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句&观开江跑冰排 & &&&&和风送暖入心怀，柳吐新芽杏又开。 &&&坝底春潮封不住，涛声阵阵破冰来。
&&&&&&&&&如梦令&新春 &&&&&&&&喜气千家万户 &&&&&&&&互祝春又同路 &&&&&&&岁月太匆匆 &&&&&&&&多少时光飞度 &&&&&&&&回顾& &&&&&&&回顾 &&&&&&&仍有憧憬无数 &&&&&&& &
& &&&&&&&&绝句&&春行 &&&&&约春紫陌复山行，满地花香脚步轻。 &&&&来日风吹阴雨散，云峰登上最高层。&&&&&&&& & &&&& &
&&&&&&&&&&&& &&&&&&&&&&&&&&&&&&&&&&&&&长相思&&春归 & &&&望春归&盼春归杨柳重重听子规梦中千百回 & &&&盼春归&望春归至此春时归不归心生双翼飞 &&& & &&
&&&&&&&&&&& &&&&&&&&&&&&&&&&绝句&春行 & &&约春紫陌复山行，满地花香脚步轻。 & &&来日风吹阴雨散，云峰登上最高层。
& &&&&&卜算子回家 &&冷雪没双膝&霜落沾衣帽&一路蹒跚向故园&情满乡关道 &&老树抱村合&老舍炊烟绕&翘首苍颜白发娘&等在门前笑 & &
&&&&&&& &上联：白浪滔滔，洗涤三生妄念 & &下联：激流滚滚，推翻万载狂澜[转载]一生是学生——于敏自传&（15）
十五、白狼河边执教鞭
我爸爸的族侄干了一任福山县太爷，刮了多少，不得而知。他又用2000元银洋，买来另一肥缺，石岛的渔税局长。来信，请他的族叔去帮忙。石岛是山东有名的渔港，传闻有三多：鱼虾多，栀子花多，妓女多。当然这些都与老爸无缘。他兴致勃勃地去了，因为渔税局坐地收钱，侄子得大益，他也沾小光。这大概是1932年秋末的事，我还在外贸行里供职。人去了很久，却没有音信回来。妈妈望眼欲穿，我也心魂不安。
接近年关的时候，邮员忽然送来一封很厚的平安家书。这里要解释一下。按那时习俗，在外之人，写家信时必须在信封上写自己的名字，缀以平安家书四字。这封厚信远不是平安的，因为他和族侄险些丧命在渔叉之下。这年冬季风浪特大，渔民冒险远航，却网不到多少鱼。衣食尚且不足，哪有钱交税。沿海的渔村点点相连，有自己的行帮组织。他们合计之后，向税局要求免税。嗬，免税？局长正等税银，为他再一步高升作铺垫呐。渔民再三请求，税局严令不准。一天傍亮，数百渔民和渔妇，男的手持鱼叉和铁锹，女的挥舞勺子和菜刀，重重包围了税局。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他们闯入税局，捆绑了局长和族叔，以及所有官吏。声言若不免税，拿人开刀。老爸看命在旦夕，不免仰天长叹：“想不到我于西明今天……”想不到这个“于”字却起了化险为夷的作用。原来渔民的头目叫于老洪。既是本家，有话好说。老爸和局长被解绑，于是谈判，免税，平息众怒。
老爸一生有三大奇迹：一是沉船不死，二是扳活罐头厂，三即渔港脱险。这三大奇迹是他逢人必讲的，而听众中恰有好友王斌。他于写成两个电影剧本之后，有意将渔民抗税的故事拍一部影片。田方和我都大为赞成。王斌苦战了两个多月，剧本写成，定名《海葬》。在国民党的电影检查制度下，怎敢写渔民抗税，只能曲为之说。天一公司通过了剧本，并请王斌为导演。他物色了演员，有田方、刘莉影、符保罗、陈天国、苏菲等，迅即组成了摄制组，要经烟台去石岛拍外景。
我离家将及三年，很想回去看看母妹。请假，不允，我索性辞职，决意与《海葬》摄制组同船北上。我有一朦胧的希望，更是王斌和田方的希望。西北电影公司的组建又在筹议中。若成，王、田一定去的。这自然也可以成为我的一条路。
海天茫茫，家乡在望。小院依然，小屋依然，妈妈渐老，小妹渐大，老爹还是离不开他的烟灯。回到烟台，立刻感受到地方的闭塞，反而怀念上海了。远啊远了。
我家的小院和五间房，和周围一片房舍一样，是张家的财产。干儿住，干娘当然不收房租。干娘，就是我的张奶奶去世，张婶的脸就拉长了，声言要收回房子。另租房舍，在老爸是划不来的，所以他有意迁回潍县。
闭塞的环境，闭塞的耳目，闭塞的心。王斌拍完外景，即从石岛返沪。《海葬》制作完成，送审时受到无情的删剪。左翼影评给予很好的评价，不幸票房的钱柜却相当空。老板拉长脸，导演铺盖卷。这些情况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王兄先由于忙，后由于失意，一直没有来信。海天茫茫，我生命之路更是茫茫。苦熬到秋季，我决意仍去上海。不知王斌是否仍住原处，我下船以后，先在一小馆用餐，餐毕出门，见一人匆匆走来。鹿皮甲克，嘴上小烟斗，啊，上帝保佑，正是王斌。
电影厂回不去了。西北电影公司仍是幻影。怎么办？流浪。带来的钱很快用光，只得不时到朋友家沾光。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无告最艰难的时期。大上海仍在醉生梦死，华北五省可能以自治的形式落入日本的魔掌。北京爆发了震惊天下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学生响应。我虽腹内空空，却也热血沸腾。蒋光头慌了手脚，他的锦囊妙计只是卖国求和，一面则调集大军，加紧围剿工农红军。
我病了，由感冒变成肺炎，高烧和咳嗽不止。王斌无奈，只得送我去医院。在出租汽车上，他紧抱我的肩头，头靠在我的头上，关心痛爱之情甚于亲兄弟，至今思之，仍觉温暖。我的表兄瞒着我发了电报，老爹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万全之策只能是回家疗养。家？他们无法在烟台定居，已经回了潍县的老家。
我的二伯父是县城里有名的中医。他的住处时常客人不断，就诊的，问医的，送礼品的。他也吸大烟，烟灯可以公然昼夜亮着，不必隐藏，因为他曾治愈不少的地方权贵。收来的礼品堆满客堂间，但是从不动用。有一次大发善心，赐我一盒，打开，里面的甜食已经变得比石头更硬。他悉心为我诊治，我见他的处方里用了最凉的药，石膏。但我的高温始终不退，也不停地撕肝裂肺的咳嗽。
我能好起来么？我终于慢慢康复了。我下地，走动，活了，渐渐能走上城头，茫然望着偌大一片灰色屋顶，或者来到城外的白狼河边，在垂杨林里，在青草坪上活动肢体。和病魔苦斗了三个月，活了，可是我的活路在哪儿？
若干年前，距县城约十里，有教会办的文华大学，几年之后，大学停办，又在原址办起一所中学，名广文。听说中学继承了大学的图书馆，所藏中外书籍很多。我油然心动。若能到那图书馆供职，我淹死在那书海里有多好。谁能引荐呢？没有。我冒然给校长崔上书，讲明了我的情况和愿望。得回信，约我面谈，大喜。崔校长看来是一位忠厚长者。他认识我已故的叔爷爷，说齐鲁大学的学友都称他为老学长。可能沾了亡灵之光，校长接受了我的自荐，只是图书馆已有人，我可以教初中英语，并帮助办校刊。
学校地处小河边，河两岸是广阔的青青粮田。有大操场和球场，每天要在这里举行升旗礼。教职员宿舍和学生宿舍是栉比成排的小平房。我订制一套中山服，穿上，在宿舍小屋的门玻璃前照照，颇为潇洒的一个中学教师。可叹这教师是廉价的，月薪只30元，其他正式的教师则是60元。我既心酸，又满意。我月用10元足矣，还有20元奉献妈妈。我想起李密《陈情表》里的话：“乌屋之情，愿得终养。”不过我无意在这河边柳林里筑巢，有机会还是要飞。我到图书馆，果然藏书很多。馆员之一的姑娘热情地为我介绍了情况。谈及家世，她原来是我从未见面的远房姑妈。这亲我是很愿认的，为了借书的方便。
中学一年级的英语又好教又不好教。从简短的单句教起，“I am a boy”, “You are a girl”,
实在引不起十多岁少年的兴趣。我求成心切，未免失之于严厉。学生们为我起外号，曰“三光”，即头发光，眼睛光，皮鞋光。呜呼，“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也。办校刊，在我则是易入反掌。学校有什么重要活动，就写成短讯，印成16开的册子，分寄新老校友。我只管发稿，跑印刷厂，分寄刊物则由办公室管。校长高兴，因为反映不错。有一位国文老师甚至夸我，说文风有如梁任公。我听着顺耳，但是不信。梁氏的文章汪洋恣肆，慷慨淋漓，自成风格，是难于企及的。
可喜有暑假，可喜我能去探望小姑妈。她在铁路小学教书，报酬不薄，生活优裕，但是30多岁了还独身一人。不闻她有独身主义宣言。那么是何原因，小辈不好探听。我的大伯父也在青岛，给某大财东管一片房产。我去了住处不愁。金黄的沙滩，碧蓝的海水，雪白的细浪，投身入水，自可洗去一切烦恼。我差不多每下午到姑妈家晚餐，谈笑甚欢。在所有姑妈姨妈中，我最爱的是这位于淑宜姑姑。她庄重沉静，不苟言笑。她那一手挥洒淋漓的毛笔字，见了的都赞不绝口。见了她，平时木讷的我，话也多了，人也活了。使我气恼的是有一位中学的训育主任，时常来姑妈家晚餐和闲谈。此人板正的身态，板正的面孔，的确是训育主任的好材料。我当然知道，这角色是国民党党部派下来的，必然是国民党员。九成是一个CC分子。时在“一二九”之后，我故意当他的面盛赞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大骂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北平军头用大刀和水枪镇压学生。他默默听着，不置可否。小姑姑也默默听着，绝不插言。我怀疑这个有家室的人有意于姑妈，当然也不好问的。姑妈则鼓励我去中学探望他，意思是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助力。罢了，我饿死也不登他的门。
1936年夏，吴永刚率摄影组，到青岛拍《黄海大盗》外景。同来的有王人美、刘琼、田方、严斐等演员。我见到他们，十分愉快。特别是田方，我从他那儿听到隔别已久的王斌的情况。听那意思，西北电影公司似有从幻影化为真实的可能。这情况引起我一线希望，若有可能，我又可能离开这死气沉沉的故乡。他们每次下海游水，都有我陪伴。当旱鸭子，我展不开翅膀；当水鸭子，我自然浮沉自若，比他们强多了。
在中学校，我渐渐有了一些朋友。有同是初中英语教员的李，有校内小商店的高，有老国文教师的吕。老教师颇喜吟咏，拿他自写的一本大册给我看。我也学会世故，说读他的诗如沐和风。问他最喜欢谁的诗，他说杜牧。我也就盛赞小杜的七律和绝句。“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当然是好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也都是好的。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小杜比老杜浅多了。最有意思的是军训教官。此人短小精干，军装笔挺，腰间挂有蒋中正赐的小剑，是要他们必要时成仁用的。我拔鞘看过，很钝。用它成仁，倒不及一颗子弹痛快。他新婚，以为妻子是天下第一美女，殷勤请大家到他家中，由妻子热情地捧茶敬客。在他的敦促下，我也只好参加每晨的升旗礼，听他们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有一位姓徐的数学教师，看样子是个虔诚的国民党员。“七君子”被捕时，我当他的面说：“他们爱国，何罪之有！”他怫然，说：“乱说乱动的统统得抓起来。”我说：“你能抓得了么？”他拂袖而去，倒也没有加害于我。
在这个环境里，我工作轻松，生活安定，但是压不下很深的孤独感，只能拿书填充空虚的灵魂。没人指引，没人交谈，虽然读书不少，可叹没有系统。
这年12月13日一早，在教员食堂里，人们在抢着看一张报纸。我侧目一瞥，原来头版头条有大黑体字标题：“张杨举行兵谏！”副题是“提出八项主张”。这就是春雷一声的“双十二事变”。我虽一向关心时局，但是当地报纸提供的消息有限。蒋介石被扣，实在是大快我心。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举双手赞成。数学教师大为愤怒，拉着军事教官说要去参军。人们议论纷纷，惊惶万状，似乎天要塌下来。县党部和县政府召集各校学生。军事教官率领全校学生进城，全校教员同往。我也心神不安地跟着队伍。县署门前挤得水泄不通，黑鸦鸦一片人头。一个穿中山装的人走出大门，站在台阶高处，挥动一只胳膊，声嘶力竭地讲话。他大骂一通捣乱分子，显然意指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
我天天注意报纸。何应钦向西安调兵，宋美龄和美国顾问端纳飞西安，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陪蒋介石飞回南京。我一直担心打内战，给日本乘虚而入的机会。至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报纸上却一个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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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白狼河边执教鞭
我爸爸的族侄干了一任福山县太爷，刮了多少，不得而知。他又用2000元银洋，买来另一肥缺，石岛的渔税局长。来信，请他的族叔去帮忙。石岛是山东有名的渔港，传闻有三多：鱼虾多，栀子花多，妓女多。当然这些都与老爸无缘。他兴致勃勃地去了，因为渔税局坐地收钱，侄子得大益，他也沾小光。这大概是1932年秋末的事，我还在外贸行里供职。人去了很久，却没有音信回来。妈妈望眼欲穿，我也心魂不安。
接近年关的时候，邮员忽然送来一封很厚的平安家书。这里要解释一下。按那时习俗，在外之人，写家信时必须在信封上写自己的名字，缀以平安家书四字。这封厚信远不是平安的，因为他和族侄险些丧命在渔叉之下。这年冬季风浪特大，渔民冒险远航，却网不到多少鱼。衣食尚且不足，哪有钱交税。沿海的渔村点点相连，有自己的行帮组织。他们合计之后，向税局要求免税。嗬，免税？局长正等税银，为他再一步高升作铺垫呐。渔民再三请求，税局严令不准。一天傍亮，数百渔民和渔妇，男的手持鱼叉和铁锹，女的挥舞勺子和菜刀，重重包围了税局。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他们闯入税局，捆绑了局长和族叔，以及所有官吏。声言若不免税，拿人开刀。老爸看命在旦夕，不免仰天长叹：“想不到我于西明今天……”想不到这个“于”字却起了化险为夷的作用。原来渔民的头目叫于老洪。既是本家，有话好说。老爸和局长被解绑，于是谈判，免税，平息众怒。
老爸一生有三大奇迹：一是沉船不死，二是扳活罐头厂，三即渔港脱险。这三大奇迹是他逢人必讲的，而听众中恰有好友王斌。他于写成两个电影剧本之后，有意将渔民抗税的故事拍一部影片。田方和我都大为赞成。王斌苦战了两个多月，剧本写成，定名《海葬》。在国民党的电影检查制度下，怎敢写渔民抗税，只能曲为之说。天一公司通过了剧本，并请王斌为导演。他物色了演员，有田方、刘莉影、符保罗、陈天国、苏菲等，迅即组成了摄制组，要经烟台去石岛拍外景。
我离家将及三年，很想回去看看母妹。请假，不允，我索性辞职，决意与《海葬》摄制组同船北上。我有一朦胧的希望，更是王斌和田方的希望。西北电影公司的组建又在筹议中。若成，王、田一定去的。这自然也可以成为我的一条路。
海天茫茫，家乡在望。小院依然，小屋依然，妈妈渐老，小妹渐大，老爹还是离不开他的烟灯。回到烟台，立刻感受到地方的闭塞，反而怀念上海了。远啊远了。
我家的小院和五间房，和周围一片房舍一样，是张家的财产。干儿住，干娘当然不收房租。干娘，就是我的张奶奶去世，张婶的脸就拉长了，声言要收回房子。另租房舍，在老爸是划不来的，所以他有意迁回潍县。
闭塞的环境，闭塞的耳目，闭塞的心。王斌拍完外景，即从石岛返沪。《海葬》制作完成，送审时受到无情的删剪。左翼影评给予很好的评价，不幸票房的钱柜却相当空。老板拉长脸，导演铺盖卷。这些情况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王兄先由于忙，后由于失意，一直没有来信。海天茫茫，我生命之路更是茫茫。苦熬到秋季，我决意仍去上海。不知王斌是否仍住原处，我下船以后，先在一小馆用餐，餐毕出门，见一人匆匆走来。鹿皮甲克，嘴上小烟斗，啊，上帝保佑，正是王斌。
电影厂回不去了。西北电影公司仍是幻影。怎么办？流浪。带来的钱很快用光，只得不时到朋友家沾光。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无告最艰难的时期。大上海仍在醉生梦死，华北五省可能以自治的形式落入日本的魔掌。北京爆发了震惊天下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学生响应。我虽腹内空空，却也热血沸腾。蒋光头慌了手脚，他的锦囊妙计只是卖国求和，一面则调集大军，加紧围剿工农红军。
我病了，由感冒变成肺炎，高烧和咳嗽不止。王斌无奈，只得送我去医院。在出租汽车上，他紧抱我的肩头，头靠在我的头上，关心痛爱之情甚于亲兄弟，至今思之，仍觉温暖。我的表兄瞒着我发了电报，老爹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万全之策只能是回家疗养。家？他们无法在烟台定居，已经回了潍县的老家。
我的二伯父是县城里有名的中医。他的住处时常客人不断，就诊的，问医的，送礼品的。他也吸大烟，烟灯可以公然昼夜亮着，不必隐藏，因为他曾治愈不少的地方权贵。收来的礼品堆满客堂间，但是从不动用。有一次大发善心，赐我一盒，打开，里面的甜食已经变得比石头更硬。他悉心为我诊治，我见他的处方里用了最凉的药，石膏。但我的高温始终不退，也不停地撕肝裂肺的咳嗽。
我能好起来么？我终于慢慢康复了。我下地，走动，活了，渐渐能走上城头，茫然望着偌大一片灰色屋顶，或者来到城外的白狼河边，在垂杨林里，在青草坪上活动肢体。和病魔苦斗了三个月，活了，可是我的活路在哪儿？
若干年前，距县城约十里，有教会办的文华大学，几年之后，大学停办，又在原址办起一所中学，名广文。听说中学继承了大学的图书馆，所藏中外书籍很多。我油然心动。若能到那图书馆供职，我淹死在那书海里有多好。谁能引荐呢？没有。我冒然给校长崔上书，讲明了我的情况和愿望。得回信，约我面谈，大喜。崔校长看来是一位忠厚长者。他认识我已故的叔爷爷，说齐鲁大学的学友都称他为老学长。可能沾了亡灵之光，校长接受了我的自荐，只是图书馆已有人，我可以教初中英语，并帮助办校刊。
学校地处小河边，河两岸是广阔的青青粮田。有大操场和球场，每天要在这里举行升旗礼。教职员宿舍和学生宿舍是栉比成排的小平房。我订制一套中山服，穿上，在宿舍小屋的门玻璃前照照，颇为潇洒的一个中学教师。可叹这教师是廉价的，月薪只30元，其他正式的教师则是60元。我既心酸，又满意。我月用10元足矣，还有20元奉献妈妈。我想起李密《陈情表》里的话：“乌屋之情，愿得终养。”不过我无意在这河边柳林里筑巢，有机会还是要飞。我到图书馆，果然藏书很多。馆员之一的姑娘热情地为我介绍了情况。谈及家世，她原来是我从未见面的远房姑妈。这亲我是很愿认的，为了借书的方便。
中学一年级的英语又好教又不好教。从简短的单句教起，“I am a boy”, “You are a girl”,
实在引不起十多岁少年的兴趣。我求成心切，未免失之于严厉。学生们为我起外号，曰“三光”，即头发光，眼睛光，皮鞋光。呜呼，“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也。办校刊，在我则是易入反掌。学校有什么重要活动，就写成短讯，印成16开的册子，分寄新老校友。我只管发稿，跑印刷厂，分寄刊物则由办公室管。校长高兴，因为反映不错。有一位国文老师甚至夸我，说文风有如梁任公。我听着顺耳，但是不信。梁氏的文章汪洋恣肆，慷慨淋漓，自成风格，是难于企及的。
可喜有暑假，可喜我能去探望小姑妈。她在铁路小学教书，报酬不薄，生活优裕，但是30多岁了还独身一人。不闻她有独身主义宣言。那么是何原因，小辈不好探听。我的大伯父也在青岛，给某大财东管一片房产。我去了住处不愁。金黄的沙滩，碧蓝的海水，雪白的细浪，投身入水，自可洗去一切烦恼。我差不多每下午到姑妈家晚餐，谈笑甚欢。在所有姑妈姨妈中，我最爱的是这位于淑宜姑姑。她庄重沉静，不苟言笑。她那一手挥洒淋漓的毛笔字，见了的都赞不绝口。见了她，平时木讷的我，话也多了，人也活了。使我气恼的是有一位中学的训育主任，时常来姑妈家晚餐和闲谈。此人板正的身态，板正的面孔，的确是训育主任的好材料。我当然知道，这角色是国民党党部派下来的，必然是国民党员。九成是一个CC分子。时在“一二九”之后，我故意当他的面盛赞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大骂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北平军头用大刀和水枪镇压学生。他默默听着，不置可否。小姑姑也默默听着，绝不插言。我怀疑这个有家室的人有意于姑妈，当然也不好问的。姑妈则鼓励我去中学探望他，意思是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助力。罢了，我饿死也不登他的门。
1936年夏，吴永刚率摄影组，到青岛拍《黄海大盗》外景。同来的有王人美、刘琼、田方、严斐等演员。我见到他们，十分愉快。特别是田方，我从他那儿听到隔别已久的王斌的情况。听那意思，西北电影公司似有从幻影化为真实的可能。这情况引起我一线希望，若有可能，我又可能离开这死气沉沉的故乡。他们每次下海游水，都有我陪伴。当旱鸭子，我展不开翅膀；当水鸭子，我自然浮沉自若，比他们强多了。
在中学校，我渐渐有了一些朋友。有同是初中英语教员的李，有校内小商店的高，有老国文教师的吕。老教师颇喜吟咏，拿他自写的一本大册给我看。我也学会世故，说读他的诗如沐和风。问他最喜欢谁的诗，他说杜牧。我也就盛赞小杜的七律和绝句。“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当然是好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也都是好的。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小杜比老杜浅多了。最有意思的是军训教官。此人短小精干，军装笔挺，腰间挂有蒋中正赐的小剑，是要他们必要时成仁用的。我拔鞘看过，很钝。用它成仁，倒不及一颗子弹痛快。他新婚，以为妻子是天下第一美女，殷勤请大家到他家中，由妻子热情地捧茶敬客。在他的敦促下，我也只好参加每晨的升旗礼，听他们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有一位姓徐的数学教师，看样子是个虔诚的国民党员。“七君子”被捕时，我当他的面说：“他们爱国，何罪之有！”他怫然，说：“乱说乱动的统统得抓起来。”我说：“你能抓得了么？”他拂袖而去，倒也没有加害于我。
在这个环境里，我工作轻松，生活安定，但是压不下很深的孤独感，只能拿书填充空虚的灵魂。没人指引，没人交谈，虽然读书不少，可叹没有系统。
这年12月13日一早，在教员食堂里，人们在抢着看一张报纸。我侧目一瞥，原来头版头条有大黑体字标题：“张杨举行兵谏！”副题是“提出八项主张”。这就是春雷一声的“双十二事变”。我虽一向关心时局，但是当地报纸提供的消息有限。蒋介石被扣，实在是大快我心。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举双手赞成。数学教师大为愤怒，拉着军事教官说要去参军。人们议论纷纷，惊惶万状，似乎天要塌下来。县党部和县政府召集各校学生。军事教官率领全校学生进城，全校教员同往。我也心神不安地跟着队伍。县署门前挤得水泄不通，黑鸦鸦一片人头。一个穿中山装的人走出大门，站在台阶高处，挥动一只胳膊，声嘶力竭地讲话。他大骂一通捣乱分子，显然意指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
我天天注意报纸。何应钦向西安调兵，宋美龄和美国顾问端纳飞西安，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陪蒋介石飞回南京。我一直担心打内战，给日本乘虚而入的机会。至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报纸上却一个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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