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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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13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抵​御​外​侮​,​维​护​民​族​独​立​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最​迫​切​的​任​务​。​在​民​族​危​亡​时​刻​,​曾​发​生​过​激​烈​摩​擦​的​国​共​双​方​从​大​局​出​发​,​以​民​族​利​益​为​重​,​求​大​同​存​小​异​,​互​相​作​出​了​积​极​的​让​步​,​放​弃​了​以​往​各​自​坚​持​的​一​些​主​张​,​共​同​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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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国民党档案中的中共领袖
激荡历史90年毛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浙江嘉兴的南湖边上，停着一只小木船。每天，都有很多中外游览者到这里瞻仰它。如织的人群，深情的目光，昭示着这不是一只平凡的小船。90年前，13个平均年龄为28岁的热血之士，低头弯腰，坐进这只仅能容下他们的简陋小船里。他们代表全国50多位同仁，慎重商议了几个决议，通过了几份文件，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谁能想到，当时这个不起眼的组织，正是从这一叶轻舟出发，引领着几万万民众，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劈波斩浪，勇往直前，演绎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又一个传奇。90年风雷激荡，90年沧桑巨变。穿过一个个急流和险滩，激起一朵朵奋进的浪花，如今这只革命小船已成为一艘驶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巨轮；这个政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8000万党员、世界最大规模成员的执政党。在她的领导下，一个曾经山河破碎的古老民族，甩掉了“东亚病夫”、“劣等民族”的耻辱帽子，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逐步走向伟大的复兴。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历史不会忘记，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驾驭巨轮，先后驶过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惊涛骇浪。“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夙愿。历史不会忘记，在建设新中国的岁月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驾驭巨轮，先后冲破了一道道帝国主义国家的遏制、封锁和包围。从发展民生凋敝的国民经济，到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再到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长征中奋勇迈进，逐渐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系和制度体系。历史不会忘记，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驾驭巨轮，及时调整方向，驶出阴霾，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号角声中，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经受住了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自然灾害等多重考验，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总结90年的航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三件大事：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三件大事，让中国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三件大事和三大历史性转变，谱写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9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够让我们看到过去，也能够让我们正视现在，展望未来。透过历史这面镜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化，已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透过历史这面镜子，思考现在的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尽艰辛开辟出的是一条通往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道路”。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展望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驾驭的巨轮，会一直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定能够驶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辉煌灿烂的明天。国民党档案中的中共领袖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历程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和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国民党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得以积累经验、发展壮大，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很多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国民政府内担任高级职务。他们的许多活动，都尘封在了国民党的档案资料中。后来，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这些重要的档案资料流转到了台湾，收藏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上世纪90年代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开始对学界开放。在已经公开的约22万卷、共数千万页的档案中，有大量中共高层领导人早期活动的珍贵文献资料，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大钊等。在建党90周年之际，本刊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独家将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进行首次发布和解读，以期重现我党领导者们在那段时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积极配合第一次国共合作，管理两党共同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金以林& 吕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身在长沙的毛泽东给在上海的时任国民党总务部正、副部长的彭素民(国民党左派)、林伯渠(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亲笔信(现存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档案号：环4469)：伯渠、素民二位同志：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赵恒惕，当时是北洋政府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编者注)于廿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谭延闿，当时是南方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编者注)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张福来击败赵恒惕的湘军，最后双方为了各自利益，停战议和——编者注)，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关于本党(国民党——编者注)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即夏曦，湖南省学联干事部主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参加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的领导工作——编者注)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素民、苏中(徐苏中，时任中国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编者注)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弟 泽东九月廿八号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利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而作为中共元老的毛泽东，为何将国民党称为“本党”？又为何如此关心国民党在湖南的发展？从中共建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都做了哪些工作？要了解这一切，还需从头说起。从初出茅庐到中共核心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21岁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五四时期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通知，29日下午6点，他与何叔衡(毛泽东挚友，湖南共产主义组织创始人之一)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碰头，乘着暮色，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走得很匆忙，没有让亲友送行。7月，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8岁的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摆在他面前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在湖南组建共产党组织。中共“一大”没有对如何发展共产党地方组织提供具体的办法，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人。支部租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场所。清水塘在长沙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清水塘”一名由此而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毛泽东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穿上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工厂去，同他们谈心里话、做朋友。他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部分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他还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在1922年2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这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革命理想和热情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也是毛泽东的工作重点之一。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基础较好的学校积极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许多优秀的共产党早期党员，如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共产党的。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对毛泽东个人而言，经过两年基层实践工作的锻炼，年轻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位老练的革命家，兼具“老同志”的稳健与“新青年”的活力。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以后的革命中，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领袖才干，在这时已初见端倪。毛泽东出色的能力获得了中共中央高层的认可与肯定，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就很赏识毛泽东。1923年1月，陈独秀开始筹备中共“三大”，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广州，同时把毛泽东调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毛泽东校友，1922年加入中共)回湖南接替毛泽东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1923年4月，毛泽东安排好湖南的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前往上海，开始接受新的任务。抵达上海后不久，毛泽东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赶赴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陈潭秋等人，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中共“三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与年轻的中共相比，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4年，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又在广东建立了根据地，其领袖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革命欲成功，必须改弦易辙，故他对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合作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早在1922年8月，中共中央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合作。随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3年的“二七”惨案(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使中共进一步认识到，民族民主革命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中共“三大”上，对于国共要不要合作问题，与会者没有太大意见，讨论的焦点是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毛泽东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他指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规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共产党)”。正是这一规定，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共产党人，开始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组织机构。中共“三大”选举产生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以后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年他刚满30岁，正值而立之年。中共“三大”之后，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与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所交往。他经常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到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他的湖南老乡谭延闿住处，交流意见与看法。谭延闿当时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通过与他的交往，毛泽东加强了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也为中共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了条件。人们通常认为：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是一个老党、大党；共产党是一个新党、小党。但在当时的湖南，情况恰恰相反：在湘的国民党员只有一个人，湖南国民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开展什么像样的活动。所以，广州国民政府打算派国民党元老、毛泽东的湖南老乡覃振回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中共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的筹备工作。1923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落实“三大”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国民党筹备员的名号，这就是上述信中所说的“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在毛泽东回湖南之前，中共湘区委已经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的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但与此同时，谭延闿开始率军讨伐赵恒惕，湖南战事吃紧，即上述信中所讲的“政局忽又变化”。所以，湖南国民党部的筹建工作没有完全展开。战火中助国民党立足湖南从地缘政治上讲，北洋时期的湖南处于南北交界处，是两派相争之地。谭延闿、赵恒惕在湖南的争夺背后隐含的，是南方国民党阵营与北方直系军阀的较量。谭、赵的恩怨由来已久，两人是湖南老乡，谭曾3次入主湖南，赵一直是他的部下。1920年，赵恒惕把谭延闿赶出了湖南，自己坐上了省长的位子，谭延闿则投奔孙中山，成了国民政府的大将。1922年，两人再次为湖南省长的职位针锋相对，最终赵恒惕赢得选举。谭延闿虽然不甘心，但本可对其支援的孙中山因为当年6月的陈炯明兵变(国民党陆军部长陈炯明因反对北伐，炮轰总统府，企图杀死孙中山的事件)而自顾不暇，故谭也只能等待时机，以图卷土重来。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大元帅，开府设政，任命谭延闿为军政府内政部长，准备继续北伐，湖南为北伐的必经之地。缘此，谭、赵之争再起。8月25日，谭、赵两军在衡山交手，赵军得胜，31日进占衡阳，谭部后撤。同日，因表示中立的湘军第二师师长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倒向谭方，引谭军夜袭长沙，毫无防备的赵恒惕仓促之间出城奔向醴陵，前线赵军也自衡山一线后撤，准备回师长沙。9月13日，赵军分兵进攻长沙，谭军退往湘潭，赵恒惕重返长沙主政。次日，鲁涤平通电，提议谭、赵双方停战，在长沙召开和平会议。22日，鲁再次通电，邀请双方在其驻地湘潭姜畲(音同“赊”)开会，并建议谭任湖南省长、赵任湘军总司令。谭、赵双方因为需要时间重新备战，便同意鲁之提议，派代表到姜畲谈判。谈判期间，湖南的局势稍有稳定。趁此机会，毛泽东与夏曦商定了筹建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28日，毛泽东发出了文章开头那封信，向彭素民和林伯渠汇报了他们的计划，即“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还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主任。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这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谭延闿与赵恒惕的谈判持续了20多天，没有达成妥协。10月中旬，战事再起，赵恒惕凭借直系军阀的支持，全力进攻谭军，11月7日再度占领衡阳，解除谭军对长沙的围困。与此同时，广东革命政府受到陈炯明残部的扰乱，孙中山急调谭部回援，谭、赵之战结束，赵恒惕控制了湖南大部地区。在战火中，毛泽东回到长沙，和杨开慧一起，仍住在长沙清水塘，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降生了。刚住了3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前往上海。临行前，毛泽东作《贺新郎·赠杨开慧》，以表达他此时的心情。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中共中央急召毛泽东到上海，是为准备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中央通知：“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中共中央的意图是，等各省代表到达上海，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与行动。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约占总数的1/4。从此，国共合作进入新阶段，国民革命风起云涌，31岁的毛泽东也走向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重视历史、善用历史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林伯渠(又名林祖涵)、谭平山致函毛泽东等，嘱其起草编纂国民党党史章程(档案号：汉2436)，原文如下：迳启者：本月十六日本会第一百十四次会议，汪委员精卫提议关于党史之编纂应由本会组织编纂委员会办理案，经与议决通过并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三人起草章程，提出审定在案。为此书达，查照此致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谭平山& 林祖涵毛泽东接到信函时，刚刚从湖南来到广州，筹备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因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政事繁忙，特由他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如此，帮助国民党编纂党史这一重大任务自然落在了文笔洒脱、书生意气的毛泽东身上。那时的毛泽东刚刚写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桀骜诗句，正准备资古鉴今，做一番大事业。他在长沙创办农民夜校，发动进步教师，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除了识字、珠算外，毛泽东还向农民兄弟宣传三民主义，介绍国内外大事，普及历史知识，并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在他的努力下，短短的几个月间，夜校和农协发展到了40多个，广泛地向下层农民灌输先进的思想和知识。在发展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同时，毛泽东也不忘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关系。他注意发展了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在韶山建立了第七区党部，指派共产党员担任宣传、组织工作，完成了建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任务。林伯渠也是湖南人，和毛泽东这位年轻有为的小老乡联系密切。正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林伯渠决定委托他与甘乃光、詹菊似共同为国民党编纂党史章程。甘乃光是国民党著名的笔杆子，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还不定期地参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编纂工作，后来积极倡导国民党档案改革。詹菊似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雅士。他们3位的合作，确保了国民党党史编纂的质量。毛泽东自幼喜读史书、善读史书，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学习和应用。1920年12月，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此前，袁世凯复辟时，他也表达过类似的议论，说袁世凯不懂得历史，没有吸取“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从历史人物的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获得成功，是毛泽东所擅长的。他读《汉书》、《宋史》，从古代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中，看到了井冈山红色政权可以存在的原因。他读《三国志》的时候，曾批评诸葛亮对于蜀国的战略防御布置存在明显漏洞，处处分兵，一弱再弱，不符合兵法所云“集其精锐而攻之”的道理，这成了后来八路军的重要战术之一。他读李自成，看出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先进思想的指导才会有胜利。解放军胜利进京后，他仍反复告诫共产党员“绝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擅长用历史教育别人，“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才“教育了我们”；“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6亿人民。100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1965年李宗仁回国时，曾问过毛泽东：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是靠经验吃饭的。无论是古代史，还是国共两党党史，在毛泽东看来，都是指导未来的最好教材。卸任国民党高层职务1926年3月，毛泽东又接到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新的任命(档案号：汉3966)：迳启者：本月十九日本会第十三次常会，农民部提出请委派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经即决议照准，相应函达，查照此致毛泽东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杨匏安 林祖涵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成立于1924年7月，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讲所先后共举办6届，平均每届长约3—6个月，主要目的是调查广东的形势和派毕业学员作为特派员到农村工作。前5届共有毕业生454人，其中第一至第四届学生全部来自广东，第五届学生分两个班，一个是外省班，另一个是本省(即广东)班。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即毕业于第五期外省班。毛泽东收到的这封信件，正是要派他担任第六期农讲所所长。该函表明，这项任命是经国民党农民部提案，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签署人是第二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中的两名共产党人：杨匏安和林伯渠。林伯渠此时还兼任农民部长。由此可见，农讲所完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然而，国共合作却在此时发生了变化。先是日，蒋介石发动了破坏国共合作、攻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再是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几位任国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但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仍保留了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3人的常委职位。此后，毛泽东将工作重心集中到了农讲所上。第六届农讲所吸取了前5届的经验，扩大了招生规模和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5月3日正式开学，收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这届农讲所授课时间最长，达4个多月；开设课程最多，共有25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8门。毛泽东邀请了很多共产党早期领袖到农讲所授课，包括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人，他本人亲自讲授3门课程——“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国民党农民部档案中，仍收藏着两封毛泽东担任所长时写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当时国民党各部中不设副部长一职，秘书的职权相当于副部长)的陈克文的亲笔信函，均为毛笔原件(档案号：部10435、部13586)。信中内容主要是报告有关学员毕业后工作分配的情况。现摘录如下：克文兄：……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的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会议议决。……弟泽东上九月十七日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毕业于日。为了配合快速发展的北伐战争，学员全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赶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毕业生王首道(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来自湖南，据他回忆：“9月末，我从广州学习回来，即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到(湖南省)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农讲所前5届学员主要来自广东，毕业后也大都分配在广东开展农运活动，所以当时的经费还有一定保证。然而第六届学员人数大大增加，且来自全国20个省。以广东一省的财力支持当时迅猛发展的北伐战事已感困难，很难再提供大笔经费支持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所以毛泽东在信中特别提醒陈克文：“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但对毕业学员返乡路费不足，则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以保证他们及时回到基层，开展工作。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于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后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次年3月，他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随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时年33岁的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发动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带领共产党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周恩来，让国民党叹服推动欧洲大陆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旅欧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都有着20岁左右在欧洲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大都在上世纪初留法勤工俭学；他们的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星河中熠熠生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陈延年、李立三、李维汉、徐特立、何长工，他们不仅在国外学习了先进的知识，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更认清了革命的方向，成为较早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先驱。这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是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三人。1915年，他们组织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广大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1916年又联合法国政府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众多渴望学习先进知识的青年人，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梦想，为了探求“供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的良方，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但现实是残酷的。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本地的工人尚且大批失业，更何况这些语言不通，又缺乏技术的中国学生了。更糟的是，主管留学事务的“华法教育会”以经济拮据为由，在1921年1月宣布同勤工俭学生们脱离经济关系。生活陷入绝境的中国留学生们忍无可忍，先后几次在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要求解决生活经费问题。偏偏在这个时候，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录取勤工俭学生。为了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勤工俭学生们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通过与校方谈判、游行，甚至占领校舍等方式奋起抗争。尽管两次行动分别在北洋政府的威胁和法国地方警察局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但学生们的革命意志却被磨练得更加坚强。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青年筹划成立革命组织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下简称“少共”)在巴黎成立，赵世炎任书记，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成立后的“少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络。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欧洲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旅欧共青团”)。会议还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其他议案，选举产生“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下面设有共产主义研究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华工运动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工作机构。成立巴黎通讯处“少共”刚成立的时候，国内的革命形势向他们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以周恩来为首的“少共”积极贯彻该项政策，与国民党总部在法国的代表建立了联系。负责在法国建立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在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部长孙镜的工作报告中，大致介绍了当时双方接触的情况：“兹有请示者：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也与吾党相差不远，因斯二故，曾与多次接头，前月十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前天接他们的来信，特派二个代表来里昂会商一切，其结果如何，来日再报。”1923年6月，周恩来亲自率领“旅欧共青团”的代表来到里昂，与国民党总部代表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次日，王京岐在给国民党中央总部的报告中称：“昨天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共青团八十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日，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彭素民代表孙中山复函王京岐：“查国内该团团员已有多数加入本党，则对于旅欧该团亦自不须拒绝。”至此，国共旅欧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指出一些国民党员“虽然登记党籍，但都不负责任，此类人实占我党(国民党)最大多数，不唯普通党员具有这一弊病，即使在欧的蔡孑民、王亮畴等党内知名人士也是如此，用着党时，自称老同志，不用时则专会反对党的决议，甚至跟着别人作落井下石之举，实为可悲。不能不承认本党内存在着隐患。”这种切中要害的批评，对正在改组的国民党是个极大的推动。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部主任。在执行部部长回国期间，周恩来实际上成了国民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为推动两党在欧洲地区的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因此深受孙中山、彭素民等人的信任。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档案中，存有周恩来写给总务部部长彭素民的两封毛笔信原件(档案号：环05038)，现摘录如下：总务部部长、素民同志先生：前上一函，略报巴黎通讯处近状，想达。现时巴黎通讯处所属党员人数日渐增加，迄至昨日止已有三十六人，里昂方面亦日有起色。本来，巴黎通讯处之组织，在总部付与恩来之使命说，宜统辖全体法境内党员。但目前事实略有变动，即里昂方面党员数目亦瞬将和巴黎相等，两地暌隔(纵编)，以一机关统率之，办事颇感不便。故恩来与京岐支部长及在里昂诸同志函商之结果，咸以里昂另设一通讯处为宜。准此，恩来当于本月17日晚将巴黎通讯处第一次大会开成，正式宣告通讯处成立。其所辖之范围为巴黎及其附近地域之党员，而里昂不与焉。兹将当晚开会情形略报告如下，并请于新选举之职员加以任命为盼！中国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第一次大会记要于巴黎……通讯处大会情形略如上述，正式职员且已举出，此后当由干事会负责向支部报告其进行状况，再由支部转达总部。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总部之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谨此报告，望予鉴察！专此 三民主义的敬礼！巴黎通讯处筹备员周恩来于巴黎周恩来在这件档案中所属职位是“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该职务是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实际负责任命的，委任状全文如下：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方棣棠为比国(比利时——编者注)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处筹备员，周恩来、尹宽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处筹备员。此状。总理印。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署。这个通讯处究竟是何种组织呢？原来，由于中共旅欧党、团员的加入，国民党旅欧支部人数急增，党员遍布法国、英国、德国和比利时，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员居住在法国。为了更好地管理留法的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决定在巴黎成立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专管国民党在法国的党务工作，相当于国民党在法国的支部。国民党本来倾心于周恩来，希望他能够担任通讯处处长，但因周恩来集中精力从事中共旅欧党团的工作，只同意接受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一职。欧洲大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前后后仅凭此报告，很难还原巴黎通讯处的建立过程，以及国共合作初期在欧洲大陆的真实情况。因此，笔者又查阅了中共方面的相关资料，发现了一份“旅欧共青团”给共青团中央的工作报告，时间是日，与前面周恩来所作的报告相距只有11天，因此两份材料非常具有比较价值。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会发现许多值得玩味的历史问题，可以让我们更近距离地观察历史，获得与以往不太相同的历史认识。首先，在欧洲大陆的国共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不尽相同。从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国民党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中共人士十分看重，并委以重任。王京岐更是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袒露了自己对周恩来“十二分”的欣赏：“本其过去工作，判断他的智力、魄力——与夫将来之事业，不在汪(精卫)、胡(汉民)诸老同志之下。”反观中共方面，“旅欧共青团”的成员对国民党员的印象却非常一般，在报告中称：“旅欧的国民党人，有能力的太缺乏人了，王京岐这个人能力无有而又狭隘”，故而认为“旅欧的国民党实少起色的地方”。其次，虽然共青团中央要求旅欧的同志全部加入国民党，而且国共双方也做了一系列商定，但实际上采取的是“分期加入若干人”的办法。“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将原因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旅欧国民党人甚少，我们的同志一时完全加入未免太现形，因为我们加入国民党，还需保守我们的所属组织之秘密。第二，我们的同志常常有许多新入团的人，研究与所受训练都很浅，不宜一时令同志们完全加入。第三，内部训练工作极为要紧，对外活动直接关系本团者亦需要人，全体立刻加入国民党要增加许多工作，恐反荒芜了自己的团务。”由此可见，“旅欧共青团”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的同时，既不忘本组织自身的独立性，避免了组织被国民党所吞蚀，同时也强调，最终“缓缓的仍是要做到全体加入的”，体现了“旅欧共青团”成员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国共合作抱有着极高的热情。第三，从国共合作的实际运行层面来看，国民党虽然在名义上占主导地位，但发挥作用的主要都是“旅欧共青团”的成员。在工作报告中，“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明确指出：“国民党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里昂成立支部，其中自然亦有我们的同志在帮助主持一切。而巴黎的通讯处，固是我们同志成立的，比国(比利时)通信处亦系我们同志主持，现我们同志又正在柏林创设通讯处”。报告之所以敢做这样的预计，是因为“从现在形势看来，将来国民党在欧的活动，自然又要我们的同志替代他们做的”。虽然周恩来不当巴黎通讯处处长，但考虑到巴黎通讯处的职能十分重要，所辖国民党员以中共旅欧党、团员居多，国民党籍人士相对较少，加上主要工作由中共方面主持，所以周恩来认为，巴黎通讯处处长应由共产党籍加入国民党的同志担任为佳，并力荐能力突出、正在比利时留学的聂荣臻担任此职。而国民党方面则想改用留法的国民党籍人士做通讯处处长。经过双方的反复协调和周恩来的力争，王京岐等人最终妥协，批准聂荣臻担任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处长。巴黎通讯处是国共两党在欧洲大陆探索革命道路的成功典范。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革命人士的积极推动下，欧洲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但形成得较早，而且工作卓有成效。中共中央将其经验作为国共合作成功的优秀范例，向各级党组织推广，国共合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八方营救刘少奇被军阀关押42天，国民党“二大”发电谴责1926年1月，正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电(档案号：汉15768)湖南军阀赵恒惕，电文部分内容如下：长沙赵炎午(赵恒惕——编者注)先生大鉴：据报载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因回湘养疴，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农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并盼电复。电文的大致意思是，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谴责赵恒惕派人抓捕了正在湖南养病的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并要求立刻放人。值得一提的是，电文原件的末尾还有一段用毛笔勾去的文字：“先生(指赵恒惕)其公然为帝国主义走(狗)……先生其公然摧残民众领袖以为帝国主义利用乎？……何去何从，幸善图之”。显然，电文起草人不愿过多刺激赵恒惕。从笔迹和老辣的文风上判断，这份电文是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与毛泽东的一段情谊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组织和宣传下，各界群众广泛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工人、农民运动频发，把以“反帝反封建军阀”为目标的大革命推向高潮。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9月，毛泽东受邀担任代理宣传部部长一职。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大会重申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并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公布的宣言指出：“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偏偏就在此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刘少奇被“帝国主义的工具”——湖南省军阀赵恒惕逮捕，生命危在旦夕。于是，毛泽东亲笔书写了这份电文。“亲笔”背后，是他和刘少奇的一段情谊。1898年，刘少奇生于湖南宁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俄罗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刘少奇回国，被党组织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经陈独秀介绍，到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那时，湖南已经有了毛泽东、何叔衡、李立三等一批共产党人，毛泽东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这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人生中的第一次交集。1922年仲夏时节，刘少奇回到长沙后，径直来到小吴门外的清水塘22号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杨开慧当时住在那里的一间青砖瓦房里。刘少奇向他报告了上海中共二大召开的情况，毛泽东则介绍了湖南的各种形势和组织情况，还颇有兴趣地询问了刘少奇赴俄留学的经过。其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教员何宝珍介绍给了刘少奇。1923年4月，何宝珍与刘少奇结为革命伴侣。军阀恶行遭举国讨伐到了湖南后，刘少奇运用在俄罗斯学到的知识，大刀阔斧地发动工人运动，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刘少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各地多次领导罢工，成为各种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即，他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建立了办事处。不久，刘少奇在那里组织了五卅工人运动。帝国主义势力对工人展开血腥镇压。刘少奇临危不惧，领导工人们坚持抵抗。但由于操劳过度，他患上肺结核，被迫回长沙治病。在长沙期间，刘少奇借住在位于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这里距湘雅医院不远，看病很方便。该书社是毛泽东等人于1920年7月创办的，主要经营进步书刊，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进行秘密联络的地点。刘少奇不知道，此时，湖南军阀赵恒惕已接到他回到长沙的密报。赵恒惕担心，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回到湖南后，会再次组织工农运动和学潮，便派出密探四处侦查，终于查清了刘少奇的行踪和落脚点。12月16日下午，赵恒惕派出的爪牙来到文化书社，抓捕了刘少奇。刘少奇被捕的第二天，长沙的《大公报》顶住压力报道说：“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要求赵恒惕立即释放刘少奇。在湖南省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发出营救的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各界地方工会、全国各地的农民协会，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向长沙发电报，谴责赵恒惕。国民党要员汪精卫、谭延闿等，也分别致电赵恒惕，对此事表示关注。正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临时增加议题，通过了发给赵恒惕的电文。身为代理宣传部部长的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呼吁各界努力营救刘少奇。各界纷纷出手相救与此同时，刘少奇的六哥刘云庭拜访了当时的湖南省禁烟局长洪赓扬和湖南省政府会计杨剑雄，请他们出面帮助营救。洪赓扬、杨剑雄和刘少奇是宁乡老乡，自幼相识，还一起读过私塾，相互之间非常要好。杨剑雄是赵恒惕的外甥，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愿意帮忙。财力雄厚的洪赓扬则立即派人到监狱打点看守人员，以免刘少奇在里面受苦。此外，洪赓扬还向两位宁乡老乡——赵恒惕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叶开鑫和贺耀祖，发动了“游说攻势”，又是送礼，又是请客，请他们出面说情。最终，叶、贺二人及杨剑雄都在保释书上签字，并送给了赵恒惕。此时的赵恒惕，正骑虎难下。他没想到，逮捕刘少奇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而这份担保书，正好给了他一个台阶。解放后，杨剑雄曾回忆说：“准我进入时，赵正在批阅公文。赵问了我一声，有甚么事。我即将保禀递交说，叶师长贺师长等要保刘少奇。赵将保禀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阅文件，一面说道：‘这是要宰的人，你也来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发抖，汗湿襟背，不敢动……‘叶竞秋(叶开鑫)会负责保他吗？’我答：‘他们都能负责，如果省长不相信，可打电话问他们。’赵即叫马弁摇电话与叶……赵接了电话，只听得问了一句‘刘某你能负责吗？’后应了几声，就挂了筒。赵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阵，对我说：‘你能负责？’我答：‘能负责，看省长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赵说：‘你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我答：‘这些事我都能负责办到。’赵即将保禀上批‘交保开释’四字。”被关了42天的刘少奇出狱后，立即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林伟民病重，不能坚持工作，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便决定让刘少奇到广州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巩固工作，同时直接领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的工人运动。1926年年底，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反帝罢工此起彼伏。1927年，在刘少奇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压力之下，英国当局被迫交出了被其霸占了60多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为中国工人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李大钊，国民党右派痛恨的人被攻击为“首鼠两端”的“骑墙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早期的国民党档案中，有一些关于他的记载，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许多国民党党员，特别是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因此，对李大钊的评价也颇为“负面”。告状信中的李大钊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杀害。他1907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他在北京参与创办《晨报》，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与陈独秀等人筹组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长期担任北京地区负责人，全面领导北方革命工作。1922年8月，在专门讨论国共合作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的李大钊，积极赞成国共两党合作。日，他在林伯渠的陪同下，专程去上海会晤孙中山，进行了多次“极为融洽”的交谈。不久后，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然而，国民党内部却有左、右派之分。以廖仲恺、宋庆龄和邓演达等人为代表的左派，对共产党态度温和，希望促成国共合作，但他们不掌握实权。而以胡汉民、林森和张继等为首的右派却是国民党中的实权派，他们不认可共产党的理念，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在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因此对共产党持敌视态度。下面这封保存在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中的信，就能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些国民党右派对李大钊等中共人士的防范与敌视。这是日，国民党北京地区党务负责人卢钊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部长孙镜的信 (档案号：环09147)，其中主要说：……顷闻党部有委任李君大钊为北京支部长之说……窃以直省支长早经先生令委溥公办理，群情爱戴，同志尊崇。李君大钊本非我党信徒，其于共产方面与陈独秀号称“南陈北李”，考其议论亦与我党主张立于作对地位，所以加入吾党者，不过假藉声威自厚实力(彼等目的可于《向导》中窥见)。今一旦以支部重权授非素信之人，于李君则诚有利矣，试问所招党徒，谁复能为吾党尽死力者，将来自成李君之共产党，于我党发展转多妨碍。钊忧患余生，以为北部党务当由溥公及本党声望素著之健全分子主持，不宜遗弃元老，委之首鼠两端之李大钊氏……立此骑墙人旗帜之下，以为党羞……写此信的卢钊，是国民党20年代初期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之一，负责成立组织和招募党员。此人在国民党中属于“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即便在国民党的各种档案中，关于他的记载也是少之又少。但就是这么个人物，在信中明确反对国民党任命李大钊担任国民党“北京支部长”，担心他假借国民党组织来发展中共势力，并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卢钊诋毁李大钊为“首鼠两端”、“骑墙人”。从这些字眼中，人们可以看出他对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人的根本态度。“溥公”的真面目卢钊信中两次提到“溥公”，就是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继。在卢钊眼里，张继是“群情爱戴”、“同志尊崇”，那张继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张继生于1882年，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99年，他留学日本，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该会直隶主盟人。1908年，张继赴法国留学，1911年回国后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直隶支部长、国会第一届参议院议长，1916年任护法军政府驻日本代表，1920 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1922年，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推行“联俄容共”政策，张继一度积极参与其事，对共产党的态度较为友好。1922 年 11 月，张继曾携带孙中山的亲笔信到北京与苏俄使者越飞会谈，他还是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但随着共产党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张继开始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提出质疑，认为共产党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他认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不是真心尊重国民党领袖，也不是真正信仰国民党的主义。在他看来，身为国民党员，动辄在刊物上批评、规劝国民党，就是以指导者自居，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张继等人逐渐开始排斥共产党。1924 年 1 月，张继当选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6月，他与谢持、邓泽如等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历数共产党的种种“问题”，遭到孙中山斥责。不过，孙中山去世后，张继积极参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活动，主张“清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1927 年，他出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后历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中央监委委员、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1947 年病死于南京。“二钊”的较量卢钊在信中坚决地反对李大钊、明确地力挺张继的背后，反映着国共两党在北京地区的合作与摩擦。在北京，国民党的力量原本非常脆弱，除了在国会及新闻界有国民党人零星的活动外，并没有建立起党组织。1918年以后，卢钊在北京设立“壬戌俱乐部”与“中社”两个小团体。这是1917年护法运动以来，国民党首次在北方成立的外围组织。但直到1920年，加入两个团体的人数并不多。卢钊在向上海国民党本部报告这两个团体的信函(档案号：环09149.1)中提到：钊自七年，同卢君锡卿护法失败来京以后，目睹北京本党凋落情形，即欲联合同志宣传党义……党部初基计三十四人，至今仅余十四，余均以态度未明见摒……到1921年至1922年6月间，孙中山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主持广东革命政权上，未能顾及北方党务。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宣布“改进”国民党，“谋求党务之改进与发展”。与此同时，国会在北京复会，国民党员开始纷纷北上。所以，1923年后，国民党在北京的党务发展较快。国民党人在北京的活动，主要在两个领域：国会和北京各大学。在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中发展党员，主要由谢持和邹鲁等人负责。他们以“中社”为国民党外围组织，发展较为迅速。邹鲁晚年在回忆“中社”发展情形时说：“在这个时期里，除了出席国会外，又和谢持先生做扩展党务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联络北京各大学的青年学生，向他们宣传本党的主义，并先后介绍他们入党……”国民党在北京扩大势力的同时，李大钊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北京各大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大有与国民党“争夺”青年学生之势。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更趋活跃。共产党还组建了另一个青年组织——北京与天津的青年国民俱乐部，力争在青年人中发展成员。这样一来，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发展势头，几乎盖过了国民党，让卢钊等人深感不安。为了对抗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卢钊除扩大“中社”外，还于1923年3月在北京北新华街41号，创建了“民中俱乐部”，宗旨为“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讨论政治问题”，成员“以本党纯粹党员组织之”。这里所说的“本党纯粹党员”，是指具有国民党一党党籍的党员，对于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即所谓的“跨党分子”，坚持采取排斥立场，其简章第二十一条就规定：“确有二重党籍经人揭发者”，即予以除名。可见，在1923年国共商议合作事宜期间，许多地方的国共组织并未合作，甚至还处于对立、冲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以卢钊为代表的北京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对李大钊抱有很深的成见，就不难理解了。特务委员吴玉章深得孙中山信任，为国民党收拾烂摊子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段大家熟悉的话，是毛泽东主席日在延安为革命元老吴玉章补办60寿辰庆祝会上讲的。毛主席说：“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吴玉章是四川荣县人，1878年12月生。他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吴玉章历任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1925年初，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称为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吴玉章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因此，在国民党档案中有很多关于他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记载。入川整顿党务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吴玉章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邀请，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因此和“国父”有了更紧密的接触，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1月—1927年7月)期间，吴玉章受我党委派，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他“奉命”回四川整顿党务、推进国共合作一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现存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一份题为“派吴玉章为四川省党部筹备员”的档案(档案号：汉4044)，这样写道：迳启者：七月三日本会第九十二次会议议决，派执事为组织四川省党部筹备员，务请从速入川，会同石青阳同志筹办一切，俾四川党部得以早日成立以利进行。此致吴玉章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七月四日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日写给吴玉章的公函，任命他为四川省党部筹备员，到四川整顿党务、筹备党部。原来，当时重庆等地由于受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势力压迫，进步刊物被查封，共产党人肖楚女、张闻天等人被驱逐出境，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四川方面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希望国民党中央派人来川整顿国民党党务，促进国共合作。他们点名要的人就是吴玉章。当时，一些地方的国民党组织涣散，地方党部领导人与中央貌合神离，且“隐隐有异志”，以至于“党部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见吴玉章有意入川，有人奉劝他说，四川党部“是个烂摊子”，要整顿“只怕是白费力气”。但吴玉章并不灰心，他决心从基层做起，先把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整顿好。1925年7月，吴玉章等取道广东入蜀。到四川后，他一方面努力健全国民党组织机构，培养革命骨干；另一方面，选派得力干将充任国民党地方党部筹备员，在重庆和周围一些区县建立起区分部，还以“特许”的办法在学校成立特别区分部。这些措施，很快为四川的党务工作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吴玉章还多方筹措资金，开办中法大学，并亲任校长。他还聘请共产党人在学校担任重要职务，这些为在学生中发展革命力量打下了基础。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至日，四川国民党共组建了441个区分部，党员8000余人。这让原本不看好吴玉章的人大为吃惊，纷纷称赞他“手段真高明，像神仙一样”。其实，他们不知道，吴玉章成功的背后，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领导。杨尚昆同志的哥哥、当时重庆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杨闇(同“暗”)公曾在一封写给上级组织的报告中称：“玉章同学(当时中共党员之间常互称同学——笔者注)较返川时要彻底得多了，并能努力工作，且非常切实。对于校义(马克思主义——笔者注)，也非常的明白而有真认识了。此次归川的同学，渠当首屈一指。”成立四川特务委员会1925年底，吴玉章等人作为四川省代表，赴广东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而在四川，国民党右派分子朱叔痴、张赤父等人则趁吴玉章不在，召开四川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企图把省党部从重庆迁往成都。结果，朱叔痴等被国民党中央停职。现存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一份档案(档案号：汉8830)，记录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此事的批复：迳复者：现接报告，以朱叔痴等借开省市党部联席会议，勒将省党部迁移成都，不遵决议，违反纲纪，请停止该临时省党部职权，听候查办……虽然国民党右派分子的阴谋没有得逞，却给吴玉章提了个醒。他意识到必须对省党部进行彻底改组，以纯洁革命队伍。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一路所向披靡。8月，北伐军连克长沙、岳阳，逼近武汉。北伐战争的形势，使拥有庞大军队的四川军阀惶惶不安。而川军的选择，又是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四川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兵员之众，番号之杂，甲于全国”。其中大军阀有杨森、刘湘、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以及袁祖铭，他们各不相让，相互讨伐，而且政治信仰不明确，朝秦暮楚。如何从众多四川军事将领中甄别出哪些是忠于革命的，这成了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的重大课题。看到这种形势，吴玉章致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该会主席谭延闿(字组庵)，提出组织四川特务委员会，并推荐刘伯承等担任特务委员。现存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一份档案(档案号：汉4593)，对此有如下记载：组庵先生同志大鉴：近来川中各将领以我北伐军迭获胜利，多数均有倾向国民政府之趋势，惟其派别复杂，利害互异，应付稍有不慎反致引起纠纷，而为前途之障碍，故拟仿照湖北例组织四川特务委员会，具有公函，请为提出政治会议。至于人选问题，拟推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李筱亭及担任四川临时省党部军人部工作之同志刘伯承。此外如无相当人员，弟亦愿承乏一席。可否？仍请裁酌。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川特派员吴玉章八月二十日吴玉章的想法是：在四川建立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川军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必要时带领义军会师武汉，配合北伐。日，国民党中常会第50次会议讨论吴玉章提议。同日，政治委员会根据吴玉章函请，任命吴玉章、刘伯承、李筱亭为四川特务委员，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助刘伯承顺泸起义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人，少年从军，有勇有谋。他曾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后受命回川发动“川东起义”，组建护国军抗击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到上世纪20年代初，他已是赫赫有名的“川中名将”了。1923年，刘伯承在成都结识吴玉章，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1926年，由吴玉章、杨闇公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与刘伯承相交甚深，在四川革命的紧急关头，吴玉章第一个想到了刘伯承，意欲“携手共济时艰，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吴玉章与刘伯承一起，在四川做的一件最为惊天动地的事，就是1926年底震惊全国的顺(庆)泸(州)起义。顺泸起义影响深远，可以看作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刘伯承是顺泸起义的直接领导者，但他1962年在四川省文史馆看到《顺泸起义记》这部史料后，特别指出：“吴玉章在这次起义中发挥了至为关键作用，当时中共对顺泸起义的指导均是通过他之手而进行的。”起义之前，吴玉章等积极协助刘伯承在川军中开展工作，他利用以前与军阀的关系，分头做工作，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驻扎在南充的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但这位标榜“进步”的军阀，实则最不进步。经过摸底，吴玉章发现，何光烈原来还是一家工厂的老板，他的工厂里发生过共产党组织的工人罢工，所以，他对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恨之入骨。吴玉章虽最终劝说不成，却成功地将何光烈手下的两个旅长拉入了革命阵营。接着，吴玉章又做起了大军阀袁祖铭手下两个师长的工作，后成功将其中一人收编。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革命势力顺长江迅速发展。四川军阀刘湘、杨森、赖心辉等派代表沿江东下，向北伐军“表诚意”。北伐军对刘湘、赖心辉等委以军职，但他们心存观望，迟迟不就职。四川情势仍然云山雾罩，极不明朗。当时，中共中央复信重庆地委，同意策动四川军阀起义，以“加速军阀政治之崩坏”。9月28日，刘伯承等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在顺庆和泸州发动起义。会议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各路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11月中旬，刘伯承与朱德、杨闇公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家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在川组织暴动的最后决定。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杨闇公为书记，刘伯承、朱德为委员。经过反复讨论，提出具体计划，并将起义时间暂定在12月5日。现存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一份刘伯承给国民政府秘书处近3000字的军事报告，对起义经过进行了详细记载：四川陆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所属旅长秦汉三、杜伯乾两同志，三月以前各于部队内作党义宣传，光烈禁之，汉三、伯乾更秘密从事于党的组织……现值我党军北伐胜利，革命潮流高涨之际，其工作已成不可掩之事实。光烈十分危惧，一面严令解散党的组织，一面分调汉三、伯乾与其部队分离，拟谋杀之……在此情形之下，12月1日，泸州城先打响了起义的枪声。12月4日清晨，起义军胜利占领顺庆城。12月10日中午，在刘伯承主持下，顺泸地区起义军7000余人在顺庆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并通电全国。当时在武汉的吴玉章，得知顺泸起义，十分兴奋，发来慰勉电：“诸同志内遭环境压迫，外受潮流之激荡，偏师以来，薄海腾欢，奋斗精神，足使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寒心破胆，革命勋功，信当永垂史册。”但很快，起义军被四川军阀组织的数万部队包围，激战数日，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顺泸地区。后来，这支队伍编入国民革命军，投入了北伐战争。赴鄂整军理财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组成民国中央党政临时联席会议。12月17日，吴玉章被临时联席会议委派为特派员，赴鄂西视察党务、军事及社会情形。这时的吴玉章，可说是临危受命。当时，北伐军刚攻克宜昌就出了状况。宜昌的各方军队很复杂，有贺龙率领的湘西民军，有新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黔军王天培、杨其吕部，还有后来以反共著称的湘军何键的第三师等。几方为争夺驻地、军械、给养摩擦不断，民众叫苦不迭。就在吴玉章获命的当天，宜昌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抢劫和武装冲突。这不仅威胁到当地的安定环境，还使武汉政府的收入来源缺乏安全保障。抵达宜昌后，吴玉章分别会晤了宜昌军政当局，严令军队不得干涉民政财政，并严肃军纪，杜绝了扰民事件的发生。针对“商旅滞涩”的情况，吴玉章推动恢复川鄂长江航运，保证了长江上游交通的顺畅。当时，在宜昌的地主和商人中间有传言称，宜昌的骚乱主要是贺龙部队的问题，发生枪战也与贺龙部队有关。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吴玉章不露声色地暗查了宜昌骚乱的来龙去脉，并向中央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调查鄂西军队劫夺暴行事报告书》。这份档案现存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吴玉章在报告中写道：“十七日午，因缴北军械，发现枪声，登时枪声四起，被缴械之兵与缴械之兵遂乘机抢劫，秩序大乱，继以搜索枪械为名，肆行掠夺，城内外各商店住户被劫者几十有六七……”文中所提“北军”为贺龙部，这段文字足以表明，发生枪战的过错并非全在贺龙军队一方。而国民党党史馆的另一份档案可说做了进一步的印证。这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写给吴玉章的一封信。王天培当时在行军途中听到枪战的消息后，“于即夜赶至，极力镇抚，并将查获之不法军民分别处决”，他还自责称“弟未能先事预防，良用抱疚”。这说明王天培的部队也参与了枪战和骚乱。事情到了这里，已经水落石出。不过，贺龙部队“名声差”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贺龙带领的部队是最倾向于国民党左派的，因而深受国民党右派分子嫉恨。何键等军阀与一些地主、商人极力鼓动国民党中央对贺龙部采取措施。他们甚至劝说吴玉章，让其参与消灭这支部队。好在吴玉章沉着应对，一边制止何键的险恶企图，一边设法调离贺龙部。他在打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称“人民极盼将该军他调”，这其实也是在掩护贺龙部。吴玉章还提出调离贺龙部队的条件，即由宜昌的地主和商人拿出400万银元，作为军费。这样，既部分缓解了武汉政府的财政压力，又让贺龙部队逃离险境，为革命保存了火种。1927年，吴玉章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他赴苏联学习，1938年回国。1939年，吴玉章赴延安，任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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