后改为红、黄兼用，但如果皇太妃跟随皇太后出入，就止用红罗伞。《武林旧事》开卷即写南宋典礼，如四孟出驾，皇帝所用也是黄罗御伞。其他高级品官则许用青盖，无品士庶人等不许使用礼仪性的伞。当然，服饰关系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变迁，朝廷的细密约束并不总能令行禁止，“服食器用，率多踰越”的情况很常见。如孝宗时，“都城之內，士庶尽持青伞”，甚至各级官员的胥吏随从，“稍遇晴热，例使人持黑油伞遮日，多至三五十柄，见者叹骇”。孝宗曾下令“严行禁戢”。《庆元条法事类》卷三《服饰器物》亦重申：“诸非品官，伞不得用青。”但禁令的约束力仍然有限，庆元三年（1197）有臣僚奏报，“今州县之间，官无大小，下至士庶以及皂隶”，都在使用三檐青伞，“填街塞巷，蔽空如云”。嘉定四年（1211），续有奏称：今日之习俗，僣拟踰制,冒上无禁，流弊至此，不可不革。青盖之制，辇毂之下非亲王、宰执不得辄用，今通都大邑，不问贵贱，憧憧往来，蔽空如云。……宜令临安府帅臣具见行条令一切禁止。流风所及，临安城内的太学、武学诸生也不例外。为此，宁宗朝时临安城内还有过一场风波。《四朝闻见录》卷一《太学诸生寘绫纸》有生动描写：郑昭先为台臣……奏疏请京辇下勿用青盖，惟大臣用以引车，旨从之。太学诸生以为既不许用青盖，则用皂绢为短檐伞，如都下买冰水担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逻者犹以为首犯禁条，用绳系持盖仆，并盖赴京兆。……皂盖一事合申庙堂，当来台臣只乞禁青盖，今诸生用短檐皂伞，未知合与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挥，以凭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许用皂盖，而诸生犹故用之，则宜移文司成议诸生罪，为善于处置矣。时即有轻薄子故为一绝落韵诗云：“冠盖如云自古传，易青为皂且从权。中原多少黄罗伞，何不多多出赏钱。”太学生以朝廷严禁青伞，遂模仿临安卖冰水商贩所用，改“用皂绢为短檐伞”，即图中所示黑色而出檐较短的伞。逻卒绑了太学生后持皂伞的仆人，带至临安府。临安知府程覃以其犯禁，对仆人施以杖刑。不料，此事引起太学生的反弹，联合向朝廷投诉，时相以太学生过于跋扈，而且杖打仆人不同于杖打士人，故意置之不理。结果，太学生以罢学抗议，直至惊动大内，由宋宁宗罢免程覃的职务，事态才告平复。此后，朝廷虽延续原来的规定，禁止士庶张青盖，但对使用皂伞，却未见明确约束，大概是顺其自然了。考图中所绘，多为仆人持伞形象，所持伞也与文献所谓“用皂绢为短檐伞”一致，伞面为黑色，出檐较短，不同于《清明上河图》中多见的长檐伞。随从仆人手持皂伞，张盖如云，贴切地反映了南宋后期临安的出行风俗。（十二）断桥《西湖清趣图》的断桥，桥上无亭子，桥堍设有四柱华表。断桥与桥上持皂伞的游人有质疑者认为南宋的断桥上原本设有亭子，桥堍的四根“柱子”是清代为迎接康熙、乾隆皇帝南巡入住孤山行宫而增设，并以此作为《西湖清趣图》是清代伪作的证据之一。这是站不住脚的，质疑者可能参考的是清代版本的《咸淳临安志》，据道光刊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桥上确有亭子，但这是清代的断桥形象。在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中，断桥上并无亭子，桥堍两侧各置华表二，与《西湖清趣图》完全一致。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与清代诸版本差异极大。清本《西湖图》按照当时的理解，多有改绘，桥堍的华表，在清人笔下，被绘成杨柳树。研究南宋西湖，在宋本存世的情况下，当然应该摒弃后世经改绘失真的本子。南宋末年的断桥，桥上无亭，桥堍有华表，正与《西湖清趣图》同。桥堍华表，是两宋常见的名物。断桥的华表，形制与《清明上河图》虹桥两侧所见者近似。董嗣杲《西湖百咏·断桥》：“绣毂青骢骤晚风，柳丝翠袅石栏红。彩篙刺水停飞鹢，华表侵云截卧虹。”可知断桥的华表、勾栏均作红色，与该图的断桥设色是一致的。由此知，《西湖清趣图》所绘为南宋末年的西湖。（十三）其他图中所绘大石佛院，大佛头为半身胡人（印度僧）形象，《西湖百咏·大佛头》称：“形似西来印度僧，半身长映水中天。”诗中描写与图中形象吻合。又，图中白堤苏堤之间的园林遍植翠竹，别具特色，当即南宋晚期贾似道别园“水竹院落”所在。其余各种细节，若与临安三志、《武林旧事》、《梦粱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西湖百咏》等诗文和《宋会要辑稿》等典章制度印证，也均符合。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四｜余论综上所述，从西湖印象、城门形制、桥梁道路、湖堤水闸、防火备警、引水工程、酒楼广告、舆服风尚、王府仪制乃至园林景观等图画细节出发，参照相关文献和考古实证，彼此互证，均若合符契。可见，《西湖清趣图》表现的是南宋晚期的西湖人文景物，应无疑问。依常理而论，如此再现的写实主义长卷，很难想象会出于后世的伪造，即便是明代或更晚的作品，也应严格参考了早期的“粉本”。《西湖清趣图》的价值，将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明晰起来，不论其艺术价值若何，其史料价值是明显的。南宋是杭州成为中国古都的关键，对杭州地方文化的影响是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一幅图，导引人们由图像回归文本，彼此互证，使我们对南宋临安城和西湖有了更全面、生动的认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未经允许严禁转载?文艺机构合作推广｜同时关注钱报娱乐微信show一点「touchshow123」特别鸣谢：弗利尔美术馆编辑/制作：林梢青 付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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