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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原因听说2个，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 苏联也成了替罪羊了，
&&我对3000万这个数据感到不解，那时候全国人口才7亿，3000万相当于2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饿死，一个家庭按5口来算，品均5户人家就有一个饿死，，可是我问过我身边的老人，都说当时我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所以我怀疑这个数字是不是夸大了，，顺便说下我那里的情况，我们城步是山区，人少山多，没有饿死人正常，因为山上大把的野菜野果和野生动物，所以我也相信我们那里没有饿死人，相反很多平原地区的人逃到我们城步，新化和武冈逃到我们那里的最多，，，现在都已经在城步生活了几代了，
&&也许当年我们湖南的情况应该不会很严重，，毕竟湖南山多，严重的地区估计是河南安徽那边，，
&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没有人为这事情负责，连引咎辞职都没有，估计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天灾和苏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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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饿死多少人近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发微博说“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年—1962年饿死几千万”，并声称“有人走访当年饥荒最严重的安徽河南农村，当地百姓只是听说饿死人，并未见过”。此语一出，舆论哗然，随后林在微博上针对此事道歉。[详细]
尽管林治波已道歉，但仍不断有人质疑年饿死上千万人的说法，甚至说根本否定大饥荒饿死人现象的存在。比如，吴法天在微博中引用孙经先的说法，认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并引用《 中国灾情报告》一书说三年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1039753人。那么，关于三年饥荒的真实情况如何呢？
第7期1962年大逃港风潮是大饥荒的直接后果
一、说1959年-1962年没有饿死人完全是瞎扯！
近年来，不断有人声称1959年-1962年根本没有饿死人，认为被广泛接受的饿死人的说法是为了污蔑毛泽东所创造出的谣言。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不尊重最基本的史实。如果说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都不可信的话，那么，当年当事人的材料足以说明他们的观点完全错误。胡乔木明确向毛泽东报告：韶山附近的公社饿死人了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说明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一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如果说现在的人出于某种目的有可能诋毁毛泽东的话，那么当年身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不可能直接当着毛泽东的面造谣，而毛本人又把这种谣言通过中共中央转发刘少奇等人。安徽省农业厅长1961年的报告说凤阳全县死亡情况更是惊人不仅中共中央的材料中有提及，当时各地方的报告中随处可见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在1961年2月在《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说明当时凤阳县因饥荒大量死人的情况：“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淮阳县档案局当年的档案明确标注了饥荒引发的死亡人数在淮阳县的档案局中也保存着一份当年的关于死亡状况的档案，其中明确标注了由于饥荒引发的浮肿等引起死亡的具体人数：淮阳县共13个公社，273个大队，2,842个生产队，635,517人，1959年10月至日，共死亡11,967人，占总人口的2.5%。其中因浮肿病死的1,455人，占死亡人数的12.2%，因干部作风死亡的371人，占死亡人数的3.1%，其他疾病死亡的9,011人，占死亡人数的75%，中毒死的14人，占死亡人数的0.12%，因其他方面死亡的1,116人，占死亡人数的9.3%。从死亡年龄来看：老年3,474人，占死亡人数的70.7%；青壮年2,366人，占死亡人数的19%；小孩1,227人，占死亡人数的10.2%。从死亡时间上看：属于1959年冬死亡的2,867人，占死亡人数的24%；属于1960年春死亡的5,575人，占死亡人数的29.4%。（《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号各种疾病和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19。转引自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所以说，从当时的档案资料来看，说当时不存在饿死人的情况纯粹是胡扯！
二、为何不同地方人们对饥荒的认知差异极大
浏览一下网上对于大饥荒的发言就会发现，人们对于1959年-1961年大饥荒的记忆和认知差异极大，有人对大饥荒饿死人有刻骨铭心的痛，但也有很多人像林治波微博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对饥荒记忆很深，但是并不记得有饿死人的现象。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人口死亡的地区差异虽然当时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但是各地灾情不同，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比如安徽、河南、四川、甘肃等）饥荒相当严重，饿死的人也非常多，而大部分地区虽然也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并不普遍。例如，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曹树基，“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在人口死亡严重的省份和地区，人们对饿死人的情况当然印象就极深，而在其他省份，人们则较少会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曹树基教授认为：“在一个资讯完全封闭的时代，以个人经历来描述这场灾荒，或以一个地区的灾情描述来推论全国，很难说是准确的。”（曹树基《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人口死亡的城乡差异由于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所以当时的城镇居民就很少会有什么深刻的记忆。比如说，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 经过权衡，中央决定牺牲四川，让四川省书记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这也加重了四川的饥荒。（《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原载《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以安徽凤阳为例：饿死的都是普通群众，干部受饥荒影响很小在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干部们几乎掌握了普通群众的所有生存权力，老百姓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能力。这就强化了某些干部的特权意识，在大饥荒的情况下，他们不顾百姓死活，只管自己享乐。仍以安徽凤阳为例，三年饥荒期间部分干部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愤慨：在今年春天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刻，却有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生活特殊化，不关心群众疾苦。（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以及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据初步统计，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今年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一次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于食堂断炊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充耳不闻，竟与梅树岩在大赵小学吃肉吃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见后，端了他们一碗饭，缪竟把饭夺过来，指责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么教育社员的”！缪到乔山检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队杀猪。他外出检查工作，经常有人跟在后面提肉拿酒。在山河大队检查工作，5天吃了5斤香油。公社开了1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乔山大队长张永家1天3顿喝酒，50天喝掉烧酒70斤，并以每月45元工资专门雇生人捕鱼给他吃。乔山大队书记梅树华、会计梅如山等，为了达到他们的兽欲，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了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随意任他们奸污的有了人，仅有1名因嫌丑未奸，公社党委常委兼长塘大队总支书记梅德兴，夏天在外乘凉，要3个妇女给他扇扇。（《中共凤阳县委向地委的报告》，日，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不仅基层干部如此，凤阳的县委书记和副县长等人更是作威作福，据陈振亚递交的报告称：赵玉书（原凤阳县委书记）去春到武店公社赵楼大队检查工作，有谢学兰等几个社员哭诉，在他面前要求处理坏人坏事，他无动于衷，走开不理。去年4月份，赵玉书居然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去春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抬，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环人，要追查处理。”相反，去年赵家不见了1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1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华龙，去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像，借以取乐。公社副书记石玉萍，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日，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正因为干部们有权有势，而且多数没有受到大饥荒的影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得了便宜当然也不愿意给自己抹黑，他们对大饥荒的解释与回忆必然与普通百姓的回忆差别极大。此外，还有部分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的确存在一家人或者一村人死绝的现象，他们关于大饥荒的惨痛记忆也就永远无法描述了。另外还有大批人因为大饥荒被迫外逃到的人，即便他们后来返回原籍，恐怕对当地饿死人时的惨状了解不深，没有惨痛的记忆。
三、这三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数据完全不可信吴法天在微博中引述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的说法，认为持“饿死三千万人”主张的人“既然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那么为何无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1959非正常死亡17853人；1960非正常死亡374890人；1961非正常死亡647010人。三年灾害期间合计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详细]那么，这本书中的数据是否可信呢？经考证，这本书中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显然远低于实际数据，比如说，该书第267显示的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确是人；人，但在第273-273页各省的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中明显可以看出严重的漏报情况，以河南为例，本书中显示1959年河南春荒非正常死亡7289人，1960年为71658人，总计近8万人。但1960年信阳地委呈交给河南省委和中央的关于信阳受灾情况的报告中却显示：“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30页。）另外，中央和河南省委调查组在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日，）也就是说，正阳、新蔡、息县三县仅仅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的死亡人口就有30万人（注意，这里明确说的是死亡人数，排除了人口迁移因素），姑且认为这里边包含正常死亡的人数，那么即便按照孙经先在书中确认的全国平均死亡率14.19‰计算正常死亡人数，全信阳八百多万人中全年的正常死亡人数为11.35万人，将此人数全部从这三个县的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死亡人数中扣除，剩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将近18万人，比《中国灾情报告》中两年河南省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还要多10万人，其数据漏报之严重可见一斑。由于这属于灾情报告，不可能用于邀功，所以不存在信阳地委和中央调查组多报人数的情况。即便按照孙经先在网上发布《关于我国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一书中分析得出的“信阳事件”中“可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8万的结论，也要比《中国灾情报告》中两年河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总数多20万，孙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谈到总人数时又称这本书的数据可信，岂不是自相矛盾？此外，《中国灾情报告》中1959年没有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数据，1960年的数据仅为14人，而上引1960年陈振亚报告中仅凤阳县就有60245人非正常死亡。由此可见，《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各省数据严重失实，完全不靠谱，那么总数据就更不可信了。人口大规模减少是因为户口漏报而非饥荒饿死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我国 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认为现有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年鉴和县志等人口资料得出的饿死上千万人的结论不成立，他认为造成统计资料中60年代初减少1000多万人的主要原因是“年期间出现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144万人重报了户籍；这些重报的户籍在年期间被注销。我国年期间出现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人。这是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1959年－1961年“我国有一千万至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并认为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为104 万。其实早在1995年，杨子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中就将1959年－1961年人口异常减少的原因归结为户口漏报的问题（详见《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P），从而认为不存在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这种为人口统计数据找的一种合理性解释并非没有可能，但即便这种说法成立，也不能否定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同样的，如果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不可信的话，我们可以从当时各省的报告中找到饿死人的直接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从村到公社再到省市直接上报的，而不是杨子慧和孙经先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得出的数据。这方面的资料有很多，比如：日，云南省委就关于发生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毛泽东呈报书面检查报告。报告说：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约占半数。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大理州在大跃进3年中，发生肿病160280人，死亡14141人。[详细]“通渭县这三年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人孩子失去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日下发的《通渭县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1960年底青海湟中县委书记刘择西的揭发：“全县163个队中有112个队大量死人，尸体成堆，有的队死亡达40％。汉东公社小磨石沟的一个水田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新庄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达1000多户。”（日青海省《小组会议简报》，农业区第14号。此件藏青海档案馆。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中央工作组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河南省委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写的则是“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日）这个数据后来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仍有大幅增加。赵继士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察知，1960年前后，甘肃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详细]（赵继士《一九六O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 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14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高淳事件的通报》, 中发( 60)309号文件, 日。蔡天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烹调增量法”的历史反思》）……从这些直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确确实实存在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人口的急剧减少并非仅仅是因为户口漏报（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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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官员和记者关于饥荒情况的回忆
近年来，关于年大饥荒各地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有很多当时的省市一把手或者负责人、新华社记者在回忆录或者采访中给出了一些死亡数据，尽管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众说纷纭，一时难以证实，但是在权威资料尚未公开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回忆的数据中略略看到当时饥荒的惨状。
关于河南信阳，据当时在信阳行署办公室担任秘书的余德鸿回忆：“国务院内务部曾于1960年春派郭处长（编者注：具体姓名不详）来信阳了解情况。……他们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
关于四川梁平的情况，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回忆说：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数字。我专门问过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实实给我说，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是八万。那时粱平的人口是五十万左右，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住的。……我那时是县委的一把手，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确实的。”（明朗《“大跃进”中在梁平》，《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关于安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原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回忆，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张凯帆回忆录》，第3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就饿死200余万人。当年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关于山东的情况，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回忆中说：“1960年山东省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1961年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会议通报：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关于饿死人总数的争议
这三年总共饿死的多少人，由于资料的限制，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现在的学者专家们多是根据、1982年等年份的人口资料以及一些县志、档案等材料加以推算。
比较官方的说法来自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首次确认了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详细]
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根据80年代以来出版的人口资料和各地的县志，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推算出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推算出的数据约为1700万。上海大学教授金辉以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认为“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 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他还认为总计损失人口数为6000万-7000万，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5：2。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则认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葛剑雄认为，“三年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过量死亡至少要超过1530万”。另外还有国外的学者测算出从890万到3300万不等。（李成瑞、尚长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
除了完全否认有饿死人现象者，关于总人数最少的说法来自孙经先，他根据其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户籍错报的说法，相信《中国灾情报告》中“我国 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 万，其中1959 年1.8 万人，1960 年37.5 万，1961 年64.7 万”的说法是可靠的。事实上，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国灾情报告》的统计数据完全不可信。
首先，我们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年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大饥荒，在这场饥荒中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政策失误被饿死。
其次，关于这三年中国一共有多少人饿死，尚未有最权威的资料出现。关于人数的问题大家众说纷纭，在关键史料解密之前，真正的数据依然只能靠各种推算和猜测。但我们有权呼吁官方公开史料，给死去的千百万人一个说法；我们有权要求将遇难人数精确到个位数……
最后，在探讨具体的遇难人数的同时，需要真正认清那个时代的悲剧，如此才能让让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学者驳“大饥荒饿死三千万”：1959年前严重多报虚报|孙经先|洪振快_凤凰资讯
学者驳“大饥荒饿死三千万”：1959年前严重多报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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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我们和杨继绳之间在报纸、刊物、网络和学术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
孙经先，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学科专业为基础数学，研究方向为非线性泛函分析，非线性微分方程，非线性积分方程，抽象空间微分方程。 原标题：驳洪振快《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洪振快： 我们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我们和杨继绳之间在报纸、刊物、网络和学术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在辩论中杨继绳理穷词尽，被迫高挂免战牌，宣布&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以一种&阿Q方式&退出了和我们的辩论。杨继绳退出辩论以后，他的同事洪振快又在《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发表了《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继续为&饿死三千万&进行徒劳的辩解。 1960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大量异常减少，一个基本原因是1959年前存在多报、虚报户籍现象；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一期间产生了大量迁移漏报人口。 我们在研究中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完整、系统的合理解释，击中了&饿死三千万&的要害。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声称对我们的这一研究要&揭示其论证逻辑的荒谬&。但是他实在找不出我们研究中的破绽，只好勉勉强强地拼凑了三条实在不成样子的所谓&理由&。 他的第一条理由是：&以不可靠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信。&&在不可靠的数据上推演，无论你数学能力多么强，都得不到符合实际的结论。& 洪振快所说的&不可靠的数据&指的是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这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中的许多数据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存在着与实际人口状况不符的现象。现代数学已经提供了许多强有力的思想、方法和工具用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包括&不可靠的&）数据系统。就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而言，数学家完全可以利用各种数学思维方法加以研究，分析这一数据系统产生重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修正这一数据系统中的那些&不可靠的数据&。在这个意义上讲，数学家的主要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和处理那些&不可靠&的数据系统，从中得到可靠的结论。如果像洪振快所说的那样，数学家要等着别人把数据&弄准确&了再来研究，那还要数学家干什么？洪振快根本不了解数学家的研究任务，不了解现代数学思维方法的强大作用，武断地认为数学家不能研究和处理那些&不可靠&的数据系统，并把这一点作为否定我们研究的所谓理由，只能说明他在数学上的极端无知。 洪振快的第二个理由是：孙经先&所称的&人口异常变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孙的&新发现&，而是公安部早就注意到并试图解决的问题&。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异常变化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事实，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是我们的&新发现&。洪振快莫须有地把这一说法强加到我们身上，然后煞有介事地大做文章，这只能说明他已经理穷词尽，实在找不着别的理由反驳我们，只好采用这种手段来拼凑所谓的理由了。 洪振快的第三条理由是：&&人口异常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多报出生、少报死亡，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们在研究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完整地论证了：对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的出生、死亡及其户籍登记活动对人口异常变化不产生影响（详见我们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的文章）。这一结论推翻了流行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死亡漏报论&（即人口异常变化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洪振快把已经被我们驳倒了的&死亡漏报论&（他又加了一个&多报出生论&）拿出来当理由。但是他根本没有对他的论点做过任何论证，也没有对我们的论证过程做出任何反驳。 洪振快在文章中大量引述1963年11月公安部给中央、国务院报告中的内容，试图以此说明他的观点。但是恰恰是这个报告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正确观点，否定了洪振快的错误观点。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1960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之所以大量异常减少，一个基本原因是我国在1959年以前存在着严重的多报、虚报户籍现象，这些多报、虚报人口在年被清查出来并注销户籍；另一个基本原因是我国在这一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产生了大量迁移漏报人口。而洪振快的基本观点是：我国这一期间人口大量异常减少是由&瞒报死亡人口所致&。 我们再来看一下洪振快所引述的公安部1963年的报告。该报告说&根据上半年统计，全国自然增加的人口为1204万，但是，总人口只增加825万，少了379万&。这一现象正好可以用我们所说的两条基本原因解释。公安部的报告在谈到造成这一减少的原因时说&主要是一些基层单位过去多报了人口&。这正好与我们所说的第一条基本原因一致。 公安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实例，其中有黄陂县的例子：&湖北省黄陂县，1953年人口普查时，实有719000人，县长示意报为819000人，多报10万，至1960年才查出纠正&（洪振快在文章中也引用了这个例子）。黄陂县1960年清理出10万虚假人口，造成该县人口统计数据一次性异常减少10万人。但是造成这一异常减少的原因根本不是洪振快所说的&瞒报死亡人口所致&，而是1953年该县多报了10万人，这恰恰属于我们所说的第一条基本原因。这一实例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洪振快的错误观点。我们在阅读洪振快文章的这一部分内容时感觉到他不是在反驳我们，而是在帮助我们反驳他自己。 洪振快认为我国这一期间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基本原因是由&瞒报死亡人口所致&，但是公安部的报告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洪振快本人在文章中也不得不哀叹说：&公安部报告中没有提及&他所说的原因。 我们认为从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到1958年期间，我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人口合计约750万人。洪振快说我们的这一研究成果&完全没有依据&。 我们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的文章中已经明确说明：我国在1953年和1957年先后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根据这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1953年和1957年的死亡漏报率分别为17.65%和16.34%。我们正是以此为依据估算我国这一期间死亡漏报人口数量的。 我们在撰写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的文章时，由于没有查证到上述这两次抽样调查的数据，就利用其他方法对这一期间的死亡漏报率进行了谨慎的估计：&我们把年期间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这是保守的估计&&如果我们把这一期间死亡漏报率由12%继续向上调整（我们倾向于这样做），则年期间的死亡率就要继续下调。&洪振快抓住这一句话中的&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就说这一数据&完全没有依据&。事实上，上述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国这一期间的死亡漏报率为16%&18%，充分说明了&我们把年期间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这是保守的估计&这一说法是谨慎的、留有余地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洪振快的指责毫无道理。 四川省各个县（市、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严重夸大了这些地区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　 洪振快的文章讨论了四川省的人口变动。关于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情况存在着两组差异巨大的统计数据，见表1。
表中第一组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第二组数据取自《中国人口（四川分册）》。这两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但是死亡人数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其差额在1959年竟然达到187.3万。要想研究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就应当对上表中的这两组数据中究竟哪一组比较接近实际做出判断。 洪振快认为第二组数据可靠，我们认为他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 第二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四川分册）》。该书明确指出：四川省年&全省缺乏健全的死亡登记制度&，&死亡漏报较多&，&所以实际的死亡率可能高于统计数&。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方志馆查阅了该馆所收藏的四川省全部地、市、县的地方志，对其中近百个县（市）从1949年到1982年的人口死亡数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最终确认了四川省在1950年到1957年期间存在着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出现了数量巨大的死亡漏报人口，这说明了《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洪振快引用了这部书，但是他完全忽视了这部书中的这一关键性观点。 1958年我国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在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四川进行了人口普查和户籍整顿。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以前死亡漏报人口的户籍就要在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得到全面清理而注销。这就是说，在四川省1958年到1961年的统计人口死亡数据（即洪振快认为可靠的那些数据）中，包括了数量巨大的在1958年之前就已经死亡，没有进行死亡登记，而在年期间被以死亡注销了户籍的人数。由此可知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数据应当进行调整。 事实上，在国家统计局和公安部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已经对四川省1954年到1962年的人口死亡数据进行了调整（这中间包括上表中的第一组数据），这一调整是正确的。 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已经调整了四川省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数据，但是四川省各个县（市、地区）在编写地方志的过程中，并没有对这一期间本地的人口死亡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就是说，四川省各个县（市、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中包含着数量很大的在1958年以前已经死亡、漏报死亡登记，而在1958年以后被注销了户籍的人数。所以这样的数据（即洪振快所引用的那些数据）严重夸大了这些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洪振快以这样的数据为依据，显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如果还要坚持&饿死三千万&这个大谎言，那么他们就必须论证&杨继绳公式&的正确性。但这个公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利用&杨继绳公式&炮制出了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七八百万人&的谎言，并以此指责我们的正确研究。 我们在已经发表的文章（见《中国社会科学报》日、《红旗文稿》2014年第2期等）中明确指出，&杨继绳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非常荒谬的。我们下面再以一个典型实例说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洪振快认为四川省达县专区是全国18个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专区之一，大竹县隶属达县专区。据《大竹县志》第671&672页记载：该县195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水肿病，&1960年1月，县委统一抽调1337名干部，520名医务人员组成220个防治小组，投入以抢治肿干病为主治疗&三病&（肿干病、子宫脱垂、小儿营养不良）工作。在61个公社、218个大队建立临时肿干病院，先后对52451名肿干病人进行免费治疗。&《大竹县志》在作出以上记载的同时给出了统计表，见表2。
由此可以知道大竹县这一期间因水肿病死亡的人数为3130人，占1958年年均人口数（64.67万）的0.48%，即四年合计计算每207人中有1人死于水肿病。这一实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情况。 但是如果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大竹县1959年就要饿死3.06万，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692人）的44.2倍；按照&杨继绳公式&，该县1958年到1962年合计就要饿死4.17万，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3130人）的13.3倍。&杨继绳公式&计算得到的饿死人数比实际情况扩大了十几倍（在1959年扩大了40多倍）！由此人们就可以看到&杨继绳公式&是多么的荒谬！ 我们在查证全国各个地区地方志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地方志都记载了当地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我们用&杨继绳公式&进行了对比，发现&杨继绳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比地方志记载的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洪振快就是用如此荒谬的公式炮制出了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七八百万人&的谎言的。另外，他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发表的《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中的那些耸人听闻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都是这样炮制的。 洪振快、杨继绳、曹树基、金辉等人利用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编造出了全国以及各个地区许多惊人的&饿死&（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些数字以各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流传，严重误导了社会舆论和亿万不明真相的人们。现在摆在洪振快、杨继绳、曹树基等人面前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而又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就是：如果他们还要坚持&饿死三千万&的谎言，那么他们就必须向全社会论证&杨继绳公式&的正确性。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所谓的&数学公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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