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子女待遇有何政策
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对烈士家属由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烈士的家属为烈属，包括烈士的父母、配偶、子女和未满16周岁的弟妹和抚养烈士成长的其他亲属。烈士可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抚恤待遇。凡是按规定享受定期抚恤待遇的优抚对象死亡后
　　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对烈士家属由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烈士的家属为烈属，包括烈士的父母、配偶、子女和未满16周岁的弟妹和抚养烈士成长的其他亲属。烈士可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抚恤待遇。凡是按规定享受定期抚恤待遇的优抚对象死亡后，除发给当月定期抚恤金外，另加发半年的定期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同时注销定期抚恤金领取证。
　　在部队因执行战备训练中因施工、生产、执勤、科研、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而牺牲者，但不符合革命烈士的条件，他们的遗属享受什么待遇?
　　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在部队因执行战略训练或因施工、生产、执勤、科研、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而牺牲者，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发给《革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或《革命工作人员因公牺牲证明书》，享受有关因公死亡待遇，其家属不能享受烈属待遇，而享受有关部门规定的因公死亡的抚恤待遇。(责任编辑：佚名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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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丛德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00001”的编号意味着什么？这张烈属证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在他牺牲几十年后，女儿丛丹开始一点点地还原父亲的形象。“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铭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亦铭刻在国家和民族的心头。据民政部门统计，自中国近现代的民主革命以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约有2000万人。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大多数离世时风华正茂，大多数无名无姓。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3万余人。新中国的“第00001号”烈属证，授予了烈士丛德滋的家人。“丛德滋”这个名字，在革命烈士之中不算著名，他不曾担任过党的重要职务，也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赫赫战功，甚至直到去世，他也只是一个没有档案记录的中共特别党员……丛德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00001”的编号意味着什么？这张烈属证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在他牺牲几十年后，女儿丛丹开始一点点地还原父亲的形象。这是一次源于血脉的追寻，还原的是一份家国记忆。墙上的生父1938年，欢送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第一任处长彭家伦返回延安时的合影。前排左二为谢觉哉，后排左二为丛德滋，左三为伍修权。对于丛丹而言，关于生父最初的记忆，不是鲜活的面庞，而是墙上的一张烈属证。第一次接触到这张长35厘米、宽30厘米的证件时，她的名字还是高锦明。1951年12月初的一天，高锦明如往常一般，放学回家吃午饭。还未走到院门口，喧闹声扑面而来：有人咚咚地打着秧歌鼓，邻居的叔叔阿姨们站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父母带着笑意张罗着……高家刚刚搬到位于兰州宁沃庄文化造纸厂的家属小院，周围的人和物还很生疏。忽然出现的热烈气氛让高锦明不知所措，有点“懵”了。来客逐渐散去，家里恢复了平静，此时，高锦明注意到，大门右侧的上方多了一块黄底红字的牌子，写着“革命烈属”。父亲高克明在客厅里忙活着，他拿着榔头锤子，在墙上比划了半天，叮叮当当地把一块玻璃镜框挂了起来。高锦明站在跟前，尽力辨识着上面的内容：“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第00001号，查丛德滋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条例》发给其家属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最末的落款是“毛泽东”。那时我国还未实行简化字，证书上的字都是繁体，刚上初中的高锦明并不能认全。“德滋”之前的“丛”字写作“叢”，高锦明不认识，但能猜得出那应该是个姓氏。不能读出这个证书上很关键的字，让她有些羞怯——此时，她还不知道这个字对她意味着什么。午饭后，父亲一脸严肃地将高锦明叫进了房间，说：“我不是你的亲爸爸，你的生父叫丛德滋，解放前被特务害了，他是为革命牺牲的，今天来的人是政府的，他们来送你生父的烈属证。以后，你和弟弟就把名字改回来吧，你叫丛丹，弟弟叫丛甘，都是你亲爸爸取的。”眼前的“爸爸”竟然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墙上不能认全的“丛德滋”三个字成了自己的父亲，丛丹一时转不过弯来，“整个人都傻掉了。”心不在焉地上完了下午的课，晚上睡觉前，高锦明小心翼翼地告诉母亲，“爸爸说他不是我的生父……”对于孩子的质询，母亲王竹青没多说什么，“你亲爸爸解放前被人害了，你别多想，好好读书，以后会知道的。”毛泽东主席签发的第0000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年幼时的很多细节都关系到我的身世。”兰州一间简朴的居室中，丛丹告诉记者，“以前我叫高锦明，但从记事起，家里人总是‘小丹’‘小丹’地叫。一般来说，学名和小名都有点联系，但这两个名字根本搭不上关系。40年代，我们一家在陕西，租别人的房子，一次房东家死了人，挂着白布办丧事，我还对弟妹们说‘咱家也死过人。’或许，我还朦朦胧胧地记得生父的牺牲。”家人去了派出所，将姐弟俩改名为丛丹与丛甘，高家的六个孩子从此有了两种姓氏。丛丹从母亲和继父那里，逐渐获得了一些有关生父的零星片段。但这位“墙上的生父”依旧是迷雾重重。丛德滋是如何参加革命的？都做过哪些工作？后来是如何遇害的？“00001号”烈属证为什么发给丛家？这一切，丛丹并不知晓。因为牵扯到母亲改嫁这样“大人的事”，继父对她又一如既往地疼爱，视同己出，丛丹很懂事地不再多打听什么。一家人和乐亲密，同那时的普通家庭没有什么分别。十几年后，“文革”浩劫袭来，让已经成年的丛丹与亲生父亲又产生了特殊的联系。中共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袁志学介绍，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伍修权被诬为苏修特务，因为他是丛德滋的入党介绍人、主管丛德滋的情报工作，丛德滋的子女也受到了株连。在这期间，当上教师的丛丹被停止教学，下放农场，和几个月大的儿子相依为命。发生在身上的变故，让丛丹下定决心去重新认识自己的亲生父亲，她告诉记者，“烈属证上只说我爸爸是为革命牺牲的，他不会是什么‘苏修特务’。我一定要查清楚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今，记者在丛丹的家中看到，卧室的书柜里，整齐地码放着十二个牛皮档案夹，里面装满了剪报、档案、信件、照片，有些信件因为年代久远，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需要拿着放大镜才能辨认出写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档案背后，凝聚着一个女儿在生父牺牲多年后，穷尽半生之力的找寻。西安事变中的《解放日报》，丛德滋任总编辑。百日牢狱丛丹最初的线索，来自母亲王竹青留下的一张照片。照片的主人就是丛德滋，他身穿白西装，挺腰直立，十分精神。据王竹青生前介绍，这是丛德滋在1937年送给自己做纪念的。最让丛丹感兴趣的是，照片的背面有一段生父写下的自述，上面记载了这样一段经历，“二十四年（1935年）六月十七日以事系狱，九月三日重获自由。”从这段自述来看，丛德滋在1935年间，曾经有过一段不足百天的牢狱之灾，他是因何被捕的？又是如何被释放的？母亲在世时，经常有生父的东北同乡来家里做客，从他们的讲述中，丛丹获得了答案。丛德滋原籍是山东文登，后随祖父落户辽宁凤城，1928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张学良担任校长的东北大学。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白山黑水沦为战场，东北大学迁入关内，来到北平。1933年，丛德滋被介绍到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授中尉军衔。后来的经历，就像丛德滋自己写的那样“辗转国内，万里之遥”。对于撤入关内的东北军，蒋介石始终不大放心，此时，国内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为了防止东北军生变，蒋介石将其调入鄂豫皖，去“围剿”红军。东北军将士在这里水土不服，兼之连续打败仗，思乡的情绪开始弥漫在军中。丛德滋也不例外，北平在校期间，他就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喊口号、贴标语，支持抗战。此时，这位史地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挥动手中的笔杆子，写起了文章。丛丹在翻阅父亲丛德滋的资料。1935年前后，《小实报》、《东方快报》等进步报刊在北平发行，丛德滋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通讯和评论，揭露国民党政府枪口对内的行径。在报纸上频繁的亮相让丛德滋被盯上了，1935年夏天，丛德滋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被捕，羁押在武汉行营军法处。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刑囚并未持续太久，在张学良的交涉下，一批参与救亡的年轻人都得到了释放，丛德滋也在九月初重获自由。此时，红军进入了陕北根据地，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开入陕西。也正是在这时候，丛德滋进入了张学良的视野，他被调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担任总部办公厅秘书，负责机要工作。那时的丛德滋只有二十多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何以能够深受张学良信任和器重？丛丹百思不得其解。转机在一次通信间出现，王竹青的三叔王文杰侨居在多伦多市，一封来信中，他告诉丛丹，自己在国外碰上了一个叫李秋生的人，这位老人年轻时效命东北军，在“西北剿总”工作过，与丛德滋一起共过事。在丛丹的请求下，李秋生写下了《忆丛德滋兄》。据李秋生回忆，有一天，张学良将一本纸簿拿到了机要组，说“你看这人有多么自负！”那是丛德滋随手写下的几篇日记，其中有一天记着“画山水一幅，有尺幅千里之概！”“尺幅千里”为国画的最高境界，指的是一尺长的画幅，画进了千里长的景象。一名二十余岁的青年以此自夸，言辞未免狂妄了些。但李秋生发现，张学良非但没有责怪这个倨傲的小青年，反而由此注意到了他。张学良曾说丛德滋“为人正直热情，又具有强烈的爱国与怀乡的感情与抱负，学问和思想均有过人之处，笔下也很不错”，对他十分信任，还“经常单独把他叫出去谈论一些事情。”丛德滋由此进入了张学良的核心圈子。也正得益于此，在不久后的西安事变中，丛德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丛德滋（左）与于千合影。西安事变“第一报”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报刊史上，有两份《解放日报》：一是1941年在延安创刊、1947年停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二是1949年创刊至今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实际上，还有一份鲜为人知的《解放日报》，存世虽仅两个月，却记录了当时震动中国的政治事件——西安事变。这份《解放日报》的首任总编辑正是丛德滋。因为发表抗战言论而被当成“共党嫌疑分子”时，丛德滋还只是“嫌疑”，当时他还不是为共产党工作。而在《解放日报》总编辑任上，这位曾经的“共党嫌疑分子”，则是不折不扣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了。这份《解放日报》仅仅存在了两个月，从日（西安事变后第二天）开始出版，停刊于日（中央军进驻西安的日期），共出版56期和3期号外，全面展现了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可谓是西安事变“第一报”。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撤销，中共代表团进驻西安，组成了联合办公厅。联合办公厅下设多个委员会，丛德滋任宣传委员会委员。这个宣传委员会的主任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西安事变时的郭维城，并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而丛德滋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不过，郭维城与丛德滋相处时间不短，接触密切，很了解丛德滋的为人和政治倾向。两人配合默契地掌控了西安事变后的宣传机构。西安事变当日凌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徐彬如等同志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名义，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同时拘捕了《西京日报》社社长。郭维城随即派丛德滋和关吉岗二人接管了《西京日报》社。党的地下组织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也派地下党员参加报社的编辑工作。《西京日报》这个国民党喉舌的报名当然不能用了，众人商议之下，决定将报名改为《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的报头还是你父亲亲手写的。”郭维城告诉丛丹。丛丹后来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看到了《解放日报》的原件，纸张已经枯黄，版面多有破损。报纸右上端，“解放日报”四个字纵列而下，苍劲有力。《解放日报》创刊后，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真实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发展进程，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呼吁各党派联合抗日，成为当时西北爱国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郭维城回忆，丛德滋主编的《解放日报》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由宣传委员会具体领导。每周的宣传提纲一般都是郭维城起草，联合办公厅审查，有时送周恩来亲自审阅。很多时候，丛德滋会接受周恩来的直接布置指导。丛德滋被捕后，伍修权送至狱中的红毛毯。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被调往多地，分化瓦解。《解放日报》停刊。张学良则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被软禁扣押的生涯。张学良和东北军的结局让丛德滋有些心灰意冷。他脱离了东北军，开始了半年多的漂泊，行迹遍布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没有人知道丛德滋这样的长途跋涉中究竟是为了什么，或是在找寻什么。唯一的“收获”，是他经人介绍在上海认识了王竹青，两人很快相恋，并在“八一三”事变后回到了王竹青的老家——山西汾阳东赵村，在这里举行了婚礼。丛德滋前路迷茫，他与王竹青新婚燕尔，战乱之中避居山西小村，倒也不失为安全归宿。但王竹青知道，丛德滋不会苟安于此。两人相恋时，丛德滋送给她的照片背面，这位在爱情中浸润着的年轻人仍焦虑地写道：“恓遑于车辙马迹之间，国事日非，外侮日亟，极目前途，曷胜怅触，对兹须眉，诚堪愧汗矣！”果然，两人结婚没多久，1937年，丛德滋忽然不告而别。两个月之后，有人来接王竹青，她才知道，丈夫已经到了兰州，并且已经加入了八路军。后来，丛丹才从一些前辈那里得知，1937年，八路军某部司令部设在东赵村附近的下巍堡一带，丛德滋在这里与八路军取得了联系，结识了邓小平和杨立三。当年年底，丛德滋奉命离开山西，路经西安时，见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1937年12月，被林伯渠介绍到兰州工作。而这一切，都在极为隐秘的状态下进行，即便是家人也毫不知情。丛丹的舅舅王绶亭曾看出些端倪，他给丛丹的信说：“他（丛德滋）的工作很机密，有时有大信封鸡毛插着的信来……”兰州，成了丛德滋最后的归宿。那里，有承载着信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民众通讯社丛德滋来到兰州的原因，和一份报告有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彭家伦担任首任处长，“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随即前来，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代表的身份，开展甘肃的统战工作。办事处成立不到一个月，彭家伦向中央转交了一份关于兰州的工作报告。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朱永光告诉记者，日本全面侵华后，我国东南地区迅速沦陷，逃难者大量涌到西北。从1937年到1939年的短短两年间，兰州城的人口从8万激增到了20万，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地教育程度低，民众的救亡意识亟待发动。彭家伦的报告指出，要“立即派得力干部去兰州领导党的工作及军队工作，并设法在西安调些学生（党员）去做学生运动（用转学方法），凡有甘青宁的前进分子多介绍回去工作。”作为知识分子的丛德滋在这个时候被派往兰州，应该是出于抗日宣传的考虑。丛德滋很快操起了老本行。1938年2月，在多番运作下，“民众通讯社”获准登记，丛德滋任社长，社址设在南府街76号。民众通讯社的第一份稿件，就宣传了平型关大捷。民众通讯社规模很小，跑新闻的只有社长丛德滋和记者于千两个，人员不多，却相当“丰产”，据丛丹统计，仅在1938年3月，当地的《甘肃民国日报》采用了98篇来自通讯社的稿件和消息，这些稿件描述了甘肃工农群众的痛苦处境，报道了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活动。当时，不少兰州人都知道，民众通讯社的丛社长是个才子，他能在打一圈麻将的同时写一篇社论。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察觉到，丛德滋还有另一重秘密身份。丛丹小时候，有一位“侯叔叔”是兰州家中的常客。当时，高克明和王竹青立了“家规”，来客人的时候，孩子们要出来问好、给客人倒茶，然后必须退避，不能听大人谈话。作为备受宠爱的长女，丛丹胆子最大，经常带着弟妹们“违规”，将房门敞开一道缝偷听。但是大人们聊的是什么，她也不大清楚，只记得大家经常说起“悦生”。许多年后，丛丹才知道，“悦生”正是生父的字。继父高克明和那位“侯叔叔”，都是丛德滋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战友。“侯叔叔”名叫侯维炽，公开的身份是西北公路局的汽车司机。他曾给丛丹回忆过第一次见到丛德滋的场景。1938年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侯维炽开着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苏制大卡车，来到了兰州城内南府街的民众通讯社。侯维炽轻轻叩门，一个身材高挑、体形消瘦的男子走了出来。双方没有任何接头暗号或者密语，侯维炽接到任务时就已经明确，民众通讯社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可靠组织。他低声告诉开门的人：“从宁西乌鞘岭中营救拉回红军战士，想要交给丛社长。”“我就是。”那人正是丛德滋，他伸出双手，与侯维炽紧紧握在一起。卡车的篷布打开，十多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青壮年跳了下来。他们在民众通讯社停留一晚，第二天，被护送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安全转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朱永光告诉记者，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救红军、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当时虽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但是在进入公开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之前，这些失散的红军战士都不是安全的。抵达兰州后，他们往往要先到一些安全中转站栖身。民众通讯社就是这样的一个秘密驿站。当时在办事处担任党代表的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在他的日记中，屡次出现与丛德滋的交往：“午后吴、丛、赵等来决定讨论会的事。”“上午至丛德滋处谈”“夜，丛德滋等六人来谈，当报告目前抗战形势及其前途。”曾在兰州生活书店担任经理的薛迪畅也和丛丹通过信，他告诉丛丹，丛德滋还抢救过生活书店的进步书籍。因为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宣传抗日救亡的读物，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一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忌恨。1938年，西安的分店被查抄，经理也被逮捕，和西安一省之隔的兰州城中，风声也紧了起来。在丛德滋的运作下，侯维炽借出了一孔窑洞，用来贮藏“违禁”书籍。这个窑洞位于黄河北咬家沟的住家院，高出了地面三四米，折角处挖了个两米的小房间，土质干燥，地点隐蔽，很难被人发现。起初，书店用人力车运送书籍，后来，丛德滋觉得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建议改由专人拎着手提包，少量多次转移。在国民党的查抄和破坏中，兰州生活书店安全过关。在兰州，丛德滋有公开和隐蔽的两个身份，不但是他，连出生不久的丛丹也有两个身份。她是民众通讯社社长的宝贝女儿，还是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干女儿。这份干亲是丛德滋主动结的，他还为自己谋了个新差事——曾扩情的秘书。丛德滋费尽心机接近曾扩情的目的，自然不是表面上的什么高官厚禄，而是以曾扩情的身份为极好的掩护和情报来源。接近曾扩情，让丛德滋的地下工作大有突破，却也为他招来杀身之祸。1953年，王竹青向谢觉哉老人寄出了丛家姐弟的合影，左为丛甘，右为丛丹。特别党员曾扩情是1938年底到兰州就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的。他也有一个隐秘的身份，复兴社（军统前身）“十三太保”之一。在西安事变之前，曾扩情一直被安插在东北军中，从北平到西安，一直追随着张学良。西安事变时，曾扩情是“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事变发生时他也被扣押了起来。在这期间，他曾向南京喊话，反对“走极端”的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曾扩情也被放了出来，回到了南京。没想到，蒋介石对他却起了疑心，认为他参与了“叛军”的“招降”，又把他抓了起来。幸亏有挚友胡宗南出面说情，曾扩情才被释放。胡宗南倒是很讲义气，还把曾扩情拉到自己的第八战区，封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和丛德滋也是“老交情”了。丛德滋在北平军分会政训处时，顶头上司正是曾扩情。他刚到兰州上任不久，丛德滋就上门拜访。他乡遇故知，曾扩情十分兴奋。面对老部下“谋个差事”的请求，曾扩情满口答应，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办公室做了秘书。随着抗日战场进入僵持阶段，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反共的潜流，作为曾扩情秘书的丛德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收集着第八战区的资料。因为地下工作的机密性，很难探察出丛德滋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丛丹只获得了散碎的信息，从中可以大致描摹出丛德滋的“潜伏”生涯。袁志学表示，当时的兰州既是抗战的大后方，又是苏联援华的活动基地，还是苏共和中共的一个联络站点，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丛德滋在苏共与“八办”间，充当了一个联络者的角色。著名城市规划专家任震英曾经在东北从事抗联活动，1938年，他来到兰州，不久便当上了甘肃省营造厂副主任兼主任工程师，丛德滋和任震英联系上，和他一起工作。作为建筑工程师，任震英曾经为当时的甘肃省政府和西北行营长官公署设计督建了兴隆山别墅和西北大厦，与甘肃上层取得了较为紧密的联系。1938年秋，苏联援华的野战炮被国民党藏在了兰州的姊妹沟里。任震英获得这一情报后，及时报告给了丛德滋，丛德滋又将情报传递给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揭穿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行径。丛丹还找到过一位曾经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由此了解到丛德滋参与的一个“三人情报小组”。这位情报员叫盛先传，1938年2月，他被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情报学校学习。结业后来到兰州，担任共产国际的情报侦察员。与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联系上后，盛先传获得了一个公开身份——“军政部驻兰州通讯器材第二十四仓库库兵”，这个身份就是由丛德滋安排的。孙平告诉他，“你担任我的联络员，与丛德滋接头联系，你的任务是转达我给丛德滋的批示和丛德滋交给我的情报。”盛先传告诉丛丹，当时兰州有一个“三人情报小组”，核心成员是孙平、丛德滋、伍修权。丛德滋在秘书任上，能接触到第八战区的核心机密，军队调动、人事调动、国民党内部人员思想情绪的情报，他都可以提供。而丛德滋从事情报工作的具体细节，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还原。即便是盛先传这样与丛德滋直接接触的联络员，能够提供的细节也极为有限。丛丹多方查找，所获寥寥。相对于细节上的缺失，更令丛丹不能释怀的是父亲的身份谜团。“烈属证”给父亲的认定是“革命牺牲工作人员”，而他从事的是明确无疑的地下党工作。他究竟是不是中共党员？经过丛德滋的老上级、老战友的协助，丛丹在有关部门的档案里找到了答案。谜底在一份文件上，这是由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第二任处长伍修权写下的《关于丛德滋的情况》，这份报告的写作时间为1939年，上面详细记录了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后到兰州时期的个人经历，文件最后，伍修权写道，“根据他过去的历史加上我们半年多对他的观察，直到去年（1938年）九十月份，他提出入党的问题，遂商同地方组织后，批准他入党了。”丛丹曾经听母亲说过，伍修权始终关注着丛德滋的遗属，50年代的时候与家里联系过。但随着母亲和继父的去世，双方的通信中断了。1977年10月，丛丹从报纸上看到伍修权复出工作的消息，她借了路费，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从伍老那里丛丹得知，伍修权和谢觉哉是丛德滋的入党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批准，丛德滋成为“特别党员”。中共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袁志学告诉记者，与普通党员相比，特别党员包括了几层含义。首先是身份特别，一般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或者和中上层有联系的人。其次是入党程序特别，入党介绍人通常为中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入党后，不编入支部，只与介绍人单线联系。第三是任务特别，如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等。不少杰出的特别党员都担任了国民党要员的秘书，如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知道丛德滋特别党员身份的，只有谢觉哉、伍修权等几个人而已。在民众通讯社社长、曾扩情秘书的掩饰身份下，他安全潜伏了三年。但他的身份还是暴露了，布置抓捕他的，正是“老交情”曾扩情。小年夜被捕1941年的1月，眼看就到春节了。王竹青在不久前又生下一个儿子，丛德滋娇女稚儿在怀，一家四口其乐融融。1月20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恰好是王竹青的生日。丛德滋小小地浪漫了一回，他没有声张，悄悄去裁缝铺为王竹青买了两身旗袍。衣服上身，虽然没有量身剪裁，却非常合身。多年以后，母亲向丛丹回忆起父亲，仍会反复提及这段往事。只是，那天的回忆不是甜蜜，更多的是生离死别的锥心之痛。小年夜的傍晚，王竹青正忙活着一家人的晚饭。菜还没有上桌，有人为丛德滋送来一封请柬——曾扩情请丛德滋去赴宴。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丛德滋有说有笑地跟着来人出门了。不过，出门前，他告诉王竹青，自己要出去吃饭，随后又压低声音：“如果晚八点没回来，就是被捕了，你应该镇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意志。”丛德滋已经感觉到了危险在步步紧逼。在1941年年初，兰州城内的反共气氛已是风声鹤唳。这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附近多了特务的暗哨，门口的修鞋摊、隔壁的饭馆都是密探开的，还总有形迹可疑的人从周围的高墙窥探办事处的动静。伍修权一出门，就发现身后多了条“尾巴”。只是当时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对八路军代表处和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八路军代表，国民党当局不能公然加害，只能监视盯梢。而兰州城内的地下党组织，则是国民党重点打击的目标。此前半年，中共甘肃地下党组织甘肃工委被破坏，书记李铁轮、副书记罗云鹏、委员林亦青及工作人员赵子明、樊桂英被国民党兰州警察局逮捕关押。这个敏感的时候，曾扩情发来请柬，丛德滋预感到宴无好宴。果然，那天的时钟指针走过了八点，院子里仍未响起王竹青熟悉的脚步声。实际上，丛德滋早就被曾扩情列入了“黑名单”，他也感觉到了曾扩情态度的变化。就在被捕前不久，丛德滋还曾和自己的好友刘大庸说起，曾扩情越来越古怪，常常把他找过去谈话，开始时，态度变得很不好，谈了一会儿态度又好了，如是反复多次。曾扩情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特赦。丛丹费尽周折，终于在北京见到了他。面对丛德滋的女儿，曾扩情第一句话就是“你和你爸爸长得真像”，他告诉丛丹，1941年前后丛德滋上了“黑名单”，看在两个人的关系和上下级的情分上，也出于惜才之心，他和丛德滋谈话，目的就是暗示丛主动离开，但每次谈话都是不欢而散。曾扩情说的应该是实情，但是，如果他当时完全知晓丛德滋的真实身份和任务，恐怕不会如此“念旧情”。为了查明父亲被捕和牺牲的真相，丛丹在甘肃省公安厅里查阅了建国初期的卷宗，《伪甘肃省组织卷》收录了一份“伪甘肃省调统室联密处组织罪恶”的材料，“被捕人士”条款下，丛德滋的名字被列在第一位，上面对他的记载为“东北人，东北大学毕业，曾任张学良将军机要秘书，曾策动双十二事变有功，后任第八战区秘书，系共产党人”。在另一份“共党详历表”中，对于丛德滋的活动情况有这样的描述：“曾与共党要人孙静工组织青年读书会，常与共党王彦升在辕门合作社密谈，同政治部少校组员刘剑关系密切……”从这两份记录可以看出，丛德滋早就是特务怀疑盯梢的对象。他的被捕一是因为与共产党人的交往；二是西安事变时期的“旧账”，这些其实都是公开的活动，特务们也没有什么确凿证据能够证明丛德滋从事着“共党活动”。而他本人的中共特别党员身份和情报工作，实际上完全没有被人发现。如果仅仅是凭借敌人掌握的那些材料，丛德滋原本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但是，日，丛德滋被抓捕关押了一年多之后，王竹青在家中收到了噩耗：丛德滋“得脑膜炎死了”，特务机关通知她去黄河铁桥北边的一个山洞里领尸。至于丛德滋真正的死因，抓捕审讯他的特务王继德在交代材料中供述，丛德滋“被捕后始终不屈不挠，被虐待致死”。丛德滋被捕后被投入了兰州市郊的大沙沟监狱。党组织和好友们开始多方营救，据说关吉岗还动用张学良的老师莫德惠的私章，向蒋介石求情。丛德滋牺牲后，他的身上裹着一条红色的毛毯，这条毛毯是苏联驻兰州代表处处长阿基莫夫送给伍修权的纪念品，丛德滋入狱后，伍修权一面开展救援，一面设法将毛毯送到狱中，给丛德滋御寒。毛毯或可抵挡些寒冷，却挡不住监狱里种种非人的折磨。监舍的条件、恶劣的饮食自不待言，三两天一次短则三四个小时、长则一天的过堂刑讯，彻底摧垮了丛德滋的身体。因为丛德滋始终“不合作”的态度，他被转移关押在“小号”里。这是一个坐下伸不开腿、站起来直不起腰的牢笼。对身高一米八的丛德滋来说，几乎是每一秒都在上刑。丛德滋发起了高烧，看守不作理会。日，年仅32岁的丛德滋在狱中病逝。至于是不是真的死于“脑膜炎”，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知道。王竹青和亲友领出了丛德滋的遗体，葬在了兰州城东南方向的“五省义地”坟场。丛德滋的同乡好友赵石萍撰写了墓碑碑文，“丛德滋背井离乡，来到兰州，志在抗日救亡，无故殒命，生者悲愤，死者难以瞑目。”青山埋骨丛德滋牺牲后一个星期，王竹青一家作为“共产党家属”，被国民党当局驱逐出兰州，一家人在陕西度过了解放前的日子。丛德滋的战友、地下党员高克明一直护送着母子三人。后来1943年5月，王竹青和高克明结为夫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高克明带着一家人回到兰州，在丛德滋战斗、牺牲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1951年，党和政府为王竹青一家颁发了烈属证。丛丹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两年后，兰州开始建设华林山烈士陵园，丛德滋烈士的遗骨被迁葬其中。谢觉哉老人家中保存着一张老照片，记述着这次迁葬背后的一桩往事。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为1953年，两个细高挑的孩子在照片上并肩而立，正是当年的丛丹与丛甘。原来，打听到丛德滋的遗属都在兰州后，谢老写来了信，询问“两个孩子还活着么”，“他们过得怎么样”。王竹青特地带着姐弟两个去了趟照相馆，拍了合影寄给谢老。细心的谢老看到姐弟二人衣衫很破，丛丹的一只鞋上破了个洞，相当难过。他马上给甘肃省民政厅写信：丛德滋的遗属王竹青现在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对此，谢老提出了三条照顾烈士遗属的解决意见：提供孩子们上学期间的公费待遇；将丛德滋的遗骨迁葬至当地的烈士公墓；王竹青应给予适当的工作。丛丹回忆，那一年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因为解放前坐过牢，高克明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后来又身患肺病，难以胜任日常工作，为了照料病人，王竹青也只能暂时离开工作。父母没有固定收入，六个孩子嗷嗷待哺，一家人经常面临揭不开锅的困窘。甘肃方面很快落实了烈属的有关问题，丛德滋被葬入烈士陵园，王竹青被介绍到文教委员会工作，自1953年5月起，可以领取80多元的工资，正在初中与小学就读的丛丹和丛甘，每月也有伙食费补助，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一家人渡过了难关，丛丹、丛甘也得以顺利完成了学业。若干年过去，丛丹开始找寻还原父亲的人生经历，这才忽然想起烈属证上的编号是“00001号”。这个编号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没有人知道。直到她找到了颁发此证时的国家内务部长谢觉哉老人。谢老告诉她，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国家内务部就主持制定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等一系列烈士、烈属抚恤优待办法。1951年颁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是新中国颁发的第一批烈属证。至于烈属证上“00001”的编号，谢老的回答让人出乎预料：“当年秘书在填写烈士名单时，我想起你爸爸就是烈士，秘书便第一个写上了丛德滋的名字。这就是个序号，没有特别的含义。”这个答案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丛德滋烈属证上的编号，只是一位老上级对烈士的怀念，机缘巧合地表现在了编号上。但这张薄薄的烈属证背后，凝聚着新中国对先烈们的敬意。谢老还告诉她，颁发烈属证的时候，毛泽东看到丛德滋的名字，说过一句话，“我从西安事变时期就听说过丛德滋。”在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丛德滋烈士的墓碑被一片统一刻有“革命烈士”字样的无名墓碑所环绕。他们都是曾为新中国的解放而付出生命的勇士，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烈士的姓名已经无法得知。据民政部门统计，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有限，许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有193万余人。有名的或者无名的烈士，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英雄。去年，我国把9月30日定为烈士纪念日。共和国国庆日的前一天，是整个国家共同缅怀先烈的日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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